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英挺的资料

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早在公元三、四世纪时，今浙江东部宁绍地区以绍光、上虞为中心，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越窑青瓷体系，五代、北宋初期又以余姚为中心，再度形成一个以烧制所谓秘色瓷的越窑体系。除越窑而外同时烧制青瓷的还有婺窑与瓯窑。北宽阔时节的龙泉窑受三窑的影响，烧制与三窑相似特征的瓷器。南宋以后，龙泉窑为应会南宋宫廷、官家的需索，也生产一种以施粘稠的石灰碱釉为特征的似官或仿官瓷器，在南宋中期以后终于形成了有龙泉自身特点与风格的梅子青、粉青釉龙泉青瓷。
在南宋晚期，龙泉青瓷有很大的发展，除在今龙泉月月县境内有众多的烧瓷窑场，并旁及邻境的庆元、遂昌、云和等县，终于形成一个新的青瓷窑系，江西吉安的永和窑和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烧龙泉风格的青瓷。这种趋势入元以后持续不衰，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两岸就已发现一百五十处元代窑址，烧制龙泉窑风格青瓷窑场范围更为扩大，今福建省境内各窑也盛烧龙泉青瓷。
龙泉青窑系的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为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这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在国内，龙泉青瓷也和景德镇的青白瓷一样，它的商品市场也扩及到宋占领区的北缘。近年发现陕南与四川的青白瓷与龙泉青瓷的窖藏就是很好的证据。

宋人世窑诸窑系中，龙泉青瓷的兴起是最晚的，但由于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成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瓷窑系。

1·龙泉窑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境内，龙泉县境不仅有蕴藏丰富的制瓷原料，而且山区丘陵都盛产松柴可作烧瓷的燃料。窑址炉多溪流山坡建筑，制瓷原料的加工依赖水碓利用。成品输出也便于利用水运。据浙江省文管会的调查，在龙泉境内发现的青瓷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梧桐口、小白岸、道泰、山头窑、松溪、安福口、安仁口、笔架山、项户、安福、碗圈山、马坳、大方、岑脚、周墙、大棋、下村、黄金坑、武溪等二十三处，其中以大窑和金村两地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南宋时期大窑附近的窑址由北宋时期二十三处发展到四十八处，窑场数量成倍的增长。
从窑址遗存的早期标本可以看出，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南宋晚期是龙泉窑的极盛期，元代在烧大件器物的技术上有突破，明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工匠有的迁往江西等地，另行建窑，仍烧龙泉釉瓷器。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带康熙五十一年铭文的龙泉窑标本，这可以做为龙泉窑的下限资料，此后看不到清代龙泉窑的产品，传世器所见，都是景德镇的仿烧品，文献里也有景德镇仿烧龙泉釉釉为配方的记录。
龙泉窑烧瓷有七、八百年的悠久历史。早期产品以习见的日用品如盘、碗、壶等为主，盆、钵、罐也少量烧制，造型制做工整，底部修理平滑，器物比较普遍地使用刻花，辅以篦点或篦划纹，此外还有波浪、云纹、蕉叶、团花和婴戏等纹饰；在大窑、金村、王湖、安福等窑址中这类标本都很丰富。早期产品在器形、装饰与釉色各方面与越窑、温州窑、婺窑有相似的特征。龙泉窑在南宋中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器物造型淳朴，器底厚重，圈足宽阔而矮。具有稳重感。早期的器物仍继续生产，并出现了炉、瓶、盆、渣斗、塑像等器物，器皿造型很多，每种器物有多种式样，炉有鼎炉、葱管足炉、八卦炉、四足炉、奁式炉等等，瓶有胆式瓶、鹅颈瓶、龙纹瓶、虎纹瓶、带盖瓶等等；釉晶透明如镜，装饰以刻花为主，篦纹逐渐减少，碗口多花口五出，花口下碗壁多凸起五条直线，碗内刻云纹的较多，有的碗分为五等分划线，内划“S”形纹饰，划饰简练快速；碗心印阴文“河滨遗范”或“金玉满堂”，四字也比较多。一种浅式平底小碟，碟时心刻一条鱼尾变卷的游鱼。这类浅碟里心还有刻荷花纹的，无论造型与纹饰均与陕西耀州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耀州窑这类刻花碟出于北宋中期层，北宋未期浮雕莲瓣纹开始流行，在盘、碗的外部以及瓶上饰以浮雕莲瓣纹的较多，龙泉窑不少窑址里也遗留有大量的标本。
龙泉窑瓷器，其造型、花纹虽可与其他瓷窑标本比较，参考断代，但若考虑到龙泉窑兴起较晚，在其未能进入远地广大市场与其他先进瓷窑争胜之前，同样的造型、花纹其实际生产时间可能要比其他瓷窑为晚，至于宫廷、官府烧造成的“官样”瓷器，流行于民间与民窑大量烧造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晚一些。
龙泉窑的兴盛期可能开始于南宋中期，至于通常作为龙泉青瓷的代表作品，成为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的粉青釉、梅子青釉器和烧制成功，则可能始于南宋晚期。窑址遗存的大量瓷片，接其胎色可分为自胎和黑胎两类，而以自胎为主，约占总数十分之九以上。黑胎青瓷可能即是仿南宋官窑的产品，息胎青瓷则是代表龙泉窑系特点的龙泉青瓷。这一时期器物造型更加多种多样，有各类盆、碟、盘、碗、盏、壶、渣斗等到日用品，也有文房用文具水盂、水注、笔筒、笔架、棋子、还有鸟盏与佛前供器的各式香炉以及八仙塑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了不少模仿古代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器物，仿铜器的有鬲、觚、觯、投壶等器，仿玉器的有踪。表明龙泉青瓷工艺上的成就已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爱重。
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我国烧造青瓷的历史十分久远，浙江地区烧造青瓷的历史遗迹可以追溯到战国、春秋，从原始青瓷到龙泉青瓷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传统之悠久罕有伦比，历代烧制青瓷的匠师也都十分重视发挥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晋人形容瓯窑青瓷为“缥瓷”，唐人称越窑釉质“如玉似冰”，釉色为“千峰翠色”、“秘色”。但是成为青瓷釉色与质地之美的楠峰的则宋代窑工创造的龙泉青瓷，它是巧的人工制造的青玉，宋代龙泉青瓷每一个碎片，至今仍令我们为它的美感所倾倒。

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

为了对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进行科学的总结，1959年，中央轻工业部和浙江省轻工业厅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央轻工业部硅酸盐研究所、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美术学院以及龙泉瓷厂等单位对历代龙泉青瓷的原料、烧制工艺、呈色机理、造型装饰作了专题研究，当下藏品出手及藏品送拍甄选，壹伍贰，伍陆，贰捌，陆玖零肆。伍女士  致力民间藏品出手渠道建设。他们收集了五代至明各历史时期中较有代表性的青瓷标本，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研究。他们研究了龙泉地区的原料，胎釉的化学组成，釉层厚度，烧成温度，气氛性质以及显微结构等等因素对釉色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可大致归纳如下：

1龙泉地区瓷土原料，有一部公属于瓷石类，它们含有大量石英和一定理的高岭石，绢云母等矿物，另有一部分则属于原生硬质粘土类，其中亦含有大量石英。而高岭石的含量则较前一类为多。用这些瓷土烧制成的瓷胎，其主要矿物组成是石英、绢云母和高岭石等等。因此，龙泉青瓷属于石英—高岭—云母质瓷器，与江西景德镇瓷器是同一种类型的。该地区的紫金土系由石英、长石、含铁云母以及其他含铁矿物所组成。紫金土的含量一般为3—5%，高者可达成15%左右。主要用于配制釉色或胎色较深的制品，如梅子青釉、豆青釉以及黑胎青瓷等。石灰（石灰石）是釉的主要助熔剂，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向老工人调查得来的传统工艺材料、传统釉料是以石灰与砻糖制甩“乌釉”掺入釉内，制成的石灰碱釉。

  2古代龙泉青釉大体上可分成石灰釉和石灰碱釉两面三刀大类。前者见于五代和北宋，后者内陆于南宋和元、明。

3石灰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小，即在高温下易于流釉，因此这类釉一般都显得比较薄。就显微结构而言，这类釉主要由玻璃相所组成，而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则很少。因此釉层显得相当透明，釉面光泽亦比较强，石灰碱釉的特点是高温粘度比较大，即在高温下不元气流釉。这样，釉层就可以施得厚一些，使器物的外观显得比较饱满。南宋的陶瓷工匠们还通过控制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使这类釉的外观获得一种柔和淡雅，有如青玉一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著名的龙泉窑粉青釉。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粉青釉的釉层中还含有大量小气泡和未熔石英颗粒，它们使进入釉层的光线发生强烈散射，从而使其在外观上获得一种和普通玻璃釉完全不一样的别有风格的艺术效果。南宋时期发明的石灰碱釉对青瓷说来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巨大进步。

4南宋时期，龙泉窑还生产一种其色调可以与翡翠篦美的梅子青釉。通过试验得知，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要高，故釉的玻化程度也比粉青釉高。梅子青釉的釉层略带透明，釉面光泽亦较强。从工艺观点而言，梅子青釉的形成原因除了烧成温度较高以外，还需较强的还原气氛和比粉青釉更厚的釉层。

5上述粉青和梅子青釉，其所配的胎基本上都是白胎。从近年来大量发掘出来的实物资料看来，龙泉窑除了生产这种白胎青瓷外，还生产一种黑胎青瓷。从出土器物的数量看来，白胎青瓷的产量占主要地位。在发掘时还发现，黑胎青瓷和白胎青瓷混杂地堆积在一个层次里，没有单独的层位，这表达式明这二种类型的瓷器是在同一窑中兼烧的。黑胎青瓷的胎色跟烧成温度有关。烧成温度较高，胎呈深灰，烧成温度较底，胎的颜色也相应变淡。釉的色调和光泽也和烧成温度与气氛密切有关。温度较高的釉呈棕黑色玻璃状，温度较低，釉色也变浅，光泽亦减弱，呈半木光或木光。这种黑胎青瓷，无论在造型、釉色、纹片以及底足的切削形式等方面都和南宋官窑相似，从外观上看，这二类瓷很难分辨。

6胎的色讯对釉色有一定的衬托作用。古代龙泉青瓷一般都要在胎的配方中掺加一定量的紫金土，其目的就在于降低胎的白度，使胎色在白中略带些灰的成分，甚至成为灰黑色，这样便可使釉色深沉，而不致过于显露。不同类型的釉色所要求匹配的胎色也不一样。如粉青釉要求胎白中带灰，梅子青釉要求胎的白度高一些，或白中略带灰，而黑胎青瓷则要示灰到灰黑色胎。

7南宋和元、明时代胎釉配方中钾、钠含量很高，无法用现在见到的当地原料配成，这个问题可能由于古代所用瓷石的风化程度较浅，因而含钾较高之故，古代采用“木叶”来烧炼釉灰，也会在釉中引入一部分钾。所谓“木叶”，可能是一种钾含量较高的植物枝叶。

8古代龙泉青瓷的烧成温度大约在1180—1230℃之间，梅子青则在1250—1280℃之间。胎质都不太致密，介于生烧与微生烧之间。利用还原比值这个概念可以看出古代青瓷在烧成时气氛的平均性质。上品的粉青釉的还原比值约为2——3，即要求强弱适中的还原焰，梅子青釉的还原比值约在10以上，即要求强还原焰，黑胎青瓷的还原比值约04左右，即要求弱还原焰。

从传世产品看，明代龙泉窑的制品有精粗之分。精品胎色白中微闪灰、胎质细腻厚重，制作精湛，造型精美，施满釉，盘、碗器底一般不施釉，也有如元代圈足底部留有刮圈垫烧痕的。釉色青灰，釉薄而透明，釉面光泽度很强，滋润匀净，釉色绿中微泛黄。器物以高足杯、菊瓣纹碗、玉壶春瓶、执壶、盖罐多见，高足杯的足较高，有竹节装饰，一节或多节，挖足粗率且较浅。纹饰有人物故事及花托吉、福、寿、金玉满堂等字。器表多有刻划花装饰，图案构图疏密得体，刻花精细。粗品胎质淘洗不精，质地较粗。制作也不精细，胎体特别厚重，尤以底部为甚。所见多为碗、盘类制品，釉色多绿中闪黄。针对不同的釉料性能，明代龙泉青瓷还形成有别宋瓷的装饰特色不以釉色取胜，而以印花、堆贴，刻划花为主。明龙泉青瓷正是利用釉的透明性能，采用刻、划、堆贴装饰，使作品另具一种工艺美。但总的来说，明代的龙泉窑系，大多产品成型草率，器型笨拙。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宋代六大窑系。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装饰风格趋于奔放。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到了明代，龙泉窑生产规模已渐缩小，但仍集中在大窑一带。过去文献上把这一时期的青瓷称为“处州窑”，是不确切的。在明初一段时间里，龙泉的制瓷匠师们曾经一度努力恢复宋代龙泉青瓷的艺术风格，把元代破坏了的民族优良传统复兴起来，烧制出一些白胎厚釉的产品。如正统（1436—1449）年间顾仕成的作品，形制端整，釉厚色青，可以代表当时的烧制水平。

玉壶春瓶又称玉壶赏瓶，是中国瓷器造型中的一种典型器形。流行地区广，沿用时间长，宋以后历代各地窑场均有烧制。它的造型是由唐代寺院里的净水瓶演变而来。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它是一种以变化柔和的弧线为轮廓线的瓶类。
玉壶春瓶最早出现在宋代，以后历代都有烧制，但每个历史时期的造型和装饰都略有不同。从宋至清，年代越晚，瓶的颈部越短，腹部越大、越圆，圈足越宽。釉彩装饰在宋代目前仅见北方窑口的品种，如定窑的白釉刻花、磁州窑系的白地黑彩或褐彩等；元、明时主要有青花、釉里红、白釉（元代为卵白釉、明初为甜白釉）等；到清代又增加了粉彩及其他颜色釉等品种。

玉壶春瓶又与梅瓶、赏瓶并称为“瓶中三宝”，是器物美学发展史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型。许多瓶类都是以这三种造型为母本延伸创作出的。三种瓶型相比，玉壶春的造型最为经典。清新挺俊的身姿、曼妙的曲线更显女性阴柔的丰满与纤细，所以不少收藏家也习惯称其为“女性瓶”。
近日深圳永乐有幸征集到一件明代时期的龙泉窑刻花纹玉壶春瓶；该器物高：35cm，口径：124cm，底径：124cm；造型呈撇口外卷，束颈，溜肩，垂腹，圈足。釉色凝重沉稳，呈青翠色，釉面均匀莹润，玉质感较强，胎质细腻，胎体厚重，瓶身刻有花卉纹饰，画面蕴涵吉祥寓意，底部削足垫烧。使该器物整体器型更加俊秀、舒朗、雅致，玲珑有致。堪称明代龙泉窑青瓷的典型器。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升值空间。

龙泉窑是中国瓷业史上最后形成的一个青瓷名窑，其文化内涵丰富，生产规模极为壮观，是南北两大瓷业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典范，是官民瓷业相互关联、相互激荡的结果，是中国青瓷工艺发展的历史总成。

龙泉窑是陶瓷史上最后崛起的青瓷窑口，至迟到儿世纪初已经烧造出成熟的青瓷产品。13世纪初，龙泉窑自身风格确立并开始向外扩散，形成庞大的龙泉窑系。至15—16世纪，成为唯一可以和景德镇御窑并提的窑口，18世纪以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龙泉窑专烧青瓷，创烧了厚胎厚釉、如脂如玉的粉青釉、梅子青釉，同时灵活运用各种装饰技法，如戳印、贴塑、镂空、模印、刻划花等，风格独树一帜，国内外窑口都竞相仿烧，形成独特的龙泉式风格。
龙泉窑烧造历史概述
龙泉市地处浙江西南部山区，境内层峦叠嶂，溪流纵横。龙泉于唐乾元二年(759)置县，这时只有零星的窑业生产，集中在龙泉县以东地区，产品种类单一，质量不高，釉色青黄(详见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与日后盛极一时的龙泉青瓷差异较大。
北宋中期以后龙泉窑初步发展，以大窑、金村等地为中心，流行淡青、青釉，刻划纹饰为主，器型丰富，与同时期其他窑口风格基本一致。南宋至元，龙泉窑以厚釉的青瓷产品著称，模印莲瓣、内底戳印都是其典型装饰特点。此时龙泉窑的瓷业体系和自身风格确立并向外扩张，影响了周边诸多窑口，形成了庞大的“龙泉窑系”，如江西吉安永和窑、瑞金径桥窑，福建泉州碗窑乡窑等，都生产龙泉系青瓷器物。元明之际，在广东潮州、惠州也发现了烧造龙泉系青瓷的窑址。
《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将宫廷使用器皿“行移饶、处等府烧造”，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为龙泉“官器”的烧造找到了确凿的证据，清宫旧藏的部分龙泉窑器物也证明了龙泉供烧朝廷的事实(详见王健华《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龙泉青瓷掇英》)。进入清代，龙泉窑只有孙坑等几处窑址，产量较少，产品仅供当地使用。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处州府龙泉县……道光二十四年”等文字的青瓷瓶，证明龙泉窑清中晚期仍在生产。
龙泉窑的烧造历史可达上千年，产品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因此，对于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陶瓷装饰风格或者形制特点的转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胎、釉原材料的变化，技术工人的迁移，国内以及国外市场的需求，统治阶层的喜好等等，这些因素不完全是随着政权的改变而变化的。龙泉青瓷亦是如此。
龙泉窑分期及产品风格
目前龙泉窑考古发掘成果已初具规模，窑址遍布于大窑、金村、溪口、安福、大白岸、山头窑、上严儿、云和等地(详见各地的考古发掘报告)。通过对考古发掘以及部分传世龙泉窑产品分期排比，大致可以将不同窑区的龙泉窑系产品分为以下六期：
1　初创期，11世纪初到12世纪初(北宋中期到南宋初)
分期依据龙泉市塔石乡秋畈村北宋元丰元年(1078)墓出土的五管瓶和盘口瓶(见《浙江纪年瓷》图版201、202)，这两件器物均用刻花装饰，刀法刚劲有力，花叶间填以篦纹，五管瓶的上腹部还刻划斜条状纹；1976年龙泉县茶丰公社墩头大队出土与之形制相似的五管瓶，同时出土的还有长颈瓶和执壶；江苏溧阳发现的北宋元j；占六年(1091)墓也出土青釉碗、盘，侈口，圈足底部无釉，釉色泛青或者青中泛黄，碗外划直楞纹。
五管瓶是此时颇具时代特色的器型，南北方均有烧造，形制各异，一般瓶体分级呈塔式，肩部出直立的五管，有盖，盖出沿。五管瓶大多用于陪葬，也有说法称之为“谷仓罐”，是对灵魂永生的寄托。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这一时期龙泉窑明显受到温州地区瓯窑、金华地区婺州窑工艺的影响，器型以碗、盘为主，还有执壶、五管瓶、双层碗、盖盒、罐、钵、器盖等，实用性较强。碗、盘大多为侈口，口沿较薄。胎色灰白，但质地较为疏松，不够细腻。釉层薄，光泽度高，釉色多见青中泛黄或者青中显灰色。器物的生烧和过烧现象普遍。纹饰以刻划花为主，有主次之分，主题纹饰往往使用刻花，刀法犀利，划花作为陪衬。常见内壁刻团状花卉，花瓣上划篦纹，也有的间以锥刺纹，往往呈“Z”状，内底刻划旋涡式菊花图案，器物外壁常常装饰三、四条一组的折扇纹。
2　发展期，12世纪初到13世纪初(南宋早中期)
分期依据新昌县南门轴承厂工地南宋绍兴己卯墓(1159年)出土的葵口碗，圈足宽大，沿葵瓣处有白色出筋线；碗圾山窑址中出土带有“淳熙”字迹的束颈罐残片，淳熙乃宋孝宗年号(1174--1189年)；1959年浙江省丽水市保定风凰山南宋淳熙五年(1178)何偁墓出土的龙泉梅瓶(图三)，釉层薄且透明，器身素面，器盖外刻划莲瓣纹；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的瓷碗，碗内用线刻、篦划的方法刻划赤裸婴孩和两朵团花，纹饰新颖生动，根据出土钱币推断为淳熙年间(1174--1189年)墓葬；1974年江西省清江县临江镇南宋淳熙年间墓葬出土的龙泉青瓷执壶，器物深腹上鼓下收，矮圈足，肩部饰一周弦纹，腹部饰细密均匀的变体莲瓣纹。
窑址发掘情况及产品风格龙泉青瓷逐步形成自身风格，工艺水平也不断提高，胎体和釉色都更加成熟。器物以碗、盘为大宗，此外还有瓶、鼎式炉、尊式炉、水盂、钵等，已经开始出现陈设器皿。灰胎，釉色多为青灰色，部分呈青，釉层较厚且有开片，部分器物釉面玻璃质感强。纹饰仍以刻划花为主，但风格有所变化，大都只是单面装饰，篦纹装饰也趋于减少。荷花、荷叶纹大量出现。碗内线刻瓣纹作为分区，内填“S”形纹或者云纹的纹饰组合十分流行，而且常做花口造型。器底印“金玉满堂”字款器物大多出现于此时期。
3　鼎盛期，13世纪初到14世纪初(南宋中晚期到元初)
分期依据1977年清江县临江镇南宋开禧元年(1205)墓出土的青釉长颈瓶，该瓶胎体厚重，光素无纹，是龙泉窑向厚釉过渡的代表器物；1963年武昌卓刀泉南宋嘉定六年(1213)墓出土的长颈瓶，施釉较厚，通体素面无纹；2005年丽水市下仓村嘉定壬午年(1222)李重妻姜氏墓出土的粉青釉盂形罐、粉青象钮盖罐、粉青釉牡丹纹粉盒、菊花鼓钉三足炉，这一批龙泉窑精品的出土为龙泉瓷器断代提供了新的标准；1986年德清县东郊发现的咸淳戊辰(1268)吴奥墓出土的鬲式炉、长颈瓶，长颈瓶器形古朴，颈和腹部饰数道弦纹，釉层较厚，细开片，足底无釉，呈朱红色；浙江省衢州市柯城王家瓜园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绳祖夫妇墓出土的葵口碗、敛口碗、莲瓣纹碗，充分代表了这一时期龙泉窑的时代特征；1963年丽水市三岩寺金桥头南宋德祜元年(1275)叶梦登妻潘孟光墓出土龙泉梅子青莲瓣纹碗、双耳六角扁瓶，尤其是六角扃瓶，印宝相如意头纹、垂帐纹、仰莲纹，釉色青灰且厚重；1984年，杭州市发现元大德六年(1301)书法家鲜于枢墓，出土龙泉窑青瓷贯耳瓶、鼎式炉，造型古朴，制作精美，通体素面，不排除是墓主生前收藏物品，因此这批龙泉窑瓷器下限为14世纪初。

龙泉窑: 在今浙江龙泉，故名。窑址已发现上百处。始烧于北宋前期，中期以后有发展，南宋是其极盛时期，瓷窑数量成倍增长，胎质洁白，质量显著提高；与生产白胎青瓷的同时，还为南宋宫廷烧造仿官窑的黑胎器物，在金村、溪口等窑址都有这类仿官标本出土。元代在烧大件器物上取得很大成绩，近三尺的大盘与大瓶，烧成后盘心坦平，瓶身不偏不倚，极其难得，除供应全国各地外，还大量行销海外，在今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等国的古港口及遗址都有龙泉窑瓷器出土，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龙泉窑瓷器达九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前期产量仍很大，中期后渐衰。
元代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元对外贸易大为发展，国内国外用瓷和外销瓷需要量剧增，进一步促进了青瓷的发展。元代龙泉青瓷的造型比南宋明显形制大，胎体厚重，显现出威武雄壮。馆藏荷叶盖罐、缠枝莲纹大瓶等，是元代时的代表。元龙泉时期的装饰艺术有划、印、贴、堆、镂刻、点彩等，题材内容较为广泛。如馆藏元代粉青釉堆贴蟠龙纹盘。元龙泉窑梅子青釉双凤耳盘口瓶、元龙泉青釉八角双鱼碗、等都是这时代的精品。明代龙泉窑青瓷比元大为逊色，但数量众多。如图所示，为明代精品。

南宋是龙泉窑的鼎盛时代。当时宋室南渡，同时龙泉青瓷大量外销，使制瓷技术和数量质量明显提高。许多晶莹润的粉青釉、梅子青釉相继出现。如馆藏龙泉窑粉青釉花瓶、龙泉窑印花莲瓣碗、龙泉窑青釉三足炉、龙泉窑梅子青双鱼耳瓶，龙泉窑黄釉暗花高三足炉就是这一时期产品。龙泉窑开创于三国西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年，是中国制瓷历史最长的一个瓷窑。龙泉窑的主要产区在龙泉市，目前，在龙泉市内已发现古代瓷窑三百六十多处，占全部古瓷窑址的70%左右，其次是庆元、云和、丽水和永嘉。大窑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区，瓷窑密布，从高际头、大窑到坳头村沿溪五公里的山坡上，已发现保存至今的瓷窑址60处，大部分瓷窑的生产时代从宋到明代，延续生产数百年，而且瓷器制作之精细，器形、釉色之优美，大大超过其它瓷窑。所以将分布在丽水、温州地区这一类型的瓷窑定名为"龙泉窑"。
龙泉窑在漫长的一千六百年的制瓷历史中，可以分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几个阶段。魏晋至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已经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宋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业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为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的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民国时期几乎绝迹，如有收藏应该不能轻视之。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

创造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

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

装饰风格趋于奔放。

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

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

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

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

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 1133)庄绰的《鸡肋编》 “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钱氏所贡，盖取于此。

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

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

“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

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

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

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 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

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

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

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

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

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

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

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

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

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

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

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

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

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

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

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

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

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

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

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

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

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

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

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

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 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

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 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 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

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

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

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

至今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

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

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

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

至今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

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至今看来，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

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

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元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

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

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

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

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

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

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

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

至今从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

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

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

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

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

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清代

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

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车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

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少将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

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声所剩无几。

清中叶，仅剩南窖、瀑去埠头村、青溪水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

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

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

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辆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

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国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 实业部请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

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