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时期的“海上之盟”是为了一雪“澶渊之盟”之恨而创办的吗

北宋末年，金军入侵中原，兵戈四起，与京师汴梁百里之遥的少林寺也卷入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为表达对宋王朝的忠义精神，派出僧兵参战。据德虔《少林武僧志》、《少林寺武术百科全书》中提到宋金时期少林寺著名武僧有灵丘、智瑞、福居、智生、惠威、惠琳、海舟、洪温、觉泽、觉远、秋月、澄慧、宗印等13位。

据《少林武僧志》（代序言，永祥自叙）所载，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石友三火焚殿宇，原谱尽灰（毁），师爷德禅富有卓识嘱吾在十六年（1927年）春统抄全谱，入冬月探俗，辞寺赴北国，带走抄谱，乃免绝本。

从这里可以看出《少林武僧志》原本已在1928年石友三火烧少林中销毁，现存资料为1927年永祥的手抄本。由于永祥的手抄本出自1928年石友三火烧少林之前的少林寺内所藏《少林寺武僧集录》珍本，记载都为历代所传，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后人附会，并不可信。据程大力《少林武术通考》中指出，但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真正找到了有唐一代、有宋一代的哪怕一条资料，可以作为少林寺当时已有武术和僧兵的佐证。

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认为，“口头传说是经过数代人口头传递下来的知识，它为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共有。”

《少林武僧志》所记录宋金时期武僧就多属这种口头传说的类型，虽缺乏正史记载，但从中却能找出可取之处，其中的只言片语或可补充正史之不足，从另一角度来推断此类记载的可靠性。

上文中提到的13位宋金时期少林寺著名武僧，进入史料记载的只有宗印一人。《宋史·范致虚》记载：“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致虚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抚司参议官兼节制军马。致虚以大军遵陆，宗印以舟师，趋西京。金人破京师，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诏以止入援之师，致虚斩之。初，金人守潼关，致虚夺之。作长城，起潼关，迄龙门，所筑仅及肩。宗印又以僧为一军，号‘尊胜队’；童子行为一军，号‘净胜队’。致虚勇而无谋，委己以听宗印。宗印徒大言，实未尝之兵……。”

另据《少林武僧志》载，“《宋史》：《少林寺武僧集录》描述：‘宗印者慧灵之长徒，善习单刀、长枪、弓箭等术，尤为弓箭，百步之外射中眼，高空射雁落埃尘，漆夜射贼中印堂，刀密如火削碎金，孤发弩弓箭成雨，神鬼惧怕僧宗印’。”

《宋史·范致虚》描述的是，北宋末年，有“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队伍，为抗击金兵而转战洛阳、陕西等地，最后因致虚的无谋、宗印的自大而失败。

从以上两处记载可以看出《少林武僧志》描述的宗印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武僧形象，但并没有领兵的记载，其原型应该出自《宋史·范致虚》，而《宋史·范致虚》中的僧赵宗印只谈到赵宗印喜谈兵，率领“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抗金，并没有对其武艺高低的描述，两者记载出入很大。

由此看来，可能是后世依照《宋史》记载对宗印进行重新包装，这种情况在少林拳文化中并非个别现象。

由于时间久远，资料的缺失，现在我们已无法从史料中找到宗印所率领的“尊胜队”、“净胜队”两支僧兵是由少林僧人组成或参与的直接证明。但范致虚（1122年前后）曾任河南府尹，与少林寺关系密切，在任期间为蔡京所书“面壁之塔”立石于初祖庵，因此，这两支僧兵来自少林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宋史·范致虚》中，“有僧赵宗印者，喜谈兵，席益荐之。”这句话很有研究价值，宗印是席益向致虚推荐的，可见当时，宗印应该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僧官或僧兵头领，否者也不会受席益推荐，率领僧兵抗金。

经查阅史料发现，席益，字大光，洛阳人。1124年前后在汴梁活动。由此推断，宗印应该是在洛阳、开封一带修行的僧人，并对他有练兵的评价传出。通过查阅历史我们知道，宋朝自公元1004年“澶渊之盟”到1125辽灭亡，只有在边境与西夏发生过战事，中原地区相对比较安定，以至宋朝廷荒废武备。1125年，宋金两国联盟灭辽。战争中，金国发现宋国军力武备荒废，便撕毁盟约，不到两年时间便灭亡北宋。

可见由于尚武精神的普遍流失，北宋末年，宋王朝对外来侵略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而中原地区的寺院在经历百余年的安定生活，参禅念经基本是僧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中，僧人习武练拳的现象并不少见，而僧赵宗印却喜欢谈论兵事，就不能不称为异常，其最大的可能就是宗印所在的寺院一直延续着习武的传统，有常备僧兵的存在，使寺内僧人有谈论兵事的条件，联系到宗印应该是洛阳、开封一带的僧人和少林寺自唐代流传下来的习武风气以及僧兵制度，基本可以肯定：宗印就是宋金时期的少林武僧头领。

以武报国、忠君为民是少林寺的传统宗风。少林寺在国家受到外族入侵的危急关头，派出僧兵抵抗金兵，并血流沙场。但是，封建王朝是以儒学作为主导地位来进行统治的，上层阶级也多由儒家子弟来把持。这就注定了，无论是禅宗还是武术，在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社会中地位都不会很高。僧人们只有和政治挂钩，“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封建统治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名留青史。否者，只有默默无闻，流传于民间，不见于史册。

为此，随着佛教世俗化的加深，佛教为了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积极向儒家经义靠拢，在儒家忠孝仁义正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当封建王朝出现外族入侵的危机时，僧人们也脱下僧衣，拿起武器参加到保家护国的战争中来，“时危聊作将，事定复为僧。”就是当时僧人忠诚报国，不畏牺牲的真实写照。

据记载，嘉靖年间，抗倭将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卷11《僧兵》中描述：“今之武艺，天下胥推少林，其次为伏牛。要之，伏牛诸僧亦因御矿盗而学于少林者耳。其次为五台。”可见，少林寺习武练兵的传统宗风一直保存下来，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个统称“宋金战争”。

“宋金战争”是指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至南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公元1234年），宋朝为抗击金军南下、及收复失地等与金朝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战争。

具体到南宋时期，主要有：岳飞北伐、（金）海陵（王）伐宋、隆兴北伐、开禧北伐、（宋）联蒙灭金等一系列战争。

南宋定都临安后，以淮河和大散关作为宋金两国的分界线。淮河和大散关在哪里呢？我们应该都知道，作为我国的地理名词呢，从秦岭到淮河一带是最最常见的地理分界线，因此大家都知道淮河是黄河的支流，位置就夹在长江黄河之间，那么大散关在哪里呢？其实就在如今的陕西省南部，属于秦岭一脉，也就是说，宋金两国的分界线就在如今的秦岭淮河。

这条分界线划立的时间是在1141年，史称“绍兴和议”。此时南宋的抗金形势一片大好，宋军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如有神助，势如破竹，国内上上下下都为此庆贺，但宋高宗和秦桧却担心岳飞功高盖主，如果真的抗金胜利，岳飞的声名就会愈发势大，百姓们就会只知岳飞而不知皇帝。担惊受怕的宋高宗和秦桧就商议着如何解决这事儿，他们不仅解除了岳飞等人的兵权，还以谋反罪将岳飞下狱，并将他处死。

你说这事儿干的，人岳飞的抗金事业还没弄完呢，就着急忙慌的开始争权夺利了，自不自私啊？完了之后呢，这君臣两就向金国提出议和，名为议和，实为卖国。1141年，宋金二国正式议和，双方划定了分界线，也就是东到淮河，西至大散关一线，分界线以南就是南宋，分界线以北就是金国。除此以外，宋还要向金俯首称臣，每年还要上贡大量的金银布匹。

这次的绍兴和议堪比澶渊之盟，同样都是耻辱的代表，二者都是在胜利有望的前夕跪地求和，前一个是北宋王朝的懦弱，后一个则是南宋统治者的屈服，因此说，这条大散关到淮河的分界线也带上了一些屈辱的含义，因为从它划立开始，南宋的脊梁骨就没有再挺直过了。

宋朝和金朝属于同一时期两个国家，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而在多数时候宋朝军事实力都是比较低的，经常受到金朝的欺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高粱河之战，这场战役之后就扭转了当时双方的战争关系，而后人在看这次战役的时候曾经评价过，这个人不会行军打仗而这个人说的就是当时的宋朝皇帝宋太宗。

公元978年，宋朝结束了5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虽然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经过多年混战的士兵都不想打仗，思乡之心甚切，但是宋太宗却一意孤行执意继续北伐，在刚开始的时候形势确实一片大好，他们连续攻下了好几个城池，直到攻到了幽州的城下。 金国收到消息之后，很快也派了援兵过来支援，和宋太宗发生了几次会战，后来宋太宗发现对方的军力不足，于是便决定分一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幽州城，自己留下来继续和辽国的将军耶律斜轸作战，在当年的6月份两个人再次发生了战斗，战斗地点就是在高粱河附近。

当时战场两双方都摆上了所有的兵力，在刚开始的时候宋军兵力非常多，有一定的优势，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但是忽然在这个时候，耶律修哥过来支援了，他从侧面攻击宋军的部队，结果导致宋军大乱，反而被辽军包围了。宋太宗就非常慌乱，于是便下令撤退，结果被辽军发现了，就跟着屁股后面追赶，导致宋国损失更大，甚至宋太宗的马车都掉到了泥潭里，最后让宋太宗是坐在毛驴车上逃跑的。

回顾这场战役，我们可以发现宋太宗发动这场战争完全是错误的，虽然前面宋太宗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当时军心已经开始混乱，不想再打仗了，另外也是长途奔袭和敌方作战，最后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充足的补给线，而这种种都导致了高粱河之战的必败结局，所以有人说宋太宗不会做打仗，宋金两国形势也发生了彻底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