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釉里红瓷器釉表面应该具备什么特征,气泡应具何特征
根据博物馆和民间收藏的洪武时期的民窑瓷器及在景德镇瑶里窑等民窑遗址的调查,可知明洪武时期民窑瓷器品种不多,主要是日用瓷器如碗、盘、罐、高足杯、高足碗、瓶等。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出土的洪武瓷器看,主要有瓜楞罐、双系罐、方形小罐、洋桃形小罐、葫芦形小罐、带钮小盖罐、小圆盒等,大多数只有5厘米至75厘米高,比国内发现的日用瓷器造型规格要小,但成型工艺比较熟练,造型新颖活泼。从瑶里窑窑址出土的洪武瓷器标本看,其修坯工艺不够精细。底足中心有一乳状突起,底足的切削和足沿的修饰不够整齐。有青花碗、坦腹浅碗,碗中心一涩圈,这还是元代叠烧的做法,洪武时期仍在沿用。 从景德镇瑶里窑整个窑址堆积的瓷片废弃物可以看出,其原料加工不够精细,无论大小器物胎体都比较厚实,颗粒比较粗,但由于瓷土土质好,瓷器的质地优良,胎体的颜色相当洁白,露胎的地方有浅浅的火石红现象。 釉质釉色情况相当复杂,不同的作坊配釉工艺水平有高有低。景德镇的瑶里窑窑址遗物在斜山坡上,对面是一条河流,瓷片、窑具等废弃物堆积很厚,遗物散落的面积很大,推测应该有许多作坊。其中有相当多的瓷片釉质较粗,白度不高,颜色泛青或泛灰,有的瓷片开细碎片纹。有一些作坊工艺水平较高,有青花、釉里红等类标本,白度很高,质地也细润。无论是哪一种洪武民窑瓷器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釉面不够细滑,施釉不够均匀,多少都有一些流釉、缩釉的现象。 洪武时期尚未有在青花瓷器上正规书写皇帝年号的情况,所以对青花瓷器,很难判断是民窑还是官窑产品。通过瑶里窑的调查,笔者发现了洪武民窑青花瓷器的特点。因为瑶里窑在离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很远的山区,是-个民窑区。所用的钴料均系国产钴料。从蓝色线条的显色效果看,青花钴料品质不高,不纯净,显色不明快,蓝色发暗发灰,线条有晕散浸漫的现象,有星星点点的黑褐斑。出于大多数瓷器器型不大,作画受到限制因此多绘有简笔花卉。花纹是以粗犷快速的线条画出圆圈、圆弧,组成大朵云纹、缠枝蔓草、人物形象、飞风、团菊、闲花野草等。有的花纹比较疏散,几笔就画出一朵牡丹,叶子有点像元代青花上的葫芦,但简洁得多。 在瑶里窖址发现釉里红瓷器,即釉下出现釉里红装饰,有高足杯、小口杯等一类产品,在新加坡福坎宁遗址也发现杯类瓷片标本,风格一致是瑶里窑的产品。瓷器上花纹不多釉里红浸漫、流淌厉害,红得不艳丽,有的是偏暗的殷红色,大多数花纹中心部位发黑,边沿部分发灰,微微显一点红色。花纹比青花更简单,没有见到像青花瓷器那样大圆圈、大弧线组成的花纹,更没有复杂的缠枝蔓草和人物形象。 明代御窑厂的建立 所谓御窑厂,是指皇家或政府办的制瓷作坊,专门为皇宫或统治集团提供瓷器。明代景德镇就有御窑厂,就是人们常说的官窑。关于明代御窑厂的兴建时间有不同的意见,所持的依据也自不相同。有的认为洪武二年(1369年)建立,有的认为洪武以后的建文四年(1402年)建立,还有的认为是宣德甚至更晚建立。洪武二年建窑论者,主要依据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一《图说》:"明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他又说"以上诸说,多采唐隽公《陶冶图说》。"唐隽公即请雍正、乾隆时著名督窑官唐英。而《重建敕封万硕侯师主佑陶 碑记》说:"我朝洪武之末,始建御器厂,督以中官。"另外《事物会原》认为"明惠宗建文四年,壬午,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元末景德镇地区战争激烈,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其地方政权就归于朱元璋的麾下。到洪武二年皇帝已经登基两年,无论祭天祭神祭祖的神器,还是宫廷生活用具,都需要瓷器,所以在元浮梁瓷局管理的官窑基础上组建御窑是有可能的。只是大明王朝立国之初,百度待兴,御窑厂的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生产的瓷器不一定能满足宫廷的需要也没有正常运转,所以说到建文四年时,用词是"开窑烧造"并不是用"建窑二字。可能在这以前的御窑厂有时开窑,有时不开窑,即有命则烧,无命则让。《大明会典》中《陶器》所载文献很能说明问题:"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匠人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由此可看出,这时的景德镇只是供选择烧瓷的地点之一,处州的龙泉也是一个供选择的地点。所以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御窑厂建立,也生产瓷器,但并没有正常运转。至洪武之末(实际为建文四年)以后,宫廷派中官督窑,按例解京,正常运转,再也没有看到景德镇以外为宫廷烧瓷的记载。 御宫厂建立以后还在不断完善,《明史》卷四三《地理志》说:"……景德镇,宣德初,置御窑厂于此。"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说:"正德初,置御器厂,专管御器。先是兵兴,议寝陶息民,至是复置。"这就说明明初关于御窑厂的事一直都有变化。经景德镇陶瓷考古工作者长期调查、发掘证明洪武御窑确实存在,生产规模并不小,生产了许多优秀的瓷器,并留存下来。如果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才建御窑厂,一年时间能生产这么多瓷器,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新品种吗 洪武的官窑瓷器 景德镇明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发掘及发掘资料公布以前,人们在对洪武官窑瓷器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很多结论都不确定。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以后,结合博物馆和民间的藏品资料,归纳起来,洪武官窑瓷器的品种有青花、铁红釉上彩、釉里红、白瓷、红釉瓷、黑瓷等。 (一)青花瓷器的特点 以现在能看到的资料、与元青花、明永乐的青花相比较,洪武青花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洪武官窑瓷器的造型继承、发展元代瓷器大型化的风格很突出。洪武瓷器粗壮拙实,很多大型器物的规格超过元代,例如罐类器物,元代的一般高度在20厘米至30多厘米,40厘米以上的不太多。江苏省淮安市出土的元青花盖罐,通高437厘米;江西省高安市出土的元青花兽耳盖罐,通高47厘米就算巨型之作了,很少见到超过50厘米高的瓷罐。而洪武时期高40厘米左右的大罐是常见的。1961年北京德胜门外出土的洪武青花瓜体形盖罐,通高655厘米,口径257厘米,在首都博物馆长期展出。永乐年间则没有见到如此 巨型的青花罐。洪武时期的青花玉壶春雨高度都在30厘米左右。碗类作品,1994年景德镇珠山东六头洪武地层出土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直口大碗,口径41厘米、底径227厘米、高16厘米。口径20多厘米的浅碗相当多。盘类作品,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青花湖石四季花卉纹折沿盘口径为59厘米,口径接近50厘米的大盘相当多。当然也有一些口径20多厘米的作品。 2造型结构。有的青花碗继承了元朝瓷碗挖足的方式;有的则挖足较浅,为元代碗类器物所未见。梅瓶是生产比较多的器物,元代规格较多,有的略矮,显得敦厚;有的下腹比较瘦长,比例有些失调,放置起来不太稳。洪武青花梅瓶腹部最圆鼓部位以下收得比较缓慢,下腹至底比较宽,永乐青花梅瓶比例匀称,比较清秀,尺寸规格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洪武梅瓶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端庄稳重。青花荷叶盖罐是比较大的器物,元代做得宽肥而粗矮,洪武则比较修长优美,讲究线条的变化。元朝荷叶形盖顶端为瓜藤钮,洪武时则安宝珠形纽,盖和罐体更 加和谐优美。执壶类器物有相当一部分除器型较大外,流和柄的结构比元代同类器物做得既拙实,又讲究曲线美。有多层结构的盖,即盖分上下两层,两层之间有一个矮矮的台阶。还有盖沿下的壁是垂直向下的,盖沿将壶口包住。上面的宝顶既实用又优美有较强的陈设性,艺术水平很高。 3洪武官窑青花和元青花相比,从一些微小地方可以看出,洪武青花制作工艺开始注意追求精细,这种现象从洪武晚期到永乐越来越明显。例如一些青花碗,包括一些尺寸相当大的碗,底足用平刀切削,有力而整齐。底足的中心挖得也比较整齐,不像元代器物底足中心有乳状突起。在圈足内部构底面施釉,改变了元代瓷器圈足内中心不施釉的情况。 4洪武青花的钴料。洪武青花和元青花绘瓷用的钴料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从景德镇洪武官窑窑址出土的青花瓷器标本来看,大多数蓝色发灰、深沉发暗或灰黑色,颜色不正,但优美、自然、悦目。如果仔细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对照,明显可以看到两者艺术效果一致。景德镇考古发掘出土的一部分青花器,蓝色不正的同时,胎体质地也比较疏松,釉面有些阴黄,这可能是窑火烧得不均匀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元青花瓷器上也有。在胎体上作画,运笔疾速,线条上出现凝而不舒的结晶斑块,凡蓝色线条运行的地方,凡出现结晶斑块或斑点之处,釉面微微凹下,发出锡光点,或像铅笔作画时线条上出现铅色浮光。明和元两代相连,朝代的更换不能使某种手工工艺的技巧突然改变。例如元朝景德镇宫窑的工匠,在洪武时仍在烧造瓷器,其工艺技巧和制作习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变。原料也继承元朝官窑尚未用完的钴料。由于景德镇在元末曾经过激烈的战争,对生产造成一定的破坏,虽然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前8年地方政权就归顺了朱元璋,但大明王朝刚刚建立,面临许多困难,所以洪武官窑瓷器出观一些不及元青花的现象在所难免,但洪武青花水平提高很快。经过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科学工作者测试,洪武官窑青花钴料和元青花钴料内含成分是一致的。 洪武官舀青花花纹的构图特点和民窑花纹不一样,官窑青花花纹构图满,层次多,密集排列,这方面和元青花风格一致。例如一件执壶,从壶盖的盖顶到器物底部,主题花纹相辅助花纹有11层之多。一件大青花碗的外壁,从口沿至足的外壁有4层至5层密密的花纹,碗的里壁也有3层花纹,如果加上将各层花纹间隔的弦纹,卷枝蔓草,花纹可达5层至6层。口径458厘米的青花团菊纹大盘,盘沿里外壁和盘底满绘缠枝花纹,并列莲花瓣纹,很有元青花的风格。所以相当长时间人们难以将元青花和洪武青花分开。然而洪武青花也有一些新现象,香港天民楼珍藏的洪武青花山茶花盘,这类精美的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东门头洪武地层也有出土。这类作品代表了洪武青花构图上的新变化。该盘作折沿菱花口形,腹壁微曲,平底,浅圈足。盘的口沿绘两连续的卷枝花卉,盘沿外壁绘缠校灵芝纹和团菊,弯曲的腹壁绘两连续的牡丹花纹,外壁绘莲花纹一周。盘心最宽平部位的主题花纹是一株茁壮的山茶花,主干壮实,枝叶繁茂,中心两朵山茶花,其中一朵含苞欲放。此盘的绘画用笔比较细腻,辅助花纹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之间的距离拉大,牡丹、团菊、灵芝、莲花等花卉画得都比较舒展。盘心虽然宽阔,但只画一株山茶花,周围空间比较大,符合文人画提倡的留白天地宽的法则。洪武时期还有一类大盘,盘心也绘一株花,伴以太湖石,石边点缀幼竹、小草。这是以后明朝画院艺术家们用得最多的构图形式,可见瓷器装饰画向文人画方向发展。 洪武青花常用的花纹,有缠枝花、团菊、牡丹花、山茶花、灵芝、荷花、庭院小景、湖石翠竹、水池湖石、栏杆芭蕉、松竹梅、龙、凤、鹊鸟、鸳鸯莲池等。元青花上常出现有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孟浩然爱梅、陶渊明爱菊的四爱图,而萧何月下追韩信、携琴访友、蒙恬将军、昭君出塞、三顾茅庐、先帝明王、忠臣义士、元曲杂剧等人物故事画面几乎不见。元代织锦缂丝上面的图案,大云肩锦,如意头轮廓内填绘荷塘鸭鹅、鸳鸯戏连、水波游鱼等内容出现很少,有的几乎看不到。动物纹样如麒麟、文豹等也极少。明朝规定"官民人等所用金银瓷碗等器。并不许制造龙凤纹。"御窑厂生产的龙纹瓷器上的龙多是五爪龙,有一些不是五爪龙,也应该是官窑产品。 (二)铁红釉上彩瓷器 南京考古工作者在洪武故宫遗址采集到一件铁红彩云龙纹盘残片,复原之后测量高35厘米、口径156匣米、足径9厘米。侈口,圆唇,腹壁微曲,成弧形缓慢收束,平底,底部用模具压出一微微下塌的平底,浅圈足,圈足平切规整,圈足足边微倾斜。细沙底。胎质洁白细腻,底部露胎处呈浅火石红现象。盘体施细润白釉。在烧成的白瓷上,以铁红彩料绘五爪云龙。龙的特点是头小、嘴长、角小,龙须为四条平行曲线由前向后飘逸向上,细颈长身,四臂粗壮有力,最粗处 几乎与身躯一样粗。肘上三条须带飘动。鳞片成扇形层层叠压。五爪成轮形,强劲有力,两龙之间的空隙各有一矮脚流云。盘心绘三朵矮脚云,成品字排列,作逆时针方向移动。画工精细,盘里与盘外的龙基本相叠,可见画工绘瓷时非常用心。这样精细的釉上彩工艺为明代的彩瓷,特别是为矾红彩装饰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三)釉里红瓷器 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在国内外都能见到,但在工艺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国内各博物馆看到的器物一般都比较大,有的很大。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罐类作品,规格多样,其高度203厘米、23厘米、248厘米、30厘米、488厘米的都有。1994年珠山东门头出土的釉里红缠枝莲纹大碗,口径达38厘米的就有几件,口径最大的达40厘米。盘类器物有的口径达455厘米,盏托类器物口径达195厘米。杯类器物应该是小件作品,但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杯,口径也有104厘米。精巧玲珑的作品不多,社会上有拍卖公司拍卖的洪武釉里红菱花盘,口径达457厘米,制作精美。而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家相当于元末明初(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作品多数是小件,如小口罐、方形罐、石榴形罐、小杯,小碗等,有的高才几厘米,罐类很少有高度超过10厘米的。在景德镇市区施工现场也有这类小规格的釉里红作品出土,作者看到的有小型高足杯一类作品的残片。在瑶里窑遗址,有规格较大的碗、高足碗类作品的废弃物,也有比较小的高足杯类作品。估计小型实用的釉里红主要由民间瓷窑作坊釉里红这类作品在釉和彩的安排上,有白地红花,就是在白胎上用红彩(铜红)画出花纹,罩上白釉,高温一次烧成。有红地白花,在白胎上安排好花纹,花纹部分留白,花纹轮廓线以外的地方用铜红涂抹,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特别是花纹为白花花纹以外的地面是红色。青花釉里红都是高温釉下彩,工匠安排的花纹如枝叶藤蔓用青花画出,花朵、果实等内容用铜红画出,罩上白釉,高温烧成。瓷器显示出青枝绿叶(蓝),红花硕果。花纹面铺铺得较开,青花占的位置大,铜红占的位置小,却显主导作用,青花起辅助和烘托作用。 铜红很准控制,洪武时期釉里红工艺水平不如青花明艳和稳定。从发掘资料看,有的烧飞了,有的不红,有的呈黑色。笔者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看到一件侈口瓜体形大罐,釉里红是黑的,只能从花叶边沿的某些部分看到隐隐一点红色,猛一看,整件作品的花纹像釉里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洪武地层出土的釉里红缠枝纹大碗,有许多烧黑了。 有一部分作品显色比较鲜艳清晰,但颜色比较浅淡,相当多的釉里红红色晕散比较严重。 (四)红釉瓷器 明朝政府规定红色为最高等级的颜色。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洪武二年(1370年),宫廷规定"服务所尚,以赤为宜"。龙凤也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使用。从社会上保存的洪武红釉瓷器以及景德镇的发掘品看,红釉瓷器烧成是很难的。北京首都博物馆珍藏一件红釉暗龙纹盘,口径16厘米。日本出光美术馆珍藏一件洪武红釉印花暗龙盘,口径198厘米。盘壁模印有首尾相接的两条五爪云龙,盘心是三朵拖尾云。红釉不太厚,印纹凸出的地方能看到白色胎,红不够明亮,而是红中闪黄,1988年景德镇在中华路两侧洪武地层出土一件红釉侈口碗,口径20厘米,内壁也印有暗龙,红釉深暗发黑,釉层中因缩釉而出现的棕眼明显。这些都表明洪武时期红釉瓷器虽然精美,但工艺尚不够成熟。 (五)黑釉瓷器 明曹昭《格古要论》卷七《古饶器》条载:"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但在社会上及博物馆收藏品中没见到过这类黑瓷。在洪武墓葬、遗迹中也没有发现洪武黑瓷的出土。所以一般社会上出现的洪武黑瓷也都不能正确认识。刘新园先生在《洪武官窑的主要产品及其特征》中谈到洪武官窑窑址里曾有-件黑釉梅瓶的残足出土,黑釉呈半木光,与黑釉瓷瓦相近。 以上可以看到景德镇洪武官窑生产瓷器品种比较丰富,应用广泛。它的工艺成就、艺术新风格的出现,为永乐、宣德及以后官窑瓷器的发展望定了基础。 资料转自博宝艺术网
郎红与祭红的外观差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7、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和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钵、瓶(梅瓶和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
然而宣德以后,鲜红釉器制作日渐式微。弘治、正德年间,除偶有几件釉水与色泽稍好,大多是些不成功的制品。嘉靖晚期,祭红贡品已长期陷于“釉欠润、色灰暗”的境地,明初显赫一时的铜红釉烧制技术至此已基本失传。万历时,尽管朝廷多次催索鲜红器,可鲜红釉仍无崛起之望,万般无奈之下,署理景德镇窑事的江西巡抚陈有年不得不于万历十四年八月,以“鲜红等项瓷皿从来烧无一成”为由,奏请朝廷准予以矾红代替。矾红是一种在氧化气氛中烧成的低温红釉,由于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又名铁红。铁红的釉色红中微泛黑、若红枣之皮,外观虽然没有高温铜红釉纯正鲜艳,却比铜红釉呈色稳定、易于掌握。但它需二次烧成,且色泽远不及铜红釉光亮华贵。
直到100多年后的清康熙朝,掌管景德镇御窑事务的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效仿明代宣德祭红宝石釉时烧出郎窑红,才结束了明中期以后铜红釉瓷的衰退局面。
郎窑红的产生
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而一些名贵品种的初来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窑红釉”便是这样诞生的。
不少专家认为,郎红釉的烧制难度在于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奇的逆转。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红(宝石红),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郎红。“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温度控制不当,以致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
冯先铭等编纂的《中国古陶瓷图典》(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亦明明白白地谈到郎窑红釉是“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
郎廷极的郎红釉是颜色釉瓷生产的一个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等一批红釉新品种的诞生,从而使颜色釉瓷美不胜收。一时间,郎窑红、豇豆红、祭红、胭脂红、珊瑚红、祭蓝、天蓝、洒蓝、孔雀蓝、瓜皮绿、豆青、粉青、仿定白釉、乌金釉等各种色釉瓷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开创了颜色釉瓷绚烂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红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郎红的特征
郎红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成,是一种明亮鲜艳的深红色釉。它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从实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几个特点:一、釉层清澈明快、透亮见地,局部处有雾气般的朦胧现象。二、釉色鲜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的流动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处色泽浅淡、隐露胎色(呈一环不规整的淡青转浅红色的露白),即所谓“脱口”。器底近足处囤积有一周不过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窑红又有“郎不流”之称。三、器身釉面开有纵向长、横向短的交错纹片,纹片细长若牛毛、且紧贴胎体,故侧视釉表,并不见有明显纹裂,说明纹片开在釉内。四、釉内气泡极其细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见的小白点,有些小白点还拖有垂直的丝条状长尾。五、底足内所施白釉莹亮泛青,内墙角釉厚处泛青绿色,这便是俗称的“苹果青底”或施“淡苹果青釉”。六、器里白釉坚致,但色泽与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别,而是呈炒米黄,且开有蝉翼般的无色细碎纹,即所谓“米汤釉”。
此件康熙郎窑红观音尊1989年余得自上海东华拍卖行,因当时无人竞争,以50元到手,只相当于那时瓷器店里现代三等品钧红价之半。18年来,余在文物市场居然没碰到一件红得相似或者因具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三要点和“苹果青”“米汤釉”特征而能被称得上是“郎红”的器物。这件高242厘米的铜红釉瓶,胎体采用分段衔接,内腹的中上部显露出横向接胎痕。二层台圈足,足端平切,棱角略圆,此为郎红器最多见的足式,意在让流动性大的铜红釉在此打住,形成“垂足”。圈足的里、外墙均微泛火石红色。不管从造型、工艺,还是从胎釉上看,这件器物都带着明显的康熙瓷特征。而它的釉色猩红如初凝之牛血,这也是郎红器固有的特征。
但是,这件价廉物美的郎红瓷仍有让人抱憾之处,其口端的“灯草边”早已荡然无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来,表面上看,“郎窑红的口与足,也有与明代宣德红釉相似的那种‘灯草边’;不过,宣德时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时则是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这是郎红同祭红的重大差异之一。而且,郎窑红“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质疏松,常造成口沿处的漏釉与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内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黄斑”。所以,康熙郎红的这层极易藏污纳垢的“灯草边”时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郎红由于保存环境通常较差,其“灯草边”大多已很不雅观,有的则被打磨掉。鉴于此,“灯草边”的形态及模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区分郎红与祭红的依据,是鉴定时不可疏忽的一个重要细节。
祭红概况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透亮,如红宝石般悦目,故被誉为“宝石红”,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红釉的器里釉有红白两种,也有的于内壁的白釉下加刻云龙纹,因釉质肥厚,纹饰大多不够清晰。永乐、宣德红釉器的口边及底部都有一环白口,系高温下自然形成,俗称“灯草口”或“灯草边”。换言之,“灯草边”的成因在于:焙烧过程中,红釉因流动变薄,加上口部和底足胎釉交汇之处的釉汁原本就较薄,而铜分子在高温下又容易挥发和氧化,从而形成一条宽度约25毫米的白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
宣德时的宝石红红釉瓷器特点是釉面匀净不裂,色调深沉稳定。后人对其的称谓较多,有“宝石红”“霁红”“宣德宝烧”等等,因为这种红釉闪闪发光,具有天然红宝石般美丽的色泽,称之为“霁红”,是因其釉色颇似雨过天晴之霞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