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凉寺汝窑考古挖掘出土了多少万吨瓷片

永安门有官窑瓷片，建议去景德镇更多。
对很多人而言，老瓷片是存在的文化价值，但又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惦念。 每一块瓷片，都像是古老世界留下的时光胶囊，里面记录了许多值得追寻的线索。静静凝望，你不但可以感受到这种质朴，更可以体会到那一份厚重的中国之美。
在景德镇，老瓷片是各种“鬼市”里绝对的主角，这些瓷片有宋朝、明朝、清朝和民国的，都是老百姓在地下挖出来的，都是过去民窑烧坏而丢弃的，一层层的埋在地下了。
现如今，开采受到限制，市场中还在流通的老瓷片，成为了这座千年的古镇留给收藏爱好者最美的礼物。
美丽的纹饰，注定是无法受到忽视的，艺术家们通过一双巧手，把它们变成了一件件惊艳的艺术品。
当下珠宝首饰行业正大量被国外品牌占据，被黄金、宝石、钻石眩目双眼的时候，传统中国设计师希望用自己那无声的柔美与静逸，叩响“中国人文珠宝”的大门，雅致、内敛、含蓄、知性正是老瓷片首饰所要传递的符号。

吉州窑是壹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也是中国现有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窑址之壹。其创烧于唐代中晚期，盛于两宋，衰于元末，距今已有壹千二百年历史，其烧造前后跨度长达六百余年，因吉安古称“吉州”，吉州窑也因州而得名。其窑址主要分布在赣江两岸数十公里范围内，主窑厂有临江窑、永和窑、吴家窑、彭家窑等，其中位于吉安市永和镇境内的“永和窑”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业内也常以永和窑来代指吉州窑。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博机构对吉州窑遗址做了多次的深入调查，清理了许多窑址，发掘出了大量的瓷片及窑具，目前已发现的器型就多达120余种，常见的有碗、盘、注子、注碗、三足炉、花瓶、盖罐、粉盒等等。按胎釉可分为青釉瓷、乳白釉瓷、绿釉瓷、黑釉瓷、彩绘瓷、雕塑瓷和玻璃器等，种类繁多。唐时的吉州窑以烧造酱褐釉和乳白釉瓷器为主，形制和胎釉都比较单壹，属于初创时期。

吉州窑是壹座同时掌握南、北方著名瓷窑制瓷技艺，生产多种器型、釉色、纹饰产品的综合性瓷窑，其烧造的瓷器品种多样，古朴典雅，富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民族艺术特色，有“馨香艳丽的山花”之誉。其装饰技法丰富多彩，有剪纸贴花、白釉剔花、白地彩绘、黑釉白彩剔花、鹧鸪斑以及木叶纹和玳瑁釉。受地理环境影响，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窑匠们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的显著特征。

吉州窑彩绘瓷脱胎于磁州窑，磁州窑胎质偏黑灰，不得不在坯胎上先施壹层淡色化妆土，然后再绘黑彩，以求色彩和谐。永和窑胎质白中泛黄，黑色釉与胎色反差过于强烈，显得生硬，不受人们欢迎。而直接在坯胎上着褐彩釉，自然、和谐、古朴的特征显而易见，且省工料，这就是吉州窑彩绘瓷绝大多数为褐彩的原因。因地制宜，创造出了自己的特有风格，独领风骚，其古朴、简单及收敛之美，表达了当地文官达人的壹种文雅心境，体现了文人的壹种恬静阔达之精神，从而满足了他们的壹种人文情怀的追求。

吉州窑与建窑在宋时期的茶盏创意上，都追寻了道家思想及天人合壹的风格，对宋时期茶具发展做了较大贡献。吉州窑与宋时期的江西著名窑囗湖田窑、南丰窑、赣州窑及洪州窑百花齐放，各有成就。当然宋时期的耀州窑和磁州窑也在怒放。包含的人文思想和审美乐趣是丰富而多元的，其出土多为宋元文官武将之墓，非壹般平民所拥有，是宋元时期不可遗忘之窑囗。南宋是吉州窑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烧造的品种有黑釉、酱釉、青釉、白釉、白釉褐色彩绘、白釉红绿彩绘、绿釉、酱黄釉等，其中尤以黑釉瓷（亦称“天目釉”瓷）产品最为著名，其中的“剪纸贴花天目”和“木叶天目”仅见于吉州窑，是世界名品，饮誉中外，在日韩等国更被奉为国宝。黑釉本不是引人喜爱的釉色，所以历代产量都不多，到了宋代，为了观看茶色和斗茶风尚的需要，出现了大量烧制的黑釉茶盏，黑釉瓷才逐渐兴起。此时的吉州窑遗址也出土了大量黑釉茶盏和瓶罐等器物，不仅产量大，而且装饰技法多种多样，不乏玳瑁釉、木叶贴花、剪纸贴花这样的名品。这些装饰设计构思新颖，在宋代瓷窑之中独树壹帜，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与汉民族艺术特色。南宋时期的吉州窑瓷塑技艺也颇负盛名，包括各种人像、牧童骑牛、鸡鸭、老虎、象棋、瓷珠等。其中的牧童骑牛与曾在南朝鲜海域出水的中国元代沉船中，由景德镇窑烧制的牧童骑牛瓷塑极为相似。

元代是吉州窑走向衰落的时期，经典的黑釉瓷虽继续生产，但质量已大不如前，整体显得较为粗糙，与南宋时相距甚远。不过仍不乏壹些亮点，彩绘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元代时期的彩绘瓷在南宋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生产盛极壹时。彩绘瓷属于釉下彩，主要以铁质为彩料，烧成后呈黑、褐、赭、棕等多种色调，色彩明澈透亮，艺术感极强。主要器型有粉盒、方唇盆、海涛梅竹纹罐、海涛鸳鸯戏水纹瓶等，其中的连续几何纹地、锦地开光图案以及乳钉纹更是元代瓷器中典型的装饰风格。

吉州窑特征及鉴别：

1圈足：吉州茶盏的足圈非常不明显，几乎与盏壁相平行， 修坯时沿平底的边缘切去壹圈，形成壹个浅的圈足。外足圈内收,如果把它扣放在桌面上用手抓住足圈很难将它提起。这是因为吉州窑坯体强度不大，不能手捏圈足浸釉，那样容易把圈足捏崩，为避免这个现象发生，就二次修坯。当把泥料手拉坯成型后，凉至半干就要用修坯刀进行修坯, 第壹次修坯主要是修盏口和外壁, 并不修足, 在足圈上留有壹块泥料作为蘸釉时的把手, 待盏蘸釉后再二次修坯, 将多余的把手修去，挖取足心，由于两次修足，足心往往难以完全重合，所以会经常出现足心偏离足圈的现象。现代采用吸坯器，不需要留手柄，所以足心不会偏离足圈。

2浸釉：是将坯体浸入釉浆中，使之附着壹层均匀釉的方法。釉层厚度由浸入釉浆中的时间长短和釉浆的浓度决定。古代徒手操作，往往要浸两道釉，第壹道釉的釉层看上去很薄，通常称为护胎釉，对于大多数器物来说，内外釉多同时浸，壹次完成，这需要掌握熟练的施釉技巧，手持碗底足把，碗口朝下迅速浸入釉浆后，要同时抖动手腕，将积压在碗内的气体排出，使内壁与外壁同时挂浆。仿制者没有掌握抖动技巧，内外壁不能同时挂浆，需要两次完成，先浸外壁，再刷内壁，造成碗口内口沿重复施釉，口沿内的釉层厚于碗心，这也是区别真伪的重要标准。而且仿品是壹次施釉。

3出水的吉州窑瓷片与出土的吉州窑瓷器（墓出）釉面有很大的区别，出水的瓷片，壹般烧制温度高，釉面崭亮如新，迎光有起胶的感觉。而墓葬瓷器壹般因为土沁、酸咬（南方土壤酸性），釉面灰蒙、色滞，如果湿水，釉光漆黑发亮，但水干又恢复朦朦的感觉，如同水中的卵石，在水中很漂亮清新，但出水后，上面有壹层白堿壹样的东西，擦之不去，仿品由于涂胶，湿水前后没有变化。

4注意观察，可以发现有的吉州窑碗的碗心会鼓起壹个小鼓包，这是由于在拉坯过程中用了刮子，未将刮子尖对正盏心留下的痕迹。使用刮子， 壹可以避免在碗上留下指纹, 使其内壁光滑平整; 二起定型作用。这是吉州窑工匠制坯中的特有手法, 现在仿品也用刀具修出壹个小鼓包,死板不丰满，与真品相比区别很大。

5木叶的制作，壹般是把树叶先进行腐蚀，留下仅存叶脉的网状叶片，然后蘸上白釉，甩去网眼中多余的釉，使各条叶脉都沾满白釉，网眼则不留任何釉料而通孔，贴于黑釉面上，吉州窑的白釉中氧化镁含量较高，可以使局部釉面变成绿斑。且吉州窑白釉的植物灰以麻灰为主。烧成后的叶纹中次脉与支叶脉产生各色的乳光。现在仿品配方保密，每人的制作方法不同，据毛晓沪老师说，他仿制的木叶盏的釉都是由两种釉烧成，底釉施普通黑釉，面釉是用桑木灰制作的，不需要添加任何辅料。
香港纪伯伦国际征集处刘生整理撰写

宿城区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宿迁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南北交通要冲。春秋时期起，先后有宿豫、下相、宿迁等县、郡在此设立治所，留下了四座古城遗址。
宿豫（厹犹）城
宿豫城，俗称下古城。在宿城区郑楼镇古城居委会，京杭大运河南岸1公里，为废黄河北堤中之一段。古为犹国治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改犹国为厹犹县。晋改名为宿预县，后魏作宿豫。南朝梁时，守将张惠绍又在原厹犹县城基础上，增修城廊，并引水环护。公元735年，因黄泛城圯，治所北迁至下相城址。明代以后曾在此址建城隍庙、三义庙等。清乾隆皇帝南巡时曾登临其地。
宿豫古城历经战乱和水患，百姓多灾多难，景象萧条凄凉。元人陈孚《古宿迁》诗云：“淮水东流古宿迁，荒郊千里绝人烟，征衫不脱夜无寐，舟在西风乱荻边”；“日落狐鸣野草黄，雁飞无数水茫茫，疏星野火寒沙上，知是何年古战场？”
由于长期的风雨剥蚀，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时平田整地，宿豫古城址被削低约6米，与依山修筑的黄河堤相联，已失巍峨之势，山北麓被挖掘峭然壁立，犹显崔嵬之姿。据江苏省文物专家探测，古城遗址的文化层暴露面积2000平方米，混合文化层海拔20米，局部文化层厚3米，下为灰黑土文化层。
古城的西北麓，有古井一口，水甘冽，天旱不涸，群众传为罗成枪挑、马踩而成，事属不经，但罗成在此战斗过，则是历史真实。古井早被填塞，另于其南数丈远处掘一新井，水亦碧清，深约二丈，井壁不甃(zhòu)，亦不淤滞，毫不亚于古井。井北百十米处，是古三义庙的遗址，庙西不远处，为百子堂遗址，与山顶之观音庵遗址，呈鼎足之距。庙皆毁于日寇入侵之时。
水井之南，山之北坡上，被里人挖出五间殿宇残基，每间宽约3米多，进深有5米，前有走廊砖柱，砖形大小厚薄不等，有字或花纹，系东汉、六朝以前之物，还有完好的陶制“鸱吻”，殿宇可能是毁而复建，又被水冲圮而埋于河堤之下。山顶观音庵内，原有胸围两人仅可合抱的古柏一株，当系先秦时期所植，惜已于1947年被砍伐。庵前有石阶七十二级，沿南坡下伸，是通向古城街市的道路，石阶已被挖去十多级，其余数十级和古城街市遗址，皆被废黄河积沙所掩埋。
下相城
下相城俗称上古城，在今宿迁经济开发区城中居委会六组，与东之项王故里隔河相望。秦初置下相县时筑土城，汉、晋因之。至南朝宋废、北魏复置、北齐又废，均为下相治所。宋太宗雍熙三年(983年)下相城被黄泛湮没。由于缺乏史料记载，下相城的建筑规模和变化情况一直不明。
2005年初，宿迁市政府规划在下相古城遗址建造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为探明和保护下相古城遗址，宿迁市政府文物管理部门邀请南京博物院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邺城钻探队具体施工，自2005年8月22日至9月25日，对下相古城遗址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考古勘探。这次勘探的范围：北起青岛路，南至厦门路，东起富康大道，西至发展大道。以东西向的浦东路为界，浦东路以南至厦门路为勘探A区，浦东路以北至青岛路为B区。两区共布8排探孔，普探面积约50000平方米，密探面积3000平方米。
此次勘探与试掘，确定在宿迁西南部存在一个文化层堆积较厚，内涵丰富的古代城址。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时代多为战国到汉代。根据这些陶片及城墙可以推测这个古代城址即是文献中记载的秦汉时期的下相县治所在。由于地下水位高，目前还没有条件对城内的建筑遗迹、城墙、城门等进行大面积大规模的发掘。
本次勘探发现，下相古城遗址的文化层多在7米以下，7米以上是黄河泛滥形成的黄泛土层，生土从东南至西北逐渐抬高，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与整个宿迁的地势走向相一致，与文献中关于宿迁历史上水患频仍的记载相呼应。本次勘探发现了秦汉时期下相城及相关遗址，确定了古代文献记载的下相城的地望，发现了城墙、城壕、角楼、灰坑、古井等。第一次揭开了下相城的神秘面纱。
本次勘探，重点解剖了城墙东南角部分墙体，了解了城墙上部的构筑和堆积情况。其中城墙土距地面27-56米，宽10-18米。上部为红碣色土，土质坚硬，厚09-33米。青灰色土中包含瓦片。城壕位于城墙外20米处，宽不少于45米。城壕内堆积深78-82米，以上黄泛淤土，88-9米以下有深灰色淤土，土质较粘，厚02米，再往下为灰淤土，深103-105米为生土。
此次钻探和试掘，均出土数量较多的板瓦、简瓦残片。瓦片正面纹饰有粗绳纹、细绳纹、断续绳纹、棱纹等。另有一些素面筒瓦残片，瓦片面多为素面，少数有麻点纹和制坯时留下的指捺痕迹。瓦片颜色有红色和灰色两种，灰色占多数，红色仅有少数。陶质均为夹砂陶。城墙表面小沟中出土的瓷片，一为外面是酱釉、里面是白釉的瓷碗残片，瓷片上有支丁。另一为青瓷韩瓶口部残片。
2005年10月25日至11月9日，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又在发展大道以西的富豪花园工地，以及通成山庄、天星花园，继续对下相城进行第二阶段的考古勘探。首次发现青砖和骨片，找到了西、北两城墙的位置，初步确定下相城为边长约450米的方城，城内有古代建筑遗存。
宿迁城 一
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为讳皇帝名“豫”，宿豫县改名为宿迁县，县城仍在原下相城址。宋时，因黄泛危害和兵灾毁坏，宿迁县城于1275年迁至项王故里南一里处另建。城墙原为土筑，元末毁于兵灾。明正德元年（1506年）复筑。其范围南自新沟、北至马陵山麓。其门有四：南曰临淮，北曰通泰，东曰镇海，西曰会洛。1577年夏季黄泛，该城被湮没。1985年7月，该城遗址出土三皇庙碑刻及两尊驭碑赑屃。
宿迁城 二
明万历四年（1576年），黄河水涨，危及城池，知县喻文伟迁城于马陵山，重建新城(即今宿迁市老城区)。新县城以土筑而堞以砖垒，城周约四里，呈椭圆形，墙高一丈五尺，地阔三丈。顶铺砖，阔一丈，雉砖砌，高三尺。置有三个城门：南曰望淮、东曰迎熙、西曰拱秀。为避讳未置北门，但在北城墙上筑一亭，名曰览秀。城外筑堤护之。治所县衙随山势高下而阔，直深45丈、阔30丈，县衙大门抵大堂台阶为5阶，取自下升高之意。1594年，知县何东风修整城墙，且易以砖砌，并改建原三门为四门，南面由一门改为二门，北门仍未设。具体为：东曰阳春、西曰镇黄、东南（小南门）曰迎薰、西南（大南门）曰河清。荷兰籍作者约翰•尼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中记载：公元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6月1日，荷兰使团沿黄北上朝见中国皇帝时，途经宿迁，他们描述宿迁县城“位于一座丘陵脚下”，“该城右边有一座宝塔，建造得又高又美。”遗憾的是，宿迁县志却无片言记载。
1668年，（清康熙七年）地震，城墙多处倒塌，城门楼仅存2个，城堞仅存30余。宿虹同知邓元灿重修。1768年（乾隆三十二年），知县池春玲重修，改东之迎薰为朝阳，增设东西水门各一。城池变为周三里、高二丈一尺，厚三尺六寸，堞八百四。尔后，咸丰年间，胡荣本、王献琛等重修，并在城外增建土圩，长一千六百余丈。1894年（光绪十九年），知县萧仁晖续修，并在城外建哨门、吊桥、炮楼、涵洞等。1928年时，增辟北城门，命名中山。清末民初时，宿迁城北至今马陵中学，东至今幸福中路，南至今黄运路，西至今黄河东路60米。县署和钟吾驿站居城中偏北。小南门和北城门间由富贵街（今中山路）相通，县署前的府前街与西城门和富贵街相通。县署西为太平街。东城门内一条路与富贵街相通。城内有寺、庙、宫、祠8座。
建国后，因城市建设需要，宿迁古城于1952年初拆除，只保留西城门。1970年左右，西城门亦被拆除。

宋代的单色釉瓷取得了很大成就，名窑遍布全国，其中最著名的为：“汝、钧、官、哥、定”。
五大名窑。
1、汝窑
汝窑瓷为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一带，宋时为汝州地，故名。汝窑除烧青瓷外，兼烧黑瓷、酱釉瓷和钧釉瓷，以青瓷最为精致。汝窑青瓷的胎质细密，呈深浅不同的“香灰色”。与同期官窑器很相似，釉色以粉青为主，另有天青和卵青。釉层透明和不透明的均有。釉青一般都呈一种内蕴的木光。开片是汝窑的一个重要特点，无纹片的很少。纹片深浅长短交错排列，密而不乱。器物尺寸都很小，造型以盘、碟、洗为多，其中椭圆四足盆是汝窑的特有造型。汝窑的烧制时间很短，存世品不足百件，非常珍贵。从明宣德开始有仿制品出现，清初雍正已能仿得相当好，近年河南省也有新仿汝窑器。
2、钧窑
钧窑产地在今河南禹县，因与汝窑有密切关系，历来有“汝钧不分”之说。钧窑始烧于北宋，盛于北宋晚期，金、元时继续烧造，影响扩展到河北、山西两省，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钧窑体系。
钧窑有两大特色，即乳光釉和窑变。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各种青色，可分为天蓝、天青、月白三类。由于在釉中渗入铜红釉，烧成后就出现变幻莫测的红色窑变，有玫瑰红、砂珠红、海棠红、茄皮紫、胭脂红、鸡血红许多种。整个器物红紫相映、青白相间，由于釉色的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无数颜色不一、形状各异的窑变，是构成钧瓷区别于其他青瓷的另一特色。钧釉中的紫色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各种紫色是由于红釉与蓝釉互相融合的结果。钧瓷釉面上有一重要特征是蚯蚓走泥纹，即在釉中呈现一条条逶迤延伸、长短不一、自上而下的釉痕。后人在仿制宋代钧瓷时就无法烧出同样效果，因而是否有“蚯蚓走泥纹”成为鉴定宋钧瓷的重要依据。宋钧瓷另一特征是器外底普遍刷一层芝麻酱色釉。
钧窑凡为宫中定烧的陈设瓷，底部均刻有一、二、三……的编号，编号越小，器物越大。因钧窑瓷器传世极少，弥足珍贵。
3、官窑
官窑专指北宋汴京（开封）官窑和南宋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因专烧宫廷用器，产量很小，传世品也极少。
北宋官窑瓷的釉色以粉青、月白为主。虽然被称为“亚于汝”，但也是莹如堆脂，釉表红棕色或无色的片纹或疏或密清晰可辨。底部可以看见烧制时的支钉痕迹。器物都是各种陈设用具和文房用具。仿商、周、秦、汉铜器和玉器的造型很多。
南宋官窑釉色以粉青为主，有纹片。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这称得上是南宋官窑的典型特征。
4、哥窑
哥窑产地不可考。瓷器的显著特点是通体满布开片，纹片大小相同，大片呈铁黑色，小片呈金，有“金丝铁线”之称。开片形成原理是由于胎、釉的膨胀差异而造成的釉面开裂，本来是一种缺陷，但哥窑却通过人工控制有意用来作为一种装饰特征，使釉表出现冰裂或鱼子状的纹片，再染上或黄或黑深浅相间的颜色，形成一种残缺美。哥窑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骨也厚薄不一，胎色呈黑灰、黄数种。由于釉层非常厚，使器物的外观圆润饱满。釉色大多呈灰青色，也有的是月白、粉青、米黄等色。底部用支钉烧制，涂赭紫、紫黑护胎汁。明清以来仿哥窑的很多，大部分是景德镇官窑制品。明中期的成化和清前期的雍正、乾隆的仿制品都相当精美，但缺少一种古朴沉静的韵味。
5、定窑
定窑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一带，以盛产白瓷著称。定窑在唐代早期就开始生产，到北宋发展到全盛时期，元代已停止烧制。胎骨细腻洁白，又轻盈秀美，是定窑白瓷的重要特点。定窑的釉面装饰，是宋代瓷器中最为精彩的。宋早期的定窑白瓷采用刻花的方法。稍后，又出现刻花和蓖划相结合的装饰。到北宋中期，定窑开始采用印花装饰。纹饰多在碗、盘的里面，布局左右、上下对称，以细、密为特色。类似于宋代缂丝的方法。北宋早、中期定窑使用匣钵仰烧，器物口沿均有釉，有些器物的底黏附着垫烧的沙粒或支烧痕。后期定窑采用口沿在下的覆烧工艺，因此口沿有“芒”，但烧成的器物都很规整。作为皇室使用的贡瓷上，口沿都包上金、银或铜，更显豪华尊贵，故称之为“金装定器”。除白釉外，定窑还生产黑釉、酱釉等品种，被称为黑定、酱定，价格均高于白定，是难得的珍品。
宋代景德镇所仿定器，称为“粉定”。区别之处在于景德镇仿定器釉面光亮，无泪痕特征，足内可见放射状跳刀痕。
钧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官 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定窑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古窑址群地点在今河北省曲阳县内，曲阳县宋代属定州所辖，自唐人陆羽在《茶经》一书中将窑场以所处州府冠名始，当时及后世的人们均将此地出产的瓷器称为定瓷。目前已发现的定窑遗址残存及古墓葬出土器物可证实：定窑在唐代已开始烧造瓷器，是继邢窑之后中国最大的白瓷产地。
成书于明宣宗时期（公元1428年）的《宣德鼎彝谱》根据宫廷所藏瓷器的品质，首次提出了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此书中推举的柴、汝、官、哥诸窑产品都属于青釉瓷范畴。只有定窑，不仅大量烧制白色釉瓷器，也先后烧制出黑色、绿色、紫色、酱色、褐色、赭色、、桔、红色、蓝色、窑变色，釉下彩绘、釉上金彩……等色彩鲜明，釉色斑斓的精美瓷器，汇成了色系丰富的施釉工艺与装饰艺术。
定瓷产品在北宋时期之所以受到皇室的青睐和大众的喜爱，不仅在于其丰富艳丽的釉色，还在于它精美的刻花、划花、篦花、印花、剔花、贴花、堆塑、镂空、雕刻等胎体工艺装饰，以及神奇多变的器物造型设计。定窑产品所用的胎土都经过精心淘洗，土细、色白、润泽，因此，不同釉彩、不同造型、不同时期的定窑瓷器，胎骨皆呈现一致特定的白色，这是其他窑场的仿定窑器物无法比拟的。
哥窑
宋代哥窑瓷器的造型庄重、古朴典雅，釉色淡雅自然，尤以独特神奇的纹片为装饰而著称。清代乾隆皇帝曾写下十首赞颂哥窑瓷器的诗篇。宋人文献没有哥窑的记载，元人孔齐首次提及哥哥洞窑，由于哥窑窑址至今还未找到确切公认的窑址，因此给它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传世哥窑瓷器造型有碗、盘、碟、洗、瓶、鱼耳炉、罐等。烧制时大多采用垫烧工艺，个别用支钉支烧。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胎质有瓷胎和砂胎两种。胎呈黑灰、深灰有紫口铁足的现象，浅灰、土黄的没有紫口铁足。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也有砂米黄、浅灰青、米等。釉面均有纹片，有大小纹片相结合，有纹片非常细小的鱼子纹，有大纹片呈黑色，小纹片呈的全丝铁线，有的纹片仅为一色。纹片按颜色来区分，有鳝血、金丝铁线，有浅黄鱼子纹等。按开片的形状来区分有网形纹、梅花纹、百圾碎、鱼子纹等。
宋代哥窑瓷器自诞生之后，这种风格独特的瓷器品种盛烧不衰，赓续相继，历代文人雅士为文作诗，赞不绝口。特别是釉面那种层层叠叠、千奇百态的开片纹饰，不但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审美的新情趣，而且确有“巧如范金，清比琢玉”之感。
汝瓷史话　
中国自古就以陶瓷工艺名扬于世，在英语中Ｃｈｉｎａ（中国）的原意就是瓷器。名列宋代五大名瓷的汝瓷，因产自汝州而得名，其创烧、形成与发展几起几落，历时数百年，博采众家之长，荟萃陶艺精华，在我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汝瓷瑰宝——汝官瓷，作为宋代宫廷用品，自公元１０８６年到公元１１０６年，仅短短２０年间昙花一现，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因为是御用品，不得流传民间；又因其以玛瑙为釉，在特定的光线下七彩纷呈，灿若星辰，被认为阳刚之气太盛，帝王公卿也不敢用它陪葬，更使之成为稀世之珍。当今世界上藏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１０家，藏品不到７０件，遂有“家有万贯，不如汝瓷一件”之说。１９９２年秋，一件直径仅为８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成交价高达１５４万美元。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宋汝窑三牺尊又以５０００万元港币的身价物易其主！
价值连城的汝瓷国宝，在源远流长的中华陶瓷文化史上，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
悠久的历史 丰厚的物华
中国名瓷“汝、钧、官、哥、定”，河南有其三。汝瓷出自平顶山。就目前的考证看，陶瓷古窑址在现今平顶山所辖的汝州、鲁山、宝丰、郏县及洛阳的汝阳南北１５０多公里内广有分布，大致分为两个自然区和６个生产区。
汝河东南区包括“严和店汝窑区”、“大营清凉寺汝窑区”和“段店、梁洼汝窑区”。其中严和店区目前已发现２６个古汝窑场，产品以汝瓷豆绿釉刻印花为主，也有大量的天蓝釉、天青釉、月白釉、黑釉、花釉、棕红釉、挂彩和白釉等。遗物丰厚，器皿多样，为宋代汝窑早期遗址。
段店、梁洼遗址总面积约５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有缸、罐、壶、瓶、腰鼓等民用瓷。花釉具多，胎如坚石，釉质细润，蓝如宝石，云絮飘动，观之赏心悦目，史称花瓷，又曰“唐钧”，是集观赏性和实用性于一身的工艺品。唐代烧造花瓷的窑址迄今只发现五处，四处在河南，其中两处在平顶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和一件黑釉斑点壶，已被有关专家根据唐代《羯鼓录》中有关记载和对段店窑址出土物的调查，证实为“鲁山花瓷”。这一区域以鲁山段店为中心，接连白象店和桃花店，与梁洼明清时期兴起的汝窑相呼应，经历了唐、宋、元、明、清各朝代，集生产工艺、产品开发、烧成技术、经营管理之大成，鼎盛时商贾云集，对后期汝窑的兴起和我国陶瓷技术的开发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促进作用。
汝河东南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宝丰大营清凉寺汝窑遗址（宝丰曾为汝州地域）。该窑址北距汝州２５公里，总面积１１０万平方米，瓷片和窑具堆积如丘，窑址毗邻交错，遗物丰厚，既有汝瓷，又有钧瓷、唐三彩、河南黑釉天目瓷、白地黑花瓷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１９８７年考古试掘，就发现了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在一个小窑藏坑内，一次出土较完整的各类瓷器２０余件，其中汝窑天青釉盘口折肩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青釉汝瓷盘，粉青釉刻莲花茶盏等，均为汝瓷传世佳品。其色青翠如脂，润泽似玉，细碎的冰裂纹薄如蝉翼，晶莹剔透，被认定为汝瓷传世珍品。此次开掘揭开了汝官窑口之谜研究的序幕，被国内外专家称为陶瓷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
为进一步探寻汝官窑所在地，１９８８年秋和１９８９年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两次发掘，共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两千余件，其中的窑藏品与传世汝官瓷对照，胎釉完全一致。１９９９年，该所在清凉寺居民住宅便道上再次进行试掘，收获汝官瓷片上千片。２０００年６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该所对这一遗址进行了第六次发掘，在４７５平方米的区域内，清理出汝官窑炉１５座，作坊２处，大型澄泥池２个，釉料坑２个，灰坑２２个，还有一眼水井和大批形状比较完整、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烧具。同时出土的一枚“元丰通宝”，为汝官瓷的历史上限提供了重要依据。同年１０月１８日，省文物管理局、宝丰县人民政府在清凉寺召开了汝官窑遗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近２０名专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们高度赞扬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掘成果，认为该成果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神秘的土地 稀世的珍藏
１９７８年冬季的一天，汝州市纸坊乡阎村的几个村民无意中挖出几件陶器。其中一件就是如今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彩陶缸——《鹳鱼石斧图》。经碳十四测定，这件国宝为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６０００年之遥。
位于郏县西北１０公里的黄道汝窑生产区，早在唐代中叶，就盛产瓷器。窑址分布于黄道村东的马蹄河畔，总面积１０５００平方米，文化层厚达３米。产品主要有白、黑、青、月白、天蓝、紫红等釉色。有的碗、罐上还绘有花草图案，写着“风花雪月”、“春夏秋冬”等字样，釉色浑厚质朴，光彩夺目，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有黄道窑的花釉白斑罐。黄道窑的产品常以白斑花釉、黑釉、黄褐釉、天蓝釉、及茶沫釉上饰以天蓝或月白斑点，窑变出多种色彩，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钧窑工艺开辟了先河。而位于郏县西北１５公里处的谒主沟汝窑遗址，是一处宋、金、元时期的古窑址，总面积约１８０００平方米，产品多为民间用品，釉色有天青、天蓝、月白等，同时兼烧钧瓷釉色，如玫瑰红、葛花紫、龙肝、马肺、雨后红霞等。这里的山岭上到处都是优质的制瓷原料高岭土和釉料，至今禹州钧窑还来此购料。全国著名陶瓷专家叶喆先生有诗曰：“漫道汝钧不可分，神前神垕地昆邻，天青釉色虽相近，各有千秋自超群。”
汝河东北自然区另外两个生产区，一处位于大峪乡嵩箕山脉西侧。东侧便是禹州神�镇，是生产钧瓷的重要基地。此地有７２座汝瓷窑之称，已被文物部门发掘的窑场就有１４个。产品主要是生活用瓷、文具、工艺品等。造型精致，光素无纹较多，釉色天蓝、天青为主，清雅庄重，汁水莹泽，釉面呈细碎冰裂纹，产品曾在开封宋宫遗址多次被发现。另一处位于汝州市内及郊区，这一带发现遗址８处，出土的古瓷片，有豆绿刻印花和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２０００年５月，省文物局在汝州市中大街和张公巷的交汇处开沟发掘，出土了大量匣体钵片，其中两件保存完好。同时出土了大量独特的青釉瓷片，和清凉寺的天青釉汝官瓷完全一样。其色清雅莹润，釉呈冰裂纹薄如蝉翼，多为餐具、茶具、酒具、文具、工艺品。工艺考究，薄釉薄胎。一起出土的还有古钱币和粉碎的玛瑙釉料、刻花用的玻璃棒、雕塑用的骨器，素烧过的坯片等。
２００１年６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张公巷进行第二次挖掘，掘面４０平方米，发现大量素烧胎片，除个别胎片能看出底部形状为传世水仙盆外，其他多不能辨别器型。出品胎片厚薄均匀，制作精细，不但继承了清凉寺汝窑的卷足支烧工艺，且有所发展，足部直、窄、矮和宋代其他瓷都不一样，匣钵种类繁多，桶式、碗式、盘式等应有尽有，底部和口沿儿涂有碱土。经过对出土釉料的试烧，成色和发掘出的瓷片一致，烧成温度在１２５０摄氏度，和史书记载汝官瓷烧造工艺相符。
２００１年７月，一户居民在汝州市望嵩路与中大街交汇处建房挖地基时，发现一层独特的物质，面积约４０平方米，经汝瓷专家朱文立试烧，认定为宋代天青釉。该址出土的瓷片与张公巷的瓷片样品，从釉色和冰裂纹及器皿制作的精美程度看，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的碗奁极相似。同年１０月，中国古陶瓷研究会２００１年汝州年会暨汝瓷国际学术研究会在汝州召开，专家根据对宝丰清凉寺和汝州文庙、张公巷出土瓷片的科学测试，断定汝州可作为汝官瓷新窑器目标考查发掘地。
由以上尚不完全的发掘可以得出结论：汝窑工匠代代传承前人智慧，创造出国宝花瓷和风格独具的刻、印花卉青瓷。到了北宋晚期，因皇宫认为定州“白瓷有芒”，改命汝州建青瓷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绝妙工艺：胎坚细密，釉层匀净，色泽丰润，造型典雅。品类齐全的汝官瓷为宫庭珍藏，民瓷更为众多百姓所喜爱，曾在宋代百花瓷艺苑中获“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美誉。

文·段宏刚 我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很有话题性，一个是秦朝，另一个是隋朝，它们大起大落，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就消失在历史长河里，但存在感都很强，对历史做出的贡献，让后人受益匪浅。 秦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建立，到公元前207年被刘邦攻破都城咸阳，俘虏了秦王子婴为止，前后只延续了14年。 但这14年里，秦朝对历史的贡献颇多，最大的贡献莫过于第一次在华夏大地上建成了统一王朝，并统一了度量衡，大大减少了资源浪费，方便了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秦朝还通过大兴土木，给后人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兵马俑和秦始皇陵，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领域的瑰宝，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财富。 因此，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都会不惜用溢美之词来歌颂秦始皇的丰功伟绩。 隋朝从隋文帝杨坚于581年修改国号为「 ”隋”，并定都大兴城（今西安）开始，到619年被军阀王世充废掉末代皇帝、隋炀帝杨广的孙子杨侗结束，前后总共存活38年。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 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和贡献都可圈可点，有些贡献甚至是举世无双的，为后边朝代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 隋文帝杨坚（541年——604年）建立隋朝后，以史为鉴，深信”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的道理，立志要把隋朝建设成一个国强民富的统一王朝，因此，他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民生等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都取得了可喜成绩，给隋朝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开了一个好头。 著名的 「 ”三省六部制”，就是在杨坚手里创立的，从他创立后，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历朝历代都以「 ”三省六部制”为核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补充和调整，对巩固中央集权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省是指对全国所有官僚机构的划分，分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 中书省是全国的执政中枢部门和封建社会最高的 机关，首席长官是宰相，主要职责是决策国家大事，制定和修订国家的法令，发布皇帝的诏书。 隋朝疆域 尚书省是由汉代皇帝的秘书机关发展而来，由「 ”六尚”，即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六个负责皇帝的饮食起居的机构形成，但由于这些机构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有机会传达皇帝的命令，在后来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有实权的执政机关。 门下省最初是皇帝的侍从机构，随着后期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跟中书省并驾齐驱的机构，两者共同商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还有监督皇帝的诏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权力。 六部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部门，分别是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工部、刑部，最高长官称作吏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官阶位居一品到三品之间，掌管着全国各行各业的运行，相当于现代国家每个部门的部长。每个部又下辖四个司，管理具体的事务，它们构成了完善而科学的国家管理机器，对中央政权的巩固，对推进社会全面、运行发展，都具有不言而喻的作用。 隋文帝登基以后看到，隋朝之前的选拔人才制度，一直实行「 ”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最大弊端的就是过于看重人才的家世和血统，容易养成任人唯亲的陋习，给真正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设置了一个无形障碍。 古代科举考试现场 因此，隋文帝继位不久，就下令废除「 ”九品中正制”，推行了「 ”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论出身和血统，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各个级别的科举考试，只要具备真才实学，任何人都有机会脱颖而出。 科举制度从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结束，前后历经1300多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有力改善了之前朝代用人制度的各种弊端，彻底打破了门阀士族依靠血缘关系对人才的垄断，让许多普通读书人有机会跻身上层社会，得到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为拥有豪情壮志的古代知识分子走向仕途，为国家鞠躬尽瘁提供了很大便利。科举制度能在隋文帝时期成功推行起来，是一个利国利民、善莫大焉的好事。 拥有雄心壮志，具备强烈开拓进取精神的隋文帝杨坚，在他执政的24年里，政绩相当显著，初步把隋朝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王朝，他的所作所为无疑给他的皇子皇孙开了一个好头。 604年隋文帝去世后，他的次子，时年35岁的杨广（569年——618年）继位，史称隋炀帝，在位14年（604年——618年），总体来说，功过参半，跟秦始皇一样，在位初期，稳扎稳打，做了许多治国安民的好事，在位后期，好大喜功，干了不少祸国殃民的蠢事。 隋唐长安城遗址 杨广从少年时期，就表现出野心勃勃、唯我独尊的个性，但城府极深，对什么事都喜欢追求极致，甚至极端，却常常善于掩饰和伪装自己的动机。由于是次子，只能屈居晋王，没有资格做太子，于是，他对同父异母的哥哥杨勇一直嫉妒在心，处心积虑地抓他的把柄，并在朝中上下不断散播哥哥的谣言。 最终，在满朝文武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隋文帝于600年下令废掉杨勇，改杨广为太子。他坐上至高无上的皇位，只是时间问题。 604年，杨广终于如愿以偿，坐上了期盼已久的龙椅，但他 还没有坐热，就萌生出一个疯狂想法，那就是把都城从大兴城（长安）迁到700多里之外的洛阳。 他先在洛阳旧城东边18里的洛河沿岸，重新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发动数百万工匠，经过9个月的大兴土木，终于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堪比大兴城的新国都。在兴建新国都的同时，另一项伟大工程，「 ”隋朝大运河”也在轰轰烈烈的开凿。 迁都是关系到江山社稷的大事，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迁都问题上都十分慎重，隋炀帝迫不及待的迁都，是进行了多方面考虑后，才做出的决定。 隋唐洛阳城模型 第一个原因，看好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大兴城更有优势。 八百里关中平原所处的黄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但随着魏晋南北朝这400多年间，北方地区连年争战，对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与此同时，南方地区相对太平，经济上获得了迅猛发展，到隋朝时，已经超越了北方。 另一方面，此时的关中地区经常性发生灾荒，导致粮食产量逐年锐减，所产粮食难以养活大兴城几十万居民，更不要说给驻守边疆的士兵进行补给了。 洛阳地理位置非常好，正好位于大运河的中心位置，如果贯通洛阳周边的运河，完全可以利用水路的优势，把南方的粮食运输过来，供应给北方其它地区。 隋朝运河 第二个原因，加强对南方门阀士族的管理和统治。 门阀士族是东汉时期形成的具有特殊地位的政治集团，由官僚士大夫组成，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迎来了发展的辉煌时期，他们依仗强大的实力，对朝廷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隋朝统一后，看到这一矛盾依然存在，尤其在江南地区更甚。为了有效管理和统治南方，隋炀帝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运河南北贯通，方便朝廷迅速出击，能在第一时间瓦解门阀士族的威胁。 为了完成大贯通运河的壮举，隋炀帝前后花去6年时间，每天动用上百万劳力夜以继日地开凿河道。 公元605年3月到该年底，成功开通了洛阳到江苏清江（今淮安市）总长度约为1000公里的「 ”通济渠”，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水上交通。 608年秋季，又开通了从洛阳经山东临清，再到河北涿郡（今北京西南）全长约为1000公里的「 ”永济渠”。 610年间，又开通了总长度约为400公里的「 ”江南运河”，起点为江苏镇江，终点是浙江杭州，同时还对邗沟进行了河道拓宽。 隋唐大运河安徽泗县段 再加上之前隋文帝于584年开凿的广通渠，在洛阳与杭州之间形成了全长1700多公里，纵横交错的水运系统，船舶完全可以自由而快速地出入在两个城市，把两地货物进行交换，有力促进了两地的经济发展。 隋朝大运河开通后的另一个巨大贡献，就是培养了著名城市扬州。扬州地理位置优越，随着运河南北贯通，扬州逐渐成为南北交通枢纽，藉漕运之利，富甲江南，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 ”隋朝大运河”贯通后，即刻成为我国古代非常有影响力的水上交通大动脉，除过在军事和政治上展现出突出作用外，对民生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不论对国家还是百姓都是居功至伟。 洛阳城和大运河都完美地建好了，但如何解决新都城几十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成为另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某天用膳时，隋炀帝突然想到，南方温暖多雨，一年可产两季粮食，多的吃不完，何不通过大运河把南粮北调，储存在洛阳城中，既能满足洛阳城的粮食需求，又能以洛阳为集散中心，随时把粮食分配到北方各地，完全可以缓解北方粮食不够吃的压力。 隋朝粮仓分布图 说干就干，此时的隋炀帝非常清楚知行合一的道理。 据《隋书·食货志》记载，从大业元年（604年）开始，隋炀帝先后在洛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修建了六大粮仓。 它们分别是：兴洛仓（位于河南巩义），回洛仓（位于洛阳城东北）、黎阳仓（位于河南鹤壁市浚县）、广通仓（位于陕西华阴）、河阳仓（位于焦作市孟县）、常平仓（位于古陕州，今三门峡西）。 这六大粮仓中，要数回洛仓的规模最大，与其说是粮仓，还不如说是功能完善的仓城，内部分为管理区、仓窖区、道路和漕渠，整体造型为长方形，东西长1000米左右，南北宽约355米，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35万平方米，相当于现代50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总和。 管理区是记录粮食进出和调度分配的办公场所，主道路宽度为28米——40米，方便各种马车运输粮食，漕渠用来疏通和排放地下水。 隋朝粮仓 仓窖位居整个仓城的最里边，用来储存粮食，形状为圆筒形，具有很好的防潮防水功能。每个仓窖的深度和直径都是10米，可以储存粮食50万斤。据推算，回洛仓里的仓窖数量达到了700多个，它们一个个整齐的排列在仓城内，整个回洛仓可以储存粮食大约在35亿斤。 可以算一笔账。隋炀帝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为5000万，新都城洛阳人口接近100万，如果每人每年可以消耗700斤粮食，仅仅一个回洛仓储存的粮食，完全足够洛阳城居民享用半年之久。如果再加上其它五个粮仓的存货，一两年之内，洛阳城即使发生灾情，也不担心粮食问题。 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帮忙的情况下，全部依靠人力来完成，隋炀帝和隋朝百姓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毅力。 据史料记载，建造回洛仓时，一次性从全国各地召集了200万劳工，由大臣杨素作为工程总监，200万人夜以继日，耗费9个月，才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通过考古挖掘，以及对建造场景的还原，能想象到粮仓的建造步骤是这样的。 回洛仓 先在地上挖出一个环形基槽，外径大约17米，内径11米左右，宽度为2——3米，深度为2米左右，然后用特制工具把基槽的表面夯实，让其达到较高的强度和韧性，自然形成一个仓窖口。之后，在仓窖口内挖出深度约为10米的水缸形仓窖，仓窖雏形就算做成。 接着一道工序是用干柴烈火来烘干仓窖，目的是为了让它变得更加牢固、结实和干燥。 下来一道工序是给仓窖表面进行特殊处理，增加防潮效果，起到保护粮食的作用，跟现代人给建筑物上抹一层涂料是一个道理。 通常做法是给仓窖表面涂抹一层混合涂料，以白膏泥、硅藻泥、干草末等混合而成。白膏泥由于黏性较大，质地细腻，不容易渗水，当受潮时，能有效阻止潮气进一步渗透。硅藻泥的孔隙大，有很好的吸湿作用。在潮气较重的粮仓，还会放置一些木炭，同样具有吸湿防潮的作用。 最后一道工序，是给涂抹过混合涂料的仓窖铺设一层薄木板，由于白膏泥黏性较大，完全可以把木板黏在仓窖表面，跟现代人给墙壁上贴瓷片是一个道理。木板铺设好后，再给木板上铺设一层质地细密的草席，此时，仓窖正式建造完成，可以直接用来存储粮食。 隋朝大运河终点——杭州 以现代建筑难度来看，建造一个粮仓所需的技术含量并不高，但在1000多年前科技不够发达的隋朝，建造它们所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都高得惊人，建造工序也十分复杂，没有气逾霄汉的魄力，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根本无法实现。 建成这几个大工程，对隋炀帝来说，虚荣心得到满足并不能安抚他一辈子，让他流芳百世，他的野心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消退，反而更加强烈，他看到自己拥有比肩汉武帝的所有潜质。 因此，在晚年，隋炀帝更加唯我独尊，好大喜功，对内大兴土木，对外则东征西讨，内外交困后的劳民伤财，才是加剧隋朝走向灭亡的主因。 他一手建造的大运河，粮仓等伟大工程，还没有来得及给隋朝发挥出巨大作用，他们仅仅享用了它们带来的10多年好处，就以619年5月彻底被大唐王朝取代。 幸运的是，唐朝依靠隋朝打下的基础，迅速实现了强国富民的梦想。

玩瓷片的人少，以我个人了解，玩瓷片的还是北京多，因为经历的王朝历史长，出土的瓷片也多，能形成有规模的市场，这样谁想找什么标本都能找的到，也愿意去！绍兴能玩这个的人应该不多，这个东西收购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就能卖出去！靠这行吃饭的都喜欢流动性大的，流动性慢的很少有人玩！个人经验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