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五大名窑 八大窑系和六大窑系关系问题
一、 宋代瓷业的昌盛宋代瓷业的振兴，是由于国家减轻了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安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促使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和集镇。宋代许多瓷窑集中地自然形成商业繁荣的集镇，如河南登封曲河宋代窑址附近发现的清代碑记说：“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登封曲河窑场如此，其他瓷窑集中地也可推想而知，如鹤壁集窑、神垕镇窑、新安县城关窑等，大凡繁华的集市周边均设窑烧造瓷器，集市成为商贾云集、瓷器集散地。至于北宋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与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有是最大的消费城市与商业贸易中心，人口逾百万之众，除了当时的商行、货栈，茶坊、酒楼与瓦舍、勾栏到处可见。宋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改进，减轻民众负担，提高了生产情绪，促使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对瓷业的发展导向，提出了新的需求，它不仅要生产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必须用瓷，其重点还得提高制瓷的质量与工艺技术，生产满足皇宫、贵族、官僚、富商大贾装点豪华的居室，产品美观、实用，又具有观赏、收藏和艺术陈设价值的瓷器。如历史鉴赏与收藏家所盛赞的宋代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这些名窑生产的瓷器，也主要是供观赏收藏用的陈设高档艺术品。宋代的茶坊酒肆，均选用洁精的名瓷器皿，饭店选用耀州窑青瓷碗，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窑的瓷瓶，在民间流行瓷枕作睡具，妇女化妆多使用瓷制香料盒或脂粉盒。尤其宋代斗茶风盛行，上自帝王，下到文人学仕和雅兴百姓，皆以斗茶取乐，以斗茶聊天，作为胜败论争的一种娱乐方式。斗茶使用的黑釉茶盏，在宋代各地窑址中皆有发现。可见当时瓷业的振兴，一方面为满足宫廷贵族等上层人士高尚的艺术追求，同时也适应了当时的习俗时尚与瓷器的普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客观需求，从而得以兴旺发达。二、 五大名窑的兴起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产品多样，富于装饰，技艺娴熟，工艺精细。瓷艺荟萃，相互促进，争芳斗艳，独具风韵。全国各地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继承传统，勇于创新，进而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局面，并形成八大窑系。大江南北，各地窑口竞相仿制。由于北宋皇宫的特殊需要，选定工艺精湛，技艺超群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由宫廷直接垄断或派职官进行监烧，专为宫廷显贵烧制御用品，更由于宫廷的赏识与宠爱，又将这五大名窑的产品作为官窑产品，为了显示皇宫的独尊，有的产品甚至禁止在民间流通和仿制，普通的生活日用瓷和广为流行的商品瓷器，一旦被宫廷垄断后，则成为皇宫御用的工艺美术陈设品，民间禁用。五大名窑的出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北宋时期陶瓷发展历史，跨进了繁荣昌盛的新格局。1) 汝窑：因产自河南古代汝州而得名，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探寻，汝官窑已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宋时宝丰归汝州管辖）找到。汝窑以产青瓷著称，土质细腻，胎坚细蜜，釉色润泽，釉中和玛瑙末，其色卵白、天青、豆青、虾青，往往微带，还有葱绿、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也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赞美。汁水莹厚，有如堆脂，视若碧玉，扣声如磬 ，汁中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底上有细小支钉痕。汝窑分为汝官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汝瓷）和民窑（即临汝窑）两部分。民窑造型多样，美观大方，富于装饰，艺术性强，图案丰富，线条流畅，坚固耐用，备受青睐；而宫廷用瓷则造型秀丽，工艺精细，玛瑙为釉，釉色蕴润，胎呈香灰，满釉裹足，开片密布，高雅素净。汝窑是北宋后期元祐至崇宁间20多年里为宫廷烧制御用青瓷。主要器物有盘、碗、碟、洗、尊、盏、托、水仙盆等。盘、洗、碗多为圈足外卷，足底有3-5个支烧痕。碗是莲花式，较深，是宋代较为盛行的注碗形式。盘有花口、圆口、敛口、敞口等不同形式，三足盘是较为独特的器形。瓶：有纸槌瓶、长颈瓶、长颈敞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盏托为方花瓣式，水仙盆为椭圆形。汝窑器物胎较薄，质地细腻，呈香灰色，修坯精细一丝不苟。2) 钧窑：因在河南禹州城内古钧台附近设窑烧造瓷器而得名。其主要特点：造型端庄，胎质细腻，坚实致密。扣之其声，圆润悦耳，万紫千红。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钧瓷的造型除碗、盘器皿，还有壶、罐、炉、枕等生活日用品，特别在钧台窑出土的多种宫廷美术陈列品和各类花盆、盆奁儿、尊、炉、瓶、洗及文房四宝等。钧台窑经考古钻探、发掘证明，该窑址总面积为36万多平方米，共分四个不同品种的烧造区，即白地黑花瓷、青瓷与青白瓷、黑釉天目瓷和钧窑烧造区。这里的钧瓷纯属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品窑口，其主要特征：紫口铁足，芝麻酱底，窑变美妙，红紫相映。开片密布，釉层蕴润，做工精细，胎坚致密。有蚯蚓走泥纹者尤好。钧窑的花盆及盆奁儿，为了适应北宋皇宫的设计需要，盆及盆奁儿同号配套，在底部均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一号最大，十号最小，以次递减，形成了钧瓷独有的特点。器型有花盆、盆托、洗、炉、钵、碗、盘、瓶、出戟尊等。以铜金属为着色剂的乳浊釉通称钧釉，颜色有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多种。“入窑一色 出窑万千”。钧窑釉料配方一致，由于入窑的前、后、左、右、上、下位置不同，出窑后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绚丽多彩的颜色，为以后花釉、彩瓷开辟了道路。钧窑另一个特点是坯胎在烧窑过程中,在低温时发生裂纹经高温时釉药溶融又流入空隙填补裂纹而形成蚯蚓走泥纹。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随之带走大批北方各种手工艺工匠，从此宋钧一厥不振。但在宋钧盛名影响之下，民间于战乱之后为了生活，各地借宋钧之名恢复了钧窑原始时期的青器—元钧。与宋钧相比大为逊色，偶尔也见有带红紫斑一类的瓷片，是有意识的在青釉下涂一块红铜釉。烧出后虽呈玫瑰色，但不能翚满全身，更没有象宋钧那样绚丽多彩的窑变颜色。故有人对元钧的天青釉和紫斑进行化学分析表明，这两种釉色化学成分除CuO外完全相同，紫釉的CuO含量占033%，而青釉则仅0098%，这也说明钧釉紫斑是有意识涂上去的。如此一类的钧窑遗址仅禹县境内就有九十六处之多，至于临汝、郏县、登封、宝丰以及洛阳以西的新安县，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安阳等地相类似的瓷片相当普通。此种元钧大都是就地取材和比较简单的釉料配方制成。故胎壁较厚、笨重粗糙，内含杂质较多。烧成后胎内有夹砂或气孔现象，胎色有灰色、深灰色，火候不足者呈白色、黄白色、、黄褐色、橙，制品大部分以生活器皿为主，如盘、碗、碟、板沿洗、钵缸之类的器物较多。施釉薄厚取决于上釉技术和生胎的强度，一般说元钧釉厚施釉二、三遍，烧成后大多釉垂如蜡泪。有时造成釉内含气泡较多，或有没有烧透的石英砂等化合物遗留在釉内形成的斑点。更由于炉温掌握的晶彻的珠光釉，时而因温度不足或温差不一，使之釉面显蓝灰、青灰、豆青、灰绿或烟薰发黑等色调。虽有天青、天蓝、月白、紫红斑等釉色，但极艳丽细腻，莹润的已不多见。制法上元钧与宋钧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宋钧多采用支烧满釉、器底遗有细小支钉。元钧则采用叠烧，器外半截釉。器壁修饰不甚规整，底足削旋时由于刀具斜放底足中间往突出乳突，足里外撇，底心较薄，是元代钧窑突出的特点。3) 官窑:据宋•叶寡《坦斋笔衡》记载：“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为官窑。”官窑又可分北宋（汴京今开封）官窑和南宋（今浙江杭州）修内司窑、郊坛下官窑。北宋官窑窑址已深埋地下7米无法寻找，而南宋官窑窑址经考古发掘已在杭州乌龟山下找到。但北宋官窑由于直接受到汝窑的影响，虽然当时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处豫东大平原，当地并无瓷土、釉药原料，也可以从汝州、禹州等地运去原料，然设窑烧造官瓷，当然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制瓷技巧。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三足弦纹炉与北宋官窑的冲耳三足炉，二者釉色极相似，不仅风格雷同，甚至一脉相承。北宋官窑的原料也非常讲究，均选用上等瓷土，釉料采自陈留、钧州等地，所以马祖常诗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官窑产品胎骨有白、灰、红等色，白的含有铁质的黑釉护胎足，釉色以月白为上，粉青次之，又有天青、翠青、大绿等，其釉薄如纸，釉内呈现冰裂、蟹爪、梅花和开片等纹样，也有作鳝鱼血状的油斑者，器表形成金丝铁线两种大小不同的开片，成为北宋官窑的基本特征。其造型多炉、瓶、壶、尊、碗、盘、洗、碟、盒及文房用具等。南宋官窑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长江，把都城由汴京（开封）迁到了浙江临安（即杭州）建都，史称“南宋”，在北宋南迁时，一些制瓷工匠也相继迁到南方，这时北方一些瓷窑逐渐衰落，甚至停产，而南方制瓷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南宋迁居临安后，在凤凰山下设窑，称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后来又在乌龟山下的郊坛另设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以上两个官窑统称“南宋官窑”。修内司官窑：至今没有发掘仅据曹昭《格要论》记载，“官窑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类似，有黑土色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无纹路。”郊坛官窑：在今浙江省杭州乌龟山。上世纪50年代起作了多次发掘。发现了窑炉、窑具及瓷器碎片。胎质：有黑灰胎和黑褐胎两种、胎薄者施釉较厚。釉色：翠青、粉青、月白、米、油灰色、釉面有开片纹，纹片较大，有冰裂纹。造型有：盘、碗、碟、洗及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造型的器物。传世品有方、圆、葵口、折沿等各式洗。瓜棱贯耳、胆式弦纹瓶。葵口花式盘、葵口圆口碗、盏托等。大部分有紫口铁足的特征。器物多采用支钉支烧，洗有5-8个支钉。少数器物从造型和釉色，纹片都与哥窑难以区分。官窑制品明、清御窑大量仿制，其中雍正仿品质量最好，有达到乱真的程度。4) 哥窑：产自浙江龙泉，相传古代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以烧瓷谋生，而且都比较成功，然章生一烧制的瓷器更为名贵，更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与青睐，榜上有名，既称哥窑，也名哥瓷。其主要特征：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多种色调。黑灰胎有“铁骨”之称。其釉为失透的薄乳浊釉，以灰青为主，还有粉青、月白、油灰、炒米黄、浅青等色。器表纹片装饰，大小有别，有的大纹片呈现黑色，而小纹片呈现，故有“金丝铁线”之美称。但也有纯小开片纹者，纹片全部呈现黑色，世称“百圾碎”为其绰号。传世的哥窑器造型有：各式瓶、炉、碗、盘、洗、碟和罐等。论胎有厚薄之分，其胎质又有瓷胎与砂胎之别。哥窑列为宋代名窑，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 列名于宋名窑汝窑、官窑之后，钧窑、定窑之前，可见哥窑已被当时认定为宋窑，并已列入重要的收藏对象。然而由于它的传世之少，已是十分稀有而珍贵。更由于传世少，稀有难得，到元末曾一度出现仿烧。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云：“旧哥哥窑出（指出产某地，产地待考），色青浓淡不一。也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也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也不好。”由此可知旧哥哥窑当指宋代哥窑，而从元末已出现的仿哥窑则为新哥窑。《格古要论》没有说明哥窑与弟窑之关系。《浙江通志》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场的事。哥窑生产开片瓷，弟窑生产不开片瓷的龙泉青瓷。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各大窑场进行大规模调查和发掘，没有发现单独生产哥窑的窑址。而釉面布满开片的哥釉瓷是龙泉青瓷中部分窑址的一种产品，很有特点，生产作坊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瓷窑体系，后人错误的把它分为哥窑、弟窑两个窑系。明清以后景德镇有专仿哥窑的产品。5) 定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瓷村。曲阳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发展于宋，延续烧瓷至金、元时期。唐代始烧白瓷、黄釉器物。白釉器受邢窑影响，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等器形。宋代定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烧制碗、盘、盏、盒、壶、瓶、枕等类器物，以白釉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釉、褐花等品种，白釉器胎白坚硬，薄胎、釉白中泛牙，因覆烧而形成形成无釉的芸口，釉流有泪痕。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纹饰题材有莲瓣、龙凤、牡丹、莲池游鸭、婴戏、鸳鸯等。北宋晚期一度为宫廷及官府烧制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批定窑龙纹盘、碗、既专为皇室烧造，有些器物入宫后刻“风华”、“寿华”、“禁苑”、“德寿”等宋代宫殿名称。窑址出土白瓷标本刻有“官”、“新官”、“会稽”、“尚食局”、“五王府“等款识，显然是为官府或某些机构而烧制。定窑黑釉，釉色黑如漆。酱釉器有内白釉外酱釉的复合釉。绿釉标本发现最少，只有碗。此外，定窑印花白瓷及覆烧方法影响一批瓷窑，如河南鹤壁、山西介休、霍县、阳城、盂县、平定、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都摸仿定窑白瓷，形成以定窑为中心的定窑系。霍窑仿定产品有土定之称；景德镇仿定有南定之称。明、清景德镇仍有仿定窑的器物。三、 八大窑系的形成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鼎盛阶段，它为我国古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可谓百花盛开、群芳争艳，名窑迭出，窑系形成。陶瓷界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基本面貌。官窑林立，民窑四起，新产品层出不穷。根据各种生产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技法的不同，除了上述“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并列的，还形成了八大窑系。北方地区有：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钧窑系；南方有泉龙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越窑系、建阳黑釉瓷窑系等。同一窑系生产相同的品种，但又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如定窑系以薄胎白釉产品为主流；耀州窑则以青釉刻、划花品种为特点；钧窑系以钧红、天蓝釉为特点；磁州窑系以白地黑花为主；龙泉窑系以翠青釉取胜；景德镇窑系以青白瓷为特点。同一窑系又各有多种产品，如定窑系除印花白瓷，尚有黑釉、紫釉、绿釉、等品种，形成了黑定、紫定和绿定等独特的风格。而磁州窑系，除了白地绘黑花，还有珍珠地划花，白釉剔花，划花，刻花，宋三彩与宋加彩及其绞胎、绞釉等多种工艺的新品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各窑系的产品种类和装饰艺术及图案内容。(1) 定窑系：是北方重要瓷窑体系之一。定窑因刻花、划花、印花著名，又以首创覆烧工艺而著称，影响极大，波及很广，各窑竞相效仿。宋室南迁，曲阳的工匠也随之南选，将定窑的先进工艺带到景德镇，曾对当地瓷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定窑在北方受影响较大的有山西的平定、阳城、介休、霍州窑，北京的龙泉务窑，赤峰缸瓦窑河南的鹤壁集窑等，南方地区除景德镇窑尚有江西的吉州窑和四川的彭县窑等。定窑系以烧白釉印花为主，兼烧黑、酱、绿釉以及白釉剔花瓷，并以曲阳为中心，产品质量居各窑之上，也最具代表性，产品以折腹盘、碗为大宗。北宋前期为定窑的鼎盛期，胎薄质细，釉层匀净，工艺精细，光洁润泽，并采用刻花、划花和印花技法，构图严谨，题材广泛，图案丰富，线条流畅。其中有花卉、动物、人物、禽鸟及婴戏图等，尤以孩儿枕为其代表作品。定窑的覆烧工艺为首创，对全国各地瓷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得以迅速推广，河南的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都发现了大量的覆烧垫圈窑具，就是证明。定窑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尤其定窑的印花技术广为传播，有的摹仿器形，有的摹仿纹饰，有的则摹仿釉色，有的摹仿烧法，直到金元时期还在继续效仿，其结果形成了以定窑器为中心的定窑系。(2) 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之一。它的产品气势磅礴、画技熟练流畅、图案丰富，品种多样，深受民间欢迎。装饰以白地黑花、剔花、划花、刻花、褐彩等多种技法，内容和题材更是丰富多彩，有花卉图案、禽鸟游鱼；有人物风景、诗词歌赋；有吉祥语、姓氏铭记。为招徕顾客，各窑都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磁县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居群窑之首，画法流畅，一气呵成，刚健挺拔，颇具北国雄风。修武当阳峪窑以剔花、划花见长，利用化妆土形成多层次的色彩对比，技法娴熟，纹饰活泼，别具神韵，其绞胎更是工艺独特，图案清新，有的组合为花朵盛开，还有的犹如羽毛折起，又似孔雀开屏。登封曲河窑则以珍珠地划花见长，将金银器的钻花技法移植运用到制瓷器上，独具风采。禹州扒村窑也以白地黑花见长，粗料细做，画风更加豪放，其色黑如铁、白如玉、红如珠、绿如翠，绿釉红彩，恰似万绿丛中一点红，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尤以宋三彩之精，加彩之美，更传为佳话。山西介休窑则以黑釉剔花构成自己的雄浑风格。江西吉州窑盛烧于南宋，融磁州窑和建窑之长于一体，其画风既有北国之雄姿，又具有南国的精巧细腻，更创一种剪纸贴印花技术而闻名于天下。磁州窑以浓厚的地方风味，淳朴的民间艺术风格，影响大江南北，颇受人们喜爱。宋、金、元、明、清、盛烧不衰，除北方外，连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也受其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系。(3) 耀州窑系：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市，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该窑始烧于唐代，以白瓷、黑瓷、青瓷及素胎黑彩瓷为主，也兼烧唐三彩。中经五代，到了宋代改烧青瓷为主，以刻花、划花、印花青瓷盛极一时。北宋中期曾为皇宫烧造贡瓷，其造型、纹饰大多与定窑相似，然而釉色有别。刻花技法娴熟，略胜定窑一筹。图案丰满，立体感强，颇具艺术魅力，对其它各窑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一个以耀州窑为中心的耀州窑系。其中波及到河南临汝窑、宝丰窑、宜阳窑、禹州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鲁山段店窑、新安城关窑和安阳善应窑等，它们皆有印花青瓷产品的出现。然河南各窑的产品釉色偏绿，而刻花浅，施釉后凸凹不明显，花纹疏密有致，不及耀州窑图案丰满，纹饰繁密，具有其明显的地方风格。广州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容县窑，为了适应当地和外销的需要，也仿烧耀州窑风格的产品。广西永福窑和容县窑的青釉，使用氧化铜烧成绿色，有别于耀州窑和北方青瓷采用铁的还原釉。但其色彩、造型、纹饰均与耀州窑相类似，仍属于典型的耀州窑系的青瓷系列。(4) 钧窑系：钧瓷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复烧于金元。铜红釉的烧成乃钧窑之首创，复杂的窑变机理，形成钧窑红紫相映，绚丽多姿，窑变美妙，艳美绝伦的艺术风格。钧瓷从创烧以来，原为民间生产日用生活器皿，由于造型端庄，胎坚致密，工艺讲究，釉层蕴润，窑变多样，五彩缤纷，备受民间所青睐，更受到北宋皇帝的赏识与宠爱，到了北宋晚期被宫廷垄断为官窑，在禹州城北门里古钧台附近设窑，专烧御用品，并派职官监烧，凡不合格者一律砸碎就地深埋。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对钧瓷艺术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周边地区的窑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金对峙，北宋南迁，官办的钧窑停烧。然而钧窑器的烧制技术仍广为流传，各地竞相仿制，金元以来钧瓷生产达到了复苏的程度，以河南禹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遍布北方四省（区）河南、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等27个县、市，并以河南为最。江南地区仿制钧窑也蔚然成风，如浙江、江西、江苏、广东和广西各重要产瓷区域都在仿制，烧制出各具特色的仿钧作品。在江苏宜兴窑、广东石湾窑以及江西景德镇窑等烧制的低温釉艺术陶瓷的窑口，所仿作品世人往往都冠之一个“钧”字，如宜兴窑的釉陶称为“宜钧”或“坭钧”，广东石湾窑仿钧作品称“广钧”，而景德镇窑瓷器上的低温釉装饰则称为“炉钧”加以区别。各窑的仿制，既保留了钧瓷的传统工艺，又各有创新。钧窑窑变奇特的魅力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称雄于其他四大名窑之上，至今钧瓷生产仍延续不断，加之先进科学的介入，可谓仿古创新，再现辉煌。钧瓷文化更是内容丰富，涵盖面广、风格独具，在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大放异彩。中国钧瓷集科学技术、工艺美术、釉面装饰、造型艺术、东方美学及其华夏民族的优秀气概等方面，因而它不仅被北宋宫廷所青睐，还博得了古今中外专家、学者及广大社会各界钧瓷爱好者的赞赏与珍藏。(5) 龙泉窑系：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继承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传统，集三家之长，烧造出釉色纯正，造型优美的青瓷。到南宋时已达鼎盛，尤以梅子青和粉青称雄一时。南宋时应皇宫贵族需要，也烧造仿官窑产品。梅子青釉有同汝窑釉色类似的美感，釉质浑厚如玉，色如翡翠，又似蓝空映照下的淡绿湖水。然而由于梅子青釉烧造工艺极为复杂，要多次挂釉，多次烧成，又要白胎映衬，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种名贵的产品，仅南宋烧造，传世甚少，愈加珍贵。元明两代仿烧不断，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全部废止。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