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绞胎瓷

    说起定窑，熟悉瓷器的朋友马上想到如泪痕流淌的釉面，竹丝刷痕，具有玉质细腻般的白色瓷器。下图这只小碗在拍卖场上曾卖出223万美元的天价，可见人们一掷万金而追棒定窑精品一斑。
    定窑以白瓷著称，但也烧造高质量的彩釉瓷器。彩定的胎与白瓷胎一样，均为白胎。为喜爱古物的明友熟知的明代曹昭所著《格古要论》提及“古定窑”时，记载有“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如白定，俱出定州。”而 “定州花瓷琢红玉“，宋代大诗人苏轼酒后茶余的一句闲诗，更是引起定窑研究者及爱好者的无数遐想。故名思义，红玉理当是红色。

      理想故然丰满，可现实是，在数次曲阳定窑遗址考古发掘出的数千瓷片中，绝大多数都是白瓷，除少量黑色、酱色、紫色瓷片，个别三彩瓷片外，唯不见红瓷踪影。虽然世界各大博物馆一般都会藏有定窑重器，但难见红定真容。神龙见首不见尾，红定的存在成为悬案。然而史料的文字记载，白纸黑字，红定的存在确凿无疑。据宋人著《邵氏见闻录》所述，宋仁宗不满其贵妃接受大臣赠送之红定，而怒碎之。
上海博物馆藏有宋代小盏，盏底用类似矾红料写上的长寿酒三字，则显示烧制红定的工艺在宋代已不是问题。
  而同时期烧制的磁州窑，则能产出红釉瓷器罐，证明定窑的红釉工艺在当时应该了工艺是可能的。
  于是人们开始猜测，所谓的红定莫非是指酱釉类定瓷，如柿红色，紫红色等，看上去偏红，因而称作红定。
    有人认为红定应该是氧化铜釉料在高温中烧制获得。高丽瓷借鉴宋代制瓷成就，制备出可与妆窑相蓖美的高丽瓷。为了超越汝窑，古代高句丽人在青釉基础上或用铜料烧出绚丽的红色，或嵌入青瓷中（呈鲜红色），研究者推测红定应该是这种铜颜料在控制的高温中烧成。
笔者曾从一位资深藏友处转获一枚红定瓷片，故圈内常有朋友索见，称“过眼既拥有”。刚获之，用于伺寝数日，后珍藏家中某处，近年寻觅数次，均不得踪影，怀疑已被家里领导当作危险品处理，时常心中隐隐作痛。春节期间，再次翻箱倒柜，幻想牛年转乾坤，遗宝复得，而仍未能如愿。
几年前，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之子、陶瓷研究学者、收藏家沙家枥积累了上百万文字资料及大量考证的呕心之作《定窑瓷器探索与鉴赏》出版，该书提供了认为是红定的红釉罐照片（见下图），虽然造型颇有唐代之风，但瓷胎与釉质很难与定窑拉上关系。
藏友朋友收藏有摩羯图案的红定盘子。摩羯图案于两晋时期随佛教由印度引入我国，在唐宋时期流行于各种器物。该盘呈典型的牙泪痕釉，只是红色釉不像是釉下彩，倒像是二次上彩后入窑烧成。胎质疏松，不及标准定窑坚硬，可能是定窑晚期作品（如明代）。
北大秦大树先生，曾两次带队考古发掘定窑遗址，虽未见详细考古报告，但已零星发表部分成果，其中明确定窑自唐代起既烧制三彩器，私人藏家也收藏有底部刻有尙药局的三彩定窑罐。
除了考古发掘出的三彩瓷片外，定窑遗址还出土了个别绞胎瓷片，曾在网络上见过精美的胶胎梅瓶。也有藏友珍藏绞胎茶杯。
另外，定窑可烧制绿釉器既绿定是不争的事实。鉴于绿釉料烧制温度不宜过高，烧成后一改定瓷坚硬致密特姓，与绿色唐三彩相仿。

其实彩定中是否有篮定也值得商榷。篮料由金属钴经高温产生，称作苏麻离青的元青花颜料一般认为来自西域。但邢窑/巩县窑唐代已烧制青花瓷确是不争的事实。
下图是圈内人士收藏的瓷盖。图案上点缀有钴料，出现类似青花浙料般的篮色，虽然有朋友倾向于该器物由定窑烧制，但更符合邢窑白瓷的特征。

藏友珍藏有篮釉定窑碟，从瓷胎，泪痕釉及竹丝刷痕特征分析，当属宋代定窑产品。

白釉
大约在北齐，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唐代邢窑白瓷撑起了半壁江山；五代到北宋白瓷以邢窑、定窑为代表；凭借景德镇洁白如雪的高岭土，元代的枢府釉、明永乐的甜白釉，均领一时之风骚。17、18世纪，福建德化白瓷异军突起，大量出口欧洲各国，“中国白”之名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
黑釉
黑瓷早在东汉就已出现。东晋的德清黑釉率先举起一面大旗，至唐代黑釉烧造已不再有技术障碍。宋之黑釉首推建盏，其原因在于宋代饮茶习俗的改良。在大环境影响下，辽金元的渔猎文化中也见黑釉。康熙一朝，景德镇烧造出著名的黑釉——乌金釉。以质量论，乌金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釉
宽泛地说，商代已出现原始青瓷。唐代越窑青瓷被茶圣陆羽誉为如冰似玉，并最终成就了传奇的秘色瓷。从科学意义上讲，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都属青瓷；此外，北方耀州青瓷和南方龙泉青瓷堪宋代民窑青瓷之代表。清代青釉按色差由深及浅，可分为豆青、东青、粉青。单用一种色彩作为表现手段，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无疑是魁首。
酱釉
严格意义的酱釉在宋以前未见实物，仅见褐釉。宋代酱釉迅速崛起，定窑中有名为“紫定”的品种；耀州窑亦大量生产酱釉，与定州酱釉在颜色上近似，但略显清亮。明代酱釉少见。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烧造酱釉，因使用紫金土，得名为“紫金釉”。至此，酱釉获得了其历史上最高的地位。
黄釉
汉代的铅黄釉首开黄釉装饰之先河。隋唐黄釉分两类，低温以三彩为主，高温以寿州窑黄釉为代表。辽代尚可见黄釉，而宋金元时期少见。按传统说法，明代黄釉以弘治"娇黄"首推第一。明清各朝将官窑黄釉的标准烧造延续下来，成为皇家规范。内外普施黄釉的瓷器被尊称为"黄器"，又称"殿器"。
红釉
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是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红釉；宋代钧窑之玫瑰紫色在当时可算最红的颜色；而真正意义的纯正红色诞生在元代。明代红釉首推永乐的“鲜红”和宣德的“牛血红”。清代红釉除大名鼎鼎的“郎窑红”外，还包括祭(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盖雪红、窑变红等等。
绿釉
两汉及唐、辽重视厚葬，绿釉大部分充当了冥器角色。宋金绿釉首推定窑，称为“绿定”。元明时期对绿釉态度淡漠，直至清代康熙中期，郎廷极创烧著名的“郎窑绿”。清代绿釉包括瓜皮绿、湖水绿、苹果绿、葱心绿、松石绿等等。此外，孔雀绿釉属于一种特殊的绿釉，又称“孔雀蓝”，色彩独特。
蓝釉
唐代早期的三彩上首次出现了蓝色，入宋后则只有钧窑的天蓝釉可以贴近。元代景德镇重新以钴为呈色剂，烧造出纯正的蓝色。明代蓝釉以宣德朝的“宝石蓝”、“雪花蓝”最为著名。康熙时期的霁蓝、天蓝、月白，其釉色依次减淡。康熙朝复烧“雪花蓝”，雍正朝创新“青金蓝”，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釉
唐代邢窑之“盈”字白瓷与越窑之“秘色”青瓷，是官釉瓷器的开端。北宋汝窑与官窑出现的灰蓝色调，标志着宋代官方陶瓷美学形成，这一标准延续至南宋之官釉及宋末元初之哥釉。明清时期，景德镇以青花、彩瓷占据了官制瓷器的领地，宋以来形成的官釉理念就此基本终止，仅烧造少量仿制品，供宫廷怀旧。
色斑
唐以前，陶瓷不见标准意义的色斑作品，仅见点彩。入唐后色斑作品大增，统称为“花瓷”。宋金磁州窑在黑釉之上以大片色斑装饰，称为“铁锈斑”；钧窑的民窑系统亦出现大量色斑作品。元代龙泉窑发明以褐斑装饰青瓷，日本称为“飞青”。清代康熙时期的“虎皮三彩”、乾隆时期的“桃花洞”，均为创新品种。
仿生
唐代绞胎、绞釉陶瓷的诞生，使人工之器向着相反的自然美学追求迈出了一步。宋代之兔毫、油滴、玳瑁、鹧鸪斑，以其高度审美层次，为仿生瓷提供了另一种思路。清代乾隆时期是仿生瓷的高峰，出现了仿木、仿玉、仿竹，仿石，仿古铜，仿剔红，仿金银等等。乾隆朝的仿生瓷已由仿釉至仿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 仙人掌茶

仙人掌茶属绿茶类，产于湖北当阳境内的玉泉山，制成后的仙人掌茶，外形扁平似掌指，色泽翠绿，白毫披露。始创于唐代玉泉寺，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创制人是玉泉寺的中孚禅师。

二，双莲荸荠

双莲荸荠，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双莲荸荠外形椭圆，皮薄呈红褐色味甜肉质脆嫩，细嚼无渣。

双莲荸荠有它的独特之处，其水份达到854%、可溶性固形物达125%、可溶性糖达784%、淀粉达54%，蛋白质及多种维生素等营养成份的含量远远高出普通荸荠和杂交荸荠，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含量高。

三，金水柑

金水柑又名鄂柑一号，是湖北省农科院果茶所选育成功的柑桔新品种。2003年1月8号被评为“全国优质果品"，授予“中华名果”称号。现有大量金水柑出售，金水柑是当阳市农科部门精心培育的优质水果。

四，石马槽大米

石马槽大米是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特产，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因原产于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市庙前镇石马村而得名，“两山夹一冲”地形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孕育出了优质而独特的石马槽大米。

其米粒自然光泽、颗粒细长、口感独特、软糯适宜、营养丰富、久食不厌，在当地有“白饭也能食三碗”之说。

五，当阳峪绞胎瓷

当阳峪绞胎瓷，河南省修武县当阳峪村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绞胎瓷”又名“透花瓷”，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颜色的瓷泥采用独特的绞胎手工技法相间揉合制胎成型、焙烧而成。瓷器花纹由胎而生，内外相通，里外相透，一胎一面，不可复制，被称之为“编出来的瓷器”，因其表里如一的特质也被誉为“瓷中君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当阳峪绞胎瓷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石马槽大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水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双莲荸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仙人掌茶

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动物、楼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无不涉及。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古瓷器鉴定有什么主要内容呢？不就是断真伪吗？其实，这只是一方面，总共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 断真伪
（二） 断年代
（三） 断优劣
（四） 断窑口
古瓷器的鉴定的方法
包括了以下三个方面：
1 分类法即将个时代的同类器（包括相同器形、相同纹饰题材）理成发展序列，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再找出其不同点，来摸索它们的发展规律和各时期的特征。
2 比较法主要是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有地层年代的器物作为标准器物，将所需鉴定、辨伪的器物与之比较，从而得出鉴别的结论。
3 鉴别法即利用同时代的同类器或不同类器上的时代特征来对照、比较所需鉴别的器物，从而得出综合鉴别的比较合理的结论。
但这些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过于抽象，其实对某一时代的产品尚未取得"标准器"的情况下，还可以采用"看两头、印证中间"的方法。如鉴定洪武青花时，先看元"至正型"青花，再看明永乐，宣德有官窑年款的青花，那些似又不似元青花，而又具有某些明永乐、宣德青花瓷特征的青花瓷。便是明洪武青花瓷。因为任何时期的产品必然会带有许多"承前启后"的因素。鉴定时前看后想，左右思量是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当一件需要鉴定的产品摆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怎样来分析它的烧造年代和窑口呢？也就是说器物本身哪些方面能够反映出它真实的烧造年代和窑口？我们把能够反映器物烧造年代和窑口的因素，统称为断代因素。它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 器形
主要看器物口、颈、肩、腹、壁、底足、流、执、系等的形体特征和胎体的厚薄、轻重。另外，各时代的一些独特的而又称著的器形，应一一牢记其特征，因为它往往是后人仿制的对象。如明代永乐的压手杯，成化的鸡缸杯，清代康熙的凤尾尊、乾隆的百鹿尊、转心瓶等。只有熟记了真品的器形特征，赝品才可一眼识破。
2 装饰
包括装饰方法（彩绘、颜色釉、刻、划、雕、镂、队、捏、印、帖等），题材、构图、纹样形象、画等。由于装饰是随着造型、工艺、材料、人们的审美要求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装饰的更新换代和所产生的种种变化要比其他鉴定因素的变化显得频繁、活跃，鉴定时分析这一因素就更重要。以景德镇的釉上五彩瓷来说，它出现于元代中后期，当时仅有红、黄、绿三色，画法和元青花一样，以勾、拓、点画成，笔致粗犷豪放，生动自然。明初除继承元代画风外，洪武时出现了双面矾红彩。永乐、宣德时有青花斗矾红彩，纹样气魄雄伟，彩色凝重艳丽。成化斗彩的施彩方法也多样，有点彩，覆彩、染彩、加彩、填彩等，然而都是平涂，"花无阴面，叶无反侧"，有轻盈优美之貌。嘉靖、万历的五彩主要是用釉上料绘纹样。用青花绘纹样局部，但所占比例很少。此时还新创翠色，用胶水条黑料勾线，但黑线中部微微带褐色。纹样布局比成化斗彩繁茂，用笔草率中见拙朴。清康熙的五彩，深受明代与清初的版面插图的影响，构图均衡丰满，形象概括、夸张、线条柔中藏刚，色彩明净莹澈，大红大绿、古色古香。康熙五彩中的黑色，漆黑光亮，不再微带褐色了，并开始用油来调黑料和矾红，本金也多在五彩中使用。康熙的五彩深深地影响后世，清嘉、道后仿制很多，但都不及康熙五彩生动自然，古拙优美。
3 胎釉
鉴别胎质时，可从器足的无釉处入手，注意胎土陶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因时代陶炼方法有别，明代以前较之清代、民国，胎土中含金属杂质相对较多。如著名的永宣细砂底器，露胎处可见金属自然氧化形成的黑褐色星点或火石红的;而后仿清代、民国胎体，却均因陶炼过细，没有这种氧化斑，成为赝品致命的破绽。另外明代胎体迎光透视，多显肉红色；明成化胎体透光显牙白和粉白色。而清代及民国仿品则显青白色。清康熙瓷胎质纯净、细腻、坚硬，是清末仿品赶不上的；至于鉴别釉面，主要应注意观察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釉层的厚薄，以及气泡的大小和疏密程度。例如明代瓷器釉面都闪现不同程度的青花白，器足釉面与器身釉面大多不一致；明早期釉面常有无色的自然开片及缩釉现象；明代宣德的桔皮釉，与清雍正和晚清、民国时期后仿器的小波纹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清康熙瓷器釉面具有紧密感，出现硬亮青釉，浆白釉，并有破泡现象。。。。凡此种种，各自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对于识破伪品最具说服力。另外从釉面的新旧光泽来看，很多仿做者故弄玄虚，将仿品的釉面作旧：土埋，打磨，药滑，茶煮，浆沱，甚至稍加损破，以示出土状。当然这些不自然的作旧光泽，绝对没有古瓷器那种年深日久、自然形成的"酥光"现象。
4 制作工艺和装饰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制瓷工艺和装烧方法也在不断的改进和提高，如景德镇五代时多采用"支钉迭烧"的无匣装烧方法，使器物的圈足和器内底留下了约7--18颗支钉痕迹。北宋初以三四颗支钉垫在器物的底足上，再装入匣体（一匣装一器）入窑烧成，产品底足留下三四颗支钉痕迹。接着支钉也不用了，采用了小于圈足内径并约高于圈足的垫圈式垫饼装在器物的圈足内底上，然后再装入匣钵，使产品圈足内底留有垫圈或垫饼的痕迹。北宋晚期因覆烧出现而产生了芒口瓷等。又如元代至明洪武时，大件瓶罐的器底是另接的，洪武后就不采用这种方法了，元与明洪武的高足把杯的高足是用泥与上部的杯相接的，洪武后则改用釉接；明代瓶罐成型时所产生的接口多而明显。这些因工艺、装烧所致的细小特征，也是鉴定时不可忽视的。
5 款识
景德镇瓷器从明代永乐官窑瓷开始，就正式有帝王年号款，宣德十分普遍，从此款式的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常见的有帝王年号款，寄托款、伪款，干支年款，斋、堂、轩、居名款，人名款，吉言款，花押款，窗棂款等，由于明清御窑厂有专门的落款陶工，对字体、笔致、排列形式、落款位置及写款的彩料等都有严格的规范，后仿者很难仿制成功。有关明清年号款的特征，后面另有章节说明。明清民窑产品落款则各尽其志，笔致随意，鉴定时要次于御窑瓷款式的作用。同时要注意"官窑必得幼年款，但幼年宽的不一定是官窑"（极个别的官窑器除外，如康熙早期的官窑器）这一规律。
6 总体风格
瓷器和其他艺术品一样，地方风格，个人风格也都融汇于时代风格之中，因而又是时代风格的构成因素。因此把握好我国各时代瓷器的总体艺术风格，对鉴定也是十分有利的。如我国宋代瓷器造型挺秀精巧，纹样精美典雅，具有轻盈、俏丽、沉静、雅素的格调，而景德镇宋代的影青产品也融汇于这一时代风格之中，我国元代瓷器胎体厚重，造型雄伟端庄，装饰豪放有力，而景德镇的元青花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时代气氛。把握好一个时代的总体风格，对于我们鉴定古瓷是大有裨益的。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先进的仪器相继问世，使得鉴定瓷器的途径越来越多，一般认为主要有以三种先进手段。
第一， 利用加速器C14测定方法，主要适用于史前遗址中某类陶器年代的测定。这种方法被认为精确度较高而被众多考古工作者所采用。
第二， 采用"热释光"技术测定瓷器的年代，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定瓷胎体中矿物晶体的热释光量，得到瓷器的烧制年代。因为瓷器中都存在的石英、长石等矿物晶体，对热释光测年技术而言，这些晶体起着纪年的作用。瓷器在高温烧制过程中，就烧掉了它原有的年代数据，但它在烧成出窑时，又开始了它的纪年。因此，科学工作者就利用了这一原理对瓷器进行鉴定，应当说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存在着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鉴定时需要取样，就是对被鉴定的文物进行损坏取样，即有损检测；二是人工可以作伪，即用放射流照射仿、伪品，增加其瓷器热释光年代而出现误差。因此"热释光"的检测方法目前主要用在陶器的鉴定上比较多。
第三， 针对上述有损检测的缺点而采用一种"无损"检测法。即采用高科技直接测定。显示瓷器胎、釉的原料及其它们的化学组成，进行聚类排比的一种方法。因各时代不同，窑别以及各类陶瓷器的原料与化学组成是不相同的，而同时代、同窑口、同类别的瓷器含量又是大致相同的。无损鉴定就是采用"聚类排比"，对陶瓷器的胎、釉中各种不同含量进行数字化分析、排比、从而达到辨别真、伪的目的。建立文物数据库，数据库越是丰富，进行排比研究的准确性就越大，真、伪对比的结果就越科学。荧光能谱分析即使如此，现之应用到陶瓷器检测中，对陶瓷器的辅助鉴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种无损检测法在目前的状况下是可行的，也是科学的，因为对文物几乎没有什么损伤，即使是大型器物，取样也是极细微的。正如一位医生，先用人工诊断出是肺结核，那么，再借助现代科学仪器透视一下，就更加可靠了。文物鉴定工作也一样，除了利用人工传统的鉴定方法外，还要借助科学仪器进行辅助鉴定。可以说这是将来文物进行正确鉴定的一个必然趋势。
总之，鉴定中国古代瓷器，从胎质、造型、釉料、纹饰、烧制工艺、款识等几个方面着眼，是一定能鉴定出好坏、辨别出真伪的。不管任何时代的真品，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尽管后仿赝品繁多，但它毕竟是另一时代的仿制产品，只要我们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所谓"乱真"的赝品也不能逃脱鉴别者的眼睛。
4)婺州窑在现在浙江中部的金华地区。三国时期的婺州窑青瓷，胎普遍呈青灰色，断面比较粗造，瓷土处理不细，而且没有完全烧结，玻化程度较差。釉层厚薄不匀，常常凝结成芝麻点状，一般呈淡青色，也有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的，裂纹密布，在胎釉结合不紧密和釉面开裂处，往往呈奶的结晶体析出，这是瓯州窑青瓷特有的一种现象。由于这一地区的土层为粉砂岩地带，瓷土矿分散，而且矿层很小很薄，不容易开采。因此在两晋晚期，瓯州窑手工业者就创造性地利用当地遍地皆是、开采和粉碎都比较容易、并具有很好可塑性的红色粘土做坯料。但因粘土中氧化铁和氧化钛的含量都较高，烧后胎呈深紫色，影响青釉的呈色，所以就在胎的外表上施一层质地细腻的白色化妆土，以掩盖胎色。因为胎外有化妆土衬托，所以釉层滋润柔和，釉色在青灰色或青黄中泛一点褐色，但釉面开裂和析晶的情况较用瓷土作胎的瓷器更为严重。南朝时瓯州窑瓷器釉层普遍呈，胎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5)德清窑位于杭嘉湖平原的西端，南与余杭县相邻，北和吴兴县接壤，天目山脉横亘期间，东茗溪由南而北流经县城然后汇入太湖，水陆交通便利，德清窑是黑瓷和青瓷兼烧的瓷窑，以生产黑瓷为主。黑瓷的胎多呈砖红、紫色或浅褐色。瓷胎的化学组成与瓯州窑东晋瓷胎非常一致，器中氧化铁的含量为百分之三，氧化钛为百分之一左右，可能采用了红色粘土做坯料或在瓷土中引入了适量的紫金土。青瓷的胎一般呈深或浅的灰色，少数用含铁量较高的瓷土胎料的则呈紫色。由于胎色较深，对青釉的呈色很不利，所以普遍地在胎外上一层奶白色的化妆土，以改善青釉的呈色并使胎面光洁，改善成品的外观。德清窑青瓷的釉色比较深，一般作青绿、豆青或青，釉层均匀，具有较好的光泽。黑瓷釉层，其中最出色的产品，釉面滋润，色黑如漆，釉色闪闪，可与漆器相媲美。这种乌黑发亮的釉其主要着色剂是氧化铁，含量高达百分之八左右。德清窑烧造的历史并不长，从东晋开始到南朝初期结束，共一百多年，但由于黑釉瓷深受人们的喜爱，故产品运销到浙江、江苏的许多地方，甚至远达四川等地。
6)其他：位于长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湖北和江西等地，从已经发现的资料来看，烧造瓷器的时间要比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晚一些，很可能到晋代才开始设窑制瓷。
荆楚一带在三国吴时已经生产质量较高的原始瓷和少量青瓷。胎呈紫红色或浅灰色，外施黄褐色釉或青釉，釉层厚薄不均且易脱落。西晋时已用瓷土做坯，胎质细腻，呈青灰或灰白色，胎表施黄绿色釉，釉色有的近黄，有的近绿，有的黄中泛青，还有少量呈褐色。釉面开冰裂纹，胎釉结合不好，常有脱釉现象，甚至有完全剥光的。进入东晋以后，瓷器胎呈灰白色，少数为灰色或紫色，外施青或青绿、青绿色釉。由于胎釉的烧成温度不一致，膨胀系数不匹配。釉层普遍开冰裂纹，易脱落，瓷器的质量还不高。
四川省昭化、广元、绵阳、彰明、成都等地的南北朝墓葬普遍发现了青瓷器，这些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多开片，易剥落，有腊泪痕。南朝时邛崃窑瓷器的胎质较细，呈浅灰色，釉色普遍青中带黄或，釉面多开冰裂纹，也易脱落。
西晋时期的江西瓷器，坯泥经过淘洗，质地细腻，呈青灰或灰白色。器物内外施青绿、米黄或黄绿色釉，外壁施釉不到底，胎釉之间似未形成中间层，故釉易剥落，而且开冰裂纹。东晋时瓷胎细腻灰白，釉多数呈青，少数为豆色。南朝时瓷胎以灰白色为尚，堪称细腻，但烧成温度不高，没有完全玻化。釉层容易脱落。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装饰，两面贴辅首，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装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辅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两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这也是他们企望死后能过像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吴、西晋稍大一点的墓葬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是装稻子的。北方装谷的叫仓。从上面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很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类器物造型比较粗矮，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数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而在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细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习惯称为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晴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短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装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头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细长的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到了东晋还在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形如盘、碗、罐等也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东晋香，此器型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有缕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这种壶出土数量不多。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也有出土，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六个桥形系，沿用东晋时的，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胡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一般认为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一般为黄、绿、白（蓝）。它的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彩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七公分，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作风。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器发展起来了，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瓷器鉴定
（一）青瓷的鉴定
尽管当时"南青北白"的局面已经形成，但隋唐、五代的青瓷出土数量仍然多于白瓷，越窑青瓷则代表了唐、五代青瓷的最高水平。现按窑口分述于下。
初唐和中唐时期越窑的胎质灰白而松，釉层容易剥落。唐代晚期，越窑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瓷土经过很好的粉碎和淘洗，坯泥在成形前都经过揉练，所以胎质细腻致密，不见分层现象，气孔也少，呈灰、淡灰或淡紫等色。器形规整，碗、盘、执壶等胎面光滑，釉层匀净；特别是晚期，釉料处理和施釉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釉层匀净，开细碎纹和肃釉的现象少见，呈现色黄或青中泛黄，滋润而不透明，陷露精光，如冰似玉。越窑瓷器在五代时便被称为"秘色瓷"。清人评论"其色似越器，而清亮过之。"
瓯窑在浙南的温州、永嘉、瑞安等地。瓯窑与越窑瓷的最大区别是瓯窑瓷胎呈现黄或淡，釉易剥落；晚期前后出现纯粹的青色或青，滋润如玉，胎釉结合紧密，极少有肃釉的现象，制瓷技术有显著的提高。
婺州窑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居青瓷窑的第三位，即所谓"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其实婺州窑瓷器质量并不高，多数都比较粗糙，但制瓷作坊多，生产发展快，现在的金华、蓝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江山等县的广大地区，都有唐、五代婺州窑址发现。其中东阳、金华、武义等县均有发现几十处到二二百处瓷窑窑址，它们都有连绵几华里的瓷密布的集中地。这说明婺州窑在唐，特别是五代生产规模有了迅速的发展。产品种类和造型方面有许多与瓯窑、越窑相似，不同中的是胎色较深，呈深灰或紫色，釉色青黄带灰或泛紫，釉中呈现星星点点的奶白色，釉色青黄带灰或泛紫，釉中呈现星星点点的奶白色，这种奶白色也出现在釉层开裂处，这是婺州窑瓷器从六朝以来常见的现象。唐代中期晚期以后，婺州窑瓷器渐趋粗糙，制作远远不及瓯窑、赵窑的精细。
（二）白瓷的鉴定
唐代的白瓷窑以邢窑器最为出名。9世纪中期，段安节《乐府杂录》记乐师郭道原"用越瓯、邢瓯十二，施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这段文字说明邢窑白瓷质量最好，胎骨坚实、致密、叩击时有金石之声，所以能与越窑瓷器一样，当作乐器，奏出美妙的音乐。据河北临城县轻工业局1980年调查，唐代鼎鼎大名的邢窑应在与内丘交界的祈村。《国史补》所记应该是就大体而言的，正如定窑不在定州，而在定州邻近的曲阳一样。唐代祈村窑的白瓷胎洁白度很高，远胜曲阳、密县诸窑。同时在胎厚处还呈浅水绿色。河北的曲阳窑胎骨厚实，断面比较粗，但烧结较好；釉比较粗的，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胎质细腻者，则胎色洁白，釉光莹润。胎色略微发黄的，为取得洁白的效果，先在胎体上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
河南的巩县窑从唐初开始就生产白瓷，武则天至玄宗时生产比较兴旺，以后则逐渐下降。巩县窑白瓷瓷胎比较厚，釉面凝厚的地方，呈青绿色或白中泛青。
江西景德镇的胜梅亭、石虎湾、黄泥头在南方地区是目前发现烧造白瓷的最早窑址，都出土有五代白瓷标本，以胜梅亭出土的最为丰富。瓷胎比巩县窑要，而瓷釉要比巩县窑厚，釉色一般是白中泛青。
（三）黄釉瓷的鉴定
唐墓里经常出现一些黑釉瓷器，初唐墓里既有发现。黄釉瓷器在唐代各类瓷器中，尽量比不上邢窑、定窑的白瓷，越窑的青瓷有名，但也不应该忽视它在唐瓷中的历史地位。
陆羽评唐代六个瓷窑出产的茶碗，把安徽寿州窑的产品排在越、鼎、婺、岳州窑之后，洪州窑之前，并指出："寿州瓷黄，茶色紫。"寿州窑烧瓷的时代始于隋，唐代是其繁荣时期，历时二百余年。寿州窑瓷器流行使用化妆土，表层是透明的玻璃质釉。釉面光润开小片纹。釉色以为主，有蜡黄，鳝鱼黄、黄绿等。化妆土光润细腻。用蘸釉法上釉，釉层厚薄不均，釉色浓淡不一。玻璃质釉和化妆土有的结合不好，就会出现剥釉现象。
河北省曲阳北镇所烧黄釉瓷碗与同时出土的轮旋规整的白瓷碗相比，显然属于一种民用的粗瓷，胎体厚重，器里施白釉，外施黄釉，色调比不上寿州窑器纯正，多呈黄褐色，胎也粗。
河南郏县窑烧的黄瓷主要是碗、罐和壶等器物，里白外黄，口部都不施釉；浑源窑也如此。唐代烧黄釉，并不是原料的不同，而是改变了窑炉的烧成气氛，隋代用还原焰烧成青釉，唐代则改用氧化焰烧成黄釉，因此胎色也由青灰色变为白中泛黄。
（四）黑釉瓷的鉴定
北方黑瓷的出现比江南地区要晚三百多年。6世纪70年代在北齐时期的墓葬中才有黑釉瓷器的发现，釉色界与黑酱二者之间。目前已在山西、河南和山东三个省的七个县发现唐代烧黑瓷的窑址，主要以河南为多，有五处窑发现黑瓷。胎体都很厚重，胎呈灰白色。
（五） 花釉的鉴定
花釉瓷是唐瓷中又一新创造，它是在黑釉、黄釉、黄褐釉、天蓝釉或茶叶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斑点有的作有规则的排列，有的任意加上几点，有的又像波浪。由于它们都装饰在深色釉上，衬托出浅色彩斑，故显得格外醒目。花釉瓷器常见的有各种形式的罐、壶，多在腹部饰以天蓝或月白色斑点，以黑釉居多，黄褐色饰以月白色斑点少见。
20世纪60年代末在河南郏县的黄道窑址首次发现了花釉瓷标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先后在河南的鲁山、内乡、禹县及山西交城等窑址发现了四处花瓷产地。这五处发现的花釉瓷，就釉色及斑点特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黑色或黑褐色釉，饰以月白色或灰白色彩斑，器物有壶、罐和腰鼓；另一类则为黑色、月白色或钧蓝釉，饰以天蓝细条纹彩斑，器物有壶、罐。前者在河南鲁山段店、禹县下白峪和山西交城三处发现有腰鼓标本，后者在河南郏县黄岛和内乡二处也都有出土。五处窑址出土的不同类型标本，对于辨认传世的花釉瓷器产地有很大的帮助。
（六） 绞胎瓷的鉴定所谓绞胎瓷，是用白褐色两种色调的瓷土相间揉合在一起，然后坯成型，胎上饰有白褐相间的类似木纹的纹理。这种纹理变化多端，上釉烧即成绞胎瓷器。在山西、河南两省的唐墓中都有出土，器物有杯、碗、三足小盘，长方形小枕等，绞胎瓷的制作工艺比一般色釉瓷器复杂，难度要大得多，也是唐代瓷器中的一个新工艺。唐代绞胎陶器也有少量发现，但只是作为明器，工艺粗糙，远不及绞胎瓷器细致规整。

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动物、楼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无不涉及。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