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一只半黑釉的碗,底小口大,釉色黑中泛红,那位告诉我是出自什么朝代?价值几何?
洪武瓷器官民两生辉
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
根据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及在景德镇瑶里窑等民窑遗址的调查,可知明洪武时期民窑瓷器品种不多,主要是日用瓷器如碗、盘、罐、高足杯、高足碗、瓶等。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的洪武瓷器看,主要有瓜楞罐、双系罐、方形小罐、洋桃形小罐、葫芦形小罐、带钮小盖罐、小圆盒等,大多数只有5厘米至7.5厘米高,比国内发现的日用瓷器造型规格要小,但成型工艺比较熟练,造型新颖活泼。从瑶里窑窑址出土的洪武瓷器标本看,其修坯工艺不够精细。底足中心有一乳状突起,底足的切削和足沿的修饰不够整齐。有青花碗、坦腹浅碗,碗中心一涩圈,这还是元代叠烧的做法,洪武时期仍在沿用。
从景德镇瑶里窑整个窑址堆积的瓷片废弃物可以看出,其原料加工不够精细,无论大小器物胎体都比较厚实,颗粒比较粗,但由于瓷土土质好,瓷器的质地优良,胎体的颜色相当洁白,露胎的地方有浅浅的火石红现象。
釉质釉色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作坊配釉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景德镇的瑶里窑窑址遗物在斜山坡上,对面是一条河流,瓷片、窑具等废弃物堆积很厚,遗物散落的面积很大,推测应该有许多作坊。其中有相当多的瓷片釉质较粗,白度不高,颜色泛青或泛灰,有的瓷片开细碎片纹。有一些作坊工艺水平较高,有青花、釉里红等类标本,白度很高,质地也细润。无论是哪一种洪武民窑瓷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釉面不够细滑,施釉不够均匀,多少都有一些流釉、缩釉的现象。
洪武时期尚未有在青花瓷器上正规书写皇帝年号的情况,所以对青花瓷器,很难判断是民窑还是官窑产品。通过瑶里窑的调查,笔者发现了洪武民窑青花瓷器的特点。因为瑶里窑在离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很远的山区,是-个民窑区。所用的钴料均系国产钴料。从蓝色线条的显色效果看,青花钴料品质不高,不纯净,显色不明快,蓝色发暗发灰,线条有晕散浸漫的现象,有星星点点的黑褐斑。出于大多数瓷器器型不大,作画受到限制因此多绘有简笔花卉。花纹是以粗犷快速的线条画出圆圈、圆弧,组成大朵云纹、缠枝蔓草、人物形象、飞风、团菊、闲花野草等。有的花纹比较疏散,几笔就画出一朵牡丹,叶子有点像元代青花上的葫芦,但简洁得多。
在瑶里窖址发现釉里红瓷器,即釉下出现釉里红装饰,有高足杯、小口杯等一类产品,在新加坡福坎宁遗址也发现杯类瓷片标本,风格一致是瑶里窑的产品。瓷器上花纹不多釉里红浸漫、流淌厉害,红得不艳丽,有的是偏暗的殷红色,大多数花纹中心部位发黑,边沿部分发灰,微微显一点红色。花纹比青花更简单,没有见到像青花瓷器那样大圆圈、大弧线组成的花纹,更没有复杂的缠枝蔓草和人物形象。
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他又说"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
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洪武的官窑瓷器
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发掘及发掘资料公布以前,人们在对洪武官窑瓷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很多结论都不确定。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以后,结合博物馆和民间的藏品资料,归纳起来,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铁红釉上彩、釉里红、白瓷、红釉瓷、黑瓷等。
(一)青花瓷器的特点
以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与元青花、明永乐的青花相比较,洪武青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洪武官窑瓷器的造型继承、发展元代瓷器大型化的风格很突出。洪武瓷器粗壮拙实,很多大型器物的规格超过元代,例如罐类器物,元代的一般高度在20厘米至30多厘米,40厘米以上的不太多。江苏省淮安市出土的元青花盖罐,通高43.7厘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元青花兽耳盖罐,通高47厘米就算巨型之作了,很少见到超过50厘米高的瓷罐。而洪武时期高40厘米左右的大罐是常见的。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洪武青花瓜体形盖罐,通高65.5厘米,口径25.7厘米,在首都博物馆长期展出。永乐年间则没有见到如此
巨型的青花罐。洪武时期的青花玉壶春雨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碗类作品,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六头洪武地层出土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直口大碗,口径41厘米、底径22.7厘米、高16厘米。口径20多厘米的浅碗相当多。盘类作品,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青花湖石四季花卉纹折沿盘口径为59厘米,口径接近50厘米的大盘相当多。当然也有一些口径20多厘米的作品。
2.造型结构。有的青花碗继承了元朝瓷碗挖足的方式;有的则挖足较浅,为元代碗类器物所未见。梅瓶是生产比较多的器物,元代规格较多,有的略矮,显得敦厚;有的下腹比较瘦长,比例有些失调,放置起来不太稳。洪武青花梅瓶腹部最圆鼓部位以下收得比较缓慢,下腹至底比较宽,永乐青花梅瓶比例匀称,比较清秀,尺寸规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洪武梅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端庄稳重。青花荷叶盖罐是比较大的器物,元代做得宽肥而粗矮,洪武则比较修长优美,讲究线条的变化。元朝荷叶形盖顶端为瓜藤钮,洪武时则安宝珠形纽,盖和罐体更
加和谐优美。执壶类器物有相当一部分除器型较大外,流和柄的结构比元代同类器物做得既拙实,又讲究曲线美。有多层结构的盖,即盖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一个矮矮的台阶。还有盖沿下的壁是垂直向下的,盖沿将壶口包住。上面的宝顶既实用又优美有较强的陈设性,艺术水平很高。
3.洪武官窑青花和元青花相比,从一些微小地方可以看出,洪武青花制作工艺开始注意追求精细,这种现象从洪武晚期到永乐越来越明显。例如一些青花碗,包括一些尺寸相当大的碗,底足用平刀切削,有力而整齐。底足的中心挖得也比较整齐,不像元代器物底足中心有乳状突起。在圈足内部构底面施釉,改变了元代瓷器圈足内中心不施釉的情况。
4.洪武青花的钴料。洪武青花和元青花绘瓷用的钴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景德镇洪武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瓷器标本来看,大多数蓝色发灰、深沉发暗或灰黑色,颜色不正,但优美、自然、悦目。如果仔细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对照,明显可以看到两者艺术效果一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部分青花器,蓝色不正的同时,胎体质地也比较疏松,釉面有些阴黄,这可能是窑火烧得不均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元青花瓷器上也有。在胎体上作画,运笔疾速,线条上出现凝而不舒的结晶斑块,凡蓝色线条运行的地方,凡出现结晶斑块或斑点之处,釉面微微凹下,发出锡光点,或像铅笔作画时线条上出现铅色浮光。明和元两代相连,朝代的更换不能使某种手工工艺的技巧突然改变。例如元朝景德镇宫窑的工匠,在洪武时仍在烧造瓷器,其工艺技巧和制作习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原料也继承元朝官窑尚未用完的钴料。由于景德镇在元末曾经过激烈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地方政权就归顺了朱元璋,但大明王朝刚刚建立,面临许多困难,所以洪武官窑瓷器出观一些不及元青花的现象在所难免,但洪武青花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测试,洪武官窑青花钴料和元青花钴料内含成分是一致的。
洪武官舀青花花纹的构图特点和民窑花纹不一样,官窑青花花纹构图满,层次多,密集排列,这方面和元青花风格一致。例如一件执壶,从壶盖的盖顶到器物底部,主题花纹相辅助花纹有11层之多。一件大青花碗的外壁,从口沿至足的外壁有4层至5层密密的花纹,碗的里壁也有3层花纹,如果加上将各层花纹间隔的弦纹,卷枝蔓草,花纹可达5层至6层。口径45.8厘米的青花团菊纹大盘,盘沿里外壁和盘底满绘缠枝花纹,并列莲花瓣纹,很有元青花的风格。所以相当长时间人们难以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分开。然而洪武青花也有一些新现象,香港天民楼珍藏的洪武青花山茶花盘,这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也有出土。这类作品代表了洪武青花构图上的新变化。该盘作折沿菱花口形,腹壁微曲,平底,浅圈足。盘的口沿绘两连续的卷枝花卉,盘沿外壁绘缠校灵芝纹和团菊,弯曲的腹壁绘两连续的牡丹花纹,外壁绘莲花纹一周。盘心最宽平部位的主题花纹是一株茁壮的山茶花,主干壮实,枝叶繁茂,中心两朵山茶花,其中一朵含苞欲放。此盘的绘画用笔比较细腻,辅助花纹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之间的距离拉大,牡丹、团菊、灵芝、莲花等花卉画得都比较舒展。盘心虽然宽阔,但只画一株山茶花,周围空间比较大,符合文人画提倡的留白天地宽的法则。洪武时期还有一类大盘,盘心也绘一株花,伴以太湖石,石边点缀幼竹、小草。这是以后明朝画院艺术家们用得最多的构图形式,可见瓷器装饰画向文人画方向发展。
洪武青花常用的花纹,有缠枝花、团菊、牡丹花、山茶花、灵芝、荷花、庭院小景、湖石翠竹、水池湖石、栏杆芭蕉、松竹梅、龙、凤、鹊鸟、鸳鸯莲池等。元青花上常出现有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陶渊明爱菊的四爱图,而萧何月下追韩信、携琴访友、蒙恬将军、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先帝明王、忠臣义士、元曲杂剧等人物故事画面几乎不见。元代织锦缂丝上面的图案,大云肩锦,如意头轮廓内填绘荷塘鸭鹅、鸳鸯戏连、水波游鱼等内容出现很少,有的几乎看不到。动物纹样如麒麟、文豹等也极少。明朝规定"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瓷碗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纹。"御窑厂生产的龙纹瓷器上的龙多是五爪龙,有一些不是五爪龙,也应该是官窑产品。
(二)铁红釉上彩瓷器 南京考古工作者在洪武故宫遗址采集到一件铁红彩云龙纹盘残片,复原之后测量高3.5厘米、口径15.6匣米、足径9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微曲,成弧形缓慢收束,平底,底部用模具压出一微微下塌的平底,浅圈足,圈足平切规整,圈足足边微倾斜。细沙底。胎质洁白细腻,底部露胎处呈浅黄色火石红现象。盘体施细润白釉。在烧成的白瓷上,以铁红彩料绘五爪云龙。龙的特点是头小、嘴长、角小,龙须为四条平行曲线由前向后飘逸向上,细颈长身,四臂粗壮有力,最粗处
几乎与身躯一样粗。肘上三条须带飘动。鳞片成扇形层层叠压。五爪成轮形,强劲有力,两龙之间的空隙各有一矮脚流云。盘心绘三朵矮脚云,成品字排列,作逆时针方向移动。画工精细,盘里与盘外的龙基本相叠,可见画工绘瓷时非常用心。这样精细的釉上彩工艺为明代的彩瓷,特别是为矾红彩装饰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三)釉里红瓷器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国内外都能见到,但在工艺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国内各博物馆看到的器物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很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罐类作品,规格多样,其高度20.3厘米、23厘米、24.8厘米、30厘米、48.8厘米的都有。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釉里红缠枝莲纹大碗,口径达38厘米的就有几件,口径最大的达40厘米。盘类器物有的口径达45.5厘米,盏托类器物口径达19.5厘米。杯类器物应该是小件作品,但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杯,口径也有10.4厘米。精巧玲珑的作品不多,社会上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洪武釉里红菱花盘,口径达45.7厘米,制作精美。而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相当于元末明初(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作品多数是小件,如小口罐、方形罐、石榴形罐、小杯,小碗等,有的高才几厘米,罐类很少有高度超过10厘米的。在景德镇市区施工现场也有这类小规格的釉里红作品出土,作者看到的有小型高足杯一类作品的残片。在瑶里窑遗址,有规格较大的碗、高足碗类作品的废弃物,也有比较小的高足杯类作品。估计小型实用的釉里红主要由民间瓷窑作坊釉里红这类作品在釉和彩的安排上,有白地红花,就是在白胎上用红彩(铜红)画出花纹,罩上白釉,高温一次烧成。有红地白花,在白胎上安排好花纹,花纹部分留白,花纹轮廓线以外的地方用铜红涂抹,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特别是花纹为白花花纹以外的地面是红色。青花釉里红都是高温釉下彩,工匠安排的花纹如枝叶藤蔓用青花画出,花朵、果实等内容用铜红画出,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瓷器显示出青枝绿叶(蓝),红花硕果。花纹面铺铺得较开,青花占的位置大,铜红占的位置小,却显主导作用,青花起辅助和烘托作用。
铜红很准控制,洪武时期釉里红工艺水平不如青花明艳和稳定。从发掘资料看,有的烧飞了,有的不红,有的呈黑色。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看到一件侈口瓜体形大罐,釉里红是黑的,只能从花叶边沿的某些部分看到隐隐一点红色,猛一看,整件作品的花纹像釉里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缠枝纹大碗,有许多烧黑了。
有一部分作品显色比较鲜艳清晰,但颜色比较浅淡,相当多的釉里红红色晕散比较严重。
(四)红釉瓷器
明朝政府规定红色为最高等级的颜色。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洪武二年(1370年),宫廷规定"服务所尚,以赤为宜"。龙凤也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从社会上保存的洪武红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的发掘品看,红釉瓷器烧成是很难的。北京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件红釉暗龙纹盘,口径16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件洪武红釉印花暗龙盘,口径19.8厘米。盘壁模印有首尾相接的两条五爪云龙,盘心是三朵拖尾云。红釉不太厚,印纹凸出的地方能看到白色胎,红不够明亮,而是红中闪黄,1988年景德镇在中华路两侧洪武地层出土一件红釉侈口碗,口径20厘米,内壁也印有暗龙,红釉深暗发黑,釉层中因缩釉而出现的棕眼明显。这些都表明洪武时期红釉瓷器虽然精美,但工艺尚不够成熟。
(五)黑釉瓷器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饶器》条载:"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在社会上及博物馆收藏品中没见到过这类黑瓷。在洪武墓葬、遗迹中也没有发现洪武黑瓷的出土。所以一般社会上出现的洪武黑瓷也都不能正确认识。刘新园先生在《洪武官窑的主要产品及其特征》中谈到洪武官窑窑址里曾有-件黑釉梅瓶的残足出土,黑釉呈半木光,与黑釉瓷瓦相近。
以上可以看到景德镇洪武官窑生产瓷器品种比较丰富,应用广泛。它的工艺成就、艺术新风格的出现,为永乐、宣德及以后官窑瓷器的发展望定了基础。
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
在我国,陶瓷的文化已经拥有了几千年的悠久历史。陶瓷的发明凝结着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也是我国历史艺术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陶瓷器物极易破损。由于受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出土的陶瓷至今能够保存完好无损的很少,大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如何去完善和修复这些被损坏的艺术珍宝,便成了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文物修复其实属于文物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陶瓷器物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修复工作,大量实物史料必成一堆废物,没有可利用的价值。文物修复技术,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州弘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立足市场,为满足市场收藏家的需求,秉承保护国家文物的宗旨,联合上海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讲师、国内知名艺术修复专家舒丹老师,成立领南第一家古文物修复工作室“弘粹古陶瓷修复工作室”。
古陶瓷的修复技术由来已久,到底起于何时无从考证。我国传统的方法之一,是用锅钉把破损的瓷片连接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传统修复技术,正同现代科学技术相融合,继而为社会主义文物博物馆事业所用,逐步发展、进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江西市场的艺术品变现主要有4个渠道:门店回购、拍卖、个人交易和不定期的古玩市场交易会。而在一些大城市流行的抵押融资或典当变现等方式,在我省还属于空白。
手握藏品不知如何变现
艺术品收藏市场的扩大,让普通人接触藏品的途径越来越多,“买”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不过到了想要将藏品出售的时候,难题也随之而来。收藏者会发现,精挑细选买到手的东西想要变现却难了起来。
刘先生是一名普通的收藏爱好者,原本对艺术品一窍不通。后来,因为股市和楼市的行情冷淡,他开始关注艺术品市场。这两年,他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不少当代书画作品。可是,生意场上资金链的断裂,使得他急需出售一批手中的艺术品。然而,刘先生想要将自己的藏品迅速变现时,却发现找到合适的买主并不容易,出价之低超乎他的想象。
“在同类型的藏品价格一路上扬的情况下,我怎么就卖不上好价钱呢?”看着遇冷的藏品,刘先生不知道该如何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将其“变现”。
缺乏经验和市场信息
艺术品变现究竟难在何处?江西收藏界业内人士、滕王阁古玩城蕴珍斋斋主余标告诉记者,变现难的问题更多的是出现在新晋藏家身上。“对于主要靠眼力和经验的收藏来说,刚入门的藏家因为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欠缺,使得他们在出手时难以判断艺术品的质量,常常买到赝品或品相不好的艺术品,当然很难变现。”他说,新晋藏家对市场的交易模式与信息掌握不够,所以会遇到变现难问题。
“其次,很多人带着投机心理进入艺术品收藏领域,希望买到的东西转手就能升值。”余标说,古玩界一直以来有着“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说法。收藏显然是急不得的事情,急功近利往往是造成收藏品变现难的主要原因。
艺术品变现难还源于市场价格的混乱。虽然每个人对艺术品价值的理解都有一定差异,但进入市场之后就会参照专业人士的意见形成相应的市场价格。“不过目前,收藏市场缺少相关的权威机构对艺术品进行鉴定与评估,价值无法确定或鉴定混乱,艺术品交易自然会受到影响,导致变现难的问题出现。”
门店议价回购最普遍
“解决艺术品变现问题,在哪里买的就在哪里卖,是最容易办到的。”仲伯画廊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如今许多画廊都有议价回购措施,不用担心真伪和估值等问题,所以已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市场行为。“举个例子,几年前我们以3万元卖出的作品,今年我们以6万元价格回购,这对于画廊来说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画廊为什么愿意回购?陈先生解释,画廊等门店作为艺术品流通的一级市场,主要就是为艺术家分配创作成果带来的市场价值。艺术品的投资功能逐渐凸显,藏品的流动性也变得极为重要,“有买才有得卖,只要是好的作品,就大有升值空间。在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前期卖出去的作品,我们很乐意以合适价格收回,再卖出去。我们赚取这个增值价差,来发展壮大自己。”
“东西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我们对其早已熟稔在心,回购时没什么顾虑。”南昌市榕门路古玩一条街的一名店主说,有些人觉得变现难,那往往是他们对作品的升值期望太高。“譬如几年前一千元买下的作品,他在拍卖场上看到有类似作品已升到一万元,就想以相同价格让画廊回购,那就有点天方夜谭了。”他说,如果以原价或协议的合理价格变现,那对大多数画廊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好东西可以送拍卖行
如果是祖传或从私人手上购得的艺术品,该如何变现呢?
余标说,对于高档、精品类艺术品,送到拍卖行拍卖是比较好的方式,拍卖行相较其他变现方式更公平公正。“一般来说,知名艺术家的作品在拍卖市场中比较受欢迎,流通性好,换手率和回报率都比较高。”
据悉,伴随着近几年艺术品市场的火热,艺术品的拍卖价格也一路高歌。据雅昌艺术网[微博]的最新数据,不少名家的画作与10年前相比,每平方尺的价格上涨了约20倍。目前,各类拍卖公司构成了我国艺术品二级市场的主体。参与艺术品拍卖的多为成名艺术家的作品,成交价格也相对较高,能够使收藏者实现最大收益,因而多数藏家愿意将珍藏的艺术品交给拍卖公司运作。
余标说,江西拍卖市场的艺术品以瓷器与书画较为常见,价格也在上万元到百万元之间,但是拍卖周期长,一般都要半年左右。此外,进拍卖行需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和图录费,凡是成功拍出的拍品,投资者还需要交付一定比例的佣金。这也让不少收藏小众艺术品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在市场和朋友圈变现
除了拍卖,古玩市场、朋友圈子也是可行的退出渠道。余标告诉记者,全国各地古玩市场都会有不定期的古玩交易会。南昌每年一次,在每年9月28日,又叫行业聚会。“那时,全国各地的人都会来,多以同行之间交易为主,普通收藏者可以趁这个机会让艺术品变现。”
如果是低档艺术品,还可通过古玩城每个周末早晨的地摊交易会变现。“地摊货大多以新工艺为主,层次比较低,每个摊位只要交几十元钱就可以摆一个上午。”余标说,地摊交易会也不乏好东西,有些藏家爱上那儿“捡漏”。
此外,朋友圈子的私下交易在南昌也比较盛行。“一般是熟人之间,大家对某件艺术品的价格能达成共识。”藏家张先生说,私人交易免去很多繁琐程序,变现最快。
艺术品典当还是空白
艺术品变现还有一种渠道是银行和典当行,在时间紧急时可选择将艺术品抵押融资或典当变现。不过,鉴定难、估价难、专业人才缺乏等风险成为制约此业务的瓶颈。
记者了解到,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已试水艺术品典当变现。如2010年,华夏典当行与北京歌德[微博]拍卖行推出“艺术品拍典通”项目,藏家必须与典当行和拍卖公司分别签订协议,再将藏品交给拍卖公司拍卖,同时从典当行拿到一笔贷款。拍卖成交后,藏家可用拍卖成交款偿还典当行;如果出现流拍,则可选择赎当或绝当。目前,艺术品典当与抵押在江西还属于空白,南昌多家典当行负责人均表示未涉及艺术品典当领域。余标认为,艺术品并不是普通商品,其价值只被部分市场认可,它只能在小部分人群中流通。
此外,缺乏权威鉴定机构也是典当行不敢轻易涉足的原因之一。
点评
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目前,人们对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的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品的投资功能被无限放大。从本质上说,艺术品的核心价值是文化,作为投资品的时候会存在诸多限制。所以,收藏时需要有更多的耐心去了解藏品的内涵、价值,厘清影响藏品变现的各方面因素,才能在收藏及变现的过程中游刃有余。解决变现难的问题,不只需要藏家的努力,也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比如,规范艺术品经营交易场所,建立健全藏品鉴定及定价机制,打击售假贩假,保证各种艺术品交易渠道的通畅等。
源
南中国有一座燃烧不息的城市,古书中描绘那里的窑火印红了整片的夜空。
优雅的柯氏姐妹恬淡从容,俊俏的脸庞似乎沾了景德镇的高白瓷泥,分外明皙。
从频繁出入中国顶级拍卖会的艺术经纪人,华丽转身致力定位出一个精致的文化品牌,柯氏姐妹不敢以推广人文、艺术使命自居,只是生命历程中,用心而切身的体验后,油然而生的一项决定。
“这个时代可以再从容一些,再享受一些。我们不愿做艺术品金融化的推手。只想和大家一起发现生活的根本精神。”柯氏的目光投向了窗外精致的小院。
艺术是生活的必需品
“好的瓷器不应该只是挂在墙上。她可以是我们手中的一只茶杯,一日三餐的一捧福碗,或是书桌前的一盏手绘明灯。艺术当然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不断在努力将文化融入每一日的衣食住行,雅瓷的精致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小柯轻轻地捧起了这几日刚出窑的福底碗,这是雅瓷的景德镇研发团队新烧制的生活艺术品。
“庄子先生两千年前就告诉我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原来我们都有一个误解,认为欣赏美只是看画展、听音乐会……但庄先生说美就在你身边,在天地万物之间。可能你走过一条街道,看到梧桐叶子飘落,刹那间就感到一种莫名而又莫大的快乐。”
雅瓷的创始店隐于上海市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之中。上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于右任、孔祥熙……诸多名流志士曾居住于此,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学术事业。这或许是雅瓷创始店选址的缘由。店前有一落精致的小院,院里一棵不知年纪的桂花树述说着每一个中国人关于庭院的梦想。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也许这是每一位伫足院中的客人那一刻最想吟诵的诗句。
生活美学的体验
生活中有许多博大精深的乐趣,总是让人乐此不疲。雅瓷惊喜地发现“生活美学”这一概念,希望带给每一位朋友更好的生活美学体验。
店内不定期的雅集,会与朋友共享雅瓷最推崇的十件乐事:赏器,会友,吃茶,闻香,读书,静思,睡起,漫步,轻食,小饮。 通常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太多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
“我们总是身体太忙,思想太闲。”这真是掷地有声的警句。
“好多刚接触瓷器的朋友都会谦虚地说:我不太懂。但是常有小朋友来到这里就再也走不动了。有一回,一小男孩儿使出了他最大的力气说:太美了! 我想那一刻他一定与艺术产生了共鸣,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诠释。好的东西自己会说话,会有独一无二的生命,我们要做的只是庆幸与之相见。”
雅瓷的现在与将来
从古至今,追求完美的景德镇制瓷艺人都会把烧制略有残缺的瓷器堆放在瓷片山上。每当看到堆积如山的废弃瓷片,都会感慨,要出一件好的瓷器真是太不容易了。做品牌、做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十年、二十年……也许青春真的就献在这里了。
“不过现在还不错,我们开出了第三家分店,有了自己的签约艺术家,产品研发团队和更好的窑口,外带一个颇有远见的品牌总监。偶然得知日本的百年老店有十万家之巨,甚至有千年老店,我想关键在于真诚和用心。我们当然也有这个志气!”柯氏姐妹的温存里透着不一般的坚毅。
未来的一切,就像景德镇窑炉的那扇门,成百上千次地打开又关上,每一次都给予制瓷艺人们多么深切的期盼……
但耀眼的终归是耀眼的,那些曾被时代落下的,便如同埋藏在历史尘土之中的珍宝,终有一日,它会回来的。会散发出令人沉醉而惊叹的光芒,使每一个初见之人都为之倾心!它是中国China,也是瓷器China,更是这个走上世界国际舞台的"醴陵瓷谷"
话说工业设计 , 我到过许多的城市,无论到哪里,几乎看到的都是高楼林立,树木成林,花草遍地,现代感越来越强。然而,城市的沿革,文化的悠久,地方的特色,在新城区很少看到。
从醴陵瓷谷回来,那别致的建筑造型,那别致的垃圾桶,那别致的装饰画,都无一不体现瓷都的特色。
醴陵瓷谷建筑物的造型,都很像一件釉下彩的瓷器,有的像花瓶,有的像瓷碗,有的像酒具……
那立在绿茵中的垃圾桶,居然是一对古老的木桶,那桶架就是一个农家小屋……室内的陈设,无论是卖场,还是走道,还是餐厅、会厅,总少不了瓷品...
看一看茶室、餐厅的壁画,主角居然是废瓷片嵌在竹圈里……瓷文化,把瓷谷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把醴陵装扮的极致。
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琳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琳和威尔金斯的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DNA分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DNA的复制机制:由于腺膘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确定了。因此,只需以其中的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它的成功测定,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
克里克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在4月25日发表的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他认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将意味着他与沃森“缺乏洞察力,以致不能看出这一点来”。
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论文后不久,《自然》杂志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克里克的另一篇论文,阐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机制。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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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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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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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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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3.6-4米,深1.2-1.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7.6米,东西宽3米,深2.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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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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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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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28.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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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7.4米。两厢石壁间距7.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5、实际生产中烧成气氛的调整对于上述稳定气氛的理论要点,许多人都很清楚,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会因为要解决某些烧成问题而不自觉地改变窑炉的气氛,这种变化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以下是常见出现的问题。 ① 为了提高烧成温度而改变空气过剩系数有些多企业为了追求单窑产量的最大化,不断地加快烧成速度,缩短烧成周期。而操作工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加大燃料供应量,但燃料供应量增加后往往没有及时调节助燃空气的供应量和助燃风机总闸的调节,造成烧成气氛由氧化气氛变为还原气氛。 ② 为解决预热带出现的缺陷而改变其气氛一些操作工为了降低预热带后段的温度而减小排烟闸的开度,影响了窑炉压力平衡和气体流速,使预热带的氧化气氛减弱,如控制不好容易造成前炉燃烧状态不良,使气氛出现波动。 ③ 为解决冷却带出现的缺陷而改变冷风量这样操作不仅影响到全窑压力制度的变化,而且会使气氛发生变化。比如加大冷风,容易使零压面向预热带移动,反之零压面又会向冷却带方向移动,这些都会使气氛发生改变。为了稳定压力,必须相应调节抽热闸的开度,以平衡全窑的气体进出量,稳定零压面。
河北省人民政府网站2015年11月04日【字体: 大 中 小】
(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夯实发展基础 科学稳健转型
石家庄学院自升本以来就坚持走地方性、应用型办学之路,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正在向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的目标迈进。
辛勤耕耘 八万桃李满天下
石家庄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地处河北石家庄高新区,由南北两个校区组成,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始建于1958年的石家庄专区师范学院,1959年更名为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1996年3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石家庄地区教育学院与石家庄市教育学院合并为“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200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石家庄学院。
石家庄学院占地1221亩,建筑面积35.4万平方米。教学科研设备总值达1.44亿元,建有13个实验中心、258个实验室,其中物理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文学与传媒实验教学中心、化工制药实验教学中心、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实验教学中心被评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图书馆藏书110余万册,电子图书43.2万种,各类期刊902种,购置23个数据库资源。多功能体育馆、游泳池等体育活动设施齐备,构成了完善的教学和生活体系。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7170人。
学校紧密结合河北,特别是石家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形成了面向石家庄市主导产业和和谐社会建设的“三群一链”专业格局,构建了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专业体系。设有15个学院、80个本专科专业(其中本科专业52个),涵盖法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9个学科门类。拥有化学工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文地理学、中国现当代文学4个省级重点发展学科;拥有生物制药教育、政治法律教育2个省级本科教育创新高地;拥有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石家庄学院农村发展研究基地;拥有生物工程、制药工程、法学、社会工作4个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其中制药工程、生物工程2个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制药工程、小学教育2个专业被确定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河北省高等学校教学团队”。学校为河北省首批十所转型发展试点学校之一、石家庄京津冀产学研联盟会员单位。
学校现有教职工1118人,其中教授109人、副教授28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20人。有百余名教师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市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教学名师、模范教师、优秀教师、师德标兵、拔尖人才、“三三三”人才工程人选等多项荣誉。
学校秉承“厚德博学、崇实求新”的校训,坚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的育人理念,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牢固确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连续四届获“河北省文明单位”称号,被评为“石家庄市最具影响力城市品牌”。
学校深化就业体制改革,充实就业服务内容,探索出了具有特色的“一二三四五”就业工作模式,即严格实施“一把手”工程,加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两类市场的开发,实现工作对象、工作方法和工作重心的三种转变,始终坚持就业与招生相结合、就业与创业相结合、就业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就业与专业结构调整及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四个结合,切实抓好制度、队伍、课程、实训基地、科研五项建设。
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连年攀升,初次就业率稳定在90%,居省内同类院校前茅。2014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3.69%,通信工程、社区管理与服务、音乐表演等专业基本实现全部就业;法学、影视动画、旅游管理等专业就业对口率高、就业质量好。本科毕业生考研上线率达到了报考人数的59%,占毕业生总数的22%,很多学生考取了国家级科研院所,“985”、“211”高校的研究生;专接本升学率高达50%;司法考试通过率高达42.5%,远高于全国20%的平均通过率。建校以来,已累积为社会培养8万余名毕业生。
砥砺前行 稳健发展谱新篇
应用型办学理念在全校形成共识。2004年升本之初,学校就明确了地方性、应用型、多科性的办学定位;“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合格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以及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提出建设高水平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目标;2012年学校党代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升本以来,学校围绕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办学实践,应用型发展的理念已在全校形成广泛共识。
初步构建适应石家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体系。学校紧密围绕石家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学科专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构建了与地方产业链相对接的专业体系:围绕石家庄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增设了制药工程、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软件工程、通信工程等专业;围绕石家庄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才需求,增设了知识产权、社会工作、物业管理、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等专业;围绕石家庄动漫产业链的人才需求,增设了动画、数字媒体技术、艺术设计、广告学等专业;围绕石家庄教育发展需求,增设了特殊教育、小学教育等专业。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专业体系与地方产业体系的契合度越来越高。
形成基本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学校注重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引进中信联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正高级工程师于铁忠,金刚集团高级工程师冯栓良,诚志股份总工程师李小兵等具有行业背景的专家担任学科专业带头人,特聘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以岭为学校客座教授、化工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同时,加强对现有教师队伍实践能力的培养。近几年,学校选派104人次到行业企业一线挂职锻炼,选派71人次赴国外学习应用型专业建设的经验,2014年暑期更是选派22名教师赴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学大学开展为期两周的学习培训。目前,学校“双师型”教师已达115人。
探索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不断探索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了“四位一体”订单式育人、“产学研用”合作育人、“工学结合”实践育人、“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与石家庄亮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企业入驻学校投资1000多万元建立影视制作实训基地;通信工程专业与铁通河北公司合作共建交换网络实验室;法学专业与13家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建设模拟法庭、知识产权与物证技术等实训室与河北新龙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创办了“石家庄学院软件与服务外包学院”,公司投资500多万元,与学校联合培养服务外包人才。2012年学校被省政府确定为“河北省示范服务外包学院”,被省商务厅等五部门确定为“河北省服务外包培训基地”等。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行业企业岗位需求的契合度不断提升。
实践教学基本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学校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大力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构建校内外结合、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实践教学基地。目前已拥有4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126个专业实验室,建立了啤酒生产实训室、物业管理实训室等107个校内实训场所;同时,学校与以岭药业、中讯集团等企业合作,建立了264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生物制药、制药工程专业的学生参与到以岭药业连花清瘟胶囊的生产过程,学生理论基础扎实、动手能力强,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和好评,《光明日报》对此进行了采访报道;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国管局北戴河服务局和全国政协北戴河培训中心实习,实习学生的专业素质获得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等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好评。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近几年,中海物业、以岭药业、中讯集团、宝力健身、百度等知名企业主动约聘学校毕业生,学生以理论基础实、实践能力强、发展后劲足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
学校注重鼓励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不断增强动手能力。近三年,在数学建模、“挑战杯”、“飞思卡尔杯”、POCIB外贸从业能力大赛等一系列重大竞赛活动中,学生获得近500项国家级、省级奖励,在省内同类院校中名列前茅,获奖层次有些甚至超过了部分国家重点院校。
学校积极引导各学科和专业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于应用的专利授权数连年超出部分省属骨干大学,在省会高校中排名第二;许多应用性课题和技术攻关项目成果已应用于生产,转化为实际经济效益。例如,与高邑县圣泽瓷业有限公司合作进行科技攻关,2013年仅此一个项目就利用废瓷片135000吨,节煤450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800立方米,降低原料成本1650万元。
学校利用教师教育学科优势,主动服务地方基础教育,与市政府共建了石家庄市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石家庄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等机构;同时,积极面向国家、省、市教育行业开展培训工作。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中小学管理干部、教学名师、特级教师、骨干教师逾万人。学校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培计划”示范性集中培训项目培训机构,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取得该资质的新建综合类本科院校。
由于应用型办学起步早、有成效,学校于2009年被推举为河北省应用型本科院校校长联席会首任秘书长单位;2014年,又被推举为全国新建本科院校联盟副理事长单位,成为河北省唯一一所进入副理事长行列的高校。
扬帆起航 乘势而上绘蓝图
石家庄学院按照“分步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全面提升”的工作思路,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发展成为办学水平高、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在全省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首先进一步推进专业群与区域产业群的深度融合。对接产业,优化专业。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将现有的52个本科专业整合为12个应用型专业群,使专业体系与区域产业体系更加契合。
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瞄准石家庄特色产业发展需求,重点打造软件技术、电子与通信、化工制药与食品安全、数字媒体4个专业群,通过校企合作“双主体”育人,力争在2018年底使4个重点专业群基本转型。同时,带动其他8个专业群的转型发展。
提升内涵,强化特色。增设物联网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乳品工程等符合学校专业群布局、与地方产业体系匹配度高的工程技术类专业和现代服务类专业,提升和拓展重点专业群的内涵,培育和强化重点专业群的特色,使学校成为石家庄计算机软件服务、电子与通讯、化工与制药等产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其次进一步创新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创新实践“工学结合、学做一体;虚拟任务、梯次递进;项目驱动、工作室制;四段式渐进顶岗”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软件技术、电子与通信、化工制药与食品安全等专业群,主要采取“工学结合、学做一体”的培养模式。充分利用校内虚拟仿真平台、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校外实习基地等资源,将车间与教室合一、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合一、实训教学与生产实训合一、实习教学与顶岗工作合一,形成具有学校工学结合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社区服务、法律服务、现代物流等专业群,主要采取“虚拟任务、梯次递进”的培养模式。依据岗位能力要求的“梯次递进”,通过让学生依次完成虚拟任务,对学生进行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培养。
数字媒体、广播影视等专业群,主要采取“项目驱动、工作室制”的培养模式。以工作室为培养平台,通过项目驱动,逐步形成知识、能力、素质有机结合的教学体系,实现“产、学、研”一体,“教、学、做”一体。
教师教育类专业群,主要采取“四段式渐进顶岗”培养模式。通过在“高校—中小学”之间双向交互实施“职业认知”、“教学技能实训”、“教学见习”、“顶岗实习”四个阶段的“模块化”教学进行人才培养。
三是进一步完善与职业岗位能力对接的课程体系。按照“课程设置岗位化、课程结构模块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评价多元化”的建设思路,积极开展模块化课程改革。
根据岗位工作任务分析,确定岗位能力要求,参照职业资格标准,构建以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技术技能训练为一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以项目为载体,实施“做中学、学中做”,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构建理论知识,发展职业能力。
围绕4个重点专业群和14个主导专业,与企业合作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企业生产实际为教学案例的应用型核心课程,建设与核心课程相对应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并实现核心课程教学资源的共享。
四是强力打造更加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采取“校企合作培养、国际合作培养”的方式,通过实施“专业带头人工程”、“教师实践能力提升工程”、“兼职教师队伍建设工程”,着力打造专业带头人、“双师型”教师和兼职教师三支队伍。
聘请具有行业企业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同专业教师共同担任专业负责人,全面指导和深度参与专业建设的各个环节。
通过到企业挂职锻炼、参与企业项目等途径,提高专业教师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能力;引导教师结合专业需要考取各类职业(执业)资格证书,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数量和水平。
通过长期聘任和短期任职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兼职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建立兼职教师资源库、专兼教师结对帮扶等,提高兼职教师的教学能力,并逐步形成实践技术技能课程主要由行业精英和技术专家教学的机制。
五是大力拓展以生产性实训为主体的专业实训基地。按照“校内基地生产化、校外基地教学化”的要求,加强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围绕4个重点专业群,新建10个、改扩建20个具有岗位工作环境的综合性实训室,建成10个集生产功能和教学功能为一体的生产型教学工厂,新增30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50家企事业单位构成的顶岗实习网络,满足学生以“任务驱动”、“学做一体”等形式进行实验实训和顶岗实习的需要。以实习实训基地为平台深化校企合作,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紧密型”实习实训基地。
目前,2.8万平方米的产学研实训中心等项目已批准立项,0.3万平方米的金工实习车间等实训基地正在建设中。项目完成后,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建筑面积将达到图书馆面积(4.9万平方米)的3倍。
六是全面提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提高人才服务地方的贡献度。主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到2020年,使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达到80%以上;依托学校国家动漫产业发展(石家庄)基地等,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新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学校成为我市技术技能培训中心;依托石家庄市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等,将学校建成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中小学教师教育、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培训指导中心。
提高科技服务地方的贡献度。主动与行业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其解决发展和技术难题。在与石家庄循环经济化工示范基地等签订科技创新合作协议的基础上,到2020年,每个重点专业群至少再与10家企业,一般专业群至少再与5家企业签订科技创新合作协议,合作共建科研平台,联合开展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技术咨询等技术服务项目,将学校建成石家庄市乃至河北省的新技术研发推广中心。
提高智力服务地方的贡献度。主动与省市政府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其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服务。依托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石家庄学院农村发展研究基地、西柏坡文化研究中心等,通过承担科研项目、社会调研、高水平学术研讨等多种方式,在我省特别是我市重大决策等问题上发挥知识库、智囊团的作用。
石家庄学院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省、市教育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抢抓机遇,团结务实,多措并举,稳健转型,正向着建成发展方向明确、学科特色鲜明、师资力量强大、教育质量较高的地方性应用型大学强势迈进!
南宋官窑“郊坛下窑”(南宋官窑博物馆所在地)还有个“孪生哥哥”———“修内司窑”存在,曾被列为1998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凤凰山老虎洞窑址就是“修内司窑”所在。
南宋《坦斋笔衡》记载,南宋杭州曾设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个官窑窑址,烧制的瓷器仅供皇宫使用。民谣云:“十窑不怕九窑空,只要一窑能成功”,可见官窑瓷器烧制的难度很大,稍有瑕疵,全部打碎,不许流入民间。这也是官窑瓷器流传下来较少的原因。
老虎洞窑址出土的瓷片同郊坛下官窑属同一系列产品。该窑址瓷片废品打碎以后挖坑深埋的处理方法,符合官窑废弃产品的处理特点。老虎洞窑址瓷片不管从器形、胎色、釉色都与北宋官窑有相似之处。据悉,北京故宫博物馆将在此次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将原先混淆的“郊坛下窑”和“修内司窑”分门别类,“修内司窑”终于能够认祖归宗了。
按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窑址可初步划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元代后期三个时期的遗存,南宋时期遗存即修内司官窑,元代主要遗存是仿官窑的器物;从该窑址出土的部分器物看,其造型风格、装饰艺术,尤其是“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符合宋代特征,与北宋官窑——汝窑有承继关系,这和历史文献中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吻合;该窑址位于南宋皇城附近的凤凰山麓,与文献记载的官窑方位相符。专家组组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说,老虎洞窑址的发掘,为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生产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象这样完整、系统的遗址,在以往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对研究宋代制瓷工艺具有极高价值。
我国古代制瓷工艺在宋代达到巅峰,历来有“官、哥、汝、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其中“官窑”居首,指为适应宫廷特殊需要、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北宋时曾在汴京(今开封)设官窑,造型多仿青铜器和玉器,釉色以素淡的天青色为尚,存世品罕见,北宋官窑遗址一直未被发现。南宋沿袭旧制,在临安(今杭州)先后设修内司窑、郊坛下窑两处官窑,后者1930年初次发现,80年代后有大量考古发现,现已在遗址上建成南宋官窑博物馆;而修内司窑则长期无法由考古发现证实,加上历代文献记载都语焉不详,它的存在更显神秘。
考古资料大部分没有公开,所以资料甚少。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源
南中国有一座燃烧不息的城市,古书中描绘那里的窑火印红了整片的夜空。
优雅的柯氏姐妹恬淡从容,俊俏的脸庞似乎沾了景德镇的高白瓷泥,分外明皙。
从频繁出入中国顶级拍卖会的艺术经纪人,华丽转身致力定位出一个精致的文化品牌,柯氏姐妹不敢以推广人文、艺术使命自居,只是生命历程中,用心而切身的体验后,油然而生的一项决定。
“这个时代可以再从容一些,再享受一些。我们不愿做艺术品金融化的推手。只想和大家一起发现生活的根本精神。”柯氏的目光投向了窗外精致的小院。
艺术是生活的必需品
“好的瓷器不应该只是挂在墙上。她可以是我们手中的一只茶杯,一日三餐的一捧福碗,或是书桌前的一盏手绘明灯。艺术当然是生活的必需品。我们不断在努力将文化融入每一日的衣食住行,雅瓷的精致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小柯轻轻地捧起了这几日刚出窑的福底碗,这是雅瓷的景德镇研发团队新烧制的生活艺术品。
“庄子先生两千年前就告诉我们: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原来我们都有一个误解,认为欣赏美只是看画展、听音乐会……但庄先生说美就在你身边,在天地万物之间。可能你走过一条街道,看到梧桐叶子飘落,刹那间就感到一种莫名而又莫大的快乐。”
雅瓷的创始店隐于上海市南京西路的静安别墅之中。上世纪三十年代,蔡元培、于右任、孔祥熙……诸多名流志士曾居住于此,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学术事业。这或许是雅瓷创始店选址的缘由。店前有一落精致的小院,院里一棵不知年纪的桂花树述说着每一个中国人关于庭院的梦想。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也许这是每一位伫足院中的客人那一刻最想吟诵的诗句。
生活美学的体验
生活中有许多博大精深的乐趣,总是让人乐此不疲。雅瓷惊喜地发现“生活美学”这一概念,希望带给每一位朋友更好的生活美学体验。
店内不定期的雅集,会与朋友共享雅瓷最推崇的十件乐事:赏器,会友,吃茶,闻香,读书,静思,睡起,漫步,轻食,小饮。 通常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太多外在的东西,但需要与之相反的宁静和闲暇。
“我们总是身体太忙,思想太闲。”这真是掷地有声的警句。
“好多刚接触瓷器的朋友都会谦虚地说:我不太懂。但是常有小朋友来到这里就再也走不动了。有一回,一小男孩儿使出了他最大的力气说:太美了! 我想那一刻他一定与艺术产生了共鸣,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诠释。好的东西自己会说话,会有独一无二的生命,我们要做的只是庆幸与之相见。”
雅瓷的现在与将来
从古至今,追求完美的景德镇制瓷艺人都会把烧制略有残缺的瓷器堆放在瓷片山上。每当看到堆积如山的废弃瓷片,都会感慨,要出一件好的瓷器真是太不容易了。做品牌、做文化同样也是如此,十年、二十年……也许青春真的就献在这里了。
“不过现在还不错,我们开出了第三家分店,有了自己的签约艺术家,产品研发团队和更好的窑口,外带一个颇有远见的品牌总监。偶然得知日本的百年老店有十万家之巨,甚至有千年老店,我想关键在于真诚和用心。我们当然也有这个志气!”柯氏姐妹的温存里透着不一般的坚毅。
未来的一切,就像景德镇窑炉的那扇门,成百上千次地打开又关上,每一次都给予制瓷艺人们多么深切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