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时期佛教造型的瓷器都有哪些

福建发现的宋元明时期外销陶瓷窑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时期的对外交通贸易大港，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从这里大量输往国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渐代替了广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6年左右）成书的《诸蕃志》，就是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主要根据他在泉州一带所见所闻撰写的。同时，“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这里所谓福建应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来外销陶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遥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拔都游历中国记》就明确指出：“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得诸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记载也提及马可波罗从泉州携带瓷器出国的事：“马可波罗（Marcopolo）当福建贸易兴隆时，曾到刺桐城，而马氏于其1292年之归途，且依旧俗，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瓯数事，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明代泉州虽渐衰落，但它的对外陶瓷贸易，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厦门（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货物）。在福建沿海港口运出的陶瓷器中，外销东南亚的占居一定的比重。由泉州等港口输出的陶瓷器，除国内其他各窑所出，泉州附近的闽南地区瓷窑的产品，当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个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中的外销东南亚陶瓷，无疑是包括闽南古代的瓷窑产品在内。郑振铎先生认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销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遗址里发现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残片。这就说明了在南洋，在印度，发现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烧制的”。《真腊风土记》为元代闽满南瓷窑生产外销东南亚陶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证据，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说：“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据陈万里的意见，就是泉州附近闽南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说：“元代的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货一概说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经解放后的历次调查，也在事实上发现了例如晋江、同安、德化等一些与外销有关的窑址。近些年来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实物资料。
下面将宋元明时期有关外销东南亚的闽南古代窑址进行扼要的介绍。
一、泉州东门外碗窑乡宋代窑址
《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记载五代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由此外运陶瓷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数门……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文中仁风即指东门，和现在发现的碗窑遗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说明这个瓷窑的产品外销，由来已久。
碗窑乡，因其产品以碗类器为主，故名。它位于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南面有一条小溪流经该乡，然后注入与后渚港相连的浔美港，会洛阳江出海。据说古代海潮可涨到这里，浔美港就是外运陶瓷的出发点。
古窑址分布在该乡南北两个山坡上，分别称为南窑和北窑。北窑在后路村后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积层厚达2～3米；南窑在后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积层厚约1～2米，瓷片暴露较少。当地居民因此处废瓷俯拾皆是，就以烧瓷匣钵堆砌墙基，可见该窑为满足外销需要，生产规模相当巨大。
1956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此窑时，其产品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种。据1963年、1964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调查考察，此窑釉色则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带黄或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细小冰裂纹。装饰朴素，花纹主要有：莲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器形有碗、大盘、钵、罐、小杯、洗、炉、盒盖等。本窑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盘。其作风凝重浑厚。
由本窑址出土的可确定为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吴文良所藏的水坛多件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81、口径26、底径24厘米。口小，边唇外折，颈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质细腻，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浅，底无釉。
二、晋江瓷灶镇宋窑址
瓷灶至今仍在生产瓮、罐、壶、钵之属等粗货，这类产品，尤其用以装盛咸菜的菜瓮，并运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据《晋江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外销东南亚诸国）。”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窑所产，也以粗器为主，同时除供国内需要，也还运销东南亚诸国。沙善德：《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关的考古证据，他说：“在古代之陶瓷贸易中，自宋以还，皆以各式‘龙瓮’为主要，所谓‘龙瓮’者，盖瓶上绘有一龙绕于此瓮。此种‘龙瓮’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密之法宝。……余曾多年来致力研究此种‘龙瓮’之来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铺－泉州，余相信即为马可波罗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该店之暗角中，余见绘有团龙之钵瓮与宋代一式。余几不能自制余之兴奋，该店中告余谓种□瓶系来自附近制陶乡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该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业活动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其瓷堆及今日之制造，皆足证明此地纵非‘龙瓮’之‘唯一’来源；亦为来源之一。由该村瓷堆中所获之古瓮碎片，与菲律宾及南海诸岛所出者，及宋明时代出口之古瓷，均属相符。目下虽经千年之久，然该村之陶业仍以制造‘龙瓮’相传习”。其所谓向以生产“龙瓮”相传习的泉州附近的“制陶乡村”，无疑即指瓷灶。据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外销东南亚大小埕、瓮、罐之类粗陶，瓷灶所产，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于今，这里所出的粗器输往东南亚，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了。
瓷灶因以制瓷为传统职业，故得其名。它位于泉州西南20多公里处。梅溪横贯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东，与晋江汇流，再注入泉州湾，古代的陶瓷外运，就是从这里出海的。
瓷灶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许山和宫仔山四处，特别是蜘蛛山最为丰富，后二遗址则经破坏，宫仔山更甚。遗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积，厚达1～3米左右。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两次调查，此窑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匀，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现象。绿釉、酱色釉器釉汗比较光亮，青釉器有细小的冰裂纹。器物施釉情况：碗、碟内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处施釉。壶、罐器内无釉，有的器表及底部无釉。露胎面积大，露胎处呈灰色、、或淡。胎骨一般较厚重，质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红褐色、或淡。其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纹种类有缠枝花纹、牡丹花纹、龙纹、莲瓣纹、圆环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出土物器形有：壶（绿釉长颈壶、军持、有柄小壶、酱色釉长颈壶、青釉壶、黑釉壶、褐色釉壶、未施釉四系长颈壶、军持、长颈壶和小壶），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缠枝花瓶、长颈瓶、弦纹瓶和连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酱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钵、盒（均未施釉），炉（褐色釉三足炉），（未施釉器盖和盒盖）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壶、瓶、碗特多。
经初步鉴定，此窑曾经外销东南亚的品种有如下几种：
（1）军持有绿釉和未施釉两种。绿釉军持1件，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鼓腹，底近于平而微凹。流短，附于肩部。肩腹之间两边各印有一条龙，腹下部有一道弦纹，近底部印莲瓣纹。未施釉军持2件，形制与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这类器物在菲律宾曾有发现，可确定为瓷灶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2）青釉碟7件，均已残破。
Ⅰ式2件，高26，口径约11厘米，口沿内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宽大，宽达84厘米。底部印有缠枝花纹和菊花。
Ⅱ式5件，一般高3、口径9、足径32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
（3）长颈瓶1件，颇完整，高27、口径55厘米、底径83厘米。撇口，边唇外折，颈长而细，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无任何纹饰，朴素大方。
（4）长颈壶27件。有酱色釉，绿釉和未施釉三种。
酱色釉壶：
Ⅰ式高约165、口径5～6、底径21厘米。颈长，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长，几与口部齐高。器身自颈部以下逐渐增广，至腹中部最广，形成一道圆圈凸棱，以下又逐渐收缩，底平微凹。
Ⅱ式高178、口径6、底径62厘米。形制与Ⅰ式略同，唯器较矮，显得小型。流部较Ⅰ式为短。
绿釉壶6件。高18、口径58、底径7厘米。口部分内外唇，内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并有1～2道弦纹。腹部突出，上下有两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长流，底平。
未施釉壶14件。形制与酱色釉、绿釉壶大抵相同。
印花缠枝花瓶：
Ⅰ式1件。通高238、口径57、底径7厘米。口稍外侈，宽沿微作外折，唇厚12厘米。颈长而粗，两边附有耳，作兽头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纹，肩部也有三道弦纹，肩颈间有装饰花纹。自肩部以下渐广，底部丰满，腹部印有缠枝牡丹花纹，底腹间印有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矮圈足，足高11厘米，轮制，器内外尚留有轮旋纹。
Ⅱ式8件，通高185、口径45、底径67厘米。口稍外侈，颈长，肩部以下渐广。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复的缠枝花纹。底腹之间印有两层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圈足高13～14厘米。底部微内凹，轮制。
德化宋元明窑址：
德化窑的瓷器特别是白釉瓷器驰名世界。《中国美术》一书说：“其窑之特别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国白’之谓），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之东方各瓷，迥然不同。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若软瓷之面泽然”。其产品外销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该书说：“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nujuy，冯注为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由此说明元时此窑瓷器，已经大量由泉州港销往国外。清乾嘉间德化郑兼才《窑工》诗有“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之句，是说清初该窑生产已颇仰赖外销了。明代德化瓷外销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也是相当繁盛。特别是何朝宗的瓷雕，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国外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该窑产品的巨量输出。例如，印尼苏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据前述东南亚考古资料在所谓华南窑品中，可定为德化所产的，就有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盘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据一些著作的图录，此窑产品甚至远销到非洲和欧洲。可见德化窑是福建的一处极重要的古外销窑址。
古窑址在德化县东、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县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遗址主要有：屈斗宫、祖龙宫、岑兜、后窑、后所窑、西门头、坂头、大坂碗洋坑、碗坪仓、孝坊山、宝寮格、洞岭窑、上寮窑、尾林窑、内坂窑、家春岭、碗窑、湖枫林窑、新窑、旧窑、新墘、寨窑、下仓尾窑、蒋山窑、洋条窑等一百八十多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古外销瓷产品的窑址就有二十八处之多。由此可见，德化自宋代以来所烧造的瓷器就销售外国。例如盖德碗坪仓窑址出土的军持，是该窑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器形属喇叭口，颈细而长，鼓腹，平底微凹，有流无把，腹部模印莲瓣纹（由仰覆莲瓣组成）或卷草纹、缠枝花纹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这类军持与晋江磁灶所出军持（印有双龙纹，绿色釉）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属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主要产品。
再如屈斗宫等窑址，自1963年起，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发现宋元明清时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时代瓷器居多。该窑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带青、白釉和青花几种，而以白釉器为主。青白釉器，类似影青，晶莹润泽，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带青或带黄，有的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坚硬细腻，且薄，器腹和圆底之间，在日光和灯光下，不仅映见指影，而且显出肉红色。装饰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划花，花纹有莲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缠枝花等，虽不太繁缛，但亦清秀别致。颇为雅观。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盏、碟、洗、盘、罐、瓶、羹匙、灯座和雕塑品等。
由该窑址获得的外销瓷标本不少，主要的产品有瓶、碟、壶、盒、洗、碗、杯、钵、罐等。
瓶或称小花瓶、花瓶，这类标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仓、内坂、家春岭和屈斗宫等窑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圆腹，圈足内凹器，表饰有线状纹。莲花瓣纹或卷草纹等，器形为分段模制，花纹也是模印的。这类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珑，颇为别致。器内外上釉，釉色青白，晶莹明亮，透明感强，是一种新发现的产品。在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确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产品无疑。
此外，还有一种小口瓶，小口，丰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面无纹饰。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出土，同属德化窑外销瓷产品之一种。
碟或称小碟，浅形碟。此类器物甚为普遍，在屈斗宫、家春岭等窑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宫窑址出土数量最多。芒口、浅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内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头状。釉白而微带青黄，可能与火候低有关。有的没有上釉，质地松脆，表面呈淡。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叶纹、莲瓣纹或凤鸟纹。
壶或称水壶、滴壶。出自屈斗宫窑址，数量还多，大都残破，但可复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带盖，鼓腹，底平而微内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别模印卷草纹和莲瓣纹。与瓶或碟一样同为模制。釉呈黄褐色，质松脆，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缘故。其用途当是装水的。为德化窑新发现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这种器物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发现。
盒称粉盒或印泥盒。此类产品，在很多窑址均有发现，如屈斗宫、盖德、家春岭等，特别是前两处窑址出土最多，这种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盖顶模印各种不同形式的花纹，图案富于变化，有简单花纹，但更多的是繁复的缠枝花、花朵、花枝或凤鸟纹。周边一般印有直道纹。盖顶中心除印有花枢外，还常见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寿”、“金玉”、“福海寿山”、“金玉满堂”、“长寿新船”等等。印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盒，这与泛海外销有密切联系，寓意很深，耐人寻味。这种盒在国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窑早期烧造的外销瓷，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均有发现。
洗或称为弦纹洗、枢府碗。这种器物发现于屈斗宫窑址，为数很多，也是这里的主要产品之一。形状是敞口，折腹，实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纹一道，故称为弦纹洗。与这种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镇枢府窑烧造的，印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碗”。德化屈斗宫所出的弦纹洗，亦可称为“枢府式”碗或“枢府型”碗。
碗或称凤碗、凤鸟碗。出自屈斗宫窑址和家春岭窑址。形制敞口，微内敛，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凤鸟纹（外国称为不死鸟）故称为飞凤碗。这种器物在菲律宾亦有发现。
杯即高足杯。为屈斗宫窑址发掘出土，数量亦不少，造型颇奇特，烧造也颇讲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为素面，但也有模印线状纹和花纹，但不很多。这类产品在菲律宾也有发现，当为古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还有一些同属宋元时期德化窑的外销瓷产品，例如钵类器和罐类器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一一赘述了。
白釉梅花杯
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径132、足长6、宽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边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干，作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色泽为牙白色。1件高43、口径64、足长32、宽21厘米。形状同上，比上一件小。
Ⅱ式分大小两种。大的高53、口径83、边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与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较矮，而紧贴于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径67、足架长36、宽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
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径58。口沿外侈，边唇03、底厚04厘米，颇厚重，外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现有小气孔。外腹壁亦堆上两朵梅花。1件高6、口径约48、足长39、宽3厘米。胎壁薄，边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纯白色，光泽滋润。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足架亦同样紧贴于杯的底部。
瓷狮子在屈斗宫窑址出土几件，有的为群众所收藏，我们仅得1件。狮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带管状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与《中国美术》一书所载以及传世品比较起来非常相似，可以确定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无疑。
上面提到的两类白釉瓷器，俱见波西尔《中国美术》一书采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东南亚一带在古代既为中国陶瓷贸易的中心，完全可能运销这些品类。
在屈斗宫还采得圆形印盒1件，口径69、底径44厘米。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据陈万里先生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发现有白瓷盒，应是德化外销瓷的一种。
此外，陶瓷产品可能外销，尚有同安宋代窑址三处。
（1）汀溪水库窑址：在离县城15华里的上埔村，水库坝头西面四个相连的小山上，都掩盖着碎瓷片和匣钵，堆积丰富，面积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黄釉、灰白釉等几种，器形以碗为主，还有壶、炉、碟、臼等。（2）许坑窑址：在离县城17华里的许坑村，窑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条从山顶到山下的底宽5米的沟痕，瓷片和匣钵的堆积即分布在沟的周围。从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东面堆积厚达2米，分布面积宽21、长37米以上；西面探掘处厚达3米，分布面积宽17、长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绿及灰的划花（卷草、篾纹、篾点纹）瓷，器外有放射状直线划纹，还有浅灰釉瓷和浅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为主，还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乡窑址：分布于距县城10华里大墩、桥头、寨仔内、山坪等四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墩遗址，范围长39、宽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黄、灰青、浅灰、灰兰和素胎无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
这里窑址数量多，规模大，产品流传国内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县城周围－五十多年前轮船可以来往及此（据说是由渡船载至港口），至今西安桥附近河床旁边还留下1904年前后书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轮界址”的碑石，现在的同安港距县城10华里，距厦门港74华里，距泉州港也不过130华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窑和当时的海外通商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

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中国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一词也有"中国"的意思。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早期的瓷器。因为其无论在胎体上，还是在釉层的烧制工艺上都尚显粗糙，烧制温度也较低，表现出原始性和过渡性，所以一般称其为"原始瓷"。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原始瓷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时期的产物，与各种陶器相比，具有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等特点，因此发展前景广阔。原始瓷烧造工艺水平和产量的不断提高，为后来瓷器逐渐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奠定了基础。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钧窑、哥窑、官窑、汝窑和定窑并称为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瓷器"与"中国"在英文中同为一词，充分说明中国瓷器的精美绝伦完全可以作为中国的代表。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这一时期在前代陶器和原始瓷器制作工艺发展，东汉时期北方人民南迁以及厚葬之风的盛行的基础上，以中国东部浙江的上虞为中心的地区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这件浙江上虞县面官镇出土的东汉时期青釉水波纹四系罐，为我们展示了瓷器烧造工艺发展的初期情况。 唐代瓷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创作已达到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都超过前代。我国的陶瓷业至今仍兴盛不衰，质高形美，其中比较著名的陶瓷产区有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广东石湾和枫溪、江苏宜兴、河北唐山和邯郸、山东淄博等。
清时期彩瓷的种类很多，从烧造工艺上来区分，除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之外，可以分为釉上彩和釉上釉下混合彩两大类。釉上彩是先烧成白釉瓷器，在白釉上进行彩绘，再入彩炉低温二次烧成，釉上五彩，粉彩、珐琅彩都是釉上彩。釉上釉下混合彩是先烧成釉下彩 (即在瓷胎上直接绘画图案，罩透明釉高温一次烧成，主要是青花) ，然后再在适当的部位涂绘釉上彩，入炉低温二次烧成。青花矾红彩，斗彩、青花五彩都属于釉上釉下混合彩。最终形成青花类；色釉瓷类；彩瓷类三大系列。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钧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
丝绸与陶瓷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的两件宝物，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所用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伊斯兰民族用中国的大青花瓷盘盛饭装菜，然后很多人围着一圈共同席地享用；菲律宾等民族将中国陶瓷作为神物顶礼膜拜；非洲人将中国瓷器装饰于清真寺、宫殿等建筑上。古罗马人将中国的丝绸奉为上流社会和贵妇的奢侈品，并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引发了一场丝绸与道德之间的争论。丝绸与陶瓷作为物质产品出现，其意义不仅只此作为可用、可穿之物，由此而延伸出来的两条大道，彻底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肇始于西汉，从当时的首府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沿楼兰古城，过阿拉山口，出中亚、西亚抵安息、大秦等地，当然这是“丝绸之路”最主要的一条通道；此外在中国的西南、东南沿南也存在。故“丝绸之路”经过的地域风貌有：沙漠、草原、高原、高山、平原、海洋等，蕴含着说不尽的艰辛和酸楚。“丝绸之路”因丝绸而发，逐渐演变为后来的文化之路，现代将其命名为“亚欧大陆桥”，使之成为世界上诸多文化的母胎。在这条路上，传播得最为成功的是宗教。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甘英出使大秦，这公元前60年的历史时刻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闪烁光辉。其后的岁月，“春风度过玉门关”，也有了“劝君少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有故人”的新型外交关系。是这条路，让中国人认识了波斯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地道的欧洲人……
“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1877年提出来的，他曾七次沿着这条商路来到中国，著有三卷本的《中国》一书，其后的“文化使者”——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瑞典的斯文赫定等也曾踩着同行者的足迹，窥视中国文化的神秘。为此，许多无价之宝至今散落在世界各地。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无知的看守佛教寺窟的中国道士——王圆箓 ，区区几个铜板，拱手奉送了敦煌几乎一半的文化财富，所幸这些文物现已都得到妥善的保存和传播，我想现世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好好看看西方人如何对待文化、对待传统，在这些文物面前难道真的若无所思吗？可喜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开始实施了“丝绸之路考察”的十年规划，其主题是“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的综合考察”，进一步奠定了这条商路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陶瓷之路”（The China Road ）发端于唐代中后期，是中世纪中外交往的海上大动脉。因瓷器的性质不同于丝绸，不宜在陆上运输，故择海路，这是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在这条商路上还有许多商品在传播，如茶叶、香料、金银器……。之所以命名为“陶瓷之路”，主要是因为以瓷器贸易为主的性质，也有人将这条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中后期，由于土耳其帝国的崛起等原因，“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开始削弱。“陶瓷之路”的起点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沿东海、南海经印度洋、阿拉伯海到非洲的东海岸或经红海、地中海到埃及等地；或从东南沿海直通日本和朝鲜。在这条商路沿岸洒落的中国瓷片象闪闪明珠，照亮着整个东南亚、非洲大地和阿拉伯世界。唐代史书记载，唐代与外国的交通有七条路，主要是两条：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唐代商业的繁荣不仅从长安体现出来，在东南的扬州也更是如此，扬州时有“雄富甲天下”之美名，否则就不会有李白之“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说陆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了宗教的虔诚，那么“陶瓷之路”则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财富，同时也为殖民掠夺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16、17世纪以后的“陶瓷之路”，在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殖民掠夺之路。
“陶瓷之路”是日本古陶瓷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作为日本中东文化调查团的重要成员，在埃及福斯塔特（今开罗）的考古发掘，彻底启开了这位对中国陶瓷有迷恋情结的人的心扉。于是他将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对中国陶瓷的考古成果，著就了《陶瓷之道》这本影响世界的陶瓷著作，其意义深远。他在日本和世界陶瓷学界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陶瓷之路》同时也让世人再一次了解和认识了这个与中国同名的“china”。
陶瓷与丝绸作为中国两大物宝，也为中国赢得了“瓷之国”与“丝之国”的美名，然而这两条路的命名都为西方学者所为，的确值得国人好好思索一番。

古玩界的收藏界的朋友都知道：元青花是谁认识她的，又是谁发掘她的？当然是外国人。元青花以她口唇玳瑁以及独特的铁锈斑配上漂亮的豆青釉加施厚釉的特点（本人收藏的出土的“酱油口豆青釉日月同辉飞龙在天元青花龙纹小蝶”为证），显得 十分年轻漂亮，从而，赢得了世界各国爱好古玩的专家学者的青睐，元青花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专家以她为标的物那是应该的。但应该切记：不管她的器型，发色或画工，全部达到了元代的特点，底部没有“天元”的青花，就不是当代的青花。否则，他就不叫“元”代,最起码称不上官窑瓷器 。元代瓷器应该没有哪个朝代去仿她，要仿也只是九十年代初期至现在（但他不知道底部的特点，所以无法仿制。），为什么，我这里就不说了。作为古玩商，考古人士及古玩专家，既要体现她的装饰价值，经济价值，又要尊重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要不然，就会失去人们对古陶瓷的好奇心，和热切追求的欲望。
古人赏古玩古是以物会友，以藏交心，以古获益，大千世界，嗜古如命，唯古相恋。何况现代是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代。有的拍卖公司，只标“青花粉彩五彩斗彩单色釉器物名称”等，不去注明年代，抛开历史，新旧不分，忽悠他人，只顾挣钱，专家坐阵，形同虚设。挂羊头，卖狗肉。有的收图录费，有的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而且，最可笑的是：不是官窑的不上拍，不是全品相的不上拍，不是精美器物的不上拍，不是上几十万元的不上拍。预展室里，几百件精美瓷器，光彩夺目，没有火石红，没有鸡爪杈，没有冰裂纹。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怀着满腔热血，只图相信专家，买些古懂自己把玩，留给后人。试想一下，哪来这么多符合上拍标准的瓷器？！里面其中的玄机，只有您知，他（她）知，唯我不知！头，岂有不发晕之理？！高兴而来，郁闷而归，古玩瓷器也就自然而然地玩不起来。
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人家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先生，提出的那只青蓝色的百合花觚，在大家看来，这只花觚，的确是中日友谊，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但对中如云先生只是说：凝似柴窑瓷器。而我们国内那么多的资深专家，还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瓷片”专家，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是典型的元代瓷器的。难道这件青百合花觚还要上手观看？就连最起码的元代瓷器施釉的最基本的特征都不晓得？世界上最好鉴定的瓷器，莫过于元代瓷器---只要是出土的，而且有“天元”。这就使我不得不心存疑惑：是没有资格说话呢，还是不敢说话？是真的根本就不认识呢，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现如今的中国瓷器鉴定专家，真的象医院的“门诊专家”一样，多如牛毛。但民间实战派专家，没有拿国家工资的，水泼不入，就没有一个（拍卖公司除外）。尤其是出现有以下四种情况的，误事蒋干，有其名，无其实，金表其外，败絮其中。是可忍，孰不可忍：1：滥芋充数，华而不实，华众取宠。象这样真假不知，断代不准，窑口不晓的专家：自己却拿着一件假瓷器，在那里洋洋得意，口若悬河，大做文章，以彰显他的理论水平，他的文才达到收藏界的顶峰境界。而且，只要是人家拿出精美的瓷器，他眼前一亮，就断定是“真”品无疑，且赞不绝口：“好”“妙”，大放厥词。这种只追求完美的专家，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古代美，也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以破为美和残缺美。且不说他收藏的到柴窑瓷器，就是皇汝和北宋哥釉瓷器都不可能收藏的到，他只会随大流，收藏些家喻户晓的青花粉彩单色釉铜镜之类的老新物件；2：个人主义，教条主义好人主义。这些专家，往往以僵化的脑袋观点，固有的理论水平，粘粘自喜。在实战中，只根据书本上器物的造型，施釉的特点，不去借助任何外来的辅助工具，打肿脸皮充胖子，说什么：如果你拿着扩大镜，到古玩市场，地摊，古玩店去看瓷器，人家就知道你是外行，就会砍死你。而只看她的外表，不去发掘高古瓷她的内在美。比如：汝瓷，只看到他的天青色和蟹爪纹，而不去看他玛瑙入釉，廖落辰星。看不到高古瓷釉里那闪烁的金星，看不到瓷器有接底的伪品，就一眼辨了真伪。其结果：有的是真假莫辨，断代错误。自己不搞收藏，害得广大爱好收藏的人，也效仿他的错误做法，断送了一代收藏者的眼力。那么，没有见过人家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先生。提出的那只青蓝色的百合花觚的这些专家，就只能说很难确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做老好人，没有原则，谁也不去得罪；3：牛气冲天，唯我独尊，道德败坏。这种专家不学无术，不读历史，说柴窑不是瓷器，而是用柴火烧窑的一种技术。以教人怎样鉴别瓷器为借口，夜郎自大，标榜自我。实则是以破坏文物为目的，以破坏他人的身心健康为目标。他（她）们教人如何用手去“敲”瓷器，用“稀酸”去洗瓷器，更有甚者，教人如何用鼻子去“嗅”瓷器。教人怎样鉴别瓷器的方法有多种，何必这样跟文物，跟他（她）人的身心健康过意不去呢？4：动机不纯，居心叵测，阿夷奉承。其目的是：不择手段地为了挣钱。眼红歌唱家的钱财，“书”碑立传，吹牛拍马，从中捞回读书的本钱。这种专家，枉为史学天才，对文物毫不负责，有失史学者的体面，不重实际，不去实践，对号入座，以讹传讹，以貌取人，以地取物，孰不知“物随人流”这句话，柴窑瓷器在中原不可能跑到江南去！？明义上奉承，引用史学家，古陶瓷鉴定家，当代大鉴定家的话语，实则把责任全推给真正的鉴定专家。
以上这四种专家，他们不可能拥有柴窑瓷器，他（她）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口里又是怎么说的，行为上又是怎么去做的。不用我说，大家都心照不鲜啊。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有着灿烂的优秀的文化传承，“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的四大发明，标致着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而我国的陶瓷业工艺，就伴随着我国的人民生活，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几千年，难怪外国人叫我们国家为“瓷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国古代是“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陶瓷”的五大发明国。有理由去认知列祖列宗那高超的技艺，和他（她）们短距离接触。因此，我酷爱收藏瓷器，更爱收藏祖先留给我们后人最好的瓷器！
瓷器以我个人的理解，按时代她分为四大发展阶段：1：原始瓷：唐代以前的陶瓷；2：高古瓷：五代至元代瓷器，既唐代以后明代以前的瓷器；3：近代瓷：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瓷器，既元代以后至解放前的瓷器；4：现代瓷：解放初期至现代生产的瓷器。
换作是我的话，我的首选是高古瓷，其次是选近代瓷，再次就是远古瓷了。我不会去花大量的脑筋，大量的财力，去精挑细选现代精美的瓷器。理由很简单：古玩自然是玩古，而不是玩新。
象高古瓷就去挑选五大名窑瓷器：柴汝（汝瓷包括皇汝在内）官哥定。当然还可以挑选钧窑，唐三彩，辽金绿釉，湖田窑影青，建阳窑，吉州窑，越窑、巩县窑、鹤壁窑、耀州窑德化窑秘色窑,磁州窑、石湾窑、邢窑武陵窑等宋代名窑瓷器；元梅子青龙泉瓷器，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收藏的元代青蓝百合花觚，元代釉里红，元代青花等。
近代瓷就可以挑选明代的夜光瓷（是一种浅蓝色，里外包括圈足都施特别厚釉，晚上越暗越亮的瓷器。），斗彩，宣德五彩，永乐甜白及官窑瓷器。象枢府窑成化窑、弘治窑、正德窑、嘉靖窑、隆庆窑、万历窑等窑的瓷器都值得挑选。清三代官窑瓷器，如：康熙琅窑红，乌金釉，珐琅彩，五彩，仿汝，仿钧及单色釉瓷器。在收藏中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清晚期的珐琅彩也可以挑选的，千万不要错过。民国的瓷器就挑选朱山八友的瓷板画及民国时期的精美官窑器。
原始瓷可以挑选：象北京故宫珍藏的汉代陶瓷器，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瓷器等。
现代瓷可以挑选有名气的大师作品及伟人像作品。
当然，挑选最好的瓷器还是因您个人的爱好，再说，以上这么多这么好的瓷器，既要确保收到真品，又要防止收到赝品，应具备以下三点：1）缘份；2）眼力；3）财力。在挑选高古瓷及近代瓷时，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正所谓：识古不穷，贪古不富。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十全十美，又是官窑的真品吗？现如今的古玩城地摊古玩店拍卖公司还有一些专家鉴定过的人家说过如假包退（指的是眼力不到的人），就是价格高一点都可选购。
在鉴定瓷器的专家问题上，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四种专家：1）文化专家，这类专家以瓷器好看为标准，造型漂亮，则倍加赞美，大谈文化，从书本教条出发，脑袋里形成幻觉，真亦假来假亦真，吾之老，幼之幼，说你瓷器是老的就是老的，说你瓷器是新的就是新的。从而断定该件瓷器不但到代，就是现在也仿不了。这种专家一谈到仿品时，则犹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素不知是什么时间仿的，恐怕家里（或博物馆）没有收藏到几件像样的真货；2）打眼专家，这类专家用老眼光看瓷器，注重书本知识，但总想注重实物的观察，只是没有科学的发展观，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老眼光看新时代，谈新问题--经常提醒别人：要注意，别打眼！粘粘自喜，摆老资格，怕接底，怕二次上釉，总觉得：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这种专家打眼的慨率在40%左右；3）一般专家，这类专家断代比较准确，以发色，造型，工艺，胎坯，修脚，接胎等特征并借助一些必要的辅助工具去断代，结合书本知识，注重实物的观察，断代八九不离十。如:清中晚期，但清中，清晚分不清楚；4）真正专家，这类专家不太爱看理论知识 ，不听故事，只注重实物的一个“看”字，辨别真伪还在其次，不但能准确判断，5年，10年，90年代，80年代，文革，解放初期，民国，清早，清中，清晚，明早，明中，明晚，元，南宋，北宋，五代，唐代，汉代等瓷器。而且，还能清楚地知道出土的瓷器是什么时间出土的，死者在入土之前他把瓷器放在家里有多少年，更不用说现代瓷器是什么时间做假的了，还有什么柴窑，气窑，电窑，贴画，印画，化学料，化学金，接底，二次上釉，二次上彩，酸咬等，那都是小儿科，这些知识一般的收藏者都晓。这类专家不但是在瓷器领域，而且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木器，竹器，漆器，石器（含玉器），玛瑙，角类，像章，纸币，字画等各个领域，一定是个断代准确的专家。同时，在瓷器收藏方面，柴，汝，官，哥，定，钧，元青花，元梅子青，元釉里红，影青，五彩，斗彩，珐琅彩，夜光瓷，青花釉里红，乌金釉等到代瓷器，应有尽有，这才是真正的专家。
作为一个真正的瓷器鉴定专家，应该有真才实学，从事鉴定及著书，都要站得住脚。不要关门造册，不要让别人感觉是雾里看花。同时，也要“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身为国家级的专家理应为政府效力，为国家宝库添砖加瓦，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去发掘五魁之首---柴窑瓷器，为国家争光；要“讲正气”做到实事求是，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为荣誉而战，切不要做历史的罪人。要象中央一台，到民间去《寻宝》；象河南《华豫之门》那样打开大门，让人们去鉴宝；象北京台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去伪存真，还应到民间真正的收藏家里去访，不拘一格降人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扬其长，避其短。只要有您们专家在，我们就有信心：只要实物在手，也就不论是国内的瓷器，还是国外瓷器；不论是古代的瓷器，还是现代的瓷器；不论是古代的瓷片，还是整物件瓷器；不论是古代的那个窑口，还是现代的那个窑口。用不了1-2分钟，就可以给她断代的，并知道她的窑口的！
五代的柴窑瓷器，在我们的先辈眼里，就排名是“魁瓷”。而今，以又是瓷片，又是窑址，又是相传，又是实物，又是传承有绪，又是缺乏确证的史料，又是机器检测没有标的物等种种理由为借口，百般阻扰，拒柴窑瓷器于千里之外！甚至以讹传讹竟把柴窑瓷器说成：“青如天，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
我们大家梢微用脑筋细想一下，就不难看出它的谎缪：是薄釉还会“明如镜”吗？有“明如镜”的薄釉，这不是新的？难道还是高古瓷器吗？！还会象乾隆老爷子诗中描绘的“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吗？难道乾隆老爷子真的根本就没有见过柴窑瓷器，在给他（她）的子孙后代瞎编？有的说薄瓷，还有的说薄釉，莫衷一是。指釉汁纸样薄，那肯定不是厚，要不然他们就会说“厚如纸”。好！现在，我们就来单说纸，是指明代的官用纸，还是明代的民间生活用纸，还是现在的什么纸张？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由此可见，这些人无非就是想把水搞混。再者，就算当年刚出窑的柴窑瓷器“声如磬”，但时隔一千多年，人会老，瓷器同样会老化，还会是当年的“声如磬”吗？“声如磬”的标准音又有谁人知晓？换作是您的话，就不会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张冠李戴吗？！而反倒把五代后周柴荣皇帝的御批：“雨过天晴云破处，诸般颜色捉将来，”，把明代洪武初期曹昭著的《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同样地，把乾隆老爷子的《柴窑枕》诗：“色如海玳瑁, 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脚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若未永宣巧，龙艘落叶撕。”，都给统统地忘记到脑后去了。有奶便是娘,自己去创造，去发明，难怪毛主席会说:"聪明者最愚蠢"!把精美的白瓷（还不知道是宋是明？）说成是柴窑瓷器。从而，把好端端的柴窑瓷器推向了万丈深渊！让柴窑瓷器永无翻身之日！！让外国人捧腹大笑！！
关于柴窑瓷器的由来，众说纷云 。最令专家相信的是，清人朱琰在《陶说古窑考》记载：“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错误所在：其一，他违背了《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同时，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是为了神化柴窑瓷器而倡导的唯心主义说法，柴荣皇帝先有诗，后才做出来柴窑瓷器，这有可能吗？！其二，从现实出发，柴荣皇帝没有看到柴窑瓷器的实物，怎么知道有云，有雨，有破处？且不说“诸般颜色”。也就是说，明代洪武初期曹昭著的《格古要论》，乾隆老爷子的《柴窑枕》诗，还有我下面的《柴灯》诗，在没有见到实物的情况下，瞎著瞎写的。好在他写了"相传"二字,只是听人家说的而已，因此，由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柴荣皇帝是看到窑工烧出来的瓷器后，才由感而发，对瓷器进行御批的。
假如有柴窑瓷器实物就摆在您跟前，又有谁敢去认知她呢？！在我们的国度里有这样的“瓷皇”认证机构吗？让“片柴值千金”的柴窑瓷器东奔西跑地去求鉴定吗？难道柴窑瓷器就真的成了是非瓷器吗？ 难道还真的要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的“瓷皇”，柴窑瓷器不成？！
柴 灯
吴建奇
翡 翠 三 钉 脐 蕊 丹，
盏 肤 脉 络 瑞 云 婵；
口 唇 玳 瑁 玉 壁 底，
龙 凤 麒 麟 骤 雨 间。
用100倍扩大镜看，脐蕊丹里有什么呢？ 龙，凤，红云，麒麟，稍微偏右的正面的吞云吐雾的老龙头，刚出生的小龙，金鱼（好象蝌蚪）。又称“北斗七星”，指在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或杓形）的七颗亮星。北斗星命名的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天子。因为北斗绕北极旋转，这隐含着“帝王居中（居北极）”的概念。道教形成后，以北斗为天神加以崇拜，并对之作种种神学解释。《道教史》记载：“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即位的第二年（955年）即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结果天下寺院被废者共30336所，存者仅2469所，一方面大力推行崇道政策，召见华山道士陈转，问以黄白飞升之术，”。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皇帝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皇帝讲道。那么，我收藏的这只柴窑灯盏，与道教文化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人为何崇拜数字7 ，源于其蕴含古老星空秘密；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辰有关，可能主要源于月亮周期，月初，上弦月,满月，下弦月，以七日为周期，而人的生理周期也与七有多种关联；二十八星宿也是以数字七为基础，它既可以用于记录月亮的运行，也可以记录土星的运行，它绕日一周约28年七其实也是阴阳与五行之和；人们相信日月行星给人间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昼夜交替，春华秋实，潮涨潮落，一代传一代,数字七象征生命和幸福,永远充满神秘感；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七”这个数字情有独钟,并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用它来表示“幸运”、“美满”、“多数”等意义。“七”是一个神圣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数字,它对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因为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影响着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汉语中也有熟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就把“七”这个数字和生与死联系了起来。希伯来人喜欢用“七”来发誓;犹太人的三大节日都是为期七天;西方人认为第七个儿子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宗教和文化常常采用“七”来规范人的道德和行为。人有生机、感情、语言、味觉、视觉、听觉、嗅觉“七感”。人还应该有“七大美德”,即:信任、希望、仁慈、谦和、毅力、谨慎和节制。人的“七大肉体善事”是:照顾病人、施食于饥者、施饮于渴者、施衣于裸者、给陌生人以住宿、帮助囚徒、埋葬死者。人的“七大精神善事”是:改造罪人、教育无知者、劝解疑惑者、安慰痛苦者、耐心忍屈、原谅伤者、为生者和死者祈祷。在宗教文化中,有著名的“七重天”,即一重天为纯银天,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住所;二重天为纯金天,是约翰和耶稣的领地;三重天为珍珠天,是死亡天使的领地;四重天为白金天,居住着洒泪天使;五重天为银天,居住着复仇天使;六重天为红宝石天,居住着护卫天使;七重天为极乐天,是上帝和最高天使的住所。另外,人有“七宗罪”“骄傲、发怒、嫉妒、肉欲、贪吃、贪婪和懒惰。而神有“七大礼物”:智慧、理解、忠告、毅力、知识、正义和畏上帝。在文化上,最著名的当数“世界七大奇观”。它们是: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摩索拉斯陵墓,以弗所戴安娜神殿,罗得岛太阳神巨像,奥林匹亚宙斯神像以及亚历山大灯塔。除此之外,圣母马利亚有七大喜和七大悲;基督教有七守护神;七大圣礼;音乐上有七声音阶;自然光有七种颜色;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数字“七”在长期的使用中,人们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宗教色彩。
脐蕊丹的两边就是骤雨。难怪柴荣皇帝会御批：“雨过天青云，诸般颜色捉将来。”也就是说：现在人仿不了，将来的人也仿不了。南宋(窑变），元，清都仿过，但颜色是天蓝，草绿，窑变和墨绿，没有云的美丽，没有玳瑁，没有破处，更没有七的绝唱！用100倍扩大镜看，灯盏的全身都是云。破有二：1：三钉破了云；2：灯盏的腹部（脐：代表中间而又有7个针眼大小的红洞）破了云。此灯盏为翡翠釉。{哈哈，通过几次的实物观察，原来花蕊都是7呀！）
如果有对柴窑瓷器感兴趣朋友，且要看具体的实物，请去百度：“世界首件疑似柴窑瓷器惊现日本_柴窑吧_百度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