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瓷器特征。

1、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元代瓷器是被忽视的。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地下、地上的元瓷不断被发现，才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实元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

2、而且因为外销瓷的增加，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也更加成熟。景德镇窑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

3、首先是制瓷原料的进步，景德镇窑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成颇有气势的大型器。

4、其次是青花、釉里红的烧成，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5、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兰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优点，一是青花的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窑内气氛对它影响较小，烧成范围较广，呈色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青花的原料是含钴的天然矿物，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有充裕的原料可供使用。

6、四是青花瓷的白地蓝花，有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五是具有实用美观的特点，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青花瓷的这些优点，是其它瓷窑各类品种的瓷器无法与之匹敌的。它一经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使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青花瓷器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产品运销国内外。

7、所谓釉里红是指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纹饰后，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焰气氛中烧成，使釉下呈现红色花纹的瓷器。釉里红和青花同为釉下彩，唯呈色红、蓝各异。它们同样是用笔在胎上绘花，但用料铜、钴有别。它们同需在高温下烧成，但对气氛要求不同。釉里红对窑室中气氛要求严格，铜非得在还原焰气氛中才呈现红色，而青花对窑室中气氛要求稍宽，窑室气氛的变化对钴呈蓝色的影响不大。

8、因此青花的烧成比较容易，至今尚有较多的元青花器出土和传世品种的保存。釉里红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器数量不多。特别是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出土物更是屈指可数。国外仅见菲律宾出土了一批元代釉里红瓷器，国内则有北京丰台出土的釉里红玉春壶、保定窖藏的一对青花釉里红盖罐以及元大都和景德镇湖田窑址的少量残片。

9、此外，江苏省吴县收藏有一件釉里红龙纹盖罐，罐身刻划纹饰三组，腹部釉里红为地，衬出白龙，红色艳丽，极为难得。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江西省“至元戊寅”款青花釉里红器，不仅出于元代中期纪年墓，并且也是元代釉里红器中唯一带纪年的瓷器。它证明在至元戊寅（1338年）已经有了釉里红瓷器的生产。

10、从传世与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瓷器来看，在器型、胎、釉和烧造工艺上与同时期的青花瓷一样，不同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纹饰比较简单，不像青花瓷纹饰那样繁密细致；纹饰题材相应减少，不及青花瓷题材那样丰富多样；铜在高温下容易发挥，因此元代釉里红瓷器无淡彩，只有一个比较浓的色阶，并且纹饰线条常见晕散；铜彩料在烧成过程中十分敏感，窑室气氛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元代釉里红瓷器呈纯正红色的很少。

11、最后是颜色釉的成功。高温烧成的卵白釉、红釉和蓝彩，是景德镇的烧瓷工人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的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银的局面。

12、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元代瓷器的特点

元代景德镇瓶、罐之类器型，采用分段制胎，然后再用胎泥粘合而成，粘接处器表往往突起，给人以不平之感，外壁接痕经打磨，但内壁接痕仍清晰可见，器物颈部内侧略加切削，内壁均不修削，所以在器里的底、腹、口等处胎体接痕表现明显。

一般器物的足边不规整，有弯曲现象，说明元代制胎时不讲究修坯，因此显得成型工艺较粗糙。但小型器物也有精致者，胎质显得洁白细腻。削足处理方法常见底足足端外墙斜削一刀，大器足底宽厚多为挖足，挖足有深有浅。器物圈足不十分整齐，呈弯曲状。

器底可见螺旋状的切削痕，大瓶、大罐的底部旋削纹较粗、较疏，盘和碗的切削痕较细、较密。底部和圈足内外粘有窑砂，有些已熔入釉中。高足杯的'高足与杯身以泥浆拼接，交接处可以看见黄色或浆色挤压泥浆，杯把足端的圈足厚薄不一。子扣套合结构的盖，采用子扣与器盖先成型后粘接工艺，盖上能清晰地看见接痕。碗的底部胎体较厚重，足内露胎，中心微微突起，俗称“脐”状，实为拉坯痕迹。

瓶、罐等大型器物底部中心处常见一内凹的圆点，在烧制大器时，为防止塌底，需在底部中心或稍偏处放一个用耐火土做成的圆饼或圆圈作支点，圆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大罐底部多为宽圈足，不规整，有的底中心有较浅的螺纹痕迹。一般大件器物胎体厚重，但重量适中，如超重或超薄都值得考虑。

关于元代瓷器

元代官窑瓷器吸引现代收藏家和“另类投资者”，可分三大品种：一为釉里红，二为青花，三为卵白釉枢府瓷，皆为景德镇所设立的“浮梁瓷局”烧造。

元代青花瓷以大型器为精，配合娴熟画法，辄予人磅礴刚健之感，甚引人入胜；但保存完整者极少，藏于中外各大博物馆的珍品不足200件；流落民间者甚稀，故身价倍增。

元代釉里红乃于中期创烧，呈色不稳定，常常发黑发灰，红色不鲜纯，且见晕散，盖釉里红属釉下彩，要用铜红作着色剂，以高温烧成，初期技术难以掌握，烧至摄氏1250度以上，铜元素易游离而散失；在还原过程中压力亦不稳定，难以变成呈鲜红的氧化亚铜，故烧成品少，釉彩纯正者更如凤毛麟角；历来拍卖多数以天价成交。

至于卵白瓷，精粗不一，压模印花制作水平参差；早期釉含铁多，白中泛青，后期釉层厚而失透，以致纹饰模糊，上品现已难觅。收藏家多偏重釉里红与青花。

元代另有烧制一种青釉器，甚受人忽视。例如附图就是元代较少有的青釉葫芦形瓷注子，高约13公分，富时代特色，乃继承宋代青瓷制作技术，但不如宋代者洁净莹润，传世完美品极少，十分难得。

瓷器的鉴别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博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物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中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华物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中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中华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华物，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华中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中华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博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博华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物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有草原风格的元代陶器，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1279年统一全国。

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元代陶器也明显具有草原民族的独特风格，在器物器形上都新创烧了许多蒙古族特有的器物类型，创烧单色釉也比前代精美。

元朝设立了枢府专门管理烧造陶瓷器物，枢府烧出的陶瓷为甜白釉色，被后世称为“枢府瓷”。并且此时对外贸易、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开始烧造大量外销陶瓷。元代盛行大量烧造的青花瓷大多数就是提供外销到中东众多伊斯兰国家。

元代在创烧众多新品种时，并继承和发展了宋代陶器风格，釉色肥厚圆润，器形圆壮，很多地方都有明显吸收汉文化的特点。

山西蒲州发现的元代陶制龙，体形硕大，长198厘米，宽50厘米，高70厘米，通体有施釉痕迹，但颜色已经剥落，除龙头以外部位均有龙鳞，龙背顶部有波浪形的鳍，龙头较长，龙嘴大张，青齿獠牙，下颚有须，龙目圆睁，脑后有鬃，但双脚已经明显缺失。龙腿强壮，身下有云雾缠绕。

这件陶制的龙，实际属于古代的珐华器，亦称珐花器或法花器，是一种以蓝、绿、黄、紫、白等多种釉色为基调的低温彩釉陶器。

山西和景德镇的珐华器在制作工艺上基本相似，主要区别于胎质和釉色，由于这两种珐华器生产工艺的复杂和特殊，制作历史的短暂以及其生产的地域相对较少，所以，能保存完好、流传下来的产品并不多见，传诸于世藏宝于民的精品更是凤毛麟角。

这件陶制龙的胎质明显为陶，因此判断为山西所造珐华器。珐华器因产地和时代不同在胎质上也存在着明显不同。

蒲州一带出的，系元代末年之物，其胎纯系土定胎，其釉纯似玻璃釉，然仍系料质，其蓝如深色宝石之蓝，其紫如深色紫晶之紫，其黄质如金箔，唯比金箔色略深透耳，孔雀绿一色尤为鲜艳，垂釉之处亦不发黑，其釉上之绿比他釉另外透亮，与绿水一般，其底里之绿与翠玉之菠菜绿同。

在装饰技法上，这件陶制龙采用了压模、捏塑、刻画、贴花等传统工艺手法，从审美角度上看显得大气质朴，同时，珐华器在釉色上多表现为鲜艳亮丽的珐翠、珐蓝、珐紫，从此件陶龙残存的釉斑上也可以看到。

该器型龙为元代龙的特征，龙头扁长，龙目明亮，龙眉粗壮，龙角后伸，龙躯细长，气势凶猛，推测应有一对，分布于大殿屋顶的两侧，应为十分罕见的元代宫廷建筑装饰配件，对研究元代宫廷建筑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元代陶器的胎子厚重，略显粗糙，多灰黄色，施白色化妆土、釉子白中闪灰黄，有的欠精细光润，黑彩多闪黄褐色。装饰以素白瓷、白釉黑花为主。

宋代出现的在黑彩上划纹饰的装饰方法，元代也有，一般用于在鱼、龙身上划鳞片或在雁、凤身上划羽毛。也有黑釉铁锈花、白釉黑花上又罩低温孔雀蓝釉的，后者由于温度较低，釉子极易肃秒。

白釉绘黑花陶器纹饰常见的有龙凤、云雁、鱼藻、卷云、花卉、婴戏、人物故事、花鸟、诗句等。

元代杂剧盛行，产生了大量的陶塑作品。河南焦作元代墓发现的杂剧陶俑，呈各种说唱舞蹈形态。其中一件穿戴蒙古式袍帽和毡靴，腰系皮带，头略右倾，一手向上，一手向下，腰肢扭动，神情专注地作踏步舞蹈。

另一陶俑服饰简单，头戴便帽，左手执乐器，右手两指叉于口中，作呼哨状，似口技表现。俑像成功地表达了秉性乐观豪放的蒙古族人民的性格。雕塑手法简洁，形象生动逼真，富有生活情趣，是元代陶塑的代表作。

元陶器的器型较大，多碗、盘、罐、瓶、枕、盆、扁壶、玉壶春瓶、高足碗等。

元代的一件黑陶大碗，口径17.5厘米，高6厘米，大气而拙朴。

赵集区会龙乡阎庙村发现的元代陶香炉，工艺精细，造型古朴。炉两边有对称的神态活现的小狗作炉耳，下有3只鼎形虎腿，炉体着绿瓷釉已大部脱落，仅凹陷处尚存。炉高15厘米，口径9厘米，腹径11厘米，系元代祭祀用品。

元朝统治者依靠铁骑夺取天下，但元代马的雕塑作品却很少，所以陶器中的陶马就显得弥足珍贵。有一件元陶马，高20.6厘米，长25厘米，灰陶质，马头饰笼套，双耳竖立，颈刻画长鬃，尾粗长，四足直立于长方形托板上。

另外，河南省焦作市元代古墓发现了完整彩绘陶“车马出行仪仗队”，共有陶俑、陶马、陶车81件，均为彩绘陶，以粉、红、绿为主，色泽鲜艳，组合为一套完整的“车马出行仪仗队”。同时还有陶仓、陶几等陶明器。

陕西省户县元代贺氏墓的陶俑，有男侍俑、女侍俑、仪卫俑、骑马俑、牵马俑、胡人骑驼击鼓俑、牵驼俑等，总数近60件。侍俑通高30至33厘米，骑马俑通高约45厘米。

贺氏墓女侍俑头绾双辫髻，上身着窄袖左衽短袄，下系长裙，作捧盒侍奉状；男侍俑头发分披，身穿窄袖右衽长袍，作笼袖搭巾侍立状；仪卫俑戴幞头，身着盘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足蹬短靴，左臂曲举，作吆喝姿态。

塑工最佳的是一组骑马俑，有的头绾发辫，有的戴宽沿毡笠，或佩腰刀，或背箭箙，足踏马镫，左手提缰扶鞍，右手甩开，作扬鞭催马状，刻画了蒙古族谙熟骑术、崇尚射猎的生活习俗。

贺氏墓还发现有牵马俑，俑高34厘米，马高37厘米。灰陶、模制。牵马俑头戴圆形帽，束辫垂至肩头，身穿长袍，腰间束带，右手曲至胸前，左手向一侧伸出，似在牵马起程。陶马背负行囊，行囊以绳索捆实。两件雕塑品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贺氏墓的这批元代陶俑，以艺术手法写实、造型比例匀称而著称。元代陶俑的制作一般都较粗率，这是因为，一方面纸制明器的继续流行，另一方面则是深受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所以一般不用俑来随葬，只有部分汉族和少数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随葬。

元代陶俑主要发现于陕西和四川，陕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县韦曲村贺氏墓、宝鸡元墓等发现的元俑为代表。

陕西元俑都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风格写实，种类有男女侍俑、骑马俑、骆驼俑、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为蒙古族人和胡人。

在陶俑的组合上，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四神俑元代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数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元明清时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黄金时代，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各地都有一定规模的制作。元代的青花瓷器和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臻成熟。青花瓷器的造型风格是胎厚、体重、形大，器物主要有罐、梅瓶、执壶、高足杯、四系小口扁壶、盘、碗、匜等。装饰特点是画画满，层次多，繁而不乱。纹饰图案有龙凤、人物、花鸟、瓜果、游鱼、异兽、松竹梅、云肩、变形莲瓣以及杂宝等。釉里红是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瓷胎上绘画纹饰后，施以透明釉，然后在高温还原气氛中一次烧成，使釉下呈现红彩。装饰题材比青花少，纹饰也比较简单。另外，元代出现的多种颜色釉如红釉、蓝釉的创烧成功，是我国制瓷业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的标志，为明清两代瓷器的繁荣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