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的历史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东邻武威地区和金昌市，西连酒泉地区，公元前121年由汉武帝派霍去病西征，战败匈奴后始设张掖郡，取“断匈奴之臂， 张中国之掖（腋）”之意而得名。张掖地区下辖临泽、高台、山丹、民乐、肃南五县及张掖市，总面积41万平公里，总人口117万
景点一 张掖城内西来寺;西来寺座落在张掖城内西南隅，今西寺寺巷。是张掖市佛教协会所在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寺中有殒石一块（旧称落星石）斗大、椭圆形。寺院中原有木刻像5尊，塑像32尊，在塑像中有32臂的佛像一尊。佛教有显密二宗，张掖各寺院多属显宗，唯西来寺为密宗。
景点二 张掖城内木塔寺；原名万寿寺，位于张掖市县府南街，现为张掖中学校园。寺与塔初建于北周或更早一些，经隋、唐、明、清历代重修。据《重修万寿寺碑记》载，“释迦涅 时，火化三昧，得舍利子八万四千粒。阿育王造塔置瓶每粒各建一塔，甘州木塔其一也”。木塔高328米，八个面，共九级，每级八角上有木刻龙头，口含宝珠，下挂风铃，轻风拂过，铃声悠扬，如听梵香，“木塔疏钟”即为古甘州八景之一。塔主体为木质结构，外檐系楼阁式建造，塔身内壁空心砖砌，每层都有门窗、楼板、回廊和塔心。窗上雕有花饰，门楣嵌砖雕横额。全塔没有一钉一铆，全靠差斗拱、大梁立柱连结，纵横交错，相互拉结，浑然一体。我就是听着木塔上的领声长大的．．．
景点三 张掖城内镇远楼；俗称鼓楼，位于张掖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是河西走廊现存最大的鼓楼。楼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建在一座砖包的高台上，台基宽32米，高9米，基座至楼顶30多米。楼为三层木构塔形，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结构精巧，造型雄伟壮观。基座有“十”字洞通向东西南北与四条大街衔接。楼上四面悬有匾额：东为“金城春雨”，西为“玉关晓月”，南为“祁连睛雪”，北为“居延古牧”，意为东迎金城春雨，西送玉关晓月，南眺祁连雪峰，北望居延牧场，是连接东西南北的中心地带。
现鼓楼东南角悬唐钟一口，系为铜为主的合金铸成，工艺精湛，浑厚雄伟。钟高13米，口径115米，重600公斤。钟身饰有飞天及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图案。此钟古代多用来报时或火灾报警。登楼一览，全城尽收眼底，四野空旷辽远，思古幽情，怀远之念，汇于市声。
景点四 张掖城内甘州古塔；现存的只有木塔和土塔了， 木塔是楼阁式塔。塔，建立在大佛寺内，是覆钵式的塔，亦称喇嘛塔。覆钵还保存了坟冢的形式。这种类型的塔，张掖修建的很多，如东门外的奇峰镇定塔，北门外白塔寺的水塔，南门外崇庆寺的火塔，安阳高寺的吉祥塔等等，都是为高僧、和尚、喇嘛们死后的遗体火葬而建的塔，所以人们称和尚坟。这种塔的特殊艺术风格，是把密檐式空心塔身，全部填成实体，成为实心塔，人们不能登临塔顶。塔的下部增加了一个高大的须弥座，座上雕饰富丽的佛像、菩萨、伎乐，以及狮象等物像图案。张掖古塔中，只有大佛寺金塔殿上的金塔是亭阁式单层方形塔，塔身内设直安置佛像。由于楼阁式塔，虽然雄伟高大，但工程华费浩大，只有帝王和达官富豪才能兴建，平民百姓无能为力。因此在古代建筑中覆钵式塔普遍兴起，楼阁式塔逐渐衰落，所以张掖的众多古塔是覆钵式的喇嘛塔。 张掖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佛教传入我国后，很快兴盛起来。佛寺林立，佛徒众多，晨钟暮鼓，香烟燎绕，颇引一些虔诚僧众来此观光求法；其中西土僧人来者不少，随之建塔这种形式也就流传开了。佛教传播得越来越广，塔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景点五 张掖城内大佛寺；位于张掖市西南部，以拥有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而有名。大佛殿内有身长约三十五米的释迦牟尼涅盘像，故又名“卧佛寺”，为张掖一大胜景。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古建筑20余座，占地3万余平方米。该寺也为全国现存唯一的西夏党项族佛教大寺院，是当时陇西最著名的佛教寺院，鼎盛时期僧众最多时达一万多人。大佛寺是中国西部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佛教博物馆。大佛寺现任方仗觉慧法师，43岁，甘肃省民乐县人，1982年出家，师从达定法师，毕业于湖南长沙学院，大专文化程度，兼任甘肃省佛协常务理事，张掖县政协委员。现任监院理慧法师，46岁，甘肃省民乐县人，1991年出家，师从谛净法师。此寺原来规模宏大，是由牌楼、山门、大佛殿、万圣殿、藏经殿、 配殿、僧舍和佛塔组成的完整建筑群，并有双眼井、木爪树、金塔六角亭鼎等景观。万石洪钟重两千余斤，声透九霄。殿宇巍峨壮观，古木参天，是一个清静去处。
景点六 张掖城内诸葛楼；座落于张掖青年西街。始建于何时无考。整个庙宇建筑别致，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座三间大殿，四面有回廊相通，雕梁画栋，庄严肃穆。诸葛楼建于土墩上，木构歇山脊顶，高楼冲凌霄汉，是宋元向明清过渡的风格。殿内正面是诸葛塑像，身穿八卦服，手执羽扇，庄重严肃，雍容尔雅。左右琴童，分奉琴剑。匾额上分别题：“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另有对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杜甫在《蜀相》中写到 的也是对诸葛亮的最好概括和赞颂。现为劳动街街政府驻地。
景点七 张掖城外四善桥；四善桥座落在张掖城北门外。按四善财、官、丁、寿取义，清嘉庆初年提督苏宁河建造。是护城河(亦称城壕)上 的一座下有青石构筑底座，上有牌楼的石孔拱桥，甚为壮观。这座桥有石雕，上刻龙虎互相搏斗、狮子滚绣球以及梅兰菊竹等图案。这些浮雕均衡相称，刀工粗放，线条苍劲，雕刻精美，形象逼真，是张掖独有的一座石木结构桥。在牌楼上高挂“四善桥”三个遒劲潇洒的大字匾额，还有一副对联：“桥头看月色如画；田畔听水流有声”。赫然入目。每年夏季， 游人过桥小憩，目观乡景，别有一番情趣。现因城市建设需要改建为水泥桥。
景点八 张掖城外森林公园；张掖森林公园，位于张掖市东郊9公里处，甘新公路、兰新铁路从旁而过，交通十方便。这里地貌独特，地势开阔，林茂水秀，花繁草盛，是古丝绸道上文化名城"金张掖"的又一新型风景游览热点。张掖森林公园分为湖光水色、中心景区、儿童游乐园、牧野缩影、沙滩湖影，试示范展览五大景区。
景点九 张掖城外东山寺和西武当；东山寺位天张掖城东三十余华里的合黎山中，是晋代著名学者郭荷的隐居处。有门、有院、有殿、却无僧、无道。全靠香客和游山玩景者维护殿堂的安全。 殿堂雕梁画栋，装饰丰富多彩，特别是殿顶上“二龙戏珠”、“三星高照”的雕塑，造型别致。门额上书写“灵宫殿”三字，俗称“黑虎殿”。朝山拜佛者至此停车歇马，步入只能容一人通行的羊肠小道，约走五六华里，豁然开朗，在两山峭壁之间，一股悠悠溪水，穿密林，破乱石，从绝幽奇境中夺路而出，直奔两山峡口外的“灵官殿”，淌入石缝， 变成暗流。仰望主峰有大小寺庙一、二十座，大多是明清时代的道教官观。主蜂之北叫南寺，主蜂之南叫北寺。北寺最高处是“真武阁”；殿堂建筑玲珑剔透，画栋雕梁，飞檐耸背，傍山而筑，层层递升，雄伟壮观。这里塑有道教教主李老君的巨型造像，慈眉善眼，神态安祥。南寺楼阁层迭，多在山间。朝日初上，烟霞掩映，宛如蓬莱仙境。 东山寺从山脚到山顶，移步有花，仰首见树，回荡着一支绿色的韵律。 西武当位于张掖城西七十多华里的祁连山中，它也景色秀丽，梵宇林立，风景宜人。过龙首堡，沿着山脚向西南行，有一古曲阁楼式宫观，名叫“景罗宫”。殿周烟气袅袅，钟声阵阵，声调悠扬。依山势分建各种寺庙。通往主峰中间有三个崖级当道，人们称为天门。在天门之外，主峰之上，有规模宏大，风格独特的“金顶”供洪钧老祖。黄琉璃瓦盖顶，阳光下金碧辉煌。殿柱上有两副楹联：一联是“春风拂我腾云过；秋霜迎宾驾雾行”。横额“纵行云上”。一联是“有志当行云中路；无胆且看天上人”。楹额“人在天中”。还有一松林叫“松树洼”，当松花开放时，青紫相间，蔚成绿景，而微风吹动，涛声四起，如万马奔腾。 “松树洼”过后，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林木苍翠，腐叶陈积，保留了原始植被，呈现出古峡原野的自然风光。远远望去，山上石隙浅涧颇多，传说：古时鸽子云集，又名鸽子窝。每年盛夏，游人如云，白云飘荡，灰鸽翱翔，飞燕低回，草虫鸣叫，令人流连忘返。 现在这两处名胜，山水林木依旧，寺庙已不复见，景色仍不减当年．
景点十 张掖城外黑水国遗址； 黑水国古城，民间亦称甘州老城，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黑水国遗址位于甘州城区西北125公里处，南北长15公里，东西长10公里，是集汉唐古城、史前遗址、古寺院遗址、古屯庄、古墓葬为一体的庞大的甘州“历史古籍”，也是集古代人文风光、沙丘、湖泊、芦荡、湿地为一体的河西“特色画册”，在考古界有“河西文物宝地”之誉，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西汉以前匈奴移居这里，划疆为小月氏国国都，因在黑水滨，故称“黑水国。黑水国古城遗址分南北两城，相距约3公里。南城位于距国道312线南1公里处，东西长258米，南北宽226米，总面积58万平方米。现存城墙多为明代所筑。城内建筑遗址密集，散存有大量汉代砖块，遗址内发现的壁画有《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故事情节。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北城在国道312线以北2公里处，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20米。门开在南面，穿过坍塌附毁的城门，看到满目的残垣断壁与散落的瓷片汉砖，连同四周绵延起伏的沙丘，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隧道。幽暗中依稀听得刀俞的碰击声、市肆的叫卖声、茶楼的稳弦声和逃离古城时慌不择路的呼喊声。也仿佛站在了历史的高空，清晰地看到了月氏聚牧、汉匈争战、茶马交易、兵防屯驻、沙毁古城的漫漫岁月；看到了古城的繁荣、悲壮、沉稳和脆弱对历史的演绎；看到了遥远的汉唐。古城为丝绸之路上的商旅迎来了黎明，送走了夕阳。这里的古迹胜景，令中外游人着迷，许多游客千里迢迢前来寻古控幽。随着甘州区旅游产业开发步伐的加快，会有更多的中外旅游爱好者前来旅游观光、投资开发，黑水国遗址将会成为甘州旅游的新亮点。
晚上你可以伴着西下的暖阳去张掖广场走走 也可以去鼓楼附近的小吃城 张掖的特色小吃很多 臊面 小饭 搓鱼子 八宝醪糟 灰豆汤 梗粉 我最怀念的还是面筋 牛肉面 虽然牛肉面是兰州的特色 但我们张掖的牛肉面也很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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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瓷器的产生和发展
瓷器的前身是原始青瓷，它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中国最早的原始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 器类有罐和钵。原始青瓷在中国分布较广，黄河领域、长江中下游及南方地区都有发现。
中国真正的瓷器出现是在东汉时期（公元23－220年）。首先是在南方地区的浙江省开始出现的。浙江绍兴上虞县上浦小仙坛发现东汉晚期瓷窑址和青瓷等。瓷片质地细腻，釉面有光泽，胎釉结合紧密牢固。从显微照相可见，青瓷残片釉下已无残留石英。这种釉无论在外貌上，或是显微结构上，都已摆脱了原始青瓷的原始性。已符合真正的瓷器标准了。
东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1年） 南方青瓷的生产，如浙江越窑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绍兴、余杭、吴兴等地也都设有窑场，形成独自的窑系。所谓窑系，是指某一著名窑场与附近或外省的一些窑场均生产某一种或几种相同类型的产品，这些窑场就构成一个窑系，以主要和最有影响的窑场命名。浙江是中国最早形成窑系的地区，其原因可能与这里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制瓷业特别发达有关。
越窑生产青瓷与黑瓷，到西晋晚期也生产青釉褐斑瓷，即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加上褐色点彩，以打破青瓷的单色格调。
三国时越窑的产品胎质坚硬细腻，呈浅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黄或青少见；器型有碗、碟、罐、壶、洗、盆、钵、盒、盘、耳杯、香炉唾壶、虎子、水盂、泡菜坛等日用瓷。西晋时又出现了了扁壶、鸡壶、烛台和辟邪等新产品。南朝时佛教盛行，瓷器上多以莲瓣或莲花作为装饰。从三国到隋统一前的数百年中，以越窑为代表的瓷器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品种繁多，式样新颖，已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用具。
此外，在南方当时还有婺州窑、湘阴窑和丰城窑等著名窑址。
北方瓷器的出现要晚于南方，大致是从北魏晚期到隋（公元581－618年）统一前的近百年中发展起来的。北朝青瓷的器型有碗、盘、杯、罐、壶、瓶、盒等，多为日常用品，陈设品较少。莲瓣罐是北朝典型产品。它有三系、四系、六系和方系、圆系、条系的区别，均从肩至腹堆塑成肥硕的莲瓣，有六瓣或八瓣不等，底有圈足。最能代表北方青瓷生产水平的器物，是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4件莲花尊。其体积最大的一件高约70厘米，口至肩部有三周贴花，饰飞天纹、宝相花纹、兽面纹和蟠龙纹。肩有六系，其下有六层堆塑上覆下仰莲瓣纹。
北方瓷器生产虽晚于南方数百年，但它一旦掌握了青瓷生产之后，便迅速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艺水平，并结合北方的人文特点，导致了白瓷的出现。白瓷是由青瓷发展而来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胎、釉中含铁量的不同。瓷土含铁量少则胎呈白色，含铁量多则胎色较暗，呈灰、浅灰或深灰色。就瓷器本身的发展而言，是从单釉瓷向彩瓷发展的，无论是褐绿彩、白地黑花、青花、釉里红，还是斗彩、五彩、粉彩或珐琅彩，都是以白色为衬托，来展现各种色彩的艳丽与美妙的。所以，白瓷的产生，对瓷器的发展有及深远的影响，至唐代已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器，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白瓷器，有碗、杯、三系罐、四系罐、长颈瓶等。
唐代（公元618－917年）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 、三彩瓷；以及湖南长沙窑的复彩瓷均有较大的发展。
其中，长沙窑的瓷器在亚非13个国家、73个地点都有出土，说明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外。从其产品中的胡人雕塑、椰枣、棕榈纹样及书写阿拉伯文等方面来看，可能出现了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
宋代（公元960－1279年）在唐代的基础之上，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并称于世的现象。
元代（公元1279－1368年）是中国瓷器生产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有创新和发展。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最为突出的则是青花和釉里红的烧制。
青花瓷一般指的是由钴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作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经高温一次烧成，呈白地蓝花的釉下彩瓷。青花瓷充分体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它一经在景德镇出现，就以极旺盛的生命力而迅速发展，成为生产的主流达数百年之久，并远销国内各地及亚、非诸国；釉里红是用铜红料作为呈色剂，在胎上绘以纹饰，在罩以透明釉，在高温还原气氛中烧成的呈釉下红彩的瓷器。釉里红的烧成难度大，成品率底，尤其是色纯正者少。釉里红呈色鲜艳，白地红花引人瞩目，极受人们的欢迎。
明（公元1368－1644年）清（公元1644－1911年）两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最鼎盛时期，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高峰。景德镇作为“瓷都”的确立，使景德镇窑统治明清两代瓷坛长达数百年，直至今日。当时，各种颜色釉瓷和彩绘瓷是景德镇制瓷水平的突出代表。
陶瓷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进入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外文化间的交流，中国逐渐被誉为“丝国”；进入中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外销，中国又开始以“瓷国”享誉于世。从8世纪末开始，中国陶瓷开始向外输出。经晚唐五代到宋初，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阶段输出的陶瓷品种有唐三彩、邢窑（包括定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和橄榄釉青瓷（即广东近海一带的窑口生产的碗和作为储藏容器的罐）。输出的地区与国别有：东北亚的朝鲜与日本；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亚的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印度；西亚的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阿曼；北非的埃及；东非的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此时海上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从扬州或明州（今宁波）经朝鲜或直达日本的航线；二是从广州出发、到东南亚各国，或出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经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的航线。当时有些船只继续沿阿拉伯半岛西航可达非洲。前述亚非各国中世纪遗迹出土晚唐五代宋初的瓷器，就是经过这两条航线而运输的。
宋元到明初是中国瓷输出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向外国输出的瓷器品种主要是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瓷、釉下黑彩瓷，吉州窑瓷，赣州窑瓷，福建、两广一些窑所产青瓷，建窑黑瓷，浙江金华铁店窑仿钧釉瓷，磁州窑瓷，定窑瓷，耀州窑瓷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朝鲜新安海底沉船经11次发掘，出土陶瓷器2万余万件，除极个别的为朝鲜瓷和日本瓷外，均属中国所产，其中绝大多数已判明所属窑口。宋元外销瓷输往的国家较前大为增加，有东北亚、东南亚的全部国家，南亚和西亚的大部分国家，非洲东海岸各国及内陆的津巴布韦等国。宋、元、明初时期的航线，主要有航行到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航线及通往波斯湾等地的印度洋航线。这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首先发明和使用的用高岭土等烧制而成的传统工艺、日用品。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造和使用陶器。在制陶工艺发展的基础上，于35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创造出了原始瓷器。经过长期的改进，在公元 2世纪的汉代末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以后，瓷器由中国传播到其他国家，中国在世界上博得“瓷之国”的称号。
青瓷、白瓷 中国最早出现的瓷器是青瓷，因器表均施有一层薄薄的青釉而得名。商代青瓷已具备了胎质灰白、火候达1100℃以上、胎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等瓷的基本特征，但它在原料加工、器物成型以及烧窑技术上还比较原始，故称它为原始青瓷。西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内部进一步分工，原始青瓷的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城邑规模扩大,瓷器的烧制更加集中和专业化。此时烧制的瓷器，在胎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技术等方面已不同于原始青瓷。在造型上有精致的加工，多仿青铜器，如提梁三足鼎、、、整套编钟等。
秦汉两代，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瓷器生产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在长期制陶烧瓷的实践中，对原料的选择，坯泥的淘洗，器物的成型，施釉直至烧窑等技术，都有明显的改进和提高，形成完整的工艺体系。到东汉晚期,终于烧成了成熟的青瓷。中国瓷器的出现,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国时期的青瓷仍保留着前代的许多特点，它的胎质坚硬细腻,呈淡灰色,釉汁纯净,以淡青色为主,施釉均匀。器物上的装饰常见的有弦纹、水波纹、铺首、方格网纹和耳面印叶脉纹等，并在谷仓上堆塑各种人物、飞禽、走兽等，极为生动。
西晋的制瓷技术益加精巧，既实用又美观，青瓷的用途也扩大到人们日常生活的酒器、餐具和卫生用具等各个方面。东晋人口南移，南方出现城市繁荣，社会上对瓷器的需要量进一步增加。这时南方青瓷造型趋向简朴，装饰减少，有些器物只作简单的褐色斑点。南朝时期，青瓷上出现莲花瓣装饰。北方一度陷于战乱，但在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制瓷业又发展起来。北方青瓷在造型、胎釉、纹饰等方面与南方不同，一般器型较大，以尊、瓶、罐、钵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较厚，玻璃质强，流动性大，器表往往有玻璃质流珠现象。器物多以莲花瓣纹、忍冬纹作装饰，装饰方法有堆贴、模印、刻划多种。北方青瓷的莲花纹饰与佛教的盛行关系密切。
白瓷的烧制,始于6世纪的北齐，当时尚属初创。隋统一全国，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瓷器生产除了继承北朝的青瓷外,还成功地完成了白瓷的烧制。这样,中国瓷器便由青瓷发展到了白瓷的阶段，为以后彩瓷的出现创造了物质和技术条件。唐代建立了更加繁荣昌盛的大帝国。瓷器的生产不仅满足国内各大都市市场上的需要，还远销到国外。当时的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南北两大瓷窑系统。邢窑白瓷质地坚硬，制作精致，胎釉洁白如雪。在它的影响下，北方又出现了另一个著名的白瓷窑——定窑。此外，河南巩县、密县、登封、郏县、荥阳、安阳，以及山西浑源、平定，陕西耀州，安徽萧县等，都兴起了烧白瓷的瓷窑。唐代南方的越窑青瓷，以新的面貌出现。许多瓷窑受其影响而烧制青瓷，形成了越窑青瓷系统。唐代陆羽（733～804）的《茶经》里写道：“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磁类雪,越磁类冰”,这是陆羽对邢、越二窑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唐代瓷器生产成就的一个简略的概括。河南的禹县、郏县、鲁山等地区的瓷窑，还烧制出一种黑瓷地上带乳白色、中间呈现出蓝色针状的斑块装饰的花瓷，这一新兴品种为后来的钧窑窑变釉的烧制打下了基础。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商品经济相应地发展起来。各方面对瓷器的需要量增加，制作技术又有较大发展：①宫廷皇室需用的高级瓷器，由官办瓷窑烧制。官办瓷窑严格按照宫廷设计的式样进行生产，造型多仿古，以青瓷为主，注重釉色美。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烧制的瓷器严禁民间使用。②广大城乡民众所需要的日用瓷器，由南北各地民间瓷窑进行生产。由于它是商品生产,销路好的瓷器各窑争相烧制,一窑创新，各窑模仿，结果就形成了各种窑系。北方主要有定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钧窑系；南方有龙泉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这些瓷窑不受宫廷规格的束缚，定窑的印花，耀州窑的刻花，钧窑的铜红窑变釉色，磁州窑的白地黑花，龙泉窑的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景德镇窑青白瓷的色质如玉等，各具特色。③对外贸易用瓷，瓷窑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烧制有仿龙泉窑的青瓷和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两大类，它们分别属于龙泉窑系与青白瓷系。各类瓷窑在经营性质上是不同的，官窑与民窑具有严格的界限。官窑生产出类拔萃的精品，民间不得使用，而宫廷需求有限，时烧时废，得不到发展。民窑则相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向前发展。民间瓷窑的大量兴起，是宋代瓷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青花、釉里红和各种彩瓷 元代瓷器虽然继承了宋代南北各个主要瓷窑的生产，但北方瓷窑没有多大的创新之作，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如宋代。南方的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则超过宋代，得到了较大发展。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瓷器的进步。它的青花与釉里红瓷器的烧成，是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青花是用钴料在胎上绘画，然后上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因它的蓝色彩绘是在釉下，故又称“釉下蓝”。青花瓷器具有呈色淡雅、永不退色、题材丰富与实用美观等优点，一出现，便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釉里红瓷器的作法与青花相同，只是呈色原料为氧化铜，因其不易烧成而未能与青花瓷器一样得到发展。元代青花瓷器的烧造，给景德镇带来了繁荣。
明代在景德镇设置专为生产御器的官窑（见彩图[明代景德镇瓷器御制厂(选自《景德镇陶录》)]）。又对民窑采取“官搭民烧”即“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等手段，来为宫廷烧制瓷器，民窑得到普遍发展，景德镇成为全国瓷器的烧造中心。明代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器，色调浓艳，具有元代青花的许多特征。明成化时，在釉下青花的瓷器上，再加上红、绿、黄、紫等彩，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斗彩”。明嘉靖、万历时，又兴起了“五彩”。清代也在景德镇设御瓷厂，但烧瓷主要都在民窑。清康熙时继承与发展了五彩，并创烧了“珐琅彩”。清雍正时期又烧制出“粉彩”。清乾隆时的突出成就是转心瓶的烧制，以及成功地仿烧漆、木、铜器物和各种果品等。清代瓷器，集历代烧瓷之大成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达到了中国瓷器烧造的历史高峰。
瓷器的对外传播 中国瓷器早在唐代即沿陆路和海路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在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半岛的许多地区都有出土，在巴基斯坦的布拉明那巴德、埃及的福斯塔特古遗址中均有发现。宋代海运发达，在通往亚非的交通线的主要地区，均发现有中国青瓷和青白瓷。宋人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记有近20个国家与中国交易瓷器。元代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出口，受到广泛的欢迎。明代郑和(1371～1435)开辟了横渡印度洋通往非洲东海岸的航路，中国瓷器行销更广。与郑和同行的费信(1388～)在《星槎胜览》中记述,进行瓷器交易的有20余国。欧洲先是由阿拉伯商人贩去中国瓷器，16世纪葡萄牙、荷兰商人来中国贩运。近人考察，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中国瓷器即有1600万件以上。
中国制瓷技术最早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朝鲜在10世纪初即已仿造越窑、汝窑青瓷，日本在南宋和明初都曾派人来中国学习制瓷。11世纪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波斯，又从波斯传到阿拉伯，15世纪传到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各国。14～15世纪中亚、欧洲所造瓷器中常具有中国风格。
中国瓷器和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是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人类的远古创造，而瓷器却是中国人的独有发明，瓷的出现不仅赋予陶器以矿石元素的光洁晶莹，更为之融入了艺术的灵魂，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了稀世珍宝，让人们不由得为之心醉神迷……那么，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发现了这种曼妙迷离的美？勤劳而智慧的他们又是怎么将这种美发展到了极致的呢？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引 言 景德镇是江西省东北部一个市镇，地方不大，但名声很大，无论古今中外，都知道景德镇以产“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而成为举世瞩目的瓷城。“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这是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对景德镇的高度评价，景德镇也当之无愧。
景德镇的形成阶段 景德镇在东晋叫新平镇，唐武德四年改镇为县，仍叫新平。因其雄居昌江南岸，又叫昌南镇。北宋真宗时（公元1004--1007年）改名为景德镇。当时，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光致茂美，名扬海内，真宗皇帝赵恒派官员到镇督造瓷器，贡奉朝廷，并命陶工在瓷器底部写上“景德年制”四字。景德是真宗年号，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为景德镇，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景德镇瓷器名闻天下，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瓷器的，目前尚无定论，据史书记载：景德镇陶瓷业是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即东汉时代开始的；经过三国、魏晋到公元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的陈朝，它的瓷业生产已较有名气了；唐代景德镇产的瓷器被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廷，”名震天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唐代及唐以前的窑址和实物，在这个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窑址及瓷片，均为五代时期。在没有找到新的实物证据前，只能把五代作为景德镇瓷业的开始。
五代景德镇 五代时，景德镇瓷业已初具规模。当时，景德镇制瓷还没有使用高岭土作瓷坯原料，仅用瓷石作原料。这种单一的原料制胎，史称“一元配方”。用瓷石制成的坯，在高温下易变形。为减少变形，陶瓷工就把底足加厚加重，以承受上面的压力，这样瓷器的造型风格受到一定影响。五代时，景德镇的主要产品是青瓷和白瓷。青瓷，胎呈灰色，与当时名噪南方的浙江越窑制品风格相近，其质量上乘的制品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白瓷较精，白瓷胎致密坚实，吸水率低，色调纯正，与北方白瓷接近，但透光度更好。五代景德镇烧制白瓷的成就，对于该地区宋代青白瓷的制作以及明清时期彩瓷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景德镇也是南方最早生产白瓷的地方，它开始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但从全国范围来说，那时的制瓷格局是“南青北白”，即南方以浙江越窑青瓷为代表，北方以河北邢窑白瓷为代表，景德镇窑同它们相比，还稍逊一筹。五代是景德镇瓷业的起步阶段。
宋代景德镇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社会恢复安定，生产得以发展，制瓷业也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各地名窑名瓷不断涌现，其中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哥窑被后人称为五大名窑，成为当时制瓷水平最高的代表。受其影响，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日益成熟，规模迅速发展（瓷窑多达300余处），质量也有很大提高。宋代景德镇主要烧制青白瓷一种品种。这种瓷器因釉色青中显白，白中泛青，介于青、白之间，故得名（也称为影青、映青、隐青）。青白瓷，清淡高雅，俊秀挺拔，享有“饶玉”之称（即饶州之玉，因景德镇在宋时属饶州）。它是景德镇独创的一种瓷器，因而也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珍贵的品类。
青白瓷以日用器为主，饮食具有碟、盘、碗，酒具有注子、注碗、杯；卫生具有钵、洗和各式香薰，照明具有灯盏，瓷枕有象枕、狮枕等，盛化妆品和香料的盒更是丰富多彩，还有浮雕人物。齐全的品种说明，景德镇瓷工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器物的成型方法；而且还出现了较细致的分工。
此时，瓷工们对成型质量非常讲究，坯胎已做得很薄，坯体表面也加工得十分精细，再辅之刻花、篦点、篦纹和印花装饰，与影青釉相互配合，相互辉映，使青白瓷真正收到了光致茂美的艺术效果。它常见花纹有牡丹、莲、梅、卷草、凤、鱼、婴戏等。北宋前期，青白瓷多光素无花纹，器形规整，釉质润洁，有“冰肌玉骨”之誉。北宋中期以后，刻花、篦点、篦划纹饰在器物上大量出现。南宋以后，盛行印花装饰。其纹饰题材，布局方法，明显受到河北定窑影响，因而又被称为“南定瓷”（即南方的定窑）。如果从瓷器的致密度、透光度、烧制技术等方面比较，青白瓷比定窑瓷好，青白瓷的白度和透光度都很高，已接近现代细瓷的标准。此后，社会上大量使用的白瓷都是在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白瓷的出现，使景德镇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它以其独特的风姿而具备了与同时代的其它名窑名瓷一争高下的实力。
色质如玉的青白瓷一出现，就倍受人们喜爱。这也使它的销售市场极为广阔，不仅销往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大量销往海外。青白瓷对江南地区的瓷窑影响很大，出现了许多模仿青白瓷的瓷窑（共计有8省
34个县），它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青白瓷系。青白瓷系是江南地区两大瓷窑之一，影响面之大，居宋代六大瓷系的首位。
宋代是景德镇瓷业全面发展的阶段。
元代景德镇 元王朝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什么元王朝要把唯一的为皇室服务的瓷局设在景德镇呢？这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崇尚白色，以白为贵，当时，景德镇大量烧造青白瓷，这种白色调瓷器博得了蒙古统治者的喜爱。这便是他们把瓷局设在景德镇的主要原因。浮梁瓷局的设立，使景德镇倍受“关怀”，它得以集中全国各窑场的优秀工匠，得以垄断优良的原料等，这为瓷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元代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社会趋于稳定，蒙古统治者虽不善于治国之术，却大力提倡海外贸易。那时，中国的瓷器输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广阔的海外市场，必然刺激各种手工业发展，它对于在宋代已有广大市场的景德镇制瓷业来说，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元代景德镇瓷业的辉煌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元代景德镇瓷工凭借其出奇的创造力，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发现了新的优良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并把它掺进瓷石制胎，这便是著名的“二元配方法”。高岭土（此土产于景德镇市东北45公里处的东埠高岭村的高岭山，故名之，它也是国际通用的专门术语。此后，就把这种能制瓷的白色粘土通称为“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的伟大创举，在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其一，迎来了瓷业的繁荣。南宋后期，景德镇出现了原料危机，上层优质瓷石枯竭，瓷业生产陷入困境。高岭土的应用，使过去无法利用的藏量巨大的中下层瓷石得以使用，从而使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以来的原料危机，迎来了元代瓷业的兴旺发达，也为明清景德镇瓷业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其二，减少制品变形。高岭土掺进瓷石制胎，提高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使制品的烧成范围增宽，变形减少，成品率提高。高岭土在瓷胎中起到骨料作用，因而能烧造颇具气势的大件瓷器。高岭土的应用，改善了瓷器的理化性能，景德镇瓷器由低火度的软质瓷变成高火度的硬质瓷，从而完成了中国陶瓷史上一次巨大的、质的飞跃。其三，降低了成本。高岭土是土质原料，采掘方便，仅需淘洗即可使用（瓷石需经长时间粉碎后才能使用），这样，瓷器的成本必然会有所降低。高岭土的应用，是元代景德镇瓷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它给景德镇瓷业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枢府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一种白胎白釉瓷器（因有的器物上刻有“枢”、“府”二字，而得其名）。同青白瓷相比，枢府器胎体稍厚，釉色偏白，呈鹅蛋色泽，故又称“卵白釉”瓷器。它具有烧成温度高，胎釉结合紧密的特点，而成为一代名品。卵白釉瓷分精、粗两类。精制的制品基本为白乳浊釉色，有印花装饰；较粗的制品一般胎体厚重，素面无纹饰，釉色白中略显灰青。卵白釉的出现，为青花和釉里红的艺术效果提供了物质条件。元代景德镇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烧制出成熟的青花瓷（青花瓷是指一种在瓷胎上用钴料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1300℃左右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蓝彩瓷器）。清新明丽的青花瓷取代了元代以前的刻、划、印花等装饰技法，而成为我国陶瓷装饰的主流，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青花瓷的出现，使其它大部分古老的窑场都相形见绌，它昭示着景德镇瓷业的高度发展。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优良的使用价值，赢得了古今中外人士的喜爱，为此，青花瓷的生产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绝大部分供外销，主要销往伊斯兰教地区。销往这一地区的青花瓷器多数是大件器，各式盘的口径一般在35--45厘米之间，大的达58厘米之多。这是适应当地生活习惯，为人们围在一起，席地而坐吃抓饭时所使用的。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的又一重要发明。釉里红也是釉下彩，在操作上亦与青花相同；与青花不同的是，青花的着色剂是氧化钴，釉里红则为氧化铜的呈色。元代釉里红的呈色红而不鲜，朴实无华，
象征吉祥与富贵，深得人们喜爱。釉里红可以单独装饰瓷器，也可以与青花结合，称作青花釉里红器。青花和釉里红的综合装饰，有着奇特的艺术效果，二者相互衬托，显得和谐高雅。它至今仍为景德镇瓷器中的名贵产品。此外，金彩、珐华彩、红釉和蓝釉等，也是当时的新品种。这些颜色釉的出现，大大丰富了瓷器的彩饰技法，它表明景德镇瓷工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色剂的使用方法。元代景德镇的瓷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开始进入黄金时代，它为明清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明代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瓷业在宋元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宋元以前，名窑遍布全国，各名窑产品各具特色，并且都有各自市场；但制作水平相差无几。从明代开始，景德镇瓷业的技术水平和烧造规模都明显地超过各地窑场，其产品几乎占据了全国主要市场，而至精至美的宫廷用瓷也几乎全部由景德镇供应。由此，景德镇成为 “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瓷业中心。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有利的地理环境外，御器厂的设立也有重要作用。在元代浮梁瓷局的基础上，明洪武年间，朝廷又在景德镇设立了御器厂，亦即官窑，专烧皇室用瓷。为满足宫廷需要，官窑不计成本，讲究质量，向高、精度发展，同时还不断开发新品种，从而也带动了民窑的发展。民窑为了扩大市场，也不断提高质量。这样就出现了“官民竞市”的繁荣景象。据史料记载，明代景德镇制瓷最盛时期有官窑58座，民窑900余座，从事瓷业的瓷工达10余万众，出现了“昼间白烟掩空，夜间红焰烧天”的盛况。清清昌江水，悠悠贯城过。在这条古代景德镇主要的交通运输道上，每日装运瓷器的“舟帆日日蔽江来。”瓷器为景德镇这座江南山区的古镇，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空前的兴旺。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景德镇民窑的分工很细，从瓷土开采到瓷器烧成，要经过72道工序；同时，官窑的分工也极其细致，御窑厂内有大碗作，酒盅作等23种专业分工。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力，也提高了产品质量。当时，所产瓷器的瓷质细腻，釉色精美，艺术造脂相当高。瓷器以青花为最主要产品，其它各类品种也很出色；还能烧造气势宏伟的大龙缸和薄如蝉翼的薄胎瓷。按制瓷工艺分有：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和颜色釉四大类。
釉下彩是指青花，釉里红和青花釉里红，因彩绘在生胎上，着釉后一次烧成而得名。明代景德镇青花器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由于绘画用的钴料和绘画题材、笔法的不同，明代各个时期的青花瓷往往各具特色，千瓷百态，例如早期青花色泽浓艳凝重，中期浅淡秀雅，晚期鲜艳且蓝中泛紫，末期则蓝中带灰。此时，官窑青花精细优美，民窑青花也不乏精致之作。在青花的制作和青料的运用上，明代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而成为中国青花瓷发展的顶峰。釉里红的制作在洪武时发展到极盛阶段，宣德釉里红器也颇有盛名，其后，釉里红器逐渐减少。青花釉里红创烧于元代，但未见成功之作，明宣德时，烧制出了较成功的青花釉里红。釉上彩是指在已烧成的瓷器上进行彩绘，彩在釉上而得名。明代景德镇釉上彩品种丰富，有单彩、三彩和青花五彩等。青花五彩创制于宣德朝，盛行于嘉靖、万历朝。嘉靖、万历青花五彩浓艳夺目，不但官窑器精彩纷呈，民窑器也争奇斗艳，青花五彩制作技艺步入一个新阶段。斗彩，是釉下青花同釉上彩相结合的彩瓷工艺。真正的斗彩创造于明成化年间，以后各朝均有烧制，但以成化斗彩成就最高、名气最大。颜色釉是指各种色泽的高温釉和低温釉。它有一种色泽的单色釉，也有多种色泽施于一器的杂色釉。明代景德镇的颜色釉瓷，主要是官窑制品。明代的白瓷属于高温颜色釉。明代白瓷胎体薄、白度高，这种白瓷釉色柔和，给人以“甜润”的感觉，被称为“甜白瓷”。此后，各朝的白瓷均别具一格，如宣德白瓷“光莹如玉”，嘉靖白瓷“纯净无杂”，万历白瓷“透亮明快。”高质量的白瓷为彩瓷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永乐，宣德时成功地烧造出高温铜红釉器，即“祭红”，它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色调纯正的红釉瓷，也是景德镇瓷工的又一重大贡献。宣德以后，高温铜红釉渐趋衰落。此外，明代景德镇烧制的高温蓝釉、柿色釉、黑釉和青釉等都有极高的成就；其低温的孔雀绿釉、铁红釉、黄釉也很出色；嘉靖时，杂色釉制作特别兴盛。
明代景德镇瓷器大量外销，它不但销往亚洲和非洲，还销往欧洲。随着瓷器的输出，明代景德镇的瓷艺也对世界各国的陶瓷产生了影响。在埃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等国制作 的陶器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影响，有些产品模仿得非常逼真，在形状、图案、纹饰上与明代景德镇瓷器的风格很接近。随着瓷器的输出，景德镇制瓷技术也传播到世界各地。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泰国、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稍后，经阿拉伯人传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丹麦等国，为欧洲制瓷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明代景德镇瓷业的成就是巨大的，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明代景德镇无可争辩地成了中国的瓷都，也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瓷城。
清代景德镇 在清代，景德镇始终保持着中国瓷都的地位。瓷业生产仍分官窑和民窑两类，但官窑和民窑的关系与明代相比有区别，它废除了明代官窑官办官烧的制度，采用官搭民烧制度；取消了明代那种对民窑限制性的禁令，充分释放了民窑的发展潜力。民窑的生产规模，专业分工都上了一个新台阶。烧制技术普遍提高，精细瓷器不断涌现，清代官窑瓷器多为民窑所出。官窑、民窑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促进了整个瓷业的发展。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业得到了巨大发展，进入了我国古代陶瓷史上极盛的黄金时期。其全盛时期，制瓷工人有20余万之多。法国传教士殷弘绪（汉名）在康熙51年（公元1712年）写的信中这样描述景德镇：“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分是商人，他们有占地面积很大的住宅，雇佣的职工多得惊人。按一般的说法。此镇有一百万人口，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浮梁县志》说：“昔日景德镇只有三百座窑，而现在窑数已达三千座。……到了夜晚，它好像是被火焰包围着的一座巨城，也像一座有许多烟囱的大火炉。”这里的数字可能有些不准确，但它却实实在在反映出清初景德镇瓷业已十分繁荣昌盛这一事实。就整个清代来说，景德镇瓷都的地位比明代更突出：全部的宫廷用瓷由景德镇供应，社会上绝大部分民间用瓷也由景德镇供应；景德镇瓷器还销往世界五大洲，其中销往欧洲的瓷器的数量非常巨大。当时的外销瓷，大多是按照外国指定品种、器形、图案和色彩进行制作的。这些对景德镇的制瓷技术的提高，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清代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工对窑炉进行了改革，他们吸取了北方馒头窑和南方龙窑的优点，发明了蛋形窑（其形状像半个鸡蛋覆于地面，故名为“蛋形窑”）。蛋形窑也叫镇窑，又因其以松柴为燃料，所以又把它称为“柴窑”。它以容量大，烧成快和利用还原焰见长。我们知道，决定瓷器品质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原料，二是窑炉烧成技术。因此，窑炉便构成我国优秀传统制瓷工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蛋形窑在我国陶瓷史及窑炉技术史上有特殊地位，也对欧洲的陶瓷窑炉产生了重大影响。蛋形窑的出现，为景德镇瓷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改进制备工艺，在瓷胎上大大增加了高岭土的用量，使瓷胎的理化性能大大提高，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
清代景德镇的瓷器，胎质坚实致密，略呈半透明状，釉色洁白纯净，莹润如脂。这为彩瓷和颜色釉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青花瓷仍是清代景德镇最主要产品，其中尤以康熙时的民窑青花最著名。康熙青花题材多样，色分五等，成为整个清代青花瓷的代表。除康熙青花外，康熙釉下彩还有青花釉里红，釉三彩和各种色地釉下彩，它们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其中釉里三彩是康熙朝创烧的新品种。康熙釉上彩也是百花争艳，康熙五彩便是其中一个著名品牌。它的重大突破就是用釉上蓝彩代替了明代青花五彩中所用的釉下青花，并将黑彩也用作釉上装饰，丰富了彩色，是一种纯粹用釉上彩料绘就的五彩瓷。此时，瓷工利用国外进口的珐琅彩料烧制出颜色丰富的珐琅彩瓷；景德镇瓷工又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参照珐琅彩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一种新的釉上彩——粉彩。此外，康熙斗彩、素三彩也相当出色。康熙颜色釉更是品种繁多，美不胜收。光红釉就有铁红、铜红、金红之分；蓝釉有天蓝、霁蓝、洒蓝之别；既有变幻莫测的窑变花釉，又要别具一格的结晶釉；它们之中，尤以郎窑红和豇豆红而享誉天下。
雍正一朝时间虽短，但它的制瓷成就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品种之多，制作工艺之精湛，都是其他朝代所无法比拟的。雍正朝的颜色釉，以仿官窑、哥窑、汝窑、钧窑为最有名，仿制技艺均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境界。其青釉的烧制水平攀上了历史的顶峰，釉里红发色鲜艳，成为空前绝后的杰作。在康熙粉彩的基础上，雍正粉彩的技艺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无论官窑、民窑、粉彩瓷的制作都非常讲究。自雍正开始的整个清代，粉彩成为了彩瓷的主流，它和青花两个品种在整个景德镇烧制的瓷器中占了极大比重。另外，低温胭脂水釉的制作水平也创了历史新高，炉均釉则是雍正朝首创。
乾隆时期，景德镇瓷器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攀上了历史的新高，其精美奇巧的造型，五彩缤纷的釉色，华缛多姿的纹饰，都堪称一代之奇。若单从成型技巧角度看，乾隆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确实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竭尽制作之能事，无论大件器小件器，均不惜工本，精益求精。青花、斗彩、珐琅彩、金彩、粉彩制品，在继承雍正的传统上，都有极精致的产品；高温和低温的各种色釉如红釉、蓝釉、青釉、松石绿釉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乾隆朝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极大地发展了特种工艺瓷，如“象生瓷”和“仿生瓷”。象生瓷是用瓷土塑造植物、动物及干鲜果品的形象。所仿胡桃、藕、石榴、茄子、花生、螃蟹、海螺等形象，几乎与原物不能分辨。仿生瓷就是用瓷器仿制各类工艺品。所仿古铜器、漆器、竹木器、牙角器和玉石器都得心应手、惟妙惟肖。纵观乾隆一朝，其瓷器的特点是以“奇”、“巧”取胜，它雄伟浑厚不及康熙，精致茂美不如雍正；而特种工艺瓷的制作技巧则有鬼斧神工之妙。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过去中国瓷业的鼎盛时期，乾隆以后，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作为中国瓷业中心的景德镇受到了很大打击。
小 结 景德镇制瓷业从五代到清代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在世界陶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虽然不是瓷器的发明者，但却能集历代名窑之大成，以精湛的制瓷技艺和高度的瓷业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陶瓷的最杰出代表。景德镇瓷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同时，它也是我国与东西方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因此，景德镇陶瓷理所当然地在我们伟大民族的文化史和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从盛唐时期，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从蟒川坡上的严和店到东南的罗圈、桃沟、清凉寺直到鲁山断店，方圆百里之遥，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这里的陶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勤劳智慧的汝州人民在用泥巴制作陶器生活器皿时，由于火候过高烧造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陶器产品，表面光滑细腻，色彩迷人，为世上少见。激发了汝州制陶艺人们的聪慧技能，在不断的摸索和改进中，使这一发现愈来愈成熟。 物产丰富的汝州本是商贾集聚之地，文化积淀由来已久，贞观盛世使汝州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汝州陶器的发展促进了陶瓷业的兴盛，从汝州瓷业的兴盛说明汝州早在远古时代，造瓷工艺已较先进。 汝瓷在我国宋代已位居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产于河南临汝，隋炀帝大业初年（即公元605 年），置临汝为汝州，“汝瓷”因此而得名。 汝瓷始烧于唐朝中期，盛名于北宋，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北宋后期宋金战乱不息，兴盛前后不过二十余年，所以弥足珍贵。汝瓷传世品稀少，全世界现仅存65件，分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7件、台北故宫博物院23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达维德爵士基金会7件，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馆、美国克利夫芝和圣路易等知名博物馆和私人典藏约10余件。 195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发展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经过上百次实验和研究，1958年烧制出第一批豆绿釉工艺品，1983年8月汝窑天蓝釉经过专家鉴定，均达到和超过宋代汝窑水平。从此，汝瓷成了汝州市人的一张名片。 汝瓷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之美妙，温润古朴。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称。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奉华”二字，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 据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从宋微宗崇宁五年，上溯到哲宗元佑元年，是汝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当时，北宋皇室，不惜工本，命汝州造青瓷，是因定州白瓷有芒，统治者认为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汝瓷自此选为皇室御用珍品，亦称汝官瓷。 北宋时期，北方烧造青瓷中心在汝州（时属直隶州即现今的汝州市），当时（公元1102~1127年）汝州辖管郏县、龙兴县（现今宝丰县）、鲁山县、汝阳县（伊阳）、叶县、襄县等地（据《中国美术史》记载）。汝州四方烧造青瓷器的古窑遗址很多，形成“汝河两岸百里景观，处处炉火连天”的繁荣景象。南北两大瓷区；北区从北汝河北岸汝州市区张公巷、文庙，大峪乡的东沟、陈家庄至黄窑到临汝镇的坡池；二是以北汝河南岸的严和店起沿东南方向延伸至罗圈、桃木沟和清凉寺、梁洼，直至段店，方圆300多平方公里、上千座窑炉。鼎盛时窑炉达到了300多处，影响扩及到内乡、宜阳、新安及黄河以北等地，是汝窑生产历史上的昌盛时期。 汝州东北方烧造的是稍有花纹装饰的青瓷，釉色极润泽而带葱绿是早期的产品；南方烧造的，多有印花或刻花的装饰，隐隐浮现在透明的艾绿釉之下，但制作时代可能晚到南宋；市区出土的大多是汝窑新窑器，多为天青色汝官瓷。汝瓷还生产有天目瓷、白瓷、花瓷及茶色釉瓷等。 唐代，汝州所辖临汝、宝丰、鲁山等地有着丰富的陶土和茂密的树林，大量的方解石、钾钠长石、长石砂岩、叶腊石、莹石、硬质高岭土，软质高岭土、石英等主要原料分布地域较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汝瓷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汝州城北的唐代墓中，曾出土一件残破的天蓝釉汝瓷碗，属晚唐时期产品。1988年9月于鲁山县段店古窑址，亦发现残破天蓝釉汝瓷缸，属唐代早期产品）。北宋时期官府在汝州设窑场，其产品称之为“汝窑”。“汝窑”出现的时期在越窑衰败之后，产品主要供宫中御用，御拣退之件，方许出卖，近尤难得。汝窑胎质细润，多数象点燃过的香灰色。透过釉底处微微带些粉色，不同于同时期的其他青瓷，风格独特，呈现一种淡淡的天青色，有的稍深，有的稍淡，但离不开天青这个基本色调。汝瓷釉汁莹润，多豆青、粉青、月白、葱绿等。通体有细片，底有芝麻细小支钉，是支烧的痕迹。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汝窑弦纹尊（奁）、洗”，是古陶瓷中罕见的珍品。 宋·周辉《清波杂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周密《武林旧事》、杜绾《石谱》、欧阳修《归田集》、明·曹昭《格古要论》、《正德汝州志》等书，曾记载有汝瓷的始况。“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清说郛本，曾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赞语。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由于长期兵灾战祸，汝窑被毁，技艺失传。虽然元、明、清历代民间窑场仍然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均未成功。民国27年到30年（1938至1941年），资本家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亦未成功。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耀等窑难度大的多，不易仿制，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正如清道光年间，督学孙灏诗云：“青瓷上选无雕饰，不是元家始博殖。名王作贡绍兴年，瓶盏炉球动颜色。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皿虫为盅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碗世称宝，翻从泥土求精好。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诗人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但也表达了他对汝瓷失传的感慨之情。 汝官窑址是一大谜题。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为寻找汝官窑遗址，曾在汝州市、联郏县、鲁山、宝丰、宜阳、新安等10多个县市，发现多处窑址，均属于民窑系统。 1987年根据宝丰县提供的实物标本，经上海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复查并进行试掘，终于在宝丰县西大营镇凉寺村南河旁台地上找到了汝官窑址，面积约25万平方米，内涵丰富，窑具、瓷片堆积如丘，厚2～3米。最厚者在6米以上。窑址附近盛产玛瑙石，是汝窑特殊色泽的釉料。所烧青瓷，色泽莹润，并有美丽的开片。宋哲宗元祜年间，在青岭镇设巡检司，专管坑治。试掘中，出土20多件宫廷御用汝瓷，有鹅颈瓶、折肩壶、细颈小口瓶、碗、盘、洗、盂、茶盘托、器盖等。这一考古新发现，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一大悬案，找到了北宋五大名窑之魁的汝窑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