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瓷片的历史

西夏是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公元11世纪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因其地域在今日宁夏及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部分地区，于北宋之西，故北宋时称之西夏。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关于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有铭文纪年的瓷器更为罕见，使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将其与山西雁北地区一些窑口生产的瓷器相混淆。为了探究西夏瓷，还西夏瓷本来面目，近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甘肃等地进行古瓷窑址普查，发现西夏窑址五处。并于1976年、1986至1987年对宁夏银川西郊缸瓷井窑及灵武县瓷窑堡窑和回民巷窑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窑炉和作坊遗址多处，出土西夏至元代的可复原瓷器数千件。大量的瓷器标本使我们对西夏瓷器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本文在对西夏瓷器造型特征、纹饰内容、装饰手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对比的方法找出西夏瓷器与北宋磁州窑瓷器在器物造型、纹饰内容、装饰手法及装烧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而对西夏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谈点粗浅认识。

一、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它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瓷器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除此以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此时骆驼、马已能够翻模成批生产。由此可见西夏瓷器已作为商品在其境内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86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证明。

据考古调查发表资料可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在甘肃省武威也发现西夏古瓷窑址一处，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地处西北大漠地区，是由党项人具体经营管理，因此其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将这些民族风格与特点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颖独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壶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时与西夏并存的辽国契丹人是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辖区内曾出土过铜铃、钩等用具。西夏地处西北大漠，这里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别致，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白釉板瓦尺寸不尽相同，总体规格相一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筑用材的出土，不仅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表示出西夏党项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2、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因此刻花瓷出现数量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后中原一些窑口也采用此种方法装饰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灵武窑在承袭磁州窑此项工艺时运用得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壶、瓶、罐、钵都以剔花进行装饰，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富有创意，具体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实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朴素美丽。其三，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此装饰设计新颖，刻划手法精湛，肩、腹颜色反差理想，花纹层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开光是古代祖先把对光的认识与感情以艺术手法予以表现。此种装饰最早在北宋时期，以白釉绘黑彩的形式用于枕面装饰，黑白强烈反差衬托花纹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壶、瓶、罐、碗、盆、钵无所不用开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窑口无以伦比的，而且开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连弧形等。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3、纹饰题材

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植物花纹以牡丹为最多，可分三种：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于扁壶、经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莲花纹、菊瓣纹、石榴纹用于经瓶或滴水上。动物纹有鱼、鸭、蜜蜂和鹿纹。其中鹿衔牡丹或莲花很有情趣，鹿为瑞兽，莲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贵，西夏人将鹿与莲花、牡丹巧妙结为一体，在表达美好愿望的同时也展现了党项人粗犷的胸怀和奔放的感情。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题材虽然发现不多，但颇具民族韵味。如灵武窑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一马驮一朵盛开的莲花，其上立幡旗，马前有一奔跑的猎犬，犬前有一只挣扎的肥鹅，其上方有一展翅的雄鹰，鹰前方有一只逃命的野兔。马后方似刻划一只靴子和靴垫。靴子和靴垫反映人死后要走向祖灵的思想。 该罐整幅画面纯真稚拙，异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党项人出游狩猎场面和游牧生活的浪漫与欢乐，同时也有希望死后能象生前一样享受生活的强烈愿望。

宋金时以磁州窑为首的北方窑口，普遍流行婴戏纹饰，婴儿形态稚嫩甜美，代表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受喜爱。西夏灵武窑也出土有一块刻划婴儿纹饰的残瓷片，婴儿作秃发状。另外该窑出土一些男性供养人均秃发，明显与中原及其它少数民族不同。据《续资志通鉴长编》一五○卷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李元昊实施秃发令深入人心，这一点在西夏瓷器纹饰题材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二、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

1、器物造型：

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图十）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 。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 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 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靠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

2、纹饰题材

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图十五）

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三、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

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带的拓跋氏后裔。据《旧唐书党羌传》载“唐初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内徙庆州后，与中原内地接触机会增多，对党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逐步开始半农半牧的新生活。与中原汉人及东北部契丹人相比，党项人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党项人不会耕作，更不会烧制瓷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时突然能够建窑烧瓷？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于无古文献记载，只能借助历史与考古资料加以分析推断。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推测认为“是西夏占领晋北沿黄河一带地区，时间虽短，在撤退时把河曲等窑场部分匠人掠走，以后发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后进民族占领先进地区时，采取劫掠手段将先进民族的工匠掳走为其服务的事屡见不鲜。如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栖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称大辽）。据辽史载，太祖阿保机曾“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建临潢县”。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辽世宗时“以定州俘户置弘政县”。从中可看出，辽初契丹人曾数次进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掳大批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归其帐下，为其所属，并将所俘汉人置新的州县，使其从事农业或重操旧业。五代人胡峤著《陷虏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使术、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汉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书中虽未说明，但辽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后来中京附近的赤峰都发现有烧造辽瓷的窑址，辽墓中也曾大量出土辽瓷。考古与史料相互印证，契丹人劫掳汉人制瓷工匠已成不争的事实。党项人数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掳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史无记载。毅宗谅祚时（公元1049—1067年）西夏开始变强盛，司马光著《涑水记闻》中载：谅祚曾向北宋朝廷讫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绝。由此可推断，党项人入侵中原没能向契丹人那样掳走各种有技能的汉人。后来随着其势力强盛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为己服务。另外在西夏辖区内，考古调查均未发现西夏早中期的瓷窑遗址，说明西夏中期之前党项人没有建窑烧瓷。崇宗乾顺时（公元1087—1139年）西夏与北宋战争减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时，西夏政治、经济变得强大，为西夏鼎盛时期。此时辽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占领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在北方金与西夏友好相处达80年，此时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讫取“工人”文献无记载，但从宁夏灵武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据《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一期时代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时代为西夏晚期，即割剧政权走向衰落后30年。三期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后器物虽与一、二期有承袭关系，但时间晚于西夏，这里不多谈。西夏瓷始烧年代为崇宗晚期或仁宗初期，即北宋刚刚灭亡，金人刚刚占领淮河以北之际，为了巩固政权，金与西夏友好相处来往频繁，其时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银川平原虽不得而知，但灵武窑一期瓷器即是始烧起源期又是繁荣期，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种类丰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纹内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均能与磁州窑找出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开始建窑烧瓷初期产品种类之多、质量之好、成型烧造技术之成熟，如若没有外来技术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该窑始烧年代及制瓷技术分析应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窑系工匠们的技术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烧制成功。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带的制瓷工匠们为躲避战乱，举家北迁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之杂居，更何况古灵州（灵武窑附近）毕竟是西北地区要塞名城，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离古都长安不十分遥远。由于其地处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饮水方便，加之这里产煤，蕴藏有丰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条件成熟，瓷业便可立即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四、西夏瓷的历史地位

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剧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这些瓷器与灵武窑早期瓷器相一致，说明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原息息相关，也证实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有制瓷规范。

古瓷片价值昂贵，成为很多收藏爱好者的新宠，那么你知道瓷片有哪些收藏的价值吗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瓷片收藏，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瓷片收藏

瓷片收藏价值

古瓷片有传世完整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凡历史上生产过的瓷器，都会因最终破碎而产生瓷片，而传世完整瓷器因为改朝换代、兵荒马乱，有些器皿已不存世。如景德镇前些年在施工中，掘出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因当时是集中掩埋，今日拼出器型后，发现无论是造型、纹饰还是发色，仍发现很多迄今为止，世人所从未见过的东西，甚至，有的制瓷技艺早已失传。如以往一直认为孔雀绿釉制品以明宣德朝为早，近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在元代遗址中发现了基本可复原的元代孔雀绿地青花研盒等古残片，证实了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中部出土的孔雀绿釉玉壶春瓶是元代制品的推断确实可信。而2005年北京西城区毛家湾1号发掘出全国最大瓷器坑，瓷器残片近百万片。瓷片显示当时有些器皿采用不施釉手法，此种技术目前已失传。

故此，古瓷片有作为历史“标本”的意义。初学者拾捡不同年代、窑口、图案纹饰等的古瓷片，通过观察、对比，再结合《中国陶瓷》等理论书籍，学习瓷器鉴定长进就会很快。一些资深瓷器藏家，多年来也是“瓷片不离手”。北京藏家白明，收集的古瓷片不仅量多且来自全国不同的窑口，还建起了“睦明堂瓷片标本博物馆”。其中有些珍稀的瓷片，当初得来的价格，皆高于一般完整器。笔者所在的浙江湖州，个人或群体古瓷片展览也不时举办。如，今年2月20日，湖州8位藏家联合展出了他们收藏的500余件精美古瓷片，既有“瓷之源”的德清窑原始青瓷，也有唐代长沙窑，五代越窑，宋代的定窑、汝窑、官窑等“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的青花等。一枚枚“文明的碎片”，带有先民使用的“文化体温”，闪耀着作为原始瓷发祥地之一的湖州及国内各地民窑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也以独特的载体传播着中国的瓷器文明。5月10日，“积微居”收藏明清青花古瓷片也在湖州衣裳街古城区展出。

古瓷片收藏在近年来的一个“命运转机”，不仅是收藏群体扩大而带来的标本之需，更在于它因为精致小巧，蕴含货真价实的文化价值，从而被制成时尚的“工艺品”。

最早是在2010年以前，笔者就曾在江苏扬州文物商店内，看到了诸多晚清浅绛或民国新粉彩的人物瓷片，被机器切割、打磨出更完满的“画片”，通过包银制成种种挂件或饰品，既可佩在胸前，又可挂钥匙串。如此，这种古瓷片饰品，很好地诠释了“传统与现代”完美而经典的结合。而其时的售价，也只在数百元之内。

事实上，以古瓷片做饰品，很多年前就在日本风行。佩戴它，不但风雅、时尚，而且也很有“文化”。日本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包括陶瓷很推崇，宋五大名窑的单色釉瓷片，本身很珍贵，“输入”日本的就更少。他们以金银包裹镶嵌，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而在更早的清代、民国，以钧窑、汝窑瓷片嵌入黄花梨或酸枝木内之挂屏，也时有所见。玩家马未都称其第一件上档次的藏品，就是一组钧窑瓷片挂屏。

近一两年，笔者在长三角很多城市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开始更多地发现此类古瓷片“工艺品”的显现。一些高古瓷如宋五大名窑或龙泉窑等，瓷片按原来“出土”的模样见售;明清有文字、图案的青花粉彩或单色釉的瓶底碗底盘底，被打磨后售卖;一些人物、山水、花鸟的瓷片，尽可能地“撷取”完整图案而制成挂件、饰品;硕大的残件被镶框做成更大的上墙悬挂“工艺品”……古瓷片获得了“新的生机”。来来去去的购置顾客，不仅有收藏爱好者，也有时尚的年轻男女。

在保证具文物级价值的古瓷片发现后，能上交国家的前提下，古瓷片制成“工艺品”的潜力很大。相对于一般的创意产品、现代文化产品，具有资源不可再生、积淀深厚历史文化信息特性的古瓷片“工艺品”，还有待更深入广泛的开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国民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更加深入，此类古瓷片“工艺品”必将在市场上“更红”，更时尚、风雅、体面。而散落街巷、乡野的古瓷片，必会有更多人在业余时间去搜罗、找寻。古瓷片的春天，会因此而更灿烂，散发出浓郁、盎然而深远的文化馨香。

瓷片收藏的现状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埃及是“陶瓷之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位于地中海东南部、非洲的东北部和亚洲的西部，扼红海和地中海咽喉。尼罗河自南向北流贯全境，著名的古城遗址福斯塔特（今埃及首都开罗）位于肥沃的尼罗河三角洲，建于公元641年，当时是埃及工商业中心，9世纪时相当繁荣。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孕育了埃及悠久而古老的文明，故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始于中国的秦汉时期。早在战国七雄之一的商鞅正在进行雄心勃勃的变法之时，远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也已经建立了辉煌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志》中是这样描述这座名闻遐迩的城市：“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唯一的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随后埃及的命运无论是文化、艺术、商业还是精神都被写进了世界历史。埃及从9世纪前后就源源不断地进口中国陶瓷。自1912年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三上次男、小山富士等古陶瓷学者对这座遗址进行发掘以来，福斯塔特共有六、七十万片瓷片出土，其中有一万二千片中国陶瓷，时间跨度从中国唐代~明清时期。
在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越窑瓷器主要有：9~13世纪初期的越窑青瓷，有些刻有莲花、凤凰等纹样；还有比较典型的属于唐代平底小圆凹式的玉璧底碗。20世纪60年代在库赛尔和阿伊扎布等遗址也出土过唐末到宋初青瓷器。
除埃及以外，非洲的其它地方也出土有越窑瓷器。如20世纪60年代在苏丹的埃哈布、哈拉伊卜等地出土有唐末五代青瓷；50年代中期在基尔瓦岛也出土唐末到宋初青瓷，据统计，该国出土中国瓷器的遗址有46处之多。40年代末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有9~10世纪的青瓷。

瓷片收藏可以让人与古瓷器零距离接触，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要收藏瓷片。下面为您精心推荐了古瓷片的收藏价值，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古瓷片的收藏价值

第一，它量大品全，容易寻找。自东汉至今，无论何朝何代，全国各地瓷窑林林总总，有的此起彼伏，有的长盛不衰。除有宋以来朝廷设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非卖品的御用瓷外，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各地民窑，生产过数量极大的古瓷运销大江南北。虽经历史的振荡，传世的完整器为数不多，但这无数古瓷以残伤或碎片的状态仍然留存下来，或在窑址，或在弃坑，或在村落旧址，或在城镇遗迹，甚至田间地头、断崖陡坡都会有古瓷残片散布。它像一座古代瓷器的实物宝库，供给学习者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参考资料。

第二，古瓷片内涵丰富，信息量大，几乎专家著作中对各朝代各时期古瓷特征的所有论述，都能从古瓷片中找到实物证据，这为学习者从本质上理解古瓷特征与发展规律提供了直观的教材。不同时代、不同窑口瓷器的造型、胎质胎色、釉质釉色、彩料呈色、纹饰特征、烧制工艺以及明代以降各朝官民窑器的款识花押等，都能通过瓷片的收集得到感性认知。古瓷片真是一部能看能摸的古瓷百科全书!

第三，碎瓷片真品率高，通过对它的观察学习能得到真知。一般说来，古瓷片大都是从工地、遗址以及古代各个时期人们生活过的地方出土或散布于地表浅层的。它售价低，利润少，几乎无人专门仿制，因此，在古瓷仿品泛滥成灾之今日，古瓷片的真品率是最高的，是古瓷收藏者最廉价、最可靠的学习材料。

瓷片收藏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城市化、小城镇建设在国内如火如荼，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像个“大工地”。如此的“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建设纷纷打桩筑基，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诸多不同年代堆积的文化层，因“掘地三尺”而见天日。几乎每个城市，均有基建带来的“抢救性发掘”。而一块工地，只要历史上该处有人“安居乐业”过，古瓷片被挖掘出的例子便不胜枚举，繁复缤纷。以往，也许偶然有爱好者来到工地寻寻觅觅，图省事的只需花包香烟钱，请推土机师傅手下留情，就能在推土掩埋之前，拾捡起一些有年代、著名窑口、图案完整而稀有的古瓷片。更多的情况是，这些古瓷片在施工者的“视而不见”中被掩埋。甚至，为了土地不含“杂质”，有些工程处还专门请人来拾捡这些“麻烦”，然后集中敲得更碎，倾倒河沟或掘坑深埋。无数古瓷片也许失去了再“见天日”的机会。

伴随着国内历史上的第4次收藏热潮掀起，在媒体的宣传鼓噪、周边收藏人士增多的影响带动、以及完整古瓷器传世少、价格越来越昂贵使一些初学者却步的情况下，拾捡无赝品、几乎“零成本”的古瓷片之风在这两年内陡然兴盛。以至于一旦一个新工地开工，总能见到三三两两的“淘宝者”前来搜索;推土机师傅也“嗅觉灵敏”，附带主动“帮助”施工单位捡起混于土中的古瓷片然后“待价而沽”。古玩地摊、网上平台上，古瓷片的交易也开始“火”起来。

长期被藏主忽视、“不待见”的古瓷片，如今境遇稍稍改变，其价值到底何在

首先，中国是瓷之国，自东汉以后，瓷器出现，窑口陆续遍布大江南北，官窑、民窑、外销瓷，宋五大名窑，明永宣青花……瓷器的生产总量数以亿计。瓷器的特点是易碎，但神奇之处在于，碎了之后被掷弃到任何地方，无论是丢进河里，还是为泥土逐渐掩埋，这些瓷器依然千年不腐烂、消解，青瓷的花纹、图案及至釉下的“青花”均永不凋谢。山水、庭院，人物，花鸟，走兽……曾经的碎片待到重见天日之时，只需擦去泥土、积垢，水中一洗，即清亮如新。时代的特征、文明烙印一目了然。中国幅员辽阔，瓷器生产虽历时漫长，但除了宫廷、达官贵人之收藏，民间保存的古瓷完整器总体数量还不是很多，而古瓷片浩繁如海，灿然若星，真正存留完整图案者，也不是太多。加上许多古瓷片虽埋在大地中却不知具体在何处，有机缘在当下这个时代见天日且图案纹饰完整、稀缺者，总体而言，更是数量有限。

古瓷片的优点在于，它们“出土”后几乎没赝品，除非这瓷片所属的瓷器当初是仿品，但碎骨后到今天，因时间久远也成了文物。

瓷片收藏前景

所谓“瓷片”，就是瓷器破碎后产生的瓷器残片。产生瓷片的原因很多，中国制瓷历史悠久，历代瓷窑在烧制瓷器的过程中，都会产生出大量的残次品，这些残次品的命运就是被打碎埋入地下。特别是古代官窑瓷器，生产时都有专门的官员监督制作，不论成品多少，只要选出官家所定数量，其余瓷器都要全部打碎深埋。另外，我们的先人由于陪葬及日常生活中的损坏等原因，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瓷片。瓷片虽然残缺，但它的制作、绘画艺术等一如完整瓷器，代表着一个时期的瓷器工艺水平，因而也有着比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瓷片往往还是瓷器收藏者学习鉴定的依据，有许多民间的瓷器收藏家都是从玩瓷片开始的。

藏界收藏瓷片者历来不乏其人，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筑施工高潮迭起，很多深埋地下的瓷片被从地里挖出，被一些有心人发现，于是出现了“瓷片一族”，瓷片收藏遂成为古瓷收藏的一个热点。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各地逐步出现了古瓷片交易场所，而其中尤以北京、南京、郑州等一些古城为胜。北京的报国寺、潘家园也是瓷片交易的重要场所。不少大中城市还开设了专门鉴赏、研究瓷片的沙龙。北京甚至还有专门收藏和展览古瓷片的睦明唐瓷片标本博物馆。当今，江河之畔、工地上下，乃至遗址周围，处处可见“瓷片族”们忙碌的身影。

作者美琳达·休·帕克

陈蕙慧翻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我很久之前就已经看完了，但一直没有时间写个感受。

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哪些因素呢？

树耳可以说是一个孤儿，他最终也许会成为一代陶艺大师。虽然书中没有写，但是凭借这本书里面的对他言行的描写，这样的人生也并不意外。

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和鹤人在一起相依为命的日子里，鹤人给予的他很大的影响。鹤人，他的人生经历从一位富裕的人变成现在的跛脚寄居在桥洞里，这起伏变化，就是一笔财富。他给树耳讲故事，告诉树耳很多生存的技能，他的见识，阅历，都对树耳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也让我思考，我们究竟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眼界决定着孩子的未来。如果我们站的不够高，望的不够远，孩子怎么可能看到更远的远方呢，怎么可能有更大的理想目标呢？

还有明师傅夫妇二人。明师傅明显的就是非常传统的父亲形象，而明太太呢，就是典型的慈母形象。在这样两个人的身边成长，无疑当中弥补了树耳从小缺乏父母疼爱，关爱。

康师傅对陶艺的创新，大使的正直，这些都会让树耳对人，对社会，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影响。

这本书看似写的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历程，但背后的教育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

当然有，学习陶瓷很多人都是从收藏瓷片开始的。近些年，由于陶瓷价格涨的很厉害，瓷片也是跟着涨，比如一些明清官窑的瓷片，有些可以卖到好几千。以前有句话叫家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可见有些稀少品种瓷片也是具有很高收藏价值的。比如汝窑瓷片，有人把瓷片打磨用黄金镶边当吊坠，可见其珍贵性。但是一般的民窑产品价值就不是太高，做为学习瓷器的一个入门手段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