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粘贴法贴花工艺是从什么朝代开始有的

1、唐三彩

唐三彩（Tang Tri-Color Glazed Ceramics），中国古代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全名唐代三彩釉陶器，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彩，而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唐三彩”。因唐三彩最早、最多出土于洛阳，亦有“洛阳唐三彩”之称。

2、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

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3、陶鹰鼎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陶器，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一座成年女性墓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最大腹径32厘米，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将鼎形器物特征与鹰的动物美感巧妙地融为一体。

4、青花釉里红瓷仓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在仓后两柱间有正楷直书墓志，自右至左12行，共159字，记载死者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颖之孙女”，死于后至元戊寅（即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

安葬于南山。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院。

5、人面鱼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为新石器时代前期陶器，多作为儿童瓮棺的棺盖来使用，是一种特制的葬具。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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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名窑

大同窑： 在今山西大同，故名。始烧于金代，终于元代。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刊刻的《大同府志》中谓有 "青瓷窑"，距城二十三里。据此在大同西郊瓦窑村发现一瓷窑遗址，证实即方志中的青瓷窑。遗址面积不大，以烧黑釉器物为主，兼有少量茶叶末袖；弦纹瓶及剔花罐具有代表性，剔花线条粗旷，划花线条纤细，有水波及鱼纹，黑釉乌黑光亮，茶叶末釉表面无光。
怀仁窑: 在今山西怀仁，故名。明《大明一统志》有"锦屏山在怀仁县西南二十五里，山旧有瓷窑"记载。发现遗址有小峪、张瓦沟、吴家窑三处；始烧于金代，历经元明两代。烧瓷以黑釉为主，弦纹瓶及罐等器物胎体厚重，装饰有粗线条划花及剔花两种，有雁北地区特色。
浑源窑: 在今山西浑源，故名。明《大明一统志》记载浑源产瓷器。清乾隆《浑源州》又有"天赞初与王郁略地 燕赵破磁窑镇"语，知在五代后梁时浑源已有磁窑镇地名。经实地考察，浑源窑当建于唐代，烧白釉、黑褐釉、茶叶末釉等品种。金元时期窑厂扩大，品种增多，有黑釉剔花、白釉剔花与划花，有盘、碗、盆、罐、枕等器。黑釉剔花为雁北地区之最精者，牙白釉剔花在山西其他地区也属少见。
榆次窑: 在今山西太原盂家井，孟家井明代属榆次县，故名。此窑产瓷，明初已有记载，孟家井柏灵庙明弘治三年(1490)重修碑记中说:"榆次县治之北六十里有乡曰孟家井，居民大率三百家，乃古昔陶器之所。" 窑址遗存大量瓷片，以自釉印花碗最多，碗心一圈刮釉，具有典型金代作风。
平定窑: 在今山西平定柏井村，故名。始烧于唐，历经五代到宋，以烧白瓷为主，还烧黑釉器物，有印花、剔花盘以及北方习见的五角、六角纹盘碗等器。窑址与河北临城邢窑、曲阳定窑相距较近，瓷器造型装饰与两窑有共同处。
交城窑: 在今山西交城，故名。始烧于唐，以自釉产量最大，有盘、碗、壶等器物，还发现有黑釉斑点拍鼓残片较多。宋代有发展，仍以自瓷为主，也有当时北方各瓷窑所习见的动物小雕塑，还烧制白釉釉下储彩彩绘装饰，特征与介休窑大体相同，储彩有呈桔红色者，其他地区极少见，珍珠地划花装饰品种有枕、洗等器，但产量较少。
介休窑: 在今山西介休洪山镇，故名。1959年发现。始烧于宋，历经金元明清四代，在山西较少见。宋代以自 釉为主，早期碗体厚重，与交城窑相似，有薄胎印花碗盏，胎白纹细，受定窑一定影响，碗盏里心都留有三个细小支烧痕，是其特征之一;白釉黑花品种也有发现，釉面光亮，与河南、河北同类装饰有别。金代烧黄褐釉印花器较多，器内多印花，尤以孩童荡船纹饰为多，富有介休窑待色。
霍县窑 : 在霍州境内(今山西霍县陈村)，故名。为山西七十年代后期新发现的古窑址之一。以烧白瓷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量有印花装饰，胎浩白，用支钉垫烧，器内及器足都留有五个小支烧痕。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所提及的彭窑仿古定器折腰盘，霍县窑遗址里遗留甚多，证实明清两代文献中的彭窑就在霍县陈村。元代还烧白地黑花品种，遗址有高足杯标本，明清两代绘花卉者较多，有书写文字者。传世品有带纪年铭文者，故宫博物院有墨书"明昌四年"(1193)盘一件，是研究该窑烧瓷上限的极有价值的资科。
长治窑: 在今山西长治八义镇，故名。烧瓷品神有白釉、 白釉红绿彩、白釉黑花及黑釉四种，以白釉红绿彩绘碗最富特色，碗心多画折枝花卉，有画鱼纹者，碗心及圈足都有五支烧痕，这种碗晋南地区金墓出土过。白釉有刻花及画黑花装饰，刻花纹饰较简练，黑花多绘于碗内或壤外，纹饰多为折枝花卉，也有鱼鸭等纹，但为数较少。
淄博官窑: 在今山东淄博磁村，故名。七十年代后期发现，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始烧子唐而终于元代。该窑在唐代以烧黑瓷为主，宋代烧白瓷，有剔花、刻花装饰，金代出现蓖划、绞胎、白地黑花、白釉红绿彩等新装饰，碗心也多一圈刮釉，有北方地区瓷窑风格。
安阳窑: 在今河南安阳北郊安阳桥附近，故名。经过小规模试掘，初步判明是隋代青瓷窑址。据此，可确定安阳地区部分隋墓出土青瓷是此窑所产。五十年代在善应十天傅二镇还发现宋元时期窑址，前者专烧钧釉瓷器， 后者烧白瓷;二镇距磁州窑较近，但未发现有磁州窑风格的瓷器。
鹤壁窑: 在今河南鹤壁，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代。在唐代烧白、黄、黑釉器物，有花口钵、短流壶等；宋金时期的白地黑花、褐黄釉刻花折沿盆最富代表性，白地黑花彩色乌黑，褐黄釉刻花有莲花、鹅与兔吃草等纹，盆口径都在40厘米以上；白釉划花大碗与磁州窑风格相同，碗心也有五个长条状支烧痕。
碌武窑: 也称"当阳峪窑"。在今河南修武当阳峪，故名。为北方著名民间瓷窑之一。所烧器物以剔花品种最富 盛名，纹饰流利洒脱，又以黑白、褐白对比强烈的色彩独具一格，其艺术感染力远在磁州窑系瓷窑同类装饰之 上；绞胎也属成功品种之一，用白褐两种色料绞在一起， 组成与羽毛相似的纹理，制作技巧高超。
巩县窑: 在今河南巩县，故名。从已发现的窑址，可知始烧于隋代，烧青瓷;唐代有较大发展，以白瓷为主。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有"开元中河南贡白瓷"记载，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巩县窑白瓷，证实此窑贡白瓷。此外还烧三彩陶器，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三彩陶器及雕塑不少是该窑所产；遗址出土素烧坯很多，可知三彩陶器是两次烧成。所制绞胎多模仿漆器纹理特征，黑釉、茶叶末釉也占一定比例，遗物有盘、碗、瓶、壶等。
密县窑: 在今河南密县，故名。已发现西关及窑沟两处遗址，西关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宋，窑沟窑烧瓷则在宋金 时期。西关烧白、黄、青、黑各色釉及珍珠地划花等品种，珍珠地划花装饰在密县窑中出现最早，宋代较流行，窑址出土的五代鹌鹑纹小枕，纹饰具有仿唐金银器錾花工艺特征。窑沟以白釉为主，白地画黑花标本的也遗留不少，瓶、壶等器物上多画简洁的花草纹，画圈纹的较别致，是此窑独特之作。
登封窑: 在今河南登封曲河，故名。始烧于晚唐，下限到元代。烧瓷品种较多，以自釉为主，有白釉绿彩、白釉刻花、白釉剔花、白釉珍珠地划花及白地画黑花等，还烧瓷塑玩具、黑釉及三彩陶器。珍珠地划花品种，受密县窑影响，产量在同类瓷器中居首位，遗物有瓶、枕、罐、洗、 碗等，以瓶、枕较多，瓶高达40厘米左右。遗址附近的残庙内有清嘉庆碑记一座，碑文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均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描绘了宋时的繁盛情况。
宝丰窑: 在今河南宝丰青龙寺，故名。烧瓷时期为宋金两代，品种有青瓷、黑瓷及三彩低温铅釉陶器，青瓷质量较临汝窑略胜，造型纹饰与耀州窑近似，印花装饰较多。黑瓷有凸线纹、麦粒纹装饰，后者在北方瓷窑中极少见;此外还烧三彩与绿釉、酱釉炉枕等器，，枕面划花有花卉及钱纹等题材。
鲁山窑: 在今河南鲁山段后，故名。创烧于唐代而终于元代。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语，经调查发现花瓷拍鼓瓷片标本，证实该书所述。宋金时窑厂扩大，烧瓷品种丰富，装饰方法也多种 多样:如有自釉罐上以褐点组成的三角形，白釉瓶上以蓖划复线直线纹与曲线纹的相间排列；以及三彩莲瓣高足炉等；均有特色。
郏县窑: 在今河南郏县，故名。在发现黄道、黑虎洞及石湾河三处遗址中，黄道及黑虎洞均有唐及元代标本， 石湾河则属元代遗址。唐代遗物有黑釉斑点花瓷、黄釉及白釉绿彩品种；绿彩呈碧绿色，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省九处瓷窑所烧同类品种中，色彩最美。元代遗物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装饰及钧釉器物。
宜阳窑: 在今河南宜阳三里庙，故名。明清两代方志都提到宜阳产瓷，其烧瓷上限，乾隆《宜阳县志》记有:"德应侯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末年复重修，今废无考，一在半壁山。"德应侯是北方瓷窑供奉的窑神，宋神宗熙宁(1068一1077)时宜阳建德应侯庙，则此窑烧瓷当在熙宁之前。以烧青瓷为主，也有少量白釉、黑釉、白釉黑花及三彩陶器。
新安窑: 在今河南新安，故名。已发现遗址十余处，多数均烧钧釉器物，属钧窑系。烧瓷时间历经宋金元三代，所烧器皿有盘、碗、炉、瓶、罐等，以盘、碗占绝大多数。
内乡窑: 在今河南内乡大窑店，故名。因宋属邓州，故旧称"邓窑"。始烧于唐而终于元，唐时烧黑釉及带斑点的花瓷，宋金时烧青瓷，过去曾将一种釉色青绿、器底呈紫褐色的，称为"邓窑";印花盘碗较多，与宜阳、临汝窑近似。遗址有元至大二年(1309)普济宫碑一座，碑文有 "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语，可知元时仍烧瓷。 (邓窑即"内乡窑")
柴窑: 窑址迄今未发现。柴窑一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万历以后的《玉芝堂谈套》、《清秘藏》、《事物绸珠》、《五杂姐》、《博物要览》、《长物志》等书多论及此窑， 但众说纷纭。基本有两种见解，一为周世宗姓柴，当时所烧之器都叫"柴窑"；一为吴越秘色青瓷即"柴窑"。对其形质，曹昭认为"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张应文则谓"柴窑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但均属传闻， 未见实物。清末民国初有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证诸柴窑，仅有景德镇宋影青瓷相符；或谓可能张应文误以宋影青为柴窑而概括之。
东窑: 在汴京(今河南开封)附近。专烧砖瓦。《宋会要》窑务条文载:"京东西窑务掌陶工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 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有董窑条，谓其特征与官窑相似，而又不及，今亦少见。明清两代谈瓷笔记多引用之。但董窑实物未见传世，窑址亦无明确地址，或为东窑之误会。
林东窑: 在今辽宁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故名。共发现上京窑、南山窑及白音戈勒窑窑址三处。上京窑为 辽代官窑，烧白瓷、黑瓷及绿釉陶器，白瓷产品有长颈瓶、海棠式长盘、方盘及长柄壶等。辽上京故城内出土 的白瓷"官"字款穿带壶，系上京窑产品。
赤峰窑: 也称"缸瓦窑"。在今辽宁昭乌达盟赤峰西南六十公里的缸瓦窑屯，故名。窑址出土有带"官"字铭文的 窑具，证明为辽代官窑。所烧器物有白瓷、白地黑花、三彩及色陶器。以白瓷为主，器皿有杯、碗、盘、碟、壶和罐；三彩陶器以印花盘为多，黄釉有鸡冠壶和凤首瓶。赤峰辽应历九年(959)附马墓出土的白瓷带"官"字铭文盘碗，就地理方位及胎釉特征看，是缸瓦窑产品。
辽阳窑: 在今辽宁辽阳东三十公里江官屯，故名。烧瓷以白釉粗瓷为主，也有少量白地黑花、黑瓷及三彩陶器I 白瓷及白地黑花胎体较粗，均挂化妆土。白瓷烧杯、碗、 盘、瓶、罐等器，黑釉则烧大器;此外，还烧黑釉、白釉、小俑、狗、马、骆驼等小玩具。
旬邑窑: 在陕西旬邑，故名。地距黄堡镇耀州窑较近，烧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黄釉残片，碗里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器特征相同，应属金代产物。
瓷具耀州窑特征。遗址遗留有不少青黄釉碗残片，碗里 有刻花、印花纹饰，有花卉、海水、牛等题材;盘碗的里心 多一圈刮釉，与耀州窑金代地层出土瓷特特征相同，应 属金代产物。
华亨窑: 在今甘肃华亭，故名。最早见于明李贤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土产条记有黑瓷器出平凉、华亭二县；镇堡条也有安口镇出瓷器记载，可知明代前期华亭县安口镇产黑瓷。经调查在安口镇发现瓷窑遗址一处，遗留物为青黄釉盘碗标本，器里有印花、刻花装饰，器心多一圈无釉，乃适应迭烧需要而致。器物纹饰与烧制特征和陕西耀州窑相同，属金代，为耀州窑体系。
兰州窑: 在今甘肃兰州，故名。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兰州土产条，简略提到产瓷器，有窑一所，距州四十五里。清康熙《兰州志》，山川条:"煤炭山洞在州南四十里，其洞数十，皆产煤，州民赖之。阿干峪在州南四十里，其土宜陶，经火不裂，故多窑冶，水岔在州东南六十里，亦有窑冶。"经调查阿干峪，发现元代黑瓷窑址一处，以黑釉碗为主，《兰州志》所记初步得到证实。
宜兴窑: 在今江苏宜兴鼎蜀镇，故名。烧瓷历史悠久，早在汉晋时期已烧青瓷。涧众村发现有唐代青瓷窑址。明代以紫砂器闻名于世，出现不少制壶名家，如供春；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等，并仿烧宋代钧窑器物，因有"宜钧"之称。
德清窑: 在今浙江德清，故名。是浙江地区发现的两处黑瓷产地之一。烧瓷于东晋至南朝。共发现窑址四处， 同窑烧制青瓷和黑瓷，造型大体一致。窑址标本与浙江地区墓葬出土瓷器有的完全相同。
余杭窑: 在今浙江余杭，故名。是继德清窑之后发现的又一处早期黑瓷产地。窑址共发现两处，所烧器皿与德清窑近似；黑釉鸡头壶地面遗留较多，有大中小三种形式，当时产量较大。
修内司官窑: 也称"南宋官窑"。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另立的新窑。窑址迄今尚未发现。宋叶真《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郊坛窑是南宋设立的第二座官窑，三十年代在杭州乌龟山发现窑址。所烧瓷器除盘碗外，多仿周汉时期铜器玉器式洋，胎呈黑褐色，釉有粉青、月白、炒朱黄各色。明清两代景德镇御器厂仿官成风，以清雍正 (1723一 1735)时所仿质量最好，有的几可乱真。 (郊坛窑即"修内司官窑"。)
萧山窑: 在今浙江萧山，故名。共发现窑址三处，一在进化区茅湾里，是浙江地区战国时期原始瓷产地，碗里有螺旋纹，江浙地区战国墓葬出土的不少这类器物中，即有茅湾里的产品；其余两处在戴村区上董村、石盖村，遗物有褐斑及划花莲瓣纹装饰，具有东晋、南朝时期特征。
绍兴窑: 在今浙江绍兴，故名。已发现窑址两处:一在富盛区长竹园一带，时代属春秋战国，遗物有原始瓷碗钵等器，器里有螺旋纹，是浙江早期窑址之一；一在下蒲西一带，出土罐壶等遗物多印有带状网纹及铺首装饰，具有吴、西晋时期典型特征。
越窑: 也称"秘色窑"。在越州境内(今浙江余姚上林湖滨湖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发现窑址已达二三十处，以鳖唇山东晋时期遗址最早，唐、五代到宋初时期的窑址尤多。唐代越窑青瓷已很精美，博得当时诗人的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等。五代吴越时越窑瓷器已"臣庶不得用"，作为吴越王钱氏御用及贡品。进贡瓷器动辆万件；入宋以后，贡瓷数量有增无已，一次进贡有多达十四万件者。
慈溪窑: 在今浙江慈溪杜湖滨湖地带，故名。为新发现的一处青瓷产地，与余姚毗邻。产品以壶类较多，壶有多种式样，腹部多有刻花与划花装饰，肩部多带双系，系面也有多种纹饰；釉色多呈青灰，色调特殊，但瓷质松脆易破。
宁波窑: 在今浙江宁波，故名。已发现郭堂岙、云湖及小洞岙三处窑址，以郭堂岙窑烧瓷历史最早，东汉后期即烧青瓷、黑瓷，与上虞、小仙坛窑近似。云湖与郭堂岙隔岭相望，烧瓷始于东晋终于南朝，以青瓷为主，有少量褐釉。小洞岙窑标本具唐代特征，以碗为主，光素无纹者多，少数印有双鱼纹；有于碗口里外饰以半圆形褐色斑点者，与金华地区唐婺州窑有相同处。
勤县窑: 在今浙江勤县，故名。已发现小白市、沙叶河及郭家峙三处，以小白市窑历史为早，烧瓷在东晋、南朝时期；另两处均为五代、北宋时期。造型、纹饰及支烧方法与余姚上林湖越窑极其近似，所烧瓷器多供吴越王钱氏进贡之用。
上虞窑: 在今浙江上虞，故名。已发现窑址达三百处以上，是国内发现窑址最多的县。烧瓷自东汉迄于宋。东汉小仙坛窑址出上标本，已具备成熟瓷器的各种条件， 当时除烧青瓷外，还烧黑瓷。三国、两晋、南朝窑址也发现很多，江苏墓葬出土有上虞窑带纪年铭文的瓷器。五代到宋代窑址最多，所烧瓷器与邻近地区余姚、宁波、勤县等窑关系密切，造型、纹饰有共同点，同属以余姚上林湖越窑为主的越州窑系，吴越王钱氏用以供奉的瓷器，绝大部分都取给于这些瓷窑。
象山窑: 在今浙江象山，故名。据明清著录谓烧白瓷，似定窑瓷器而粗；经查，判明唐已烧青瓷。遗址面积不大，遗留标本不多，所烧以盘碗为主，直口平底碗的造型与浙江丽水、吴兴、余姚等窑相同，属唐代前期流行式样。
东阳窑: 在今浙江东阳，故名。六十年代发现窑址九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始烧于唐而终于宋，其地属婺州，所烧瓷器属婺州窑系。
婺州窑: 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地区)，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东晋，五朱堂窑有青釉褐斑标 本。唐代遗址共发现四处，以生产茶碗出名，造型有习见各式碗，多角形短流壶及双系罐，有黑渴釉及青釉褐斑装饰。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评语。
武义窑: 在今浙江武义，故名。文献未见记载，近年经调查在境内发现青瓷窑址数十处，绝大部分均属宋代，烧瓷以碗较多，碗里多刻花篦点纹装饰，外部刻复线纹，这类碗盛行于宋元时期，在浙闽瓷窑发现最多。元代遗址多烧龙泉釉盘碗，器里中心多印阴纹花卉，偶有带八思巴文者，为数不多。
临海窑: 在今浙江临海，故名。共发现窑址两处；均烧青瓷。一在五孔岙，烧瓷在南朝到初唐之间，所烧瓷器以碗为主；一在许市，烧瓷在五代到北宋之间，器物胎簿，釉色青绿，有雕镂极精的香薰，属越窑系。
黄岩窑: 在今浙江黄岩，故名。烧瓷于五代未到北宋。五十年代发现竺家岭、牌坊山等八处窑址，以生家岭窑遗址面积最大，遗物最为丰富，属越窑系。器物纹饰题材以刻花花卉为主，鹦鹉纹在越窑系瓷窑中比较常见，但多为细线条划花，黄岩窑为刻花线条粗放，纹饰生动，富有特色。
温州窑: 在今浙江温州西山一带，故名。遗址面积较大， 烧瓷在唐宋时期。所烧瓷器受到瓯窑和越窑一定影响，胎釉色调较浅，保留了早期缥瓷固有传统；粗线条划花以及支烧方法与越窑有共同点。宋代盘碗多带刻花划 花装饰，支烧工具亦与越窑系大体相似。
丽水窑: 在今浙江丽水，故名。已发现窑址二十余处，早期遗址在吕步坑，始烧于南朝后期到唐；元代窑址发现较多，均属龙泉窑系，保定窑器里心多印蒙古官书八思巴文；龙泉大窑、安仁口及武义等三处窑址也有这类文字出土，多为阴文，印于花卉纹饰之中，保定窑为大字。
泰顺窑: 在今浙江泰顺，故名。烧青白瓷，复烧窑具口大底小，是完整的整体，装坯时先装小器，依大小可装九件，上面一件口径最大。所烧器物釉色偏灰，器里有简练的刻花纹饰。
江山窑: 在今浙江江山，故名。烧瓷从宋代到清代，因地距江西较近，受景德镇、南丰两窑一定影响。宋元时期以青白瓷为主，造型纹饰与江西有近似之处，同时兼烧少量青瓷、黑瓷。元末以至明清两代烧青花瓷，经过测定分析，所用钻矿与江山县产者近似。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曰"哥窑"，弟者曰 "弟窑"。两窑的记载最早见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通志》:"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此后有关两窑的著录渐多，均源于此。哥窑多仿三代铜器式样，釉开片形如冰裂，纹片星黄黑二色，因有金丝铁线之称。传世品较多，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龙泉窑经多次调查与发掘，迄未发现传世哥窑标本，哥窑是否属于龙泉窑系统的问题还有待于证实。(弟窑即"哥窑")
萧县窑: 在今安徽萧县白土镇，故名。始烧于唐代，烧白、黑、黄釉器物；宋代主要烧白瓷。白土镇曾采集到白瓷瓶一件，瓶身刻 "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三十六宇，由此得知金代此窑仍烧白瓷。
宿州窑: 在宿州境内(今安徽宿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辉出疆时见虏 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泅近处所出，非真也"。可知宿州白瓷有定窑作风；明清两代文献著 录宿州窑者多来源于此。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泅州窑: 在泗州境内(今安徽栖县)，故名。始烧于宋代，以烧白瓷著名。最早见于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谓泅州 窑在洒县附近，所烧瓷器也属定窑系。窑址迄今尚未发现。
寿州窑: 在寿州境内(今安微淮南高塘湖滨湖一带，唐属青州)，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共发现隋唐 窑址六处。管家咀最早，隋代开始烧青瓷，有贴花、划花装饰；余家沟遗址出土物以碗为多，此外有注子和枕，器物多平底，注子有多角形短流，枕为小长方形，都具有典型唐代风格；釉多，与唐代陆羽《茶经》所说的"寿州瓷黄"特征吻合。
繁昌窑: 在今安徽繁昌，故名。始烧于宋代，五十年代在繁昌柯家冲发现青白瓷窑址十一处，七十年代后期又续有发现。胎较薄，釉光润，无纹饰者多。安微合肥、桐城、铜陵、枞阳及宿松等地宋墓出土的青白瓷，有的来自景德镇，有的为繁昌窑产品。
长沙窑: 在今湖南长沙铜官镇一带，故名。共发现窑址十余处，烧瓷多在唐至五代，为唐代重点瓷窑。品种以青釉为主，兼烧少量褐釉、酱釉、绿釉和白釉等；装饰有釉下彩绘、印花、贴花和彩色斑点几种。釉下彩绘创始于长沙窑，中唐时开始出现单一的釉下褐彩，后演进列褐绿两种彩色；以彩色斑点作装饰的较普遍，始饰以大圆斑四组，渐变为小斑点组成纹饰；贴花多装饰在壶罐腹部，题材有人物、鸟兽、园景、双鱼相葡萄，在纹饰上多施以酱釉圆斑。长沙窑瓷器唐时畅销海内外，在今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地都有出土，南朝鲜出土两件带铭文注子，一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一书"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富有商品宣传特色。
湘阴窑: 在今湖南湘阴，故名。为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 一共发现三处，以县城内遗址为最早，出土遗物都具 隋代作风，器身多有印纹装饰，仅高足盘盘心纹饰即达三十种以上，为同时期其他瓷窑所少见。铁罐嘴遗址标 本有唇口及玉璧底碗，属典型唐代式样，为唐代岳州窑的一部分。鸟龙嘴遗址多印花鱼纹碗，碗心饰团菊一朵，有宋代特征。 "、
景德镇窑: 在今江西景德镇，故名。据记载始烧于唐武德(618一626)间。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 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 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发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打捞出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景德镇青白瓷及枢府型五千余件，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明代一跃成为全国瓷器烧制中心，青花瓷器有很大发展，釉上彩、斗彩、素三彩、五彩等品种相继出现。清代彩釉更有改进和创造，彩瓷品种更加丰富，色调一致，既能仿制宋代名窑瓷器，又能仿烧玉、石、 漆、铜以及干鲜果品，几可乱真。南宋起产品就远销海外，如日本、南朝鲜、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
丰城窑: 在今江西丰城寺前山--带，故名。始烧于东晋，历经南朝至唐代，早期所烧器物与江西地区东晋、南朝墓葬出土物近似。隋代高足盘心印有多种花叶纹饰，其造型纹饰与各地青瓷大体相同。唐代釉有青、褐二色，与陆羽《茶经》记载"洪州窑瓷褐"基本一致；唐时丰城属洪州，故此窑即唐代的洪州窑。
南丰窑: 在今江西南丰，故名。最早见于元代蒋祁《陶纪略》一书，谓与景德镇竞争者有此窑。六十年代发现，七十年代再作调查，判明为专烧青白瓷单一品种的瓷窑。 始烧于宋代，所烧器物以盘碗为主，尚有注壶、盏托、盒子与枕，装饰以刻花居多，有剔刻月梅纹的，有酱口刻花碗，为其他青白瓷窑所不见。
吉州窑: 也称"永和窑"。在吉州境内(今江西吉安永和镇)，故名。是江南地区名瓷产地之一。共发现窑址二十余处，始烧于五代，宋元时期有较大发展。品种丰富，有青白瓷、黑釉、青釉、酱釉、绿釉及白地黑花等。复烧方法与印花装饰借鉴于北方定窑，白地黑花来源于河北磁州窑。玳瑁釉、剪纸贴花以及窑变花釉是其特色，剪纸贴花纹饰题材有双龙、飞凤、梅花、朵花以及福寿康宁、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四字古语。六十年代以来江西地区宋墓出土不少此窑瓷器，南昌南宋嘉定二年(1209)墓葬出土的莲花纹炉及奔鹿纹盖罐，对于判断窑址及同类出土器物的烧制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赣州窑: 在今江西赣州，故名。始烧于宋代，烧青白瓷，有刻花纹饰;元代烧青白瓷、黑釉及龙泉釉。发现的高足怀与柳斗杯有地区特色；杯里施釉，外部划刻柳斗纹，不施袖，颈部有凸起白色乳丁一周。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元代沉船一艘，打捞元代瓷器一万七千余件，其中不能判明窑口者二千余件，还有赣州窑柳斗杯及吉州窑白地黑花瓶等。
陶窑: 唐代景德镇陶玉主持的瓷窑。始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陶窑，初唐器也，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 润，镇锺秀里人陶氏所烧也。邑志云，唐武德中镇民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但景德镇发现古瓷窑遗址，最早为五代时期，未发现唐代遗址《景德镇陶录》所记陶窑尚待证实。
霍窑: 唐代景德镇霍仲初主持的瓷窑。最早见于《景德镇陶录》卷五："霍窑，窑瓷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 者莹缜如玉，为东山里人霍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用泥土制陶是全球人类的远古创造，而瓷器却是中国人的独有发明，瓷的出现不仅赋予陶器以矿石元素的光洁晶莹，更为之融入了艺术的灵魂，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了稀世珍宝，让人们不由得为之心醉神迷……那么，古代的中国人，到底是如何发现了这种曼妙迷离的美？勤劳而智慧的他们又是怎么将这种美发展到了极致的呢？
□中国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在江西景德镇的珠山一带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
中国有着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的人间珍奇，只为博君王一笑。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地被收入帝王之家。
由于皇家对既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出自明代著名官窑的所在地———御窑厂。
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江建新告诉我们，因为官窑是官府自己生产的，是皇帝老子独家使用的，所以民间或者其他人是不能用的，包括它的纹样是不能流失的，控制非常严格，瓷器的掩埋也都是有意识的，都是挖了一个坑、一个坑的，还要用一层土把它盖住，所以当时来说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有一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1982年，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景德镇官窑博物馆的江小民告诉我们说，修复瓷片就像小孩子拼图一样，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技术，只要坐得住，有耐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官窑出土的瓷碎片应该是以重量来计算，有人问我有多少片瓷片，这是无法计算的，像我们一件瓷器，碎瓷片最多的一件器物由400多件瓷器拼成的，我们建所十多年来，在珠山御窑挖到的瓷片应该有几十吨吧，我们的修复主要就按照那种多级分类、系列复原的办法，比如我这边放的是八盏盒碗，那边放的就是盘子，我们先按照它的器形分类，分类以后再按照它的颜色，口颜来比较再来拼合。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原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来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地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陶器在中国1万年以前就开始烧制了，而瓷器的出现要晚得多，在3000年以前，原始的瓷烧造经历了商、西周、春秋、战国到西汉，甚至于在东汉还在烧，经过这么长的一个时期，原始瓷烧成了很多产品留下来，有一些器物带有一种青铜器的痕迹，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青铜时代，好多器物是仿造青铜器的。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后，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唐代的越窑又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了，同前面的越窑瓷器不同，因为唐代很多的瓷器是宫廷采用，皇家需要，在浙江瓷区的上林湖那一带有宫窑专门烧造供皇家使用的瓷器，特别像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的珍宝，其中有14件是越窑瓷器，是秘色瓷，这种秘色瓷代表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一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彰显。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研究员陆明华介绍说，宋代有五大名窑，五大名窑以外还有很多的地方窑，都是很有特色的地方窑，五大名窑为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汝窑是第一。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余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出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陆明华研究员介绍说，宋代五大名窑之外，还有龙泉窑、耀州窑、瓷州窑、吉州窑、建窑等等。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有一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13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古玩界的收藏界的朋友都知道：元青花是谁认识她的，又是谁发掘她的？当然是外国人。元青花以她口唇玳瑁以及独特的铁锈斑配上漂亮的豆青釉加施厚釉的特点（本人收藏的出土的“酱油口豆青釉日月同辉飞龙在天元青花龙纹小蝶”为证），显得 十分年轻漂亮，从而，赢得了世界各国爱好古玩的专家学者的青睐，元青花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国宝，专家以她为标的物那是应该的。但应该切记：不管她的器型，发色或画工，全部达到了元代的特点，底部没有“天元”的青花，就不是当代的青花。否则，他就不叫“元”代,最起码称不上官窑瓷器 。元代瓷器应该没有哪个朝代去仿她，要仿也只是九十年代初期至现在（但他不知道底部的特点，所以无法仿制。），为什么，我这里就不说了。作为古玩商，考古人士及古玩专家，既要体现她的装饰价值，经济价值，又要尊重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要不然，就会失去人们对古陶瓷的好奇心，和热切追求的欲望。
古人赏古玩古是以物会友，以藏交心，以古获益，大千世界，嗜古如命，唯古相恋。何况现代是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时代。有的拍卖公司，只标“青花粉彩五彩斗彩单色釉器物名称”等，不去注明年代，抛开历史，新旧不分，忽悠他人，只顾挣钱，专家坐阵，形同虚设。挂羊头，卖狗肉。有的收图录费，有的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而且，最可笑的是：不是官窑的不上拍，不是全品相的不上拍，不是精美器物的不上拍，不是上几十万元的不上拍。预展室里，几百件精美瓷器，光彩夺目，没有火石红，没有鸡爪杈，没有冰裂纹。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怀着满腔热血，只图相信专家，买些古懂自己把玩，留给后人。试想一下，哪来这么多符合上拍标准的瓷器？！里面其中的玄机，只有您知，他（她）知，唯我不知！头，岂有不发晕之理？！高兴而来，郁闷而归，古玩瓷器也就自然而然地玩不起来。
作为中日文化交流，人家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先生，提出的那只青蓝色的百合花觚，在大家看来，这只花觚，的确是中日友谊，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但对中如云先生只是说：凝似柴窑瓷器。而我们国内那么多的资深专家，还有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瓷片”专家，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这是典型的元代瓷器的。难道这件青百合花觚还要上手观看？就连最起码的元代瓷器施釉的最基本的特征都不晓得？世界上最好鉴定的瓷器，莫过于元代瓷器---只要是出土的，而且有“天元”。这就使我不得不心存疑惑：是没有资格说话呢，还是不敢说话？是真的根本就不认识呢，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现如今的中国瓷器鉴定专家，真的象医院的“门诊专家”一样，多如牛毛。但民间实战派专家，没有拿国家工资的，水泼不入，就没有一个（拍卖公司除外）。尤其是出现有以下四种情况的，误事蒋干，有其名，无其实，金表其外，败絮其中。是可忍，孰不可忍：1：滥芋充数，华而不实，华众取宠。象这样真假不知，断代不准，窑口不晓的专家：自己却拿着一件假瓷器，在那里洋洋得意，口若悬河，大做文章，以彰显他的理论水平，他的文才达到收藏界的顶峰境界。而且，只要是人家拿出精美的瓷器，他眼前一亮，就断定是“真”品无疑，且赞不绝口：“好”“妙”，大放厥词。这种只追求完美的专家，永远都不知道什么叫古代美，也永远不知道什么叫以破为美和残缺美。且不说他收藏的到柴窑瓷器，就是皇汝和北宋哥釉瓷器都不可能收藏的到，他只会随大流，收藏些家喻户晓的青花粉彩单色釉铜镜之类的老新物件；2：个人主义，教条主义好人主义。这些专家，往往以僵化的脑袋观点，固有的理论水平，粘粘自喜。在实战中，只根据书本上器物的造型，施釉的特点，不去借助任何外来的辅助工具，打肿脸皮充胖子，说什么：如果你拿着扩大镜，到古玩市场，地摊，古玩店去看瓷器，人家就知道你是外行，就会砍死你。而只看她的外表，不去发掘高古瓷她的内在美。比如：汝瓷，只看到他的天青色和蟹爪纹，而不去看他玛瑙入釉，廖落辰星。看不到高古瓷釉里那闪烁的金星，看不到瓷器有接底的伪品，就一眼辨了真伪。其结果：有的是真假莫辨，断代错误。自己不搞收藏，害得广大爱好收藏的人，也效仿他的错误做法，断送了一代收藏者的眼力。那么，没有见过人家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先生。提出的那只青蓝色的百合花觚的这些专家，就只能说很难确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长，做老好人，没有原则，谁也不去得罪；3：牛气冲天，唯我独尊，道德败坏。这种专家不学无术，不读历史，说柴窑不是瓷器，而是用柴火烧窑的一种技术。以教人怎样鉴别瓷器为借口，夜郎自大，标榜自我。实则是以破坏文物为目的，以破坏他人的身心健康为目标。他（她）们教人如何用手去“敲”瓷器，用“稀酸”去洗瓷器，更有甚者，教人如何用鼻子去“嗅”瓷器。教人怎样鉴别瓷器的方法有多种，何必这样跟文物，跟他（她）人的身心健康过意不去呢？4：动机不纯，居心叵测，阿夷奉承。其目的是：不择手段地为了挣钱。眼红歌唱家的钱财，“书”碑立传，吹牛拍马，从中捞回读书的本钱。这种专家，枉为史学天才，对文物毫不负责，有失史学者的体面，不重实际，不去实践，对号入座，以讹传讹，以貌取人，以地取物，孰不知“物随人流”这句话，柴窑瓷器在中原不可能跑到江南去！？明义上奉承，引用史学家，古陶瓷鉴定家，当代大鉴定家的话语，实则把责任全推给真正的鉴定专家。
以上这四种专家，他们不可能拥有柴窑瓷器，他（她）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口里又是怎么说的，行为上又是怎么去做的。不用我说，大家都心照不鲜啊。
大家都知道，我国是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有着灿烂的优秀的文化传承，“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的四大发明，标致着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而我国的陶瓷业工艺，就伴随着我国的人民生活，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几千年，难怪外国人叫我们国家为“瓷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国古代是“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陶瓷”的五大发明国。有理由去认知列祖列宗那高超的技艺，和他（她）们短距离接触。因此，我酷爱收藏瓷器，更爱收藏祖先留给我们后人最好的瓷器！
瓷器以我个人的理解，按时代她分为四大发展阶段：1：原始瓷：唐代以前的陶瓷；2：高古瓷：五代至元代瓷器，既唐代以后明代以前的瓷器；3：近代瓷：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的瓷器，既元代以后至解放前的瓷器；4：现代瓷：解放初期至现代生产的瓷器。
换作是我的话，我的首选是高古瓷，其次是选近代瓷，再次就是远古瓷了。我不会去花大量的脑筋，大量的财力，去精挑细选现代精美的瓷器。理由很简单：古玩自然是玩古，而不是玩新。
象高古瓷就去挑选五大名窑瓷器：柴汝（汝瓷包括皇汝在内）官哥定。当然还可以挑选钧窑，唐三彩，辽金绿釉，湖田窑影青，建阳窑，吉州窑，越窑、巩县窑、鹤壁窑、耀州窑德化窑秘色窑,磁州窑、石湾窑、邢窑武陵窑等宋代名窑瓷器；元梅子青龙泉瓷器，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收藏的元代青蓝百合花觚，元代釉里红，元代青花等。
近代瓷就可以挑选明代的夜光瓷（是一种浅蓝色，里外包括圈足都施特别厚釉，晚上越暗越亮的瓷器。），斗彩，宣德五彩，永乐甜白及官窑瓷器。象枢府窑成化窑、弘治窑、正德窑、嘉靖窑、隆庆窑、万历窑等窑的瓷器都值得挑选。清三代官窑瓷器，如：康熙琅窑红，乌金釉，珐琅彩，五彩，仿汝，仿钧及单色釉瓷器。在收藏中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清晚期的珐琅彩也可以挑选的，千万不要错过。民国的瓷器就挑选朱山八友的瓷板画及民国时期的精美官窑器。
原始瓷可以挑选：象北京故宫珍藏的汉代陶瓷器，南北朝时期的洪州瓷器等。
现代瓷可以挑选有名气的大师作品及伟人像作品。
当然，挑选最好的瓷器还是因您个人的爱好，再说，以上这么多这么好的瓷器，既要确保收到真品，又要防止收到赝品，应具备以下三点：1）缘份；2）眼力；3）财力。在挑选高古瓷及近代瓷时，最忌讳的就是十全十美，正所谓：识古不穷，贪古不富。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十全十美，又是官窑的真品吗？现如今的古玩城地摊古玩店拍卖公司还有一些专家鉴定过的人家说过如假包退（指的是眼力不到的人），就是价格高一点都可选购。
在鉴定瓷器的专家问题上，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四种专家：1）文化专家，这类专家以瓷器好看为标准，造型漂亮，则倍加赞美，大谈文化，从书本教条出发，脑袋里形成幻觉，真亦假来假亦真，吾之老，幼之幼，说你瓷器是老的就是老的，说你瓷器是新的就是新的。从而断定该件瓷器不但到代，就是现在也仿不了。这种专家一谈到仿品时，则犹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绝，素不知是什么时间仿的，恐怕家里（或博物馆）没有收藏到几件像样的真货；2）打眼专家，这类专家用老眼光看瓷器，注重书本知识，但总想注重实物的观察，只是没有科学的发展观，不借助任何辅助工具，老眼光看新时代，谈新问题--经常提醒别人：要注意，别打眼！粘粘自喜，摆老资格，怕接底，怕二次上釉，总觉得：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这种专家打眼的慨率在40%左右；3）一般专家，这类专家断代比较准确，以发色，造型，工艺，胎坯，修脚，接胎等特征并借助一些必要的辅助工具去断代，结合书本知识，注重实物的观察，断代八九不离十。如:清中晚期，但清中，清晚分不清楚；4）真正专家，这类专家不太爱看理论知识 ，不听故事，只注重实物的一个“看”字，辨别真伪还在其次，不但能准确判断，5年，10年，90年代，80年代，文革，解放初期，民国，清早，清中，清晚，明早，明中，明晚，元，南宋，北宋，五代，唐代，汉代等瓷器。而且，还能清楚地知道出土的瓷器是什么时间出土的，死者在入土之前他把瓷器放在家里有多少年，更不用说现代瓷器是什么时间做假的了，还有什么柴窑，气窑，电窑，贴画，印画，化学料，化学金，接底，二次上釉，二次上彩，酸咬等，那都是小儿科，这些知识一般的收藏者都晓。这类专家不但是在瓷器领域，而且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木器，竹器，漆器，石器（含玉器），玛瑙，角类，像章，纸币，字画等各个领域，一定是个断代准确的专家。同时，在瓷器收藏方面，柴，汝，官，哥，定，钧，元青花，元梅子青，元釉里红，影青，五彩，斗彩，珐琅彩，夜光瓷，青花釉里红，乌金釉等到代瓷器，应有尽有，这才是真正的专家。
作为一个真正的瓷器鉴定专家，应该有真才实学，从事鉴定及著书，都要站得住脚。不要关门造册，不要让别人感觉是雾里看花。同时，也要“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身为国家级的专家理应为政府效力，为国家宝库添砖加瓦，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去发掘五魁之首---柴窑瓷器，为国家争光；要“讲正气”做到实事求是，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为荣誉而战，切不要做历史的罪人。要象中央一台，到民间去《寻宝》；象河南《华豫之门》那样打开大门，让人们去鉴宝；象北京台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去伪存真，还应到民间真正的收藏家里去访，不拘一格降人才。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扬其长，避其短。只要有您们专家在，我们就有信心：只要实物在手，也就不论是国内的瓷器，还是国外瓷器；不论是古代的瓷器，还是现代的瓷器；不论是古代的瓷片，还是整物件瓷器；不论是古代的那个窑口，还是现代的那个窑口。用不了1-2分钟，就可以给她断代的，并知道她的窑口的！
五代的柴窑瓷器，在我们的先辈眼里，就排名是“魁瓷”。而今，以又是瓷片，又是窑址，又是相传，又是实物，又是传承有绪，又是缺乏确证的史料，又是机器检测没有标的物等种种理由为借口，百般阻扰，拒柴窑瓷器于千里之外！甚至以讹传讹竟把柴窑瓷器说成：“青如天，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
我们大家梢微用脑筋细想一下，就不难看出它的谎缪：是薄釉还会“明如镜”吗？有“明如镜”的薄釉，这不是新的？难道还是高古瓷器吗？！还会象乾隆老爷子诗中描绘的“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吗？难道乾隆老爷子真的根本就没有见过柴窑瓷器，在给他（她）的子孙后代瞎编？有的说薄瓷，还有的说薄釉，莫衷一是。指釉汁纸样薄，那肯定不是厚，要不然他们就会说“厚如纸”。好！现在，我们就来单说纸，是指明代的官用纸，还是明代的民间生活用纸，还是现在的什么纸张？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由此可见，这些人无非就是想把水搞混。再者，就算当年刚出窑的柴窑瓷器“声如磬”，但时隔一千多年，人会老，瓷器同样会老化，还会是当年的“声如磬”吗？“声如磬”的标准音又有谁人知晓？换作是您的话，就不会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张冠李戴吗？！而反倒把五代后周柴荣皇帝的御批：“雨过天晴云破处，诸般颜色捉将来，”，把明代洪武初期曹昭著的《格古要论》：“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媚，有细纹，多足粗黄土。近世少见”，同样地，把乾隆老爷子的《柴窑枕》诗：“色如海玳瑁, 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脚在，铜非钳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若未永宣巧，龙艘落叶撕。”，都给统统地忘记到脑后去了。有奶便是娘,自己去创造，去发明，难怪毛主席会说:"聪明者最愚蠢"!把精美的白瓷（还不知道是宋是明？）说成是柴窑瓷器。从而，把好端端的柴窑瓷器推向了万丈深渊！让柴窑瓷器永无翻身之日！！让外国人捧腹大笑！！
关于柴窑瓷器的由来，众说纷云 。最令专家相信的是，清人朱琰在《陶说古窑考》记载：“后周柴窑，柴世宗时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错误所在：其一，他违背了《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同时，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是为了神化柴窑瓷器而倡导的唯心主义说法，柴荣皇帝先有诗，后才做出来柴窑瓷器，这有可能吗？！其二，从现实出发，柴荣皇帝没有看到柴窑瓷器的实物，怎么知道有云，有雨，有破处？且不说“诸般颜色”。也就是说，明代洪武初期曹昭著的《格古要论》，乾隆老爷子的《柴窑枕》诗，还有我下面的《柴灯》诗，在没有见到实物的情况下，瞎著瞎写的。好在他写了"相传"二字,只是听人家说的而已，因此，由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柴荣皇帝是看到窑工烧出来的瓷器后，才由感而发，对瓷器进行御批的。
假如有柴窑瓷器实物就摆在您跟前，又有谁敢去认知她呢？！在我们的国度里有这样的“瓷皇”认证机构吗？让“片柴值千金”的柴窑瓷器东奔西跑地去求鉴定吗？难道柴窑瓷器就真的成了是非瓷器吗？ 难道还真的要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的“瓷皇”，柴窑瓷器不成？！
柴 灯
吴建奇
翡 翠 三 钉 脐 蕊 丹，
盏 肤 脉 络 瑞 云 婵；
口 唇 玳 瑁 玉 壁 底，
龙 凤 麒 麟 骤 雨 间。
用100倍扩大镜看，脐蕊丹里有什么呢？ 龙，凤，红云，麒麟，稍微偏右的正面的吞云吐雾的老龙头，刚出生的小龙，金鱼（好象蝌蚪）。又称“北斗七星”，指在北方天空排列成斗形（或杓形）的七颗亮星。北斗星命名的时候，可能已经出现了天子。因为北斗绕北极旋转，这隐含着“帝王居中（居北极）”的概念。道教形成后，以北斗为天神加以崇拜，并对之作种种神学解释。《道教史》记载：“后周世宗柴荣，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即位的第二年（955年）即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结果天下寺院被废者共30336所，存者仅2469所，一方面大力推行崇道政策，召见华山道士陈转，问以黄白飞升之术，”。八仙中的张国老是河北隆尧后山上的一个道士，与柴荣皇帝关系甚好，经常给柴荣皇帝讲道。那么，我收藏的这只柴窑灯盏，与道教文化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人为何崇拜数字7 ，源于其蕴含古老星空秘密；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七星辰有关，可能主要源于月亮周期，月初，上弦月,满月，下弦月，以七日为周期，而人的生理周期也与七有多种关联；二十八星宿也是以数字七为基础，它既可以用于记录月亮的运行，也可以记录土星的运行，它绕日一周约28年七其实也是阴阳与五行之和；人们相信日月行星给人间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昼夜交替，春华秋实，潮涨潮落，一代传一代,数字七象征生命和幸福,永远充满神秘感；在西方文化中,人们对“七”这个数字情有独钟,并赋予它丰富的文化内涵,用它来表示“幸运”、“美满”、“多数”等意义。“七”是一个神圣而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数字,它对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还因为它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影响着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汉语中也有熟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就把“七”这个数字和生与死联系了起来。希伯来人喜欢用“七”来发誓;犹太人的三大节日都是为期七天;西方人认为第七个儿子一定是出类拔萃的。宗教和文化常常采用“七”来规范人的道德和行为。人有生机、感情、语言、味觉、视觉、听觉、嗅觉“七感”。人还应该有“七大美德”,即:信任、希望、仁慈、谦和、毅力、谨慎和节制。人的“七大肉体善事”是:照顾病人、施食于饥者、施饮于渴者、施衣于裸者、给陌生人以住宿、帮助囚徒、埋葬死者。人的“七大精神善事”是:改造罪人、教育无知者、劝解疑惑者、安慰痛苦者、耐心忍屈、原谅伤者、为生者和死者祈祷。在宗教文化中,有著名的“七重天”,即一重天为纯银天,是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住所;二重天为纯金天,是约翰和耶稣的领地;三重天为珍珠天,是死亡天使的领地;四重天为白金天,居住着洒泪天使;五重天为银天,居住着复仇天使;六重天为红宝石天,居住着护卫天使;七重天为极乐天,是上帝和最高天使的住所。另外,人有“七宗罪”“骄傲、发怒、嫉妒、肉欲、贪吃、贪婪和懒惰。而神有“七大礼物”:智慧、理解、忠告、毅力、知识、正义和畏上帝。在文化上,最著名的当数“世界七大奇观”。它们是: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空中花园,摩索拉斯陵墓,以弗所戴安娜神殿,罗得岛太阳神巨像,奥林匹亚宙斯神像以及亚历山大灯塔。除此之外,圣母马利亚有七大喜和七大悲;基督教有七守护神;七大圣礼;音乐上有七声音阶;自然光有七种颜色;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数字“七”在长期的使用中,人们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神秘的宗教色彩。
脐蕊丹的两边就是骤雨。难怪柴荣皇帝会御批：“雨过天青云，诸般颜色捉将来。”也就是说：现在人仿不了，将来的人也仿不了。南宋(窑变），元，清都仿过，但颜色是天蓝，草绿，窑变和墨绿，没有云的美丽，没有玳瑁，没有破处，更没有七的绝唱！用100倍扩大镜看，灯盏的全身都是云。破有二：1：三钉破了云；2：灯盏的腹部（脐：代表中间而又有7个针眼大小的红洞）破了云。此灯盏为翡翠釉。{哈哈，通过几次的实物观察，原来花蕊都是7呀！）
如果有对柴窑瓷器感兴趣朋友，且要看具体的实物，请去百度：“世界首件疑似柴窑瓷器惊现日本_柴窑吧_百度贴吧 ”

唐朝五大名窑：河北定窑 河南钧窑 江西景德镇窑 浙江龙泉窑 陕西耀州窑
还有 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邢州窑。
唐代主要瓷窑
（1）河北邢窑 邢窑是唐代著名的瓷窑之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邢窑以烧制白瓷而闻名于世，历经隋唐而发展成熟。唐朝李肇《国史补》中记载：“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充分说明邢窑窑址应在内丘，并且可以看出邢窑瓷器在当时质量之高，数量之大，影响之广。邢窑瓷器一般给人的印象是“白如雪”，但从遗址发掘出土瓷片可以看出，釉色可分为白、黑和褐黄三种。1984年内丘县开展文物大普查，在县城周围发现了28处古窑址，出土大量白瓷残片，白瓷质地细腻，釉色光洁如雪，陆羽在《茶经》有过“类银类雪”的描述。邢窑白瓷分为细瓷和粗瓷，细白瓷有碗、托子、皮囊壶、注子和罐、碗等多种器型，碗的特点为浅腹敞口，碗身呈45°角斜出，口缘外部凸起一周，底坦平中心凹入，施釉，形状如玉璧；粗白瓷的各式碗较多，另外还有注子、枕等，粗白瓷碗均施化妆土，大碗较多平底，小碗玉璧底为多，外部施釉不到底，用叠烧法烧制，碗与碗之间垫以三角形支具，碗心留有支烧痕，大碗底多有白色三角形支具痕，支具痕外为火红色。邢窑瓷器以白釉色见长，很少见附加装饰。邢窑白瓷远销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日本和伊朗等国家。
（2）浙江越窑 越窑烧瓷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商代末年，但唐代是越窑瓷器发展最快的阶段，直至晚唐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唐代越窑青瓷地域范围更加广大，除上虞、宁波等中心地带，浙江东北、东南也发现烧造窑场。唐代越窑瓷器胎质细腻，釉层均匀，手感浑厚滋润。主要器型有碗、盘、壶、罂、瓶、罐、耳杯、盏托、粉盒、水盂、唾壶等。这些器物既继承了前期的造型又有新的创新与发展。鸡头壶被执壶取而代之。唐代晚期部分器物明显仿效金银器皿。唐代越窑瓷器虽然以釉色见长，但器物表面也时有少量装饰。花纹以划花为主，兼有印花、刻花和镂雕等技法。划花线条精炼流畅，寥寥几笔即成一朵富有生气的花朵。
（3）河北定窑 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县涧瓷村及东西燕川村，古时为定州所辖，故名。唐代后期，由于邢窑制瓷原料的匮乏等原因，日渐衰落，唐代河北定窑开始替代邢窑成为北方著名的白瓷窑。定窑的造型及釉色都可和邢窑匹敌。釉色有纯白或者白中闪青，出土器物中发现器型模仿邢窑。唐代定窑白瓷的器型有碗、盘、盏托、壶等。凡带有“官”、“新官”款的白瓷属定窑白瓷中的精品，此类精品白瓷自唐、五代直到北宋都有烧造。一般认为“官”“新官”款字刻在细腻薄胎、制作精巧、釉色纯白或者白中闪青的器物上的，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刻在釉色白或者白中泛黄或部分微微闪青的，有时带有刻划花装饰器物上的，属于北宋早期；刻在用覆烧法烧成的，口沿釉并带有刻划花装饰的器物上的，属于北宋后期。
（4）河南巩县窑 巩县窑位于河南巩县小黄冶、铁匠炉、白河乡等地，以烧制白瓷为主，兼烧青花和三彩陶器。巩县窑烧制的白瓷器物主要有碗、壶、瓶、罐、枕等，以碗、盘器物为主，碗的数量最多。巩县窑的胎质比较细腻，色呈白色或白中泛黄多种。器物内外壁均施釉，器物内里施满釉，部分器物近底处不施釉，碗底中心大部分不施釉，釉面均有细小开片。唐三彩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大、小黄冶村附近，生产的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茶具居多。间有绞胎枕。
（5）湖南长沙窑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长沙市郊的铜官镇，1956年发现，因首次发现于铜官，又名铜官窑。长沙窑器物式样繁多，这在唐代各窑址中是很少见的。烧制器物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兼烧文房用品以及各式瓷塑玩具。早期长沙窑以碗、盘、壶、罐、盂为主，后期增加洗、枕、托盏、盒、镇纸、砚滴、笔洗、笔掭、砚台等。唐代长沙窑瓷器前期胎质较酥松，胎色暗红，后期胎质细密，色泽多为灰黄和灰青。釉色前期黄中带青，黄的比例略大，胎釉结合不好，剥釉现象严重；后期釉色青而微黄，色调稳定，比较划一，釉胎结合紧密，不剥釉。长沙窑纹饰丰富。以釉下彩绘和模印贴花最具特色。较多应用贴花、刻划花、印花、镂孔等工艺。纹饰主要有人物纹、双鸟纹、双鱼纹、荷花纹、狮子纹和葵花纹等。
（6）山西浑源窑 古代的山西瓷业非常发达，浑源县的瓷窑就是其中之一。浑源窑窑址出土器物非常丰富，瓷器烧制年代早，持续时间绵长，瓷器质量更是优良。主要器形以碗为主，兼有罐等器物。主要釉色有三种：白釉、黑褐釉和茶叶末釉。胎体比较厚重，胎呈浅灰白色，胎釉之间施白色化妆土。浑源窑主要的瓷器品种以黑釉瓷和白釉瓷为主。
（7）陕西铜川窑 铜川窑址居陕西铜川市黄堡镇，黄堡镇古代属耀府，因此也称“耀州窑”。遗址发掘的器物表明，耀州窑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元代基本没有烧造。器型主要有：生活用具碗、钵、壶、盘、盒、瓶、杯等；有部分瓷质动物如：马、猴、狗、虎和瓷俑等。铜川窑的釉色主要是黑釉和白釉两种，另有部分黄釉和绿釉。纹饰简单，大部分光素无纹。造型为唐代标准特征。
（8）安徽寿州窑 寿州窑位于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区的上窑镇，因唐代属寿州辖而得名。窑址分布长约4公里，地域较广。唐代的寿州窑器物主要以黄釉为主，釉色包括：蜡黄、鳝鱼黄、黄绿和铁锈釉等，釉层薄厚及浓淡不匀。胎质分粗细两种，胎的颜色有近白色、白中带微红和绛红色等。寿州窑的最大特色是瓷黄，出土器物多以黄釉瓷为主，大部分器物的胎釉比较粗糙，普遍使用化妆土。器物器型主要有碗、钵、杯、注子等。遗址出土没有发现晚于唐代的器物，一般认为寿州窑终止于唐代。
（9）四川邛窑 邛窑窑址主要分布在四川邛崃市的固驿、什方堂、瓦窑山、尖子山等地。创烧时间不详。唐代四川地区的瓷窑以邛窑最为著名。生活用具包括：壶、罐、钵、碗、盘、杯、碟、盏、灯、炉、豆、盒、唾壶和罈等。邛窑的器物极具地区特征。唐代小的瓷塑制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邛窑瓷器的胎质颜色以褐色、深褐色和紫红色最多；釉色丰富，包括青色、青灰色、绿色、、酱色等。从遗址出土器物来看，邛窑瓷器烧制年代的下限应该晚到北宋晚期。
（10）江西洪州窑 洪州窑位于今江西丰城市的曲江、罗湖一带，唐时属洪州，因而得名。洪州窑创烧于南朝初期，盛行于隋，衰落于唐。唐初时期的一大名窑。洪州窑以烧制碗和杯为主，瓷质粗糙；纹饰主要以莲实纹为主，兼有其它纹饰，施釉不到底，底足露胎，釉色呈褐色或者深褐色，有部分青绿釉，器物质量不高。

怎样鉴别瓷器是古董还是现代的仿造的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在古丝绸之路上，唐代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骆驼。可以想见，在沙漠中，人和骆驼艰难跋涉，相依为命，所以人和骆驼有一种亲密感。它那高大的形态和坚毅负重的神情，似乎还带着丝绸古道的万里风尘。

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

唐三彩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斑斓釉彩，鲜丽明亮的光泽，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来源：艺术中国）

目前，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四处，除巩义黄治窑址外，还有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西关窑和陕西西安机场窑。但唐三彩窑炉仅在铜川黄堡窑址发现过3座，其保存状况还不尽如人意。这次在黄治窑址清理出的6座唐代窑炉，有5座保存完好。窑炉平面近似马蹄形，由工作面、窑门、火膛、窑室、隔火墙、烟囱和护墙七部分组成。窑室依台地而建，先挖出一个长方形土坑后，彩用土坯垒砌窑壁，在窑壁上抹有一层耐火泥，火膛部分位于台地下端，使用耐火砖筑成。为防止窑炉崩塌，往往还在火膛耐火砖墙体外侧，用鹅卵石堆砌成护墙。
作坊遗迹中，1号作坊保存较好。该作坊为窑洞式，依断崖挖筑，邻1号和2号窑炉，坐北向南，分前、中、后三室。前、中室残高010——085米。前室作纵长方形，南北长570米，东西宽350米；中室西扩部分作弧壁，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5米，南北宽260米。后室在断崖内，作弧形顶，下宽184米，高304米。在作坊内分布有5个辘轳坑和2处练泥池遗迹，辘轳坑有圆锥形和上圆下方两种，口径最大者060米，最小者040米，一般深060米。1号练泥池位于中室，池底利用废弃的三彩垫板铺地；2号练泥池位于作坊前室，地面残留青灰泥。
巩义黄治窑址唐三彩窑炉和作坊的发现，再现了唐三彩的制作工艺流程，使我们对唐三彩制品的成型、装饰、烧成工艺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窑炉和作坊区毗邻，便于搬运装烧器物，减少了运输途中的损坏。这里的作坊面积较大，可以满足多个辘轳同时制作；并列建窑，并且共用一个窑前工作面，表明当时烧制唐三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唐三彩窑炉平面呈马蹄形，仍然属于中国北方地区唐宋时期常见的半倒焰式馒头窑，但窑室面积普遍较同期的瓷窑略小。从发掘区没有发现匣钵和窑床上普遍遗留有彩釉滴痕看，唐三彩应是裸烧而成。为了防止木柴燃料的落尘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窑室空间，装烧时先在窑床上放置底层器物，然后竖立起多个圆形支柱，上置一块块长方形耐火垫板形成隔层，隔壁层上再放置一层器物，如此这般逐层加高。由于在炉的沿口、洗的内底上均遗留有3枚支烧痕，可知炉、洗等大件器物上再叠烧其他器物，有的在器内还套烧有小件器物，以此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窑的装烧量。这次出土遗物中，不仅有完整的素胎器物和烧成后的三彩制品，而且有施釉后尚未入窑烧制的半成品器物，充分说明唐三彩是先制坯第一次入窑素烧，再上釉后入窑二次烧成。
解开唐青花烧造产地之谜
唐代青花瓷是一种唐代生产的白釉绘钴蓝彩纹饰的瓷器。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首次发现1件青花瓷枕残片，枕面釉下蓝彩绘有菱形朵花图案装饰。它的发现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改变了传统认为中国青花瓷器起源于元代的看法。此后，分别在扬州市文昌阁、三元路和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陆续发现数十片唐青花瓷器残片，器形有碗、盘、壶、罐、枕等，青花图案包括流云、卷草、花卉和菱形图案等内容。
1980年，冯先铭先生依据胎釉等外部特征，首先提出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现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1件白釉蓝彩三足鍑，有极大可能是巩县窑的产品。研究者对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标本多次进行胎釉成分化验，从胎釉成分分布确证唐青花瓷片的烧造地点是在河南巩县一带，它的发现说明了唐代已用钴料作釉下彩料装饰瓷器。但由于巩义市黄治窑未经过大面积考古发掘，唐青花瓷是否为该窑所生产，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
幸运的是，此次巩义黄治窑址的发掘中，在唐代晚期地层内清理出碗、盘、罐和水注等青花瓷，青花绘在釉下，图案分别为点、曲线和花叶类装饰。此外，在唐代中晚期地层和灰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在白釉上洒点蓝彩的器物，此类器物用高岭土制成，胎质细灰白，先挂一层化妆土，再上白釉，在白釉上洒点蓝彩。此类器物常见一碗，一种是在口沿部位密集排满蓝彩条带，碗心处一朵梅点纹，碗内壁均匀排列五朵梅点纹；另一种碗是仅在碗内壁上绘出五朵梅点纹。梅点纹分别由5个蓝彩点组成，其中心处往往再加施一个黄彩点。罐的口沿和肩部分别施有大块的蓝彩斑点，蓝彩已与白釉交融流淌。与青花瓷相比，此类白釉蓝彩器物入窑烧制的火候不高，器物的瓷化程度较低。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成熟元青花瓷的主要要素有三点：1、洁白的瓷胎和纯净的透明釉；2、运用钴料产生蓝色的图案花纹；3、熟练掌握釉下彩绘的工艺技术。”据此我们认为：所谓唐代青花瓷也应该符合上述3条标准：一是器物本身是白瓷器，烧成温度应达到1200℃以上；二是钴料绘彩，即青花瓷的彩饰使用含钴的矿物作为颜料；三是釉下彩绘，即将蓝彩绘于釉下。因此，上述的白釉蓝彩器物还不属真正意义上的青花瓷，但它是由唐三彩中的蓝色彩釉器向唐青花瓷的过渡产物，为青花瓷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唐代白瓷为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窑口提供了线索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贡赋”条记述：“开元贡绫、绢、白瓷器……”。《新唐书·地理志》河南府条也记载有“开元元年为府，土贡文绫、缯谷丝葛、埏埴盎缶、苟杞黄精、美果酸枣……”河南府下属20余县，其中登封、巩县（今巩义市）、密县（今新密布）、新安、寿安（今宜阳县）均产瓷器。据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新安城关窑和宜阳西街窑属河南临汝窑系，以烧制素面和印花青瓷器为主，烧制瓷器的年代均为宋元时期；登封曲河窑和新密西关窑属北方磁州窑系，虽然以生产白瓷制品为主，但两窑始烧年代约在中晚唐，尚未达到盛唐时期开元年间的水平。
1957年，冯先铭先生曾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中，采集到10余件与巩义窑完全相同的白瓷器。1995——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也土出有与巩义窑产品近似的白瓷标本。在巩义市大黄治村南2公里的白河村周围，是一处以烧制白瓷为主的唐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胎质坚细，釉色纯正，被认为是向唐长安贡白瓷的窑口。这次在巩义黄治窑址的考古发掘中，还出土有一批精美白瓷器，如白瓷贯耳瓶、三足樽、三足炉和唾盂等，皆器形硕大，制作规整，非一般百姓所用之物。据此，我们认为巩义黄治窑不仅大量生产三彩器，还有可能是唐开元年间烧制贡白瓷的窑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