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建文年制瓷器有什么特点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
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
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
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
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
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
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
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
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
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
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
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
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
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
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
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
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
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
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
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
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
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
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
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
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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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从1436年到1464年间，因为没有出产任何带有官窑年款的瓷器所以被称之为空白期。青花瓷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瓷器，历史悠久也是非常好的艺术品。不过在空白期出品的青花瓷都是民窑所产，倒不是说民窑就不如官窑，那在当时的出产的青花瓷又有什么特点呢其实说不定会有更加精致的青花瓷产出，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明代中期包含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六朝。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社会动荡，灾荒、战争连年不息，景德镇制瓷业也受到冲击，至今还未发现带有确切纪年款识的官窑瓷器。陶瓷史上称这三个朝代为瓷器制造的“空白期”。

正统 孔雀牡丹纹罐

明中期民窑青花瓷器胎、釉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的青花瓷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器物胎质较为白细，继承了宣德时期的部分特征;后期与前期的比较相对粗糙些，釉面薄而白润，也有闪青或灰青色的，都光亮透明。特别是景泰时期釉面加厚，泛青的釉面似湖面青色。

成化 缠枝莲牡丹纹碗

明代中期民窑青花瓷的工艺和造型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民窑青花瓷器中大、小罐较多，此时的罐肩腹丰圆，束径、器足外撇，罐型与元代近似，但罐身多比元代高。瓶的双耳以扁方耳、月牙耳、蟠螭耳多见。

正德 八卦纹象耳炉

折胫筒形炉正统后期开始流行，直至弘治，青花回纹筒形“天顺年”款三足炉被成化、弘治直接继承。小型琢器瓶、罐，大多用模印再镶接成型，接痕多并且较明显，器物内壁不修坯。盆分折沿、花口和圆口。总之，这时期制作工艺盘圈足较浅，足根内斜，有砂底和釉底。碗的圈足大而深。碗底常出现缩釉、芝麻点，碗底多是乳点状。瓶、罐、香炉是砂底，接痕明显，修胎粗糙。“空白期”的青花瓷的造型以生活器皿为多，另外，还有祭祀用瓷和盖罐、净水杯、香炉等。

天顺 “松竹梅”纹梅瓶

明代“空白期”青花瓷的青花：正统朝的青花瓷的青花清新浓艳，发色淡雅，笔线清晰明快，晕散现象少有，青花浓的地方有下凹不平褐黑色或灰青色斑点。景泰、天顺时期民窑青花釉层变厚和微小气泡，青花颜色显得松散朦胧，笔线晕散。

景泰-天顺 菊花纹筒式炉

明代中期民窑青花瓷的纹饰

“空白期”画面布局疏朗，绘画用笔流畅，线条有轻重粗细变化。正统与景泰、天顺的区别主要在于正统纹饰细致秀丽，接近宣德时期的绘画风格。景泰、天顺时期的线条肥润柔软，正统时出现抖屈笔法，画面给人苍老古拙之感。“空白期”纹饰写意的多，图案丰富。人物题材采用简笔写意，内容有高士图、庭院婴戏图、苏东坡夜游赤壁图、张骞乘槎图、琴棋书画、八仙、三国故事、陶渊明爱菊图等。

成化 缠枝莲八宝纹碗

动物花卉纹饰题材有：牡丹湖石孔雀图、狮子绣球图、鱼藻图、蝴蝶图、池塘鸳鸯图、牡丹麒麟图等。还有松竹梅纹、山石松竹纹、折枝茶花纹、缠枝莲八宝纹、蒲草纹、梅花纹、灵芝纹、杂宝纹、菊纹、宝杵纹、芭蕉纹等。器物上也有用青花书写的梵文和吉祥汉字，如：隶书福、寿等。同题材的纹饰各时期的画法也不尽相同。

弘治 花卉纹罐

正统时期的卷云人物纹多以左右大片螺纹状卷云衬托人物背景，人物神情生动，线条流畅。景泰后期器物的画面趋于简化，在亭台楼阁后部只点缀远山、劲草，颇有意境。少有人物为主体的纹饰图案。麒麟纹在正统时多是蹲着昂首前瞻，大多与孔雀、牡丹组成主题纹饰，四周装饰火焰纹、杂宝纹点缀空白。

弘治 携琴访友图碗

天顺以后麒麟纹多画成蹲姿回首状，填白处的火焰纹、杂宝纹绘画的较为简化、潦草。花卉纹也有区别：正统时缠枝莲纹的花头似宝相花状，绘画细致工整，景泰时花心画成螺旋状，花瓣似芒穗，卷叶短而粗，中心叶片似桃实、豆荚，有点缠枝莲还保留元代特征，但画的比元代小许多。折枝瑞果纹或缠枝茶花纹，正统初时与宣德时一样画的比较写实，正统中期等景泰，画面呈现描意画，瑞果由三果简化为一果，花瓣随意点成“逗号”。折枝画为分开状。

正德 缠枝花卉纹碗

正德 凤穿牡丹纹

总之，明代中期的“空白期”前期，连年战乱，瓷器烧造也因社会的动荡而没落。成化时期，政治中兴，经济得到了恢复，制瓷业得到了发展，瓷器制作也趋于精细。成化到弘治青花瓷总体造型趋于俊秀轻巧，青花发色淡雅幽静，绘画疏朗。正德时期继承了成化、弘治的旧制，也有创新和发展，并且对后朝影响深远。

我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渡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

景德镇瓷器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因此，真正代表明代瓷业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

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其他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明洪武时期，景德镇青花色泽偏于黑、暗，纹饰上改变了元代层次较多，花纹繁满的风格，趋向清淡、多留空白地。常见器型有玉壶春瓶、盏托、碗、盘口环耳瓶、折沿大盘、大罐、石榴尊等。这时期的釉里红瓷呈色不是很鲜艳，绝大多数泛灰色，纹饰多为双层瓣的缠枝扁菊花、牡丹、云龙、松竹梅、海水、莲花瓣四季花卉等。

明永乐时期，鲜红釉、甜白釉和青花瓷器独树一帜，占有特殊地位，成为明清两代的典型。永乐瓷器的造型清秀、圆润、灵巧，胎土淘炼精细，胎体轻重适度，尤其以白砂底之细腻而著称。釉面肥厚，莹润平净，无橘皮纹。白釉器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色或，釉汁厚聚处闪浅淡和虾青色。

永乐时青花器造型工整精致，色调凝重古雅，绚丽鲜艳，体态优美俊秀，用进口“苏泥勃青料”，烧造时有自然的晕散，形成浓重凝聚的结晶斑点，呈凸凹不平状。

并且从永乐时开始书写帝王年号款，均为“永乐年制”4字。这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永乐年制”4字为篆书，4字双竖行，印、刻或书写于器里心。

青花器为用青花书写；白釉器、青白釉器多为印款；红釉、青釉器多为刻款。永乐年号款无论刻、印、写，“永乐年制”4个篆体字的字体均较小。

永乐时民窑器上的吉祥款仍较多，有福、禄、寿、辰等，并且字体以洪武时的草书为主，后来发展到隶、草、行3种写款。另外，永乐朝也有少量的图把款。某些特殊器型可视为始于或盛行于永乐朝，如瓢形扁壶、抱月瓶、大天球瓶、单面扁壶、双系盖罐、花浇、压子杯、尖底莲子碗等。

永乐为明代瓷器的发展时期，而宣德则为鼎盛时期。宣德青花以其胎土精细，釉汁均净，造型工整，凝重浑厚，胎质细腻，多细砂底，器形多样，青花浓艳，纹样优美而久负盛名。瓷器接口少见，胎体厚重、坚致。

宣德青花釉面特点为橘皮纹，青花器釉面呈亮青，前期与后期釉面稍白，中期为青白色，釉面均很细润。青花自然晕散，形成浓重的凝聚结晶斑，深入胎骨。宣德青花可谓青花之冠。

宣德瓷器纹饰一改永乐时的纤细风格，显得粗重豪放，笔法苍劲。尤以龙纹狰狞凶猛之状，可为明、清两代之最。

宣德瓷器署有年款的，较永乐时显著增多。一般为6字楷书款，亦有4字的，书写部位不定，全身均可书写，亦采用篆书，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彩瓷楷书写“德”字无“心”上一横，篆书写“德”字，“心”上都有一横。

青花暗花双凤穿花纹盘为宣德青花御瓷的卓越代表，其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为宣德一朝新出样式，造型端庄美观，线条转折流畅生动，釉汁凝润泛青，胎骨坚致细薄。

口沿绘卷草纹一周，盘心装饰升降相对的穿花双凤纹，外壁亦绘饰前后对称的穿花双凤纹。双凤形态一致，皆为鸟首双尾，对称分布，展翅穿梭于缠枝番莲之中，风姿婉约，颇见飘逸之态。

青花暗花双凤穿花纹盘布局密而不乱，画工精湛，细腻的笔触下展现番莲舒展之妍美，为双凤增添动感，青花之浓淡深浅各具意态，笔墨意趣尽在眼前，气韵随笔而生，平添一份苍雅之美。

更为精绝之处是，内壁留空处暗刻穿花双凤纹与外壁相对应，如此复杂之工艺正是体现皇权的独尊，彰显宫廷艺术之华贵，可谓巧夺天工。底心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6字款，其风骨隽秀，笔意清新，端庄内蕴稚拙，莫不合乎晋唐小楷浑厚朴拙之法度。

矶红彩始于宣德，瓷釉为宣德创新品种之一，仿哥釉也是从宣德时开始的，黄釉是宣德时烧制成功的，青金蓝釉又称“雪花蓝”或“洒蓝”，为宣德时景德镇能工巧匠又一杰作。

成化时期的瓷器造型庄重圆润，玲珑俊秀，小件居多，俗称“成化无大器”，但也不是绝对的。此时胎质纯洁细润，胎体轻薄，迎光透视呈牙白色或肉红色，如脂似乳，莹润光洁，釉质肥厚，光洁晶亮，胎精釉亦精，高穆深雅，同臻其妙。

成化青花瓷器，以淡雅、沉静的色调行于天下。但往往因釉质肥厚，青花色淡，而有云遮雾障若隐若现的现象。尤以底足的青花款色调，表现得最为突出。青花色调浓重者，相近于宣德晚期，并和多数浅淡色调，同时并存。

成化时期纹饰线条纤细，多用双线勾勒填色法，填色较淡。只用平涂，只分浓淡而不分阴阳，无渲染烘托。绘人物衣着，只绘单色外衣，无内衣作衬托，故有成窑“一件衣”的说法。

成化青花以淡雅著称，用“平等青料”取代“苏泥勃青料”呈色稳定，发色蓝中闪灰青，成化青花与弘治青花相类似，故有“成弘不分”的说法。

成化瓷器釉面，以细润见著，俗谓“明看成化，清看雍正”。成化官窑器年号款以青花楷体6字双竖行“大明成化年制”为主，体式比较统一，款的位置也大多数在器物底部。

除6字楷书双行款外，还有少量“大明年制”4字双行楷书款。但无论官民窑产品，均无“成化年造”、“成化年制”4字款。

成化官窑器还有一种罐，款字只有一个“天”字，人称天字款罐。这种一个字的官窑器为成化独有，天字也极其有特色，字体极其肥胖。

弘治时期瓷器胎质与成化时相同，修胎规整纤巧，釉面肥腆滋润，洁白光亮。纹饰线条纤细、舒展，比成化时更为柔和透逸。

弘治时官窑盘碗之类和成化时基本一样，亦有“器足双边线”的特征。器足底釉面色调，由初期的白色逐渐转变为灰色，后期则为“亮青釉”。

弘治官窑瓷器款识大体同于成化，仍以青花楷书6字双行“大明弘治年制”为主，写于器底。有少量篆书4字双行写款“弘治年制”，多位于器里心。还有少量红彩楷书双行“弘治年制”款及刻款。

弘治黄釉是明代黄釉烧制中最成功的品种，由于其特别娇嫩，犹如鸡油之色，因此又称为“娇黄”或“鸡油黄”。如明弘治黄釉碗，高105厘米，口径236厘米，底径96厘米。侈口，圆腹，圈足。除底面外皆施黄釉，底面白釉，中有青花“大明弘治年制”双圈6字楷书款；釉面有细微开片。

正德时期，大器日益增多，修胎欠佳，接痕明显。此时处于明瓷由细致、薄胎向粗糙、厚重过渡的阶段，因而粗细兼有。釉面有白中闪青的特点。

正德瓷器图案纹饰中，多有表现伊斯兰教、道教色彩的装饰。青花器的绘画，除沿用一笔勾勒点画外，兼用双线勾勒、填色平涂法。民窑器物，大多粗率豪放。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青花楷书6字双行“大明正德年制”和4字双行“正德年制”为主，其中以后者居多。款字的清花色泽有浓有淡，色淡者显得灰暗。

另有红彩书写的楷书双行“正德年制”款，色泽深者黑红，浅者十分艳丽。此时的花盆、炉、洗等彩瓷，多为楷书4字一行刻款位于器口沿下，也有刻于器底的。

民窑器上年号款为“正德年造”、“大明年造”及“天下太平”、“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等吉祥款。

明初的瓷器常以梵文、阿拉伯文做装饰。由于正德皇帝重视伊斯兰教，所以当时阿拉伯文更为流行，出现在各类器物上，文字一般多含吉祥祈福之意。

有时内容已不重要，相当一部分文字已无法释出原意，而只是作为装饰纹样。这种瓷器上的阿拉伯文装饰是研究明代中叶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影响的实物资料。

如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烛台，高246厘米，口径67厘米，足径13厘米。烛台分上下两层，上层托盘小而浅，下承以细长的支柱，下层托盘为撇口，折底，盘下承以喇叭形外撇高足。通体青花装饰。小托盘外壁绘如意云头纹，大托盘外壁绘勾莲花枝纹，间以菱形纹饰。

支柱及高足外壁的中部均有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开光上下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近足底处绘如意云头纹。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明正德年制”双行6字款，外围青花双线圈。

正德黄釉是承弘治之作，但釉色不如弘治黄釉那样浅而嫩，显得深而老，胎也较厚，是正德官窑的特色。如明正德黄釉盘，高42厘米，口径207厘米，足径119厘米。侈口，圆腹，圈足。除器底外毕施黄釉，底面施白釉，中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双圈6字楷书款。嘉靖时期，瓷器的胎质不及前朝，器型多种多样，有方形、棱形的造型。琢器胎体厚重，接痕显露。圆器多有随底心下凹和塌陷。一般器物釉面粗糙不平，官窑及民窑小件器物则细润肥厚，往往见釉下的青花轮廓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的现象。

嘉靖青花用回青料，有时加入石青，其色调呈特殊的紫蓝、青金蓝色，同时也有发浅淡黑灰色。青花及白釉器物，常于口部涂刷酱黄釉，形成黄口之特征。纹饰线条虽纤细清丽，画风多写意却显得粗率，画面多见道教色彩及吉祥祈福内容。器底施釉，多为亮青釉。

嘉靖官窑年号款全为楷体，有4字双行和6字双行，以6字双行“大明嘉靖年制”为主。也有6字一横行、6字环行、4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识位置主要位于器底，也有写于器口沿下的，还有写于器物肩部。除写款外，也有刻款。

民窑器上的赞颂款、吉祥款较前朝兴盛，且开始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松柏草堂”、“郭仁堂”等。

嘉靖青花有代表性的是青花三羊纹碗，高105厘米，口径163厘米，足径55厘米。是一件嘉靖年间宫廷用瓷器。碗呈仰钟式，内外均为青花装饰。碗心绘麒麟，辅以松、花草。碗内近口沿处绘锦纹。

外壁绘神态各异的三羊，一羊正面伫立，一羊侧面作行走状，一羊回首观望。三羊间衬以松、竹、梅及杨柳、芭蕉。外底署青花“大明嘉靖年制”6字双行款，外围双圈。

此碗所施白釉莹润泛青，青花发色浓重艳丽，所用青料当系嘉靖朝盛行的“回青”。所绘三羊图案为吉祥图案，寓意“三阳开泰”。

“三羊开泰”谐音“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本意是《周易》的“泰”卦，为最吉利的一卦，是以三阳爻开始的，其意之所以吉利，是因其寓意“天地交而万类通，上下交而其志同。”

隆庆年间，青花色调蓝中泛紫，浓重艳丽。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青花中，以隆庆时青花呈色最佳，造型多样，富于变化，其中仅盒的造型就有四方、长方、八方及银锭式、盘肠式、瓜棱式等，新颖奇特，且制作精细，独具风格。

如明隆庆青花龙凤纹盒，高153厘米，口径209厘米，足径192厘米。盒扁圆形，盒盖平顶微隆，子母口，圈足。盖面绘青花龙凤穿枝花纹。盖、盒外壁亦绘龙凤穿枝花纹，盖、盒口沿绘卷草纹，上下呼应，各组纹饰间以双弦纹相隔。足内青花双圈内署“大明隆庆年造”6字款。此盒造型古朴大方，设色浓重艳丽，纹饰繁复，观赏性与实用性俱佳。

万历时期瓷器一般质地粗松，胎体厚重，器身多变形不规。青花色调，早中期呈蓝中泛紫，晚期为灰暗晕散，并开始采用浅描手法。

万历款识以书写6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为主，也有6字一行或三行的，还有4字双行、4字环行、4字钱文十字排列的。书写位置也很不固定，多数在器底，也有在器里心凹处的、肩部的、口边的等。

万历各类民窑款大为增多，斋堂款如“玄阴堂”、“芝兰斋”等；吉祥款如“万福攸同”、“德化长春”、“福寿康宁”等；赞颂吉祥款如“玉堂佳器”、“天禄佳器”、“上品佳器”等。

万历朝创造了一些新的器物，有筒瓶、壁瓶、莲花瓣式盘、四吉祥开光花鸟盆、高达73厘米的大瓶和多棱器。主要造型有花觚，分撇口式、洗口式、倭角式、出戟式、海棠式，有四方形、六方形、瓜棱形，还有带环耳、兽耳、贴兽纹等。

雕塑类最著名的有青花吹螺人、布袋和尚、八仙、南极仙翁、真武神君、观音菩萨、文昌帝君、仕女、童子和各种佛像。

在装饰方法上，明代景德镇民窑为适应外销的需要，一改传统的自上而下划分装饰区域与层次的传统做法，创造出一种新的独具时代特色的装饰图案，为我国瓷器装饰的创新开拓了一条新的成功之路。

明代晚期大量生产一种既有东方民族传统风格、又充满着浓郁异国情趣的青花瓷盘，这种瓷盘的内壁6至8个开光，开光内绘各种不同的锦纹和结带、璎珞纹饰。盘心处绘云龙、博古、双鹿或其他题材。

这种器物在江西各地都有发现，这种被欧洲人称为“嘉橹”，日本人称为“芙蓉手”的瓷器，是当时外销瓷中的重要品种之一，为我国瓷器装饰增添了新的内容与形式。

如万历青花开光花鸟纹盘，高37厘米，口径21厘米，足径14厘米。盘撇口，浅壁，塌底，圈足。通体用青花装饰。盘心绘有花鸟纹，盘的内壁绘锦地开光8组，开光内绘花果纹，外壁开光内绘变形灵芝纹。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

天启、崇祯时期瓷器的器型大多不规整，而崇祯时的器型不规整的现象较天启时更为突出，一般的器物，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底足常常有旋削刀痕和重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而且，此时釉面亮青程度明显减弱，施釉稀薄。崇祯时，器口施酱釉。

青花主要有4种不同色调，其中晕散和黑灰的与那种纤细轻淡的色调相差比较悬殊。崇祯时期，青花色调的晕散和走釉现象比天启时更甚。此时青花瓷纹饰中多反映出日本风格，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另外，这一时期盛行题诗联句的风气，尤其是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显主，并且与万历那种密麻零乱的纹饰构图，形成鲜明对比。

天启器物款识很少，一般写于器底，格式为“大明天启年制”。崇祯时，从款识上看，有书官窑款识的，也有以隶书写干支纪年款的，此外，还多见随意乱写的“宣德”、“成化”、“嘉靖”等伪托前朝的年款。

明天启朝历时仅7年，传世品数量极少，所以带有明确纪年款的青花钟实属罕见珍品。如青花罗汉图钟，高196厘米，足径145厘米。钟为铜钟式，顶置双头龙纽。

此器里白釉无纹饰，器外通体都以青花为饰，钟顶的舞部与边部绘以缠枝花卉，腹部绘十八罗汉图，肩部环刻阴文“大明天启元年孟夏月造”铭。

此钟形制系模仿周代青铜打击乐器中的青铜钟。其造型秀丽，线条圆滑流畅，龙头钮设计巧妙，使精巧的瓷钟平添几分庄重气派。

钟体洁白莹润的釉面上，以工整细腻的淡描青花描绘十八罗汉图，画中人物或卧或立，各持法器，各显神通，形象鲜明生动。此钟在天启青花大多画意粗率的器物中堪称精美之作。

明末清初时期，文学艺术繁荣，不仅为瓷器纹样提供丰富的创作题材，而且还深刻影响着瓷器装饰画面的艺术表现手法。

民窑瓷器上的许多人物画中除了常见的婴戏图、八仙祝寿外，表现戏曲故事也特别盛行，《三国演义》《西厢记》《水浒传》等作品中的内容比比皆是，这与明代万历以来带有版画的戏曲剧本的大量流行有关。

如崇祯青花人物纹缸，高145厘米，口径19厘米，足径95厘米。缸直口，平沿，深腹，腹下渐收敛，平底，底心略凹。内施白釉。外壁绘青花人物纹。山石掩映的军帐前旌旗招展，大将吕布头戴束发金冠，身穿百花袍，身后有一侍者，周围站立几名武士，手持兵器。

吕布对面李肃手捧珍宝，献给吕布，其身后的几名随从也各持宝物。周围绘有旗帜、军帐、城池、山水、草木等。外底素胎无釉无款识。此缸描绘的故事出自《三国演义》中的《馈宝说吕布》一节，李肃受董卓之命，带着赤兔宝马、黄金、珠宝、玉带等宝物来到洛阳城下的吕布军帐中，说服吕布投降。匠师巧妙地将此故事情节移植到器物的装饰画中，人物形象生动，青花色泽浓艳，为崇祯朝青花瓷器中的上乘之作。

明代瓷器的造型除继承前朝的之外，也有因时代需要变化而新产生的，如永乐、宣德时期的压手杯、双耳扁瓶、天球瓶等。

成化时期则以“天”字盖碗等为典型器物；正德、嘉庆、万历各朝的大龙缸、方斗碗、方形多角罐、葫芦瓶等也都颇具代表性。另外也有各式文房用具如笔管、瓷砚、水注、镇纸、棋子、棋盘、棋罐等瓷器传世。

1、陶瓷器上的纹饰，习惯上按其所在部位及制作工艺，可分成胎装饰与釉装饰两类。胎装饰：陶瓷器上举凡刻、划、印、剔、堆、贴、镂、雕、塑，等等纹饰，工艺上均是以硬质工具在胎体上作成，大多于上釉前施工，亦有少数作于上釉后。 釉装饰：用釉料、彩料在胎体上描绘图案、书画等，工艺上是以毛笔之类的软工具施技，不触破、更不损伤胎体。大家知道，釉装饰中又有釉上彩、釉下彩之不同。 胎装饰乃元代以前陶瓷的主要装饰手法， 釉装饰为元、明、清陶瓷的主要装饰手法。
2．时代趋势
新石器时代：各种彩陶，属彩装饰。这种低温彩的装饰功用，类似于后来的釉。（仅是装饰功用，它没有釉所有的保护胎体等功用。）各种灰陶、黑陶、红陶、褐陶等上的刻、划、堆贴、锥刺的云雷纹、绳纹、平行线纹等等，属胎装饰。显然，整个新石器时代彩陶比灰陶等数量少些，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陶器以胎装饰为主。
原始青瓷：全是胎装饰，有印花、堆贴（如S纹）等。
东汉六朝青瓷： 胎装饰：刻、印、镂、堆、贴、雕、塑等类胎装饰为主，占此时期装饰的绝大部份。 釉装饰已经萌芽，出现了下面一些形式：褐色点彩，出现于三国至西晋晚期，到东晋已经成熟并流行起来；三国吴时，出现釉下褐色彩绘，但未形成风气，所见标本目前仅一件。这个时期的釉装饰，无论点彩、釉下彩绘，均为高温釉料作成，与胎体一次烧成，即为高温彩釉，以铁、锰为呈色剂。
隋、唐： 这是我国陶瓷各种纹饰，装饰手法大发展的时期，刻、印、镂、雕、贴、堆等胎装饰继续发展，以唐三彩、长沙窑彩绘、巩县青花为代表的釉装饰得到空前发展，我国陶瓷装饰出现新气象。但胎装饰仍是主要形式。 胎装饰；在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邢窑为代表的白瓷的各大名窑，"重釉不重纹饰"，故纹饰很少。这不多的纹饰几乎全是刻、划的莲瓣纹之类的胎装饰。此外，长沙窑有堆、贴、模印等胎装饰。 釉装饰： 点彩、条彩、斑彩，这是高温彩釉，以铁、锰、钻等为呈色剂。长沙窑、越窑、邛窑有。 彩绘：这是此时期大量兴起的陶瓷装饰工艺，继承六朝传统，以长沙窑最为丰富，越窑巩县窑有少许。常见有褐、绿、兰、红等色，以铁、锰、钻为呈色剂。彩绘无论釉上釉下，均是高温彩绘，一次烧成。 三彩：唐三彩是一种低温二次烧成的釉彩，呈色剂主要有铁、锰、钻、铜等。这是我国陶瓷釉装饰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有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的唐代青瓷，尽力在提高釉本身的装饰效果，即釉没有作成纹饰，仅釉的色泽美就充 分美化了瓷器，此时已较为成功，较为明显。如越窑釉的"千峰翠色"，装饰效果就极佳。
宋： 此时我国陶瓷器大大发展，在陶瓷装饰上是胎装饰与釉装饰并重。比较起来，胎装饰使用较多，而釉装饰亦得到更大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胎装饰。 胎装饰；以印花、划花、刻花为主，雕、塑、堆、贴、镂等技法用的较少。以定窑系白瓷印花，耀州窑系青瓷刻花划花，青白瓷系列划花最有代表性。 釉装饰： 有进一步发展。在我国陶瓷史上，是最为重视釉本身对陶瓷器的美化装饰作用的时期，也最成功，真正实现数百年来人们不断追求的釉质如冰似玉，釉色雨过天青，千峰翠色的愿望。此时期釉本身的装饰效果（不依靠图案纹饰）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有若干影响深远的创造。 均窑创造了窑变釉（两种以上釉合用变化出的特殊釉）、铜红釉。 汝窑、官窑、龙泉窑，均重视釉本身的美化装饰作用，只凭单色釉本身就制造了极佳的装饰效果，釉的凝重、深沉、含蓄、厚润（有的时期，釉厚超过胎体厚度），极好地美化了瓷器，达到它种装饰手法达不到的装饰效果。 官窑、哥窑创"金丝铁线"，"鱼子纹"等开片釉，为釉装饰工艺开辟新途径，即釉色不同有不同的装饰效果，釉的形式有差别，更有一种别开生面的装饰效果，开片纹以其似残而非残的特殊形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美学情趣。 彩釉结合的装饰：釉装饰的不断发展，宋代出现了磁州窑系的釉上彩或釉下彩装饰工艺与釉结合的新型装饰工艺，白釉釉下黑花，釉上红绿彩就是典型。主要形式是绘画、诗文。也有釉上彩与釉下彩结合的个别例子，但很不成熟。 青花瓷这种釉下装饰工艺，继承唐代传统，有少量生产。宋代青花数量虽少，意义却比较重要，它使唐代开创的这种釉下装饰工艺没有中断，得以延续，就为宋以后青花的大发展提供了工艺技艺传统。
元、明、清： 釉装饰极大发展，胎装饰急剧衰落，以景德镇窑为代表。 元代以青花、釉里红成就最大。另外创造了高温兰釉。铜红釉也有发展。 明代釉装饰进入绘画时代，以青花为主流，发明，发展了五彩、斗彩、素三彩等。 清代的釉装饰更发展到极致，以各种彩瓷为主，青花次之，大量使用色釉。彩瓷中以粉彩为代表，到中晚期占主导地位。

青花瓷，又名“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青花瓷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属釉下彩瓷。明青花瓷器的绘画用传统的毛笔，以各种线条和点染、渲染来完成画图。是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引领时代潮流，超脱、大气，而且文化底蕴深厚，精灵毓秀。
明朝是青花瓷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发展了元青花的技术，并不断加以改进，使其在明末清初达到巅峰，并在康雍乾时期继续发展。作为中国瓷器的代表，有关青花瓷器的研究方兴未艾，更多的人将从中了解到它的独特魅力。现代意义上的青花瓷器，作为一种成熟的单独的瓷器艺术品种，只是元朝末期景德镇在引进波斯技术和青料的基础上烧出的。但真正占有突出地位的，是在明朝。
洪武时期 既有元代风格，又开拓新样，呈现出过渡时期的独特风格。所用青料以国产料为主，也不排除有少量进口料。青花发色有的淡蓝，有的泛灰。这时的青花瓷图案多扁椭圆形菊花纹样，其葫芦形叶纹不像元代层多而规矩，风格较柔浑豪放，最常见的为松竹梅、竹石芭蕉和缠枝花纹，也有牡丹、莲花、菊花、茶花及灵芝纹及如意头形云肩与变形莲瓣等。器物底足多平切、砂底无釉见窑红。未出现年款，带款的器物也极少。
永乐时期的青花瓷胎釉精细，青色浓艳明快，造型新颖多样，纹饰优美生动，在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明、清两代青花的典型。早期用的是国产青料，青花晕散，色彩蓝中泛紫。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制瓷所需的青料“苏麻漓青”，永乐后期用的就是进口苏料青花，色彩正蓝闪黑，青花色浓处釉面下凹有铁锈斑。永乐青花纹饰用笔或粗或细，着色有深有浅有浓有淡，使纹饰层次清晰。但因研料不细，线条的纹理中常有钴铁的结晶斑，浓重处则凝聚成黑色锡光，成为永乐、宣德时青花的典型色调。纹饰以龙凤纹为多，还有折枝或缠枝莲、菊、牡丹、牵牛、灵芝、荷莲、萱草、枇杷、松竹梅、团龙、云凤、穿花凤、蟠螭、夔龙衔灵芝（摩羯）、海兽等纹饰。

明天启、崇祯瓷器七大特征
1、器型大多不规整。此时出现了日本风格的造型。崇祯时，器型不规正的现象较天启时更为突出，一般器物，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底足常常有旋削刀痕和重刮削痕，并且多有粘砂。
2、胎质粗糙为多，淘炼不精。但小件器物仍很精细，并有万历遗风。
3、釉面亮青程度明显减弱，施釉稀薄。崇祯时，器口普遍施加酱釉。
4、青花有四种不同色调，其中晕散和黑灰的与那种纤细轻淡的色调相差悬殊。崇祯时，青花色调的晕散和走釉现象比天启时更甚。常使纹饰模糊不清，也有较鲜亮明快或类似天启时谈描色泽。
5、纹饰中多反映出日本风格，如扇面纹、皮球花纹等。另外，明末清初时盛行的题诗联句风气，在此时亦有表现。此时流行的豪放夸张的减笔写意画，与万历那种密麻零乱的纹饰构图，形成鲜明对比。
6、器足可见里收向心式的刮削痕和放射状跳刀痕。也有的器足留有类似明初器底的小乳头，此时底足不施釉的较多，但沾有砂粒。多为细润白砂底足，足边修切圆滑齐整，胎体裸露部分较多。形成了明末清初独特的器足特征，并为断代提供了依据。
7、天启器物款识少。一般写于器底。格式为“大明天启年制”。崇祯时，从款识上看，有书官窑款识的，也有以隶书写干支纪年款的，此外，还多见随意乱写的“宣德”、“成化”、“嘉靖”等伪托前朝的年款。

隋唐以来**成为皇帝的御用色，黄釉瓷器也从诸多色釉瓷器中脱颖而出，成为皇室的御用瓷，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书中提到：近年，北京地区出土有与南京地区红彩器风格一致的明初黄釉印花龙纹盘，较之永乐、宣德时的同类器施釉略厚，色泽较深，黄釉色渊近似洪武二十五年，而瓷器上纯正的黄釉，始自明永乐年间，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中亦提到明代黄釉自永乐朝开始，已经烧制得相当成功”。

观现有资料而吉，黄釉瓷始至永乐是有证可循的、中历代陶瓷上的黄釉，根据釉料成分和烧成温度的不同，可分为低温黄釉与高温黄釉两种。高温黄釉是含少量铁分的石灰釉，在高温氧化气氛中生成三氧化二铁，呈现**．以唐代寿州窑的黄釉最为典型、包括在唐三彩和宋三彩的陶器上亦有深浅不同的黄褐色釉低温黄釉即铅釉，是一种以铅为熔剂、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850℃至900℃之间烧成的黄釉色较淡釉面薄。以弘治时期的娇黄浇黄或鸡油黄为烧制的最高水平。

黄地青花折枝花果盘，明弘治

早在《周易》中，就有关于**为吉利之色的记载，如黄裳，元吉。《明史》记载闪黄，乃上用服色也。《汉书》说**，中之色，肘之服也。按中国传统的“五行”思想来解释“行”中的“金、木、水、火分别代表“西东北南四方土居中央，统率四方，而土色为黄。历代帝王崇尚土德，故**成为帝之色皇帝是中央集权的象征，把**用于皇帝的衣食住行中，则象征皇帝贵在有土有土则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可看出古代先民对**的尊崇自隋唐以后，黄釉瓷器亦成为皇室的御用瓷器，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八七，一五零八，七三一 一杜经理明清两朝只供宫廷使用民窑不得生产违者重罚，到了清代黄釉器的使川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国朝宫史》卷十七记载皇太后、皇后用里外黄釉器．皇贵妃用黄釉白器，贵妃妃黄地绿龙器嫔用蓝地黄龙器，贵人用绿地紫龙器，常在用五彩红龙器”这不仅说明黄釉瓷器是皇室的专用瓷器，同时说明黄釉瓷器在皇室中还是等级制度的象征，为黄釉瓷器烧造奠定了深厚的历史背景。明代以后，封建礼制对**的法律规定更加严格。笔者根据其釉色及款识将明代黄釉分为早中晚三期。

黄釉金彩牺耳罐，明弘治

《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代早期黄釉瓷器以永乐及宣德黄釉瓷器为主。永乐黄釉瓷在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以肥润的甜白釉打底覆罩淡淡的黄釉，因有白釉衬托。黄釉显薄，色淡。胎薄体轻，窄小的圈足很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娇黄釉碗，明弘治

至宣德时期，釉色娇嫩而略深但不及以后弘治的釉面细润宣德黄釉器的特点黄釉器有两种施釉方法，一是在素坯上直接施黄釉，另一种是在已烧成的白釉器上施黄釉，低温二次烧成。由于原白釉器上有橘皮纹。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八七，一五零八，七三一 一杜经理挂黄釉烧制后橘皮纹更加明显，釉面肥厚，呈凹凸不平之状，底足内为白釉有青花写款或刻款，器型多见盘碗类。一般盘壁较深，圈足稍高，盘底心微凹，以素面无纹为多，底书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款或刻款器物施黄釉到底，置于桌上不见圈足露胎。后世有将宣德白釉器后加黄釉复烧而充宣德黄釉。从现有资料看低温黄釉虽创烧于明初景德镇官窑，但传世品罕见。据文献记载明代方丘祭器用**，进一步刺激了黄釉瓷的生产。

黄地绿彩龙纹盘，明正德

明代中期由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近三十年正值景德镇御窑厂生产低落时期且未发现有确切年款识的官窑瓷器，使这一时期的生产面貌始终扑朔迷离，也被称做陶瓷史上的空白期。而成化、弘治、正德的黄釉器却是明代黄釉烧制的黄金时期，烧制的黄釉已掌握了准确的烧成温度和气氛，使器物颜色通体一致，即符合皇家用器正**的等级要求，又符合含蔷深沉的审美情趣。成化时黄釉釉色有深有淡，釉面均净娇嫩，浅淡，釉质稀薄。

弘治时期黄釉瓷已近乎完美也是整个明代黄釉烧制最成功时期达到历史上低温釉的最高水平，由于其**特别娇嫩，犹如鸡油之色，因此又有娇黄和鸡油黄之称弘治一朝黄釉最负盛名，色泽娇嫩，堪称弘治官窑的典型之作弘治时期的瓷器品种和艺术风格完继承成化传统，无论是釉、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八七，一五零八，七三一 一杜经理单色釉菏花彩斗彩瓷器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弘治的颜色釉无沦从品种还是产量部比宣德成化少但其官窑白瓷的制作，其胎釉都较细清，器物底部闪青色，盘碗底部的厚度已较永宣器为薄，但还处于半透而为全透的程度．正德其色调比弘治略深，胎体加厚，多署四字或六字款。无款者，器底釉比弘治时更显青色。此时的釉面和釉色，较之成化那泛白的淡黄釉显得深且厚，但比之后正德的黄釉，又浅淡适中，也此将弘治的黄釉器作为陶瓷史上明代黄釉的典型。

黄釉盘，明正德

弘治朝官窑瓷器的款式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刻款外都是大明弘治年制两行六字楷书双圈款，绝不见成化朝的双框方款。在鉴定弘治娇黄时基本秉承以下特点①弘治娇黄的鸡油黄除少数极精仿外，一般很难仿像②弘治底部一定塌凹，后仿者往往出现平底⑧弘治娇黄釉大多有大明弘治年制六字楷书款，治字的水旁二三点除少数例外，往往低于台旁而成治后者三点和台字相齐平而成治④弘治底足稍矮，清代康熙与其他时代后仿底足稍高⑤弘治底足白釉发灰或泛青色，不可能非常洁白。此外，明代黄釉瓷造以盘碗属多，罐较少弘治的黄釉金彩罐是当时宫廷的祭祀用器，黄釉金彩罐更是弘治朝独有。正德时期则继续沿袭弘治黄釉的特点，底款书青花双圈“大明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红地黄彩海水云龙纹盖罐，明嘉靖

明晚期则以嘉靖，其色调多较前略深，釉质肥厚釉面不平，色调都很鲜亮黄釉下有双线或单线暗刻花纹。器型以盘、碗、高足杯、碟、罐为多。有带双圈和不带双圈。至隆庆比之前朝色调更为浓深，釉面虽肥厚光润，但厚薄不均，略欠平整，是入火熔融时形成的滞留现象。透过器物的釉面，藏品想送至国内一线拍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等），亦可私下推荐。可询，一八七，一五零八，七三一 一杜经理可见单线勾画的暗刻缠枝莲花纹，图案草率，由于黄釉覆盖较厚，使多数器皿花纹模糊不清，底足釉面仍为独特的亮青釉．万历时期的黄釉碗这种造型的碗素有官碗之称，是北宋汝官窑所刨大小适中，为当时帝后进膳的御用器，底款用当时特有的“回青”料书写“大明万历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

黄地素三彩二龙戏珠纹盘，明万历

明朝黄釉的烧制成功与皇家统治者的严控制是分不开的。黄釉器的使用亦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贵贱有级。服位有等，任何人不得僭越。黄釉瓷的烧制至明晚期曾一度停烧，明弘治年间1488—1505，《明史》记载，弘治景德镇瓷器生产一度断断续续。《孝宗记》就记述了弘治三年1490冬十一月甲辰停工役，罢内官烧造瓷器的史实。直到清顺治时期才又恢复烧制。在宫廷生活中，黄釉瓷器最常见的形态虽然是日常用器，但本质上仍然以体现皇权和等级制度为主。这种尊崇**的做法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色彩观的反映和封建集权下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体现。就是明清黄釉瓷釉料的配方和烧造工艺属皇家御窑厂秘方被严密控制，民间无法掌握黄釉瓷的工艺、配方。至尊之色因此黄釉器只是宫廷用器，民间绝无使用。明代黄釉釉多显肥厚，光亮十足清代则细薄，光亮不足，也正因明代黄釉瓷的尊贵精美，为清代各朝皇帝亦有沿袭其制作工艺、釉色各式器型的创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