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宜兴哪里能买到好品牌瓷砖

拉萨被称为日光城:拉萨是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藏语意为“圣地”。拉萨位于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中游北岸，海拔3657米。地处川藏、青藏、中尼公路结合点，是西藏重要的交通枢纽。全市人口40万，有藏、汉、回等30多个民族。这里属高原干旱气候区，特点是气温偏低，降水较少，空气稀薄，日照时间长达3000小时以上， 素有“日光城”之称。

拉萨的历史悠久，秦时属古汉、唐为吐蕃之地。唐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建立了吐蕃王朝，同时建都拉萨。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在此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和布达拉宫。千余年来，这里成为了西藏政教活动的中心。 简称：0891 省会：850000 位置：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的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中游北岸。 气候：气候温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平均气温摄氏8度(华氏43°)左右。全年日照时间约3000小时，比邻省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多1800小时，比中国最大的东部城市上海市多1100小时，在全国各城市中名列前茅，故有"日光城"的美誉。 最佳旅游时间：拉萨市地处喜玛拉雅山北侧，受下沉气流的影响，全年多睛朗天气，降雨稀少，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高原季风半干旱气候。最高气温29℃,最低气温零下16.5℃,年平均气温7.4℃降雨量集中在七、八、九月份，年降雨量500毫米左右；全年日照时间3000小时以上，素有“日光城”之称。

宜兴素以陶瓷工艺扬名。从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到精美的紫砂陶，均为陶中上品。宜兴制陶技术精益求精，不断改进。宜兴陶器发明创造于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成熟于晋宋，大放异彩于明清。相传春秋时代的范蠡与西施，亦曾在此制陶。如今宜兴陶业中心鼎蜀镇，已由过去的家家做坯、处处皆窑的集镇，变成了拥有二十多家工厂、近两万 名工人机械化生产的多品种陶瓷工业基地。

故因此称呼 陶都

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企图进一步吞并楚国，他看中了位于现在南京中华门的长干里一带，召见他的谋士范蠡监理建城，定名“越城”，又叫“范蠡”城。当时的“越城”很小，城周只有1公里又80步，占地面积也只有6万平方米，称作“越台”。到了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越，又在南京清凉山（又叫石头山）筑城，称为“金陵邑”，这也是南京又称“金陵”、“石头城”的来历。到了公元前211年，孙权又在金陵邑故址构筑“石头城”，即今日南京的重要历史遗存“鬼脸城”，这是当时的军事要塞，它依山为城，因江为池，地势十分险要。

石头城

在南京的清凉山西麓，自虎踞关龙蟠里石头城门到草场门，可以看到城墙逶迤雄峙，石崖耸立，这就是依山而筑的石头城。同治《上江两县志．山考》载："自江北以来，山皆无石，至此山始有石，故名。《建康志》也说：“山上有城，又名曰石城山。”这里所说的“城”，也就是石头城。

关于石头城的由来，要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据史书记载，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楚国（都城郢，即今湖北江陵）灭了越国（都城吴，即今苏州），楚威王设置金陵邑，并在今清凉山上筑城。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楚国灭亡，秦改金陵邑为秣陵县。相传三国时，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夕，出使东吴，与孙权共商破曹大计。据说，诸葛亮途经秣陵县时，特地骑马到石头山观察山川形势。 他看到以钟山为首的群山，像苍龙一般蜿蜒蟠伏于东南,而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又像猛虎似地雄踞在大江之滨，于是发出了“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的赞叹，并向孙权建议迁都秣陵。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迁移到秣陵（今南京），并改称秣陵为建业。第二年就在清凉山原有城基上修建了著名的石头城。当时长江就从清凉山下流过，因而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孙吴也一直将此处作为最主要的水军基地。此后数百年间，这里成为战守的军事重镇，南北战争，往往以夺取石头城决定胜负。

石头城以清凉山西坡天然峭壁为城基，环山筑造，周长“七里一百步”，相当于现在的六里左右。北缘大江，南抵秦淮河口，南开二门，东开一门，南门之西为西门，城依山傍水，夹淮带江，险固现时势威。城内设置有石头库、石头仓，用以储军粮和兵械。在城墙的高处筑有报警的烽火台，可以随时发出预报敌军侵犯的信号。至南朝时，石头城作为保卫都城的军事要塞的地位依旧未变。

景德镇在东晋叫新平镇，唐武德四年改镇为县，仍叫新平。因其雄居昌江南岸，又叫昌南镇。北宋真宗时（公元1004--1007年）改名为景德镇。当时，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光致茂美，名扬海内，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镇督造瓷器，贡奉朝廷，并命陶工在瓷器底部写上“景德年制”四字。景德是真宗年号，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景德镇瓷器名闻天下，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瓷器的，目前尚无定论，据史书记载：景德镇陶瓷业是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经过三国、魏晋到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的陈朝，它的瓷业生产已较有名气了；唐代景德镇产的瓷器被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廷，”名震天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窑址和实物，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窑址及瓷片，均为五代时期。在没有找到新的实物证据前，只能把五代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始。

五代景德镇 五代时，景德镇瓷业已初具规模。当时，景德镇制瓷还没有使用高岭土作瓷坯原料，仅用瓷石作原料。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用瓷石制成的坯，在高温下易变形。为减少变形，陶瓷工就把底足加厚加重，以承受上面的压力，这样瓷器的造型风格受到一定影响。五代时，景德镇的主要产品是青瓷和白瓷。青瓷，胎呈灰色，与当时名噪南方的浙江越窑制品风格相近，其质量上乘的制品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白瓷较精，白瓷胎致密坚实，吸水率低，色调纯正，与北方白瓷接近，但透光度更好。五代景德镇烧制白瓷的成就，对于该地区宋代青白瓷的制作以及明清时期彩瓷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景德镇也是南方最早生产白瓷的地方，它开始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但从全国范围来说，那时的制瓷格局是“南青北白”，即南方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河北邢窑白瓷为代表，景德镇窑同它们相比，还稍逊一筹。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阶段。

宋代景德镇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社会恢复安定，生产得以发展，制瓷业也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各地名窑名瓷不断涌现，其中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哥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成为当时制瓷水平最高的代表。受其影响，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日益成熟，规模迅速发展（瓷窑多达300余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宋代景德镇主要烧制青白瓷一种品种。这种瓷器因釉色青中显白，白中泛青，介于青、白之间，故得名（也称为影青、映青、隐青）。青白瓷，清淡高雅，俊秀挺拔，享有“饶玉”之称（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在宋时属饶州）。它是景德镇独创的一种瓷器，因而也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珍贵的品类。

青白瓷以日用器为主，饮食具有碟、盘、碗，酒具有注子、注碗、杯；卫生具有钵、洗和各式香薰，照明具有灯盏，瓷枕有象枕、狮枕等，盛化妆品和香料的盒更是丰富多彩，还有浮雕人物。齐全的品种说明，景德镇瓷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还出现了较细致的分工。

此时，瓷工们对成型质量非常讲究，坯胎已做得很薄，坯体表面也加工得十分精细，再辅之刻花、篦点、篦纹和印花装饰，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使青白瓷真正收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它常见花纹有牡丹、莲、梅、卷草、凤、鱼、婴戏等。北宋前期，青白瓷多光素无花纹，器形规整，釉质润洁，有“冰肌玉骨”之誉。北宋中期以后，刻花、篦点、篦划纹饰在器物上大量出现。南宋以后，盛行印花装饰。其纹饰题材，布局方法，明显受到河北定窑影响，因而又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技术等方面比较，青白瓷比定窑瓷好，青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白瓷都是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它名窑名瓷一争高下的实力。

色质如玉的青白瓷一出现，就倍受人们喜爱。这也使它的销售市场极为广阔，不仅销往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大量销往海外。青白瓷对江南地区的瓷窑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模仿青白瓷的瓷窑（共计有8省

34个县），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青白瓷系是江南地区两大瓷窑之一，影响面之大，居宋代六大瓷系的首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全面发展的阶段。

元代景德镇 元王朝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什么元王朝要把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瓷器博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倍受“关怀”，它得以集中全国各窑场的优秀工匠，得以垄断优良的原料等，这为瓷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社会趋于稳定，蒙古统治者虽不善于治国之术，却大力提倡海外贸易。那时，中国的瓷器输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各种手工业发展，它对于在宋代已有广大市场的景德镇制瓷业来说，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代景德镇瓷工凭借其出奇的创造力，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发现了新的优良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并把它掺进瓷石制胎，这便是著名的“二元配方法”。高岭土（此土产于景德镇市东北45公里处的东埠高岭村的高岭山，故名之，它也是国际通用的专门术语。此后，就把这种能制瓷的白色粘土通称为“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的伟大创举，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一，迎来了瓷业的繁荣。南宋后期，景德镇出现了原料危机，上层优质瓷石枯竭，瓷业生产陷入困境。高岭土的应用，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从而使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以来的原料危机，迎来了元代瓷业的兴旺发达，也为明清景德镇瓷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其二，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掺进瓷石制胎，提高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变形减少，成品率提高。高岭土在瓷胎中起到骨料作用，因而能烧造颇具气势的大件瓷器。高岭土的应用，改善了瓷器的理化性能，景德镇瓷器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从而完成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其三，降低了成本。高岭土是土质原料，采掘方便，仅需淘洗即可使用（瓷石需经长时间粉碎后才能使用），这样，瓷器的成本必然会有所降低。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枢府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胎白釉瓷器（因有的器物上刻有“枢”、“府”二字，而得其名）。同青白瓷相比，枢府器胎体稍厚，釉色偏白，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瓷器。它具有烧成温度高，胎釉结合紧密的特点，而成为一代名品。卵白釉瓷分精、粗两类。精制的制品基本为白乳浊釉色，有印花装饰；较粗的制品一般胎体厚重，素面无纹饰，釉色白中略显灰青。卵白釉的出现，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物质条件。元代景德镇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蓝彩瓷器）。清新明丽的青花瓷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青花瓷的出现，使其它大部分古老的窑场都相形见绌，它昭示着景德镇瓷业的高度发展。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优良的使用价值，赢得了古今中外人士的喜爱，为此，青花瓷的生产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绝大部分供外销，主要销往伊斯兰教地区。销往这一地区的青花瓷器多数是大件器，各式盘的口径一般在35--45厘米之间，大的达58厘米之多。这是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为人们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吃抓饭时所使用的。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重要发明。釉里红也是釉下彩，在操作上亦与青花相同；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元代釉里红的呈色红而不鲜，朴实无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窑和瓷器考古

古陶瓷学者对考古出土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进行过多次科学鉴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标准，使长期存在于考古学界的陶瓷混称现象有所改变，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进步。根据古陶瓷学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标准，我国真正的瓷器开始出现于东汉，发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带。随后，南方各地也开始设窑烧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瓷器生产已进入成熟阶段。北方战乱不息，经济凋敝，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瓷业的出现大约要迟至北魏统一北方以后。根据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

南方的瓷窑和瓷器

考古发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南方瓷窑，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苏南宜兴一带，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内也有零星发现。这个时期的瓷器，绝大多数发现于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贵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国瓷器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区之一。其中烧造最早、产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而最负盛名的是越窑青瓷。浙东的上虞、宁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发现了东汉中晚期的越窑窑址；在东汉晚期墓中，又相继发现用越窑生产的青瓷器随葬。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曾对上虞小仙坛东汉越窑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纹垒瓷片进行测试化验，并与上虞龙泉塘西晋越窑青釉瓷片的试测数据进行对比研究，证实这些青瓷片具有瓷质光泽、透明性较好，吸水率低，烧成温度达1300℃左右，胎釉结合紧密，符合近代瓷的标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浙一带的制瓷业迅猛发展，仅上虞一地，已发现东吴时期的窑址30 多处，西晋窑址60 多处。曹娥江沿岸的帐子山、鞍山、小仙坛、龙池庙等地，窑址密布，是当时烧造青瓷器的重要场地。这里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优质瓷土，也有烧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为青瓷的远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经常发现是浙江生产的越窑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绍兴、余姚、鄞县、宁波、奉化、临海、萧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苏的宜兴等十几个市县，也都发现了六朝瓷窑遗址。根据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为越窑、均山窑、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越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山窑在江苏太湖之滨，集中分布于宜兴丁蜀镇和均山附近。瓯窑在浙南温州一带。婺州窑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德清窑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县及其附近。上述瓷窑，除德清窑和上虞帐子山窑兼烧黑瓷以外，全部烧制青瓷，各有特色。

发掘资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龙窑烧制，起初是陶瓷同窑共烧，以后逐渐分离。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因时代不同而有所改进。大体说，窑身由宽短变成狭长，由统烧改为分段烧，窑床斜度由前缓后陡变成10 多度平斜，窑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随着窑炉的改变，烧制技术的提高，窑具的设计也有改进，从而增加了装烧的数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质量。

考古发现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窑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长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区，特别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马鞍山、芜湖和东下的扬州、镇江一线。根据器形、装饰纹样，釉质色泽以及坯体等特点，可分为孙吴、西晋、东晋、南朝四个发展阶段。东吴青瓷较多保留东汉瓷的特点，常见器形有钵、双耳或四耳的罐，双耳或四耳的盘口壶，双沿罐，水盂、油灯、香熏、唾壶等日用器。此外还有专供随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仓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鸡笼之类。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匀。装饰纹样有弦纹，模印的斜方格回纹、斜方格井字纹，雕刻，镂空，堆贴等技艺。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东吴越窑青瓷器，造型大多优美雅观，例如，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4 号墓出土的“赤乌十四年”青瓷虎子，1958 年南京清凉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灯，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双系罐和双系、四系盘口壶，1962 年溧阳东王公社凤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组青瓷明器（仓、灶、水盂、鐎斗、提篮等），1955 年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凤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1973 年金坛白塔天玺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楼台谷仓罐，等等，都是越窑精品，充分展示了东吴时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艺术水平。

西晋青瓷的成就最为突出。工艺技术、器形种类以及装饰变化，都比东吴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常见的器形除东吴时原有的以外，出现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鸡头或虎头的双耳罐、扁壶、圈足唾壶、兽形尊、三足盘、多子福、镂空香熏，熊头或兔头水注；明器中新出现犀牛形镇墓兽、男女俑、尖头形灶、猪舍、狗舍等。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动物形象，有的用动物形象作装饰。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饰带，如细小斜方格纹，井字菱形纹，联珠纹。在盆、钵、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划海星纹和水波纹。谷仓的装饰更为突出。在谷仓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种形象的奴仆、卫士、阙楼馆阁、长廊列舍、龟趺碑等复杂的内容。西晋晚期出现了在青釉上点染酱褐色斑纹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单色釉的传统作风，丰富了釉的装饰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写年号、产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东吴西晋越窑青瓷器的一个特点。例如上述南京赵士岗东吴虎子，腹部刻“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表宜作”，江苏金坛西晋墓出土扁壶上刻“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坤者也”。绍兴、余姚、平阳发掘的西晋墓，以及吴县狮子山西晋傅氏家族墓，墓内随葬的堆塑楼台谷仓罐上，往往在楼台下方的龟趺碑上分行刻写“元康×年×月造，会稽”、“出始宁，用此丧葬宜子孙作吏高迁众无极”等字样。说明上虞一带是当时青瓷器的重要产地，同时反映了生产青瓷器的商品性质。

东晋时，青瓷生产进入普及阶段。瓷器造型趋向简朴、实用，装饰大大减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见的产品有罐、壶、盘、碗、钵、盆、洗、灯、砚、水盂、香熏、唾壶、虎子和羊形烛台。饮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纹饰以弦纹为主，少数器物上仍可见到水波纹。到东晋晚期，开始出现莲瓣纹。南朝仍采用两晋时的制瓷工艺，多数胎质致密，呈灰色，通体施青釉。器形较小，制品以鸡头壶、盘口壶和四系罐为最多。浮雕莲瓣和刻划莲花纹成为当时的主要纹饰，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间已十分盛行。西晋后期出现的褐色点彩工艺仍普遍存在，但褐点小而密，与初始时不同。

长江中游的江西、两湖和四川，大约在三国时期开始设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吴永安六年墓、吴高荣墓、武昌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鄂城吴孙将军墓，随葬的青瓷器，为这看法提供了实证。这四座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器，胎质、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属于越窑青瓷系统的一个分支。胎呈浅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壳青两种。豆青釉薄匀润，开细片，不脱落；蟹壳青釉不甚均匀，呈蜡泪状，有脱落现象。釉不及底，有些壶、罐表面印麻布纹。主要器形有罐、壶、钵、碗、碟、盅、盘、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仓、灶、碓、磨、臼、牛车、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与浙江越窑青瓷均略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和佳山吴墓，墓中随葬的部分青瓷器竟与这四座墓出土的同类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国时已经烧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为商品远销到长江下游。

西晋时期，长江中游的青瓷器数量明显增多。从墓中随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随葬青瓷器66 件，陶器仅6 件；湖北黄陂滠口吴末晋初墓随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益阳、长沙较大的西晋墓，几乎全部用青瓷器随葬。一般造型规整，釉色莹润，装饰华美，有捺印、贴花，加彩和透雕，并开始出现褐釉点彩的新工艺。缺点是釉胎仍结合不好，吸水率和气孔率都较高。进入东晋南朝时期，这里与长江下游一样，青瓷制品转入以日用器皿为主，明器少见，纹饰趋向简朴，烧制技术有所改进，但釉面光泽较差，透明度始终不及长江下游所产

已发现的长江中游六朝窑址，重要的有四处，即江西丰城窑址、湖南湘阴窑址，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窑址。丰城窑址分布于罗湖一带，范围约3 万平方米，废品堆积有的达5—6 米。1979 年发掘。上层堆积唐代瓷片，下层堆积的瓷片与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丰城唐代属洪州，这里发现的南朝窑场，应是唐代洪州窑的前身。湘阴窑址分布于县城堤坑一带，范围约10 万平方米。1973 年发掘。在25 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出土西晋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还有大量的匣钵等窑具。其中的两晋南朝瓷器与长沙、浏阳、湘阴、益阳、郴州等地的两晋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阴唐代属岳州，这里发现的两晋南朝窑场，应是唐代岳州窑的前身。成都青羊宫窑址和邛崃县的固驿窑址、十方堂窑址，都只做过调查和小规模试掘。初步认为这些窑址均始烧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壶、四系罐、敛口平足碗，以及杯、盘、钵等日用器，都可以在这些窑址的遗物中找到归属。

南方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已发现的两晋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从发表的资料看，三省区的情况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晋永兴三年墓随葬的青瓷器，是福建目前可确认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随葬盘口壶、双耳罐、短颈壶、钵、虎子各一件，从出土的器物造型看，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东晋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个县，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盘、钵、罐、盘口壶、三足盆、五盅盘、多子槅、耳杯、灯、博山炉、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砚、唾壶、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仓罐、猪圈、鸡舍等模型器。从器形、胎釉和纹饰风格看，明显分为两类。一类与浙江越窑所产相似，釉色青绿，胎釉结合较好，例如谷仓罐、三足砚、蛙形水盂等。另一类造型独特，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丰州东晋墓出土的带嘴双系罐、敛口深腹钵，器形纹饰均不同于他处所产。这类瓷器，釉色较杂，有青黄、青灰、苍青等不同色调，胎釉结合较差，易脱落。南朝墓随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锯齿形托杯、盖碗、年底浅刻重瓣莲花盘、排列多层乳尖的熏炉、前蹲后卧的虎子，以及单管或多管的烛台等。这时长江中下游随葬明器已大为减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为流行。常见的有鐎斗、火盆、带盘三足炉、粘连的五杯盘、提桶、虎子和鬼灶等，形体皆短小，显然是专供随葬的明器。

关于福建瓷器的来源，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晋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为浙江越窑产品，至南朝后期，才多见本地产品。另一种意见认为，福建两晋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本地烧造，只有少数来自浙江瓯窑。1982 年试掘福州西郊怀安窑址，发现一段龙窑残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遗物，出土窑具上又有刻写“大同三年”“贞元”的年号。由此推知，怀安窑的始烧年代至迟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应是怀安窑所烧造。由于发掘面积太小，资料未全部公布，全貌还不清楚。看来福建瓷器来源的问题，还有待于怀安窑的继续发掘和更多的新窑址的发现。

广东至今未发现六朝瓷窑址，但是从西晋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广东在西晋或孙吴时期可能已设窑烧瓷。举年代明确的广州沙河顶西晋永熙元年墓为例。此墓随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碗、盏、盆、盂、盅、耳杯盘、簋、豆形灯、唾壶、虎子、牛车、骑马桶等。其中鸡首壶、唾壶、虎子、牛车、骑马俑等，与长沙西晋墓所出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灯、耳杯盘、灶等，则常见于广州东汉墓所出的同类陶器。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开细片，多脱落，说明尚未完全瓷化。它们应是沿袭东汉制陶工艺，在本地设窑烧成的。进入东晋南朝时期，广东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产品。

粤北始兴韶关是东晋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区，已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近百座，内有纪年墓10 余座，断代比较明确。随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长江中下游所习见的鸡首壶、莲花壶、盘口壶、虎子以及鸡、狗和圈舍，在这里甚为罕见。

广西青瓷器大多发现于南朝墓，从出土的盘口壶、莲瓣鸡首壶、多子槅、多足砚、唾壶、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骑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与长沙西晋墓出土的同类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长沙方面的影响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发现一处汉至六朝的陶瓷窑址。从窑址中采集的一部分瓷片看，与南朝墓所出极为相似④。因未发掘，目前尚无法论定。

北方的瓷窑和瓷器

北方制陶业出现较晚。古陶瓷学者一般认为，北方制瓷业大约开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艺很可能是南朝逃人传入的。北朝陶瓷除发现于窑址和北魏洛阳城大市遗址以外，绝大多数发现于北朝墓，尤其是东魏北齐时期的高级统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随葬几件至十几件。北朝大墓随葬陶俑动辄数百成千，随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数十件。随葬瓷器的数量显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数量相比。在南方，两晋南朝墓以随葬瓷器为主，一般中型墓随葬十几件至三十多件，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认定的北朝窑址有三处：一处是河北磁县贾壁村窑；另二处是山东淄博市寨里窑③和枣庄市中陈郝北窑址。这三处窑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窑。窑炉椭圆形（俗称“馒头”窑），以木柴为燃料，生产生活用具。器形以碗、钵、盆、罐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线割痕迹，器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施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两种。釉汁不纯，厚薄不匀，色调一般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支钉烧痕，烧制技术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简朴，注重实用，烧制技术不甚成熟，除少量莲花尊以外，全属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种、形制和烧造工艺方面，具有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县和豫北的安阳，是曹魏、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心，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一带的东魏北齐墓，随葬瓷器比较多，工艺水平也较高，这里应是北朝瓷器生产的一个重点地域。

磁县、安阳一带的东魏、北齐墓，一般都有几件瓷器随葬。重要的有：磁县湾漳大墓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莲盖罐1 件；高润墓出土鸡首壶、覆莲盖罐、罐、碗、烛台等青瓷器17 件；尧峻墓出土高足盘、三耳壶、罐等青瓷器5 件：尧母赵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酱褐釉的四系罐、双耳瓶、双系瓶、细颈瓶、壶共7 件；赞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带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绿釉盘、豆青釉的盘口壶和唾壶，以及酱黄釉、黄绿釉、“焦釉”的碗，共14件；安阳范粹墓出土酱黄釉扁壶、白釉绿彩三系罐、白釉绿彩长颈瓶、白釉长颈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壶、白釉碗等，共14 件；濮阳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黄釉绿彩四系罐各2 件。这些瓷器标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实物资料。

从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观察，器体多数厚重坚硬，胎质洁白、浅红、土黄都有。釉色以青绿、黄绿为多，透明度较差；又有白、黑、酱、褐诸色。大多施半釉，釉层不太均匀，有脱釉现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质沽白、釉色晶亮，达到光洁莹润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莲盖罐，高润墓出土的鸡首壶，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黄釉加绿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酱黄釉舞乐人物扁壶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别是白釉长颈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数道绿彩，工艺新颖，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关注的还有黑瓷、白瓷，以及这批瓷器的产地问题。

自1977 年浙江上虞东汉窑址中发现黑瓷、青瓷同窑共烧以后，人们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发现。这批材料为此提供了实证。到目前为止，北朝黑瓷已发现多起：北魏洛阳故城大市遗址发现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东魏李希宗墓发现黑瓷片；北齐崔昂墓发现黑釉四系罐。这些黑釉瓷，釉质都较好，有光洁度，特别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颇精，证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时已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白瓷的出现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后来各种彩绘瓷的基础。北方白瓷的出现，过去一般认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发现，把过去的认识提前到了北齐。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浊淡青色，说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关于磁县安阳北朝瓷器的产地问题，过去学者曾提到磁县贾壁窑址，应是北方青瓷的中心产区之一，但认为现存窑址开创于隋代。高润墓出土的青瓷碗和护胎釉碗的发现，证明与贾壁村旧窑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润死于北齐武平七年，据此知贾壁村窑早在北齐时就烧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护胎釉的新工艺。

此外，河北景县封氏家族墓、山东临淄崔氏家族墓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景县封氏墓有四座墓随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约从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盘、碟、杯、壶、瓶、罐、托杯、唾壶和仰覆莲六系尊。虽然胎釉工艺都不够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盘口壶、唾壶与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径达40 厘米的大盘，带托深腹杯，四系罐，都与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绘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莲六系尊，形体高大，造型宏伟，装饰瑰丽，运用印贴、刻划和堆塑等艺术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莲七层，又在口沿到颈部堆贴飞天、宝相花和蟠龙等纹饰。盖上同样有莲瓣装饰。出土时，整体呈青灰色，胎釉仍结合牢固，不变形，不脱釉。经鉴定，胎釉的化学成分与南方越窑青瓷有明显差别，故被誉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发现这种莲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国外的未计入），有的造型更大，装饰更华丽，年代也较早。看来景县封氏墓的莲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艺的影响而在本地仿制的。

临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齐。其中有9 座墓随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盘、高足盘、罐、四系罐、鸡首壶、狮形水盂等。除狮形水盂制作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器形、胎釉及烧造技艺，均与附近寨里窑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应归属于寨里窑所产。

转贴；为何＂官哥″不分

为何“官哥不分”

作者: 万树玉

明代迄今，古陶瓷领域一直存在“ 官哥不分” 之说。“ 官哥不分” 指什么？ 这是说， 宋代的五大名窑中，官窑和哥窑的基本特征混淆不清，难分仲伯。明浙江钱塘人高濂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 （ 见其著《燕闲清赏笺》）明万历进士屠隆列举他的众多文房瓷具更是官哥并提，不予区分。（见其著《燕闲清赏笺》）当然，这里的“官窑”是指狭义的北宋南宋官窑，而不包括汝官窑和钧官窑。汝、钧窑和哥窑实在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难以扯在一起。

为什么“官哥不分”呢？根据迄今掌握的资料和达到的认识，笔者认为，所谓“哥窑”应是古文献上出现的一种人为误传，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上人们习惯称谓“ 哥窑” 基本特征的， 应是北宋官窑。这便是“ 官哥”不分的奥秘所在。

现拟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作些论述。一、古文献上涉及的元“ 哥窑”、龙泉 “哥窑”（亦即琉田“哥窑”）和凤凰山“哥窑”均非真正的哥窑窑口。为便于比较、甄别，有必要根据“传世哥窑”和社会上惯称“哥窑”，对“哥窑”含义作如下界定：以单色（一般是黑褐色）或双色（一般为黑褐色和黄色或红色）线网纹开片和紫口（一般呈棕紫色或黑紫色）铁足（一般带赭色或黑色）为基本特征，以粉青为基本色调的宋代官瓷青瓷。人为着色线网纹开片，紫口铁足，以及官窑青瓷，均是构成宋“哥窑”的要素，尤其是铁线网纹和金丝铁线网纹，是必不可缺的最根本特征。现在人们已完全习惯将开细小铁线网纹或金丝铁线网纹的青瓷称“哥窑”或“哥釉”（“哥窑”的明清仿品），对于是否有紫口铁足现象似已并不在意。

元代山东人孔齐所撰《至正直记》中谈到的“哥窑”实指元仿南宋官窑。它说：“乙未”（按：元至正1 5 年， 即公元1 3 5 5 年） 冬，在杭州时， 市（ 按： 意“ 买” ）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按：在江苏宜兴南）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既然是哥窑就应直称“哥窑”，为何称之为“哥哥洞窑” 和“ 哥哥窑” 呢？ 原来“ 哥哥”是元人使用的蒙语，有“当官者”之意，“哥哥洞窑”、“哥哥窑”就是官窑。

南宋时杭州先后有两个官办窑场，一个是凤凰山的老虎洞，另一个是乌龟山的郊坛下，带“洞”字的窑场只能是老虎洞。而且，据杭州考古所发掘老虎洞所作地层分析， 老虎洞不仅是南宋官窑器的窑址， 也是元代中晚期元官府烧造仿南宋官窑器的窑址。所以，“哥哥洞窑”或“哥哥窑”很可能就是指元代时在老虎洞烧造的官窑，这种官窑自然就是元代仿南宋官窑，“哥哥洞窑者”也就是这种仿南宋官窑产品。“绝类古官窑”中的“古官窑”显然指南宋官。杭州考古所副所长杜正贤曾直接参与老虎洞遗址发掘工作，他经对有关实物资料研究分析后指出：“老虎洞元代窑场是由官府控制的为当权者烧造‘仿南宋官窑’的一处窑场。……此处窑场生产的明明是仿制‘南宋官窑’瓷，却在元代文献中只字未提‘ 仿南宋官窑’5字，而用‘哥窑’、‘哥哥窑’权以代之，其原因也许是元当局者不想与‘复宋’有关的言语而已。”（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老虎洞发掘实践足以证明，元人孔齐在论及元仿南宋官窑时无意间阴错阳差地创造了“哥哥窑”这样一个名词，成为五大名窑之一“哥窑”的始作俑者。

明代《浙江通志》（1 5 6 1年印行） 提到的龙泉“ 哥窑” 也并非是真的哥窑窑口。《浙江通志》称， 在浙江的处州（ 今丽水、青田、龙泉等一带）龙泉县硫田（今大窑）“相传有章生一、生二兄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 ， “ 兄曰哥窑， 弟曰生二窑”。5年后1 5 6 6年刊刻的明嘉靖郎瑛著《七修类稿续稿》又为此通志作了三点具体补充、注脚：（1）章生兄弟在处州龙泉各烧一窑，除继续称兄烧的为“哥窑”外，又称弟烧的为“龙泉窑”；（2）章生兄弟烧窑的时代定为南宋；（3）“哥窑”的特点是釉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多断纹，号曰：百圾碎”。《浙江通志》和《七修类稿续稿》的记述曾广为传播和引用， 有的称之“琉田哥窑”、“龙泉哥窑”，有的干脆说“龙泉哥窑”的窑址就是浙江龙泉县的大窑、溪口两地。但现在看来，这种“哥窑”称谓水份颇大。首先，迄未找到章生兄弟烧窑的痕迹。“ 19 7 9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故宫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联合对浙江龙泉窑进行了大规模拉网式的调查和发掘，也没有发现关于章氏兄弟的任何历史足迹或是相关窑址”。（唐恺：《宋元古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年1月版）其次，在龙泉大窑和溪口一带窑址发现的青瓷黑胎（其实是灰黑胎）厚釉和白胎（其实是灰白胎） 厚釉制品是南宋仿官贡瓷，与传世哥窑大不一样，这是古陶瓷界占主要倾向的看法。其实，它们与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哥窑”概念也不可同日而语。有人认为，这些仿官瓷具有哥窑的片纹、紫口铁足等主要特征，其实不然。其中黑胎的紫口铁足只是很少一部分，有人统计，黑胎龙泉只占白胎龙泉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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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纹大多是类似蟹爪纹或叶脉纹的自然开片，带有着色线网纹的“百圾碎”很鲜见，如有也是单色线纹，更不见有典型哥窑普遍存在的双色金丝铁线纹。

1966年龙泉发现的具有深灰色胎、紫口铁足、褐色线纹的一只碗，已属个别现象。笔者也难得见过一件类似的开单色褐色线网的出戟尊。再次，龙泉大窑、溪口等处烧造的仿官器还普遍存在社会认可“ 哥窑”不曾出现过的过烧现象，无论是粉青还是灰青、黄绿色，釉面上都呈现黝黑色调，似是蒙上了一层灰纱。如将一件龙泉仿官瓷推向社会，恐怕谁都不会以“哥窑”加以接受。至于凤凰山“哥窑”，亦即明代浙江人高濂在《燕闲清赏笺》中所写到的取胎料于杭州凤凰山下的“ 哥窑” ， 作者只说它“ 烧于私家”，“隐纹如鱼子”，则完全是毫无依据的捕风捉影。

二、南宋修内司官窑与“传世哥窑”之间难划等号。有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是“传世哥窑”的基本特征，但不是修内司官窑的基本特征， 因修内司窑瓷具有着色线纹开片和紫口铁足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属局部现象。有人就根据这一局部现象推断出“传世哥窑”就是修内司官窑，这完全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还有人认为，宋代哥窑器很可能就是修内司官窑烧制过程中意外产生的“釉面的冰裂状”的特殊器物。

正常的修内司官窑器就有很大一部分呈冰裂状开片，但冰裂纹恰恰不是宋哥窑特征。此说更脱离实际。2 0 0 0 年， 笔者曾在杭州古玩市场检阅过四五百块修内司官窑瓷片，好不容易才发现三四块带单色线纹的瓷片，而带双色金丝铁线纹的一片都无；有紫口铁足的也寥若晨星。到杭州陈列修窑瓷和郊坛下窑瓷的南宋官窑博物馆所看到的，也是大多数无着色线纹和紫口铁足。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杭州考古所编录的《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一书（2002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获悉，在145件修内司窑器物图片中，具有着色线纹的仅7件，而且都是单色线纹，无金丝铁线；大多数开无色的冰裂纹和蟹爪纹（也可称叶脉纹）。具有灰黑胎足的5 5件，绝大部分无紫口，图例上标明“紫口铁足”的，可见也是凤毛麟角。亲自经历老虎洞窑发掘工作的杭州考古所的杜正贤、周少华就明确断言：从修内司和郊带有金丝铁线的北宋官窑瓶坛下“ 两处官窑遗址中出土的几十万片官窑瓷片中并无发现有‘金丝铁线’ 、‘ 文武片’ 、‘ 鳝血纹’、‘蟹爪纹’、‘梅花片’、‘墨纹’等富有诗意的纹理。常见的纹片多为自然形成，有的纹细似丝， 有的里外两层开片， 呈冰裂状，亦称冰裂纹。……有人把‘紫口铁足’现象作为南宋官窑的主要特点，这是一种误解。……从出土的大量瓷片看，有许多器物是没有这一特征的。”（见《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 江西美术出版社2003年1月版）所以，可以较肯定地说，“传世哥窑”非修内司官窑。

三、从开封近郊刘庄、王庄和开封市区流入社会的北宋官窑瓷片和残损器看，从国内其他地方出现的在总体风格、形制、施釉、装饰工艺等各方面与刘庄王庄及开封市区器物一致的官瓷看，在众多宋瓷窑口中，北宋官窑（亦即汴京官窑）最具传世“哥窑”和社会认可“哥窑”的基本特征。（1）估计存世北宋官窑器约有400多件，除因施釉、烧造过程一时疏漏或窑变等因素，造成个别器物釉面纯素无纹外，这些器物几乎都有单色的铁线网纹或双色的金丝铁线网纹，两者的数量比例几乎相等。铁线通常表现为黑色、褐色、紫色，金丝呈色有黄有红。对于这些人为着色线纹的成因已有诸多说法，如在胎表裂痕处填充草灰或紫金土或墨汁等。笔者以为，在素坯烧成后多次（三四次）上釉过程中，第一次上釉入烧后，胎釉膨胀系数不同器表出现裂隙后，在不同形状的隙缝中填入一种或两种着色剂，然后再上釉入烧。所以第二次上釉烧成后就形成了这种着色线纹，嗣后再次上釉入烧就不会再有变化。铁丝纹和金丝铁线纹呈现各种形态。有细网纹和大网纹，疏网纹和密网纹；在金丝铁线网纹中，一般铁线纹较疏，金丝纹较密；有的金丝纹呈梅花形。有人认为，开细小片纹的是“哥窑”，开大片纹的是宋官窑。这是对北宋官窑实物见得少所致，实际上这两种片纹状况北宋官窑都具有。（2）北宋官窑器大部分都存在紫口铁足现象。主要表现为赭色或深棕色底及少数灰黑底，口沿显露棕色或紫色或褐色， 深浅不等。紫口的产生，并非全是口沿釉薄所致，部分原因是人为地在口沿敷了有色护胎液。北宋官窑器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纯正黑胎，这些黑胎器都是黑色底足、黑紫色口沿，可谓是地地道道的紫口铁足。它们显然有别于龙泉仿官瓷、修内司官瓷和老虎洞元代仿南宋官窑瓷的灰黑胎，后者原料来自杭州凤凰山的紫金土。不少具有“哥窑”基本特征的北宋官窑器还带有表明北宋官窑身份的底款， 如“ 奉刘妃” （ 刘氏系宋徽宋得宠贵妃）、“后苑”、“ 禁苑” （ 均为宋徽宗挥霍纵乐的御园）、“尚食局”（北宋宫内主管御膳机构）、“修司（北宋主管皇城太庙修缮） 、“ 天章阁”（北宋朝廷掌握的三大学府之一） 、“ 包公府” （ 北宋汴京府衙）、“八作司”（北宋朝廷掌管宫城手工作坊的机构）等。据估计，自金、后，具有上述主要特征的少数北宋官窑器开始流入社会， 其中一些就落入明代上层文人雅士之手。明郎瑛提到的“ 百圾碎” 和文震亨、高濂提到的“细碎纹”和“鱼子”纹，都应是北宋官瓷的细密网纹开片；后两人称为“鳝血”纹和“黑纹”的当指北宋官瓷中的红色丝纹和铁线纹；他们称为“梅花片”纹的也该是北宋官瓷中呈圆形花瓣状那一类金丝网纹开片。由于北宋时没有对北宋官窑的文字记述，北宋官窑的烧造总量有限（可能要少于汝瓷、钧瓷），徽宗朝廷对官瓷的使用范围控制极严（直到金兵占领开封，发生靖康之难后，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所以一般都缺乏北宋官瓷的概念，一旦有机会遇到时，便檩梁不分、骡马不辨，误将它们称作“ 哥窑” ， 或与南宋官窑混为一

谈。

综上所述，“哥窑”一说原自误传，后人又以误传误，将其忝列宋代五大名窑之中，并将北宋官窑（汴京官窑）作其替身，它的基本特征亦就是北宋官窑（汴京官窑）的基本特征。从这角度讲，自然便会产生“官哥不分”的概念。但对元仿南宋官窑的“哥哥窑”、南宋仿官窑的龙泉“哥窑”、南宋凤凰山“哥窑”和南宋修内司官窑而言，它们并不具备“传世哥窑”和

社会上惯称“哥窑”的基本特征，因而不存在“官哥不分”的问题。

（2）过滤是将不溶性固体和液体分离的方法，由图示可知：经过操作Ⅰ后将沉淀分离出来，说明是用了过滤的方法；

（3）活性炭具有吸附性，能吸附水中的色素和异味；

（4）蒸馏时在蒸馏烧瓶中加入碎瓷片，是为了防止加热时爆沸；生活中软化硬水的常用方法是煮沸，使水中的可溶性钙、镁化合物形成不溶性物质，从而达到降低水的硬度的目的；

（5）简易净水器中可加入小卵石、石英沙等过滤掉水中的部分不溶性杂质，加入活性炭吸附其中的色素和异味；

故答案为：（1）明矾溶于水形成胶状物吸附杂质，使杂质沉降，达到净水的目的；

（2）过滤；

（3）吸附；

（4）防止加热时暴沸；    煮沸；

（5）活性炭、小卵石（或石英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