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有哪些瓷器特征谢谢

不是的，宋代官窑已经有了青瓷等。
北宋官窑传世品很少，形质与工艺与汝窑有共同处。器多仿古，主要有碗、瓶、洗等。胎体显厚，胎骨深灰、紫色或黑色，釉色有淡青、粉青、月白等，釉质莹润温雅，尤以釉面开大裂纹片著称，不同于南宋官窑和汝窑及龙泉窑瓷器。底有文钉烧痕，有“紫口铁足”的特征。
宋室南移在凤凰山下设立官窑，又称修内司官窑或内窑，郊坛下设立的郊坛下官窑，器形较多，有直径大过一尺的大型产品。
官窑，是南宋宋高宗时期一些窑口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供御捡退，在当时俗称"官窑“。官窑，毛公洞第一（今 江苏扬州一带）。南宋官窑瓷器沿袭北宋风格，规整对称，宫廷气势，高雅大气，一丝不苟。因为胎土含铁量极高，手感沉重，胎土呈深黑褐色，后称”紫口铁足“。釉面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温润如玉。釉面多层反复细刮，釉光下沉而不刺眼，纹理布局规则有致，造型庄重大方。另外”肉腐留骨“（露胎处象死人骨头，俗称”骨董“）也是那时所造。我们今天所称官窑泛指历朝官府烧造瓷器，其实，历史上仅指南宋时期烧造的瓷器，后世再无此称呼。

一、 宋代瓷业的昌盛
宋代瓷业的振兴，是由于国家减轻了赋税，使人们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安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经济关系的变化，促使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全国出现了许多商业繁荣、人口密集的城市和集镇。宋代许多瓷窑集中地自然形成商业繁荣的集镇，如河南登封曲河宋代窑址附近发现的清代碑记说：“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登封曲河窑场如此，其他瓷窑集中地也可推想而知，如鹤壁集窑、神垕镇窑、新安县城关窑等，大凡繁华的集市周边均设窑烧造瓷器，集市成为商贾云集、瓷器集散地。至于北宋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与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既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有是最大的消费城市与商业贸易中心，人口逾百万之众，除了当时的商行、货栈，茶坊、酒楼与瓦舍、勾栏到处可见。
宋代社会经济关系的改进，减轻民众负担，提高了生产情绪，促使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对瓷业的发展导向，提出了新的需求，它不仅要生产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必须用瓷，其重点还得提高制瓷的质量与工艺技术，生产满足皇宫、贵族、官僚、富商大贾装点豪华的居室，产品美观、实用，又具有观赏、收藏和艺术陈设价值的瓷器。如历史鉴赏与收藏家所盛赞的宋代五大名窑——汝、钧、官、哥、定，这些名窑生产的瓷器，也主要是供观赏收藏用的陈设高档艺术品。宋代的茶坊酒肆，均选用洁精的名瓷器皿，饭店选用耀州窑青瓷碗，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窑的瓷瓶，在民间流行瓷枕作睡具，妇女化妆多使用瓷制香料盒或脂粉盒。尤其宋代斗茶风盛行，上自帝王，下到文人学仕和雅兴百姓，皆以斗茶取乐，以斗茶聊天，作为胜败论争的一种娱乐方式。斗茶使用的黑釉茶盏，在宋代各地窑址中皆有发现。可见当时瓷业的振兴，一方面为满足宫廷贵族等上层人士高尚的艺术追求，同时也适应了当时的习俗时尚与瓷器的普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满足了社会各方面的客观需求，从而得以兴旺发达。
二、 五大名窑的兴起
宋代是我国陶瓷发展的繁荣昌盛时期，产品多样，富于装饰，技艺娴熟，工艺精细。瓷艺荟萃，相互促进，争芳斗艳，独具风韵。全国各地官窑林立，民窑四起，继承传统，勇于创新，进而出现了激烈的竞争局面，并形成八大窑系。大江南北，各地窑口竞相仿制。由于北宋皇宫的特殊需要，选定工艺精湛，技艺超群的“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由宫廷直接垄断或派职官进行监烧，专为宫廷显贵烧制御用品，更由于宫廷的赏识与宠爱，又将这五大名窑的产品作为官窑产品，为了显示皇宫的独尊，有的产品甚至禁止在民间流通和仿制，普通的生活日用瓷和广为流行的商品瓷器，一旦被宫廷垄断后，则成为皇宫御用的工艺美术陈设品，民间禁用。五大名窑的出现，充分展示了我国北宋时期陶瓷发展历史，跨进了繁荣昌盛的新格局。
1) 汝窑：因产自河南古代汝州而得名，经过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探寻，汝官窑已在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宋时宝丰归汝州管辖）找到。汝窑以产青瓷著称，土质细腻，胎坚细蜜，釉色润泽，釉中和玛瑙末，其色卵白、天青、豆青、虾青，往往微带，还有葱绿、天蓝等。尤以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也有“雨过天晴云破处”之赞美。汁水莹厚，有如堆脂，视若碧玉，扣声如磬 ，汁中沙眼显露了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底上有细小支钉痕。汝窑分为汝官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汝瓷）和民窑（即临汝窑）两部分。民窑造型多样，美观大方，富于装饰，艺术性强，图案丰富，线条流畅，坚固耐用，备受青睐；而宫廷用瓷则造型秀丽，工艺精细，玛瑙为釉，釉色蕴润，胎呈香灰，满釉裹足，开片密布，高雅素净。
汝窑是北宋后期元祐至崇宁间20多年里为宫廷烧制御用青瓷。主要器物有盘、碗、碟、洗、尊、盏、托、水仙盆等。盘、洗、碗多为圈足外卷，足底有3-5个支烧痕。碗是莲花式，较深，是宋代较为盛行的注碗形式。盘有花口、圆口、敛口、敞口等不同形式，三足盘是较为独特的器形。瓶：有纸槌瓶、长颈瓶、长颈敞口瓶。尊有三足尊，出戟尊。盏托为方花瓣式，水仙盆为椭圆形。
汝窑器物胎较薄，质地细腻，呈香灰色，修坯精细一丝不苟。
2) 钧窑：因在河南禹州城内古钧台附近设窑烧造瓷器而得名。其主要特点：造型端庄，胎质细腻，坚实致密。扣之其声，圆润悦耳，万紫千红。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钧瓷的造型除碗、盘器皿，还有壶、罐、炉、枕等生活日用品，特别在钧台窑出土的多种宫廷美术陈列品和各类花盆、盆奁儿、尊、炉、瓶、洗及文房四宝等。
钧台窑经考古钻探、发掘证明，该窑址总面积为36万多平方米，共分四个不同品种的烧造区，即白地黑花瓷、青瓷与青白瓷、黑釉天目瓷和钧窑烧造区。这里的钧瓷纯属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品窑口，其主要特征：紫口铁足，芝麻酱底，窑变美妙，红紫相映。开片密布，釉层蕴润，做工精细，胎坚致密。有蚯蚓走泥纹者尤好。钧窑的花盆及盆奁儿，为了适应北宋皇宫的设计需要，盆及盆奁儿同号配套，在底部均刻有一至十的汉字号码，一号最大，十号最小，以次递减，形成了钧瓷独有的特点。
器型有花盆、盆托、洗、炉、钵、碗、盘、瓶、出戟尊等。以铜金属为着色剂的乳浊釉通称钧釉，颜色有天蓝、月白、玫瑰紫、海棠红等多种。“入窑一色 出窑万千”。钧窑釉料配方一致，由于入窑的前、后、左、右、上、下位置不同，出窑后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绚丽多彩的颜色，为以后花釉、彩瓷开辟了道路。钧窑另一个特点是坯胎在烧窑过程中,在低温时发生裂纹经高温时釉药溶融又流入空隙填补裂纹而形成蚯蚓走泥纹。
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宋室南迁，随之带走大批北方各种手工艺工匠，从此宋钧一厥不振。但在宋钧盛名影响之下，民间于战乱之后为了生活，各地借宋钧之名恢复了钧窑原始时期的青器—元钧。与宋钧相比大为逊色，偶尔也见有带红紫斑一类的瓷片，是有意识的在青釉下涂一块红铜釉。烧出后虽呈玫瑰色，但不能翚满全身，更没有象宋钧那样绚丽多彩的窑变颜色。故有人对元钧的天青釉和紫斑进行化学分析表明，这两种釉色化学成分除CuO外完全相同，紫釉的CuO含量占033%，而青釉则仅0098%，这也说明钧釉紫斑是有意识涂上去的。如此一类的钧窑遗址仅禹县境内就有九十六处之多，至于临汝、郏县、登封、宝丰以及洛阳以西的新安县，黄河以北的汤阴、鹤壁、安阳等地相类似的瓷片相当普通。此种元钧大都是就地取材和比较简单的釉料配方制成。故胎壁较厚、笨重粗糙，内含杂质较多。烧成后胎内有夹砂或气孔现象，胎色有灰色、深灰色，火候不足者呈白色、黄白色、、黄褐色、橙，制品大部分以生活器皿为主，如盘、碗、碟、板沿洗、钵缸之类的器物较多。施釉薄厚取决于上釉技术和生胎的强度，一般说元钧釉厚施釉二、三遍，烧成后大多釉垂如蜡泪。有时造成釉内含气泡较多，或有没有烧透的石英砂等化合物遗留在釉内形成的斑点。更由于炉温掌握的晶彻的珠光釉，时而因温度不足或温差不一，使之釉面显蓝灰、青灰、豆青、灰绿或烟薰发黑等色调。虽有天青、天蓝、月白、紫红斑等釉色，但极艳丽细腻，莹润的已不多见。制法上元钧与宋钧也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宋钧多采用支烧满釉、器底遗有细小支钉。元钧则采用叠烧，器外半截釉。器壁修饰不甚规整，底足削旋时由于刀具斜放底足中间往突出乳突，足里外撇，底心较薄，是元代钧窑突出的特点。
3) 官窑:据宋•叶寡《坦斋笔衡》记载：“北宋大观间，汴京自置窑烧造，名为官窑。”官窑又可分北宋（汴京今开封）官窑和南宋（今浙江杭州）修内司窑、郊坛下官窑。北宋官窑窑址已深埋地下7米无法寻找，而南宋官窑窑址经考古发掘已在杭州乌龟山下找到。但北宋官窑由于直接受到汝窑的影响，虽然当时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地处豫东大平原，当地并无瓷土、釉药原料，也可以从汝州、禹州等地运去原料，然设窑烧造官瓷，当然也离不开汝州工匠们熟练的制瓷技巧。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汝窑三足弦纹炉与北宋官窑的冲耳三足炉，二者釉色极相似，不仅风格雷同，甚至一脉相承。
北宋官窑的原料也非常讲究，均选用上等瓷土，釉料采自陈留、钧州等地，所以马祖常诗云：“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官窑产品胎骨有白、灰、红等色，白的含有铁质的黑釉护胎足，釉色以月白为上，粉青次之，又有天青、翠青、大绿等，其釉薄如纸，釉内呈现冰裂、蟹爪、梅花和开片等纹样，也有作鳝鱼血状的油斑者，器表形成金丝铁线两种大小不同的开片，成为北宋官窑的基本特征。其造型多炉、瓶、壶、尊、碗、盘、洗、碟、盒及文房用具等。
南宋官窑
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长江，把都城由汴京（开封）迁到了浙江临安（即杭州）建都，史称“南宋”，在北宋南迁时，一些制瓷工匠也相继迁到南方，这时北方一些瓷窑逐渐衰落，甚至停产，而南方制瓷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发展。
南宋迁居临安后，在凤凰山下设窑，称修内司官窑—也称内窑。后来又在乌龟山下的郊坛另设新窑，称为“郊坛下官窑”。以上两个官窑统称“南宋官窑”。
修内司官窑：至今没有发掘仅据曹昭《格要论》记载，“官窑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类似，有黑土色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无纹路。”
郊坛官窑：在今浙江省杭州乌龟山。上世纪50年代起作了多次发掘。发现了窑炉、窑具及瓷器碎片。
胎质：有黑灰胎和黑褐胎两种、胎薄者施釉较厚。
釉色：翠青、粉青、月白、米、油灰色、釉面有开片纹，纹片较大，有冰裂纹。
造型有：盘、碗、碟、洗及仿商周秦汉古铜器及玉器造型的器物。传世品有方、圆、葵口、折沿等各式洗。瓜棱贯耳、胆式弦纹瓶。葵口花式盘、葵口圆口碗、盏托等。大部分有紫口铁足的特征。器物多采用支钉支烧，洗有5-8个支钉。少数器物从造型和釉色，纹片都与哥窑难以区分。官窑制品明、清御窑大量仿制，其中雍正仿品质量最好，有达到乱真的程度。
4) 哥窑：产自浙江龙泉，相传古代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二人以烧瓷谋生，而且都比较成功，然章生一烧制的瓷器更为名贵，更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与青睐，榜上有名，既称哥窑，也名哥瓷。其主要特征：胎色有黑灰、深灰、浅灰、土黄等多种色调。黑灰胎有“铁骨”之称。其釉为失透的薄乳浊釉，以灰青为主，还有粉青、月白、油灰、炒米黄、浅青等色。器表纹片装饰，大小有别，有的大纹片呈现黑色，而小纹片呈现，故有“金丝铁线”之美称。但也有纯小开片纹者，纹片全部呈现黑色，世称“百圾碎”为其绰号。传世的哥窑器造型有：各式瓶、炉、碗、盘、洗、碟和罐等。论胎有厚薄之分，其胎质又有瓷胎与砂胎之别。
哥窑列为宋代名窑，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明初宣德年间的《宣德鼎彝谱》一书：“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 列名于宋名窑汝窑、官窑之后，钧窑、定窑之前，可见哥窑已被当时认定为宋窑，并已列入重要的收藏对象。然而由于它的传世之少，已是十分稀有而珍贵。更由于传世少，稀有难得，到元末曾一度出现仿烧。如明代曹昭《格古要论》中云：“旧哥哥窑出（指出产某地，产地待考），色青浓淡不一。也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也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糙，色也不好。”由此可知旧哥哥窑当指宋代哥窑，而从元末已出现的仿哥窑则为新哥窑。《格古要论》没有说明哥窑与弟窑之关系。《浙江通志》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场的事。哥窑生产开片瓷，弟窑生产不开片瓷的龙泉青瓷。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各大窑场进行大规模调查和发掘，没有发现单独生产哥窑的窑址。而釉面布满开片的哥釉瓷是龙泉青瓷中部分窑址的一种产品，很有特点，生产作坊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瓷窑体系，后人错误的把它分为哥窑、弟窑两个窑系。明清以后景德镇有专仿哥窑的产品。
5) 定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瓷村。曲阳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发展于宋，延续烧瓷至金、元时期。唐代始烧白瓷、黄釉器物。白釉器受邢窑影响，有玉壁底碗、注壶、瓶类等器形。宋代定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烧制碗、盘、盏、盒、壶、瓶、枕等类器物，以白釉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白釉、褐花等品种，白釉器胎白坚硬，薄胎、釉白中泛牙，因覆烧而形成形成无釉的芸口，釉流有泪痕。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纹饰题材有莲瓣、龙凤、牡丹、莲池游鸭、婴戏、鸳鸯等。北宋晚期一度为宫廷及官府烧制瓷器。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批定窑龙纹盘、碗、既专为皇室烧造，有些器物入宫后刻“风华”、“寿华”、“禁苑”、“德寿”等宋代宫殿名称。窑址出土白瓷标本刻有“官”、“新官”、“会稽”、“尚食局”、“五王府“等款识，显然是为官府或某些机构而烧制。定窑黑釉，釉色黑如漆。酱釉器有内白釉外酱釉的复合釉。绿釉标本发现最少，只有碗。此外，定窑印花白瓷及覆烧方法影响一批瓷窑，如河南鹤壁、山西介休、霍县、阳城、盂县、平定、四川彭县、江西景德镇都摸仿定窑白瓷，形成以定窑为中心的定窑系。霍窑仿定产品有土定之称；景德镇仿定有南定之称。明、清景德镇仍有仿定窑的器物。
三、 八大窑系的形成
宋代是我国瓷器发展的鼎盛阶段，它为我国古代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可谓百花盛开、群芳争艳，名窑迭出，窑系形成。陶瓷界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基本面貌。官窑林立，民窑四起，新产品层出不穷。根据各种生产工艺、釉色、造型与装饰技法的不同，除了上述“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并列的，还形成了八大窑系。北方地区有：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钧窑系；南方有泉龙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越窑系、建阳黑釉瓷窑系等。
同一窑系生产相同的品种，但又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如定窑系以薄胎白釉产品为主流；耀州窑则以青釉刻、划花品种为特点；钧窑系以钧红、天蓝釉为特点；磁州窑系以白地黑花为主；龙泉窑系以翠青釉取胜；景德镇窑系以青白瓷为特点。同一窑系又各有多种产品，如定窑系除印花白瓷，尚有黑釉、紫釉、绿釉、等品种，形成了黑定、紫定和绿定等独特的风格。而磁州窑系，除了白地绘黑花，还有珍珠地划花，白釉剔花，划花，刻花，宋三彩与宋加彩及其绞胎、绞釉等多种工艺的新品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各窑系的产品种类和装饰艺术及图案内容。
(1) 定窑系：是北方重要瓷窑体系之一。定窑因刻花、划花、印花著名，又以首创覆烧工艺而著称，影响极大，波及很广，各窑竞相效仿。宋室南迁，曲阳的工匠也随之南选，将定窑的先进工艺带到景德镇，曾对当地瓷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定窑在北方受影响较大的有山西的平定、阳城、介休、霍州窑，北京的龙泉务窑，赤峰缸瓦窑河南的鹤壁集窑等，南方地区除景德镇窑尚有江西的吉州窑和四川的彭县窑等。定窑系以烧白釉印花为主，兼烧黑、酱、绿釉以及白釉剔花瓷，并以曲阳为中心，产品质量居各窑之上，也最具代表性，产品以折腹盘、碗为大宗。北宋前期为定窑的鼎盛期，胎薄质细，釉层匀净，工艺精细，光洁润泽，并采用刻花、划花和印花技法，构图严谨，题材广泛，图案丰富，线条流畅。其中有花卉、动物、人物、禽鸟及婴戏图等，尤以孩儿枕为其代表作品。定窑的覆烧工艺为首创，对全国各地瓷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得以迅速推广，河南的鹤壁集窑、禹县扒村窑都发现了大量的覆烧垫圈窑具，就是证明。
定窑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尤其定窑的印花技术广为传播，有的摹仿器形，有的摹仿纹饰，有的则摹仿釉色，有的摹仿烧法，直到金元时期还在继续效仿，其结果形成了以定窑器为中心的定窑系。
(2) 磁州窑系：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之一。它的产品气势磅礴、画技熟练流畅、图案丰富，品种多样，深受民间欢迎。装饰以白地黑花、剔花、划花、刻花、褐彩等多种技法，内容和题材更是丰富多彩，有花卉图案、禽鸟游鱼；有人物风景、诗词歌赋；有吉祥语、姓氏铭记。为招徕顾客，各窑都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磁县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居群窑之首，画法流畅，一气呵成，刚健挺拔，颇具北国雄风。修武当阳峪窑以剔花、划花见长，利用化妆土形成多层次的色彩对比，技法娴熟，纹饰活泼，别具神韵，其绞胎更是工艺独特，图案清新，有的组合为花朵盛开，还有的犹如羽毛折起，又似孔雀开屏。登封曲河窑则以珍珠地划花见长，将金银器的钻花技法移植运用到制瓷器上，独具风采。禹州扒村窑也以白地黑花见长，粗料细做，画风更加豪放，其色黑如铁、白如玉、红如珠、绿如翠，绿釉红彩，恰似万绿丛中一点红，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尤以宋三彩之精，加彩之美，更传为佳话。山西介休窑则以黑釉剔花构成自己的雄浑风格。江西吉州窑盛烧于南宋，融磁州窑和建窑之长于一体，其画风既有北国之雄姿，又具有南国的精巧细腻，更创一种剪纸贴印花技术而闻名于天下。
磁州窑以浓厚的地方风味，淳朴的民间艺术风格，影响大江南北，颇受人们喜爱。宋、金、元、明、清、盛烧不衰，除北方外，连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也受其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系。
(3) 耀州窑系：耀州窑位于陕西铜川市，是北方青瓷的代表。该窑始烧于唐代，以白瓷、黑瓷、青瓷及素胎黑彩瓷为主，也兼烧唐三彩。中经五代，到了宋代改烧青瓷为主，以刻花、划花、印花青瓷盛极一时。北宋中期曾为皇宫烧造贡瓷，其造型、纹饰大多与定窑相似，然而釉色有别。刻花技法娴熟，略胜定窑一筹。图案丰满，立体感强，颇具艺术魅力，对其它各窑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一个以耀州窑为中心的耀州窑系。其中波及到河南临汝窑、宝丰窑、宜阳窑、禹州钧台窑、内乡大窑店窑、鲁山段店窑、新安城关窑和安阳善应窑等，它们皆有印花青瓷产品的出现。然河南各窑的产品釉色偏绿，而刻花浅，施釉后凸凹不明显，花纹疏密有致，不及耀州窑图案丰满，纹饰繁密，具有其明显的地方风格。广州西村窑、广西永福窑、容县窑，为了适应当地和外销的需要，也仿烧耀州窑风格的产品。广西永福窑和容县窑的青釉，使用氧化铜烧成绿色，有别于耀州窑和北方青瓷采用铁的还原釉。但其色彩、造型、纹饰均与耀州窑相类似，仍属于典型的耀州窑系的青瓷系列。
(4) 钧窑系：钧瓷创烧于唐，盛烧于宋，复烧于金元。铜红釉的烧成乃钧窑之首创，复杂的窑变机理，形成钧窑红紫相映，绚丽多姿，窑变美妙，艳美绝伦的艺术风格。钧瓷从创烧以来，原为民间生产日用生活器皿，由于造型端庄，胎坚致密，工艺讲究，釉层蕴润，窑变多样，五彩缤纷，备受民间所青睐，更受到北宋皇帝的赏识与宠爱，到了北宋晚期被宫廷垄断为官窑，在禹州城北门里古钧台附近设窑，专烧御用品，并派职官监烧，凡不合格者一律砸碎就地深埋。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对钧瓷艺术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周边地区的窑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金对峙，北宋南迁，官办的钧窑停烧。然而钧窑器的烧制技术仍广为流传，各地竞相仿制，金元以来钧瓷生产达到了复苏的程度，以河南禹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钧窑系，遍布北方四省（区）河南、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呼和浩特等27个县、市，并以河南为最。江南地区仿制钧窑也蔚然成风，如浙江、江西、江苏、广东和广西各重要产瓷区域都在仿制，烧制出各具特色的仿钧作品。在江苏宜兴窑、广东石湾窑以及江西景德镇窑等烧制的低温釉艺术陶瓷的窑口，所仿作品世人往往都冠之一个“钧”字，如宜兴窑的釉陶称为“宜钧”或“坭钧”，广东石湾窑仿钧作品称“广钧”，而景德镇窑瓷器上的低温釉装饰则称为“炉钧”加以区别。各窑的仿制，既保留了钧瓷的传统工艺，又各有创新。钧窑窑变奇特的魅力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称雄于其他四大名窑之上，至今钧瓷生产仍延续不断，加之先进科学的介入，可谓仿古创新，再现辉煌。
钧瓷文化更是内容丰富，涵盖面广、风格独具，在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发展史上，大放异彩。中国钧瓷集科学技术、工艺美术、釉面装饰、造型艺术、东方美学及其华夏民族的优秀气概等方面，因而它不仅被北宋宫廷所青睐，还博得了古今中外专家、学者及广大社会各界钧瓷爱好者的赞赏与珍藏。
(5) 龙泉窑系：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继承越窑、瓯窑和婺州窑的传统，集三家之长，烧造出釉色纯正，造型优美的青瓷。到南宋时已达鼎盛，尤以梅子青和粉青称雄一时。南宋时应皇宫贵族需要，也烧造仿官窑产品。梅子青釉有同汝窑釉色类似的美感，釉质浑厚如玉，色如翡翠，又似蓝空映照下的淡绿湖水。然而由于梅子青釉烧造工艺极为复杂，要多次挂釉，多次烧成，又要白胎映衬，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种名贵的产品，仅南宋烧造，传世甚少，愈加珍贵。元明两代仿烧不断，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全部废止。

图一（《红楼梦》林黛玉与薛宝钗， 一个是贾宝玉念念不忘的心头好，一个是他明媒正娶的枕边人；一个是木石前盟，一个是金玉良缘。）

    《红楼梦》双姝黛玉与宝钗算是平分秋色吗清凉寺汝官窑和汝州张公巷窑是河南青瓷中的双姝，它们又是怎样的关系——平分秋色还是相互成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茉莉走进清凉寺走进张公巷。
图二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文献记载，汝窑供御皇室，烧造极短，工艺精良，传世罕见。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宋室南渡，汝窑窑火仅仅燃烧了二十年，就因战争而消失了。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烧造汝官瓷的汝窑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烧造的，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一句流传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瓷贸易盛况。在1950年，“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等人，专程去到有汝瓷发祥地之称的河南汝州寻找汝窑窑址。很遗憾，当时并没有找到古代汝官窑遗址。
图三（红薯窖发现的汝窑青灰釉洗）
      1985年清凉寺村一户人家在红薯窖里无意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只盘子（洗）。1986年全国古陶瓷研究会议召开，此汝窑青灰釉洗经过与会专家鉴定发现，原来这就是珍贵的汝瓷！

      1987年，上海博物馆依据在清凉寺采集到的汝窑碎瓷片和那件汝瓷洗，首次向世人宣布了汝窑窑址就在今天的宝丰县。
图四（汝窑窑址瓷片堆积层，当时汝窑窑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汝瓷残片）
      据此，1987至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县清凉寺村进行持续挖掘，挖掘出大量可修复的残器。
图五（当时埋在藏坑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 口径59厘米 底径82厘，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专家还意外发现一个储藏有汝瓷的藏坑，经过挖掘，在2000年考古队发现了十五座烧制汝窑瓷的窑炉和两处作坊，以及一些与制瓷有关的遗迹遗物。
图六（摄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博物馆）

        至此，这些御用汝窑的窑炉、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相继发现，汝官窑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图七八《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天下宋瓷，汝窑为魁。汝窑瓷器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瓷产品以天青色为基调，有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坯胎以香灰色和灰白色为主。汝窑的天青釉瓷，釉中因为加入了玛瑙粉末，故色泽青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有如堆脂，视如碧玉，质感甚佳，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之说，色泽素雅自然。天蓝釉色似"雨过天晴云破处"，形体端庄大方，有一种青蓝相应的光泽，釉汁莹润，美不胜收。月白釉汁温润如玉，拂之如脂，独具风格。
图九（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的汝窑莲花式温碗，台北故宫也有一个）

      在2012年至2013年间，为配合清凉寺汝窑遗址博物馆遗址展厅建设，省考古所对展厅墙基和门厅地基部分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发掘出素烧器多达120余万件（片），且年代晚于天青釉汝瓷烧造年代。
图十（素烧仿青铜器出戟尊，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
        而此次发掘出土的素烧器中除了一部分是以往汝窑器物群常见的器形外，还有大量过去汝窑中不见的器形。器形虽然仍以碗、盘为主，但出戟瓶、荷叶器盖、长方形托盘等均是首次发现。其中仿青铜器出戟瓶、长方形托盘、瓜棱瓶发现数量较多。出戟瓶有素面和带纹饰两种，大小基本一致，皆小口、长颈、鼓腹、圈足垫烧。纹饰有仿青铜器兽面纹、虎纹、云纹，出戟上面对应有两个凤首，十分精美。技法采用合模以及剔、刻、划等工艺；长方形托盘为宽沿，规整大方，制作精良。

        根据出土素烧器所处地层及同地层出土的具有金代特征的白地黑花枕残片、凸棱罐残片，考古所初步认定其烧造和堆积时代不早于金代。从器形特征来看，此类器物可能并非民用，且出戟瓶、素烧大盘、长方形托盘等器物，亦非一般生活用品，或许是祭祀用器。

      有观点认为此类器物或是在清凉寺烧完素坯后在汝州上釉并完成烧造，但究竟是否存在这一种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与相关研究。如果这一观点正确，是否可能这些在清凉寺烧成的素坯在汝州张公巷窑完成上釉烧造
图十一（张公巷窑出土标本，未用闪光灯摄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结合这一观点茉莉做以下串联：（1）从窑场的性质来看，张公巷窑产品制作讲究，工艺精湛，显然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它的性质应属官窑。众所周知，在记述有关北宋官窑的书籍里，具有可信程度的只有南宋的《坦斋笔衡》及《负暄杂录》。南宋时代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也仅十四个字“政和间（或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暗示着即使在南宋时期，也难以得到关于北宋官窑更多真实信息。大概因为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太短、制作作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更经靖康之变（1126～1127），能流传下来的也极其有限等缘故吧！北宋官窑的设置，可视为徽宗皇帝对已经续烧十数年、属于“官中禁烧”、具有绝美天青色的汝窑这一青瓷高峰的一次超越和挑战，是徽宗皇帝的伟大尝试。如果把“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句中的“京师”理解为朝廷而非指地域，那么比汝窑更精进的制作工艺的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其研究方向似乎又向北宋官窑迈进了一步。

      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发言的20多位中外古陶瓷专家学者中8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其中有个别学者认为目前的证据还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发掘才能确认；另有2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是金代以后的窑址，其性质是官窑。

        汪庆正：“张公巷被发现后,张公巷出土的瓷片是不同于汝窑的。一、瓷片的胎里含锰少,胎质比汝窑的白;二、釉总体上来说呈乳浊状,比汝窑的厚一点;三、出现了较多的圆形支钉痕,汝窑为芝麻支钉痕;四、瓷片上的开片鱼鳞纹多。谈到这儿就与南宋官窑联系起来了,在杭州发现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上有圆形支钉痕,还有大量的鱼鳞纹瓷片。这说明南宋官窑是从北宋官窑演变而来的,而北宋官窑的前身就是汝窑。张公巷出土的这批东西,除了官窑之外一般民窑绝不会有。”

        王光尧：从受命承烧开始,以宝丰清凉寺窑址为代表的汝州瓷窑场开始为官府服务,和其他地方官窑一样,在受命之初烧造的瓷器应是该窑场传统的产品,只是汝窑在承烧的过程中改进了瓷器釉的配方,生产出了天青釉类汝窑瓷器,才以“汝窑为魁”的资质受到认可而专供御用,从而使得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产品被垄断。因产品质量的变化,导致官府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场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地方官窑时期落选品可以岀卖自由处理的方法,变成专烧专供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的碆落选品被打碎集中处理的垄断性管理体制,该处窑场因而具备了供御中央官窑的性质。

（2）从烧制年代上看，张公巷窑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

（3）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秦大树:“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从胎、釉、器型、烧制工艺等看，近年发现的典型张公巷汝窑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

产品主要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以粉白、灰白为主，洁白和浅灰的不多，胎质细腻坚实，断面光洁。

器物多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个别似圈足外撇又不太明显。而碗、盘和各种瓶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张公巷窑产品大多为圈足上刮釉并同时使用支钉支烧。
图十二（张公巷窑的青釉瓷）
        为了进一步厘清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官窑青釉瓷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茉莉上手了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收藏的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官瓷片标本，我们把多件标本与《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一书中的原件进行了反复对比。
图十三（河南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和香港收藏家翟建民先生）
        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对家乡青瓷情有独钟，敏而好学，并在实践中稳扎稳打建立了个人收藏体系。
图十四、十五、十六（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与瓷片标本对比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第129页）
      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高162、口径72、底径62厘米，撇口，鼓腹，高圈足。青绿釉，通体不规则网格纹开片均匀密集，玻璃质感极强，垫烧。这两件北宋张公巷窑青绿釉撇口束颈壶瓷片标本非常难得，胎质细腻坚实，釉色青中带绿。釉面亦开片明显，玻璃质感强。都是撇口口沿的局部。

        类似汝官窑的青釉瓷器，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工艺特征上与汝官瓷一样，系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清凉寺汝官窑与张公巷窑的主要区别：

1、汝瓷釉色为纯正的天青色，而张公巷窑瓷釉色呈青绿色，釉面玻璃质感更强，手触有光滑感；

2、汝瓷开片有冰裂纹和鱼鳞状两种，而张公巷窑开片较汝窑细碎、显著；

3、汝瓷胎体呈香灰色，而张公巷窑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作灰白色；

4、汝瓷支烧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如芝麻状，支钉数量绝多为单数3或5枚，而张公巷窑多为平直圈足，外裹足较少，支钉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从3、4枚到5、6枚，单数、双数均有；

5、张公巷窑中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套盒、盏托等不少器型，与汝瓷同类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器型，则为汝窑所不见。
图十七（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
      《红楼梦》中最可叹的双姝就是黛玉和宝钗——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河南青瓷双姝清凉寺汝窑官与汝州张公巷窑无疑也是古陶瓷中神秘、璀璨的两颗明珠，美得让人心驰神往，激发我们的探索欲望！
图十八（摄于汝州文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参阅：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2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发现》

3、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新发现》

4、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汝窑遗珍》

5、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北宋汝窑特展》

6、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玉松话汝窑》

7、故宫博物院王光尧《 汝窑与汴京官窑 | 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2010年）》

8、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汝窑的发现与研究》

10、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

11、舒佩琪（台北鸿禧美术馆）：《放大镜下汝窑与张公巷窑青釉瓷新视野》

据文献记载及专家考证推论，北宋官窑自大观元年（1107年左右）在京师开封设置，至靖康之难后（1125年）开封沦陷，窑口存世的烧造时间，算起来前后也不过短短的十余年间，其创造历史的夺目光华以及光耀中天的岁月，实可谓灿如烟花和流星，随着北宋的灭亡而迅捷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至今念来，徽宗亲设、内府制样、大匠考工、兵士供役的北宋官窑，虽独得天赋，贵为皇室直属企业，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都异常雄厚，扎实，但缔造它的帝国，尚且被金兵用弯刀长弓一举摧毁，又何遑论一个小小的窑口？不过，尽管徽宗的北宋官窑这个曾经光照天下的美好事物，为残酷的战争所终结，致使北宋官瓷的烧造年华因此屈指可数，但以“温润如玉，紫口铁足及纹犹鳝血”的艺术风韵达至中国青瓷瓷釉烧制巅峰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凭藉着自身天才的禀赋和创造，以及惊世的艺术品位和高度，从其创制便傲然卓立于有宋一代制瓷盛业的潮头，拥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轫意义和毋庸置疑的历史地位。北宋官窑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帝王亲设的窑口，开一代先河，为中国官府（国有）企业留下了一个典范的陶瓷官窑制度，成为后世官窑制度的滥觞，其在全面提升和发展中国青瓷烧制技术、制作工艺及审美品位等方面，举国之力的北宋官窑更有着独具魅力的艺术创造和贡献，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中国陶瓷特别是南宋官瓷包括龙泉青瓷等窑口和窑系，都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称徽宗北宋官瓷为中国青瓷历史上一座至尊的巅峰，也一点都不为之过。
从徽宗的北宋官窑至今成为千古之谜这点来说，金兵侵宋战争铸就的这场文明崩溃的悲剧实乃惨烈之极，对美好事物包括陶瓷艺术的伤害也是罄竹难书的，北宋百年繁华被侵略战争摧毁之后，所有财富以及文化设施自然被洗劫一空。《系年要录》卷四记载关于金人掠夺汴京财物和对文明的践踏时，不乏沉痛地说：“（汴京）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如实记述了金兵的贪婪和凶狠。《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有“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的慨叹，北宋富庶，基本上尽入金兵囊中。令人发指的是，当时开封九十二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锻、书画等财物，不仅尽遭洗劫，侵宋金兵还暴珍天物，将皇宫内各殿堂装饰华美的柱子剥皮抽筋，刮下黄金四百多两，真到了凡能抢走的抢走，抢不走的就毁掉的地步。据史料记载，金兵亡宋北归时，所抢掠北宋的财宝，足足装了两千多辆大板车，可谓发尽了战争的横财。
硝烟之后，痛定思痛，尽管北宋王朝所拥有的物质文明可以被金兵尽数洗劫，但其所创造的科技和文化，却非暴虐所能根绝的。回到将中国青瓷制作推到颠峰的北宋官瓷上，让人在绝望之余稍感一丝欣慰的是，虽然徽宗的北宋官窑被这场生灵涂炭的战争所毁灭，但金兵的铁骑弯刀却阻杀不了文明的传递和血脉的传承。南宋文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瓷的影响和传承特别记述道：“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记载了渡江南逃的宋高宗，在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后，考虑到王朝仓惶南迁缺金少银且礼器尽失的实际情况，为烧制礼器服务于国家的祭典礼仪，遂依照故京创建北宋官窑的遗制，重续法脉，诏修内司设置窑口，依北宋官瓷的制瓷制度和工艺，烧制青瓷，用于社稷的祭典活动。南宋文人顾文荐同在记述这一事件时，在其《负暄杂录》中，更明确地指出修内司窑口是“袭徽宗遗制”，亦即是依照徽宗当年亲设的北宋官窑形制和工艺来烧制瓷器的，是对徽宗所设官窑的直接继承。后由于国势渐趋稳定的南宋王朝对瓷器的需求量增大，修内司老虎洞一座窑口已不能满足王朝的需要，故又依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别立新窑，大量烧制以徽宗北宋官窑作品为蓝本的南宋官瓷，最终形成了“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的北宋官窑、中兴渡江“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的修内司官窑、以及后来“郊坛下别立新窑”的郊坛下官窑薪火相传的历史史实和成果，使得两宋官窑法脉相续的这一“三段式”实践和发展模式终告完成，并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座光彩夺目的里程碑。
值得说明的是，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直接隶属朝廷（国有）的官窑的设置，之所以完全依照故京（徽宗）遗制，全面传承徽宗北宋官窑的制瓷制度、烧制工艺和艺术趋向及风格，实因南宋王朝在国家祭祀礼仪等方面，要依惯例施祖宗之法，以北宋为典范，其对礼器型制当然要有着严格的要求，因而在礼器的烧制上，传承先帝的北宋官瓷，乃是最直接和最方便的法门，也可以说是其根本的原因。金灭北宋，高宗中兴渡江至绍兴十三年这一阶段，在南宋还是一个苟活于乱世的小王朝时，因金兵肆虐，战火不断，朝廷忙于应敌和自保，国家的祭祀活动一是较少，再则规模也较简单易行，对祭典的礼器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故在南宋王朝建立的初期阶段，朝廷无暇顾及太多非战争和防御之外的事物，祭典的礼器多敕命地方民窑代为烧制，或称官搭民烧，以应付朝廷之需。据史料所载，当时受命烧制贡御瓷器的窑口，主要是余姚、丽水、平江等地民窑，产品经御拣后作为贡品供王朝使用。但是，正因为当时凑合着使用的礼器是民窑烧制的作品，其形制自然难以达到合乎礼器典范的标准，因此受到一些官员包括高宗帝的批评，并对礼器的烧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加快了“袭故京遗制”创建南宋国有官窑的步伐。《宋会要辑稿》、《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中兴礼书》等史籍，在这方面多有记述，如清陈梦雷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载：南宋高宗绍兴四年的明堂祭典过后，参与祭典的国子监丞王普批评祭祀不合礼仪，尤其在礼器形制上，太过于率意和不认真，未依照古制制作，不合礼仪要求。王普认为徽宗帝政和年间北宋官窑的“新成礼器”是有典的，“有自名古器为依据”，而“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聂）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制度为定……”由衷地认为地方应时制作的器皿“其制非是”，是“率意”所为，当然不合礼制，应以徽宗的政和“新成礼器”为典范。《宋会要辑稿》也记载：为官南宋的一代奸臣秦桧，对明堂祭典的礼器也有看法，老奸臣也认为，礼器的“考古制度极为精致”，要求礼器的制作应精致仿古，合乎礼制。至于南宋王朝的高宗帝，作为徽宗帝的儿子，从小就参与皇室的祭典活动，耳濡目染，对北宋王朝祭祀所用的礼器可谓了熟于心，对乃父徽宗帝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当然更有犹新的记忆，《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在记述高宗帝对祭典礼器的看法时，直截了当地记下了高宗帝对礼器制作才识非凡的言说，其道：“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言并不是当下地方窑口制作的作品工艺不精到，关键是不合法度，“且失其意”，并简单明了地道出自己对失却古意的礼器整改、规范的意愿和决心，纵时局艰难，财政窘困，高宗也要“渐令复古”，使其合乎三代礼器的形制和所象征的意义。
绍兴十三年，经历多年的杀伐，或许金王朝的官兵们也感到疲惫了，何况他们早已发过了战争的横财，金统治者终于答应了与南宋王朝缔结和约，停息了穷兵黩武的战争，南宋政局因此渐趋稳定。偏安的日子刚一过上，宋高宗便将久藏于心的礼器复古之事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袭乃父徽宗遗制亦即“故京遗制”， 也如其父徽宗当年一样，斥国资自置窑烧造礼器，并于次年下诏专门成立礼器局，诏令修内司修建官窑开始南宋制瓷大业。《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一》记载这一事件时道：“(绍兴)十四年七月八日，上（高宗）谕宰执：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等。卿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言高宗特意命宰执也就是他的总理大臣招纳贤才，寻访通晓礼器规矩及制作技艺的大师巨匠，来主持南宋王朝礼器的制作以及官窑的烧制业务，以期作品合乎其父徽宗的“新成礼器”。其实这里记述的非常明白，高宗所谓“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的人，不过也就是要寻找通晓其父徽宗所造礼器的人，亦即找避金之乱、渡江南逃，星散于民间的当年北宋官窑的技师和工匠，否则何以袭“故京遗制”呢？《咸淳临安志》中，对高宗关于从派员至民窑督造礼器到“袭故京遗制”建官窑烧造礼器的具体过程也做了记载：“……绍兴四年，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绍兴十三年，下平江府烧造；绍兴十四年，成立礼器局；绍兴十五年，由段拂、王铖二人讨论器样后，交同王晋锡所领修内司制造。”从余姚县到平江府再到高宗礼器局的设置，也反映了南宋王朝礼器制作由地方率意到内府规范的历史。与之呼应的还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八《释奠申礼部检状》一书，其道:“一祭器，并依聂崇义之礼图样式，某伏见政和年中议礼局(按:实为礼制局)铸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绍兴十五年曾有圣旨，依其样制开说印造，颁付州县遵用。”记述了徽宗政和间所造礼器，“皆考三代器物遗法，制度精密，气象淳古”，且经典可范，“足见一时文物之盛，可以为后世法”，故高宗下旨，敕命“依其样制”制作礼器。此外，《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八引《中兴礼书》也言：“十月二十七日，礼部太常寺言，……所有祭器制度，唐虽有品官时享其庙，祭器之数即不载制度，以何为饰？照得聂崇义《三礼图》所载礼器，笾豆、簠簋、栖杓、樽俎、爵坫、篚洗，并以竹木为之，唯铏以铜。至政和六年礼制局参考古制，易木为铜，至绍兴十六年礼器局官段拂等陈乞凝土范金，厘正郊庙祭器之数，次及臣僚家庙给赐，并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礼部太常寺更是进言将“依政和六年已行旧制”作为朝廷制作礼器的标准，“凝土范金”，烧制陶瓷礼器。这一举措，明代学者高江村在其《酬苍林宋韵钧窑歌》一诗中也道：“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歌咏了两宋官瓷的法源关系。关于修内司官窑不负高宗所望，终于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制作工艺和造型艺术，烧制出合乎政和“新成礼器”的作品，且“油（釉）色莹彻，为世所珍”这一盛事，《中兴礼书》以及《咸淳临安志》对此都有快意的记述，言修内司官窑烧造的陶瓷祭器，于绍兴十六年，获得圆满的成功，并深得高宗帝之赞许：“今次祀上帝，飨太庙，典礼一新，诚可喜也。”毫无疑问，看到人尽其才，自己苦心操持的事业开花结果，并达到甚高的艺术品位，不次于乃父徽宗的北宋官瓷，高宗怎有不喜之理？其父设置的已不复存在的北宋官窑制瓷事业，经不懈努力，至此终于还原复制到自己君临天下的临安。
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风格和特征，自然一如徽宗北宋官窑的作品一样，这是袭“故京遗制”的根本结果。明代学者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中对烧于修内司的南宋官瓷特征言：“其土紫，故足色如铁，时云紫口铁足”，和北宋官窑一脉相承，非汝瓷的白胎或浅灰胎；而釉色“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所开纹片则“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釉色纹片不仅与北宋官瓷如出一辙，审美经验也完全依照鉴赏北宋官瓷作品的优劣标准来定论，实可见其对北宋官窑法统的继承。明代另一位学者曹明仲在他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器的特点也道：“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其特点与北宋官瓷的基本一致。尤值一提的是，自1996年9月在杭州凤凰山老虎洞发现修内司官窑遗址后，所出土的南宋层（此窑至元代还在继续烧制）遗存瓷片及复原器物，完全印证了明代两位学者的记述，除胎质因选用当地（南方）含铁量较高的紫金土显得颜色较黑外，造型、釉色及开裂纹片，和北宋官瓷无什么明显的分别，且制瓷工艺和作品质量之精良，实非一般率意为之的民窑所能攀比，用考古发掘的专家教授的话来说，南宋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的烧制水准，达到了南宋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可谓完美地传承了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另一方面，出土复原的礼器及陈设器皿，如花觚、贯耳瓶、香炉、宗瓶、三登壶、尊等器型（包括传世的南宋官瓷作品），也完全印合了史籍关于高宗对礼器法式的要求。其形制、尺寸均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风范，与北宋官瓷的造型式样等无分别，且胎质、器型也是汝瓷所不具有的。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是如此，发掘出来的瓷片和复原器物，无不印证了历史文献对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记载，堪称用考古发掘出的实物还原了历史。可以说，关于两宋三段式官窑之历史传承，文献上的记载是确凿无疑的，并有传世器物及考古发掘为之印证。基于这种客观依据，对南宋官瓷传承和发展北宋官瓷乃至形成两宋官窑“三段式”的历史史实，应该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官瓷就是官瓷，不仅仅只是属性，更是称谓，这也是其缘起帝王之手的特殊历史和使命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随顺提个小插曲，在修内司官窑遗址未被发现之前，一些专家如已故学者沙孟海先生，因其考证到邵成章因罪被流放后，虽后来奉诏返京，但回京途中又遭谗言，致使老先生连气带病死于洪州，未能回到南宋京城临安，沙老便以此为据，加之修内司官窑遗址当时还未找到，故对叶寘《坦斋笔衡》关于“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之说产生异议，认为叶寘的记述与史实不符，进而推论和认定《坦斋笔衡》所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处官窑中的修内司官窑根本不存在，就如今天未找到徽宗的北宋官窑遗址，少数几个专家否认京师（开封）北宋官窑的存在一样，也认为《坦斋笔衡》的记述不足征信。好在还有一些专家坚持叶寘《坦斋笔衡》的记述是可信的，基本属于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如陆友《研北杂考》道：“绍兴中，秦桧粉饰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修礼乐器，百工隶之，谓之邵局。”其文中也提到邵局，只不过与叶寘《坦斋笔衡》记述这一事件差别的是，邵局的主人是邵谔而非邵成章。当代著名专家傅振伦先生考证邵谔就是邵成章，也有的专家考证邵成章是邵谔之误，但这并不影响《坦斋笔衡》对“邵局”这一事件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对修内司官窑遗址的考古终于获得突破性的发现，考古工作者在凤凰山找到了修内司官窑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叶寘《坦斋笔衡》所记历史事件是可信的，真实不虚，其当然应该包括对徽宗北宋官窑的记载。
话回正题，作为青瓷的至高典范，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这也是其高贵的出身和本身天才的创造所决定的。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自然引导着潮流，奉北宋官瓷为国器圣物，天下实不乏大批追捧效仿的窑口和无数为之唱和的“志愿者”，这是徽宗北宋官瓷先天禀赋的上善因缘。出身皇家，即使想平凡也平凡不了；另一方面，北宋官窑依据名古器所成就的形制及品质，是其真正垂范千古的根本原因所在。清代学者许之衡在其《饮流斋说瓷》中道：“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可谓由衷地道出了官瓷为人所重的根本因缘。当然可以想见，徽宗广纳英才，敕命内府依据名古器制样，件件有典，富有深意，且不惜人力物力，荟萃当时最高制瓷艺术烧制出来的精美作品，能会不成为天下的典范吗？不独仅仅只是南宋官窑，实际上，徽宗政和“新成礼器”的造型模样，一经烧制问世，便树立了优美典雅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业中冠绝天下的一束奇葩，直接影响了中国陶瓷造型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观点。随着徽宗平淡含蓄，不以纹饰为重，素雅而又大气的北宋官瓷的创世，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并迅即成为中国陶瓷业的时尚。依葫芦画瓢的追仿者，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对贯耳瓶、弦纹瓶、琮瓶、鬲式炉等北宋官瓷典型器型的仿造，更有普及天下之势。当时除却因胎轻釉薄而被徽宗弃用的汝窑外（汝瓷至金代后期基本失传），仿北宋官瓷器型的民窑，多之又多，诸如哥窑和龙泉系的诸多窑口，以及包括后来跻身宋代五大名窑的钧窑等窑口，均对徽宗北宋官瓷进行大力追仿，不独是官瓷的造型，尤其是北宋官瓷薄胎厚釉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更是为后世青瓷开辟了阔步发展的新局面。以龙泉窑为例，其在大量汲取北宋官瓷的烧制工艺和艺术手法上，由薄釉改为厚釉，最终创烧出脍炙人口的粉青和梅子青的釉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代形制的局限，使浙江青瓷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作品也已远非前代所能相比。而在此前，浙江青瓷的烧制历史虽然可追溯到到东汉，可谓历史悠久，但自其发轫，直至唐朝、五代，所烧青瓷都是厚胎薄釉，其瓷釉虽也油润，但薄如纸张，一直到徽宗的北宋官瓷兴起后才出现烧制厚釉的工艺和作品，改石灰釉为徽宗北宋官窑创制的石灰碱釉，可见南宋时期浙江地区的青瓷，受北宋官瓷的影响之深。当然，在器物造型和瓷釉上，虽当时民营窑口熙熙攘攘，仿烧出大量与北宋官窑作品相类的器物，不过这些窑口仿造的器物大多难以达到北宋官瓷的品位，以及釉色和质感的美学高度，无以谈什么更高的超越。但这些窑口通过长期的仿造，终究也使自己的窑口不仅增多了一些造型品种，烧制工艺和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龙泉之后，明成化年间江西的吉安永和窑及景德镇诸窑口，一度也仿官成风，烧制出大量宋官窑青瓷仿品，其中景德镇的仿品还多带有青花楷书六字款，显然是当地御器厂仿制，不过品质较龙泉稍差，这或许是釉料配方及原料和工艺的差异造成的。总之，从这些窑口流传下来的仿品看，无论是器型还是釉色、釉质，其对宋官窑青瓷都进行了较为用心的追仿。不过，也并非仿品完全未见精品，历史上还确有仿宋官窑青瓷较为成功者。清乾隆时期，颇喜爱附庸风雅的乾隆帝，深知青瓷乃中国陶瓷艺术的代表，堪称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尤其是开一代先河的徽宗北宋官瓷，更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巅峰之作，且侵润着帝王独具禀赋的历史烙印，是为中国陶瓷艺术至尊的庙堂。乾隆帝不仅屡为徽宗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并尽其才智敕命工匠对北宋官瓷进行仿造。难能可贵的是，得益于乾隆帝的牵挂和重视，清仿两宋官窑的青瓷作品取得了甚高的艺术成就，少数一些仿烧的作品几乎达到乱真的品位，可与传世品相媲美。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乃至世界著名的文物收藏机构，均藏有乾隆时代仿烧的宋官窑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质、釉色，均达到了宋以后历代仿官窑的最高艺术水平，乃至给人一两宋官瓷至清代小有中兴的气象，这当然也说明了北宋官瓷对中国陶瓷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和持久。时至今日，一些恢复传统烧制工艺的窑口，对北宋官瓷当年创制的器型及烧制工艺仍在模仿，从未断绝。所憾的是，乾隆终究不会有徽宗对艺术几近痴迷的抱负和追求，其仿烧的宋官窑青瓷，也不过是因为自己喜爱而玩玩而已，不可能如徽宗一样把烧制青瓷当做一项“功定治成，礼可以兴”的国家大事去实践，故而其仿烧的规模及数量，包括仿烧动用的财力和物力，与当年徽宗的举国之力的投入没有什么可比性，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超越和发展了。不过，尽管如此，其对徽宗北宋官瓷颇具深情的追仿，也终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散射艺术之光的美好事物。
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出于对北宋陶瓷艺术的看重，早就不乏感慨地记述道：“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但蓝浦老先生却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究其所以然，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北宋官瓷当时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实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炉火纯青的辉煌和成就，一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汝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地处汝州而得名，所烧陶瓷精美绝伦，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盛誉。北宋后期，汝窑专为宫廷烧造御用瓷器，即“汝官瓷”，简称汝瓷。汝瓷烧制于宋哲宗元佑元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086～1106年)的二十年间。后因宋金战乱而失传。
钧窑
在今河南禹州八卦洞与钧台一带，因古钧台而名。始烧于唐，盛于北宋，金元时继续烧造，以烧制乳浊釉瓷为主，兼烧黑瓷及白地黑花瓷，以其“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而闻名，北宋徽宗定为御用珍品，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哥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史所烧者曰“哥窑”，
弟者曰“弟窑”。瓷造型端庄古朴，器身釉色滋润腴厚，传世者弥足珍贵，现主要藏于北京、上海、台湾等地博物馆。
定窑
在今河北曲阳县，宋属定州，故名。始烧于唐而终于元，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瓷、酱色釉瓷和绿釉瓷等品种，宋代取得很高的成就，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南宋官窑
北宋灭亡，中原地区诸名窑被毁。宋高宗避逃东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朝庭。在杭州凤凰山设立修内司官窑，并在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附近另建新官窑。内窑和新官窑集中南北的精工巧匠，烧造官庭和达官贵人需要的青瓷。这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历史上称为南宋官窑。

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窑，即汝、官、钧、哥、定。
汝窑是北宋后期的宋徽宗年间建立的官窑，前后不足20年。窑址在河南汝州神垕镇（一说在河南省宝丰清凉寺），因此而得名。汝窑以青瓷为主，釉色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汝窑瓷胎体较薄，釉层较厚，有玉石般的质感，釉面有很细的开片。汝窑瓷采用支钉支烧法，瓷器底部留下细小的支钉痕迹。器形多仿造古代青铜器式样，以洗、炉、尊、盘等为主。汝窑传世作品不足百件，因此非常珍贵。
官窑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在京师汴梁建造的，窑址至今没有发现。官窑主要烧制青瓷，大观年间，釉色以月色、粉 青、大绿三种颜色最为流行。官瓷胎体较厚，天青色釉略带粉红颜色，釉面开大纹片。这是因胎、釉受热后膨胀系数不同产生的效果。瓷器足部无釉，烧成后是铁黑色，口部釉薄，微显胎骨，即通常所说的"紫口铁足"。这是北宋官窑瓷器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器传世很少，十分珍稀名贵。
定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民窑。始建于唐，兴盛于北宋，终于元代，烧造时间近七百余年。窑址分布于河北曲阳县磁涧、燕川以及灵山诸村镇，这里唐代属定州，故称为定窑。 定窑以烧白瓷为主，瓷质细腻，质薄有光，釉色润泽如玉。黑釉、酱釉称为"黑定"、"紫定"，也别具特色，制作精湛，造型典雅。花纹千姿百态，有用刀刻成的划花，用针剔成的绣花，特技制成的"竹丝刷纹"，"泪痕纹"等等。出土的定窑瓷片中，发有"官"、"尚食局"等字样，这说明定窑的一部分产品是为官府和宫廷烧造的。
钧窑分为官钧窑、民钧窑。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窑广泛分布于河南禹县（时称 钧州），故名钧窑，以县城内的八卦洞窑和钧台窑最有名，烧制各种皇室用瓷。 钧瓷两次烧成，第一次素烧，出窑后 施釉彩，二次再烧。钧瓷的釉色为一绝，千变万化，红、蓝、青、白、紫交相融汇，灿若云霞，宋代诗人曾以"夕阳紫 翠忽成岚"赞美之。这是因为在烧制过程中，配料掺入铜的气化物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称 为"窑变"。因钧瓷釉层厚，在烧制过程中，釉料自然流淌以填补裂纹，出窑后形成有规则的流动线条，非常类似蚯蚓在泥土中爬行的痕迹，故称之为"蚯蚓走泥纹"。 钧窑瓷主要是供北宋末年"花石纲"之需，以花盆最为出色。
哥窑是宋代南方五大名窑之一，确切窑场至今尚没有发现。据历史传说为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两浙路处州、龙泉县各建一窑，哥哥建的窑称为"哥窑"，弟弟建的窑称为"弟窑"，也称章窑、龙泉窑。有的专家认为传世的宫藏哥窑 瓷，实际上是南宋时修内司官窑烧制的。哥窑的主要特征是釉面有大大小小不规则的开裂纹片，俗称"开片"或"文武片"。细小如鱼子的叫"鱼子纹"，开片呈弧形的叫"蟹爪纹"，开片大小相同的叫"百圾碎"。小纹片的纹理呈金**，大纹片的纹理呈铁黑色，故有"金丝铁线"之说。其中仿北宋官窑的瓷器为黑胎，也具有"紫口铁足"。 哥窑瓷胎体有厚有薄，釉色主要有粉青、 月白、米黄数种，釉面光泽如肤之微汗，是为上品。器形以洗、炉、盘、碗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