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越窑瓷器的历史及特征

伊拉克发现的瓷器有哪些：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伊朗瓷器发现的瓷器有哪些：伊朗，古称“波斯”，位于中亚腹地，南靠波斯湾，是古代东西方海路交通的要道；中国与伊朗是世界上两个拥有悠远历史的文明古国，据史记载：两国的交往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就已开始，西汉的张骞奉命向西方“凿空”以后，汉朝使臣已到达安息（安息即是伊朗的古称）。唐代与外国的交通共有七条线路，其中一条便是“ 安息道”。中国的造纸，蚕丝、制瓷、指南针等对伊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伊朗的宗教、农作物、金银器等也传到中国。伊朗人民特别珍视中国瓷器，把中国瓷器称为“秦尼”，并且伊朗历代帝王都大量地订购中国瓷器。伊朗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伊朗东部的内沙布尔遗址，出土有越窑青瓷罐；在中部的雷伊遗址出土过越窑内侧划花钵残片；最著名的要数古代港口席拉夫，是近年来出土中国陶瓷的重要遗址。1956~1966年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发掘出唐代越窑系青瓷等。此外，在达卡奴斯、斯萨、拉线斯、内的沙里等遗址也发现有越窑瓷器残片。 谢谢

1．釉下褐色斑点：

青釉瓷器带褐色斑点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早期越窑瓷器上面，制做程序是在施好青釉以后随即点上一些褐色斑点，斑点因在釉上，烧成后很容易剥落。这种装饰方法东晋以后就不再出现。铜官窑所烧青釉褐斑是在釉下，先点褐班然后施青釉，烧后釉面平整，褐斑永不脱落。这种装饰有两种，一种为大斑点，在壶和罐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连串着的斑点组成菱形、斜十字形或方形等图案纹饰。

2．釉下褐绿色斑点：

这类标本在蓝家坡、都司坡、胡家垅和挖泥缎四处均可采集到，其中都司坡散布较多，这是铜官窑瓷器中产量比较多的一个品种。这种装饰也以壶、罐等器皿为多，大型洗和碗上也常采用。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绿相间隔的连串在一起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纹饰。也有褐绿彩大斑点装饰在壶的上部，但这类标本很少。釉下褐绿彩是铜官窑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烧制过程中最难掌握的一种，烧好它必须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属的变化，但是这样复杂的烧制技巧完全为古代铜官窑的匠师所掌握，烧出鲜艳的褐彩绿彩，与青黄色釉子配在一起极为调和。关于绿彩问题有特别提出的必要，按照一般的理解，绿色只有铜金属可以烧出，在两种温度下都能烧好，汉唐时期低温绿釉陶器属这种类型；在氧化焰高温中也可以烧成绿色，还原焰中烧成红色。铜官窑瓷器是属于高温氧化焰烧成的一种，那么绿彩应当是铜金属烧成的了。

但从标本来看，它上面的一排绿彩斑点，呈现了两种颜色，斑点上半部未施釉处呈现蓝色，其色调与唐三彩中的蓝彩完全相同；斑点的下半部由于外面施釉而呈绿色，这个现象就使我提出一个问题，上半部没釉为什么烧成蓝色，下半部有釉为什么会呈现绿色?这首先使人怀疑到这片标本上的绿斑不是用铜金属烧成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铜不会烧出蓝的颜色，三彩中的蓝彩和青花瓷器之能烧出蓝色是因为用钴的关系。这样就近一步联想到这片标本是否用的钴，但钴又为什么能烧出绿色呢?经过仔细观察，可以肯定这片标本确是用钴，它的下半部其实也是蓝色，但是由于上面罩了一层青黄色釉，黄色与蓝色重叠在一起构成了绿色。发现这个情况后再仔细观察所有釉下褐绿彩标本，都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个看法虽然是仅依据一般金属的化学变化来推断的，但姑且提出来。供大家研究，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经过化验分析来得出结论。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黄色，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是的。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原始瓷器从陶器发展而来，最早见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东汉出现青釉瓷器。早期瓷器以青瓷为主，隋唐时代，发展成青瓷、白瓷等以单色釉为主的两大瓷系，并产生刻花、划花、印花、贴花、剔花、透雕镂孔等瓷器花纹装饰技巧。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扩展资料：

外国瓷器

1、伊拉克位于古代文明发祥地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巴比伦王国的所在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腹地，土地肥沃，生活富庶。这片土地曾被东方学家普拉丝塔命名为“肥沃的新月行地带”，这一地区在古代既是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枢纽。自1910年以来法国人贝奥雷就在此地进行发掘，巴格达以北120公里处的萨马拉遗址因出土中国陶瓷而闻名。

萨马拉位于低格里斯河畔， 公元836~892年，这里曾作为首都，先后经过三次发掘。出土有唐越窑青瓷等器；裾专家分析，与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标本完全相同。此外在阿比达（有译为阿尔比塔）等地也发现过9~10世纪褐色瓷，晚唐、五代越窑青瓷。

2、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3、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瓷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陶瓷

（一） 断真伪

（二） 断年代

（三） 断优劣

（四） 断窑口

古瓷器的鉴定的方法

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1. 分类法即将个时代的同类器（包括相同器形、相同纹饰题材）理成发展序列，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再找出其不同点，来摸索它们的发展规律和各时期的特征。

2. 比较法主要是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有地层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物，将所需鉴定、辨伪的器物与之比较，从而得出鉴别的结论。

3. 鉴别法即利用同时代的同类器或不同类器上的时代特征来对照、比较所需鉴别的器物，从而得出综合鉴别的比较合理的结论。

但这些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过于抽象，其实对某一时代的产品尚未取得"标准器"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看两头、印证中间"的方法。如鉴定洪武青花时，先看元"至正型"青花，再看明永乐，宣德有官窑年款的青花，那些似又不似元青花，而又具有某些明永乐、宣德青花瓷特征的青花瓷。便是明洪武青花瓷。因为任何时期的产品必然会带有许多"承前启后"的因素。鉴定时前看后想，左右思量是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当一件需要鉴定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怎样来分析它的烧造年代和窑口呢？也就是说器物本身哪些方面能够反映出它真实的烧造年代和窑口？我们把能够反映器物烧造年代和窑口的因素，统称为断代因素。它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器形

主要看器物口、颈、肩、腹、壁、底足、流、执、系等的形体特征和胎体的厚薄、轻重。另外，各时代的一些独特的而又称著的器形，应一一牢记其特征，因为它往往是后人仿制的对象。如明代永乐的压手杯，成化的鸡缸杯，清代康熙的凤尾尊、乾隆的百鹿尊、转心瓶等。只有熟记了真品的器形特征，赝品才可一眼识破。

2. 装饰

包括装饰方法（彩绘、颜色釉、刻、划、雕、镂、队、捏、印、帖等），题材、构图、纹样形象、画等。由于装饰是随着造型、工艺、材料、人们的审美要求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装饰的更新换代和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要比其他鉴定因素的变化显得频繁、活跃，鉴定时分析这一因素就更重要。以景德镇的釉上五彩瓷来说，它出现于元代中后期，当时仅有红、黄、绿三色，画法和元青花一样，以勾、拓、点画成，笔致粗犷豪放，生动自然。明初除继承元代画风外，洪武时出现了双面矾红彩。永乐、宣德时有青花斗矾红彩，纹样气魄雄伟，彩色凝重艳丽。成化斗彩的施彩方法也多样，有点彩，覆彩、染彩、加彩、填彩等，然而都是平涂，"花无阴面，叶无反侧"，有轻盈优美之貌。嘉靖、万历的五彩主要是用釉上料绘纹样。用青花绘纹样局部，但所占比例很少。此时还新创翠色，用胶水条黑料勾线，但黑线中部微微带褐色。纹样布局比成化斗彩繁茂，用笔草率中见拙朴。清康熙的五彩，深受明代与清初的版面插图的影响，构图均衡丰满，形象概括、夸张、线条柔中藏刚，色彩明净莹澈，大红大绿、古色古香。康熙五彩中的黑色，漆黑光亮，不再微带褐色了，并开始用油来调黑料和矾红，本金也多在五彩中使用。康熙的五彩深深地影响后世，清嘉、道后仿制很多，但都不及康熙五彩生动自然，古拙优美。

3. 胎釉

鉴别胎质时，可从器足的无釉处入手，注意胎土陶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因时代陶炼方法有别，明代以前较之清代、民国，胎土中含金属杂质相对较多。如著名的永宣细砂底器，露胎处可见金属自然氧化形成的黑褐色星点或火石红的而后仿清代、民国胎体，却均因陶炼过细，没有这种氧化斑，成为赝品致命的破绽。另外明代胎体迎光透视，多显肉红色；明成化胎体透光显牙白和粉白色。而清代及民国仿品则显青白色。清康熙瓷胎质纯净、细腻、坚硬，是清末仿品赶不上的；至于鉴别釉面，主要应注意观察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釉层的厚薄，以及气泡的大小和疏密程度。例如明代瓷器釉面都闪现不同程度的青花白，器足釉面与器身釉面大多不一致；明早期釉面常有无色的自然开片及缩釉现象；明代宣德的桔皮釉，与清雍正和晚清、民国时期后仿器的小波纹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清康熙瓷器釉面具有紧密感，出现硬亮青釉，浆白釉，并有破泡现象。。。。凡此种种，各自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对于识破伪品最具说服力。另外从釉面的新旧光泽来看，很多仿做者故弄玄虚，将仿品的釉面作旧：土埋，打磨，药滑，茶煮，浆沱，甚至稍加损破，以示出土状。当然这些不自然的作旧光泽，绝对没有古瓷器那种年深日久、自然形成的"酥光"现象。

4. 制作工艺和装饰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制瓷工艺和装烧方法也在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景德镇五代时多采用"支钉迭烧"的无匣装烧方法，使器物的圈足和器内底留下了约7--18颗支钉痕迹。北宋初以三四颗支钉垫在器物的底足上，再装入匣体（一匣装一器）入窑烧成，产品底足留下三四颗支钉痕迹。接着支钉也不用了，采用了小于圈足内径并约高于圈足的垫圈式垫饼装在器物的圈足内底上，然后再装入匣钵，使产品圈足内底留有垫圈或垫饼的痕迹。北宋晚期因覆烧出现而产生了芒口瓷等。又如元代至明洪武时，大件瓶罐的器底是另接的，洪武后就不采用这种方法了，元与明洪武的高足把杯的高足是用泥与上部的杯相接的，洪武后则改用釉接；明代瓶罐成型时所产生的接口多而明显。这些因工艺、装烧所致的细小特征，也是鉴定时不可忽视的。

5. 款识

景德镇瓷器从明代永乐官窑瓷开始，就正式有帝王年号款，宣德十分普遍，从此款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帝王年号款，寄托款、伪款，干支年款，斋、堂、轩、居名款，人名款，吉言款，花押款，窗棂款等，由于明清御窑厂有专门的落款陶工，对字体、笔致、排列形式、落款位置及写款的彩料等都有严格的规范，后仿者很难仿制成功。有关明清年号款的特征，后面另有章节说明。明清民窑产品落款则各尽其志，笔致随意，鉴定时要次于御窑瓷款式的作用。同时要注意"官窑必得幼年款，但幼年宽的不一定是官窑"（极个别的官窑器除外，如康熙早期的官窑器）这一规律。

6. 总体风格

瓷器和其他艺术品一样，地方风格，个人风格也都融汇于时代风格之中，因而又是时代风格的构成因素。因此把握好我国各时代瓷器的总体艺术风格，对鉴定也是十分有利的。如我国宋代瓷器造型挺秀精巧，纹样精美典雅，具有轻盈、俏丽、沉静、雅素的格调，而景德镇宋代的影青产品也融汇于这一时代风格之中，我国元代瓷器胎体厚重，造型雄伟端庄，装饰豪放有力，而景德镇的元青花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时代气氛。把握好一个时代的总体风格，对于我们鉴定古瓷是大有裨益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先进的仪器相继问世，使得鉴定瓷器的途径越来越多，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三种先进手段。

第一， 利用加速器C14测定方法，主要适用于史前遗址中某类陶器年代的测定。这种方法被认为精确度较高而被众多考古工作者所采用。

第二， 采用"热释光"技术测定瓷器的年代，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定瓷胎体中矿物晶体的热释光量，得到瓷器的烧制年代。因为瓷器中都存在的石英、长石等矿物晶体，对热释光测年技术而言，这些晶体起着纪年的作用。瓷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就烧掉了它原有的年代数据，但它在烧成出窑时，又开始了它的纪年。因此，科学工作者就利用了这一原理对瓷器进行鉴定，应当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鉴定时需要取样，就是对被鉴定的文物进行损坏取样，即有损检测；二是人工可以作伪，即用放射流照射仿、伪品，增加其瓷器热释光年代而出现误差。因此"热释光"的检测方法目前主要用在陶器的鉴定上比较多。

第三， 针对上述有损检测的缺点而采用一种"无损"检测法。即采用高科技直接测定。显示瓷器胎、釉的原料及其它们的化学组成，进行聚类排比的一种方法。因各时代不同，窑别以及各类陶瓷器的原料与化学组成是不相同的，而同时代、同窑口、同类别的瓷器含量又是大致相同的。无损鉴定就是采用"聚类排比"，对陶瓷器的胎、釉中各种不同含量进行数字化分析、排比、从而达到辨别真、伪的目的。建立文物数据库，数据库越是丰富，进行排比研究的准确性就越大，真、伪对比的结果就越科学。荧光能谱分析即使如此，现之应用到陶瓷器检测中，对陶瓷器的辅助鉴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无损检测法在目前的状况下是可行的，也是科学的，因为对文物几乎没有什么损伤，即使是大型器物，取样也是极细微的。正如一位医生，先用人工诊断出是肺结核，那么，再借助现代科学仪器透视一下，就更加可靠了。文物鉴定工作也一样，除了利用人工传统的鉴定方法外，还要借助科学仪器进行辅助鉴定。可以说这是将来文物进行正确鉴定的一个必然趋势。

总之，鉴定中国古代瓷器，从胎质、造型、釉料、纹饰、烧制工艺、款识等几个方面着眼，是一定能鉴定出好坏、辨别出真伪的。不管任何时代的真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尽管后仿赝品繁多，但它毕竟是另一时代的仿制产品，只要我们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所谓"乱真"的赝品也不能逃脱鉴别者的眼睛。

4)婺州窑在现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三国时期的婺州窑青瓷，胎普遍呈青灰色，断面比较粗造，瓷土处理不细，而且没有完全烧结，玻化程度较差。釉层厚薄不匀，常常凝结成芝麻点状，一般呈淡青色，也有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的，裂纹密布，在胎釉结合不紧密和釉面开裂处，往往呈奶黄色的结晶体析出，这是瓯州窑青瓷特有的一种现象。由于这一地区的土层为粉砂岩地带，瓷土矿分散，而且矿层很小很薄，不容易开采。因此在两晋晚期，瓯州窑手工业者就创造性地利用当地遍地皆是、开采和粉碎都比较容易、并具有很好可塑性的红色粘土做坯料。但因粘土中氧化铁和氧化钛的含量都较高，烧后胎呈深紫色，影响青釉的呈色，所以就在胎的外表上施一层质地细腻的白色化妆土，以掩盖胎色。因为胎外有化妆土衬托，所以釉层滋润柔和，釉色在青灰色或青黄中泛一点褐色，但釉面开裂和析晶的情况较用瓷土作胎的瓷器更为严重。南朝时瓯州窑瓷器釉层普遍呈黄色，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5)德清窑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南与余杭县相邻，北和吴兴县接壤，天目山脉横亘期间，东茗溪由南而北流经县城然后汇入太湖，水陆交通便利，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瓷窑，以生产黑瓷为主。黑瓷的胎多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瓷胎的化学组成与瓯州窑东晋瓷胎非常一致，器中氧化铁的含量为百分之三，氧化钛为百分之一左右，可能采用了红色粘土做坯料或在瓷土中引入了适量的紫金土。青瓷的胎一般呈深或浅的灰色，少数用含铁量较高的瓷土胎料的则呈紫色。由于胎色较深，对青釉的呈色很不利，所以普遍地在胎外上一层奶白色的化妆土，以改善青釉的呈色并使胎面光洁，改善成品的外观。德清窑青瓷的釉色比较深，一般作青绿、豆青或青黄色，釉层均匀，具有较好的光泽。黑瓷釉层，其中最出色的产品，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色闪闪，可与漆器相媲美。这种乌黑发亮的釉其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含量高达百分之八左右。德清窑烧造的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一百多年，但由于黑釉瓷深受人们的喜爱，故产品运销到浙江、江苏的许多地方，甚至远达四川等地。

6)其他：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从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烧造瓷器的时间要比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晚一些，很可能到晋代才开始设窑制瓷。

荆楚一带在三国吴时已经生产质量较高的原始瓷和少量青瓷。胎呈紫红色或浅灰色，外施黄褐色釉或青釉，釉层厚薄不均且易脱落。西晋时已用瓷土做坯，胎质细腻，呈青灰或灰白色，胎表施黄绿色釉，釉色有的近黄，有的近绿，有的黄中泛青，还有少量呈褐色。釉面开冰裂纹，胎釉结合不好，常有脱釉现象，甚至有完全剥光的。进入东晋以后，瓷器胎呈灰白色，少数为灰色或紫色，外施青或青绿、青绿色釉。由于胎釉的烧成温度不一致，膨胀系数不匹配。釉层普遍开冰裂纹，易脱落，瓷器的质量还不高。

四川省昭化、广元、绵阳、彰明、成都等地的南北朝墓葬普遍发现了青瓷器，这些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多开片，易剥落，有腊泪痕。南朝时邛崃窑瓷器的胎质较细，呈浅灰色，釉色普遍青中带黄或黄色，釉面多开冰裂纹，也易脱落。

西晋时期的江西瓷器，坯泥经过淘洗，质地细腻，呈青灰或灰白色。器物内外施青绿、米黄或黄绿色釉，外壁施釉不到底，胎釉之间似未形成中间层，故釉易剥落，而且开冰裂纹。东晋时瓷胎细腻灰白，釉多数呈青黄色，少数为豆色。南朝时瓷胎以灰白色为尚，堪称细腻，但烧成温度不高，没有完全玻化。釉层容易脱落。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装饰，两面贴辅首，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装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辅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两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他们企望死后能过像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吴、西晋稍大一点的墓葬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是装稻子的。北方装谷的叫仓。从上面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很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类器物造型比较粗矮，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数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而在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细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习惯称为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晴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短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装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头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细长的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到了东晋还在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形如盘、碗、罐等也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东晋香，此器型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有缕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这种壶出土数量不多。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也有出土，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六个桥形系，沿用东晋时的，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胡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一般认为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一般为黄、绿、白（蓝）。它的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彩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七公分，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作风。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器发展起来了，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鉴定

（一）青瓷的鉴定

尽管当时"南青北白"的局面已经形成，但隋唐、五代的青瓷出土数量仍然多于白瓷，越窑青瓷则代表了唐、五代青瓷的最高水平。现按窑口分述于下。

初唐和中唐时期越窑的胎质灰白而松，釉层容易剥落。唐代晚期，越窑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坯泥在成形前都经过揉练，所以胎质细腻致密，不见分层现象，气孔也少，呈灰、淡灰或淡紫等色。器形规整，碗、盘、执壶等胎面光滑，釉层匀净；特别是晚期，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釉层匀净，开细碎纹和肃釉的现象少见，呈现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陷露精光，如冰似玉。越窑瓷器在五代时便被称为"秘色瓷"。清人评论"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

瓯窑在浙南的温州、永嘉、瑞安等地。瓯窑与越窑瓷的最大区别是瓯窑瓷胎呈现黄或淡黄色，釉易剥落；晚期前后出现纯粹的青色或青黄色，滋润如玉，胎釉结合紧密，极少有肃釉的现象，制瓷技术有显著的提高。

婺州窑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居青瓷窑的第三位，即所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其实婺州窑瓷器质量并不高，多数都比较粗糙，但制瓷作坊多，生产发展快，现在的金华、蓝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江山等县的广大地区，都有唐、五代婺州窑址发现。其中东阳、金华、武义等县均有发现几十处到二二百处瓷窑窑址，它们都有连绵几华里的瓷密布的集中地。这说明婺州窑在唐，特别是五代生产规模有了迅速的发展。产品种类和造型方面有许多与瓯窑、越窑相似，不同中的是胎色较深，呈深灰或紫色，釉色青黄带灰或泛紫，釉中呈现星星点点的奶白色，釉色青黄带灰或泛紫，釉中呈现星星点点的奶白色，这种奶白色也出现在釉层开裂处，这是婺州窑瓷器从六朝以来常见的现象。唐代中期晚期以后，婺州窑瓷器渐趋粗糙，制作远远不及瓯窑、赵窑的精细。

（二）白瓷的鉴定

唐代的白瓷窑以邢窑器最为出名。9世纪中期，段安节《乐府杂录》记乐师郭道原"用越瓯、邢瓯十二，施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这段文字说明邢窑白瓷质量最好，胎骨坚实、致密、叩击时有金石之声，所以能与越窑瓷器一样，当作乐器，奏出美妙的音乐。据河北临城县轻工业局1980年调查，唐代鼎鼎大名的邢窑应在与内丘交界的祈村。《国史补》所记应该是就大体而言的，正如定窑不在定州，而在定州邻近的曲阳一样。唐代祈村窑的白瓷胎洁白度很高，远胜曲阳、密县诸窑。同时在胎厚处还呈浅水绿色。河北的曲阳窑胎骨厚实，断面比较粗，但烧结较好；釉比较粗的，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胎质细腻者，则胎色洁白，釉光莹润。胎色略微发黄的，为取得洁白的效果，先在胎体上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

河南的巩县窑从唐初开始就生产白瓷，武则天至玄宗时生产比较兴旺，以后则逐渐下降。巩县窑白瓷瓷胎比较厚，釉面凝厚的地方，呈青绿色或白中泛青。

江西景德镇的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在南方地区是目前发现烧造白瓷的最早窑址，都出土有五代白瓷标本，以胜梅亭出土的最为丰富。瓷胎比巩县窑要，而瓷釉要比巩县窑厚，釉色一般是白中泛青。

（三）黄釉瓷的鉴定

唐墓里经常出现一些黑釉瓷器，初唐墓里既有发现。黄釉瓷器在唐代各类瓷器中，尽量比不上邢窑、定窑的白瓷，越窑的青瓷有名，但也不应该忽视它在唐瓷中的历史地位。

陆羽评唐代六个瓷窑出产的茶碗，把安徽寿州窑的产品排在越、鼎、婺、岳州窑之后，洪州窑之前，并指出："寿州瓷黄，茶色紫。"寿州窑烧瓷的时代始于隋，唐代是其繁荣时期，历时二百余年。寿州窑瓷器流行使用化妆土，表层是透明的玻璃质釉。釉面光润开小片纹。釉色以黄色为主，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化妆土光润细腻。用蘸釉法上釉，釉层厚薄不均，釉色浓淡不一。玻璃质釉和化妆土有的结合不好，就会出现剥釉现象。

河北省曲阳北镇所烧黄釉瓷碗与同时出土的轮旋规整的白瓷碗相比，显然属于一种民用的粗瓷，胎体厚重，器里施白釉，外施黄釉，色调比不上寿州窑器纯正，多呈黄褐色，胎也粗。

河南郏县窑烧的黄瓷主要是碗、罐和壶等器物，里白外黄，口部都不施釉；浑源窑也如此。唐代烧黄釉，并不是原料的不同，而是改变了窑炉的烧成气氛，隋代用还原焰烧成青釉，唐代则改用氧化焰烧成黄釉，因此胎色也由青灰色变为白中泛黄。

（四）黑釉瓷的鉴定

北方黑瓷的出现比江南地区要晚三百多年。6世纪70年代在北齐时期的墓葬中才有黑釉瓷器的发现，釉色界与黑酱二者之间。目前已在山西、河南和山东三个省的七个县发现唐代烧黑瓷的窑址，主要以河南为多，有五处窑发现黑瓷。胎体都很厚重，胎呈灰白色。

（五） 花釉的鉴定

花釉瓷是唐瓷中又一新创造，它是在黑釉、黄釉、黄褐釉、天蓝釉或茶叶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斑点有的作有规则的排列，有的任意加上几点，有的又像波浪。由于它们都装饰在深色釉上，衬托出浅色彩斑，故显得格外醒目。花釉瓷器常见的有各种形式的罐、壶，多在腹部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以黑釉居多，黄褐色饰以月白色斑点少见。

20世纪60年代末在河南郏县的黄道窑址首次发现了花釉瓷标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先后在河南的鲁山、内乡、禹县及山西交城等窑址发现了四处花瓷产地。这五处发现的花釉瓷，就釉色及斑点特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黑色或黑褐色釉，饰以月白色或灰白色彩斑，器物有壶、罐和腰鼓；另一类则为黑色、月白色或钧蓝釉，饰以天蓝细条纹彩斑，器物有壶、罐。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下白峪和山西交城三处发现有腰鼓标本，后者在河南郏县黄岛和内乡二处也都有出土。五处窑址出土的不同类型标本，对于辨认传世的花釉瓷器产地有很大的帮助。

（六） 绞胎瓷的鉴定所谓绞胎瓷，是用白褐色两种色调的瓷土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坯成型，胎上饰有白褐相间的类似木纹的纹理。这种纹理变化多端，上釉烧即成绞胎瓷器。在山西、河南两省的唐墓中都有出土，器物有杯、碗、三足小盘，长方形小枕等，绞胎瓷的制作工艺比一般色釉瓷器复杂，难度要大得多，也是唐代瓷器中的一个新工艺。唐代绞胎陶器也有少量发现，但只是作为明器，工艺粗糙，远不及绞胎瓷器细致规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黄色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

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

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而今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到如今。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扩展资料：

瓷器分类：

1、最早素瓷依照颜色分类，有青瓷、黑瓷、白瓷三种常见颜色的瓷器 。

2、彩绘瓷和其他彩色瓷器中较为著名的有：唐三彩（唐三彩不是瓷，是低温铅陶）、信乐烧、青花瓷等 。

3、依照瓷器出产地点也有不同的分类。如中国浙江越窑（秘色瓷）、江西昌南、河北定瓷以及日本在10世纪后转肩发展的特色瓷器：近江、甲贺的信乐烧（shigarakiyaki）、长崎有田烧（aritayaki）、冈山县备前（bizenyaki）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瓷器

越窑青瓷在晚唐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这从唐代几位诗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在史籍中也有“秘色瓷器”的记载。但“秘色”之说，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秘色”一说，缺乏实物支撑。在1987年，终于解开了这个谜。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中出土了唐懿宗用来供奉释迦真身舍利的一批精美供器，同时出土了记录这些器物名称的石刻“物帐”。据此物帐，专家们断定该地宫出土的16件青瓷就是传说中的所谓的“秘色”瓷，从而揭开了“秘色”瓷的谜底。关于“秘色”瓷也有两说。一说是广义的，越窑青瓷就是“秘色瓷”；一说是狭义的，越窑青瓷中的上好之品才能称之为“秘色瓷”。

由于越窑所产青瓷，曾经风靡一时，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价格昂贵。正由于昂贵，收藏者又想得到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仿制的越窑青瓷，不声不响地问世了，这些仿制者依仗物以稀为贵，投人所好来骗取钱财。陶瓷海商城特别提醒：收藏越窑瓷器，千万谨慎！陶瓷海小编特此整理了一些仿制越窑瓷器器物特点，望给各大收藏爱好者提供帮助。

仿制越窑瓷器器物特点：

釉色的鉴别

由于仿者不了解越窑各时期生产制品的配方化学成分。仿者只是凑合釉色，加上窑炉均用液化气与电炉烧制，因此，无法对火候的气氛理解与掌握，所以仿品青色光亮漂浮，有的用开水冲洗就泛色。

成型工艺

成型工艺这里指的是拉胚。除动物造型捏塑外，这恰恰为识别真伪越窑的一个关键。仿品成型中只注意了外观，忽视了内壁旋纹，底部的线割痕。仿者多模制，内壁光，这又为识别仿品提供了证据。总之，仿品在造型、纹样、釉色上是十分敏感的，我们要抓主要的，对全器进行细审，才不会失误。

临摹纹样

纹样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的信仰、风俗与时代特点。由于不理解思想内容，仿造的图案线条不可能流畅，构图远不如原作。

效仿造型

仿制品中造型大多按照出版的《文物精华》、《国宝大观》等有关照片制作。因此，外观上初看近似者多，由于仿者，不了解造型装饰的主题思想与寓意，仿制中毛病百出。所以在鉴定中，从局部入手，对制品造型进行总体审核。

体胎的仿制

胎体所呈的色泽与所用的原料有关。现在仿者大多用高岭土，古代使用的是古代的瓷土，两者所显露胎体呈色就不同，一个灰胎，一个白胎，辨别较容易，实际上也是仿制品的一个特点。

装烧工艺

装烧工艺每一个时代，因使用装烧工具不同，所遗留的印痕特征也不一样，尤其是支烧印痕的形式与排列规律也不同，仿制者往往忽视了这方面的细节。有的印痕作假涂上去，有的粘上去，一洗刮就显原形，因此，是否胎体烧制过程中反映的印痕，是鉴定支烧的一个标尺。

瓷器的鉴定是一门科学，是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考古发掘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中出土了不少各个窑口的瓷器制品，有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的器物，这些器物为我们鉴定提供了标准器。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流散文物中的瓷器制品，在器物的鉴定中，要掌握造型、纹样、胎釉、装烧工艺与款铭五大要领。这五大要领要互相有机的结合。

1.传统眼学以经验为主

一直以来，瓷器鉴定专家的鉴定法宝便是依靠“目、手、耳”三者并用，并依靠世代相传的鉴定理论及与大量实物接触所积累的经验，通过与传世“标准器”的比对来判断被鉴定品的年代、窑口、真伪。此外，窑址出土标本、考古学出土文物也成为比对的“标准器”。

2.技术鉴定用仪器说话

而上世纪50年代后，比较系统的古陶瓷的科技研究逐渐展开。类似上世纪50年代中期，科学研究院的冶金陶瓷研究所内成立了古陶瓷研究小组，即后来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从上世纪80年代左右，科技检测方法正式介入到古陶瓷鉴定中。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冯小琦专门研究古陶瓷，她告诉记者，目前关于古陶瓷的技术鉴定有很多，包括测成分、测年代的。

“技术鉴定对古陶瓷鉴定有一定的帮助”，冯小琦指出故宫博物院在2005年陶研中心成立时购进一批仪器，近两年开始运用到对古陶瓷的鉴定上。前年开始，作为宋代官窑瓷器研究课题的一部分，他们利用无损检测仪器完成了对50余件陶瓷文物的分析测试工作，“这对故宫官窑研究还是起到一定的帮助，利用仪器检测，我们发现部分官窑的成分属于河南。一直以来学界认为是南宋官窑，但接近河南的就应该是北宋时期在北方生产的”。

3.两种方法综合使用最可靠

专家的传统经验鉴定更多地建立在个人经验、经历上。鉴定者是在建立了标准器体系的情况下比照鉴定的。鉴定者长期接触了大量古陶瓷标准器后，在脑子里建立了数据库囊括了古陶瓷各个时代不同窑口的本质规律。由此，鉴定者鉴定时间长短、接触“标准器”的多少都成为鉴定关键。

而技术鉴定也需要不断的实战积累，建立数据库。“由于我国技术鉴定起步较晚，数据库积累得不多，因此也存在不足。相比之下，牛津大学的检测由于起步早，数据库积累得多，相对更有信誉度，两种鉴定方法都有不足之下，最可靠的是将两种鉴定方法综合使用。

越窑青瓷在南北朝、唐代出现的莲花瓣纹，融化了外来文化，形成中华民族自己的特突艺术风格，使越窑青瓷更加鲜艳夺目越窑青瓷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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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特别留意“假瓷片”。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假瓷片，在本市的一些古玩市场上，由于人们对瓷片的警惕性较低，所以总有人在兜售假冒的古瓷片，也常有藏友不小心上当。 中邮网 http://www.e19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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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瓷片收藏似乎开始成为古瓷收藏的又一个热点，古瓷收藏者中，“瓷片一族”的人数多了起来，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一族”们忙碌的身影 。

瓷片乃鉴赏、研习古瓷的辅助之物，亦属于“标本”学范畴。眼下“瓷片族”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收藏以瓷片釉色取胜，专收一些高古名釉瓷片，如唐越窑、宋汝、官、钧、定瓷片，以及龙泉、耀州窑瓷片等，以北京、陕西、浙江为代表。笔者在“汉龙”网上常见有极高水平的此类精品瓷片展示、研讨，学术空气甚浓，有的水平已不让专家。其中陕西有位专集瓷片的老先生，各类耀州的瓷片已有数百片之多，釉色温润，秀色可餐二是收藏以明清民间青花绘画研究为主，以南京为中心。

据说南京有一大批这类“瓷片族”聚集在张浦生先生周围，定期聚会，研究切磋，其乐融融这个群体看来已越来越大。三是被称为“御瓷片族”的景德镇、南昌一批瓷片藏家，专事集藏景德镇御窑瓷片，上至元青花、永宣青花、成化斗彩，下至清代官窑残瓷片，尤其重视有官窑底款之瓷片收藏。笔者对瓷片略有所涉，但主要是景德镇御窑瓷片，其中至正型元青花、元釉里红、元钴蓝残片（件）、永、宣青花、成化斗彩等残片（件）已收集数百块，但在江西“御瓷片族”中只能算“老幺”了。

瓷片收藏热气正畅。朋友却以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时下瓷片收藏的“冷思考”。

的确，瓷片对于每个古瓷收藏者来说，有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研究价值、经济价值等“四大价值”。更多的人是看好最后一种价值。笔者的朋友谈了四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无特色的瓷片不宜多藏。有的藏友不辞劳苦到工地捡拾瓷片，只要是老的，不分好坏，一概装入袋中，扛回家中，有的收藏以吨计，把居室里外塞得满满的。但有用的、有特色的实际没有几块。“贵精不贵多”，太多的瓷片无异于垃圾，没有什么用处。

二是不必过分依赖碎片当作鉴瓷的法宝。不少人都把瓷片当作鉴定古瓷的唯一“标本”，把瓷片的参考性看得过高过绝。从一般意义上说，瓷片是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比如你拥有货真价实的龙泉瓷片，与实物对照确实很直观、实用。但应该看到，古瓷鉴定是一项建立在综合信息判断上的科学，瓷片仅仅是一个方面，并不能取代所有的判断标准，更何况大多数瓷片已脱离了原产地和原出土地，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很难反映其真实面貌。至于明、清民窑瓷片，多是一些碗、盘碎片，研究一些青花绘画风格尚可，依赖它们来鉴定实物，实在不可取。试问，哪一件明、清民窑碗、盘，用得着瓷片来对照真假？

三是奉劝瓷片收集者要特别留意“假瓷片”。目前许多唯利是图出售作伪瓷片，他们利用人们“破瓷片还会有假吗”的心理以售其奸，使许多警惕性不高的收藏者上当受骗。制假瓷片过去还只限于高档名瓷，现在竟然连一般窑口的瓷片也开始造假，不可不防。

四是不要过高期待古瓷片的价值升值。一般来说，古瓷片除了一些特别名贵、稀有的品种，是不可能具有升值空间的。有的书上对古瓷片价格标得过高，是一种误导。其实，对一些一般窑口、毫无特色的瓷片，收藏几块即可，大可不必过多、过滥收藏。当然，如有文字、特殊图案以及其它重要信息的瓷片，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