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瓶就是插花用的瓶子吗？
梅瓶是一种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的瓶式，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因瓶体修长，宋时称为“经瓶”，作盛酒用器，造型挺秀、俏丽，明朝以后被称为梅瓶。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宋辽时期较为流行，并且出现了许多新品种。宋元时期各地瓷窑均有烧制，以元代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 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 “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关于梅瓶的用途，磁州窑系有一对为白地黑花梅瓶，瓶身一书“清沽美酒”，一书“醉乡酒海”，作盛酒的用具是明白无疑的。梅瓶既是酒器，又是一件令人爱不释手的观赏品。因此，这类器多制作精美，不但考虑到贮酒容量，还要注意造型优美。 {广交藏友 壹叁壹捌 叁零壹肆 贰伍陆} 一、梅瓶的称谓与用途 “梅瓶”这一雅称，直到清末《陶雅》一书中才出现，其得名有几种说法，其中民国初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较为可信，该书解释为：“梅瓶，口小而项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 最早的梅瓶出现在宋代，最初用途可不是用来插花和欣赏的，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两件金代白地黑花梅瓶，分别在瓶腹写有“清沽美酒”与“醉香酒海”，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唐寅绘制的《饮中八仙图》，被认为临摹自北宋赵公麟的作品。画面描绘了李白、贺之章、张旭等八人坐于松林间畅饮，一名侍童正把梅瓶中的酒倒在酒缸里。这些都说明梅瓶最初的用途是一种储酒、储水用具。辽宁叶茂法库台辽墓中出土有鸡腿瓶，江西瑞昌发现的南宋淳佑十年（1251年）墓中，墓主的头部顶端也放置有一对磁州窑梅瓶，南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有梅瓶，说明辽宋时期的梅瓶主要用途为实用贮酒具，但有时也被用作陪葬品。 北宋赵令畤《侯鲭录》记载：“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似瓦壶之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云以酒器，书云就一经或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装酒一斗、名为“酒经”的小口修腹瓷瓶，很可能就是宋代人对梅瓶的称谓，因此宋代的梅瓶也可称作“经瓶”。到了元明时期，从古人的诗文分析，此时的梅瓶可能被称为酒“樽”、“”酒瓶。 二、梅瓶的前身——鸡腿瓶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上海博物馆和故宫都有收藏，形体较矮，都施有化妆土，应为北方地区烧造），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梅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在唐代就与北方汉族多有交往，《辽史》称“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仿照革囊创烧出便于携带的陶瓷提梁壶（俗称 “马镫壶”、“鸡冠壶”）。他们还创造出了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契丹人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胫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确实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张家口市宣化县曾发掘辽天庆六年（1116）张世卿墓，在后室南壁壁画中描绘有两个捧有酒壶、酒杯的男侍者。画面上画有三只平行摆放的青绿色梅瓶， 瓶口附盖（也有学者认为反映以泥封口），应该表现的是瓷制梅瓶（图1）。有意思的是，这三只梅瓶放置在低矮木几上，木几上开有三个圆口，梅瓶刚好卡放在木几上，这幅画面说明在北宋时期，造型修长、小底的瓷梅瓶由于重心较高，使用中应该是放在这种木架上，由于体积较大，这种长腹大梅瓶还上不了餐桌。1999年，辽宁省博物馆征集入藏了一套辽代彩绘壁画木椁，也描绘有木桌下置一矮几，桌上放有带温碗的注子、深腹碗等酒具，矮几描绘有罩布，上面也放有三只带盖的长腹梅瓶，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壁画上梅瓶的足部比较模糊，看不出矮几是否有开口，但这则壁画与宣化张世卿墓互为佐证，证明了这种矮几是辽代梅瓶的放置用具。 1999年3月，宣化下八里村的村民在进行春灌时，在已发掘过的张世卿墓东南约50米处耕地里，发现了奇怪的渗水现象，河北省文物研究接报后展开钻探，先后探出9座古墓并予以清理，发现这里是张世卿一族的墓地。其中7号墓出土有墓志，显示墓主张文藻和张世卿为同宗近支，文藻为长辈，属叔侄关系，张文藻与妻子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瓶，口径6、底径65、高21厘米，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瓶口部用石灰封闭，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张文藻墓中也保留有题材丰富的壁画，基本占满了整个墓壁，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活为内容的风俗画，包括散乐图、对弈图等。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为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有茶叶沫釉和白釉剔粉、白釉划花、白釉剔粉填黑等种类，装饰图案多为牡丹纹。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茶叶沫釉梅瓶，高649、腹径243、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图2）；而图3展示的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而烧造的剔刻花填彩梅瓶。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是辽代缸瓦窑所在地，北京故宫的刘毅先生曾在《关于梅瓶历史沿革的探讨》一文中提及，他在缸瓦窑考察时，见到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为是辽代梅瓶的一处重要产地。 三、宋金时期的梅瓶 鸡腿瓶传入北宋后，北方汉族地区也开始烧造这种长腹小口瓷瓶，最终使梅瓶造型固定下来，在宋代南、北方民窑中多有生产，而少见于宋代的官、汝等官办瓷窑，说明梅瓶作为盛装实用具主要为民间生活所使用。在造型上，北方梅瓶较多保留了契丹鸡腿瓶的痕迹，形体修长而秀丽，瓶口为蘑菇形或梯形，便于使用绳索捆扎。而南宋景德镇生产的影青梅瓶和江西吉州窑等地烧造梅瓶，其高度明显低于北方梅瓶，容积缩小，腹径较大，显得矮而胖，造型上显得比较小巧，反映了当时大江南北不同窑区的产品有一定地域特点。除了陶瓷器中出现梅瓶外，宋代的金银器中也存在梅瓶造型，1996年4月，四川彭州市西大街发现过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金银器多达350多件，其中有10件银制梅瓶，均为锤揲加工成型，包括素面梅瓶、如意云纹梅瓶、凤鸟纹梅瓶等，有些还附有银制瓶盖，从出土金碗上有“绍熙改元”纪年看，这批窖藏金银器为南宋中期产品，少量为北宋中晚期到南宋早期产品，类似的宋代银制梅瓶在国内博物馆还有收藏，说明了宋代梅瓶的质材已从陶瓷扩大到到金属制品。 宋代北方生产的梅瓶以耀州窑刻花梅瓶为代表。这件青瓷刻花梅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口径75、足径11、通高484厘米，造型挺拔修长，瓶腹无接胎痕迹，说明系一次拉坯成型，显示了耀州窑制瓷匠师的高超技艺。由于长腹小底梅瓶不便于放置，耀州窑在北宋时期还创造出一种吐噜瓶，造型上看如同将长腹梅瓶截去下半部，这种瓶型在北方名为吐噜瓶，据说因酒从瓶中倒时发出“吐噜”响声而得名。河北定窑、磁州窑和河南扒村窑、鹤壁集、登封窑诸窑都烧造刻花梅瓶。 1951年，考古部门在河南省禹县白沙镇发掘了宋代墓群，其中一号墓年代为北宋元符2年，墓室内壁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技法描绘生活场景，其中墓前室西壁表现了墓主人夫妇饮宴画面，居中的方桌上摆有注子、带托盏杯，墓主夫妻二人袖手坐于桌旁，两边有三位侍女和一名男侍分别捧着唾壶、果盘，在桌下描绘了一只梅瓶，放置在束腰方座上（图6）。从桌上摆放酒具看，这只梅瓶的用途也应是盛酒具，考虑到辽张世卿墓描绘的梅瓶被插放在开孔的木座上，白沙宋墓壁画表现的梅瓶比北宋梅瓶实物要短一些，是否可解释为束腰高方座可能也开有圆形开孔，梅瓶足部同样被插放在圆槽中，这样一来，放在木座上的梅瓶感觉瓶身矮了一些。 北宋的梅瓶都为小口、腹修长，底部比较小，到北宋晚期和金代初期，梅瓶的造型有了发展，梅瓶的底径增大，直接可以放在地上，不必再依赖木制支架了。这在考古资料中也可以找到例证，山西稷山马村曾发掘金代墓葬，其中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北壁砖雕表现了夫妻对饮，南壁设有舞台和杂剧砖雕，说明这些砖雕共同组成了墓主夫妇饮宴并观看杂剧的场面，画面居中为方桌，上置注子、盏杯、果盘等，桌下有一梅瓶，底径较大，已可以平稳的放置在地上了。 陕西省文物局鉴定组徐涛先生告知笔者，他们在陕北作馆藏文物鉴定时，很多市县都收藏有宋金时期的黑釉梅瓶，说明梅瓶在比较干燥的北方地区使用量较大。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0多件造型近似的黑釉梅瓶，其中一件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天威军官瓶”，这种粗瓷梅瓶就是北宋北方装运水、酒之用，水是行军的必需补给，而酒则可以鼓舞士气。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卷七记载，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军中“别置亲随军，谓之背峞军”，“一入背峞，诸军统制而下，与之亢礼，犒赏异常，勇健无比，凡有坚敌，遣背峞军，无有不破者”。至于为何酒瓶被称作“峞”， 赵彦卫考证说“范参政致能说，雁北人呼酒瓶为峞，大将之酒瓶必令亲信人负之。范尝使燕，见道中人有负罍者，则指云：此背峞也。故韩兵用以名军。峞即罍，北人语讹故云，韩军误用字耳”，按此记载，峞（wēi）与罍（léi）两字发音相近，所以产生了讹传。南宋初期统领抗金主力部队的将帅大部分为陕北人，韩世忠等陕北籍主将的亲信部队被称为“背峞军”（即为主帅背酒瓶的亲军），显示了北方军旅中使用陶瓷梅瓶的遗风。 与南宋同时期的金政权，由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同样表现出喜好豪饮的民族特点，此时的北方梅瓶继承了粗犷的风格，以磁州窑和扒村窑烧造的白地黑花梅瓶、黑釉梅瓶为代表，同时期的西夏灵武窑也烧制有剔刻花梅瓶。宋金时期河北磁州窑烧制的白地黑花梅瓶以绘画为特色。金代磁州窑烧制有一种黑瓷弦纹梅瓶，造型上接近辽鸡腿瓶的样式，装饰简单，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字样，山西省文物部门在怀仁窑调查时，还发现有凸凹弦纹黑釉梅瓶，肩部刻划有“酒都司使”，说明亦为金代梅瓶，较多保留了辽代鸡腿瓶的遗韵。上海博物馆收藏有数件金代梅瓶，代表器为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款梅瓶和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纹“正八”款梅瓶。黑地白花“正八“款梅瓶在绘画处填有白色化妆土，瓶身旋修痕比较明显，瓶腹两侧分别描绘竖向龙纹，并在一条龙下部书写“正八”两字，“正八”两字可能来源自佛教“八正道”、“八部众”（即天龙八部）观念。 南宋梅瓶标准器下面几件可为代表：是南宋景德镇窑烧造的青白釉刻花梅瓶，现藏广东省博物馆，口径43、底径94、高318厘米，肩部装饰以流畅的刻花缠枝莲纹，辅以浅细篦纹模拟水波，如同随着微风摇曳的满塘莲荷，莲花水波与淡雅的影青釉相互映衬，给人满目清新之感。1991年9月，四川遂宁金鱼村发现过一处南宋窖藏，出土瓷器985件，也包括青白釉梅瓶8件，其中的青白釉刻花梅瓶还带有浅杯形的瓷盖。图12是一件南宋龙泉窑带盖青瓷梅瓶，口径59、底径73、，通高285厘米，胎色灰白，釉色青雅，釉面润泽晶莹，底部露胎，通体装饰了凹凸弦纹，线条流畅优美。这件梅瓶1979年出土于浙江松阳县庆元元年墓葬（1195年），现藏于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图13则是南宋吉州窑烧造的黑釉刻花梅瓶，通高212，口径48、底径66厘米，1972年江西吉州窑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它的底径明显增大，在腹部两侧装饰以剔刻折枝梅花，刀法细劲流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金代和南宋时，还出现一种口部稍大的新样式梅瓶。这种大口梅瓶在耀州窑北宋晚期到金代初期曾有烧造，窑址中发掘出土过多件。这种北宋晚期开始出现的大口长腹梅瓶，造型上看应是自小口梅瓶改进而来，其装酒量有所减少，高度较北宋时降低，口部与底部尺寸均增大，放置时应不必依赖于支架，也便于使用提子一次打出一斤、半斤的酒来，是对梅瓶造型的一种改进。四川广元大足石刻中保留有南宋石刻地狱图，雕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其中一幅雕刻为劝饮图，图旁镌刻有《大藏经》文：“世尊告诸比丘饮酒者入地狱”，画面上一男子手捧带托盘的酒碗劝饮，身后的女子抱持一大口梅瓶。从大足石刻劝酒图可知，南宋时这种大口梅瓶在南方地区也有烧造，用途亦是装酒用具。
图一（《红楼梦》林黛玉与薛宝钗， 一个是贾宝玉念念不忘的心头好，一个是他明媒正娶的枕边人；一个是木石前盟，一个是金玉良缘。）
《红楼梦》双姝黛玉与宝钗算是平分秋色吗清凉寺汝官窑和汝州张公巷窑是河南青瓷中的双姝，它们又是怎样的关系——平分秋色还是相互成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茉莉走进清凉寺走进张公巷。
图二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文献记载，汝窑供御皇室，烧造极短，工艺精良，传世罕见。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宋室南渡，汝窑窑火仅仅燃烧了二十年，就因战争而消失了。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烧造汝官瓷的汝窑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烧造的，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一句流传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瓷贸易盛况。在1950年，“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等人，专程去到有汝瓷发祥地之称的河南汝州寻找汝窑窑址。很遗憾，当时并没有找到古代汝官窑遗址。
图三（红薯窖发现的汝窑青灰釉洗）
1985年清凉寺村一户人家在红薯窖里无意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只盘子（洗）。1986年全国古陶瓷研究会议召开，此汝窑青灰釉洗经过与会专家鉴定发现，原来这就是珍贵的汝瓷！
1987年，上海博物馆依据在清凉寺采集到的汝窑碎瓷片和那件汝瓷洗，首次向世人宣布了汝窑窑址就在今天的宝丰县。
图四（汝窑窑址瓷片堆积层，当时汝窑窑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汝瓷残片）
据此，1987至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县清凉寺村进行持续挖掘，挖掘出大量可修复的残器。
图五（当时埋在藏坑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 口径59厘米 底径82厘，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专家还意外发现一个储藏有汝瓷的藏坑，经过挖掘，在2000年考古队发现了十五座烧制汝窑瓷的窑炉和两处作坊，以及一些与制瓷有关的遗迹遗物。
图六（摄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博物馆）
至此，这些御用汝窑的窑炉、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相继发现，汝官窑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图七八《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天下宋瓷，汝窑为魁。汝窑瓷器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瓷产品以天青色为基调，有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坯胎以香灰色和灰白色为主。汝窑的天青釉瓷，釉中因为加入了玛瑙粉末，故色泽青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有如堆脂，视如碧玉，质感甚佳，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之说，色泽素雅自然。天蓝釉色似"雨过天晴云破处"，形体端庄大方，有一种青蓝相应的光泽，釉汁莹润，美不胜收。月白釉汁温润如玉，拂之如脂，独具风格。
图九（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的汝窑莲花式温碗，台北故宫也有一个）
在2012年至2013年间，为配合清凉寺汝窑遗址博物馆遗址展厅建设，省考古所对展厅墙基和门厅地基部分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发掘出素烧器多达120余万件（片），且年代晚于天青釉汝瓷烧造年代。
图十（素烧仿青铜器出戟尊，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
而此次发掘出土的素烧器中除了一部分是以往汝窑器物群常见的器形外，还有大量过去汝窑中不见的器形。器形虽然仍以碗、盘为主，但出戟瓶、荷叶器盖、长方形托盘等均是首次发现。其中仿青铜器出戟瓶、长方形托盘、瓜棱瓶发现数量较多。出戟瓶有素面和带纹饰两种，大小基本一致，皆小口、长颈、鼓腹、圈足垫烧。纹饰有仿青铜器兽面纹、虎纹、云纹，出戟上面对应有两个凤首，十分精美。技法采用合模以及剔、刻、划等工艺；长方形托盘为宽沿，规整大方，制作精良。
根据出土素烧器所处地层及同地层出土的具有金代特征的白地黑花枕残片、凸棱罐残片，考古所初步认定其烧造和堆积时代不早于金代。从器形特征来看，此类器物可能并非民用，且出戟瓶、素烧大盘、长方形托盘等器物，亦非一般生活用品，或许是祭祀用器。
有观点认为此类器物或是在清凉寺烧完素坯后在汝州上釉并完成烧造，但究竟是否存在这一种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与相关研究。如果这一观点正确，是否可能这些在清凉寺烧成的素坯在汝州张公巷窑完成上釉烧造
图十一（张公巷窑出土标本，未用闪光灯摄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结合这一观点茉莉做以下串联：（1）从窑场的性质来看，张公巷窑产品制作讲究，工艺精湛，显然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它的性质应属官窑。众所周知，在记述有关北宋官窑的书籍里，具有可信程度的只有南宋的《坦斋笔衡》及《负暄杂录》。南宋时代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也仅十四个字“政和间（或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暗示着即使在南宋时期，也难以得到关于北宋官窑更多真实信息。大概因为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太短、制作作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更经靖康之变（1126～1127），能流传下来的也极其有限等缘故吧！北宋官窑的设置，可视为徽宗皇帝对已经续烧十数年、属于“官中禁烧”、具有绝美天青色的汝窑这一青瓷高峰的一次超越和挑战，是徽宗皇帝的伟大尝试。如果把“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句中的“京师”理解为朝廷而非指地域，那么比汝窑更精进的制作工艺的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其研究方向似乎又向北宋官窑迈进了一步。
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发言的20多位中外古陶瓷专家学者中8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其中有个别学者认为目前的证据还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发掘才能确认；另有2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是金代以后的窑址，其性质是官窑。
汪庆正：“张公巷被发现后,张公巷出土的瓷片是不同于汝窑的。一、瓷片的胎里含锰少,胎质比汝窑的白;二、釉总体上来说呈乳浊状,比汝窑的厚一点;三、出现了较多的圆形支钉痕,汝窑为芝麻支钉痕;四、瓷片上的开片鱼鳞纹多。谈到这儿就与南宋官窑联系起来了,在杭州发现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上有圆形支钉痕,还有大量的鱼鳞纹瓷片。这说明南宋官窑是从北宋官窑演变而来的,而北宋官窑的前身就是汝窑。张公巷出土的这批东西,除了官窑之外一般民窑绝不会有。”
王光尧：从受命承烧开始,以宝丰清凉寺窑址为代表的汝州瓷窑场开始为官府服务,和其他地方官窑一样,在受命之初烧造的瓷器应是该窑场传统的产品,只是汝窑在承烧的过程中改进了瓷器釉的配方,生产出了天青釉类汝窑瓷器,才以“汝窑为魁”的资质受到认可而专供御用,从而使得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产品被垄断。因产品质量的变化,导致官府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场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地方官窑时期落选品可以岀卖自由处理的方法,变成专烧专供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的碆落选品被打碎集中处理的垄断性管理体制,该处窑场因而具备了供御中央官窑的性质。
（2）从烧制年代上看，张公巷窑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
（3）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秦大树:“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从胎、釉、器型、烧制工艺等看，近年发现的典型张公巷汝窑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
产品主要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以粉白、灰白为主，洁白和浅灰的不多，胎质细腻坚实，断面光洁。
器物多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个别似圈足外撇又不太明显。而碗、盘和各种瓶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张公巷窑产品大多为圈足上刮釉并同时使用支钉支烧。
图十二（张公巷窑的青釉瓷）
为了进一步厘清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官窑青釉瓷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茉莉上手了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收藏的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官瓷片标本，我们把多件标本与《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一书中的原件进行了反复对比。
图十三（河南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和香港收藏家翟建民先生）
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对家乡青瓷情有独钟，敏而好学，并在实践中稳扎稳打建立了个人收藏体系。
图十四、十五、十六（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与瓷片标本对比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第129页）
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高162、口径72、底径62厘米，撇口，鼓腹，高圈足。青绿釉，通体不规则网格纹开片均匀密集，玻璃质感极强，垫烧。这两件北宋张公巷窑青绿釉撇口束颈壶瓷片标本非常难得，胎质细腻坚实，釉色青中带绿。釉面亦开片明显，玻璃质感强。都是撇口口沿的局部。
类似汝官窑的青釉瓷器，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工艺特征上与汝官瓷一样，系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清凉寺汝官窑与张公巷窑的主要区别：
1、汝瓷釉色为纯正的天青色，而张公巷窑瓷釉色呈青绿色，釉面玻璃质感更强，手触有光滑感；
2、汝瓷开片有冰裂纹和鱼鳞状两种，而张公巷窑开片较汝窑细碎、显著；
3、汝瓷胎体呈香灰色，而张公巷窑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作灰白色；
4、汝瓷支烧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如芝麻状，支钉数量绝多为单数3或5枚，而张公巷窑多为平直圈足，外裹足较少，支钉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从3、4枚到5、6枚，单数、双数均有；
5、张公巷窑中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套盒、盏托等不少器型，与汝瓷同类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器型，则为汝窑所不见。
图十七（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
《红楼梦》中最可叹的双姝就是黛玉和宝钗——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河南青瓷双姝清凉寺汝窑官与汝州张公巷窑无疑也是古陶瓷中神秘、璀璨的两颗明珠，美得让人心驰神往，激发我们的探索欲望！
图十八（摄于汝州文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参阅：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2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发现》
3、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新发现》
4、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汝窑遗珍》
5、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北宋汝窑特展》
6、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玉松话汝窑》
7、故宫博物院王光尧《 汝窑与汴京官窑 | 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2010年）》
8、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汝窑的发现与研究》
10、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
11、舒佩琪（台北鸿禧美术馆）：《放大镜下汝窑与张公巷窑青釉瓷新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