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朝舜圣年瓷片吗

牛门岗遗址牛门岗原称喉门岗，位于县城东北隅，距城15公里。1958年，在山坡上发现石器有石斧、矛、箭、镞、纺轮、网坠。1981年，在地表层又发现原始瓷、印纹陶片、恐龙蛋化石等物。经省考古工作者多次实地调查、鉴定，证实牛门岗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遗物极丰富，属良渚文化类型。
大窑国家级重点青瓷古窑址在城南35公里的琉华山下，明代以前称琉田。制瓷始于五代，有古瓷窑址50多处，形成古青瓷窑群。世传南宋章生一、生二兄弟在此制瓷，所制青瓷各有特色，因有哥窑、弟窑之称。大窑青瓷遗址，在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因外国传教士和古董商抢购古物，引发盗掘古窑风，古窑址遭破坏，但深层仍埋藏有古工场和部分窑床，地面亦遗留大量古代瓷片。民国17～29年（1928～1940），陈万里（解放后任故宫博物院陶瓷部主任）先后4次对龙泉青瓷古窑址作调查研究。
源口青瓷古窑址在县城东双平乡源口村西北约三公里处，土名杉茂林。1980年，省文物考古所发掘，发现窑场创建于宋、元之际，是元代青瓷生产的重要瓷场。窑场4000平方米。有7条窑，最长的龙窑达97米；原料制备与制作成型工场4处；坯泥原料淘漂、沉淀、干燥以及坯汲储放的各种池子12个；拉坯成型或修坯制坯陶车坑10个；素烧窑炉4条；以及场房残基和流水沟设施等遗址多处。是迄今龙泉窑考古发掘获得的最完整资料。
剑池湖在县城南隅15公里的秦溪山边。相传为春秋战国时，铸剑名匠欧冶子铸剑处。古时，湖面积30余亩，秦溪山两侧有井7口，如北斗星形分布，井水甘冽，宜于淬剑。明代晚期，仅余1井，井旁有“剑池阁”、“欧冶庙”。解放后，县人民政府于1957年拨款修葺。“文化大革命”时剑池阁被毁，现已重建。
明代叶溥故宅在龙渊镇宫头村中。座南朝北，建筑面积2775平方米，平面室纵长方形，通面宽465米，通进深55．5米，前后厅皆为悬山顶，古镜形木质柱础，板瓦阴阳合铺，天井原铺方砖，四周海漫柔石制作，浮雕花卉、棱形、古钱、麒麟、鹤鱼等图形。
清修寺在城北隅安清山麓。清修寺初为道场，后晋天福九年（944)开山建基，名清修讲院。至明正统乙丑年（1445）改称清修寺。山门内有唐植木樨二株，人称唐桂，左侧株高15米，胸径074米，右侧株高16米，胸径08米，枝繁叶茂，每届中秋，丹桂满枝，清香四溢。寺外有井，称卓锡井。旧志载：“在治北二里清修寺中，昔有僧阆公居此，病无水饮，乃卓锡于石，而水泉涌出，遂成巨井，方广三尺，深二丈，浑然一石穴也”。井水清澈甘冽，传可愈吐泻疾。历代有诗题咏。
稽圣潭塔在县城东隅15公里莲山上。明代天启与崇祯之际（1627～1629）建成。塔为楼阁式建筑，土砖结构实体，塔身六面七层，每层作棱角牙子叠涩檐。从第二层起，每面有壁龛，计36个，塔刹呈宝伞形。基层每边宽32米，一层边宽22米，高238米。1957年，县人民政府进行修缮。“文化大革命”初起扫“四旧”时，塔身部分遭破坏，龙泉中学部分师生闻讯，泅水过溪，昼夜保护，塔得以保存。此塔于2010年7月19日倒坍
永和桥在安仁镇。明成化年间募建，原名永宁桥。清顺治年间毁于火。康熙五十七年（1718）募费三千余白1金重建，改今名。咸丰五年（1855）被洪水冲塌二墩，翌年修复。民国元年夏，洪水冲毁一墩，次年重修。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曾拨款维修加固。为悬臂式廊屋桥，木石结构，长1257米，宽64米，廊屋42间，用条石砌筑桥墩五座，最大石桥墩宽108米，中央三墩迎流作雁翅分水，桥基护石陂长86米，宽57米，桥两端屋檐斗拱层叠，作门楼式，东端踏垛26级，西端踏垛27级。桥内设栏于木凳。清人有诗赞：“横锁彩虹分玉镜，锺灵不亚古槎洲。” 端午赛龙舟旧时农历五月初一～初六日，均要举行盛大龙舟竞赛。龙舟长10米，宽1．5米，选用杉木全材制造；龙头、龙尾则用樟木精雕，舟身刻画鳞甲图案，中间架布蓬，莲内有乐手指挥，锣鼓、丝弦、管 乐伴奏；舟内设16个档位，32名选手，穿一色背心，各持一桨。五月初一日下水，初五日正式竞渡，初六日上岸。相传朱元璋吴王府参军胡仲渊（龙泉人）在五月初四日出师，故本县部分地方提前于初四过节
石马老酒闹花灯
元宵节凡是到石马看龙灯的客人，家家户户都会热情接待，免费吃喝。这一习俗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每年正月十五到石马看龙灯的客人络绎不绝
安仁板龙闹元宵
板龙，龙头雄伟壮观，制作精细。龙身用一块长22米的木板做成，也称一节，每节板上将九支长短不一的篾弯弓，用四个大小不一的篾箍将其固定成弓箭形，作为龙骨，糊上棉纸，贴上金、银龙鳞、红龙脊，内装三支蜡烛，每节龙身两头各打一圆孔，两节之间串上龙棒，上下插上捎钉，连接而成，根据村规民约，每户出一位舞龙手，每户出一节板龙身，村坊的户数则决定着板龙的长短！盘舞阵式有“跑马阵”、“盘龙阵”、“元宝抽心”等。每逢元宵之夜，各方游客到此过节品尝到一顿丰富的民俗文化大餐。
山歌多以对唱形式，旋律流畅，如《山歌便唱山歌王》、《对花》等。表达妻子思夫盼郎心情的恋歌有《唱五更》等，也有借唱四季十二个月物事，表达情怀，如《思一郎》、《长工叹》等。
拜祖师爷 在龙泉，哥窑弟窑的创始人章生一、章生二被后人尊为窑业祖师爷。过去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师父榜”。师父榜除祀师神位外，并附祀山神、土地、搬水章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择基建窑 建窑首先请风水先生择定吉地和黄道吉日才能开工建窑。开工时，要在窑地设祭礼神，以求烧出好瓷器。建窑日严禁儿童、孕妇入窑池，也不许有人挑粪桶从窑地前经过，以防触犯神灵，降祸于窑。祭窑 农历七月十八日为祭窑日，俗传这一天是哥窑祖师章生一“窑变瓷器”制成的日期。届时窑匠要沐浴斋戒，在祖师爷的香案上放置用面捏成的童男童女，在窑头师爷榜前设祭，点香烛跪拜，祈求祖师保佑烧出优美瓷器。窑场用膳 窑工在窑场用膳不能说话，用膳时碗筷不能碰响桌子，也不能把筷子架在碗上。入窑 入窑要择三、六、九的日期，并要祭祀祖师、山神、土地。在入窑的整个过程中要讲吉祥语，要严禁秽物经过，防止秽气入窑，影响烧窑。做窑福 在龙泉不管是建瓷窑、瓦窑、炭窑时，在窑旁都要立“窑公”。开窑点火必先祭祀“窑公”，并备酒肴请师傅，即做窑福。 龙泉宝剑
龙泉市生产的龙泉宝剑，相传创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至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历史。民间广泛流传着欧冶子铸剑的故事。龙渊也是龙泉剑最初的名字。据传有一次欧冶子汲水淬剑，忽然出现了“五色龙纹”，七星斗像，人们就将铸剑的地方称为“龙渊”，把剑称为“七星龙渊剑”。至唐代因避高祖李渊讳，便把“渊”字改成“泉”字。

青瓷
龙泉青瓷烧制技艺于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正式入选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龙泉已经有130多家青瓷企业，从业人员5000多人，龙泉当地有130多家青瓷企业，从业人员5000多人，涌现出了徐朝兴、毛正聪、夏侯文、张绍斌4位国家级青瓷大师（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位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师），10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28位高级工艺美术师。
龙泉窑生产历史长达1600多年，作品主要以釉色吸引人，是最著名的颜色釉瓷器品种。施釉往往多次，釉较厚，玻璃光感很强。龙泉窑的白胎青瓷，胎质细腻致密，白中泛青。釉层柔和无开片，足底露胎处呈赭红色，俗称朱砂底。驰名中外的龙泉窑粉青釉和梅子青釉，釉质晶莹的青玉，其色调可与翡翠媲美，达中国古代青色最佳的境界。
香菇
龙泉是世界香菇发源地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所产段木香菇、代料香菇质地优厚，菇形园整、色泽纯正、香气浓郁，味道鲜美，深受客户的欢迎。随着食用菌实用技术的普及，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年产干菇7000多吨，年外销鲜菇5000多吨，产品畅销世界各地。已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一条龙服务体系，香菇生产已成为龙泉市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95（福州）全国食药用菌产品展示与新技术交流会上获得《全国食用菌先进县》的荣誉称号，“龙宝”牌香菇在首届农业博览会获银质奖。已建立了2个大型的香菇交易市场，占地面积13000平方米，年交易额达到2亿多元。

1国宝一号
夕阳，黄昏，晚霞隐褪后的天空带着酡红。王家大院今晚显得异常诡异，仿佛给霞光浸透了，一片血红色，静悄悄地毫无生息。死一般寂静的夜空，国宝带来的争夺，暗藏着兵戈之象
2清宫古玩失窃案
其实国之重宝，不仅是那些装在箱子里的瓷器、书画、典籍等等，国之重宝，还体现为护送它们的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责任感，那种民族热情，那种牺牲小我、成全事业的精神。
3古 城 古 市
刚进入九十年代，文物市场还没有开放，古城玩古玩的可称为凤毛麟角，要找一个古玩商或且是倒腾古玩的是难以上青天，董经理的秘书一有空便徜徉在这古城的大街小巷上，几经周折，终于认识了曾经有折腾过几件小不丁古玩的“二毛子”。
4古董迷情之古玉迷魂
这是一个连环计中计的诡异故事,一环套了一环,计里还设计了更深入的计等着大家去发掘,发倔那潜藏心底的恐怖!凶杀之事不断,冷翡翠面对如此惊悚之事置若罔闻,她只坚信平生不做亏心事,就什么也不怕半夜，主持古董文化节目，使新晋的年轻主持人翡翠声名大振。镁光灯下她靓丽动人，音色甜美，她忧郁的古典气质，很适合主持介绍和鉴定古玩的节目直到遇到了一个稀世珍宝:血色玉镯子,半夜的幽灵女子纠缠,…
5寄养古董男
怎么，他以为穿着一身长袍，绑着一条麻花辫，活像个清朝古人似的，就可以不分青红皂白，胡说她是小偷啊！且那几片碎瓷片、几张破纸价值上亿元，他以为她是三岁小孩那么好骗啊！只是眼见警察都站他那边，她只好牙一咬，答应他的和解条件—— 让他住进她温馨的小窝，可她只答应让他住进来，并没让他把她家当仓库使用吧，瞧他这会不但自作主张，搬进一些他号称是古董的破铜烂铁，还将她最心爱的长毛地毯弄得垂头丧气，更让她气得吐血的是肚子饿了，一句没钱便叫她带他去吃大餐，不会吧！难道他以为她这是爱心补给站……
6 打捞岁月
打捞岁月 作者：廖文伟
序
文伟先生要我为他的这本集子作序，我虽也是古玩收藏爱好者，但这只是起步，如何写才能将他的古玩鉴赏功底和文学功底说得恰到好处，夸大其词不好，轻描淡写也不好，还真让我为难了好一阵子。
累索再三，终于有了主意。
常在文伟先生那里闲聊，也常常与不少古玩收藏界朋友相聚在他那里，耳闻几个关于他鉴赏古玩文物的故事，不如选择几个笔录下来，不便是最好的序了？
第一个是他鉴赏清代银杏木嵌黄杨雕人物案屏的故事。1990年秋天，平江人李开平买回此屏，2002年请文伟先生鉴定，文伟先生列出10条根据，认定是清中期之物，精美华丽，十分难得。2004年春天，文伟先生推荐此屏在湖南“艺术玩家”作古玩鉴赏节目。不料应邀作鉴赏佳宾的另一位湖南木雕艺术品鉴赏家持不同意见，同样列举了10条理由，认定此屏是清晚期机械加工之物。恰恰这时国内知名杂项鉴赏专家蔡国声应邀来湖南“艺术玩家”作鉴赏嘉宾，他见了此屏的第一句话便是“不枉此行”，完全同意文伟先生的鉴定结论。2007年“央视‘鉴宝’走进湖南”，几位知名专家共同鉴赏了此屏，评定此屏为十大宝物之一，估价80万元。
其次是他鉴赏明代天启青花缸的故事。那是2005年的事，文伟先生鉴赏此缸的结论是天启青花油缸，同样列举了8条依据，并认定为货真价实的寺庙用物，商定在“玩家雅集”寄卖。但长沙古玩收藏界仅有一二人同意他的意见，大多认定为膺品。2005年秋，鉴于称其膺品的人太多，此缸只得以10万元价格卖给了北京一部队干部。北京的各路行家见了此缸，不单同意文伟先生的意见，且在天启青花缸到达北京的当天，买主邀请的鉴定专家守候在京西车站作鉴定，现场估价竟高达180万元。
第三个是清代鱼化龙书画瓷质桌屏的鉴定故事。文伟先生将桌屏推荐给卜蓉女士，并口述了三条鉴定意见。不料几个月后，卜蓉的朋友来找文伟先生，说不少行家都认为此屏为膺品，不值钱。文伟先生再次重申他的鉴定意见，并开具了证书。三个月后，卜蓉的那位朋友再次找到文伟先生，重申有人认为此屏有假……文伟先生又一次阐述了自己的意见。2006年10月，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叶佩兰等来长沙作公开免费鉴定，一位先生捧了此屏请叶老师鉴定，鉴定结论与文伟先生的意见一致，甚至连价格也相差无几。
第四个是鉴定清代青花釉里红渔樵耕读图画缸的故事。此缸是清水塘古玩店经理段勇万元购得的，文伟先生鉴定为乾隆年物，以《江南第一缸》为题，撰写一稿发表在《收藏》杂志。但湖南几位陶瓷专家，且其中一位为资深专家，都认为是新仿膺品。但不久，此缸先应约去武汉公开展示，好评如潮，再应北京某文化传播公司之请，租借展示，年租金12万……
第五个鉴定故事更有意味。张家界公安干警张毅先生有一件傅抱石绘画作品，长沙几乎无人说真，文伟先生却认定不假。此人带此画去省外参拍，拍卖公司鉴定专家不单看好此画，且还刊印在“请柬”上发放到大江南北。张毅送拍返程经过长沙，特地送一“请柬”给文伟先生作纪念……
我个人以为，举这么几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伟先生有一定的古玩鉴赏能力；二是他很低调，并未四处张扬。于是说到这本集子了，有这种鉴赏能力的人写出来的古玩丛谈，文章写得如何无须作序的多说，读者是自有明见的，至少是不会将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味同嚼蜡地推荐给读者，污浊了读者的眼睛。
要说这几句话是序，也就是吧。（相找更多就去 GO小说搜索 那里找！）

树叶款识实际上就是花押款，花押款始于明代天启年间，民窑瓷器底面刻绘一种纹样标识，形同元代人的“画押”，因此得名“花押款”。清代中晚期的民窑产瓷器也有花押款标识。明清时期，花押款纹样题材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佛教图案、道教图案、动植物图案、博古图案、豆腐干图案及四朵花图案。佛教图案有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等。道教图案则有还魂扇、宝剑、葫芦、花篮、渔鼓、笛子、荷花等；动植物图案有龙、凤、鹿、龟、鹤、松、竹、梅、灵芝、瑞草、艾叶等；博古图案有八卦、太极、八宝、八音、琴棋书画等；豆腐干图案指的是在双重方框内绘制横竖相间的线条。四朵花图案指的是在双重圆圈内绘制四个似字非字的图案或四朵花朵。谢谢

简要介绍
陕西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尧头镇出产粗瓷。该地煤炭资源丰富，又有坩土矿分布于沟涧的石崖中，夹生白、紫两色的原料，便于烧制陶瓷、砂器。当地农民利用农闲，夏秋制坯彩绘，入冬烧窑销售，代代相传。 尧头古镇位于澄城县的西南，与白水、蒲城两县邻接，老镇很多民宅已被废弃，后改称尧头村，当地人称之为“老街”。站在西河岸边，向对岸的台地和崖坡上的老镇址望去，崖畔田头被弃置的残瓷堆积在黄土瓦砾之中，废弃的残垣、参差错落的旧瓷窑及耐火砖、匣钵、瓷片、窑渣布满山坡，从北到南约3里长绵延不断。从这些遗迹可以判定，历史上当地曾发展出关中东部规模最大的民间窑场。[1]
编辑本段历史溯源
澄城陶瓷主要产于尧头镇，据《澄城地名志》记载，尧头镇古称“窑头镇”，因瓷器窑较多而得名，又由于古圣人“尧”与“窑”的发言相同，久而久之圣人之“尧”这个字符慢慢地取代了瓷窑的“窑”。尧头镇这一地名称谓一直延用。 尧头粗瓷是陕西渭北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其窑址也是历代民间陶瓷文化遗存的重要地方。据明朝县志记载，澄城“瓷砂始于唐”。这是尧头窑最早的文字记载。1522年～1566年（明嘉靖年间）县志曾记述征收窑税，每年“窑课钞二百八十九贯五百文……物产：器用资黑瓷、石炭。黑磁尧头镇特产。”1625年（明代天启五年）刻印的《同州府志》也记载：“澄城尧头……产陶磁器。”在元明以后北方青瓷日趋消亡的趋势中，澄城窑还能烧制青瓷，这种现象在北方瓷窑中极为罕见，为确定澄城窑的历史地位增添了浓重一笔。 在明清时期尧头镇陶瓷业发展到兴盛阶段。据民间流传，在鼎盛时期，有窑百余处，年产陶瓷220多万件，不仅占据了渭北各县市场，而且远销山西、甘肃、内蒙古、陕北等地。 清末至民国初期，由于战乱及匪患不止，加上1877年（光绪三年）大饥的影响，导致澄城县人口急剧减少，尧头的陶瓷业亦严重衰落。1926年（民国十五年）《澄城县志》记述，“境内工艺不兴。无他特产。著名者惟长润镇（尧头）之瓷器砂器，余皆寻常日用之物……旧有40余家，民国十五年时有20余家，每年共出30余窑”，当时的出产数为“每窑约值钱30余串，每年约售钱万余串”，并较详细地记载了制瓷业的规模和生产流程。1926年（民国十五年）统计时由“旧有四十余家”减少至二十余家，可知当时烧瓷业仅达到清代规模的半数。[1]
编辑本段技艺特点
尧头镇自古盛产煤炭，1926年（民国十五年）县志称“澄地无他矿产，仅长闰镇煤为出产一大宗”。这里的两条小河即西河和后河两边的山坡上则出产制瓷所用的坩泥，河边的崖坡上后来还保留有五个采掘坩土的坑洞，一字排开，非常壮观。据老窑工说，尧头传统制瓷配制黑釉和酱釉使用的是当地取之不竭的黄土，白釉料从邻近的富平县山区输入，民国时期烧青花采用为钴料“石兰”，是从南方浙江一带输入的。
烧制技艺
尧头瓷全部用土法手工生产，原料采自当地坩土，加工过程包括泥浆、制坯、施釉、煅烧四道工序。浆泥先取干土矿石粉碎，投入水池浸泡数日，再搅拌成浆，分池沉淀。粗泥制成瓮、盆等大件器皿，细泥做碗、碟等精细瓷器。 在尧头村周家洞一带的塬坡上，后来还有几户烧制黑釉大缸和盆碗的瓷窑（当地称“黑窑”），仍保留着祖辈传下来的古老烧瓷技艺。窑炉均为馒头窑，以煤为烧制燃料。落灰的“火眼”，大窑采用8－6根木椽棚起来，上面放置砖块砌成丁字形，大窑要有72个火眼，人从地下通道钻进去通火。窑门封闭后保留上面的观火孔和下面的入煤孔，观火孔开始烧时开启，待火引大后封闭。 在窑熟后，开观火孔观察。投煤时工匠还沿用着木制的护手，当地称“火手”，形状如同半截劈开的竹筒，中部为凹槽，投煤时把煤铲的铁杆放在火手上，防止窑工投煤时被高温烫伤。当地烧窑匠人沿用旧时流传下来的术语，窑炉顶部称“龙口”，封窑顶称“拉龙口”，封窑采用泥饼或未烧的缸底盖住窑顶，再用泥、石灰、碳渣和泥封住，与观火孔一起封堵起来。
釉色与造型
澄地尧头粗瓷的釉色多为白、青、黑三色，花色除白黄之外，还有蓝色及棕红色，如碗、碟或白釉兰花贡黄釉铁锈花，单色手描，朴素大方。各种器物上装饰的花卉、动物与当地的剪纸、面花造型同出一源，内容多是莲花、牡丹、菊花或福、禄、寿、禧等字样。 瓷业产品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紧密相联，其造型粗中见细、拙中寓巧，给人以朴实自然的美感，与南方陶瓷细腻精巧的风格迥异。瓷虎枕玲珑光润、虎视眈眈却又稚拙可爱，既是枕头又是摆设，并含有驱邪壮胆之意；小孩坐的“懒老婆”，带有原始彩陶的味道，小孩坐在里边，当妈妈的可以腾出手来做家务；黑色的老鼠罐、狮子罐形象奇特，盖上以各种形态的老鼠、狮子作扭手，妙趣横生。
装饰特点
澄城尧头窑的装饰艺术异常丰富，主要有黑釉刻花、黑釉划花、白釉铁锈花、白地青花、黄地铁锈花、青釉刻花等，其中铁绣花和刻划花最为精彩。 铁锈花是尧头窑宋元时期的产品。它是用含有氧化铁的绘料，在施有白化妆土或黑、黄、绿釉的瓷坯上绘出的花及图案，再施以透明釉，是尧头窑具有代表的装饰之一，花型多为五、六、七、八、九点梅花、菊花、蝴蝶图案等，具有中国写意画那种简练豪放，挥洒自如的艺术特点。 刻划花是在施有白化妆土或黑釉的瓷坯用竹笔雕刻出花纹后，露出瓷坯的底色，经1500度高温烧制而成，形成了黑白、灰白对比强烈的装饰效果。纹样多为寓意深刻的吉祥图案，如石榴、仙桃、天马、团鹤、八卦、菊花等图案组成。刀笔流畅，情饱意满，千变万化，生机勃勃，具有顾盼生姿，翩翩起舞的感觉，达到了精湛的艺术水平。
黑釉瓷和青花瓷
澄地尧头粗瓷中以黑釉瓷最负胜名，俗称“黑珍珠”，精品不少，釉层一般厚薄均匀，也常有泪痕（早期）釉面乌黑发亮，小小的器型宛如一串黑珍珠，尧头陶瓷壁较厚，胎质多为灰色。最为有名的是黑釉老鼠罐。半圆形的罐盖上爬着各种形态的老鼠非常生动，罐盖喻天，罐底喻平地，以罐喻天圆地方的宇宙母体，喻老鼠为繁衍之神的子神，表示了人类的繁衍生息。 尧头黑釉瓷最具观赏价值：一是它的器型特征，具有仰韶文化的韵味（当处有多处仰韶文化的遣址），硕大的器型，显示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二是独特的色泽魅力，那种一黑到底，庄重肃穆的气派，使不少彩瓷相形见绌；三是它的装饰效果，那黑底刻划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特有的美学价值，令别的瓷种望尘莫及；四是它丰实的文化内涵，古代瓷器中所有的历史文化内容，在尧头黑釉瓷中都能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 澄城尧头窑青花瓷造型单纯稳重，色调柔和雅润，纹饰取材广泛，用笔洒脱舒展，构思简明奇特，布局疏简不拘，形态惟妙惟肖，丝毫不受官窑细货的影响。[2]
编辑本段传承意义
从当地流传的民谣和民俗活动也可看出尧头窑的历史和价值。“收秋不收秋，等到五月二十六，此日只要滴一点，快到尧头买大碗。”这首民谣不知在当地流传了多少年。意思是说，秋天的丰收与古历的五月二十六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如果在这一天滴上一点雨，当年的秋天必然喜获丰收，人们即刻买尧头的大碗，这反映了旧时人们对丰收的期盼，也说明了尧头陶瓷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民间瓷窑，澄城尧头粗瓷曾有过历史的辉煌，随着岁月的沧桑变迁，后来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与繁荣。其现状是：一是资源闲置浪费，古窑遗址在碎瓷片中长眠。二是民间艺人失传。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很少用陶瓷制品作为日常家用器皿，且澄城尧头陶瓷因制作工艺没有提高和改进，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后来很难见到一些巧匠绘制的传统日用品，蕴含着深厚的民间美术的澄城陶瓷已今非昔比。据有关资料统计[3]，全县所有的民间陶瓷艺人尚不足20人，而且年龄大都已六七十岁，且有的体弱多病，精熟几十道制瓷工艺的艺人更是凤毛麟角。 陕西的澄城尧头窑是一处堪与我国各大瓷器名窑相媲美的民窑。然而尧头传承的陶瓷技艺和文化已届濒危，亟待抢救。[3]

明代天启年间。青花人物鹿耳尊底款带树叶的是明代天启年间年代，树叶款识实际上就是花押款，花押款始于明代天启年间，民窑瓷器底面刻绘一种纹样标识，形同元代人的“画押”，因此得名“花押款”。

项圣谟，明末清初画坛上独树一帜的著名画家。其山水画没有专门和直接的师承，而只是广泛地领略古人，师法造化，加上其个人诗文，书法，篆刻等方面的修养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画风，既不同于当时势力最大的华亭画派，也不同于他所居住地区的浙派，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上独树一帜，时有“嘉兴派”之称。
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画风独特，其艺术技巧，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项圣谟，初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有胥山樵、存存居士、醉风人、大酉山人、莲塘居士、烟波钓徒、松涛散仙、逸叟、狂吟客、鸳湖钓叟、不夜楼中士等等，浙江嘉兴人。
嘉兴项氏，是一个大家族。从项圣谟的一方“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印章来看，嘉兴项氏的先祖原是北方人，是在北宋灭亡时逃难到南方定居的。到明代中期以后，在这个家族里有不少知名人物，或以高官显爵，或以文学艺术而见于记载。项圣谟的五世祖项忠，是正统时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伯祖父项笃寿，是嘉靖时的进士，也官至兵部郎中。祖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有名的古书画大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家。项子京的性格很特别，对于科举考试很冷淡，万历时征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而对古代的文物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甲于海内，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惟当时，就是在后代，也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现在我们能看到古代传世的法书名画中，有许多是经他手收藏过的。他曾经得到一张古琴，上面刻有“天籁”两字，于是便把他储藏古物的房子，取名叫“天籁阁”。
项子京有六个儿子，名字叫德纯、德明、德新、德成、德达、德宏。董其昌称：“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而季（德明）得其惇行。”项圣谟的父亲项德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画家。
项圣谟出生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阴历八月十八日，这是他的祖父项元汴去世后的第八年。项元汴临终前，将其平生所收藏的古书画及其他的古器物，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项圣谟的父亲也自然能得到一份。项圣谟在明崇祯四年（1631年）临摹过著名的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五牛图》项元汴曾经收藏过，其上有他的题记和许多的收藏印记。很可能这幅名迹，就是元汴死时分给他父亲的，后来归了项圣谟收藏。今《五牛图》上有“考古证今”一长方印，是不是项圣谟加盖的呢？待考。
由于项圣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十分喜爱书画艺术，经常写字画画。他也曾寄希望于科举仕途。由秀才而荐举到国子监读书，是一名太学生。但是，他的志向却像祖父，更大的兴趣在诗、书、画的学习和创作上。他在三十三岁时所创作的《松涛散仙图卷》的自识中，回忆少年时的情景：“余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责以举子业，日无暇刻，夜必篝灯，着意摹写，昆虫草木，翎毛花竹，无物不备，必至肖形而止。”父亲在世时，他已经是这样的了。父亲死后，他就更无所顾忌地朝着自己志趣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项圣谟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四岁时所创作的《松斋读易图轴》和《山水兰竹册》。仅从艺术技巧来看他这时的创作，虽然在笔墨功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青年人嫩弱的特点，但已是出手不凡。如果他不是在少年时期狠下过一番苦功夫，长期地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二十四岁是不可能达到这样成熟的水平的。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时所创作的《画圣册》，被当时称之为赏鉴家巨眼、文坛领袖式人物董其昌看到后，大加赞赏。董氏在画册中题跋说：“古人论画，以取物无疑为一合，非十三科全备，未能至此。范宽山水神品，犹借名手为人物，故知兼长之难。项孔彰此册，乃众美毕臻，树石屋宇，皆与宋人血战，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气韵，虽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谓士气、作家俱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董其昌的评语，除了对项圣谟的绘画艺术评价之外，另指出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指出项圣谟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天分，重要的还是功夫；其二，他祖父的收藏书画，使他能见到古人的名迹，得以临摹学习之便，也帮助了他在艺术创作上得到成功。项圣谟对他的祖父是非常崇敬的，并以此引为自豪，他曾经刻有一方印章叫“天籁阁中文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松涛散仙图卷(局部)据《松涛散仙图》卷后项圣谟自己的题跋中说，他曾经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时，“经齐鲁，出长城，历燕山，游妫川，又入长安，凡九阅月”。又有诗写道：“偃息松涛一散仙，葛中挂壁自闲眠，窗前有竹聊医俗，不到长安已十年。”这就是说，他在崇祯元年到“长安”（当时明王朝的都城北京）之前的第十一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还到过一次北京。那么，他两次入京是去作什么呢？我们猜想，第一次他可能是到国子监入学读书，而第二次，按他所临的《五牛图》后李日华的题跋“顾孔彰名家子，铦锋伟度，出而宣力国家，为天子绘九章法服，斟酌楷定太常礼器，乃所优为”云云，很可能他这一次到北京是专为皇帝描绘衣服上花纹图案的。按李日华，字君实，号竹嫩，嘉兴人，是项圣谟妻子的伯父，这时正在北京作太仆寺少卿。项圣谟到北京也可能与他有关系。
项圣谟两次到北京，居住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可能是自动离开的。因为太学在晚明已见弛废而不受重视，由太学生而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而且他对晚明时期的政治，已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愿意去做官，更何况太学生出来，在那时也只能做一个州贰佐官。第二次他仅只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加之这时他因骑马不慎，把右臂给摔伤了，所以很快便回到了嘉兴老家。
难忘天下忧
项圣谟回家之后，完全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倾注着他毕生精力。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然而，也包含着社会的政治原因。明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创作了一个山水长卷，命名为《招隐图》，同时还创作了二十首“招隐诗”。据他自己说是因读到了陆机和左思的“招隐诗”而有所感触，将“借砚田以隐”。是什么感触呢？从他的“招隐诗”中，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其第二首诗写道“谁谓幽居僻，荜门稀往还。但疏迎送礼，而绝笑啼颜。不是高眠稳，只因结想闲。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第十一首诗写道：“谷口无人迹，清辉扬素流。岩花占岁月，洞草辨春秋。阴壑■丹穴，阳林被翠裘。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第十八首写道：“白沙走急濑，何事若奔忙。昼夜分千派，浊清同一源。洁因无混洁，浑以合流浑。不记沧浪水，曾歌自取言。”这些诗句以“官场”作为对立面，赞美“幽居”生活，抒发了他的感慨，可以看出他对“官场”的基本观点，联系他所创作的年代，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具体内容。
在明代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昏愦无能，整天寻欢作乐，不事朝政，大权全部落到了宦官魏忠贤的手里。为了把持朝政，魏忠贤一方面私结党羽，引用其亲信家人，封侯进爵，置之要路。一些无耻的官吏，向他们卖身投靠，倍受重用，一时在其手下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目，朋党为奸，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排斥异己，打击朝臣，大兴冤狱，利用他的亲信党羽和特务组织，对全国进行控制和镇压。闹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在大兴冤狱当中，尤其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最凶狠，牵涉面最广，只要不服从他们或者有私仇的，都可以东林党人加罪而置之于死地。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阶层，而活动范围是在江南地区，这可能对项圣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看项圣谟的这些诗句就有具体内容了。他所说的“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所指的不正是那些卖身投靠的官吏和魏忠贤及其党羽吗“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照理，出来做官，是获得名利的好机会，何以会受辱呢？这是指在黑暗的政治下，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斥打击，只有勘破利名，没有荣，也就不会受辱了。他不愿意强装欢笑去迎“宾”送“客”，更不愿意奴颜婢膝的去侍奉那些“王侯”。似乎完全看透当前官场的黑暗，居然喊出了“一日心不死，谁甘着钓蓑”（第四首前二句），可见他愤恨、感慨之深！
然而，在“招隐诗”第一首的开头，他写道：“入山非辟世，端为远浮名。”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隐居”，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和远离人境。这与一般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离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是不离开明王朝国家。这两点成为了他今后“借砚田以隐”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他一系列的诗画创作来作窥探。
明天启四年（1624年）他创作有《甲子夏水图》，五年（1624年）创作有《乙丑秋旱图》，记录了当时江南地区遭受水、旱灾害侵袭的情况。这两幅图画，我们今天看不到原作了，但从董其昌、陈继儒两人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意图。其董氏题跋曰：“水、旱二图，有藿衣蒿目之忧，更进于画，所谓山林经济，使伯时见此，必点头道好。”陈氏题道：“披水、旱二图，使人欲涕，此郑侠流民之遗意也。图中赈饥使者何在，请质之画谏孔彰。”由董、陈二跋，可以看出项圣谟创作此二图的用意，既表示出对人民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当时朝廷的讽谏，以抨击魏忠贤把持朝政，使民不聊生。
项圣谟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疾苦生活非常关心，并把这种关心，通过绘画创作表达出来，这在中国古代画家中，尤其在文人画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崇祯五年（1632年）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据《明史》“五行志”记载，这一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可见这一次灾害的严重性。其实，杭、嘉、湖王府从五、六月开始，已经出现严重旱象了，《明史》所载并不完全。这一年的六月，项圣谟创作了一幅《六月鸣风竹图》，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在画中题诗道：
六月鸣怪风，发发几昼夜。松梧不绝声，何曾似长夏？
三年苕始华，旱魃复为虐。无力御狂风，新蕊多吹落。
皦日何炎炎，大风何冽冽。石背幽草黄，北窗青竹折。
碧天飞绛云，虹影见还灭。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
虫虫积气隆；赫赫余威赤。青苗叶半黄，饷妇颜全黑。
云汉夜昭回，彗星照庭户。酣歌冰帐人，谁知田畯苦。
日暵土云崩，田中耘者死。万姓皆惶惶，官府诚祷祀。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项圣谟对劳动人民是寄予同情的，对人世间不平等的现象表示愤慨，也对官府拿不出半点办法来解决灾荒予以抨击。在第四首中，他居然敢于“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虹霓者，阴阳之精”，在这首诗里是作为自然灾害的象征，他射之以怒目，而欲饮其“血”，表现出不信神不信邪的气概。
崇祯年间，不但自然灾害比天启年间更为频繁和严重，而且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一天更比一天混乱和不景气。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企图振作，把魏忠贤的势力打击下去了，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仍然激烈。连年的灾荒和饥馑，老百姓处于生死线上，政府不但没有任何赈灾措施，反而加捐加税，更残酷地向人民进行搜刮。在逼迫得走投无路时，人民只好奋起武装反抗，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占据东北的后金（清）势力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关内明王朝的土地。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突过长城，进围北京，京师戒严。在这危急关头，明政府却中了清兵的反间计，杀死了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十一月，清兵攻克了高阳。面对这一系列的繁复的政局变化，项圣谟忧心忡忡。特别是清势力的发展与威胁，使他感到忧虑。崇祯十一年的冬天，他创作了一套《杂画册》，其中第二幅画着一个官吏坐在那里观看两只公鸡在斗架，画上题诗道：“此老杰然坐大堤，凝眸袖手气成霓。至今虏事无奇策，那使闲情看斗鸡。”这里项圣谟所抨击的“此老”，不是一般的官吏，而是朝廷中的决策人物。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杨嗣昌，当清兵侵入墙子岭时，杨嗣昌极力主张和议，并戒诸将不要轻战，致使前线吃败仗，丢掉了许多城池。杨嗣昌之所以主张对清和议，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如果我们从这历史事实来理解项圣谟的诗意，那么他的主张，正是要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外族的侵略，而不是对内的斗争，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和对人民的镇压。
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再度大规模的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锦州失陷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活捉，投降作了汉奸。明政权同时受到农民革命和清兵的两方面威胁。在这一年项圣谟所创作的《山水花鸟册》中，他又把三年前所作《斗鸡图》重画了一遍。去掉了观看斗鸡的官吏，画中的题诗，内容亦有所变化。他的题诗写道：“边廷未罢兵，山鸡亦好斗。鼓气以司晨，岂顾北门守。山家自有太平年，只合栖迟乐缶笾。厨下岂容鸡斗惯，屋头可使雀时穿？”显然他说的“山鸡”是指的农民革命军了。在他看来，应当终止这种斗争，来共同对付清的侵略。“山鸡”应当安分守已，在缶笾寻得快乐；这是他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也认为，在屋檐底下，也不允许那些燕雀们去筑巢穿飞。他使用了屈原的诗句“燕雀乌鹊巢于堂”的典故，显然指的是在朝的奸佞之臣。当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同时激烈时；他把民族（在当时是国家之间矛盾）看得更加重要，主张缓和阶级矛盾，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
就在这同一画册中，在第一幅上，项圣谟画了一丛萱花，并题诗道：“中庭日虚朗，写此欲何求。总见宜男色，难忘天下忧。”萱草，亦称宜男草，又称忘忧草，人们画它是用来表示对父母的孝顺的。在这里，项圣谟借以抒怀，不是他个人家庭，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无限忧虑。从他又在此册中第五幅画的螃蟹题的“胡尘未扫，鱼肠鸣匣，公子无肠，亦具坚甲”诗中，可见他忧虑民族的命运。
孰信狂夫早与俱
明朝的败亡，势在必然，内部腐朽、官场黑暗，这是项圣谟早已看透了的。又加上农民的武装革命和清兵的步步紧逼的双重打击，就象一堵即将坍塌的败墙，是扶持不起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创作了一套《山水册》，在第一幅《郊南晚色图》中，他题诗道：“雨过郊原，南亩乍绿。槁色未除，夕阳还烛。何是炊烟，谁深沐浴。时既昏昏，下民无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第四幅《老树鸣秋图》中，他画了两棵枯老的树，被一阵秋风吹起，落叶纷纷而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飘没在水中，景象凄凉。他在画上题诗道：“老树鸣秋到枕边，起来落叶满前川。未随浪去非留恋，岂道江南别有天？”他以老树象征着明王朝，而以树叶象征着百姓。百姓离开国家就像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枝一样。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扩展到了陕西、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等省，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了。而江南地区的江浙一带，似乎比较平静，但是项圣谟指出，江南地区并非别有天地。老百姓没有随着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时代潮流而去，就像落到水里的树叶一样，并非对树枝有所留恋，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对于项圣谟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来说，明朝的覆灭，自然难以忘忧。“自写隐居后，乾坤日月残。图中谁面目，影里汉衣冠。若按江山景，何时复旧观”。“自写隐居心，如梦到如今。故国危亡久，孤臣离乱深。终朝犹度岁，长夜几呻吟”。可见其忧愤之深，但他又无可奈何。唯一的态度是洁身自好，坐观以待变。早在崇祯十三年（1642年）他创作的一套《山水册》中，画了一幅“山不动”的山水画，并题诗说：“遇云兴而观变兮，山屹然而不动。因观变以知时令，动静曷云非梦。乃即幻以求幻兮，亦惟人间是讽。”
“变”，终于到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于阴历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景山），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江南。当项圣谟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非常悲痛。尽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同时对朝中的政治没有什么好感，对明政权也失去了信念，但毕竟他的祖辈是在明王朝发迹起来的，加之他所接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养，所以对于当朝总是忠心耿耿的。为了表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他创作了一幅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依朱图》又名《朱色自画像》，画自己抱膝而坐，背倚靠着一株大树。肖像部分全用墨笔白描钩出，不用色彩，而大树及远处的山峦，则全用朱色。他借用“朱”、“朱”的谐音，表示自己永远是明王朝的人。在落款当中，还特别写上自己是“江南在野臣”。还题有两首七言律诗，
其一：
剩水残山色尚朱，天昏地黑影微躯。
赤心焰起涂丹雘，渴笔言轻愧画图。
人物寥寥谁可貌？谷云杳杳亦如愚。
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
其二：
一貌清臞色自黧，全凭赭粉映须眉。
因惭人面多容饰，别染烟姿岂好奇。
久为伤时神渐减，未经哭帝气先垂。
啼痕虽拭忧如在，日望升平想欲痴。
诗中所说的“三招隐”，即他所创作的三卷山水诗画《招隐图》。其第三卷《招隐图》就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创作的。“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说明他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即在这一诗画当中，尽管项圣谟一再表示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但对农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明政权，却未加任何的评论。在这以前他的所有评及时政的诗文中间，也未有言及被当时统治者所称为的“流寇”、“闯贼”等。他虽然不赞成农民革命，认为应当从民族的危亡出发，共同对付北方清兵的侵入。但他也不是谩骂农民暴动，相反，对于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当中的痛苦生活，寄予同情，而对于官吏的腐败和富豪的侈奢，却给以抨击。他之所以早料到明王朝总会有灭亡的一天，不只是看到了老百姓纷纷起来造反，同时也看到了朝政的黑暗所必然要引起自身的坍塌。他在诗中呼喊道“时既昏昏，下民无告”，和他采取隐居的生活，正是他对明王朝绝望心情的表露。
翻盆易地志不移
形势在起着更加剧烈的变化，项圣谟最担心忧虑的清兵入侵，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没有几天，汉奸吴三挂即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到山海关亲自指挥战斗失利，于四月甘八日撤出北京，第四天，即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接着大举向南方进击。全国由原来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一下子转变为激烈的民族战争。
第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残酷地摧毁扬州之后，于五月十五进入南京。对江 项圣谟画作南人民的反清斗争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和劫掠。阴历的闰六月，清兵攻破了嘉兴府城。项圣谟的堂兄弟、前明蓟辽守备项嘉谟不愿降清，带着两子和一妾跳天心湖而自杀了。项圣谟的家里遭受到了抢劫，他祖父所遗传给他们兄弟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其他古物，有的为战火所毁，有的为清兵所掠，其中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抢劫得最多。这时项圣谟则仅仅背负着他的老母亲及妻子逃难到了嘉善县。后来，他在《三招隐图》卷的题跋里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面对国破家亡，项圣谟的满腔悲愤的心情是难以抑制。尤其是异族的统治，更增加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他时常借助诗画，把他满腔的悲愤倾泻了出来。清顺治三年（1646年）他画了一幅《秋山红树图》，画面大树林立成丛，树叶红黄黑白相问，斑斑点点，如泪如血，他题诗写道：“前年未了伤春客，去岁悲秋哭未休。血泪染成林叶醉，至今难写一腔愁。”这一年，他还给他的朋友胡幼蒋画了一套《写生册》，其中的第五幅画着一株古松，蟠曲虬结，象是饱经风霜雨雪之后挣扎着生长起来似的，有着一种顽强的傲岸精神，画上题道：“幼蒨有盆松，古怪之极，余喜而图之，翻盆易地，志不移也。”他以古松自喻，岁寒不凋、坚贞不二。
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经过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之后，终于巩固了下来。在清政府采用武装手段的同时，也采用着收买、笼络的怀柔政策。当清军进入南京的时候，清军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选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授予清王朝的官职。对于汉族的前朝官吏、文士，只要他们不是武装的对抗、愿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新王朝是容纳他们的。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一些明王朝的旧官吏和文士，见大势已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就纷纷出来投向新的王朝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或隐逸山林，或遁迹空门，抱着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项圣谟就是其中坚决的一个。他不但见诸于行动，还以自己的诗画创作表现出这种精神以激励自己与朋友。他在清顺治八年（1651年）创作了一幅《天寒有鹤守梅花园卷》和扇面，画面上崦间竹树，茅堂静掩，曲篱中梅花盛开，有孤鹤戢羽其下。这不是一般的“梅妻鹤子”图，他以冲寒傲雪的梅花，和高蹈孤引的仙鹤，象征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们，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迹。在这一幅画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加盖的三方闲文印章，印文其一是“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其二是“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其三是“天籁阁中文孙”。前两方印章，在他的作品中，仅见于这一幅，而这一幅画没有上款，可见不是送人的。将这一幅所画的内容与这三方印文相联在一起，其用意更为明显。我们知道，北宋正是灭亡在金人手中，而如今的清，正是金的后代子孙。项圣谟在印文中提出他的祖先，可见他对清的亡明，所记仇恨之深。
自从明朝灭亡之后，项圣漠从不在自己的画上署以朝代的纪年，仅署干支。据我所知，他最后一幅冠以朝代纪年的作品，是他在崇祯十六年九月所画的一幅《菊竹图》扇面，落款写“崇祯癸未重阳后一日”，自此以后，到他临终前的十五、六年间，无论是传世的作品，或见之于著录的作品，都未见他冠以清代顺治的纪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五月，项圣谟还创作了一幅《花学果图轴》，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并有强烈民族思想的诗人、画家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二岁。前一年（1657年）他还曾到苏州一带旅行，并有许多作品问世，他创作精力还十分旺盛，很可能他是得了重病而死的。死后，他的同乡好友曹溶（字秋岳，号倦圃）有挽诗写道：“狼藉江南麈尾春，井床梧影碧嶙峋。风前无复闻长啸，真作荆关画里人。”对他的死，怀着无限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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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青花胎体偏厚重，胎体有粗、细之分，粗为渣胎，有灰白或灰**；细的洁白坚致，瓷化程度较好。制作工艺基本沿袭明末天启、崇祯的风格。顺治青花釉面多数是白中闪青，呈鸭蛋青色，釉层较厚，透明度较差。为了迎合西方人的需要，此时出口的瓷器釉色偏白、偏薄、透亮。为了降低成本，内销的日用粗瓷釉色乳浊肥厚。大部分器物，如大缸、大盘、净水碗、香炉等口沿普遍施一道酱釉。许多琢器的底足不施釉，露胎。修胎不太规整，并能看到明末瓷器中常见的放射状跳刀痕。器物底部多不沾砂，一改万历以来民窑瓷器普遍沾砂的现象。自万历以来，景德镇瓷器出口量大增，为了节约瓷土原料、降低成本，民窑瓷器不管精粗，一律垫砂烧制，所以此时瓷器的圈足或多或少都沾砂。清顺治以来，由于战乱、海禁等原因，国际陶瓷市场消失，景德镇陶瓷供大于求，窑户只能竞争国内陶瓷市场，为了符合战乱时期国人对瓷器的心理需求，窑户生产瓷器不管精粗一律垫瓷饼烧制，生产出来的瓷器也都厚重耐用。平底器中部内凹，可见旋纹。盘的底足较平，少见明代的塌底现象，盘底往往有窑裂，底边带窑红即火石红。足根微微向内收，足墙较深为宽圈足，个别是双圈足，有的器物足沿经过工匠仔细修琢，呈“泥鳅背”，很光滑，具有康熙早期青花的特点。
[编辑本段]二、青料
顺治青花使用的青料有质量较好的浙料和质量较差的江西土青。青花有多种发色，最好的一种呈翠青色，纯净而略含紫色，这是以浙料为对象而提炼的青料，主要用于画出口瓷器；其次的一种呈淡青色，深沉釉底，含蓄而有韵味，是以浙料和江西土青为对象精炼的按比例调制的青料，主要用于画内销高档摆设瓷和庙宇供奉瓷；再次的一种呈灰青色，由于是青料中的下脚料，含杂质较多，青花中普遍带黑褐色斑点，纹饰晕散而不清晰，主要用于画粗瓷。
[编辑本段]三、造型
顺治青花的造型，一般来说线条简单平直，比明晚期所做更加规整细腻，一改万历以来民窑制作草率的风气。器物形体多高大厚重，轻巧的器形不多见，风格上风格趋于简单，朴素典雅、端庄大方。
顺治青花以生活用瓷为主，陈设瓷为辅，造型侧重实用性，新创的器形不多，基本是延续明代的传统式样，形制上虽多具明代之遗风，但也出现一些新颖的品种，并在过去基础上加以适当的改进和变化。
常见有日常生活用的盘、碗、碟、杯等，还有笔筒、筒瓶（象腿瓶）、蒜头瓶、橄榄瓶、洗口兽耳瓶、花觚、观音尊、直口罐、莲子罐、将军罐。以及一些出口欧洲的外销瓷，如各式大盘及盖罐等。
这一时期青花造型最突出的特点是，烧造了大量的寺庙中奉用的器皿，也就是佛前供器，全是民窑，形体都比较粗厚笨重，制作不是很精细。如：供盘、供碗、香炉、撇口瓶、净水瓶等。有的在器身上书写供奉者的姓名、身份及祈求吉祥如意的语句，同时还写有具体的烧造年代，如故宫博物院藏清顺治十一年青花云龙纹净水碗、清顺治十五年青花云龙纹撇口瓶、清顺治十六年青花异兽纹炉等。
盘类器物有双圈足（中有一槽）、玉璧足（圈足外高内低）和打磨成泥鳅背足的多种。用于出口的折腰平地盘较少见，多见内壁和底一体的弧形盘。还有一种顺治时期特有的似盘似碗的器物。敞口，口沿施酱釉，弧壁，高圈足，足墙上宽下窄，釉底，内用清华书写“玉堂佳器”四字双圈款。双圈很大，字很小。
净水碗敞口，口沿施酱釉，颈部内收，鼓腹然后下收，平底略下凹，高圈足，釉底。
罐类器物器型较大，厚胎，修胎较细，造型古朴，肩部丰满圆润，腹下直斜，底部比口部大，整体感觉稳重。底部无釉无圈足，垫瓷饼烧制，洁净不沾窑砂。炉罐瓶类底部以无釉为多见，炉类一般为饼底实足。
将军罐一改明代将军罐矮胖的特点，器型高矮肥胖适中，多在40厘米左右，多平底且内凹，底无釉露胎。莲子罐多数无盖，尺寸不大，往往上面是画花蝶、花鸟和花卉纹。花觚一般呈直筒状，口足微外撇，底不施釉；筒瓶又称象腿瓶，是清初的典型器。香炉口外卷，圆鼓腹，胎体厚重，有圈足和平足实足两种。笔筒有直口和撇口，直口圆筒形多，一般是平底露胎，用手抚摸，底非常细腻。盘、碗的底足足墙高且深，碗壁厚，弧度不大，常有磕缺，足边旋削痕明显，呈螺旋状，崇祯时期的唇口小缸已经很少烧造。
[编辑本段]四、纹饰
由于顺治时期景德镇瓷器供大于求，工匠可以从容不迫的生产。此时青花瓷画面多处反应了这种供大于求的痕迹：写意的减少，写实画增多；认真描画的作品较多，随意描画的作品较少。另外此时的战乱痕迹也在图画上有所反映，如画的鸟都是单只的，而不是成双成对的，表现出人们孤寂无助的心态；多见高僧、仙道潇洒活动的场景，表现了人们一种逃避现实，追求世外桃源般安逸生活的想法；多见“诗画”一体的装饰形式，一般在纹饰空白处用隶书书写格言或题诗一首（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前的青花瓷题诗多用隶书书写），往往落干支款，有的画一个简化的图章，说明有不少没落文人进入了瓷画工匠的行列，这是文人书画进入陶瓷纹饰的一个开端。
顺治青花纹饰画面构图饱满，绘画一反过去单线平涂的方法，而采用双勾填色的技法。勾勒线条流畅稳健，填色准确，很少溢出轮廓线，与明万历以来的随意填色有明显区别。山水、人物纹多写实，见披麻皴、斧劈皴、涂、染等技法，也有单线白描的画法。一些瓶、罐上使用皴染分水技法描画，层次色阶不是很明显。在这时期经常看到其中的渲染还不是很成熟，精品不多，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器纹饰灰黑混浊。许多画风带有崇祯青花的特点，工笔、写意并用，有的清晰明丽，有的奔放，随意创作的纹饰寥寥数笔，生动传神，即有长篇诗文，也有短句。
总体看，顺治青花装饰上以山水、洞石花卉纹出现最多，其次是人物纹。纹饰都粗壮稚拙，单纯的带图案性质的花卉纹很少见。出口的外销瓷仍沿袭明末的山水加题诗的诗画题材。常见云龙纹、二龙戏珠纹、行龙纹、浮云纹、怪石山林纹、虎纹、狮纹、豹纹、麒麟纹、异兽纹、蝴蝶纹、雀鸟纹、虾蟹纹、花鸟纹、牡丹纹、玉兰纹、菊纹、缠枝莲纹、洞石花卉纹、雉鸡牡丹纹、博古纹、山水图、喜鹊登梅纹、山石芭蕉纹、松竹梅纹、月映梅纹、八仙、罗汉、梧桐树叶、人物故事等。
龙纹一般高大雄壮，矫健有力，有的呈腾空起舞之势，常与斑片状浮云交织在一起，使龙身似隐似现。以顿、捺、皴、点手法渲染游龙浮云，翻腾转侧。兽纹均用笔粗放，十分夸张。朵云纹则勾边露白，多数呈括弧形。麒麟常和芭蕉画在一起，蕉叶中间多留白，只用双线画出主茎、主脉，相互之间，排列不是很紧密。牡丹花出双犄，又称双犄牡丹，花形大。柳树叶呈点状对称，山头则画“苔点”，石头多瘦削呈玲珑状。山水有“四王”笔意，勾、染、皴、擦运笔手法并用，山峰层次多，有阴阳面。火焰纹形状如同二至三个并联在一起的“山”字状，其中间一焰明显伸长。草画成鱼鳞片状，俗称“鱼鳞草”或“竹编草”。竹叶画成“人”字形。
人物纹占有很大比例，常见八仙庆寿、罗汉图、仕女、竹林僧人、进戟图、武士、颂书图、婴戏图以及取自《西厢记》、三国故事情节的图案等，也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人物描绘身躯比较长，形象潇洒，意态闲适，悠然自得，布局有简有繁，追求神态之美。人物纹都有各种景物衬托或附诗句。
这时期许多盘、碗的里心流行画一片树叶加短诗两句，以梧桐叶居多，旁题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皆秋”，“梧桐一叶生，天下新春再”，“看花有意，落叶无声”，“黄叶落兮，雁南归”等，诗文多是隶书，还有许多画秋叶配洞石纹，此种纹饰构图都比较开阔疏朗，画意清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另外，在一些笔筒、瓶、尊的口沿与近底处有的暗刻弦纹、卷枝、卷草纹等，俗称暗花边，花纹刻划较浅，这种装饰手法在天启、崇祯瓷器中最为流行，经常能看到，而清代康熙青花中也有少量出现，多是用在带有干支纪年的笔筒上。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带吉祥寓意的图案如加官图、平升三级等。
顺治青花的辅助纹饰有弦纹、卷草、如意头、水波、卷枝、莲瓣纹、蕉叶纹缠枝花等，开光的形式有长方形、椭圆形、扇形等。分两组、四组。
[编辑本段]五、款识
顺治官窑写年款的很少，主要是青花碗和茄皮紫釉盘。《饮流斋说瓷》中记载：“顺治仅一度开窑烧瓷，故顺治瓷品极少，有之，则做楷书也”。青花见有四字和六字青花楷书款，即“顺治年制”、“大清顺治年制”。也有顺治五年（1648年）、十年（1653）、十一年（1654）、十二年（1655）、十四年（1657）、十五年（1658）、十六年（1659）、十七年（1660）等纪年款。朝代款中有的画双圈，也有不画双圈。画双圈的一般圈都很大。字体书写有的具有明代弘治遗风，柔中有刚，字体清晰，书写排列不是太规整，大多歪斜，间距不一。
民窑青花既有楷书也有篆书款，主要写干支纪年款，如“顺治丙戌年（1646年）”、“庚子年制（1660年）”、“大清丁亥年制（1647年）”、“顺治丁酉年（1657年）”等，另外还见“大青丁亥年制”。堂名款如“三堂佳器”、“玉堂珍器”、“百花斋”、“梓桑轩制”、“西畴书院”、“继善堂”等，其中“玉堂佳器”款的最多。另有定烧人物的名款，如“鲁西王瑛制”等。此时民窑款中常见写着“大明”、“大青”，有的甚至写着“大明弘光年制”的顺治时期瓷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其一，工匠不习惯新的年号；其二，清政府还顾不上对景德镇瓷业细节的管理；其三，部分工匠有着强烈的反满意识。
此时仿明朝款识有“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均为楷书。以后青花瓷逐渐走下坡路。嘉庆前期的器物基本与乾隆相同，但工艺粗糙，造型厚重笨拙，釉稀薄而发灰、泛青。道光（1821—1850）、咸丰（）时期的器物大体相近：青花发色飘浮，胎质粗松，釉稀薄，胎釉结合不紧密，纹饰以吉祥图案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