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历史背景

唐朝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往和通商频繁。瓷器在唐代已成为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虽然上层人士还部分使用金、银、玉质器皿，但瓷器的优越性已为人们所认识，并呈现出取代其它器皿的趋势。唐代瓷器质地精良，在陆羽的《茶经》中，就出现了“邢磁类银”、“越磁类玉”等评语。因此，当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士，都非常羡慕中国人使用瓷器，他们既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又是中国瓷器的对外传播者，中国瓷器在唐代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热门商品。 在海运未通之前，中国瓷器的外销主要靠陆路，即沿“丝绸之路”由西安出发，经新疆、中亚细亚至波斯等地。由于陆路运输瓷器困难很多，损失也大，所以，初期的出口数量是很小的。随着唐代海上交通的开发，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为瓷器的大量出口创造了条件。晚唐以后（大约公元9世纪），中国瓷器多数是从广州出口，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斯里兰卡、再西至阿拉伯。除这条航线外，还有另一条航线，即从明州（宁波）东至新罗（朝鲜）和日本。沿着这两条海运航线的各国和地区均出土了大量中国唐代瓷器。
长沙铜官窑之前，唐代的瓷器生产已形成了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北方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两大瓷窑系统。当时的出口瓷器主要是这两大窑系所产。“安史之乱”后，长沙铜官窑另辟蹊径，凭借彩瓷迅速崛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与越窑、邢窑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长沙铜官窑的瓷器与灿烂的唐代文化一样，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而愈益丰富多彩。为了适应外销的需要，它大胆地运用褐绿彩绘以增加瓷器的装饰性和色彩效果。常见的有带彩堆贴胡人舞乐图、狮形图、彩绘椰林等，这显然吸取了西亚、波斯的艺术风格。长沙铜官窑瓷器外销虽然晚于邢、越二窑，但是，由于它极力在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方面迎合销往国的爱好和需求，所以后来居上，产品远销日本、朝鲜、印尼、西亚、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当时的外销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999年10月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打捞的“黑石号”沉船上共有67000件中国瓷器，其中有58000件就是长沙铜官窑的瓷器，占总量的83%。在当时，一个窑场一次能出口数万件瓷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足见当时长沙铜官窑瓷器的生产盛况，也说明长沙铜官窑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影响和价值，由此也不难推断出其在海上“陶瓷之路”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