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瓷片交易在什么地方

《首都博物馆珍品集萃 第一辑》百度网盘pdf最新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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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整本书共分为36篇文章，对36件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文物进行深度讲解和介绍。收录于本书内的文物十分丰富，就时间而言，文物的年代从商至民国时期，就文物门类而言，包括瓷器、玉器、青铜器、佛教造像、金银器、书法、绘画、民俗、石刻碑帖等。这些文物大多与北京相关，或出土于北京，或制造于北京，或为皇室制造，或为皇室收藏。总体而言，本书收录的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难以估量的。本书中的《元代钧窑连座双耳花口瓶》介绍了元代钧窑的代表作，作者从出土情况、主要特征和工艺技法、元代钧窑瓷器在钧窑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和地位及作用三个方面解读该件器物，详细分析了该件器物的器型、釉、纹饰、胎、烧成工艺和使用功能，有助于大众了解钧窑瓷器。  

途径一:野外捡到宝贝。在过去，陶瓷基本上都是生活用品，人们打碎了可能就会扔了。几百年以后，这些瓷片就埋藏在地下。特别是像北京、西安、南京这些历史文化古城，往往一动土底下就有瓷片。因此建议一些朋友，也可以像搞地质、生物的人常到野外采集标本一样，去野外收集瓷片。比如可以经常到正在修建公路的工地上去楚摸踅摸，这就是很好的时机。

途径二:抓住城市建设的机会。搞基本建设与城市改造会有很多土方工程，经常会有一些瓷片出土，而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一般都是真品。此外，瓷片的种类与数量会因地区而定。比如北京是元、明、清三朝古都，明清时期的瓷器非常多，尤其是明代。再比如，古城扬州唐代的瓷片较多，因为当时它是一个港口，所以在扬州比较容易出现盛唐时期各个窑口烧造的瓷片。同样，杭州是南宋的者p成，瓷片也非常多，据说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出土了很多南宋时期的瓷片。因此，有些人出差或旅行时，会来到一个地方有针对性地重点收藏一些瓷片。

当然这种收藏方式是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并且不影响他人施工。通过这个方式淘换来的瓷片是不违法的，而到窑址去挖掘却是不被允许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四中兴建一栋教学楼时，出土了大量明代早期的瓷片，确切地说是洪武时期的瓷片。更早的在20世纪70年代时期，北京现在的北二环，出土了很多元代或明初时期的瓷片。北二环当时是明代的城墙，永乐时期建明代城墙时，基本上是两边打墙、中间夯土，有很多明代的瓷器等都埋在了城墙地下。因此，许多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在北二环捡到过精美的明青花瓷片。

途径三:枯井下觅宝。瓷片容易埋在地下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的垃圾不像现在这样集中处理，儿乎就是就地掩埋的状况。其中枯井也是瓷片藏身的一个地方。因为当时人们饮用井水，当一口井不出水时，人们就会把碎瓷片等填到井里，或者是打水时不小合落下瓷器。枯井下的瓷片一般保存得都比较好，因为那个时期地下水位比较高，有利于保护瓷片少受损失。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图片，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这些碎瓷片究竟值钱在哪里？有何特别呢？2000多万元什么概念呢？即使是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拿北京来说，这个价格也可以在北京买上一套房子了，而且还得是属于“豪宅”的那种。

陶瓷碗碎片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当很多人都觉得，当年花2000多万元购买了一堆碎瓷片的人，绝对是“有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在古玩收藏的圈子里，近年来碎瓷片的行情都非常不错，例如在去年10月份，我国河北沧州，就有一个男子售卖一块非常不起眼的碎瓷片，而且竟然开口就要600元。

而且这名男子还表示，自己的这块碎瓷片，是自己无意中在一处工地捡到的，一开始以为是工地的工人打碎的陶瓷碗碎片，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块元代生产的青花瓷碎片，因此，他要价600元并不算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都是碎瓷片，但是，来自于不同的年代，并且制作工艺不同，事实上它的价值也不同，这也意味着，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的碎瓷片，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块块没有用的“垃圾”，而到了懂行的人眼里，就成了“宝贝”。

澳门拍卖会上，200多块碎瓷片卖了2000多万元，这些碎瓷片就都是汝窑的碎瓷片，是一堆来自于宋朝的“宝贝”，自然，即使它已经不再完整，但是，却丝毫不影响它的价格了。

那么，什么是汝窑呢？它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所谓的汝窑，是我国宋代最有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是我国陶瓷史上的“魁首”，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地位有多么的高。一直到我国清朝之前，汝窑制作的瓷器，都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皇家瓷器，而且历代都是将它视为珍宝，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说起来，虽然陶瓷制品在现如今的高科技工业生产的加持下，已经变得没有什么特别了，但是，要知道在古代，从科学制造的角度来说，陶瓷的出现，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先民的智慧结晶。

那么，陶瓷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陶瓷，事实上在古代，是分为陶器和瓷器，从时间上来看，最早出现的陶器，它的制作方法，是用黏土制作成器具的样式之后，放在高温下焙烧而成的，从考古的角度来说，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时期时代，我国就已经有陶器出现了。

而瓷器作为陶器的“升级版”，事实上它的制作也要更为复杂一点，在黏土中，会添加一些其它原材料，之后经过12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焙烧，才可以形成表面光亮的瓷器。

陶器的出现

相对于陶器的出现而言，瓷器大约是从3000多年前出现的，从年代上来看，我国商朝中期的时候，原始瓷器就已经开始应用了，而到了我国汉朝末期的时候，我国瓷器的制作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之后，也开始从我国流向世界各地，可以说，瓷器也是我国最主要的古代发明之一。

特别是我国明清时期，我国的陶瓷制造行业，更是达到了最巅峰、鼎盛的时期，从明代开始，景德镇也成为了全国制瓷业的中心，特别是在古代，我国的瓷器，更是被称作“白色的金子”，在欧洲掀起了一股热潮。

所以，因为拥有着近万年的陶瓷发展史，我国古代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瓷器碎片，也才会在现代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和购买收藏。

当然，这对于收藏爱好者而言，也是需要拥有非常专业的鉴赏知识，否则，也是很容易在“寻宝”的过程中看走了眼，毕竟对于普通人而言，一块陶瓷碎片看起来就是一块“垃圾”而已，只有懂行的人，才会去寻找它们、收藏它们。

河北的那名一块元青花瓷器碎片卖600元的男子来说，他就是对古代瓷器比较有研究，所以，没事的时候，就会去工地周围寻找施工过程中，从土里翻出后，被丢在一边的碎瓷片，据他讲述，他近年来收获颇丰，已经在不同的工地上，找到不少古瓷碎片了，所以，他才会摆摊售卖。

遗址发掘出的唐代青花瓷器，有圈足碗、葵口碗、套盒、枕等残器残片。圈足碗绘画花卉纹饰，葵口碗胎白质细、烧结度高、绘画折枝花卉纹饰。

白河窑遗址向来被认为是白瓷窑口，但此次考古发掘，不仅出土大量唐代白瓷，清理出一座白瓷窑炉，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唐三彩，说明该窑在大量生产白瓷的同时，也生产唐三彩器物；不仅生产唐三彩，还生产唐青花。

唐青花瓷器在白瓷窑口出土，是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更为重要的是，该白瓷窑口生产的唐青花瓷器，其纹饰、胎质等，与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残器残片、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阿拉伯沉船上捞出的三个唐青花瓷盘——这些与当下某些学者所谓的“典型青花”，几乎完全相同。

在国内，除了扬州与郑州，北京也出土过唐青花器物。不过，只是一个瓷片。

2003年年初，北京南城一工地10米多深的大槽挖好后，又在底部挖了个1．5米左右的考古探坑。这时，陶瓷专家许渭先生从坑中获得一个唐青花瓷片、两片唐邢窑瓷片。在《我所见到的唐代青花瓷片》中，许渭先生写道：“唐青花瓷片高6厘米，推算口径为15．3厘米，足径7．2厘米，口沿略外撇。腹部为丰满弧形，圈足宽且矮，有明显的刮削痕迹。碗内施满化妆土，其上施满白釉。碗外侧部分施有化妆土及白釉，部分露胎。胎土粗松，有气孔，呈米黄色，为半瓷半陶状态，但很坚硬。由口沿向碗内，绘有1厘米左右的蓝彩线若干条，色浓重，手摸有凹凸感，碗内底施蓝彩呈梅花图案，花心点黄彩。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可见釉面上有细碎小开片，且白釉地与蓝彩相交处的开片融为一体，说明蓝彩为釉下彩……釉虽不很白，但薄而匀，釉下蓝彩色泽浓艳，胎质比唐三彩的陶质坚密得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达到了半瓷半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此标本具备了青花的基本条件，是向青花过渡的典型产品，它与唐三彩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以许先生的白描考察，该青花瓷片当与记者所见一个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出土的青花器物残片，完全相同。与之相若的，还当有韩国海域沉船上捞出的唐青花瓷盘——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称：民间古陶瓷收藏家陈景顺先生收藏的属于黄冶窑唐三彩遗址器物的一只白釉蓝彩小碗，与韩国海底打捞出的这3件唐青花瓷盘，属同一类产品，是大唐对外贸易的出口瓷。

郑州巩义白瓷窑口、扬州、印尼海域——郑州巩义唐三彩窑口、北京、韩国海域，分别对应出土与“出海”“典型唐青花”——“非典型唐青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两条海路东去西往

310国道水地河村村口，立着一通石碑。碑是1989年10月刻立的，书“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巩县瓷窑”。

基座乃至下部，没入土中；碑的周边，堆着垃圾，长了荒草。

碑在一座近乎废弃的旧桥上。桥下的这条河，水地河村叫水地河，白河村叫白河，黄冶村叫黄冶河——水地河村、白河村、黄冶河村都在这个隋唐窑场遗址上。

同一条河，因了窑场的存在，有了不同的名字；这条河对诸家窑口而言，都是自家的生命之河。

这条河今天叫西泗河，与洛水相连。小黄冶、大黄冶、白河、水地河窑口等，坐落在该河两岸，十里窑场一直逶迤到了洛水；洛水再行5公里，注入黄河。

无论是唐三彩还是白瓷青瓷，除满足国内市场外，都要行销海外。与唐三彩、白瓷青瓷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外销产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市场——“蒙古人尚青，在青花瓷成为明、清时代中国的主流瓷器上，大元皇室与政府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松林研究员说。

“丝绸外销中东、南亚、欧洲等，走的主要是西域陆路。与丝绸不同，陶瓷走的主要是大运河水陆与海上陶瓷之路。陆路运输陶瓷，量小难度大。陶瓷笨重、装卸困难，陆路运输，极易破损破碎。

巩义窑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园区，它的崛起当然离不开隋唐大运河。

巩义窑在洛水支流西泗河的两岸，洛水入黄河，黄河东行几十里，到板渚古渡。板渚在今天的荥阳汜水镇东北。《隋书》云：“炀帝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淮河、海河），谓之御河；河畔植柳树，名曰隋堤。”

隋唐大运河宛如在中国大地上刻下的一个大写的“人”字，纠结点恰在板渚——向西，自黄河分别流入洛水、渭水与广通渠，直抵东都洛阳、西京长安；向东北，永济渠直达涿郡（天津、北京），与海河连通；向东南，通济渠、淮河、邗沟一线下去，就是江都（扬州）。

“隋唐乃至宋代，中原腹地出海顺畅。仰仗的，全是大运河。”张松林先生说，“巩义窑场在洛水与黄河汇流之地，位居中国漕运中枢，产品出海极为方便，外销路线不外乎两条：其一，顺黄河东去，在板渚入永济渠，穿越华北大平原到达今天的京津地区，自海河入渤海湾，直达今日韩国、朝鲜、日本；其二，在板渚入通济渠，过淮河行邗沟，抵达今日扬州，再从扬州转运长江，直航海外——出长江口，东可直抵日本，南下过台湾海峡，经南沙群岛，到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穿马六甲海峡，沿孟加拉湾，抵缅甸、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然后直航到阿拉伯半岛并沿阿曼海岸入波斯湾，或由马拉巴海岸顺印度西海岸北行、经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口的班布尔，进入波斯湾地区的中东诸国，也可由亚丁穿过红海，直达埃及，或往东南，抵达东非。国内扬州与京津地区，国外沿海诸国考古发掘、调查发现的巩义窑唐三彩陶器、唐青花瓷器以及巩义窑青瓷、白瓷等遗物，为我们了解巩义窑外销产品经由的贸易航线，提供了非常可靠的依据。隋唐时代的海上陶瓷之路，就此‘复活’，清楚清晰。”

不但当下的考古资料可以作证，就是古代文献，也有不少记载。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东来中国，在《东游记》中记述了中国商船行驶在波斯湾的情景，书中亦有不少赞誉中国陶瓷之辞。现代日本学者矢布朗明先生引征延喜三年（903年）的日本文献，详细叙述了中国商船到达日本，日本人争购唐朝商品的场景：“‘唐人商船到达时，诸院、诸宫、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争购唐物。郭内富豪之辈，心爱远物，踊跃贸易。’在这个文本中，从上层显贵到富裕商人阶层广泛迎接唐物，人们煞费苦心地追求这些东西，中国陶瓷是其中之一。”

中国商船出海，海外商船当然也来中国。唐王朝对“外商”前来中国，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保护政策。834年，唐文宗下谕：“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入境船舶征收国境关税，称为舶脚）、收市（蕃货在市场上与中国商人贸易时征收市税）、进奉（取龙香等四宗货物1／10税，上贡朝廷）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加重率税。”

由此观之，大唐政府尽管征收“进口关税”，却也豁免“出口关税”，政府鼓励外商贩转中国商品出口海外。

颇有意味的是，大唐法律对陆上贸易限制相当严格，对海路贸易颇为开放（当有西域战略安全上的考虑），允许外商来华自由贸易，并在海路通商城市划定特定区域，名曰“蕃坊”，供外来商人居住和营业。唐朝还创建了市舶制度，贞观十七年（643年）诏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蔻四种货物，政府抽取百分之十的实物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贸征税法令。武则天时期，在口岸城市设置了市舶使，这是中国政府首置外贸专职官署。

外贸在国家政治、经济中地位如何？外贸繁荣到什么程度？它对大唐政府又意味着什么？这从唐末广州一城似乎能窥一斑。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围攻广州，左仆射于琮惊呼：“南海有市舶之利，岁供珠玑，如令妖贼所有，国藏渐当废竭。”

两类青花气韵不同

流水托起了昔日的繁荣，流水也带走了昔日的繁华。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这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祯《秋柳》诗之二，他在济南大明湖上西望洛阳，凭吊胜朝，空怜的，竟然是板渚隋堤水——以“水”以“柳”（隋堤柳），暗喻中原王朝无奈凋零满清的铁蹄之下。

2008年走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如今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中国陶瓷称霸世界市场千年，但如今，陶瓷的天下似乎再也不是中国的了。不得不承认在陶瓷技术创新与工业设计上，当今中国落后于日本、西方等国家和地区的事实。

只要逛逛中国的大商场，只要睁眼看一下世界大市场，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津津乐道的，似乎只有“复制”古陶瓷的能耐。这能耐，大到国家文物专家团队难辨真伪，古玩市场尽是假货。

中国陶瓷在远离当下的生活，只是个小玩意儿。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吗？

就是“克隆”，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祖先曾经达到的高度。但每一次所谓的古陶瓷“复活”，都会有很多人举手称庆。

只能活在祖先的阴影下，陶醉在活跃于媒体之上的鉴宝专家们报出的财富数字中，拍卖行的天价数字游戏中？

与此同时，诸路专家似乎对当下陶瓷产品标准不感兴趣，却乐于游乐在唐青花标准之争中。

今人为唐青花制定产品标准，似乎是件很无聊的事。

回归历史，所谓“扬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中东标准”，当为巩义白瓷窑口生产；所谓“非典型唐青花”，似乎是“东方标准”或“日韩朝标准”，当为巩义三彩窑口生产。

两者气质、性格、灵魂不一，都是市场的产物，何来什么典型非典型？

中东衰落后，海路打通后，西方接下中国明清青花海外贸易的大盘，这为所谓的“扬州标准”似乎提供了某种广大的管道——总之，所谓的“典型青花”还是以西方为中心考量中国青花，岂不知“东方标准”，更有中国神韵，在中华文化圈区域更受欢迎。尽管明清青花，特别是官瓷，一脉相承的，是在所谓的“非典型唐青花”身上更为浓郁的中国神韵。这种神韵，与唐三彩一脉相连；与中国书画特别是它的写意灵魂，一脉共体。

都是市场的东西，莫以当下的学术之名，肯定与否定大唐的市场行为——就是当下的市场，都不相信学者的审判，更别说大唐了。

如果非要以中国立场给唐青花划定什么标准，没有什么“典型唐青花”与“非典型唐青花”，该有的也许就这么两个：“巩义白瓷窑口标准”与“巩义三彩窑口标准”。至于如何划分，这倒是要依赖专家学者了。

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北京奥运会、想起周杰伦的《青花瓷》。《青花瓷》，唱的当然还是元明清青花——周杰伦没见过唐青花塔形罐。为不忘祖先的伟大创造，回望祖先的放眼世界，在唐青花塔形罐于北京奥运会开放之际，不妨将《青花瓷》稍加修改——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罐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百件国家宝藏前茅／躲在郑州碧沙岗庭院里／釉色渲染童子曲棍球图／韵味被收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牡丹待放／你的美一缕飘去／到了北京的奥运中心／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烟袅袅升起／去郑州千万里／你在北京一展／大唐的飘逸／就当为遇见知己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你在等奥运／曲棍球被打捞起／晕开了结局／而挖出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色白花青的塔形罐／跃出郑州／描摹唐朝曲棍球／再绘牡丹／你隐藏在古墓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奥运风云惹骤雨／北京惹国珍／而你走过那长安街／惹了谁／在泼墨曲棍球童子牡丹画里／你从墨色深处震慑／北京奥运 （全文完）

在曾经托起巩义十里窑场的西泗河河床上，如今唯见荒草与庄稼，不见滴水。河岸窑场堆积的一米来厚的白瓷残器残片，已被黄土埋了5~10米，我们只能从壁立的断面上一窥巩义窑工业园区曾有的辉煌。

唐代的青花瓷器是处于青花瓷的滥觞期。人们能见到的标本有20世纪70—80年代扬州出土的青花瓷残片二十余片；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条纹复；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花卉纹碗；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鱼藻纹罐；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点彩梅朵纹器盖。

通过对扬州出土瓷片的胎、釉、彩进行研究，并对唐代巩县窑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初步断定唐青花的产地是河南巩县窑。近些年来在巩县窑窑址出土了少量青花瓷标本，由此进一步确认了唐青花的产地就在河南巩县窑。

从扬州出土的青花瓷片来看，其青料发色浓艳，带结晶斑，为低锰低铁含铜钴料，应是从中西亚地区进口的钴料。胎质多粗松，呈米灰色，烧结度较差。底釉白中泛黄，釉质较粗。胎釉之间施化妆土。器型以小件为主，有复、碗、罐、盖等。

纹饰除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以外，其余的均为花草纹。其中花草纹又分两大类，一类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花草，以石竹花、梅花等小花朵为多见；另一类是在菱形等几何图形中夹以散叶纹，为典型的阿拉伯图案纹饰。

从这一点看来，并结合唐青花出土较多的地点（扬州为唐代重要港口），可证明唐青花瓷器主要供外销。

青花瓷起源于唐代，却发展于元代。大家都知道宋代是我们瓷器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为中国，为世界贡献了无可匹敌的单色釉瓷器，也创烧了令世界收藏界趋之若鹜的宋代五大名窑。

唐青花经过初创期以后，并没有迅速发展起来，而是走向了衰败。到目前为止，我们能见到的宋青花只有从两处塔基遗址出土的十余片瓷片。一是1957年发掘于浙江省龙泉县的金沙塔塔基，共出土13片青花碗残片。

该塔的塔砖上有绝对纪年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另一处是1970年在浙江省绍兴市环翠塔的塔基，出土了一片青花碗腹部的残片。该塔塔基出土的塔碑证明此塔建于南宋咸淳元年（1265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青花瓷

近日，淄博65岁工艺美术师蒋秀梅用了45天的时候在盘上可出了一幅万里长城的图案。蒋秀梅老师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做陶瓷的，蒋秀梅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对于刻瓷的手艺也是耳闻目染，蒋秀梅老师从十九岁就开始学习这门手艺，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每天都要拿起刻盘工具在瓷盘上敲敲刻刻。

刻盘要求非常严格，要比用笔在纸上画画难上几分，每一刻都要求锤子敲下来的力度都不同，这样一件成品需要徐秀梅老师几十万次的敲打才能完成，用刻刀刻出来的作品跟用毛笔画出来的一样。刻瓷艺术吸收了绘画技艺之长，首先是定稿，先用笔设计出想要的画，接下来就是照图刻制，刻制好最后一步就是赋色，用到的颜色大致分为三种，油画颜料、发光油和陶瓷釉，根据画的需求颜色搭配协调。

刻瓷艺术起源渊源，根据文献以及各项证物表明，刻盘应该是清朝乾隆年间兴起的，目前北京博物馆中就有一件刻瓷艺术品，上面刻的就是乾隆皇帝的诗词。如果真是起源乾隆年间的话距今已经三百多年了，刻瓷艺术具有特别的艺术风格，刻瓷成品受到了国内外人们的喜欢。在七十年代初期，淄博从事刻瓷行业的工作人员非常少，只有在几个大型的陶瓷企业中工作，那时候的工作人员为了成品的严谨性，每天出品的成品数量非常少。

目前淄博从事刻瓷行业的工作者有三千多人左右，相对其他行业来说这些人数并不多、年轻人面对生活压力无法坐下来沉浸在这份宁静中，而蒋秀梅老师能够45年如一日的坚持自己的刻瓷手艺，这是值得大多数年轻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