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宋朝时做的瓷器有哪些？
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1：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在河南汝州神垕镇（一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因此而得名。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2：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3：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故称为定窑。 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黑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也别具特色，制作精湛，造型典雅。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现刻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4：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 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 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5：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 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色主要有粉青、月白、米黄数种，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是为上品。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
西夏是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公元11世纪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因其地域在今日宁夏及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部分地区，于北宋之西，故北宋时称之西夏。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关于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有铭文纪年的瓷器更为罕见，使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将其与山西雁北地区一些窑口生产的瓷器相混淆。为了探究西夏瓷，还西夏瓷本来面目，近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甘肃等地进行古瓷窑址普查，发现西夏窑址五处。并于1976年、1986至1987年对宁夏银川西郊缸瓷井窑及灵武县瓷窑堡窑和回民巷窑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窑炉和作坊遗址多处，出土西夏至元代的可复原瓷器数千件。大量的瓷器标本使我们对西夏瓷器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本文在对西夏瓷器造型特征、纹饰内容、装饰手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对比的方法找出西夏瓷器与北宋磁州窑瓷器在器物造型、纹饰内容、装饰手法及装烧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而对西夏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谈点粗浅认识。
一、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它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瓷器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除此以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此时骆驼、马已能够翻模成批生产。由此可见西夏瓷器已作为商品在其境内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86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证明。
据考古调查发表资料可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在甘肃省武威也发现西夏古瓷窑址一处，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地处西北大漠地区，是由党项人具体经营管理，因此其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将这些民族风格与特点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颖独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壶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时与西夏并存的辽国契丹人是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辖区内曾出土过铜铃、钩等用具。西夏地处西北大漠，这里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别致，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白釉板瓦尺寸不尽相同，总体规格相一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筑用材的出土，不仅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表示出西夏党项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2、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因此刻花瓷出现数量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后中原一些窑口也采用此种方法装饰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灵武窑在承袭磁州窑此项工艺时运用得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壶、瓶、罐、钵都以剔花进行装饰，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富有创意，具体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实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朴素美丽。其三，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此装饰设计新颖，刻划手法精湛，肩、腹颜色反差理想，花纹层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开光是古代祖先把对光的认识与感情以艺术手法予以表现。此种装饰最早在北宋时期，以白釉绘黑彩的形式用于枕面装饰，黑白强烈反差衬托花纹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壶、瓶、罐、碗、盆、钵无所不用开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窑口无以伦比的，而且开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连弧形等。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3、纹饰题材
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植物花纹以牡丹为最多，可分三种：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于扁壶、经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莲花纹、菊瓣纹、石榴纹用于经瓶或滴水上。动物纹有鱼、鸭、蜜蜂和鹿纹。其中鹿衔牡丹或莲花很有情趣，鹿为瑞兽，莲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贵，西夏人将鹿与莲花、牡丹巧妙结为一体，在表达美好愿望的同时也展现了党项人粗犷的胸怀和奔放的感情。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题材虽然发现不多，但颇具民族韵味。如灵武窑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一马驮一朵盛开的莲花，其上立幡旗，马前有一奔跑的猎犬，犬前有一只挣扎的肥鹅，其上方有一展翅的雄鹰，鹰前方有一只逃命的野兔。马后方似刻划一只靴子和靴垫。靴子和靴垫反映人死后要走向祖灵的思想。 该罐整幅画面纯真稚拙，异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党项人出游狩猎场面和游牧生活的浪漫与欢乐，同时也有希望死后能象生前一样享受生活的强烈愿望。
宋金时以磁州窑为首的北方窑口，普遍流行婴戏纹饰，婴儿形态稚嫩甜美，代表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受喜爱。西夏灵武窑也出土有一块刻划婴儿纹饰的残瓷片，婴儿作秃发状。另外该窑出土一些男性供养人均秃发，明显与中原及其它少数民族不同。据《续资志通鉴长编》一五○卷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李元昊实施秃发令深入人心，这一点在西夏瓷器纹饰题材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二、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
1、器物造型：
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图十）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 。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 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 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靠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
2、纹饰题材
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图十五）
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三、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
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带的拓跋氏后裔。据《旧唐书党羌传》载“唐初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内徙庆州后，与中原内地接触机会增多，对党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逐步开始半农半牧的新生活。与中原汉人及东北部契丹人相比，党项人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党项人不会耕作，更不会烧制瓷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时突然能够建窑烧瓷？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于无古文献记载，只能借助历史与考古资料加以分析推断。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推测认为“是西夏占领晋北沿黄河一带地区，时间虽短，在撤退时把河曲等窑场部分匠人掠走，以后发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后进民族占领先进地区时，采取劫掠手段将先进民族的工匠掳走为其服务的事屡见不鲜。如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栖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称大辽）。据辽史载，太祖阿保机曾“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建临潢县”。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辽世宗时“以定州俘户置弘政县”。从中可看出，辽初契丹人曾数次进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掳大批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归其帐下，为其所属，并将所俘汉人置新的州县，使其从事农业或重操旧业。五代人胡峤著《陷虏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使术、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汉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书中虽未说明，但辽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后来中京附近的赤峰都发现有烧造辽瓷的窑址，辽墓中也曾大量出土辽瓷。考古与史料相互印证，契丹人劫掳汉人制瓷工匠已成不争的事实。党项人数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掳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史无记载。毅宗谅祚时（公元1049—1067年）西夏开始变强盛，司马光著《涑水记闻》中载：谅祚曾向北宋朝廷讫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绝。由此可推断，党项人入侵中原没能向契丹人那样掳走各种有技能的汉人。后来随着其势力强盛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为己服务。另外在西夏辖区内，考古调查均未发现西夏早中期的瓷窑遗址，说明西夏中期之前党项人没有建窑烧瓷。崇宗乾顺时（公元1087—1139年）西夏与北宋战争减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时，西夏政治、经济变得强大，为西夏鼎盛时期。此时辽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占领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在北方金与西夏友好相处达80年，此时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讫取“工人”文献无记载，但从宁夏灵武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据《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一期时代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时代为西夏晚期，即割剧政权走向衰落后30年。三期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后器物虽与一、二期有承袭关系，但时间晚于西夏，这里不多谈。西夏瓷始烧年代为崇宗晚期或仁宗初期，即北宋刚刚灭亡，金人刚刚占领淮河以北之际，为了巩固政权，金与西夏友好相处来往频繁，其时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银川平原虽不得而知，但灵武窑一期瓷器即是始烧起源期又是繁荣期，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种类丰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纹内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均能与磁州窑找出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开始建窑烧瓷初期产品种类之多、质量之好、成型烧造技术之成熟，如若没有外来技术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该窑始烧年代及制瓷技术分析应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窑系工匠们的技术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烧制成功。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带的制瓷工匠们为躲避战乱，举家北迁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之杂居，更何况古灵州（灵武窑附近）毕竟是西北地区要塞名城，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离古都长安不十分遥远。由于其地处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饮水方便，加之这里产煤，蕴藏有丰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条件成熟，瓷业便可立即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四、西夏瓷的历史地位
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剧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这些瓷器与灵武窑早期瓷器相一致，说明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原息息相关，也证实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有制瓷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