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沙考古队在哪里发现中国瓷片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河北邯郸的磁县，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座规模庞大的东魏古墓。经过考证，墓主人是东魏时期的一位公主。最让考古专家们感到诧异的是，在这位公主墓中，还出土了2枚西方帝国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的金币。为什么在东魏的墓葬内会有拜占庭金币呢？难道墓主人是拜占庭远嫁过来的公主？面对这重重的疑问，且看我给您一一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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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得从发现这座古墓开始说起。磁县的村里有一处杂草丛生的高地，似乎好多年都没人耕过，几位村民就准备将这里开垦成农田。就在挖土的过程中，陆续掘出来很多青石板，而且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启开最后一块青石板，竟然出现了一个黑乎乎的墓洞，质朴的村民们，急忙联系当地文物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考古队的仔细勘察，专家们断定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等级较高的东魏古墓，那么墓主人是谁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发掘，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不仅有彩绘陶器、精美的瓷器，最让人觉得惊诧的是，墓室内竟然布满了华丽的壁画。壁画上，除了常见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还有大量的羽人以及凤鸟和兽首人身像等等的图案，俨然就是对墓主人升天的真实写照，甚至还有一副完整的人物出行壁画，显得十分富贵和绚丽，因此专家推测这位墓主人身份一定不低。

专家们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发现墓主人竟然是个13岁的小姑娘，叫做茹茹公主。这就让专家们很纳闷了，在东魏历史上也没有哪位公主叫茹茹呀，就在人们都疑惑不解的时候，又有了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发现。

当时有一位马专家，他在清理墓室的时候发现了一件瓷器缺一块，他就重新对墓室做了一次仔细的筛查，希望可以找到缺失的碎瓷片。可瓷片没找着，却意外发现两枚拜占庭金币，这就让马专家感到十分的纳闷——东魏的墓葬怎么会有拜占庭金币呢？这金币和墓主人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茹茹公主是东罗马人？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终于发现了茹茹公主和拜占庭金币的关系。

茹茹公主的确不是中原人，但也不是东罗马人。根据《北史?蠕蠕传》记载，茹茹即蠕蠕，系北方柔然国的公主，她5岁嫁入中原，与东魏宰相高欢之子高湛，结为娃娃之亲。可是很不幸，她在13岁的时候就因病而逝，于是便厚葬于此。这两枚拜占庭金币怎么解释呢？专家们最终在史书中找到了答案。

位于地中海的拜占庭是个千年帝国，从公元395年建立到公元1453年灭亡，共计1058年，该国对应中国历史则是东晋后期到明朝中期。而在此期间， 拜占庭帝国和中国的历朝历代也都有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唐朝时期，两国来往十分密切，在《旧唐书》，《西域传》和《北史》等史料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并且称拜占庭为拂菻国。而当时茹茹公主所在的北方柔然国，与欧洲地区的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因此拜占庭金币就流入到了柔然国，柔然人喜欢黄金，他们认为黄金有避邪祈福的作用。因此专家推测，茹茹公主自小就佩戴有拜占庭金币习俗，而且自始至终也都没有离身。

虽然谜团解开了，但这位5岁离家的茹茹公主，在中原孤独地生活了8年，最后病逝他乡，也许至死都没有能再看到父母一眼，完全可以这样说：她为自己的国家献身的精神，真的是太感人了。

因为真正的瓷器文物已经被盗了，留下的不过是几个假的赝品。后面还有“made in China"这样的字样。考古专家气愤不已，知道自己还是来晚了,所以当场直接把赝品摔碎。

其实挖开的时候早就已经可以预判出，此墓已经被先前的盗墓者所开过了，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什么珍贵的文物，只剩下几个瓷器，而且墓碑上的墓志铭和这个墓的主人的尸骨已经不见了。这很有可能是盗墓贼直接将其搬走的。

江西这个地方承载了太多的历史，经常可以出土许多珍贵的文物，施工人员正在施工的时候，挖着挖着，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空洞，往里面看有很多青砖堆砌而成的小建筑。根据经验他们就知道这个建筑肯定非同一般，后来专家过来初步判断，这个墓大概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因为墓地的规格也不小，墓地的主人应该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

本以为里面有什么珍贵的东西。激动人心的以为可以给中国的历史添上新的一笔，没想到可耻的盗墓贼还是先了一步，里面的珍贵文物已经被盗走，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留下了几个现代盘子，以此来嘲笑真正的考古学家。

其实盗墓又损害墓的事情在考古界时有发生，大多数都是为了牟取私利。这种可耻的行为，让人着实痛心，还有望相关政府能对此下手处理，严厉打击这些不法盗墓贼，还中国考古环境一片净土。

近日，紫碧山房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一期20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已完成，圆明园首次发现了半圆形码头，通过码头形状可考证乾隆船队停靠方式。

圆明园西北角的紫碧山房遗址是2017年本市考古发掘成果中七项重大发现之一。紫碧山房建于雍正时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对这里进行过大规模改建。史料记载，乾隆皇帝要来紫碧山房需要从河道坐船，再从一个方形码头上岸进入宫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方形码头的旁边还有一个半圆形码头，这在历史图档里是没有的。

市文物研究所圆明园课题组成员介绍，这种半圆形码头是一次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半圆形码头从上到下有个梯形的坡度，正好和船头的弧度吻合，方便固定船头。但由于半圆形码头在历史资料上没有记载，考古发掘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来解开这些谜团。

据悉，紫碧山房遗址一期考古已经完成，清理出值房、宫门、紫碧山房殿、含余清、澄素楼等建筑遗迹及码头、石桥、围墙、道路系统、河道、山体、排水道等附属设施，出土瓷片、琉璃及石质建筑构件等少量文物。

一、汝官窑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 汝官哥钧定，作为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而同样重要的汝窑窑址千百年来却是扑朔迷离，后来是怎样发现的呢？请看如下介绍： 北宋汝窑天青釉盏托，大英博物馆藏 文献记载，汝窑供御皇室，烧造极短，工艺精良，传世罕见。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宋室南渡，汝窑窑火仅仅燃烧了二十年，就因战争而消失了。 而汝瓷所有谜团，就像这神秘的器物一样，或埋入地下，或湮灭人间了…… 明清时期的皇帝曾多次下令烧瓷工匠仿制汝瓷，但因为找不到汝官窑窑址，而不得其精髓。 宋瓷：部分南宋官窑器型制式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烧造汝官瓷的汝窑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烧造的，也就成了千古之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器型？据了解，当然已经有学者开始研究汝窑器型的来源了。 陈万里先生实地考察窑址 (右第二位起至左依次为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 时间来到20世纪，在1950年，中国古陶瓷研究行业的陈万里等人，专程去到有汝瓷发祥地之称的河南汝州寻找汝窑窑址。 很遗憾，当时并没有找到古代汝官窑遗址。 清凉寺村窑遗址出土 但人们寻找汝官窑窑址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无数的古陶瓷专家学者也为此费尽心血。 「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一句流传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瓷贸易盛况。这也引起了来此进行调查的考古人员的注意。 清凉寺汝官窑址 当时，清凉寺村一户人家的红薯窖里，无意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只盘子（洗），之后立即找专家鉴定。 清凉寺汝官窑址 凑巧的是，当时（1986年）全国古陶瓷研究会议正在召开，后经过与会专家鉴定发现，原来这就是珍贵的汝瓷！接下来河南省宝丰县偏僻的清凉寺小村，突然热闹起来。据此，1987至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县清凉寺村进行持续挖掘，挖掘出大量可修复的残器。此外，专家还意外发现一个储藏有汝瓷的藏坑，随之出土的还有一些宋汝窑器。 窑址发掘的支烧工具（左图）与试火片（右图） 这一藏有汝瓷的坑让专家开始猜测汝官窑窑址会不会也在附近呢？果然，经过挖掘，在2000年考古队发现了十五座烧制汝窑瓷的窑炉和两处作坊，以及一些与制瓷有关的遗迹遗物。至此，这些御用汝窑的窑炉、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相继发现，汝官窑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汝窑粉青釉折肩瓶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个藏坑是怎么回事？ 目前也说不清楚。 汝窑天蓝釉盏托 汝窑窑址发掘的汝瓷残片 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其中一件高19.5厘米口径5.9厘米底径8.2厘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最引人注目。 它颈部长腹分别刻以折枝莲花，器表满施天蓝釉。 光亮滋润，布满开片，蝉翼纹晨星稀，完全符合汝瓷的典型特色。 鹅颈瓶花纹展开图 而当时汝窑窑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汝瓷残片 汝窑窑址瓷片堆积层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发掘和众多陶瓷研究者的不懈努力，确定为河南清凉寺汝窑就是宋代的贡窑。至此，汝窑的千年谜案被逐步揭开了。 二、目前馆藏汝窑瓷器情况 故宫博物院部分 北宋汝窑天青釉凸弦纹三足尊 北宋汝窑天青釉凸弦纹三足尊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凸弦纹三足尊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汝窑创烧于北宋晚期，据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说明北宋时汝窑接受宫廷的任务，烧造汝官窑器，使北方青瓷的技术成为全国之冠。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三足樽承盘局部 汝官窑的烧制时间短，作为贡品，民间流传甚少，南宋时已属「 ”难得”之物。其釉色有天青、天蓝、粉青几种。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有「 ”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称誉。陆游也曾在《老学庵笔记》中：「 ”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底刻「 ”乙”字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底刻「 ”乙”字 因选玛瑙入釉，使釉面抚如脂、视如玉，有稀疏的气泡，多开有疏密不等的纹片，少数有鱼棱纹，也有不开片的，其缩釉点呈羊肝色。工艺上有满釉裹足支烧，也有垫烧的。采用支钉支烧的器物通体满釉，器底留有支钉痕，支钉细小如芝麻，且多靠近圈足内墙，支钉断面处一般呈白色。支钉数有3、5、6个之分，以 5个为多。采用垫圈或垫饼垫烧的器物圈足足端无釉，但少见。在装饰工艺上有少数刻花和划花装饰，还有龙体等装饰。少数器物有铭款，见有三种，器底刻「 ”奉华”、「 ”蔡”和「 ”乙”字。 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部分 现存汝窑最多的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共21件，皆为清宫旧藏，其中部分有乾隆御题诗。 大英博物馆部分 拥有汝窑数量排名第三的为大英博物馆，共17件，其中有12件是来自大维德基金会的旧藏，戴维德基金会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么多汝窑是因为大维德爵士在上世纪初在中国接手了壹批清宫旧藏的器物，这12件汝窑正是来源于此。 大英博物馆藏部分汝窑 北宋汝窑天青釉花式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花式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花式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 汝窑瓷器一般都较小，盘、洗、碗等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超过20厘米的极其个别，超过30厘米的不多。故有「 ”汝窑无大器”之说。但，随着考古发掘发现，汝窑器型也有超过36厘米的。所以，明代对汝窑的很多认识都需要重新调整。 上海博物馆部分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圆洗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局部 从宋徽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新礼制的「 ”以苍璧礼天”等因素，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部分 北宋汝窑天青釉椭圆形水仙盆（修复） 北宋汝窑天青釉椭圆形水仙盆（修复）局部 北宋汝窑天青釉梅瓶（修复） 北宋汝窑天青釉梅瓶（修复）局部 河南省宝丰县文物管理局部分 北宋汝窑天青釉深腹碗 天津博物馆部分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 北宋汝窑天青釉盘局部 清代学者梁同书在其《古窑器考》一书中的记载：「 ”汝窑，宋时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建青器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汁水莹厚如堆脂。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土脉质制较官窑尤滋润。薄者难得。时唐即耀诸州悉有窑，而以汝为冠。” 吉林省博物馆部分 北宋汝窑天青釉椭圆形水仙盆 北宋汝窑天青釉椭圆形水仙盆局部 清凉寺汝窑址和张公巷窑址 出土的标本和窑具 宋金 张公巷窑青釉碗（残） 宋金 张公巷窑青釉碗（残）局部 北宋汝窑素烧盏托 北宋汝窑素烧盏托局部 宋金 汝窑素烧莲花式盘 宋金 汝窑素烧出戟瓶 北宋汝窑火照插座和火照 北宋汝窑天青釉刻花莲瓣纹荷叶座熏炉（残） 北宋汝窑匣钵 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有「 ”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足见到了南宋，汝窑瓷器就很难得了。目前传承有绪者不足百件。

2004年6月，河下古镇的西侧开工修筑“城西北路”，工人在开挖鱼塘清淤时，挖出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

2008年9月，河下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明代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的瓷片装了291麻袋，重达21.8吨。

考古表明，这些瓷器被有意打碎、丢弃在这片废弃的堤坝内，堆积最厚处达到1米。

仍有一个谜团待解，宫廷用瓷器需要检选，而民用瓷器为何也要打碎抛在这里？

色调淡雅的花鸟

泼墨青花

姿态各异、充满动感的飞鸟

青花鸭图

青花蟒纹图

大明成化年制

数量庞大的青花瓷片

河下位于淮安市楚州城区西北角，北倚翔宇大道，南枕古运河。明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导淮安（今楚州）城西“管家湖”（亦称西湖）水入淮，水上运输改道，运河从淮城西边经过，河下就在管家湖嘴上。由于这里地势低下，人们便称之为河下。这里因是漕运要地而盛极一时，河下鼎盛时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之美誉。河下真的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繁荣吗？我们不妨从明朝河下人用过的瓷器入手，去了解一下他们在生活中对美的追求，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答案。

2004年6月，河下古镇的西侧开工修筑“城西北路”，工人在开挖鱼塘清淤时，挖出了大量的明代瓷器残片。笔者就住在鱼塘边上的八一新村，于是就到现场拾回了几筐。鱼塘距离河下大绳巷的明朝“淮北批验盐引所”不足百米。瓷器残片年代主要为明朝永乐年、宣德年、成化年、正德年、嘉靖年、万历年。据此可以断定这是河下居民和客商的生活用瓷。笔者在家细心把玩它们，品味河下先民用瓷之美。

1.器型多样，质朴典雅。在我收集的河下古瓷片中，有很多是比较成形的，我们完全能据现在的样子，复原出完整器的形状。如青花大碗，上阔，下窄，高有20厘米，比现在的粥碗体量大，纵向和横向整体造型所成的弧线舒展流畅、自然天真。盘子，开口很浅，形如满月，比现在的小。酒杯与茶杯，一般体量较小，玲珑别致，圆挺的中部，使得整体造型很饱满。有的茶杯有盖。在众多瓷片中，找不到一块方形的，这可能与明朝河下人希望事事圆满，家庭团圆的美好愿望有关。

2.瓷器的质地与色彩。明河下瓷器多为景德镇民窑所产。胎体由江西景德镇瓷土烧制，灰白胎，上施淡青色釉，釉面色调柔和，光洁滑润，如婴儿之肌肤。深青色图案置于釉下。两者颜色和谐统一，多角度近观，呈现不同光色效果，色彩迷人。河下瓷器的青花图案用色都为波斯钴颜料。颜色淡雅宁静，平和养心。用笔细腻的极少，只见于出土的少量官窑瓷。一般用笔迅捷，一触而就，线条较细，图案简洁，形神兼备。这些图案有自然生动之趣。用笔极速的原因是波斯钴颜料落笔易发散和画工技艺娴熟。这种画法，一点不会影响瓷器的品质。我们从河下古瓷质地和色彩能略知明朝河下人喜欢简洁、淡雅的色调，以及追求内心宁静、生活安定的生活理想。

3.瓷器图案。河下瓷器图案可分为花鸟山水、文字、人物三类。花鸟山水最多。花草有：荷花、菊花、梅花、牡丹、芝麻、绿藤、松柏等。寓意吉祥、高洁、富足、长寿。鸟鱼虫有：孔雀、麒麟、喜鹊、鹤、鱼、蝴蝶等。表明了河下人对自然的崇拜，对富裕、平安、健康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文字主要有：福、寿、禧、金榜题名等。除了汉字，还有一些梵文，据笔者多方考证，原来都是一些吉祥语，和现在的北京、南京的明朝铜钟的梵文相同。这些文字表明了明河下人审美中不仅具有中国传统文人情趣，还有佛教文化元素。人物图案是较少的。主要有八仙图、文人学士读书图、贤母教子图。这些反映了河下人民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社会风气。河下明朝文化名人群星璀璨，举人进土众多，与此有着一定的联系。《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与戚继光抗倭的状元沈坤、《温病条辨》作者吴鞠通，这些不朽的人物都出自河下。

当然，河下明瓷中，也有少部分图案纹饰极为简单的，有的只有几道跑边的装饰线。这些瓷片做工较为粗糙，存在着施釉不匀，冒气泡和缺釉现象。这说明了当时的河下有一小部分居民刚解决了暖饱问题，他们还没有能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美。他们的存在体现了河下繁荣社会的完整性。

考古明朝河下用瓷，我们发现当时的河下存在少量贫民，他们有美化生活的意识，审美要求不高。大量精美的青花瓷能充分证明河下存在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衣食富足，生活讲究，有着较高的审美情趣。还有一部分为大户人家，他们可能是官宦，可能是像程氏一样的盐商，不一而足。他们生活奢华，所用瓷器样样皆为极品，能与官窑瓷器相媲美，在美的追求上品位极高，有强烈的个性化审美要求。

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见到了明朝河下人的生活。运河御码头前帆影如云，石板街上商贾云集，酒旗招展，买卖声不绝于耳，街头巷尾飘散着淮扬美食的香味。我们走进一户中产人家，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场景吧。正堂摆着高大的春台，在它的前面有一张八仙桌，一家人正在共进午餐呢。桌上食器罗列：青花缠枝碗中是白鲞红炖天堂肉，青花菊花碗中是香香喷喷的油煎鲫鱼，青花八仙盘中是酱油花椒醉花生，青花教子图碗中是牛肉炖山药，还有三鱼杯，福寿勺……男主人举杯欢饮，一家人其乐融融。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片片河下古瓷片，依然那样美丽，它们犹如一枚枚化石，记录着明朝河下居民对美的追求。虽然这些瓷器并非他们所造，但却反映了他们的审美需求。它们见证了明朝河下居民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繁华的漕运经济。

南京博物院考古队和楚州博物馆在楚州河下古镇抢救性发掘了一处大型明代龙泉窑碎片遗址，出土的瓷片装了291麻袋，重达21.8吨。据了解，这处遗址见证了龙泉窑如何失去了皇家贡品的身份，以及古代淮安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

据考古队员介绍，去年9月当地施工时，在地下3米处发现了这片遗址。遗址略呈“凹”字形，东西长17米，南北宽7.5米—9.7米。考古表明，这些瓷器被有意打碎、丢弃在这片废弃的堤坝内，堆积最厚处达到1米。经初步统计，这里的瓷片基本出自龙泉窑，除极少数为元末外，绝大部分为明代烧制。这批瓷片，少量是明代早期龙泉窑为宫廷烧制的官器，虽然在地下埋了500多年，但仍和新烧出一样，釉色极其润泽；多数质量一般，为普通日用品，器型有碗、盘、高足杯、盏和炉等30多种。

众所周知，龙泉窑产于浙江龙泉县，南宋晚期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之美的巅峰。那么，如此大量的龙泉窑瓷器为何会集中到楚州(古淮安府治所在地)？考古人员从文献中找到了线索。原来，明洪武26年(1393)至天顺八年(1464)，龙泉窑为宫廷烧造青瓷，通过漕运送至京城，而古淮安(今楚州)是漕运总督衙门所在地，龙泉窑贡品在此检选，其中的精品成为皇宫用品，略有瑕疵者，就地打碎。楚州河下古镇是当年全国闻名的重要商埠，也是龙泉窑产品的集散地之一，出土的少量的龙泉窑官器和一般商品顺理成章。

巧合的是，这批瓷器的时代下限就是天顺年间，它们很可能见证了龙泉窑最后的辉煌。公元1464年，成化皇帝刚即位，就在《即位诏》中下令，景德镇和龙泉窑的御制瓷器，烧好的即刻运京，未烧好的马上停止。在此以后，龙泉窑再未接过皇家的大宗“订单”，就此失去贡品地位。这种转变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的审美观点，成化皇帝喜欢彩瓷，艳丽的成化斗彩就是明证；其次龙泉窑地处偏僻，运输需要翻越崇山峻岭，交通不便，成本高昂。与龙泉窑衰落相伴的，是景德镇越来越兴盛，在接下来的五六百年，直至现在，都是中国瓷器的第一重镇。

不过本次考古仍有一个谜团待解，宫廷用瓷器需要检选，而民用瓷器为何也要打碎抛在这里？莫非皇宫中太监和宫女所用的是这类普通瓷器？又或者此次检选一次性清理了历年来的“存货”？如果这么多瓷器拿到市场上销售，应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是什么人宁愿承受损失而将这些瓷器打碎？考古工作在解释了一段历史的同时，又留下了更多的谜。

汤家湾附近为东陈盐场遗址

如皋市东陈镇汤家湾至如城街道十里铺一带的某些田地河沟中从前有大量的陶瓷碎片，收到人们的关注，从而有不少的猜测，比如有猜测那里可能是古城遗址的。近年有专业考古队进行过勘探挖掘。

笔者1月2日看到公众号“栟茶角斜文史搜集”上沈小洪先生的《栟茶成陆史》一文中写到了东陈：“南北朝时期，东陈是著名的渔场，因此可以推断东陈此时靠海……到了唐宋时期，东陈又是盐场，至今还有盐场子的老地名存在。据《宋会要辑稿》记，北宋绍圣时（1094～1098）有东陈盐场，南宋时已与掘港合并成为掘港东陈场……”这些都是讲的史实。

近年如城扩大很迅速，十里铺、汤家湾这一带现在亦可称如城东郊。那么历史上这一带为什么要使用大量的陶器、瓷器呢？因为这些都是容器，数量这么多，很自然地就能想到这是盐场使用的。要盛海水，涨潮的时候盛起来以备落潮时煎用，尤其是对于离海边较远的盐场更要多储存，要盛卤水，要用来装盐，等等，自然要用到大量的器皿。

鄙人记忆中网上资料说东郊这一带地表地下存在很多的这些陶片、瓷片根据正式机构测定，好像年代上限是北宋的，还没听说有隋唐的。因为有炀帝掘沟连接盐场，根据推测有隋唐的应该也很正常，乃至更早一些的南北朝时期的也可能有，但是或者因为还没有能够正好挖得到而得不到检测，或者因为检测的样本少而没有能够检测得到，所以还没有发现。宋时汤家湾附近盐场离北部海边已经较远了，所以更需要大量的容器，所以宋代的陶瓷相对于隋唐的数量比例大得多，隋唐的不容易发现得到。

可以看到这些陶瓷器大部分不是高级的，很粗糙，有的可能比一般的普通人家家用的还要粗糙。因为是盐场的器具，不需要多高级美观，只是要多。我估计就是灶民自己在盐灶里顺便烧制的，都不要成本。当然现在收集的这些陶瓷里也会有当时盐场不同居民生活用的，质量有好一些的，以及元代往后的，与盐场无关。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宋代范公堤在哪里，东陈汤家湾又在哪里，如果说由于有“海安南湾”唐代及以前汤家湾附近靠海有盐场还说得过去，假如认为“范公堤”北宋某时已在海安镇附近折向东，那海安南湾在其时已消失，怎么宋代东陈这里距离海这么远还有盐场？首先，宋代东陈盐场的存在是多部史书上对当时或当时较近时间的明显客观事实的记载，无需怀疑。其次，“范公堤”今天只是一个泛称，可能大部分不是范仲淹那时所建。宋代捍海堤海安镇向东靠海安镇这一段线路也许还没有搞清楚，有没有可能向南凹进去不少而离东陈不远呢？或者甚至由于海安南湾不是向东面对太平洋，海潮小，其南部海岸可能就没有筑过大堤？南宋吕祖谦《泰州修桑子河堰记》说“桑子河以南迳如皋境缭许氏庄后皆文正规略所未及”，桑子河堰是哪一段也不清楚，桑子河堰接下去是个什么情况更不清楚。再说，苏北海岸线是不断变化的，老的盐场在离海边较远如二三十里甚或更远后仍是在原地的，仅仅是引潮沟逐年加长一点而已，这在两淮地区盐场两千年的历史中是很常见的。盐场搬迁的成本是很大的，能不搬尽量不搬。唐时东陈有盐场，因此直至南宋时还有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估计东陈与如城这一带这些陶片大量存在的地方就是东陈盐场的遗址。盐场通向运盐河运盐、自身排水系统肯定少不了一些河沟，所以存在一些相对密集的方向不定的古河道，这个考古队也能探测得到。

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处为古蟠溪遗址。那么汉初这里煮盐，到了南宋这里还在煮盐，这当中是如何沧海桑田的？邗沟东支因盐而开，煮盐区必定有较大的范围，如果汤家湾一带是蟠溪，那么蟠溪煮盐区大致是什么范围，其与长江、东海是什么位置关系？尚希决疑解惑，互相探讨为盼。

本贴纯属个人推测，孤陋寡闻，错误难免，敬请方家指教，正式结论以考古鉴定为准。

11:42 2022-01-06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章：

2020-02-02，沈小洪：栟茶成陆史

https://mp.weixin.qq.com/s/g58K-hIP_Z7kXAvM83ny6g

据新闻报道，国家考古人员去年在丹东黄海海域发现的中日甲午海战沉没战舰「丹东一号」，被确认为北洋舰队名舰「致远」舰。

而且就在9月17号发掘出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是一只被打捞上来的瓷盘，瓷盘碎片经过拼接后，可以清晰地看到篆书「致远」两个字，以及致远的英文名称。

早在2014年，国家考古人员在丹东黄海海域发现一艘体量在1600吨左右的沉船，考古命名为「丹东一号」，经过考古调查后，确定该沉船为甲午海战沉没战舰，但是具体是哪个军舰还没有弄清楚。

从2014年至2015年，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队没有停止对丹东一号的挖掘，今年8月再次对「丹东一号」进行考古调查。

经过一个多月的水下摸索，9月17号，水下考古队已经打捞起一百多件文物，其中，炮弹、炮管、弹头等各种武器弹药陆续出水。这组瓷片就在这堆文物里。

致远舰被确认了身份，那么甲午海战时候的其他战舰的命运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1894年的甲午中日海战，以清朝失败告终，为此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清朝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具规模现代钢铁军舰（当时称呼「铁甲舰」）海战，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舰队海战。售出军舰给日清双方的英国及当时各军事大国极为关注此场海战。而参与甲午海战的主要是北洋舰队，参战舰艇如下：

铁甲舰：

定远（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旗舰，管带右翼总兵刘步蟾）

镇远（管带左翼总兵林泰曾）

巡洋舰：

来远（管带副将邱宝仁）

经远（管带副将林永升，海战中阵亡）

致远（管带副将邓世昌，海战中阵亡）

靖远（管带副将叶祖珪）

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

广甲（管带都司吴敬荣）

超勇（管带参将黄建勋，海战中阵亡）

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海战中阵亡）

平远（管带都司李和）

广丙（管带都司程璧光）

炮舰：

镇中（管带都司林文彬）

镇南（管带都司蓝建枢）

鱼雷艇：

福龙（管带都司蔡廷干）

左队一（管带都司王平）

左队二（管带守备李仕元）

左队三（管带守备郑得春）

定远舰

定远舰参加了海战中日本舰队旗舰「松岛」被「镇远」舰主炮命中，引发大火而丧失战斗力，被迫退出战场。「定远」舰于1895年2月4日夜被突入港内的日军「第九号」鱼雷艇偷袭受伤，9日「定远」被日军由占领的炮台炮火击中受重创，次日「定远」舰被自爆。

镇远舰

镇远是中国清朝海军于德国的伏尔铿造船厂订购及建造的炮塔铁甲舰—定远级铁甲舰之姊妹舰。当时有东亚第一坚舰之称。甲午战争期间被日本海军虏获，战后以战列舰的身份编入日本海军。

来远舰

来远在战争开始时曾一度尝试由水兵跳上日舰比睿将其俘虏未能成功，在战争后期中弹甚多，引发严重大火。后来退守威海，最后为日本鱼雷所击中沉没。

经远舰

1894年爆发的中日黄海海战中，经远及来远等已是北洋水师最为「新式」的舰只。海战中经远管带林永升及大副、二副先后中弹阵亡，经远亦被击沉。

致远、靖远巡洋舰

1894年爆发的中日黄海海战中，致远及靖远已是北洋水师最为「新式」的舰只。海战中由邓世昌为管带的致远奋战五小时后弹药用尽，船只重创。邓世昌下令冲向日舰，意图用冲角撞沉日舰，最后由于被炮弹击中引起爆炸而未能成功。叶祖珪为管带的靖远在黄海海战中受创，经修复后与余舰退守威海。最后靖远在威海为日本鱼雷所击中后自沉。

济远舰

济远是北洋舰队中唯一参加丰岛海战及黄海海战两场战事的战舰。在日本不宣而战的丰岛海战中，济远以一敌三，舰上大副等中弹身亡。在黄海海战中济远在战事中首先脱离返回旅顺，事后军机处以管带方伯谦临阵退缩，将其阵前正法，斩首于旅顺。济远在北洋水师投降后被日军接收，编入日军。于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旅顺对开海域触雷沉没。

广甲舰

广甲舰在海战中与济远舰同组，尾随后者逃离战场，当日夜半在大连湾口的三山岛触礁搁浅，因无法抢救而被迫弃船自毁。事后管带吴敬荣被革职查办。

超勇

超勇号在黄海海战中被日本的舰艇围攻一颗敌弹击入受伤累累的「超勇」舰舱内，引发大火，最后在围攻下沉入黄海海域。

扬威

由于和「超勇」属于同一小队，该舰也承受了猛烈而又恐怖的炮火。但是终因伤势过重，全舰烈火熊熊，只好撤离战场，转到浅水区自救。在全舰官兵的努力下，军舰的伤势逐步得到控制，但是就在这紧要关头，高速逃命中的「济远」一头撞上，然后又迅速倒车离开，此举彻底宣告了「扬威」的死刑！

平远舰

1894年参加黄海海战，1895年在北洋水师投降后被日军接收，编入日军。于1904年日俄战争时在旅顺对开海域触雷沉没。

图一（《红楼梦》林黛玉与薛宝钗， 一个是贾宝玉念念不忘的心头好，一个是他明媒正娶的枕边人；一个是木石前盟，一个是金玉良缘。）

    《红楼梦》双姝黛玉与宝钗算是平分秋色吗?清凉寺汝官窑和汝州张公巷窑是河南青瓷中的双姝，它们又是怎样的关系——平分秋色还是相互成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茉莉走进清凉寺走进张公巷。

图二【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文献记载，汝窑供御皇室，烧造极短，工艺精良，传世罕见。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宋室南渡，汝窑窑火仅仅燃烧了二十年，就因战争而消失了。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烧造汝官瓷的汝窑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烧造的，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一句流传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瓷贸易盛况。在1950年，“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等人，专程去到有汝瓷发祥地之称的河南汝州寻找汝窑窑址。很遗憾，当时并没有找到古代汝官窑遗址。

图三（红薯窖发现的汝窑青灰釉洗）

      1985年清凉寺村一户人家在红薯窖里无意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只盘子（洗）。1986年全国古陶瓷研究会议召开，此汝窑青灰釉洗经过与会专家鉴定发现，原来这就是珍贵的汝瓷！

      1987年，上海博物馆依据在清凉寺采集到的汝窑碎瓷片和那件汝瓷洗，首次向世人宣布了汝窑窑址就在今天的宝丰县。

图四（汝窑窑址瓷片堆积层，当时汝窑窑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汝瓷残片）

      据此，1987至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县清凉寺村进行持续挖掘，挖掘出大量可修复的残器。

图五（当时埋在藏坑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 口径5.9厘米 底径8.2厘，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专家还意外发现一个储藏有汝瓷的藏坑，经过挖掘，在2000年考古队发现了十五座烧制汝窑瓷的窑炉和两处作坊，以及一些与制瓷有关的遗迹遗物。

图六（摄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博物馆）

        至此，这些御用汝窑的窑炉、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相继发现，汝官窑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图七八【《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天下宋瓷，汝窑为魁。汝窑瓷器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瓷产品以天青色为基调，有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坯胎以香灰色和灰白色为主。汝窑的天青釉瓷，釉中因为加入了玛瑙粉末，故色泽青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有如堆脂，视如碧玉，质感甚佳，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之说，色泽素雅自然。天蓝釉色似"雨过天晴云破处"，形体端庄大方，有一种青蓝相应的光泽，釉汁莹润，美不胜收。月白釉汁温润如玉，拂之如脂，独具风格。

图九（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的汝窑莲花式温碗，台北故宫也有一个）

      在2012年至2013年间，为配合清凉寺汝窑遗址博物馆遗址展厅建设，省考古所对展厅墙基和门厅地基部分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发掘出素烧器多达120余万件（片），且年代晚于天青釉汝瓷烧造年代。

图十（素烧仿青铜器出戟尊，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

        而此次发掘出土的素烧器中除了一部分是以往汝窑器物群常见的器形外，还有大量过去汝窑中不见的器形。器形虽然仍以碗、盘为主，但出戟瓶、荷叶器盖、长方形托盘等均是首次发现。其中仿青铜器出戟瓶、长方形托盘、瓜棱瓶发现数量较多。出戟瓶有素面和带纹饰两种，大小基本一致，皆小口、长颈、鼓腹、圈足垫烧。纹饰有仿青铜器兽面纹、虎纹、云纹，出戟上面对应有两个凤首，十分精美。技法采用合模以及剔、刻、划等工艺；长方形托盘为宽沿，规整大方，制作精良。

        根据出土素烧器所处地层及同地层出土的具有金代特征的白地黑花枕残片、凸棱罐残片，考古所初步认定其烧造和堆积时代不早于金代。从器形特征来看，此类器物可能并非民用，且出戟瓶、素烧大盘、长方形托盘等器物，亦非一般生活用品，或许是祭祀用器。

      有观点认为此类器物或是在清凉寺烧完素坯后在汝州上釉并完成烧造，但究竟是否存在这一种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与相关研究。如果这一观点正确，是否可能这些在清凉寺烧成的素坯在汝州张公巷窑完成上釉烧造?

图十一（张公巷窑出土标本，未用闪光灯摄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结合这一观点茉莉做以下串联：（1）从窑场的性质来看，张公巷窑产品制作讲究，工艺精湛，显然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它的性质应属官窑。众所周知，在记述有关北宋官窑的书籍里，具有可信程度的只有南宋的《坦斋笔衡》及《负暄杂录》。南宋时代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也仅十四个字“政和间（或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暗示着即使在南宋时期，也难以得到关于北宋官窑更多真实信息。大概因为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太短、制作作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更经靖康之变（1126～1127），能流传下来的也极其有限等缘故吧！北宋官窑的设置，可视为徽宗皇帝对已经续烧十数年、属于“官中禁烧”、具有绝美天青色的汝窑这一青瓷高峰的一次超越和挑战，是徽宗皇帝的伟大尝试。如果把“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句中的“京师”理解为朝廷而非指地域，那么比汝窑更精进的制作工艺的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其研究方向似乎又向北宋官窑迈进了一步。

      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发言的20多位中外古陶瓷专家学者中8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其中有个别学者认为目前的证据还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发掘才能确认；另有2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是金代以后的窑址，其性质是官窑。

        汪庆正：“张公巷被发现后,张公巷出土的瓷片是不同于汝窑的。一、瓷片的胎里含锰少,胎质比汝窑的白二、釉总体上来说呈乳浊状,比汝窑的厚一点三、出现了较多的圆形支钉痕,汝窑为芝麻支钉痕四、瓷片上的开片鱼鳞纹多。谈到这儿就与南宋官窑联系起来了,在杭州发现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上有圆形支钉痕,还有大量的鱼鳞纹瓷片。这说明南宋官窑是从北宋官窑演变而来的,而北宋官窑的前身就是汝窑。张公巷出土的这批东西,除了官窑之外一般民窑绝不会有。”

        王光尧：从受命承烧开始,以宝丰清凉寺窑址为代表的汝州瓷窑场开始为官府服务,和其他地方官窑一样,在受命之初烧造的瓷器应是该窑场传统的产品,只是汝窑在承烧的过程中改进了瓷器釉的配方,生产出了天青釉类汝窑瓷器,才以“汝窑为魁”的资质受到认可而专供御用,从而使得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产品被垄断。因产品质量的变化,导致官府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场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地方官窑时期落选品可以岀卖自由处理的方法,变成专烧专供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的碆落选品被打碎集中处理的垄断性管理体制,该处窑场因而具备了供御中央官窑的性质。

（2）从烧制年代上看，张公巷窑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

（3）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秦大树:“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从胎、釉、器型、烧制工艺等看，近年发现的典型张公巷汝窑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

.产品主要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以粉白、灰白为主，洁白和浅灰的不多，胎质细腻坚实，断面光洁。

.器物多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个别似圈足外撇又不太明显。而碗、盘和各种瓶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张公巷窑产品大多为圈足上刮釉并同时使用支钉支烧。

图十二（张公巷窑的青釉瓷）

        为了进一步厘清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官窑青釉瓷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茉莉上手了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收藏的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官瓷片标本，我们把多件标本与《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一书中的原件图片进行了反复对比。

图十三（河南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和香港收藏家翟建民先生）

        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对家乡青瓷情有独钟，敏而好学，并在实践中稳扎稳打建立了个人收藏体系。

图十四、十五、十六（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图片与瓷片标本对比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第129页）

      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高16.2、口径7.2、底径6.2厘米，撇口，鼓腹，高圈足。青绿釉，通体不规则网格纹开片均匀密集，玻璃质感极强，垫烧。这两件北宋张公巷窑青绿釉撇口束颈壶瓷片标本非常难得，胎质细腻坚实，釉色青中带绿。釉面亦开片明显，玻璃质感强。都是撇口口沿的局部。

        类似汝官窑的青釉瓷器，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工艺特征上与汝官瓷一样，系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清凉寺汝官窑与张公巷窑的主要区别：

1、汝瓷釉色为纯正的天青色，而张公巷窑瓷釉色呈青绿色，釉面玻璃质感更强，手触有光滑感；

2、汝瓷开片有冰裂纹和鱼鳞状两种，而张公巷窑开片较汝窑细碎、显著；

3、汝瓷胎体呈香灰色，而张公巷窑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作灰白色；

4、汝瓷支烧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如芝麻状，支钉数量绝多为单数3或5枚，而张公巷窑多为平直圈足，外裹足较少，支钉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从3、4枚到5、6枚，单数、双数均有；

5、张公巷窑中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套盒、盏托等不少器型，与汝瓷同类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器型，则为汝窑所不见。

图十七（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

      《红楼梦》中最可叹的双姝就是黛玉和宝钗——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河南青瓷双姝清凉寺汝窑官与汝州张公巷窑无疑也是古陶瓷中神秘、璀璨的两颗明珠，美得让人心驰神往，激发我们的探索欲望！

图十八（摄于汝州文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参阅：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2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发现》

3、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新发现》

4、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汝窑遗珍》

5、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北宋汝窑特展》

6、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玉松话汝窑》

7、故宫博物院王光尧《 汝窑与汴京官窑 | 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2010年）》

8、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汝窑的发现与研究》

10、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

11、舒佩琪（台北鸿禧美术馆）：《放大镜下汝窑与张公巷窑青釉瓷新视野》

考古,用以表示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文化一词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精神生活以及其他方面所达到的总成就，如中国文化、文化遗产等。但考古学中所讲的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例如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器物，经常地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型的居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有着特定组合关系的遗存，即可以称为一种“文化”。由于它们总是共同存在于同一文化层或墓葬中，表明它们属于同一时代。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找到类似的文化因素。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合，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划分开来。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由来 19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G.de莫尔蒂耶将欧洲旧石器时代分为5期（后来增至6期），仿照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方法以第一次发现的地点来命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考古发现地区的扩大，知道同一地质时期中不同地区的遗存的面貌并不相同，特别是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存的内容更加复杂，各地区的差异十分明显。同时，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现有些原来以为是前后相衔接的不同时期文化,实际上是同时并存的不同文化。因此，产生了考古学文化这个概念，用来指同一时期中不同类型的遗存，也指同一地区时代有先后的不同类型的遗存。目前欧洲旧石器时代的6期,已基本上移作了文化的名称。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最初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将甘肃新石器时代遗存分成6期，推断每期300年并前后相接。后来知道它们代表不同的文化，已都移作文化名称。在考古学发展史上除了分期的概念之外，又增加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这是很有意义的。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 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的作法，应用得最为普遍。如欧洲的莫斯特文化、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国的周口店文化、丁村文化、小南海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也有以地区或流域来命名的，多为事后弄清这一文化分布范围而命名。如欧洲的多瑙河文化等。另外，还有对发现地点的名称加前缀的，如甘肃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这是因为它们和典型龙山文化有相同处，也有差异处。如果仅属地方性的小差异，当然可采用这种办法，如果差异大到可认为是独立的文化时，那便应该另起一个文化名称。由于发掘地点中不止一个文化，可对地名加后缀，以资区别，如庙底沟二期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见屈家岭文化）等。以特征遗物来命名的方法也经常被采用，如中国过去所称的细石器文化、彩陶文化、黑陶文化和欧洲的巨石文化、钟杯战斧文化等，不过这种命名，容易以片面的特征代替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这种个别类型的特征遗物，还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而近年来已逐渐不大为人们所采用。此外还有以族别来命名的，如巴蜀文化便是一例,不过这只能适用于较晚的文化,并要经过精确考据，否则易于造成混乱，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指出这种文化可能属于某族。至于历史时期的商周文化、秦汉文化或隋唐文化等，是一般用语的文化，即指一民族在特定时期中各方面的总成就，包括物质文化以外的一切文字记录所提及的各个方面。严格地讲，这与考古学上有特定意义的文化，是要加以区别的。考古学文化的研究 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除了要解决时代和分期以外，还要研究它的内容、特征、分布范围、起源、发展，以及同其他文化的联系等。而要对一文化的内容有充分的了解，则至少应对该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作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把握这一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个考古学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几种特定类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装饰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艺技术等。每个考古学文化的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示其背后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共同规律，还要研究各地区各个族的共同体发展的特殊性。因而必须确立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以便对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分别地加以深入研究，以探寻物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对同时并存的各种考古学文化，我们要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来搞清它们的分布范围。这些范围同自然地理的区划并不完全一致。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分布范围也会有所不同，文化因素也不断发生变化。当一种文化发展成为显然不大相同的另一类型时，可称为同一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或时期），如果发生了质的改变，则应视为另一文化。但这需要有充分的资料，作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才能确定。一种文化特征的形成，主要由于其内部发展，但有时也因接触而受到另一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是在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时需要重视的问题。

考古学常见术语表

考古学——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古代人的科学。一般认为，雅各布斯波在1674年最早使用了这个名词。他是17世纪的一位德国物理学家、旅行家和学者。

人类学——即对人类进行研究的科学。有时候它会与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研究动物和植物的化石）交叉，特别在研究早期人类遗存时。

人工制品——人类制造的、使用过的或对人类有用的物品，如石制工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随意拿走遗物而不进行记录，这给考古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土冢——特指青铜时代地面上的土墩，通常用来覆盖埋葬物。

BP——距今年代，代替传统的BC（公元前）和AD（公元后）。它的好处是使得所有文化和宗教的年代变得更加直观。为了将日期标准化，1950年被定为考试古学上的“现在”。

放射性碳素断代法——一种测量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比率的技术，能测定五万年以内有机材料的年代。热释光断代技术能用于陶器的断代，将物件重新加热，然后测量发出光线以断定黏土器物最初的加热时间。

稻作遗存——埋藏的特征从地面上看是无形的，如墙，只有在高空中俯视，才能发现在稻谷中的不同颜色的斑纹。1586年威廉康德在消失了的肯特罗马港口发现了这种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描述，如今这种现象仍被广泛利用。现在一般用玉米代替稻谷，当玉米长成时，就会发现交错、相通的道路（道路经过的地方，玉米更稀一些），他们把这种交叉口称为南奥古斯丁交叉口。

楔形文字——最古老的书写形式之一，因其字母外形很像楔形而得名，通常是用刺在湿的陶土上刻写而成。

树木年轮断代——根据计算树木年轮（每年增加一轮）对树木断代。她还可以提供气候方面的证据，因为气候能影响数轮的宽窄。这种技术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用于考古学上，当时是用于测定美国印第安村庄的年代。

发掘——通常表示的是遗址物质的发现，全面移开表面并记录地层或开探沟揭示堆积的情况，全面发掘而不留下任何东西。惠勒曾说道：“我是考古学家，一个对过去的破坏者。”

田野考古学——从字面上理解，包括在田野里工作的考古学，尽管新的科学技术应用使考古学家们不需参与发掘，不必让自己的手沾半点泥土。其相对应的概念是室内考古学（主要用于审定申请计划）和电脑考古学。这种对遗址的研究，主要依靠现有的文件、地图、人口普查资料、课税清册、教会资料、测量数据和以前的发掘报告。历史考古学是研究有文字记录的那段历史。

象形文字——文字的象征符号。象形文字使用图画代表思想或言语，如古代埃及所使用的文字。

陪葬品——与人的尸体一起埋葬的物品。对考古学家来说，是一种相当有价值的习俗现象。

葬式——埋葬尸体的方式。如火葬，用火焚烧尸体，这常见于多种文化中。

巨石文化——照字面理解，使用巨大的石头筑成的纪念碑形式的物件，如环状列石。

史前——通常是指“非常古老”的意思。精确的说，是指文字发明以前。

陶瓷碎片或瓷片——破碎陶瓷的一部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其实它对于确定年代序列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抢救性考古学——一个遗址因为开发的需要，在它被破坏前，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所进行的抢救性的发掘。

相对年代——一个事物通过与另一个事物相对照而得出年代，不用给出确切的年代，绝对年代则要有确切的年代。

地层学——堆积物层次的研究。一般认为，埋得越深的年代越久远。远在1859年，即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前，已有学者根据地层学推算出，许多堆积物的年代，要比传统《圣经》所说的上帝创世纪的年代——公元前4004年早得多。

三期说——把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学说，这种分法用在欧洲是可行的，但是用于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则有问题，因为有的地区现在还处于石器时代文化中。三分法的最初提出者是克雷斯蒂安J汤姆森，1819年，他在哥本哈根博物馆整理展品时提出此说。

斯坦因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英国人。原籍匈牙利。早年在维也纳、莱比锡等大学 学习，后游学牛津大学和伦敦 大学。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 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 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 府的支持下，先后进行三次中亚 探险。第一次中亚探险（1900－ 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 的古代遗址，其旅行记为《沙埋 和田废址记》（Sand－buried Ru－ ins of Khotan， London， 1903）， 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Ancient Khotan，全二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 1908）除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外，还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 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又走访 莫高窟，拍摄洞窟壁画，并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 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二十四箱、绢画和丝织品等五箱。其 旅行记为《沙漠契丹度址记》（1912），其中有敦煌骗宝经 过的详细记录；其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记》（1921）， 至五卷。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和田、尼雅、楼 兰遗址，并再次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得五百七十余 件敦煌写本，还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其正式考 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全四卷。还著有《在 中亚的古道上》（1933），对二次探险做了简要的记述。 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中亚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 获少量文物，下落不明。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敦煌等地出土 文物和文献，主要入藏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以及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在 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藏品由各科专家编目、研究， 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斯坦因本人除上述考古报告和旅行 记外，还编著有《千佛洞：中国西部边境敦煌石窟寺所获之 古代佛教绘画》（1921）一书。其论著全目见《东洋学报》第 33卷第1号。其生平事迹详见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著《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爵士传》（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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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兰坡

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而攀登上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贾兰坡，字郁生,曾用笔名贾郁生、周龙、蓝九公。1908年11月25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出生在河北省玉田县刑家坞村。192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31年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参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发掘工作。先后任练习生、练习员、技佐。1937年任调查员，1945年改称技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接替裴文中先生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工作优异，继裴文中1929年发现第一个头盖骨之后，他在1936年11月连续发现三具“北京人”头盖骨，震惊了国际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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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永

(1904年—1954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启超次子。原籍广东新会，1904年出生于澳门（一说出生于上海），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