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郎红瓷器你了解多少
清朝康熙瓷器，在单色釉品种中，王掌柜认为康熙的豇豆红、郎窑红尤为令世人瞩目。清代康熙时，著名督窑官郎廷极，在瓷都景德镇龙珠阁御窑厂用铜红釉仿照明朝永乐，宣德二代精美红釉瓷器，烧制出又一新品种，获得巨大成功，使铜红釉烧得更加出色。
郎窑红又名郎红、红郎窑、牛血红、鸡血红等，是康熙时期景德镇窑衍生出的新品种。其色泽较宣德鲜红釉更为鲜艳，釉层凝厚，釉面光亮，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釉面除大片裂纹外，还有不规则的牛毛纹。从此，自明朝中期铜红釉烧造失传的技术，在200年后的康熙朝重新获得了生产，并且各方面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后人为纪念其功绩，并把其窑产品以姓氏名义加以称誉，史称“郎窑”。
郎窑红釉瓷器系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生坯挂釉、入窑经一千三百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和强还原气氛一次烧成的高温颜色釉瓷器。它对烧成时窑内的温度、气氛要求颇为严格，烧成一件成功的作品很困难，以致时有民谚曰：「若要穷，烧郎红。」郎窑红釉瓷器受到人们的珍爱，除了其釉色鲜艳悦目外，烧造困难致使「物以稀为贵」是最主要的原因。
郎窑红釉瓷器，常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所谓 “郎不流”系指釉面垂流不过底足。器身愈往下，红色愈浓艳，近足处釉层最厚，呈黑红色，这是由于高温状态下釉层熔融垂流所致。近口沿处釉层变薄，映出白色胎骨，即所谓“脱口”，与宣德鲜红釉瓷器上的 “灯草边”相似，只不过“灯草边”既窄又整齐，而 “脱口”则不整齐。
郎窑红器有单层釉和双层釉两种。双层釉是没有""脱口""现象的，"郎不流""也不尽然，根据耿宝昌先生的调查统计，约有15%是流釉过足而稍加修整的，但与后世窑变釉的斩足现象又有程度不同的区别。
郎窑红釉瓷器造型以瓶、尊为主，另有盘、碗、盒、炉、觚、洗、水丞等。诸器之中，以观音尊的造型最为优美，其形状为撇口，直颈，丰肩，腹以下渐收敛，近足处外撇，形体挺拔，曲线收放有致，显得雍容端庄。底足或为单圈足，或为二层台式，不见有署款者。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郎窑红釉穿带瓶亦属郎窑红釉瓷器中的名品，瓶直口、长颈、扁腹、圈足，足两面各开一长方形穿孔，可系带。由外底镌刻乾隆御制诗文可知，乾隆乙未年（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乾隆皇帝曾把其当作宣德鲜红釉瓷而加以赞赏，这反映出康熙时期仿烧宣德鲜红釉瓷取得很大成功，致使其孙辈不能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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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铜红釉留白龙纹梅瓶是元代高温铜红釉瓷的成功烧制，在颜色釉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为明代鲜红釉瓷器的生产奠定了基础，通体一色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明永乐、宣德已基本到达顶峰，传世不少且非常精美。但是，到永乐、宣德之后，明代中、后期的红釉制作就不是很景气了。后来一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又得到了长足发展，创烧出了为后世所称赞的郎窑红和豇豆红以及烧造出了梅红、珊瑚红、胭脂红等等品种。
直至今日，一件真正的好的元代铜红釉的藏品，不但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它的惊艳面世更是直接反应了元代当时瓷器烧造技术的成熟，让世人见证其不朽的艺术传奇。元代红釉瓷器是比元青花更为稀少珍贵的元瓷品种，全世界各大博物馆该品种藏品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元代铜红釉留白龙纹梅瓶”。梅瓶造型优美，折沿细颈，丰肩鼓腹，腹以下渐敛，圈足，铜红釉颜色纯正鲜明。此器以铜红釉为地，瓶身刻划出白龙纹，与四周的铜红釉形成强烈对比，铜红釉发色浓艳，光泽明亮。尤其此瓶是八角瓶，有十园顶一方只说，而且瓶盖亦保存完好，还是一对非常非常的较为难得。
红色在瓷器中,是一种极度难得的颜色。铜红釉瓷器被誉为“千窑一宝”。“真正意义的红色,只有百分之一的空间条件,稍有倦怠,形成条件转瞬即逝”。所以,历代的红釉瓷器,都是上层社会方能享用的珍品。
千窑一宝”说得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技术实在难以把控,红色瓷器出现得很晚。红色作为陶器上的点缀之物,展示了古人对于生命、对于鲜血的敬畏,这也和远古的祭祀文化有关。西汉是红色陶器落幕前的最后一个小高潮,那个时代的陶器,红得热烈奔放,多展现在陶俑的衣裳、靴子、丝带等生活细节,也看出先民早已把红色当成吉祥的国民用色。然后,随着魏晋南北朝乃至隋朝青瓷的崛起,陶器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这时的瓷器,以烟雨天青色为最高追求,红色随着陶器的湮灭而沉寂下来。市井有“钧窑挂红,价值连城”一说，可见红色在钧窑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