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院柱子圆的还是方的

是一座城堡式古老村落，依山傍水，现存建筑大多是明、清之遗构。
郭峪城是为避难自保而修的防御性建筑，修建于明崇祯八年。城中央有防御建筑“豫楼”，建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计七层，高333米。每层五间;西城门内有元至正年间创建，复修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规模宏大的汤帝庙;还有保存较好的40多幢明清古宅。城墙雄伟，雉堞林立，豫楼高耸，古庙森严，官宅豪华，民居典雅。各种建筑在郭峪村小小的乡间聚落中形成了有机的系统，成为独具特色的北方乡村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碑碣一百余块，不仅文字精美，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史实。 历史郭峪城：据碑刻记载，郭峪村曾在明崇祯五年（1632年）数次被流寇蹂躏，乡人惨遭屠杀，死残八九。明崇祯十一年（1638），村绅为了防御农民起义军，修建了郭峪城。是年农历正月十七动工，十月竣工。城高12米，阔53米，城周1400米，城内面积179万平方米。城堞450个，东、北、西城门3座，另有东水门1座、有敌楼10座、窝铺18个，转角有木亭。为辅助城墙又增建窑洞，一便居住，一便防守。窑凡三层，共628眼，故名蜂窝城。这些窑洞具有战时贮存军械、粮食、药材和藏兵的功能，比普通民居更具防止火攻的功能，体现了建城者的聪明才智。城墙上置有城防铁炮数十门。城内居民多为明末建筑，城中心建有七层豫楼一座，十分醒目。郭峪城历经300多年风雨，城垣残破，民国年间范月亭任村长时，曾对城墙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维修，维修后，敌楼威严，雉墙整齐，城上四周骑马可通。土地改革时，城窑分给了村民个人。建国以来，村民建房，村里搞公共建筑，拆用城窑城墙砖石，郭峪城被严重破坏。1994年，村里投资30万元，对城东门右侧一段城墙及城上的奎星阁、菩萨阁进行了维修。郭峪城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峪不仅古代辉煌，今天也是晋城市闻名的小康村，工农业总产值7000多万元。近十多年来，全村老年人在苍龙岭开山值树60多万株，受到省、市多次表彰。郭峪人立志大力挖掘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旅游，古村·郭峪将以它独具特色的古代建筑群，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给游人以特殊的、美的享受。自明代中叶至清初的一百多年间，郭峪出过18位举人，15位进士，明清两代，“官侍郎、巡抚抚、翰林、台省、监司、守令者，尝不绝于时。”清同治《阳城县志》称，“阳城地虽褊小，亦旧为人文渊薮。”据统计，阳城历史上曾有123名进士（其中武进士3人），名列山西各县前三名之内,而明清两代有63名进士，为山西省之冠，其中郭峪村竟出了15名。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蔡沾雨撰《郭峪镇仕宦题石记》载：“吾乡自宋元以来，达显无闻，起明成化以迄于今，人文累累，甲第连连。其间乔梓踵荣，花萼辉映，或建牙开府，或畿甸定安；或卿二秋曹，而洗怨泽物；或出入承明，而勋留丹史；或台垣司谏，而山岳震摇；或折冲外台，而宪邦著绩。至说岩公，登庸三事，典载化机，开冀南四百余年未有之会，而文德嘉谟，直绍伊吕。”明代末年，郭峪村有张好古一门三进士，张鹏云一家“祖孙兄弟科甲”。
清顺治丙戌年（公元1646年），阳城县有“十凤齐鸣”，其中就有郭峪村的张尔素，后任刑部左侍郎。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陈廷敬考中进士。
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司业，内阁学士，礼部、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刑部尚书，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陈廷敬为官50余年，主持编修《世祖章皇帝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鉴古辑览》、《皇舆表》、《明史》、《康熙字典》、《康熙词谱》、《康熙曲谱》、《佩文韵府》等书，晚年手定《午亭文编》50卷。如此说来，郭峪村为中华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峪村约建于唐代。据唐代徐纶于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所撰的《龙泉寺禅院记》中记载：“是院之东十数里，孤峰之上有黄砂古祠。时有一僧，莫详所自，于彼祠内讽读《金刚般若》之经。一日，有白兔驯扰而来，衔所转经文，厥然而前去。因从而追之，至于是院之东数十步。先有泉，时谓之龙泉。于彼泉后而止，僧疑之而感悟焉。因结茆宴坐，誓于其地始建刹焉。亦莫究其年代矣。人烟岂夐，基址常存。同灵鹫以通幽，类给孤而建号。东邻郭社之陌，前据金谷之垠，既名额以未标，称郭谷而斯久。”可见唐昭宗以前，这里已有郭姓村舍。郭峪村在明代为里，明崇祯十一年张鹏云撰《郭谷镇重修碑记》记述：“吾乡郭谷，夙称巨镇。聚庐而处者千余家。”可见到明末，郭峪已是一处大镇了。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阳城设十一都，郭峪里属章训都。其时，郭峪包括郭峪上下许多村落，其中较大的有沟底、大端、黄城、大桥、东峪、于山等五六个，而大村中往往又包括一些小居民点，如侍郎寨、黑沙坡等。明清以前的郭峪村，植被丰厚，河清庙古，林木葱茏，真是一处环境幽雅的生息之所。当时许多乡间文人学士在此留下了赞美的诗篇。
乾隆时的郭峪人张文炳有《樊川三首》诗，其一为：谷云低渡水，峰嶂远连天。村径缘溪入，薜萝绕砌穿。绿垂深院竹，红湿一池莲。幽意真殊绝，樊川胜辋川。清乾隆年间黄城村人王炳照（1743—1798）在《龙泉道中》云：一滩高士画，十里野人家。小雨浓桑叶，轻风落柿花。楼危临涧直，塔回出林斜。望望龙泉寺，香灯忆结跏。明代末年，以高迎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在陕、晋、豫等地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拉锯战，其中老十三营王嘉胤的一支义军，为筹集钱粮经常滋扰劫掠这一地方。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11年）《山西省阳城县乡土志》载：“崇祯四载，流贼猖狂，九条龙、紫金梁、老回回绰号之渠魁不一。”原文注：“崇祯四年，流贼王嘉印（胤），即九条龙，转掠至阳城，总兵曹文诏击斩之。其党王自用，号紫金梁，与老回回往来阳城间，民被其害。”“五六年间，邑民涂炭，润城都、郭谷里诸乡之杀掠尤多。”《郭谷修城碑记》载：“崇祯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时，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计。乡人抛死拒之，众寡不敌，竟遭蹂躏。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所剩孑遗，大半锋镝残躯。或杀间奔出与商旅他乡者寥寥无几。”为躲避农民军劫掠，樊溪河谷众多散居的小户迁至大村附近，以加强集体防御力量，形成了郭峪这样较大的杂姓村落。经过明末战乱，阳城四乡村落变得十分萧条。
清同治《阳城县除荒救民碑记》中载：“阳城县前此无荒也，始于闯寇之变，桑田迁易，姜逆继之，蹂躏更多。计明代丁口十万有奇，今虽生聚数年，供者不过两万余，凋敝之象不堪瞩目也。”郭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响，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好在郭峪地处关津要冲，恢复生气较快。清初，陈廷敬在《义冢碑记》里说郭峪人“好力作负贩，俗尚俭啬，四方来居者人口日众。”外来人口使郭峪村恢复了元气。郭峪古城堡正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下为求自保而兴建的防御性建筑。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过程，现存豫楼五层西墙的《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得十分详细清晰。该碑高约60厘米，宽约203厘米，是当时村中社首王重新所撰。王重新（1656—1593），字焕宇，号碧山，世居郭谷，后易籍龙庄，然始终居郭谷。七岁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遗橐行贾长芦、天津间，俛拾仰取，不数载遂至不訾……因以渐裕，家声不少坠。”后“以例入太学，可仕，弗仕。力崇俭仆，不事奢靡。素苦服疫，不良於行，或劝其乘肩舆，谢不敢。”生前多所赈济。他在《焕宇变中自记》碑中记载：“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间，陕西反贼王加（嘉）胤在平阳府作乱。总兵牛世威、副将曹文诏领兵剿杀，自霍州山追赶至窦庄、坪上。经过窦庄，有城幸免，贼患坪上，无备被抢。官兵继后追至阳城县圣王坪花儿沟绝路，胤侄将加（嘉）胤捆至军前，请罪投降，牛总兵即将加（嘉）胤斩首。……官兵回省报捷，路由润城、史山，本处乡民疑兵为贼，飞砖乱石拦截阻挡。”
一年之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七月十五日，农民军分两路向郭峪村袭来。中午时分，农民军哨马数匹来到村东史山岭塔堆地哨探，乡民奋力赶杀，探兵逃走。当天，农民军“夜宿于家山、长河、苇町、湘峪、樊山、郭庄等处。十六日卯时，贼仍由两路合为一处，先至吾村东坡。东坡初间拒敌甚勇，渐渐贼来众多，东坡事败。东坡即招讨寨，即今侍郎寨。农民军攻打时，乡民借寨墙作掩护，用自制的神枪火炮奋力还击，但农民军人多势众，又将寨墙轰塌多处，乡民只好退回寨中。农民军乘势将寨围住，尽管“以吾村坚锐拒敌，现时人心似为可恃也。不意午后云雾弥漫，大雨淋漓，神枪火炮置之无用，人在房上站立不定，虽有智勇无所施矣。贼乃乘雨，一拥前来，四面围绕。一村人民，欲逃无门。以十分计之，逃出者仅仅一二分。馀有逃至山沟野地者，又被搂山贼搜出。”农民军将俘获的乡民集中在一处，逼他们交出钱财，交不出钱财或所交令农民军不满者，均严刑拷打，惨不忍睹。“贼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将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损人耳目，断人手足，烧人肌肤，弓弦夹腿。火……即有苟存性命者，多半残躯。经查，杀伤、烧死、缢梁投井，饿死小口，计有千余……金银珠玉、骡马服饰，罄抢一空。猪羊牛只，蚕食殆尽。家家户户无一物所存，无一物不毁。”农民军在村中五天，到四月二十日才离开。这五天中，附近的黄城村由于在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已修起一座避难的“河山楼”，此时虽然尚未完全竣工，陈氏合族已将大量物资备于楼内，且有供给充足的水源，以致农民军在围楼十日后仍攻不下而保全陈氏族人800余口性命。农民军离开郭峪后，又进攻周村。因“大雨淋淋，马不能前，周村得以保安，而吾乡不免丧败。”“贼乃复往大阳、马村，所过乡庄，尽被抢掠，裹去男妇无数。人马甚多，夜占四五十村。烟雾蔽日，火光冲天，左右被害无穷”，“独周村保全一城，上佛保全一寨，吾乡保全陈氏（黄城）一楼，余皆破损。”这是农民军第一次攻打郭峪村。同年十月初八日，农民军又“自大阳、马村由长河来吾村”，乡民们见兵已到岭上，能逃的纷纷逃走，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窑中躲藏，结果“男妇一拥入窑，窑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则沟窑内亦如此，踏伤男妇五百余口”，情况十分凄惨。这是农民军第二次攻打郭峪村。经过两次教训，郭峪人“闻贼知惧，无处躲避”，
一些村民“各家攒钱，造地洞数眼，皆由井口出入，见者以为极妙。”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十六日，农民军第三次进攻郭峪。进村后“初不见人之去向，以为奇迹。及搜见一二人，百般拷问，一一引至洞口，贼尚不敢入，先用布裹干草，内加硫磺，人言藏火于内，用绳悬在井中，毒气熏入洞内，人以中毒，不觉昏迷气绝”，以至“北门外井洞计伤八十余口，馆后井洞计伤数十人，崖上井洞计伤数十人，并吾村之藏于炭窑、矿洞者，共伤三百余人，苦绝者数家。”这次，农民军劫走不少钱财。二十日，曹文诏领官军七千，自周村发兵至郭峪，分三路斩杀农民军首级千余，以为得胜，退至周村庆功，犒赏三军。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四次打到郭峪。此次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惨痛的一次，四日中，“杀死熏死尸骸满地。天气炎热，臭气难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症，不拘男女大小，十伤八九。”自第四次农民军劫掠之后，村民“无地可避，每日惊慌，昼不敢入户造饭，腰悬米食；夜不敢解衣歇卧，头枕干粮。观山望火，无一刻安然。”有钱有势人家多避居县城及安定之村庄，而“贫寒者为农事所羁，宿山卧岭，闻风惊走”。郭峪村一片凋敝之象。于是，“吾乡不得已，设处钱粮，东坡修寨”，怎奈“寨工虽完，无险可恃，人心终于不安。”这时，曾任蓟北巡抚的张鹏云“极力倡议输财，以奠磐石之安”，并“劝谕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劫后余生者积极行动起来，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七日开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组织筹资督工。他先自捐银7000两，有钱乡民踊跃筹集白银万两，无钱的以役代捐。不到十个月时间，郭峪城告竣。这一年，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的首领在河南荥阳聚集，共商战略之后东征凤阳，然后转战中原。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农民军又一次占据阳城南山，并“在西乌岭口婉子城、阳、沁、济源地方”频繁活动。尽管战争局势紧张，此时的郭峪村人却安稳地居于城中，“虽累年凶旱，未至大荒，衣食犹可粗足。”城墙之功，可见一斑。一城即筑，四方毕固，然“记贼出没始末毕详，且尽藏之箧中。”于是，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正月十五日，王重新与村首们共同协商，“矢力缮修，克成前志”，并请风水先生“考极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一座与黄城河山楼相似的七层碉楼。楼即成，取《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之意，名之谓“豫楼”。豫楼“纵二丈三尺许，横五间，四丈五尺。址其深而坚也。层而上之者七次，极澈顶次计八丈。登斯楼也，心舒目行，忽焉若飘浮上腾，以临碧际。”毕其数十里，盗贼无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谓固若金汤。郭峪城墙平均高12米，临樊溪河岸则高达18米，周围1400米，不仅是当时附近村镇较完固的防御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村镇式古城堡。据有关专家认定，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宫城墙还高一米多。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实乃冒天下之大韪之举。由于城墙为宥，郭峪村大户人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被称为“中州”太行山脉以东。河南的传统民居建筑包括窑洞、砖瓦式建筑、石板房以及现代平顶房，极具特色。河南民居建筑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珍贵的 河南文化 遗产。
河南民居的平面布置特点分类
河南民居院落的平面布置呈现多样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基本特点：即四合院、三合院、窑房院和大别山区的前后排房院落。

河南民居的结构类型分类
河南民居根据结构和外观特点大致可以分为这几种类型：窑洞：砖瓦式建筑；石板房建筑和现代的平顶房；和现代的楼房。

1、窑洞式建筑
窑洞，是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民居建筑形式。它不仅节省材料，而且冬暖夏凉，因所选土质稳定性好，一般亦很坚固。主要集中在河南西部地区，如巩义、洛阳和三门峡地带。当地的窑洞从形式上来看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利用黄土原顶上向下挖成深坑做院落，四壁挖洞为居所，内部空间采用拱形结构。窑洞开有小窗，用竹篾做成，内外糊防风纸，开关方便，且便于通风透光。窑洞前面用砖垒砌成拱形门，在结构上起到了防止塌落的功用，在造型上亦使这种单纯的形态产生局部变化。

别一种是在黄土地顶向下挖掘出矩形的深坑，坑边有各式阶梯可以通到地面，在坑壁上再四面开辟窑洞，称作地坑窑。一般又会用顶门窗土窑、大门窗石窑、大门窗接口土窑、大门窗泥结窑这几种形式。大型的可以几个地坑相连，在券门口有砖砌门脸，砖材的运用，在大面积的土质材料中起到了对比与点缀作用，丰富了建筑外观。洞顶上面修整成宽敞的平面，以做晒埸，很好地利用了自然环境和空间，亦使人心旷神怡。这种植根于黄土地上的民居形式，具有亲切、朴素的性格，透露着北方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之情。

2、砖瓦
砖瓦房是80年代以来河南民居从土墙灰瓦房升级过度而来的建筑。这种建筑以河沙、粘土为原料烧制而成的青砖或者红砖作为墙体；以30——50公分的木头做大梁、以10公分左右的木头做椽子，然后在上面用各种纺织物和泥土封严实，最后把灰瓦或者红瓦按顺序一层层的叠放在表面。砖瓦房也具有保温抗热的特点，但在抗震方面有所薄弱。但现在农村还存相当大一部分。

3、石板房
地处河南西北部的太行山地区，不公因为山高和雄伟而出名，这里的石板建筑也是河南民居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太行山大峡谷的石板岩镇，这里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山区，因为这些地方土是金贵的，石头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石材在这里是主要的建筑材料。房子的墙体是石块，房子的“瓦”就是石板。这里的男子几乎人人都是石匠，他们先好片层岩石，往岩纹四周打进钢钎，插入铁棍，于是便撬起了一块一丈长、三尺宽、一寸厚的石板。

盖房时，将石板吊上屋顶，最后在脊上和石板块之间的衔接处平放上小石板，一座石板房便告完成。这种石板因流水快，不会存水，梁、檩、椽子等木质不会因潮湿而腐烂，所以坚固耐用，一般都可以住上一两百年，在著名的石板岩乡，村庄绝大部分是由石板房组成，清一色的石砌房子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真堪称是河南民居中的一绝。

4、平顶房
随着国家对工砖的禁止使用，也随着瓦匠手艺的失传，近年来砖瓦房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河南民居随之也现越来越多的平顶房，尤其是在一些新农村，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平顶房墙面采用空心砖和粉煤灰砖，房顶采用楼板或采用钢筋沙石混交。这种建筑外观更简洁，施工起来也没有那么繁琐，但这种民居在放热、防潮、防震方面就更差了。更重要的是平顶房缺少美感，大面积的建设，往往产生机械和单调。

斗拱

相对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来说，中国古建筑是独立的机构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有四：

1以木结构体系为主。木结构体系的优点很多：如维护结构与支撑结构相分离，抗震性能较高；取材方便，施工速度快等等。同时木结构也有很多缺点：易遭受火灾，白蚁侵蚀，雨水腐蚀，相比砖石建筑维持时间不长；成材的木料由于施工量的增加而紧缺；梁架体系较难实现复杂的建筑空间等。不过，中国古代建筑中也有少量砖石建筑和金属建筑，如《史记索隐》中称：“石室金匮，皆为国家藏书之处。”；如《水经注》中有多处记载，《渭水篇》：“磻溪旁有一石室，盖太公所居也”。砖石结构多用于塔式建筑。金属建筑以铜为主，著名的铜建筑实例有北京颐和园宝云阁、湖北武当山金殿和昆明太和宫金殿。

2中国木结构体系历来采用构架制的结构原理：以四根立柱，上加横梁、竖枋而构成“间”，一般建筑由奇数间构成，如三、五、七、九间。开间越多，等级越高，紫禁城太和殿为十一开间，是现存最高等级的木构古建筑。立面上划分三个部分：台基、屋身、屋顶。其中官式建筑屋顶体型硕大、出挑深远是建筑造型中最重要的部分。屋顶的形式按照等级分为：单坡、平顶、硬山、悬山、庑殿、歇山、卷棚、攒尖、重檐、盔顶等多种制式，又以重檐庑殿为最高等级。

3斗栱是中国木架建结构中的关键部件，其作用是在柱子上伸出悬臂梁承托出檐部分的重量。

4特异的外部轮廓：多层台基，色彩鲜艳的曲线坡面屋顶，院落式的建筑群，展现广阔空。两千多年前汉墓砖画上已经有院落建筑的表现，及至明清最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也采用的复杂的围合形式。

在建筑思想上，中国古建筑体现了明确的礼制思想，注重等级体现：形制、色彩、规模、结构、部件等都有严格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建筑形态，但是也同时限制了建筑的发展。同时，天人合一思想同样体现在中国古建筑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互相协调与融合。注重建筑，城市选址；建造时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园林体现尤其明显，强调风水。

古代建筑，雕梁画栋，墻壁亦往往作图画。战国时期画事颇盛；汉时宫室，亦多有画人物故事，善恶毕背，以昭鉴戒；后世所画则多山水。

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建筑著作，其中城市著作有《考工记》，建筑条例著作有宋代李诫《营造法式》、清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园林著作有《园冶》。著名的匠人有隋朝的宇文恺、宋朝李诫、明朝蒯祥、清朝样式雷。

单体造型

中国古代建筑的单体，大致可以分为屋基、屋身、屋顶三个部份。凡是重要建筑物都建在基座台基之上，一般台基为一层，大的殿堂如北京明清故宫太和殿，建在高大的三重台基之上。单体建筑的平面形式多为长方形、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圆形。这些不同的平面形式，对构成建筑物单体的立面形象起着重要作用。由于采用木构架结构，屋身的处理得以十分灵活，门窗柱墙往往依据用材与部位的不同而加以处置与装饰，极大地丰富了屋身的形象。

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形式丰富多彩。早在汉代已有庑殿、歇山、悬山、囤顶、攒尖几种基本形式，并有了重檐顶。以后又出现了勾连搭、单坡顶、十字坡顶、盂顶、拱券顶、穹窿顶等许多形式。为了保护木构架，屋顶往往采用较大的出檐。但出檐有碍采光，以及屋顶雨水下泄易冲毁台基，因此后来采用反曲屋面或屋面举拆、屋角起翘，于是屋顶和屋角显得更为轻盈活泼。

　　方正严整

中国古代建筑多以众多的单体建筑组合而成为一组建筑群体，大到宫殿，小到宅院，莫不如此。它的布局形式有严格的方向性，常为南北向，只有少数建筑群因受地形地势限制采取变通形式，也有由于宗教信仰或风水思想的影响而变异方向的。方正严整的布局思想，主要是源于中国古代黄河中游的地理位置与儒学中正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建筑群的布置总要以一条主要的纵轴线为主，将主要建筑物布置在主轴线上，次要建筑物则布置在主要建筑物前的两侧，东西对峙，组成为一个方形或长方形院落。这种院落布局既满足了安全与向阳防风寒的生活需要，也符合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和礼教的制度。当一组庭院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在主要建筑前后延伸布置多进院落，在主轴线两侧布置跨院（辅助轴线）。曲阜孔庙在主轴线上布置了十进院落，又在主轴线两侧布置了多进跨院。它在奎文阁前为一条轴线，奎文阁以后则为并列的三条轴线。至于坛庙、陵墓等礼制建筑布局，那就更加严整了。这种严整的布局并不呆板僵直，而是将多进、多院落空间，布置成为变化的颇具个性的空间系列。像北京的四合院住宅，它的四进院落各不相同。第一进为横长倒座院，第二进为长方形三合院，第三进为正方形四合院，第四进为横长罩房院。四进院落的平面各异，配以建筑物的不同立面，在院中莳花植树，置山石盆景，使空间环境清新活泼，宁静宜人。

山水园景

中国古典园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有意境，它与中国古典诗词、绘画、音乐一样，重在写意。造景家用山水、岩壑、花木、建筑表现某一艺术境界，故中国古典园林有写意山水园之称。从造景艺术创作来说，它摄取万象，塑造典型，托寓自我，通过观察、提炼，尽物态，穷事理，把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以之表现自己的情思。赏景者在景的触发中引起某种情思，进而升华为一种意境，故赏景也是一种艺术再创作。这个艺术再创作，是赏景者借景物抒发感情，寄寓情思的自我表现过程，是一种精神升华，使人心性开涤，达到高一层的思想境界。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景的意境大体分为：治世境界、神仙境界、自然境界。儒学讲求实际，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心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重视道德伦理价值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意义，这种思想反映到园林造景上就是治世境界。老庄思想讲求自然恬淡和炼养身心，以静观、直觉为务，以浪漫主义为审美观，艺术上表现为自然境界。佛、道两教追求涅与幻想成仙，园林造景上反映为神仙境界。治世境界多见于皇家苑囿，如圆明园四十景中约有一半属于治世境界，几乎包含了儒学的哲学、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全部内容。自然境界大半反映在文人园林之中，如宋代苏舜钦的沧浪亭，司马光的独乐园。神仙境界则反映在皇家园林与寺庙园林中，如圆明园中的蓬岛瑶台、方壶胜境、青城山古常道观的会仙桥、武当山南岩宫的飞升岩。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神内涵特征有三。其一，艺术价值高的建筑，也同时发挥着维系、加强社会政治伦理制度和思想意识的作用。其二，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表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其三，总体性、综合性很强。往往动用一切因素和手法综合成一个整体形象，从空间组合到色彩装饰都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抽掉其中任何一项都会影响建筑的整体效果。

　　木构架为主

中国古代建筑惯用木构架作房屋的承重结构。木构梁柱系统约在西元前的春秋时期已初步完备并广泛采用，到了汉代发展得更为成熟。木构结构大体可分为抬梁式、穿斗式、井干式，以抬梁式采用最为普遍。抬梁式结构是沿房屋进深在柱础上立柱，柱上架梁，梁上重叠数层瓜柱和梁，再于最上层梁上立脊瓜柱，组成一组屋架。平行的两组构架之间用横向的枋联结于柱的上端，在各层梁头与脊瓜柱上安置檩，以联系构架与承载屋面。檩间架椽子，构成屋顶的骨架。这样，由两组构架可以构成一间，一座房子可以是一间，也可以是多间。

斗栱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中最特殊的构件。斗是斗形垫木块，栱是弓形短木，它们逐层纵横交错叠加成一组上大下小的托架，安置在柱头上用以承托梁架的荷载和向外挑出的屋檐。到了唐、宋，斗栱发展到高峰，从简单的垫托和挑檐构件发展成为联系梁枋置于柱网之上的一圈「井」字格形复合梁。它除了向外挑檐，向内承托天花板以外，主要功能是保持木构架的整体性，成为大型建筑不可缺的部份。宋以后木构架开间加大，柱身加高，木构架结点上所用的斗栱逐渐减少。到了元、明、清，柱头间使用了额枋和随梁枋等，构架整体性加强，斗栱的形体变小，不再起结构作用了，排列也较唐宋更为丛密，装饰性作用越发加强了，形成为显示等级差别的饰物。

木构架的优点是：第一、承重结构与维护结构分开，建筑物的重量全由木构架承托，墙壁只起维护和分隔空间的作用。第二、便于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可以因地区寒暖之不同，随宜处理房屋的高度、墙壁的厚薄、选取何种材料，以及确定门窗的位置和大小。第三、由于木材的特有性质与构造节点有伸缩余地，即使墙倒而屋不塌，有利于减少地震损害。第四、便于就地取材和加工制做。古代黄河中游森林茂密，木材较之砖石便于加工制做。

装修与装饰

中国古代建筑对于装修、装饰特为讲究，凡一切建筑部位或构件，都要美化，所选用的形象、色彩因部位与构件性质不同而有别。

台基和台阶本是房屋的基座和进屋的踏步，但给以雕饰，配以栏杆，就显得格外庄严与雄伟。屋面装饰可以使屋顶的轮廓形象更加优美。如故宫太和殿，重檐庑殿顶，五脊四坡，正脊两端各饰一龙形大吻，张口吞脊，尾部上卷，四条垂脊的檐角部位各饰有九个琉璃小兽，增加了屋顶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门窗、隔扇属外檐装修，是分隔室内外空间的间隔物，但是装饰性特别强。门窗以其各种形象、花纹、色彩增强了建筑物立面的艺术效果。内檐装修是用以划分房屋内部空间的装置，常用隔扇门、板壁、多宝格、书橱等，它们可以使室内空间产生既分隔又连通的效果。另一种划分室内空间的装置是各种罩，如几腿罩、落地罩、圆光罩、花罩、栏杆罩等，有的还要安装玻璃或糊纱，绘以花卉或题字，使室内充满书卷气味。

天花即室内的顶棚，是室内上空的一种装修。一般民居房屋制作较为简单，多用木条制成网架，钉在梁上，再糊纸，称「海墁天花」。重要建筑物如殿堂，则用木支条在梁架间搭制方格网，格内装木板，绘以彩画，称「井口天花」。藻井是比天花更具有装饰性的一种屋顶内部装饰，它结构复杂，下方上圆，由三层木架交构组成一个向上隆起如井状的天花板，多用于殿堂、佛坛的上方正中，交木如井，绘有藻纹，故称藻井。

于建筑物上施彩绘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建筑物不可缺少的一项装饰艺术。它原是施之于梁、柱、门、窗等木构件之上用以防腐、防蠹的油漆，后来逐渐发展演化而为彩画。古代在建筑物上施用彩画，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庶民房舍不准绘彩画，就是在紫禁城内，不同性质的建筑物绘制彩画也有严格的区分。其中和玺彩画属最高的一级，内容以龙为主题，施用于外朝、内廷的主要殿堂，格调华贵。旋子彩画是图案化彩画，画面布局素雅灵活，富于变化，常用于次要宫殿及配殿、门庑等建筑上。再一种是苏式彩画，以山水、人物、草虫、花卉为内容，多用于园苑中的亭台楼阁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