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从古到今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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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用地面积约477亩，地下1层、地上3层，设中央大厅、展陈、临展、公共服务、教育等功能分区博物馆的整体建筑构思提取隋唐建筑的剖面轮廓特征，远看就如同一座唐代宫殿群的天际线，彰显了洛阳特色的盛唐风韵和文化象征；室内通过结构空间一体化的混凝土拱券形成了丰富的层次，暗示了“运河桥”的母题；在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术方面，通过唐三彩碎瓷片饰面，彰显了洛阳特色的盛唐风韵和文化象征；屋面与墙体融合在一起，辅以青砖、清水混凝土等元素，使博物馆更具艺术氛围和洛阳特色。博物馆以《国运泱泱——隋唐大运河文化展》作为基本陈列，以贯穿大运河历史的时间脉络为线索，将总体内容划分为四大部分：即“形胜天下，运河中心”、“千年运河，万物通济”、“东都盛世，国运繁华”、“古今辉映，源远流长”，来讲述因隋唐大运河带来的都市繁荣和文化交流，展示居于隋唐运河中心的洛阳的城市地位，以及运河开凿的背景和天才的技术成就，向广大公众展现大运河这一人类的杰出创造及其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考古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大运河河北泊头段清淤时发现一艘明代沉船，考古人呢元介绍根据已出土的文物和船体的层位堆积关系，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艘明代货船。 近日，某施工单位在大运河河北泊头段清淤时发现一艘明代沉船。文物部门正在完善打捞方案，预计2月上旬可转移至室内进行细致发掘。经初步勘察，沉船长约15米、宽约3米，由于大部分船体被淤泥包裹，暂不能确定船头和船尾。

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的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项活动，考古的现实意义很大，最明显的一个是可以证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 要证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光靠文字记载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历史文物作证，而这些历史文物就需要靠考古发掘来将它们带出泥土千年的封印，在世人眼前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奇光异彩。

考古也是增强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有了众多考古发现来证明中国古代那么多强盛的朝代并且作为其强盛的证明展现在世人眼前，考古是证经补史，探究古代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只有少部分遗迹遗址的清理是为了研究而进行的主动发掘。 现在主要是配合基建进行发掘，如果不提前清理、记录、收藏，推土机一过，什么都没了。 清理被盗掘的遗迹，如果不清理、记录，很快就因为环境因素或人为因素，什么痕迹都不复存在。

考古可以提供审美和想象。考古属于社会公共领域，其劳动成果为社会的共同财富，遗迹遗址往往会建设成为遗址公园或者文化景观、出土文物往往会在博物馆中展出，社会成员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感知和参观，考古可以促进物质流通，一些商品的设计取材于考古的成果——出土文物，并且受到大家的喜爱这会激发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设计领域的进步，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中国考古直接参与了中华民族心态的建构、以及直接和间接推动了中国外交事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立在信息充分对称前提下对考古的评价，可能还会有更多、更大的意义被后人发掘出来，还考古一个真实、公正的评价。

名胜古迹莘亭伊尹耕处 位于莘县莘亭镇大里王村西。莘亭，始建于汉代，后亭废基存，清康熙55年东昌知府程光珠书“莘亭伊尹耕处”，题曰：“尧舜之道，畎亩之中，圣作物睹，龙云虎风。”令知县刘萧勒石立碑，重修莘亭，亭东侧有伊尹庙。伊尹生活在夏殷之间，他协助成汤打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荒暴虐的国君夏桀，废夏立商，后又辅佐外丙、中壬为王，曾放逐太甲，“摄行政当国”，直至太甲悔过。大文豪苏轼称赞他是“行之天下不以为惊”和“临大事而不乱”的古之君子。据《孟子》记载，伊尹相商前曾躬耕于有莘之野，后来莘县城北之地一度被称为“伊田”。马陵道古战场 位于莘县大张家镇马陵村和樱桃园镇道口村之间，战国时期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这里。马陵、道口两村相距6公里，皆顺河流向建屋，村中房屋、胡同、道路无一不斜，且拐弯甚多，极为曲致。至今进村后仍极易使人迷失方向。当年著名军事家孙膑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伏兵于马陵道旁，一举打败了骄纵的魏兵，魏军主将庞涓自杀。2005年5月，由大张家镇出资，修建了马陵之战纪念馆。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上将题写了馆名。太子冢 位于莘县十八里铺镇太子张庄村旁，是春秋时卫国太子伋和他弟弟寿的合葬墓。虽经两千多年的风雨冲刷，至今仍有三丈多高，十亩多大，远远望去象一座小山。据载，卫宣公纳太子伋妻宣姜为妾，生二子寿、朔。伋生性宽厚，宣姜多次陷害他，想让己子继位。宣公派伋出使齐国，并与朔合谋，派人在莘野杀伋。寿救兄长，设法将伋灌醉，自己代兄前往，结果被伏兵杀死。伋醒后赶往莘野说明真相，也被杀。当地百姓感怀两人义烈，自动凑钱出工，将其收敛合葬，名曰太子冢。一张姓人家自愿守墓，后此处逐渐发展成一个村庄，名太子冢张庄。伋之同母妹妹闻兄死讯，私自逃出，奔向莘野，行之当时的杜婆村，患病身亡。后人便把杜婆改称“妹冢”，即现在的妹冢镇驻地。文庙 清代祠庙建筑。位于莘县东街路北。建于清道光年间，距今约150年。原有大门、大殿、奎文阁等建筑，今仅存大殿3间。大殿建于高出平地05米的平台之上，东西长165米，南北宽94米，高91米，砖墙，歇山，青砖灰瓦，重梁叠架，飞檐斗拱。建国后曾辟为“烈士祠”。每年清明节，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在此开展纪念活动。80年代，因大殿破损严重，烈士遗物被移往丈八烈士陵园。文庙内现仅存大殿和几株古柏、古藤。2002年对文庙进行重修。1999年4月被聊城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孟洼遗址 古遗址。位于莘县朝城镇西孟庄村北。遗址占地约180公顷，低于四周07-1米。表面有大量汉代灰陶片、灰坑及宋、元时瓷片。1974、1978、1979年曾先后出土5件汉代灰色陶罐，1985年出土1件唐三彩道士。遗址东北部为东汉东郡太守臧洪之堌堆，制高点95米，占地约6000平方米，三合土筑成，夯土痕迹层次甚清，清代《朝城县志》称此台乃春秋时齐桓公会诸侯之处。1978年被聊城地区行署列为地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发干故城 汉代城址。位于莘县城东北20公里的马桥村。北长570米，东西宽450米。遗址中心高出四周35米。地表暴露有汉代灰陶片和唐、宋、元时期的瓷片。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春，车骑将军卫青率3万骑兵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获匈奴裨王10余人、将士15万人，汉武帝晋升卫青为大将军，卫青的3个儿子皆被封为侯。其中第三子卫登被封为发干侯，发干始成为侯国所在地。遗址东1公里处曾有一碑，记载大名府发干县的沿革情况，1958年毁掉。1974年冬，遗址东挖出一眼古井和木制车轮以及陶缸、盆等。1983年，遗址内出土了12个明代瓷盆。1999年4月被聊城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氏墓群 唐宋石刻群。位于莘县董杜庄镇梁丕营村东北。系唐末魏博节度使韩允中及其父韩国昌墓葬神道石刻群。墓葬坐北朝南，地表封土已平。石刻存有韩允中墓碑、韩国昌神道碑、墓表、豕、羊、马、武士俑。韩允中墓碑和韩国昌神道碑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碑身与碑额为整石雕出，通高68米、宽213米、厚077米。额上浮雕6条龙，曲折盘绕，层次分明，龙首饰在碑首侧，碑首正中留有圭字形额。碑文多有残缺，可辨者有2500字，书体工整秀劲，波折险峻，有褚体韵致。墓表，位于神道碑的最南端，八棱形，通高349米，表首圆形，饰仰莲，座方形。八棱柱体刻有宋绍圣二年的简短文字，记叙了宋代补添神道石刻的经过。石豕，首残，残高112米。肌肉雄健，四足有力，蹲坐于方形基座上，隐露出勇猛不可侵犯的样子。石羊，高096米，俯卧在长方形基座上，双角大而弯曲，安祥地注视前方。石马，首尾长236米，高160米，着鞍辔，雕琢浑朴。马左前雕出一胡服束带牵马石俑，头部已残，高140米，形象威严，神态逼真。武士俑，头戴冠，双手持剑站立在方形台基上，高273米，短颈，双目圆睁，威武庄严。韩氏先世为河南汝南人，世为魏将，国昌官至贝州刺史，唐大中六年（852）卒。允中官至魏博节度使，乾符元年（874）卒。父子俱为显官官，故神道石刻之高大雄伟有异于常。1992年6月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武阳故城遗址 隋代古城遗址。
于莘县十八里铺镇东段屯村西北150米处。遗址高出四周耕地15米，东西宽60米，南北长200米，地表暴露出宋、元时期的瓷片，多为碗盘。1978年被莘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代铁钟 金代铸铁器。铁钟体高241米，钮高049米，通高290米，唇部直径177米，围径556米；顶部钮由两条气度凶悍的蠕龙交织而成。钟重约10吨。钟体上的纹、字大部清晰可见。下部为一周阳线植物形花纹；上面是较小的方各，其中一格内有“承包四年六月初六日铸造”字样及铸造者姓名；下为大方格，与小方格以八卦文作界，格内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国泰民安”等铸字，顶部为气象雄浑的云雷纹。现存于莘县古城镇，2002年建有钟亭。三槐堂 宋朝一代名相王旦家族的宗祠，坐落在莘县套庙王庄村。苏东坡在《三槐堂铭》中写道：“魏公之业，与槐俱荫。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荫满庭。”史载王旦的父亲王佑官至兵部侍郎，虽有经世之才，但仕途坎坷，壮志难酬。他在院中亲手植槐三棵，祝愿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后其次子王旦果然做了宰相。王旦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不谋私，不受贿，不置田产，不蓄声妓，忠奸分明，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创王家世代家风。其后辈子侄多经科举入仕途，仅在宋史有传的就有11人之多，且均为官清正，各有建树。三槐王氏自王佑起，至今已有48世，其后裔散居在全国各地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不断有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等地的名人来莘县“三槐堂”寻根访祖，延续家谱，追思先人之高风亮节，宏扬中华之传统美德。正如古诗云：“三槐始植兆三公，不与陶门五柳同；朝代更替星斗转，至今堂下播清风。” 燕塔 亦名宝塔、雁塔、燕塔。位于城中西北隅今文化馆院内。建于金天眷二年（1139年），一说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拆于1968年春。据旧志载。塔东西阔十四步，南北长十三步，高十三级，顶上有铜笼容二十余人，可望七十里，曾为“拒寇护城”起过重要作用。“望气者谓宜发科名”。明清代曾数次维修，邑人亦“迭赋鹿鸣”，将塔视为莘县的骄傲和莘城的象征。1944年解放莘城时，塔作为全城的最高点被我军首先占领。据老教师赵仙如测记，塔底面积533平方米，高486米，每级有四门，至顶可望数十里，并有“手可摘星辰”之感。塔下有古庙，庙内有石雕女神像，传为南海大士，俗称“石奶奶”。莘城一带百姓旧有正月十六登塔，十月十八日赶庙会之俗。1958年破除迷信，拆庙拉神，古庙不复存在。1968年塔被以“不安全”之由拆毁，拆出五部北宋刻本《妙法莲花经》、一部写本《陀罗尼经》、一座小银塔和一具石函。函内有舍利子，上漂浮着银质薄片船。银塔属板金工艺，玲珑剔透、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经书、银塔现存山东省博物馆，石函存县文物馆。1981、1982年《文物》杂志对其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作了高度评价。八十年代以后，历届县领导及文化部门曾起议重建，后因资金问题终止。至今人民仍热切期盼着记忆中的宝塔重现，改变古州郡无古迹的缺憾。2005年8月由县政协组织成立莘县燕塔研究会，筹备重修燕塔事宜，受到多方关注和支持。现燕塔正在修复之中。野猪林 位于莘县观城镇郭海村北，相传是《水浒传》中好汉林冲由汴京发配至沧州途中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之处。北宋时期，野猪林经常有野兽出没，很多人在此丧生。《水浒传》第八回写道：“枯蔓层层如雨脚，乔枝郁郁似云头，不知天日何年照，惟有冤魂不断愁。”据《观城县志》载，野猪林村东是徒骇河，村西是马颊河。这两条河都是传说中大禹治水时疏通治理的较大河流，村北有三沟（于沟、王沟、马沟），村南有三庙（红庙、朱庙、双庙），地形较为复杂。十字坡位于莘县和河南省范县交界处，相传是《水浒传》中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开店、结交江湖好汉的地方。据说，孙二娘娘家在樱桃园，婆家住在现在的张青营。十字坡、樱桃园、张青园三足鼎立，相距不远。几百年来，民间艺人在这一带串乡演出，都忌讳说唱《武松打店》以及《水浒》中有关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故事。十字坡有一大桥，站在桥头，可以饱览金堤河上的秀丽景色。琉璃井 位于莘县观城镇东南7华里古井村，井筒上半截全是青砖砌成，水面上下部分为硬如石滑如镜的琉璃疙瘩。每有物体击水，便发出铜钟般的嗡嗡声。大旱之年，其他水井皆干涸见底，唯有此井水量不减，而且特别甘冽清爽。相传古时候有一张姓人家，为躲避官府豪绅的盘剥，携妻子儿女来此定居，每逢大旱，吃水就发生困难。为此张家女儿翠玉，经常跪求嫦娥仙子帮助，经仙子指点从云峰山上采下10条紫荆，放入井中燃烧，井中流沙很快被烧的坚如石亮如镜，井底也有泉水涌出。紫荆尚未烧完，云峰山守山老人赶来，把火熄灭，拿走紫荆，于是这口井就成了现在的样子。马本斋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张鲁镇南1公里处。1944年2月，冀鲁豫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著名的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病逝后，安葬于此。当地政府和群众立碑、筑亭、植树，修建了“马本斋烈士陵园”。1954年，烈士灵柩移至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1985年在烈士原葬处重建。
陵园坐北朝南，占地10亩。整个陵园由红砖花墙围合，主要建筑有阿拉伯式穹形大门，中国古建筑式六角形纪念亭，回族埋葬习俗用的坟丘和烈士纪念祠堂。纪念祠堂内安放着烈士的半身汉白玉雕像，两侧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写的挽联。“马本斋烈士陵园”门额系烈士之子马国超所书。这些主建筑坐置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由一条甬道贯穿其中。园内翠柏掩映，绿草如茵，庄严肃穆，朴素典雅。每逢清明节，张鲁镇人民都到陵园扫墓。宋任穷、段君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来莘时都曾来此凭吊。马本斋是河北献县人，曾在旧军队中闯荡20年，由士兵升为团长。后因对旧军队不满而回乡闲居。“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回民支队抗击日寇，屡屡重创日军。1942年秋转战到鲁西北，一直活跃在莘县、观城、朝城、濮县一带，给盘踞在这里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时的冀鲁豫边区主任黄敬称他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丈八烈士陵园 又名鲁西北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大王寨乡东丈八村西北隅，建于1945年，占地约百亩，是聊城地区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南北长240米，东西宽170米。陵园坐北朝南，由门楼、纪念碑、纪念室组成，门楼为古典式建筑。纪念塔高16米，四面八角，楼阁式建筑，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二层塔壁镶嵌着八面石碑，刻有当时冀鲁豫边区党、政、军亲书的碑文和为革命牺牲的925位烈士的英名录，其中师级干部3名，团级干部10名，营级干部6名，连级干部9名，排级干部102名，班长和战士643名。纪念室中悬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亲笔书写的挽联和部分烈士的照片、事迹。园中北首是鲁西北全体党政军民1945年敬修的肖永智、张炳元、史钦琛等烈士陵23座，园内苍松翠柏，冬夏常青，白杨参天，果树成方，鲜花盛开。整个陵园庄严肃穆，生机勃勃，是聊城市广大干部群众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在西南地区修筑了“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
作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隋：
1通济渠 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早在战国初期，魏国就开凿了鸿沟（引河水循汴水，折南循沙水入颍）。通济渠是在鸿沟和下游的汴河两水基础上，加以疏浚的。通济渠自洛阳城西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再自板渚（为板城渚口的简称，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黄河侧）引黄河入汴河，经今河南开封东南入淮河。 2邗沟 隋炀帝于605年，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通邗沟。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通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运河。因这条河流经吴国邗城（今江苏扬州）城，所以称为邗沟。隋朝大运河的邗沟，就是在春秋时期吴国邗沟的基础上疏浚的，它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江都入长江。 3永济渠 608年，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壮丁百余万，开永济渠。男子不够，还征发了妇女。永济渠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引沁水东流入清河（卫河），到今天的天津附近，经沽水（白河）和桑干河（永定河）到涿郡。 4江南河 610年，开江南河。从京口到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运河两岸筑有御道，栽种柳树，修建离宫40多所（自长安至江都）和许多粮仓。课本《隋朝的大运河》地图上还有一段运河，是584年隋文帝下令开通的。由于渭水多沙，深浅不一，行船不便，就在渭水南边开了一条从长安东到潼关入黄河的运河，长300多里，名广通渠。隋大运河全部完工以后，南北的物资可直达长安。大运河的地位和作用 隋朝大运河是世界上伟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长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河道的水深和宽度及通航能力也是最大的。它的完成，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和我国古老的长城一样，大运河千百年来饮誉世界。 运河开通以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皮子文薮·汴河铭》）他还在《汴河怀古》一诗里赞颂这条大运河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运河的开通，还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另外，运河的开通，对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也起了促进作用
元：
元朝的大运河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要从江浙一带运粮到大都。但隋朝的大运河，在海河和淮河中间的一段，是以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和东南伸展的。为了避免绕道洛阳，裁弯取直，元朝就修建了济州、会通、通惠等河：
- 济州河和会通河。从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市）到东南产粮区，大部分地方都有水道可通，只有大都和通州之间、临清和济州之间没有便捷的水道相通，或者原有的河道被堵塞了，或者原来根本没有河道。因此，南北水道贯通的关键就是在这两个区间修建新的人工河道。在临清和济州之间的运河，元朝分两期修建，先开济州河，再开会通河。济州河南起济州（今济宁市）南面的鲁桥镇，北到须城（在今东平县）的安山，长150里。人们利用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以汶水和泗水为水源，修建闸坝，开凿渠道，以通漕运。会通河南起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凿渠向北，经聊城，到临清接卫河，长250里。它同济州河一样，在河上也建立了许多闸坝。这两段运河凿成后，南方的粮船可以经此取道卫河、白河，到达通州。会通河是元代时为了使大运河南北贯通而修凿的，河上曾建闸三十一座，以调节流量，故名闸河。但因水源不稳定，河道时患浅滩，不胜重载，故元一代漕粮北运仍以海道为主；元末，会通河废弃不用。
- 坝河和通惠河。由於旧有的河道通航能力很小，元朝很需要在大都与通州之间修建一条运输能力较大的运河，以便把由海运、河运集中到通州的粮食，转运到大都。於是相继开凿了坝河和通惠河。首先兴建的坝河，西起大都光熙门（今北京东直门北面，当年这里是主要粮仓所在地），向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这条水道长约20多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差距20米左右，河道的比降较大。为了便於保存河水，利於粮船通航，河道上建有七座闸坝，因而这条运河被称为坝河。后来因坝河水源不足，水道不畅，元朝又开凿了通惠河。1292-1293年，负责水利的都水监郭守敬（1231-1316年），从昌平引水源到积水潭集蓄起来，然后经皇城东侧南流，东南去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东至通州接白河。全长82公里。这条新的人工河道，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通惠河建成后，从南方来的大批漕船可直达城内积水潭。积水潭成了繁华的码头，“舳舻蔽水”，热闹非常。 元朝开凿运河的几项重大工程完成后，便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的南北大运河不少河段，如果从北京到杭州走运河水道，前者比后者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目前国外著名的大运河有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这些运河的长度不但都比我国的大运河短得多，而且也都比隋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时间晚1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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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经过

2021年1月29日，一施工单位对大运河河北泊头段进行清淤时，发现了一艘明代的沉船。该沉船发现地点位于泊头市区胜利桥南200米处的大运河河道河段，工作人员先挖出几块大木板，随后发现了船体，施工单位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有关部门。随后沧州市文物部门的专家快速赶到现场，经过排水和清泥之后，沉船已经暴露出了部分船体。根据估测，该船体大约长十米，宽三米。目前，挖掘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根据官方说法，考古专家也将在沉船挖掘出来后，再做进一步鉴定。施工单位已经根据文物部门的要求在沉船的周围打上了一圈木桩，之后将围绕沉船制作一个巨大箱体，然后将沉船整体吊装上岸，转移到室内进行细致发掘。 根据沧州市和泊头市文物部门工作人员的说法，在沉船上清理出的一些碎瓷片、陶片以及船体的层位堆积关系可以初步判断这是一艘明代的货船。

运河历史

京杭大运河是目前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而且直至今日，运河仍在使用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最初目的是为了方便国家的军队征战而建立。在隋朝时，由于南、北方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为了便于管理和交流，因此贯通了京杭大运河。而且在隋朝以后的各朝各代，也通过大运河，将各地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输到都城。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贯穿了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对于中国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以及沿线的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京杭大运河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沉船处理

在当今，我国对于古代文物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而且该沉船对于专家们进行研究具有非常丰富的价值，从船体的结构以及船上的文物上来看，可以从而确定明代社会发展。明朝在我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在明代，中西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明朝船体的构造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西方船帆设计。由于目前缺乏一些相关的资料，现代科学家们对于明代造船技术的认识一直有限。从此次出土的沉船中，可以研究出相当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