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业的特点是什么

鉴定瓷器主要包括辩真伪、定朝代、断窑口、估价值等几项，要想做到这几点，首先必须对各个朝代、各个窑口的瓷器的风格特征了然于胸，并能一贯到底，可以具体到某个特征在什么时代出现。例如，东晋浙江德清窑的产品中出现了光亮如漆的黑釉瓷;两晋时期，南方青瓷器中出现了褐色点彩乃至釉下彩绘的新工艺;北朝后期，在北方出现了白釉瓷器，等等。广大读者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瓷器史略和一些相关知识。

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夏商时代，中国劳动人民就烧制出了“原始青瓷器”，即本书所说的“早期青瓷”。东汉时期烧制出了成熟的青瓷器，并有可能烧成了最早的白瓷器。由于制烧技术的很大提高，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到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业发展兴盛，许多新的品种相继涌现，从单色釉发展到多种彩色釉，装饰纹样繁华复杂。由于名窑的此消彼长，最终使江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下面粗略地介绍一下中国古代瓷器在历朝的主要发展，作为读者鉴别瓷器的基本知识。

在夏商时代出现的“早期青瓷器”，最早见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接着出现青釉完整器属于郑州二里冈时期，标志着中国瓷器的起源。早期青瓷器选料尚不够精，所以胎比较粗，工艺较简陋，器形品类较少，釉层厚薄不匀，且容易剥落，与成熟的瓷器尚有一段距离。西周时期，早期的青瓷器数量增加，器形，胎釉等方面与商代相比有了较大进步，在已发现的一些青瓷簋、豆标本上，可以见到最早应用“化妆土”的痕迹。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地方的大量早期青瓷器的胎质已经比较细腻，成型端好，釉质均匀，器类增加;战国晚期，早期青瓷器的烧造因为楚文化的东进而出现一次中断。秦、西汉一些同类产品又逐渐出现。东汉是“早期青瓷”的终结期。

同时，东汉时期是成熟的青釉瓷器出现期。成熟的青瓷器胎土细致，瓷胎以已烧结，胎釉结合紧密，釉色纯正，透明而有光泽。此时，还出现了黑釉瓷，在一些东汉墓葬中见到少量白瓷器。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两晋时，金华婺州窑在粗质瓷胎上明显地应用了化妆土。化妆土是以上好的瓷土加工调和成泥浆，施于质地较粗糙或颜色较深的瓷胎体表面，其颜色有灰色、浅灰色、白色等。施用化妆土可以使粗糙的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整洁、坯体较深的颜色得以覆盖、釉层外观显得美观、光亮。南方瓷业中出现了最早的匣钵烧造，匣钵是瓷器陪烧时置放坯件，并对坯件起保护作用有匣状窑具。由于它的封闭性好，提高了瓷器的质量;由于它的承重力强，提高了瓷器的产量，使瓷器的质、量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青瓷发展到极高水平，为“南青北白”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瓷器史上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南方以生产青瓷为主，北方以生产白瓷为主。青瓷以越窑产品的质量为最，白瓷以邢窑产品的质量为最高。这一时期是重要的窑具“匣体”普及发展的时期。使得瓷器制作与造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胎壁由厚重趋向轻薄，底足由平底、饼形足变为玉壁形底、圈足。釉面不受窑内烟熏污染。从而保持了色泽纯净，器物造型趋向于轻巧精美。这时还出现了纹胎瓷、花釉器、秘色瓷等高级品类，长沙窑普通使用了瓷器高温釉下彩、釉上彩新技术。河南一些窑在唐代烧成了最早的釉下彩青花瓷器。

两宋夏、辽、金时期是中国古代瓷器的繁华时期。瓷器的品种繁多，釉色缤纷。除了官窑（是指官府经营的瓷窑，又指明、清时期在景德镇为官廷生产的瓷器，可称作“御器”）之外，民窑（指历代民间经营的瓷窑，明清之后凡官窑以外的窑场均称为“民窑”）兴起。根据产品在工艺、釉色、造型、装饰等方面的特点，形成了不同的窑系。除了享誉已久的`“官、哥、汝、定、钧”等名窑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北方地区的耀州窑、磁州窑，南方地区的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古州窑，等等。两宋时代“一色釉”瓷器所达到的纯粹的瓷器之美，是空前绝后的工艺建树。

元代是古代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源自宋代名窑并继续发展。景德镇窑开台使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烧成温度由此相应提高，烧出了颇具气势的大型器。元代还烧制成功卵白色的“枢府”釉。青花、釉里红瓷器普遍出现，将彩瓷工艺迅速推向高潮。

明清时代的制瓷业以景德镇为中心，御窑厂（官窑）制品更是穷极精丽。青花瓷器是各种产品的主流，以明永乐至宣德年间的水平最高。彩瓷发展到空前繁盛的时期，明代初年以铜红釉水平较高，明成化年间以斗彩著称，弘治年间出现低温黄釉，正德年间出现孔雀绿釉，嘉靖时期出现五彩。清代釉色品种更为丰富，如釉上蓝彩、墨彩、釉下五彩，金彩、粉彩、珐琅彩以及多种单色釉。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如釉上、釉下彩结合，半脱胎、脱胎瓷器等新工艺。器物品类空前丰富，装饰手法与题材也达到空前的繁盛。清中晚期，中国制瓷渐趋衰落，因此清代成为中国古代瓷器发展的最后阶段。

明清工艺美术
arts and craft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中国明清两代均建都北京，其文化艺术上承宋、元，继续发展，不断提高。同时，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对汉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某些影响，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明清两代对外贸易比较发达，在输出的同时，亦引进了一些阿拉伯和欧洲的工艺，加以模仿、吸收、消化，为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发展,灌输了新的血液。 这一时期的工艺美术，前后经历了549年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时代面貌。
陶瓷工艺 江西景德镇窑的官、民窑生产均迅速扩展，产量激增，并有重大创造，几乎垄断了全国城镇瓷器消费市场。地方各窑则大都愈加衰落，仅有建窑、广窑和宜兴窑的生产略有进展。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已达顶峰。永乐宝石红、甜白，宣德宝石蓝都是永、宣两朝瓷器获得巨大进步的标志。成化官窑瓷器又有创新，别开生面。青花瓷质细而坚，釉肥腻而色幽雅，斗彩的烧成标志着景德镇窑彩绘瓷进入釉上彩的新时代，但仍离不开釉下青花的配合。嘉靖时的五彩包括红、黄、绿、紫等釉上彩，亦有多彩之意。万历时的五彩描金则别出新裁。弘治的黄釉瓷、黄绿彩和正德的孔雀蓝釉也是新兴的瓷器。清代青花、斗彩、五彩及单色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属于新创的有粉彩和珐琅彩，均始于康熙、成于雍正而盛于乾隆。粉彩是将玻璃白调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媚鲜艳，类似清代花鸟画家恽寿平所创花鸟画派的工笔画。珐琅彩是将珐琅料绘在瓷胎上，烘烧而成，瓷胎系由景德镇窑烧成后，运抵北京，交造办处珐琅作彩绘烧成。此即御窑珐琅彩窑，由皇室独享,而不外溢。康熙时的单色釉瓷,色彩丰富艳美,为前所未有,如豇豆红、胭脂水、珊瑚红、豆绿、翠绿、鹦鹉绿、蟹壳青、茶叶末等数十种新釉色。乾隆时的象生瓷、斑斓彩、转心瓶等也是一种成功的尝试。与乾隆官窑大量生产精美瓷器的同时，也出现了粗制滥造的危险倾向。嘉庆以后，景德镇窑转入低潮，且每况愈下。虽然不无可寓目者，但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况，却如大江东去。景德镇民窑在官窑影响下也有了巨大发展，留下了无数件质朴可爱的制品。福建德化窑也是明清两代的地方名窑，所产瓷器，胎质致密。其中白釉温润，多仿犀角杯。何朝宗为德化窑最著名的瓷塑艺术家，其代表作为《达摩过海像》。江苏宜兴紫砂茶壶系由明末金山寺僧人首创，经时大彬加工改进，有着单纯朴素、典雅淳厚的美感。另外，像宜兴仿钧釉瓷也是成功之举，而广东石湾窑仿钧瓷，粗犷朴拙，具有岭南地方的特殊风趣。
[清代五彩鹭莲尊]
纺织工艺 明、清时期的丝、 麻、棉、毛的纺织、印染和刺绣等，直接关系到整个民族的衣着，故有着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民间织绣遍地开花,在这一雄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织、染、绣等行业，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产中心为苏州、江宁（今南京市）和杭州等地。苏州、江宁多生产重经或重纬的彩色提花丝织物——织锦。苏州织锦，图案多仿宋代锦纹，格调秀丽古雅，亦称宋锦。江宁织锦,质地厚重,以金丝勾边，彩色富丽，气势阔绰，采用由浅至深的退晕配色方法,犹如绚丽的云霞,故有云锦之誉。清代织锦，花纹更加繁缛精美，配色愈趋富丽隽雅,退晕更迭、变化无穷,显得愈加辉艳而又和谐。浙江以素织为著，苏州以妆花见长。妆花系采用“挖花”工艺，可随时换色，多达20余种。改机为明弘治年间福建机杼工林洪缎织,可能是4层缎机所织双层中空袋状织物。缂丝在明代已有凤尾戗等多种技法，清代以苏州缂丝最为有名，除仿缂名人书画作品外，还缂作服装、围幔、屏风、靠垫、包首等。双面缂丝难度较大，为偷工减料，乾隆时缂丝竟用笔勾勒细部，结果适得其反，断送了它的艺术生命。明清刺绣业迅速发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现了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京绣。顾绣始于明嘉靖年间的上海顾名世家，故名，顾绣以绣绘结合著称，所织物品深得当时名流董其昌等许多书画家的赏识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绣派闻名当时并影响后世。苏绣以针脚细密，色彩典雅为其特点，其工艺讲究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图案多采用分面推晕的方法，具有浓郁的装饰性。湘绣于清代后期形成独立系统，作风写实,以猛兽为题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针法多用施针，同时间以双印、四印、齐、柔等一系列针法，所绣物象富有真实感。粤绣以百鸟、鸡等为题，花纹繁缛，色彩浓艳，具有独特的效果。蜀绣以成都为中心，以用线工整厚重，设色明快，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京绣以皇室绣作为中心,以皇家为服务对象,绣品精巧富丽。另外，像北京洒线绣及山东、河北的衣线绣等也颇具地方风采。印染业在此时已遍及全国城镇,工艺发达,色彩丰富，主要有染经绸、夹缬、蜡染、蓝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滚筒印花布、浇花布等品种。毛质毡毯以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苏州则以善仿织洋毯著称。少数民族的纺织、印染、刺绣、编织等大都完成于妇女之手，因多数是自己使用，故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壮族的壮锦，维吾尔族的回回锦、和阗绸、金银线地毯，藏族氆氇，苗族蜡染，黎、、哈萨克等族的刺绣都是各民族手工艺的瑰宝。
[清代五彩织成锦《极乐世界图》（局部）]
玉器工艺 明代玉材来自西域地区的火州、吐鲁番、撒马尔罕、于阗等地首领的进贡。但是堪用者不多，故明代传世玉器中羊脂白玉极少，大多为青白玉。明代制玉中心为北京和苏州,后者尤以技巧取胜,涌现出一批诸如陆子刚等的名玉工。明代玉器的制作，除簪、珠、坠、环等佩外，还有杯、碗、瓶、壶、盆、洗、盂、花插等各种日用器皿。明代前、中期玉器碾琢较精工自然，后期趋向琐碎粗糙，也残留一些铊痕。明代玉器虽用途广泛，品种较多，但仍不外乎仿古玉、时作玉两类。仿古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时作玉颇有新意。清代玉器初期近似明代，至乾隆中晚期由于新疆年贡质地精良的玉材4000余斤，同时由养心殿造办处，苏、扬、宁、淮、长芦和凤阴八处为内廷碾玉，因而使乾隆玉器，玉色尚白，碾琢认真，工艺完善，器形规整,图案繁密,渗透到宫廷生活的各个角落。乾隆年间特别盛行碾字玉器，最大工作量，一次可碾满文8000字，汉文4000字。《大禹治水图》玉山是乾隆玉器的代表性作品，玉重达7吨,耗时10余年,综合应用阴刻、 阳刻、隐起、起突等多种技法于一器，形文并茂，气势壮伟。清廷仿古玉为了追求先秦及秦汉古玉的古朴风韵，采用优质玉材，致残烧古，适可而止，效果颇佳。民间厂肆为追求高值，其仿古玉鱼目混珠，以假冒真。乾隆晚期莫卧儿玉进入宫廷，皇帝命造办处仿制，并影响到京师、苏州、扬州等地的玉器。苏州玉器制作精巧，而扬州则以制作大型玉器见长。
[清代碧玉仿古觥]
漆器工艺 明清两代髹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陈设装饰领域。进入了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千文万华的新时代。明代雕漆，初以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张成、杨茂为榜样，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与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大展技艺,终于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失传,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样,苏州织造漆作仿制成功，宫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苏州制做。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以螺钿最富特色，其中尤以点螺最为精巧，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五彩缤纷。名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夏漆工等，后者尤善制仿古剔红漆器。苏、扬两地漆作毁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战中。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是其特色。系由名工沈诏安用传统夹法所创。清末北京由修补雕漆发展到仿永乐、宣德和乾隆雕漆。莳绘漆为日本名漆，明代宣德年间漆工杨氏受命赴日学习莳绘漆，回国仿制，其子杨埙从学，所制足以乱真。另有漆工蒋回回也善仿莳绘漆,清代苏州仿莳绘漆极盛,金漆辉映，富丽堂皇。明末清初出现的软螺钿则是螺钿的新品种。新安（今安徽省新安县）方信川钿嵌堆、扬州卢葵生砂钿镶嵌漆均名震一时。戗金、脱胎等漆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金属工艺 明代金银器工艺的特点是与宝石镶嵌结合。内廷设银作局，专为皇家打造金银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种金银器物等。清代内廷金银器由养心殿造办处制造。康熙五十四年造双龙钮金编钟一套16件，共重460余公斤。 乾隆年间最大的金塔高约533米,用金11119余两，现存的弘历皇帝母崇庆皇太后金发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余两。银器作为金器的代用品，制成首饰、器皿，通行全国城乡。铸铜工艺获得了特殊发展，最著名的是铸于永乐年间，现存于北京大钟寺的金刚华严钟，通高694米，外径33米,重约465吨，为国内现存最大铜钟。钟内外铸有《华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等,共227万余馆阁体楷字。字体典雅严谨、端庄秀媚。宣德鼎，因产于宣德年间，又称宣德炉，以后历代均有仿制。据文献记载，是以外国的铜、铅、锡、砂、紫、胭脂石、安澜砂等原料，经多达十二炼后成器，以充庙宇供器或室内案头陈设。因其名贵异常，传世稀少，故内廷与厂肆仿制成风。铸铜名家胡文明、张明歧、石叟等皆有制品传世。紫禁城内的铜狮、铜炉、铜缸、铜龟、铜鹤等陈设足以代表乾隆年间铸铜工艺的水平。
金银工艺是铁器的装饰，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盛行。多层镂空金银铁碗套是藏族铁金工艺的精华。清初安徽芜湖铁工汤鹏，创铁画，锤锻铁块，制成多种书画作品，别具一格。锡器作为银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间，明末清初归复善制锡壶，继之者有朱坚、陈鸿寿等人，所制锡壶颇受文人赞美。
玻璃工艺 明代玻璃生产的中心仍在山东益都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洪武初年内官监于该地，设御用玻璃作坊,生产玻璃“青帘”,用作坛庙窗帘。颜神镇民间炉行主要生产簪珠。清代玻璃产于颜神镇和广州、苏州等地。雍正十二年于颜神镇设博山县治，此后所产玻璃，世称博山琉璃，其产品行销全国。光绪三十年(1904),山东总督胡廷干于博山东柳杭设玻璃公司,聘德国人为技师，传授欧洲平板玻璃技术。北京料器业从博山购买玻璃料条，以灯火烧制各种禽兽花卉等料器。康熙年间，创“套料”，即“白受采”或“兼套”。晚清又创内画壶，有名家周乐元、叶仲三等。广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与西方玻璃有着密切联系，自称“广铸”,亦有以欧洲玻璃残器为原料的再熔玻璃,与进口玻璃相对，亦称“土玻璃”。苏州玻璃称为“苏铸”，似不及“广铸”。在此基础上清宫于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厂，初期从广州召募玻璃匠进内廷烧造玻璃器，雍正以后以博山吹玻璃匠取代广州匠人。乾隆初年欧洲传教士玻璃匠汪执中、纪文两人进内廷烧造玻璃器，完成了圆明园西洋楼吊灯等巨大工程。现存玻璃厂产品有炉、瓶、罐、盆、钵、盘、碗、鼻烟壶及肖生等器物。颜色有涅白、砗磲白、浅黄、娇黄、雄黄、亮茶、亮茶黄、月白、宝蓝、空蓝、亮浅蓝、亮深蓝、豆青、亮深红、亮玫瑰红、亮宝石红、珊瑚红、豇豆紫、浅紫、亮深紫、桃红、绿、粉绿、翡翠绿、水晶、茶晶、黑等20余种。另有金星料、绞丝、夹金、夹彩等复色玻璃，并使用描彩、描金、泥金、珐琅彩、套料、隐起、阴刻等装饰手法。古月轩据传是以珐琅书写乾隆年制款、题诗印章和彩绘图案的玻璃器，但迄今未见传世之物。道光年间，玻璃烧造技术下降，从咸丰起内廷仅制素玻璃器，1911年随清亡而告终。
珐琅器工艺 明代景泰蓝（即掐丝珐琅）工艺在元代大食窑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内廷御用监设厂生产，专供皇家享用，以宣德年制，御用监造款的云龙盖罐为代表。而景泰年间内廷作坊所制仅能维持前代水平而略有变化。此后历朝几乎均有产品传世,万历掐丝珐琅器,以其掐丝短促放纵、釉色鲜艳热烈为其特色。为珐琅器的一大变革。民间掐丝珐琅器产于北京、云南，专供妇女闺阁中用，不入文房。清代景泰蓝，内廷与民间均极盛行，其掐丝与珐琅料也有别于明代。产地有北京、扬州、九江与广州等地，风格不同，各有千秋。晚清仅有北京民间厂肆维持生产。錾胎珐琅明代遗物极少，而清代却广为盛行。这与广州錾铜工艺的发达有关。清朝内廷珐琅厂也做錾胎珐琅，然数量甚微。画珐琅一说始于明代，现存实物自清代康熙始。康熙画珐琅有试制和规格化的两种产品。据估计，清代最早的画珐琅可能于开海禁之后,西欧画珐琅器传入广州,先由广州工匠试制烧成。但内廷珐琅厂也经历过独立试烧的过程，传教士中的珐琅匠是晚于广州珐琅匠数年才进入内廷的，故在传播烧造画珐琅的技术上所起作用不大。画珐琅的最大产地是广州,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且还向内廷输送画珐琅匠人，提供广州生产或进口的珐琅料及数量庞大的成品。但在作工、风格上却互为殊异，有“恭造”与“外造”、 皇家与地方之分。 艺术上也既互相联系、又互为区别，泾渭分明。晚清广州画珐琅绝迹，仅北京民间作坊尚在生产，但质量低下，已非昔日面貌。透明珐琅几乎只广州独家生产，而烧蓝则在全国城乡首饰楼均可烧造。
木竹牙雕工艺 即有机质材料雕刻的统称。 除竹、木、 牙外还包括甲、角、 骨等材料。有机质材料雕刻，历史悠久,技艺高超,至明始受文人墨客垂青而登上工艺之坛，工匠们才得以留下姓名及作品，而免遭泯灭无闻。明代后期出现金陵、嘉定两大竹雕流派。前者创始人为濮仲谦,他善于选用盘根错节的竹根,略作雕琢，颇得造化之趣。后者由朱鹤开派，创凹凸浅深、可达五六层的深峭镂空雕法而有别于前者。朱鹤之子朱小松、孙朱三松均能承其家传而又过之。清代吴之、封锡爵、封锡禄等均系嘉定传派名家。封锡禄及侄封歧曾先后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内廷效力。竹黄工艺，去青留黄压平刻镂，兴于江浙、盛于苏州市。木雕分为杂木、硬木及软木3种。 杂木雕刻用于建筑和家具装饰，以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为著名。浙江东阳、广东潮州、广州木雕为其重要流派。因潮广常髹以金漆，亦名金漆木雕。广州硬木雕刻居全国之首，苏州则以精工过人取胜，但规制气势远不及前者。广州牙雕镂刻深峻，加以茜色，多层透雕的绣球和楼阁、龙凤船等是其名作。牙丝编织也是广州牙雕业特技之一，象牙席和牙丝团扇可反映其成就。清宫造办处牙作，从苏州、广州招募施天章、叶鼎新、陈祖章、李裔唐、萧振汉、黄振效、杨维占、顾彭年、陈观泉等名工为皇家服务。象牙雕《月曼清游册》是其代表。明代犀角雕刻简古朴拙，清代则工整细致，多染色烫蜡，唯内廷犀角杯不加染烫，保留本色。犀角雕刻名家有鲍天成、濮仲谦、尤通、尤侃等人。康熙年间尤通善制犀角杯，人称“尤犀杯”。
[清代黄振效：象牙雕《渔乐图》笔筒]
镶嵌工艺 以金银、 玉石、玻璃、珐琅、竹、木、牙、骨等材料，雕刻镶嵌于硬木器物，以加强其装饰效果,是雕刻工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木胎嵌金银纹,清内廷称为商丝，多用于硬木器或台座，苏州、北京较为盛行。运用多种珍贵材料雕刻并镶嵌于一器，呈现斑斓多彩的镶嵌，称为百宝嵌，为镶嵌工艺的杰出代表。明末扬州周翥是百宝嵌名师，他善用金、银、宝石和玛瑙等贵重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树石楼台等嵌于硬木和漆器之上，呈现出难以言状的光色陆离的艺术效果。另外像明末江千里及清乾隆时的王国琛、卢映之，嘉庆、道光时的卢葵生等对百宝嵌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广州用金属或象牙做骨格地子的镶嵌工艺较为发达，苏州则擅长以紫檀、红木、木为地，用金银丝或玉石嵌成各种图案和画面。明代百宝嵌单纯醒目，清代则日趋繁缛，应用于一器的镶嵌材料，品种丰富，图案构图饱满、形象生动、色彩斑斓、益臻妙境。金属镶嵌有铜胎错金银、 铁金等工艺，特点鲜明、别有韵致。
家具工艺 明代家具基本上沿宋式家具而作损益。一般城乡人们使用杂木家具， 富有者多用紫檀、 红木、花梨、木等硬木家具和楠木家具或髹漆家具。小至踏，大至屏，其形制、式样以便于生活并富于美感为原则。比例权衡更为科学、合理，附加饰件和雕饰都较为简单。苏州家具,亦称苏式家具,全国各地多有仿制。北京家具也较驰名，其形制、样式较接近于苏式家具。清代康熙以前，仍沿用明式家具，以髹漆或螺钿家具为主。清代家具形成于乾隆年间。此时苏州、北京的硬木家具发生了不少变化。苏州家具装饰繁复，硬木家具往往与髹漆、玉器镶嵌结合，制造雕漆、 雕填、描金、彩漆、金漆、仿莳绘及文竹、竹黄、斑竹等家具，与明代家具已相去甚远。广州家具已进入内廷，打破了原有家具的权衡格局,改变了苏式家具一统禁城的局面,在内廷屋宇陈设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造型、图案、装饰、用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扬州家具也不可忽视，其风格介乎于苏、广之间，具有折中色彩。尤以周翥百宝嵌家具最为名贵，为其特点之一。北京家具在明式家具的基础上,吸收苏、扬、广式家具的手法,也有显著的变化。内廷家具由造办处油木作、 广木作制造及苏、 扬、广、长芦等地进贡，而成为全国家具的总汇。清代乾隆年间家具京式、苏式、扬式和广式4式并存，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此时家具特有的典雅与华贵的总趋势。晚清苏式、扬式家具虽在战乱中复苏，但仍日趋衰落。京式、广式家具也失去18世纪那种工精料实、繁华富丽的时代气氛。此时，上海、天津等口岸已输入欧洲、日本家具，因而出现了仿洋家具或中西折中的不伦不类的“新型”家具。
文房四宝工艺 明清两代文房四宝，除注意其本身的实用价值外，尤强调其装饰、玩赏、陈设等审美功能，工艺水平已达高峰。其中笔仍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所产毛笔最为驰名。内廷御笔有宣德、嘉靖和万历等年号款识。以羊、 狼等毫扎成竹笋头、 兰花头或葫芦头。杆饰黑漆描金云龙纹，或用玉杆。清代笔杆多以玉、漆、象牙、硬木、文竹、香妃竹、玳瑁、剔红、金漆等材料和工艺制做，以提高笔的装饰美。墨的装饰性、鉴赏性也大为提高，制墨名家辈出，明代以程君房、方于鲁两人为其代表，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谱》传世。入清后，曹素功墨名大振，传十三代后迁至上海，继续营业，盛名不衰。集锦墨盛于清代，康熙年间名家吴天章所制集锦墨形制翻新，雕镌精工，色彩斑斓，装潢典雅，多为文人珍藏。刘源监制国宝墨以及职贡图、耕织图等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制墨的精品。明清两代纸、绢的最大成就,是宣纸的改进及对纸、绢的第2次艺术加工。以染色、粉、蜡、洒金、描金、掐丝及版水印等技法装饰纸、绢，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砚仍以端、歙两砚备受重视。苏州顾二娘是康熙年间江南制砚名手。内廷以松花石制御用砚。地方名砚尚有苏州澄泥砚、山东矶石砚、红丝石砚、宁夏贺兰山石砚、甘肃洮河石砚及湖南菊花石砚等，在全国均有一定声誉。另外还以各种材料、工艺制做砚滴、笔山、墨床、镇尺、臂搁等数十种附属性文房用具，其形制玲珑小巧，装饰精致倩美，不失为工艺珍品。
此外，尚有衣冠带履、车轿鞍鞯、武备仪器、盆景、钟表、珠宝、 玳瑁、竹黄、匏、天然木等器，竹、草、藤、纸等编织以及各地民间及各民族的手工艺等，都是工艺美术的独特领域和重要专业，是明清工艺美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工艺水平和制作技术，亦应还其本来面貌并给与一定的历史地位。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

明清彩瓷都是以景德镇为中心，这在窑口地理位置上是一种延续和传承，这是本文研究的基础性要件――从空间与时间的维度去分析两者的传承性才更显得科学性。到了清代康熙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日趋恢复完善，彩瓷的产品质量更加优化，康雍乾三朝的彩瓷发展，不仅是对元代时期制瓷工艺的延续和传承，更多的是一种改进、完善和创新，使得彩瓷的发展超越了前朝，达到了顶峰，瓷器品质千姿百态，造型古拙，风格轻巧俊秀，技术上讲求精工细作、不惜工本。
艺术审美的传承性。中国陶瓷美学对
加入雪白的颜色。这里使用的雪白，是含氧于宋代青瓷与明清彩瓷有着截然不同的评
价：宋代青瓷淡雅脱俗，有着“出水芙蓉”的韵致；明清彩瓷奢华精致，堪称“错采镂金”的雍容华贵。从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来看，淡雅与雍容在传统文化概念的区分中就极其容易产生审美境界的高低：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传统文化本位下，“芙蓉出水”比“错采镂金”往往更受推崇的本质原因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情感认知，淡雅也好，雍容也罢，这两种美感的关系并非对立，而是并行不悖且互为周济与参融――错采镂金也同样可以借助陶瓷的神韵透出高雅的境界。明清彩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它的审美价值一样是维系着民族情感与传统文化的进步与升华的。
装饰风格的传承性。明清两代，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四十余年，在陶瓷装饰风格上表现出较好的传承性：五彩瓷历经明嘉靖、万历、天启到康熙五彩，运用黄、红、绿、紫、孔雀绿、黑彩等色，有的还加饰青花、金彩等。在嘉靖青花五彩中，图案的蓝色部分先以釉下青花描绘，上釉烧成后再用釉上彩料彩绘其它部分，最后入炉烘烧而成。青花只作为一种颜色，而不以其勾画轮廓，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清代康熙时期，并在清代康熙朝以前，瓷器上的蓝色大多用青花来表现，所用的回青料具有发色浓艳，所烧制出的青花五彩具有红浓、蓝郁、绿翠的热烈表现效果。
明清彩瓷的发展演变不仅记录了历代陶瓷艺术家的艰辛开拓，创新变革，更是反映了我国陶瓷文化艺术的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传承性。这就要求在陶瓷研究中不仅要断代细致地把脉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特征与时代差异，更要串联性、系统性地研究发展脉络，从而对明清彩瓷有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