印尼海底千年沉船捞出7万件中国文物,对方要价3亿,最后怎么样?
在中国古代史中,不管是海上丝绸之路或是陆上丝绸之路都被看作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当今的实际情况,想要再现古代的丝绸之路似乎难度颇大,不过这样的优良历史传统自然是不会被历史淘汰,由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复兴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如今备受世界瞩目。
距离“一带一路”的提出距今也有三年了,再回顾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时的内容,我们会注意到在这次开幕式演讲上专门提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千年沉船“黑石号”。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什么提到这艘沉船,它有什么样的故事?查阅文献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这艘黑石号根据推算可能是在中国唐朝时期的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打捞之时船上载有的中国文物多达7万件,面对如此庞大的文物数量,中国相关博物馆也对这艘沉船曾经提出购买意愿,可惜由于对方开价高达3亿,经过综合考虑中国方面不得不放弃。
最早发现黑石号的并不是印尼人,而是一名德国水泥厂的老板组织打捞。随着沉船的打捞不断深入,在船上发现的瓷器和金银制品越来越多,最终将近7万件文物被打捞出来,其中有90%以上的文物都是瓷器,而且几乎都来自于中国,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艘从中国启航的船只。
从中国启航的并且装满中国货物的船只是否一定就是古代中国的航海船只?很多专家在沉船被打捞以后对船体本身进行考察,发现这艘船只应该是阿拉伯地区的船只,根据船只的结构判断这是阿拉伯的单桅缝合商船,因而应该是一艘从阿拉伯来到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只,这也恰恰证明了在中国古代确实存在着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繁荣程度从这艘沉船就显而易见了。
很快黑石号就传遍全世界,美国人甚至称黑石号是一次“中国制造”的最好展示。就在所有人都只关注黑石号经济效益之时,国内的文物界皱紧眉头,很担心印尼方面通过拍卖将这批沉船文物流通到市场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国内多家博物馆商议决定对印尼方面提出购买意向,然而在价格方面分歧似乎不小,2002年印尼提出4000万美金的购买价格,这在当时换算人民币高达3亿,在当时几乎是天价,并且印尼方面还有其他诸多附加条件,最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交易取消。2005年新加坡圣淘沙公司通过3200万美元买下了这艘沉船和船上文物,黑石号最终落户新加坡。
对于国内文物界来说,黑石号没能最终落户中国是可惜的,但万幸的黑石号落户的是新加坡,不是欧美帝国主义,新加坡也属于华人文化圈,因此新加坡人或许对于这些文物的感情也会近似于国人。虽然网上很多人对于这种说法不认同,甚至认为这是民族的悲哀,国家的耻辱这一类偏激的说法。
说到底是这一类人对于这艘沉船的认识不足,首先沉船并不是中国的,船上的中国货物也已被买走,只是归途遇到意外沉了,何来民族的悲哀?国内文物界也提出购买方案,然而对方要价不合理,非我们过错,何来国家耻辱一说?考古不分国界,对于黑石号来说它的最大历史使命就是展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而不是被用作民族争斗的武器。
2005年4月至2007年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巩义白河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窑遗址位于巩义市北山口镇,主要分布在水地河村和白河村一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那么你看到的可能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时代留下来的碎瓷残骸。这些瓷多半来自福建泉州的德化和江西的景德镇。
宋元时期福建的泉州为起点的海丝路曾经让中国吞吐过世界财富,一直到郑和下西洋时达到最高潮,然后猝死,锁国开始。
陈蕙慧翻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我很久之前就已经看完了,但一直没有时间写个感受。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哪些因素呢?
树耳可以说是一个孤儿,他最终也许会成为一代陶艺大师。虽然书中没有写,但是凭借这本书里面的对他言行的描写,这样的人生也并不意外。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和鹤人在一起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鹤人给予的他很大的影响。鹤人,他的人生经历从一位富裕的人变成现在的跛脚寄居在桥洞里,这起伏变化,就是一笔财富。他给树耳讲故事,告诉树耳很多生存的技能,他的见识,阅历,都对树耳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也让我思考,我们究竟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眼界决定着孩子的未来。如果我们站的不够高,望的不够远,孩子怎么可能看到更远的远方呢,怎么可能有更大的理想目标呢?
还有明师傅夫妇二人。明师傅明显的就是非常传统的父亲形象,而明太太呢,就是典型的慈母形象。在这样两个人的身边成长,无疑当中弥补了树耳从小缺乏父母疼爱,关爱。
康师傅对陶艺的创新,大使的正直,这些都会让树耳对人,对社会,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影响。
这本书看似写的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但背后的教育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清洁除垢
出水海捞瓷器开始脱盐处理及修复之前,必须首先将瓷器的表面、断损碴口、裂缝部位的各种污垢、杂质清理去除干净,为后续的保护修复工艺实施提供良好条件。
目前业内通常采用以下几种基本的清洁方法:
1.皂液洗涤法。对器物表面的油垢和可溶性的污物,可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溶液浸泡洗刷待修复器物。此方法是古陶瓷清洁工艺中最常用的方法,适合大部分器物的清洁。
但对于釉面破损严重、釉上彩粉化褪色严重的器物则禁.止采用此法,避免这类器物遇水后酥解,及彩绘纹饰遇水洗而遭毁坏。
2.机械清除法。用小型超声波清洗机、电动刻笔刀、毛刷和铜刷等工具清除器物上的污垢。对那些不宜采用水洗、酸洗和浸泡方法进行清洁处理的器物、以及钙质附着物严重的器物,可采用此方法但不适用于胎质松软或风化严重的器物。
3.化学除垢法。用盐酸或甲酸等化学药剂来清除瓷器表面的碳酸钙、镁等附着物和面层的氧化铁等污垢。选用化学除垢法做清洁时,必须注意该试剂不能对器物本体带来破坏。可使用少量多次的方法进行,且易于后期去除引入的试剂。
4.有机溶剂去污法。用毛笔或棉球蘸取有机溶剂,擦拭器物表面和修复部位,以达到清除各种杂质和油渍的作用。常用的有机溶剂有:汽油、乙醇、丙酮和乙醚。我们通过事先了解每件海捞瓷器的胎质、彩绘纹饰及破损情况,确定其可适用的清洁方法和清洁剂,而后才开始实施清洁工作。
无论决定采用哪种清洁方法,都应该以不伤害器物为基本原则,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对计划采用的方法没把握,则必须先在同类型碎瓷片等替代品上进行相关实验,得出结论后再在待修复的瓷器物件上实施。
我们对青花和龙泉之类釉下彩瓷器的普通污渍,采用稀释后的碱性溶液浸泡,浓度和时间视污渍的情况而定。
随后清水漂洗,用猪鬃刷蘸皂粉轻轻洗刷,最后再用温水冲洗干净。对于那些因透过破损釉层深入胎质的污渍,直观呈现出海捞瓷独特的痕迹,我们本着尊重历史信息的宗旨,予以适当保留,以体现其历史真实性、可读性。
对于那些由非专业人员修补过的、必须重新拆洗修复的瓷器,先将原粘补部位浸入丙酮内三至五小时化开填充冲线、粘接破损的502胶水。
再将其浸入热水中,加少许碱,-般只需10~20分钟,粘接处便会自动脱落。“.冲口”中的污垢则用棉花搓成条状,用滴管注入浓硝酸,饱浸度为80%~ 90%,敷在”冲口”之上,再用塑料膜封上,隔日开封即可去除。
我们清洗釉上彩海捞瓷时,为避免脱彩状况继续恶化,只能用药棉条蘸稀硝酸小面积逐步擦洗,然后再用清水轻轻冲干净。
另外,冬季洗刷薄胎瓷器的时候,要注意控制好水温,以防止冷冻和遇热爆裂。洗刷瓷器最好用木盆和塑料盆,切忌不能用瓷盆和水泥盆,以免瓷器撞伤破损。
扩展资料:
海捞瓷的特点
瓷器沉入海底后,海底生物在瓷器上必然经过附着、生存、死亡的过程, 并随瓷器一起经受海流冲击,最终被泥沙掩埋,因此,能在瓷器上"寄生”下来的海底生物残留体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看上去“干”“老”,近期才”乔迁新居”的海底生物遗存基本没有。
经过上百年时间,能在瓷器上"寄生”下来的海底生物残留体已完全钙化,有的已成化石状,没有新鲜感。扳开个别海底生物残留体观察,会发现里外钙化程度相同,色泽基本一致,嗅之无异味,且基本没有锐角及特别突出的部位。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有些瓷器由于刚好掉入海底岩石或珊瑚礁缝隙中, 受海流、泥沙冲击影响较小,一些海底生物如珊瑚类还能在瓷器上长成一定的形状。
瓷器来源于瓷社,与碳酸钙类矿物质有很好的物理亲和力, 而海水中含有大量的碳酸钙类矿物质,海流运动和温度变化会使海水中这些盐类物质逐渐集结在瓷器表面并沉积下来。
因瓷器表面釉层坚硬光滑,附着在瓷釉上的- -些沉积物并不牢固,出水后用指甲也可以刮掉部分.利用渗透原理,以稀盐水浸泡这些瓷器数日后。
瓷器表面那些盐类沉积物会逐渐剥落,个别附着较牢固的海底生物残留体,用超声波清洗机进行清洗, -般都可清理干净。假海捞瓷多是将新瓷器装入网内沉入海中经浸泡数月而成。
作伪者往往将装有瓷器的网一端系牢在水面固定物(如趸船、浮标、网箱等)上,一端沉入海水中进行浸泡 ,以便回收。有趣的是,他们有时还定期将瓷器提上来下些饵料之类,以吸引海里的鱼、贝赕来器物上附着、排泄,过半年左右 ,这.些所谓的“海捞瓷”就可以出水了。
这种短期浸泡瓷器有破绽可寻:瓷器上附着的海底生物残留体看上去“湿”“新”,有的贝类好像是刚“乔迁新居”。有的附着物还有新鲜感,扳开个别螺壳观察,里外色泽相差明显,外面陈旧,面却很新鲜,有的还能嗅到明显的腥味。有的海洋生物残留体形体完整,有棱有角,没有磨损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