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从宋元第一大港陨落为三线城市,是怎么回事?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它赞誉为“世界最大之港”。2017年,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如今沦为三线城市,其中原由,值得深思。
硬件可靠
泉州的崛起离不开硬件和软件协调配合。从硬件来看,泉州海岸线曲折交错,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隆庆府志》坦言:“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透逸,不至波扬。”众多港口离主航道并不远,域宽水深,能够容纳上百条大船。晋江打通了泉州和内地的物流联系,此外,港口深入海湾和河口,“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航道”,提高了泉州和船只的安全系数。
上图_ 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了泉州港的兴起。由唐至宋,泉州大兴水利,围海造田,经济实力由上郡晋升至望郡。更为重要的是泉州实行农耕和手工业并重的政策。步入唐宋,泉州出产的丝织品有“绮罗不减蜀吴春”之称。而当地烧制的青瓷和青白瓷以质优、价廉、量足著称,仅考古发现的宋元窑址就有133处。此外,泉州的茶叶、蔗糖、铁鼎、生铁、银等商品,均蜚声海内,享有盛誉。
造船业为当地的航运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唐宋时期,泉州出产的鸟船和福船,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代表了泉州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称赞:“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在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记述:中国商船“皆造于刺桐 (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二埠。”从南海至印度洋,中国商船往来频繁,比比皆是。进入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大部分船只来自于泉州。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了泉州港崛起的必备条件。
上图_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软件过硬
泉州的软件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自南安郡(今福建泉州)乘船前往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拉开了泉州和南洋诸国通航的序幕。相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杭州等贸易港口,泉州航程适中,设施完备,得到了朝廷和南洋诸国的认可。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在任命李庄提举福建市舶的诏令中说:“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上任。”从中体现出通过加强市舶管理、促进外贸活动的指导方针。
各个时期的官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唐朝要求地方官对待外商“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推出“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的招商政策,同时,尊重外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热情款待外国贡使。元朝时,其他海港“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无形中扩大了泉州港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优势。
上图_ 海交馆陈列的宋代泉州海船
除此以外,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船工还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中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描述泉州船工在泉州到海南岛的航线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之”。
南宋后期,泉州赶超广州,达到极盛。1226年编写的《诸番志》中,与泉州通航的南洋诸国多达57国。学者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若欲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配套的软硬件,是泉州港兴盛的主要因素。
上图_ 15世纪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
衰亡抓内因
正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明朝的泉州港进入了发展拐点。据经济学家冀朝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统计,有关两宋期间兴修水利的记载中,浙江有302次,广东44次,福建多达402次,首居全国首位。至元朝,浙江和广东成为第一和第二,福建退居第五,再到明朝,浙、粤仍居前列,福建位列第六。
水利设施的落后,造成明末“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至清初,这种情况仍未改观,水利设施“今存者不能十之三矣”。人地矛盾直接影响了植棉丝织业,致使停留在农家副业的泉州产丝绸和棉布,无法和江浙等地集中式作坊的产品匹敌。
另外,泉州农业结构也不合理。当地“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 因占用农田过多,导致“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泉州失去了制糖中心的地位。而当地“铁矿渐竭”,冶铁从业人员只能“往他郡开之”。而福建出产的建宁腊茶、探春、先春等茶叶享有盛誉,因明末官府盘剥,种茶业也萎靡不前。农业和手工业的裹足不前,无形中破坏了泉州港的经济基础。
上图_ 明代泉州府
下滑找外因
诸多外因也加速了泉州港的没落。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泉州发生万户赛甫丁阿迷里可和“总诸番互市至泉”的那兀纳之间内斗。这场纷争十年后才被陈友定平复,“泉民先经回寇涂炭,继为友定茶毒”。在此经商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纷纷回国,泉州元气大伤。
明朝建国后,朝廷一方面严禁国人出海贸易,下令:“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甚至禁用舶来品,“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蔫,其见有者,限于三月销尽”。另一方面拒绝外商来华经商,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礼部奏诸蕃国使臣客旅不通”,泉州断绝了与南洋诸国的贸易往来。
上图_ 明人绘《倭寇图卷》
嘉靖年间,泉州遭倭乱波及,下辖的安溪、永春、南安、安海等地均遭攻陷,倭寇所到之处“无不焚毁屠戮,财物罄掠无遗”,海船尽数被掳。倭乱最盛时,都御史朱纨曾一次性杀死90余名违反海禁的“漳泉商人”。在争斗、海禁和倭乱的三连击之下,泉州港每况愈下,彻底沦落。
《元史》中南洋诸国均以泉州为起点。《明史》中,占城航线“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泉州门可罗雀。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福建政治中心迁往福州,泉州陷入百年孤独的困境。
青白瓷因“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名满天下。湖田窑是宋时烧制青白瓷最为著名的窑场之一。相较于其他窑口的青白瓷,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色釉纯润清雅,胎质洁白细腻,胎薄而坚实致密,釉色介于青白二者之间,清澈如湖水,莹润似玉器,素有“饶玉”之称。湖田窑白瓷的诞生一开始就体现了宋人恬静清白、淡泊隽永的格调,这与宋社会推崇朱熹理学观念有关,所以湖田窑最大特点是制瓷工匠刻意模仿如玉白色格调和质感,故《饮流斋说瓷》记载湖田窑青白瓷有“假玉”之称。
2011年,当一件南宋青白釉观音菩萨坐像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的拍卖场时,或许谁也没有料到它最终会以约合人民币2117万元的价格创下记录。从2012年开始,高古瓷在全球拍卖市场上便频传佳音,众多高价拍品的出现引得藏家纷纷侧目。今年春拍中,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碗更是身价过亿,以其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古瓷延续了市场的火热。
这其中,可称中国瓷器黄金时代的宋元瓷器无疑是高古瓷板块的领军者,特别是宋瓷,温婉含蓄的釉色、风姿绰约的造型、美轮美奂的装饰技艺,是后世难以超越的丰碑。宋瓷以五大名窑领衔,龙泉、耀州、磁州等南北窑厂纷繁并立,各竞风流。有的釉色夺目,有的以刻工取胜,有的则开创了后世瓷画的先河,此风至元代仍有延续。
不同的技艺风格迎合了当今不同藏家的不同审美喜好,也决定了其在拍卖市场上的价格定位。宋元名窑如今在拍场上的逐鹿之争,究竟谁更抢眼沉寂许久的高古瓷市场是否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时期就像关注世界杯上那些明星球队一样,我们不妨逐一看看这些宋元名窑在拍场上的表现。
随着世人对湖田窑认识的加深,湖田窑在收藏界的地位也日趋提高。学会副主任毛小龙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在福建邵武,一位古玩商朋友拿出一只纹饰精美的双鹤纹青白瓷盘,并介绍说是宋湖田窑精品。毛小龙仔细看后确认为景德镇湘湖窑,这位古玩商朋友坚持说:“只要是青白瓷精品,都叫湖田!”可见世人心目中的湖田窑已成为今天青白瓷精品的代名词,其研究价值与收藏价值得到学术界和古玩市场的公认。
“湖田窑研究最有学术价值,最有争议也最具挑战性的课题,还在于它与传说中柴窑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身为江西师大美术学院教授,毛小龙对湖田窑青白瓷的艺术造诣尤为推崇。
市场行情的预判
老窑瓷器的传世精品远少于明清瓷器,且大多都收藏于国内外的博物馆,平日难得一件。由于其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博物馆需要一套完成的陶瓷体系收藏。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出土瓷片和完整文物不断丰富老窑瓷器的窑口和体系,但同时也滋生了一批盗墓贼,国家法律明文规定,此类文物禁止交易。初于金钱的诱惑,大量的文物被盗,走私到国外,造成大量的老窑瓷器流失海外。国外艺术品市场起步较早,市场相对健全,对中国的高古瓷器也很青睐,尤其是伦敦、纽约的藏家,因而国外拍卖不断创造高价。中国的拍卖公司对高古瓷器不够重视,加上法律的限制,精品在拍场出现的几率极低,更多的是在古玩店和私下交易,价格相对低迷。
艺术品市场的成熟带动高古瓷发展,随着市场的火热以及外来资金的介入,国内的艺术市场逐渐走向成熟。随着人们文化和审美水平的提高,老窑自身的历史、文化、艺术审美价值将会被人们逐步地认识并接受。而老窑陶瓷的存世量比较适中,价格相比明清瓷器而言,还处于洼地,非常有利于投资,收藏。
精品名窑老瓷相对之少,不说宋五大名窑精品国宝少,八大窑系各个民窑瓷器也是很少在市面上流动,宋元时期民窑也是动辄几万,稍精品贵则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前几年明清官窑瓷器炒着风风火火,随意一个官窑都是几百万上千万,老瓷高古瓷也迎来了温暖的春天
目前来看,藏家和投资者都倾向于艺术精品和具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品,老窑瓷器不仅仅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还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拿龙泉青瓷来讲,工艺考究,釉色雅致,雅俗共赏,已逐渐被江浙一带的藏家认可,未来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