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瓷器名窑有哪几个

唐玄宗时期著名的瓷器有：
1、越窑青瓷。越瓷不但是供奉朝廷的贡品之一，而且又是唐代的一种重要的贸易陶瓷。同时与唐代精美工艺品和文苑艺术交相辉映，在工艺美术领域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
2、邢窑是唐五代最著名的白窑瓷场，有邢窑白瓷“天下无贵贱而通之”的美誉。窑址在今河北省邢台县，因唐时地属邢州，故名邢窑。邢窑除烧造白瓷外，还制青、黑、黄釉瓷等产品。而白瓷亦分粗细两种，邢窑白瓷胎质坚实，胎质细洁纯白。
3、唐三彩。唐三彩，汉族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因唐三彩最早、最多出土于洛阳，亦有“洛阳唐三彩”之称。是唐朝最为著名的瓷器，被称为是世界工艺的珍品。

唐朝外销陶瓷不仅丰富和便利了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对输入地的手工业生产和审美情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了输入品外，福斯塔特陶瓷残片大部分是本地产品，这些产品的突出特点是，它们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陶瓷器的仿制品。如多彩纹陶器和多彩划刻陶器仿唐三彩，白釉陶瓷仿唐代白瓷，而黄褐釉线刻陶器则是越窑瓷的仿制品。同样的情形还出现于波斯，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和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这时在邢州白瓷的影响下，在波斯还出现了白釉蓝彩陶器。大量当地仿唐陶瓷器的发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唐朝文化对世界各地文化产生的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些输入地生产的陶瓷器并不是简单地模仿唐代器物，而是经过改造，具有了本民族的风格。
较之在非洲沿海发现的唐朝陶瓷，学术界对东亚尤其是对日本发现的唐朝陶瓷的了解要具体和深入得多。据统计，日本出土唐五代陶瓷的遗址有188处，出土各类陶瓷片2159片。分布在南至冲绳县，北达秋田县的广大地区，包括都城、官衙、墓葬、集落、寺院、集市、作坊、祭祀地等各种不同性质的遗址。以上遗址中，并不包括有名的鸿胪馆遗址。1978年，在福岗市平和野球场的改造工程中，人们第一次发现了与鸿胪馆相关的遗址，以后通过连续十数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唐五代陶瓷残片。其数量之巨，目前尚无法做出具体的数字统计，但是在总量上，早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全国的出土量。
日本出土唐朝贸易陶瓷的遗址分布表明，唐朝贸易船除了在鸿胪馆近海登陆外，仅在长崎离岛、佐贺有明海有临时停泊交易的可能，唐朝商船这时尚不可能深入到濑户内海停泊，唐朝商人也不能深入到日本内地贸易。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在濑户内海沿岸及神户、大阪港一带极少有集中出土唐五代贸易陶瓷的遗址。另外，出土贸易陶瓷遗址主要限于都城、官衙、寺院、集落等，而集落遗址发现陶瓷残片的数量往往都只有一两片，这种情况表明，唐五代陶瓷在当时的日本属于难得之物，其消费者主要是贵族、王公大臣等社会上层，一般庶民阶层则无缘使用这种贵重的器物。
从发现瓷片的窑口分析，这一时期中国外销日本的陶瓷产地主要有浙江越州窑（包括宁波地区诸窑）、台州临海窑、婺州窑、江苏宜兴窑、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密县窑、湖南长沙窑等，其中青瓷以浙江北部越州窑青瓷为主流，而白瓷则全部属于河南、河北的产品。这与在非洲发现的唐朝外销瓷的情况是一致的。与唐朝的陶瓷贸易，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本地产绿釉陶，无论在器形还是纹饰，都是唐朝外销陶瓷的仿制品[67]。
与海外各地发现大量唐代陶瓷器相适应，陶瓷器也是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扬州考古发掘中出土最多的器物。考古工作者曾在扬州古河道中发现了两条唐代古船，中间均有隔仓，仓内残留有漆器、瓷器残片，可能是用于短途运输的货船[68]。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发现了唐代扬州“罗城”遗址，并发掘出了大批唐代遗物，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大批陶瓷器残片的出土。在1,100平方米范围内的12个探方里，出土各种瓷片15,585片。其中以青釉瓷最多，为7,722片，占总数的49%；白釉瓷2,224片，占15%；黄釉瓷1,821片，占5%；各种彩釉瓷598片，占4%；黑釉瓷106片，占07%；其它各种瓷片1,148片，占67%。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是非常罕见的。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景德镇窑、宜兴窑、越窑等，有些黄釉、酱釉、褐釉、黑釉等瓷器可能是寿州（今安徽凤阳）、洪州（今江西南昌）和河南、陕西等北方窖烧造的产品，产地范围非常广泛。这些瓷器主要是碗、盏、盘、罐、盒、壶等日用器皿，其中产于官窑者极少，大多数是由民窑烧造的器物。从各地集中如此多的日用瓷器，显然是作为商品流通的[69]。
在扬州“七八·二人防工程”工地中，也发现了大量的单色釉、多色釉的陶瓷器残件和几十件完整器物，窑口可以辨认的有长沙窑、寿州窑、宜兴窑、越窑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器物尚难辨认其窑口来源。从器形和釉色来看，这些陶瓷器与全国著名的窑口出产的陶瓷有相似之处，而扬州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烧窑，大量的陶瓷器只能是从各地而来，一部分供应扬州市民的需要，一部分转运他方[70]。扬州是唐代非常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考虑到唐代陶瓷器大量从海上出口的事实，显然不能排除扬州发现的陶瓷器是用于出口的可能性。
另一点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在扬州还发现了大批波斯陶片。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扬州征集到了一件双耳绿釉大陶壶，此后，又陆续发现和采集到了二三百片相同的陶片标本，经过研究，这批陶器在胎色、胎质以及化学成分等各方面都与中国绿釉陶器有明显区别，属于波斯的产品。这些波斯陶片的发现地集中在扬州市东南近郊，这里是唐扬州城外的唐人墓葬区。陶片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地层内，伴出遗物均属中晚唐或五代时期，基本可以断定是8世纪晚期至9世纪的产品

1、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陶瓷的四大特点。

2、瓷器胎质轻薄，滋润透影，宛若蛋壳，薄如蝉翼，轻若绸纱。

3、胎质清脆，用指轻扣，能听到“咚”的脆响，宛若乐器奏出的优美磐声，扣人心弦。

4、与陶相比，瓷的质地坚硬、细密、严禁、耐高温、釉色丰富等特点。

5、青花瓷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不易磨损，而且没有铅溶出等弊病。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扩展资料：

分类：

日用陶瓷：如餐具、茶具、缸、碗等。

工艺陶瓷：如花瓶、雕塑品、陈设品等。

建筑一卫生陶瓷： 如砖瓦，排水管、面砖，外墙砖，卫生洁具等；

用于各种现代工业和尖端科学技术的特种陶瓷制品，有高铝氧质瓷、锆英石质瓷、锂质瓷、以及磁性瓷等。

粗陶是最原始最低级的陶瓷器，一般以一种易熔粘土制造。

精陶按坯体组成的不同，又可分为：粘土质、石灰质，长石质、熟料质等四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陶瓷

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在古丝绸之路上，唐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可以想见，在沙漠中，人和骆驼艰难跋涉，相依为命，所以人和骆驼有一种亲密感。它那高大的形态和坚毅负重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丝绸古道的万里风尘。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来源：艺术中国）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四处，除巩义黄治窑址外，还有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机场窑。但唐三彩窑炉仅在铜川黄堡窑址发现过3座，其保存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这次在黄治窑址清理出的6座唐代窑炉，有5座保存完好。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隔火墙、烟囱和护墙七部分组成。窑室依台地而建，先挖出一个长方形土坑后，彩用土坯垒砌窑壁，在窑壁上抹有一层耐火泥，火膛部分位于台地下端，使用耐火砖筑成。为防止窑炉崩塌，往往还在火膛耐火砖墙体外侧，用鹅卵石堆砌成护墙。
作坊遗迹中，1号作坊保存较好。该作坊为窑洞式，依断崖挖筑，邻1号和2号窑炉，坐北向南，分前、中、后三室。前、中室残高010——085米。前室作纵长方形，南北长570米，东西宽350米；中室西扩部分作弧壁，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60米。后室在断崖内，作弧形顶，下宽184米，高304米。在作坊内分布有5个辘轳坑和2处练泥池遗迹，辘轳坑有圆锥形和上圆下方两种，口径最大者060米，最小者040米，一般深060米。1号练泥池位于中室，池底利用废弃的三彩垫板铺地；2号练泥池位于作坊前室，地面残留青灰泥。
巩义黄治窑址唐三彩窑炉和作坊的发现，再现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流程，使我们对唐三彩制品的成型、装饰、烧成工艺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窑炉和作坊区毗邻，便于搬运装烧器物，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损坏。这里的作坊面积较大，可以满足多个辘轳同时制作；并列建窑，并且共用一个窑前工作面，表明当时烧制唐三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唐三彩窑炉平面呈马蹄形，仍然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唐宋时期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但窑室面积普遍较同期的瓷窑略小。从发掘区没有发现匣钵和窑床上普遍遗留有彩釉滴痕看，唐三彩应是裸烧而成。为了防止木柴燃料的落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装烧时先在窑床上放置底层器物，然后竖立起多个圆形支柱，上置一块块长方形耐火垫板形成隔层，隔壁层上再放置一层器物，如此这般逐层加高。由于在炉的沿口、洗的内底上均遗留有3枚支烧痕，可知炉、洗等大件器物上再叠烧其他器物，有的在器内还套烧有小件器物，以此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窑的装烧量。这次出土遗物中，不仅有完整的素胎器物和烧成后的三彩制品，而且有施釉后尚未入窑烧制的半成品器物，充分说明唐三彩是先制坯第一次入窑素烧，再上釉后入窑二次烧成。
解开唐青花烧造产地之谜
唐代青花瓷是一种唐代生产的白釉绘钴蓝彩纹饰的瓷器。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首次发现1件青花瓷枕残片，枕面釉下蓝彩绘有菱形朵花图案装饰。它的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改变了传统认为中国青花瓷器起源于元代的看法。此后，分别在扬州市文昌阁、三元路和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陆续发现数十片唐青花瓷器残片，器形有碗、盘、壶、罐、枕等，青花图案包括流云、卷草、花卉和菱形图案等内容。
1980年，冯先铭先生依据胎釉等外部特征，首先提出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现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1件白釉蓝彩三足鍑，有极大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研究者对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多次进行胎釉成分化验，从胎釉成分分布确证唐青花瓷片的烧造地点是在河南巩县一带，它的发现说明了唐代已用钴料作釉下彩料装饰瓷器。但由于巩义市黄治窑未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唐青花瓷是否为该窑所生产，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
幸运的是，此次巩义黄治窑址的发掘中，在唐代晚期地层内清理出碗、盘、罐和水注等青花瓷，青花绘在釉下，图案分别为点、曲线和花叶类装饰。此外，在唐代中晚期地层和灰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在白釉上洒点蓝彩的器物，此类器物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灰白，先挂一层化妆土，再上白釉，在白釉上洒点蓝彩。此类器物常见一碗，一种是在口沿部位密集排满蓝彩条带，碗心处一朵梅点纹，碗内壁均匀排列五朵梅点纹；另一种碗是仅在碗内壁上绘出五朵梅点纹。梅点纹分别由5个蓝彩点组成，其中心处往往再加施一个黄彩点。罐的口沿和肩部分别施有大块的蓝彩斑点，蓝彩已与白釉交融流淌。与青花瓷相比，此类白釉蓝彩器物入窑烧制的火候不高，器物的瓷化程度较低。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成熟元青花瓷的主要要素有三点：1、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2、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3、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据此我们认为：所谓唐代青花瓷也应该符合上述3条标准：一是器物本身是白瓷器，烧成温度应达到1200℃以上；二是钴料绘彩，即青花瓷的彩饰使用含钴的矿物作为颜料；三是釉下彩绘，即将蓝彩绘于釉下。因此，上述的白釉蓝彩器物还不属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但它是由唐三彩中的蓝色彩釉器向唐青花瓷的过渡产物，为青花瓷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唐代白瓷为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窑口提供了线索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贡赋”条记述：“开元贡绫、绢、白瓷器……”。《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条也记载有“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谷丝葛、埏埴盎缶、苟杞黄精、美果酸枣……”河南府下属20余县，其中登封、巩县（今巩义市）、密县（今新密布）、新安、寿安（今宜阳县）均产瓷器。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街窑属河南临汝窑系，以烧制素面和印花青瓷器为主，烧制瓷器的年代均为宋元时期；登封曲河窑和新密西关窑属北方磁州窑系，虽然以生产白瓷制品为主，但两窑始烧年代约在中晚唐，尚未达到盛唐时期开元年间的水平。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中，采集到10余件与巩义窑完全相同的白瓷器。1995——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土出有与巩义窑产品近似的白瓷标本。在巩义市大黄治村南2公里的白河村周围，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胎质坚细，釉色纯正，被认为是向唐长安贡白瓷的窑口。这次在巩义黄治窑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白瓷器，如白瓷贯耳瓶、三足樽、三足炉和唾盂等，皆器形硕大，制作规整，非一般百姓所用之物。据此，我们认为巩义黄治窑不仅大量生产三彩器，还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烧制贡白瓷的窑口之一。

瓷器是以高岭土等作为原料，经过摄氏1200度的高温，并涂以高温釉烧制而成。
瓷器是由陶器演变发展而来的。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中期，就创烧出了原始青瓷器。自东汉时期始，瓷器工艺日见成熟。从魏晋南北朝时起，南方和北方的青瓷就渐渐有了区别。南方青瓷以浙江越窖为代表，北方青瓷以河北邢窖为代表。北朝晚期，河北邢窖烧制出了白瓷，揭开了中国瓷器史上又一个新篇章。唐代，最终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格局。
在唐代制瓷工艺中，在青釉、黑釉、褐釉等器物上另外施加不同颜色的釉，烧制成绚丽多姿的彩瓷，开创了瓷器装饰艺术的新手法。彩瓷的出现，标志着陶瓷发展史上第三个阶段的开始。
宋代，是陶瓷技艺的繁荣时期，以高度发展的单色釉著称于世。
元代，瓷器出现了青花、釉里红和多颜色釉，把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结合起来。
明清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景德镇开始成为中国瓷业中心。“珐琅彩”和“粉彩”代表了清代陶瓷的最高成就。其中珐琅彩瓷器被誉为“世界奇迹。”
中国是世界上陶瓷出口最早的国家，素有“瓷国”美誉。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陶瓷器皿来了解中华文明，并把陶瓷作为中国的代名词(China)。
隋、唐时期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宋 朝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
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
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
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线”。
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南青北白指的是浙江的越窑青瓷以及河北的邢窑白瓷盛行于晚唐。

南青指的南方浙江的越窑青瓷。以慈溪市上林湖、上虞区窑寺前的产品最具代表性，商周战国秦汉六朝等朝以来，这里一直以烧制青瓷为主，具深厚的制瓷基础和技术力量，至唐代技艺更加娴熟，被称为“诸窑之冠”。

北白指的是北方河北的邢窑白瓷，以内丘城为中心发展起来。其历史可上溯到北朝，隋后期曾短期繁荣，经过唐早期的低靡，唐中期生产极盛，晚唐开始衰落。

时代背景：

唐时社会流行饮茶风， 名士陆羽，精研茶道，在其所著的《茶经》中，曾把“南青北白”并尊，形容越窑青瓷“类冰”“类玉”，邢窑白瓷“类银”“类雪”，但是从饮茶角度他评定，邢不如越。

《茶经》里的 “茶之具”“茶之器”“茶之煮”“茶之饮”“茶之事”等章详细叙述了茶的用具、饮茶风俗及历史，饮茶风也间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