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墓葬用品，都有什么意义呢

=坐标=
时间：2018年5月5日
地点：佛山市三水区冈头村
人员：领队关生、监督员阮生、监督员梁某、李某
行程：冈头村部分（勋爵府-九亩墩-海天门-思德亭-见美门-旧冈头小学-永坚祖祠-道基祖祠-纯斋书室-南岗祖祠-更府亭-海天通衢-堤围碑亭。）

=概述=
上回提到，我受历史建筑专家阮生邀请，跟随文保爱好者关生来到三水区白坭冈头村寻龙。先是参观了梁士诒的勋爵府，接下来计划到梁家墓园拓碑，探访冈头小学。若有余下的时间还会到村里参观。

=交通=
在村内的交通就只能靠双脚。
有可能某个角落有共享自行车，但在田间和错落起伏的村里可能更不方便。

=地图=
由于关生曾经来过一次，我们节省了问路的时间。村里的地理位置在勋爵府里有一幅地图，我们把它拍下来做参考。

很多人来冈头村纯为瞻仰梁士诒相关的建筑，我作为监督员关注点更多放在当地的地理特点、人文背景上。
勋爵府的墙上挂着一幅KT板，阅读后觉得上面的三个特点提炼得非常好，拍下来供诸君参考。

故老相传：“未有三水，先有琼冈”，说明冈头村确实非常古老，一千年历史所言非虚。

冈头村一村三姓，梁、林、冼，梁姓人口最多。
据2016年统计数据显示，佛山第一大姓是“梁”。但在其它几区里面梁姓人数都排第二，能排第一全靠三水区的数据。在冈头村里梁氏人口众多，说明这个族群发迹比较早，在当地拥有的资产也多。

文中统计了冈头村猎得功名的人数，这数量和质量着实可观，可以说这条村有着优秀的人才传承。留意到最早的功名记录是晚明，这就是历史赋予的机会。
须知明朝前期北人多，通过科举做官的人自然也是北人更多。到明代中期皇帝为打破大臣的结党现象，大量起用南方的官员，因此南方士子通过科举入朝多于北人。当年柳先开和伦文叙同列科考榜首，主考官梁储便一锤定音将同是广东人的伦文叙点为状元。至明晚期皇帝玩弄权术让北人重占高位，但已经无法扼止南人在科场的优势。
一个村子的兴旺，在古代必定是和主要族群的兴旺相关的。而一个族群的兴旺需要几个条件，比如有人才、能团结、有资源、有优秀的传统，看起来冈头村几样都齐备。过去梁氏族人专注耕读，因此抓住了时代的时遇发迹，而族群兴盛以后又以文化反哺乡里。这些经验是值得现代人好好借鉴的。

从勋爵府出来后，两位古墓派高手便组队去寻梁士诒的墓地。虽然两位前辈都说自己对古墓兴趣不大，然而我一路上听的尽是他们过去的寻龙经历，他们对佛山本地的名人墓都能如数家珍。和他们一对比，我才是普通人，我连自己家中的名人的墓在那都不知道。

梁士诒的勋爵府就在村子的边缘，顺着宅子旁边的公路走几步就到了田间。这条窄小泥路只能一车通行，但是有很多大货车在上面跑。如果晚上走应该是挺危险的，幸好今天我们来得早，天气也足够好。今天刚好是立夏节气，不知他们是不是专门选的日子。

小路的两旁是农田，一眼望去尽是绿波莹莹。原谅我无法继续矫情或去拍照，因为太阳晒着天然肥的味道很熏人。大家只要知道三水土地肥沃就好，我为三水农产品点赞。

省级文保单位，说明非常受重视。
普及小知识，文物保护单位是受法律保护的，必须按原貌保护，任何一个变更和修复都要经历严格的审议程序。

据我们了解，虽然单位名称以梁士诒墓为主体，但这整个九亩墩实为家族墓群。九亩墩是一个隆起的土丘，长着一圈的大树，在四周的农田和鱼塘之间十分显眼。

我们走了大概十五分钟便来到墓园前，从泥路的整洁来看，前不久有人专门做过整理。这个地方就名叫九亩墩，意思是说是一个这里方圆九亩的土丘。

站立在墓园正中，眼前是一个牌坊，然后是一条神道，直通梁士诒先生的墓。牌坊上对联并无特别，就不特别写什么了。据说“梁氏佳城”四字是名书法家叶恭绰所书，意思不言而喻。而阴面则是段祺瑞所题“将相联辉”，内涵是指梁士诒兄弟一为丞相一为将军的风光。

牌坊和神道应是1933年梁士诒逝世后修建，距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由于尊敬先人，拍照仅到牌坊为止，进园后仅作参拜和参观，后面引用的照片是网上借来的。

古代人的墓一般都有墓志铭，记述主人的生平事迹、家庭背景、以及后人的追思。而梁士诒算是现代人，没发现有墓志铭。立在牌坊前的台阶右边有个石碑，上面的小字记录了2003年梁士诒的后人怎么组织亲人和借政府名义和村民合力修理墓园。而碑上半的刻字则反映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三水仍是一个县，已经将梁士诒墓定为县的重点文保单位。这说明了保护工作是一代传一代地在进行着。

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百度说的。

看守神道的一对石狮和勋爵府中那对明显不是一个物种。
梁士诒和他的儿子是办过银行的，对石狮应该懂行的嘛。

网上找来的照片。
从这个角度看，这片墓地的风水极佳，至少在活人看来如此。
墓地坐南向北，显示主人一心向着国家的首都，这是心中有国至死不忘的精神外化体现。

梁士诒经正式科举入朝做官，不完全是凭父亲的庇荫。慈禧因为讨厌姓梁的人，也不喜欢他，派他去修铁路，没想到梁士诒就把这件事做成了。
及后袁世凯为大业到处搜罗人材，梁士诒去投靠他却碰了钉子。得知袁世凯需要经济和外交人才，梁士诒便在这方面下苦功，后来便获得了重用。不得不说梁士诒确实是天纵之才，竟然能凭自学成才。
梁士诒曾出使印度，调查英国人的鸦片业，在清末民初的禁烟事业上起到了重大作用。在经济领域上他的贡献更加巨大，难得的是他洁身自好并没有出现过经济上的污点。

官方记载，梁士诒1907年任京汉、沪宁等五铁路督办，经营有方，使得铁路盈利剧增，赢得“五路财神”的美誉。后任交通银行帮理，主持创办交通银行，并兼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梁士诒在逼迫清皇帝退位的诏书上签名，被袁世凯授予共和元勋之称，并委以邮传大臣之职位。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并被授予“勋二位”之爵衔。
袁世凯死后，他以洪宪祸首之名遭通缉。但少了这位财神，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不佳，让他重新出山的呼声颇高。1921年底，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此举亦得到奉系的首肯。其在北洋政府任官期间，因遭陷害，曾经三起三落，三次被迫逃亡海外，可离开了他，北洋政府的经济就是搞不起来，所以梁士诒得每一次逃亡后，北洋政府为振其经济，不得不一次次的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在墓园的左侧有两块黑色的石碑，一块在梁知鉴墓侧，另一块在八角亭内。梁知鉴是梁士诒的父亲，是清末的光禄大夫，当地有名的进步文人，曾参与公车上书。石碑上刻写的是梁家后人写的墓志铭，讲述了梁知鉴的生平。碑文上有被破坏的痕迹，但我也没认真看，内容都忘记了。
在八角亭内的是梁士诒墓的神道碑，内容类似于墓志铭。文章一开头记载了梁士诒的出身，写了他被慈禧怀疑与梁启超是亲戚的逸事。还记载了他修铁路、出使外国、禁烟、参与编制新军等等，及后还参与了很多大事件，比如一次世界大战谈判等当时的世界大事。碑文的最后说到梁士诒的遗愿，不搞风光大葬，不选风水地，不择日子归葬家园。

过墟墓而生哀，抚园陵而兴感。
联想到梁士诒的行为和思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现代人。他在经济上重实业兴国，修路开银行办工厂，发行国债筹资搞基建。在教育上他主张学以致用，推动新式教育。种种迹象证明他的见识和智慧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局限。
越是了解得多，越是敬畏前人披沥前行的坚忍，崇敬之心越重。
记得书友老谭讲《史记》便说，能留名在历史上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有过人之处的。能够成为历史故事中主角的人，更加是万人之英。假设袁世凯成功了，开国元勋梁士诒就是后世的传奇典范。又假设梁士诒能够长寿活到建国，谁说他不可以做一个政协委员？世人对他的评价就不会停留在倒行逆施的罪人。还好现在已隔了一个朝代，世人才能更客观地看那段历史和人物。

目前墓园里有梁知鉴墓、梁士诒两兄弟的墓，梁士诒两个儿子辈共五个墓，全部都是夫妻合葬墓。话说这几代人都娶了至少三位夫人，果然是和地位相对应啊。

墓园的风水很好，特别是梁士诒墓后那棵大树亭亭如华盖，这是绝佳的子孙庇荫格局。我没打算加入古墓派，就不对这几个墓的规制多作研究了，对这些东西我也是莫名其妙。

冈头古村是三水区要打造的两个复古文化小镇之一，另一个则是范湖的大旗头古村所在的“岭南古镇”。
从规划图看，红色是现存，灰色是已失去的古迹。这么看来，保留下来的古迹数量还是不少的，而且冈头村的古迹彼此很靠凑，集聚效应很强。我在村中走了半圈，见到围绕池塘有一圈的古建，这是非常具有整体开发价值的景观。
我过去巡访的张槎村头、大富村也有一些古建筑群，但是地理位置和交通都不及冈头村这么好。而且冈头村的文化根基深厚，书塾和家塾星罗棋布，以旧冈头小学为中心做一个传统教育主题的项目可行性是很高的。

第三站我们要去寻找百岁冈头小学，通过问路来到一个门楼前。门上石碑上书“冈头见美门”，对联上书“见尽山光呈活画，美收烟景入新诗”，对仗尚算工整。

值得注意的是门楼的用材，非常有佛山特色，全是本土生产的。这一看就是90年代的产物，那拼贴瓷画九成是当年美陶厂的产品。楼顶是双龙戏珠陶塑，明显也是佛陶的产品。几幅由瓷片拼成的画面看不出有何内涵，不算是很罕见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建筑，虽然美观度一般，仍有保护的价值。

这是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建筑，最早不会超过70年代，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冈头一学。但是我们绕到另一边就看到墙上的彩绘画，还有“一切为了孩子”的字样，这还真是小学的校舍。

冈头小学建于1910年，至今已俞百岁。在围墙上挂着一幅幅讲述历史的KT板，上面的故事、人物、思想都充分体现出一个百年学府应有的沉淀。
冈头小学的校歌就挂在墙上，词句中充满对一方水土的热爱，以及对投身建设社会的壮志豪情。试着跟着简谱吟唱，仿佛能看见先辈将希望交给后人的情景。

面向学校的是一个用祠堂改成的大会堂，我们进去一看，还真是超级大，足可容纳上千人。然而学校的运动场却在学校外面。

从门前挂的文物牌得知面前这座建筑是用几座大祠堂改造而成。从格局看原来应是三间两路的祠堂，只是建筑经历的修改十分多，原貌只能从经验来还原。
建筑的右边耳房现用作保安人员的宿舍，据说这里还做过大戏台，所以可以看到有两个售票小窗口。

正面看，这个建筑已经看不出有祠堂的样子，风格上是有点民国时期的西洋风，又有着向苏维埃风格靠的影子。

非常巨大的大会堂，装饰着红五星，当年开会时恐怕全村人都能装下。在会堂两边还有很多个用旧房改造的房间，上面标注是投票间、会议间、活动室等等。
在一角还停放着多条龙船，丝毫不觉得占位置，有空间就是可以任性。

冈头村将靠近村中心的一大块地用作教育和体育用地。
在体育场旁边是一个荷花塘，种满了水荷，池边绿树成荫，树下是一排的石椅供村民休憩。

沿着村中池塘，三面都是古建筑。在塘的两条纵边分布着三姓的祠堂，我们走的这一边似乎都是梁氏的祖祠。

由于同宗族的祖祠门口望向和门楼的望向必定在同一条经线上，所以见到凡是同一个望向的祖祠必定是同姓。这一排四间祖祠虽然都是三间两进的形制，但是在用料和建筑高度上有着差异，体现这几个家族的实力差。
从挂红看，这个祠堂的族人刚娶了新抱，还在此大开宴席。不过这样贴横幅对灰塑不会有破坏吗？那幅灰塑画的应该是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
算了，同姓三分亲，不多说。

纯斋书室，在古代没有专门的学校，一般都是请有文化的来做塾师教授子弟学问。一些族中有学问的士子的家族，则会在祠堂开学，免费让子弟上学，这称为“义学”。配套的还有“义田”，是由村中地主凑出来的田地，供家贫的族中子弟耕读糊口。

这个祠堂挂名书斋，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祠堂，当年在这里开义学。外墙所见选用的是水磨砖，用九顺一丁的砌法。墙上有较多的灰塑，虽然全被拆毁了，推测这个家族应该曾经是相当有实力的。这个祠堂的高度也较他人高一截，不消多说必定是出过大官，难怪被损毁也特别多。

祠堂前面是一排的石椅，数百年来村民就在此纳凉畅谈时事。
水塘碧绿深不见底，在当年兼有消防的功能，而现今依然在村中起着重要作用。
走累了，坐下和村民闲聊，背后吹来阵阵凉风相当舒适。村民告诉我们，村子筹集到资金要重修文化古迹，可能会有发展商投资到这里。

冈头村的绿化率高，空气质量好，土地肥沃，因此村民的平均寿命长，果真是风水宝地呀。

回程我们驱车从大堤向国道行驶，途中是一片宁静的田园风光。在绿油油的农田中星罗棋布着一个个鱼塘，偶然能见到一些树林，那里边都可能存在着古墓，只是我们不打算打扰。

偶然在一个村口见到一个碑亭，下车察看果然是关生心心念念要找的修堤碑记。从碑刻文字看，这是民国22年时的碑记。我没有仔细看，估计也是和梁士诒有关吧。

听说这前面的村子叫下梁村，不禁让人联想是不是还有一条上梁村。梁氏族人自珠玑南渡入粤至今三十多代，子子孙孙繁荣昌盛，凭的是耕读和能屈能伸。近代著名的梁氏名人，梁启超、梁士诒都是同一个源流，都继承了相同的文化基因。

据扩展调查所得，梁士诒后人现在在美国、香港繁衍，每年清明回乡祭祖。梁家的第二十代男丁取名有规律，都是“定”字辈，定粤、定齐、定闽、定蜀等等，充分体现了家国一体的精神。包括梁士诒的两个女儿在内，多个子侄在海外留学，也曾回国效力，分别从事银行、铁道、电气、土木业。网上常说梁启超一门九杰，其实梁士诒家后人也不惶多让。

我参与本次寻龙，寻的是一个家族的兴旺原因。
从收集到的资料结合实物后，我大致上有了自己的分析。梁家的兴旺与衰落都有着时代的烙印。早期梁氏以战功发迹，在封建王朝鼎盛期以经学求功名，到近代凭的是文化和经商。顺应时代的趋势，随社会需求调整，才能稳立潮头。

最后借民叔的一张摄影收尾。
这间古屋已经被植物侵蚀包裹，虽然说很凄凉，但可以视作从旧的事物上长出新的希望。图中右上角是村中最壕华的别墅，和旧宅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一片天空下，新旧事物并存，各有各的时代任务。旧的建筑能不能留存，要看它承载过什么，现在可以承载什么。不是一切老的都要保留，要看它在新的时代里可以怎样发挥作用。

=冈头寻龙 完=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建议找专业人员来操作。
一般都是使用专业工具安装瓷片大小先打盲孔，然后镶嵌里面是涂上牢固的胶。
墓碑瓷像艺术品从属于陶瓷艺术品之列，向来是典雅、永恒、细腻的象征，是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文化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