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我国的古建彩绘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是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清代时期，尤其清代晚期，由自由化逐步走向了程式化，建筑彩绘名目繁多，一般分为三大类，即旋子彩画、和玺彩画及苏式彩画。坛庙、寺院多用旋子彩画，宫殿建筑多用和玺彩画，苏式彩画则用于一般园林住宅建筑。 旋子彩画经考查来自旋花变形图案。旋花，植物名、旋花科、多年生蔓草，茎细长，缠络他物之上，叶互生、戟形、有长柄，夏天开漏斗状合瓣花，色淡红，又名鼓子草。汉《神农本草图经》上有“鼓子革，又称旋子花”之说。可见旋子花的名称来历颇早。这种旋花纹状，以图案形式应用在器物的装饰上，早在汉代出土的瓦当上就发现了。据现存实物考查，宋辽时期旋花变形图案就已使用在建筑彩绘上。如辽统和二年(公元984)重建的蓟县独乐寺的梁枋上就出现了椭圆形旋花图案。北宋时期，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第十四卷彩画部分也有一些旋花图案。 旋子彩画在元代初步形成，但尚为简单不成熟，如山西永乐宫三清殿的梁枋彩绘。梁枋两端藻头部位采用不等形式的圆形花瓣分布在中央的石榴花与如意头花心的周围，可见当时还没有被什么规矩所限，更未形成环状旋子花的格式与一整两破的图案布局。元代不足一酉年的时间，又屡经战乱，在旋子彩绘图案的布局上虽然尚未定型，但对下一代的明清建筑旋子彩画起到了奠基作用。 明代迁都北京以后，开始大兴宫殿及寺庙建筑。从此彩画工艺在建筑上的应用逐步扩大、图案题材多变，为建筑彩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明代建筑彩画的施用虽较广泛、但在文字上记载不多，仅从保留的实物来看，大体可分为两种图案形式，一是金云龙彩画，用金量较大，多绘于宫殿及与皇帝有关的建筑上。如故宫乾清门内檐大梁及西山潭柘寺大殿内粱等彩画，这种彩画图案在北京地区保留的不多了，应引超重视。第=种是旋子彩画，用金量较小，图案较简单，为一般庙寺祠堂建筑彩画，北京西山法海寺，东城智化寺，以及府学胡同文天祥祠等建筑都属于这个时期的旋子彩画。 明代旋子彩画具有四大特点。 (一)在梁枋的中心(枋心)部位一般不绘制图案，大多采用青绿叠晕的空枋心。 (二)梁枋的两端藻头之旋花心面积大，形状突出，富于变化，表现了花朵盛开的壮丽姿态。 (三)旋花瓣的层次较多，每只花瓣大多带有翻卷折叠的小包瓣，表现了强烈的艺术性与真实感。这种花瓣的外形近似于凤的翅膀，所以画作工匠俗称“风翅瓣”。 (四)所有各部图案，包括箍头、藻头及枋心等部位一律认色加晕，使每组图案都能明快的显示出深浅白黑四个色级。 清代在明代建筑旋子彩绘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改革、发展。使建筑彩绘更加丰富多彩，尤其旋子彩绘颇为盛行，成了当时庙寺建筑彩绘的主要形式。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进一步加强了规制。无论是图案的线路、做法、设色，题材以及用金最多寡都有严格的等级标准，因此多年来画作工匠称旋子彩画为“规矩活”。 所谓规矩，就是条框、尺度、模式化。但这种模式化的操作方式加速了工程进度，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沿用至今。 旋子彩画根据建筑等级及用途划分为金琢墨石碾玉、烟琢墨石碾玉，金线大点金、墨线大点金，苏画大点金，金线小点金、墨线小点金、雄黄玉及雅伍墨等九种名称。如藻头旋花采用单线沥粉贴金并认色叠晕者为金琢墨石碾玉。以墨线代替沥粉贴金者为烟琢墨石碾玉。只做勾黑圈粉(吃小晕)旋花菱角地及锦枋线贴金者为金线大点金，锦枋线做墨线者为墨线大点金。以上四种彩画在枋心的处理上大多采用龙锦图案。枋心画面不做龙锦，改画人物，山水或翎毛花卉者称苏画大点金。锦枋线，旋花心(旋眼)及栀花心饰金者为金线小点金，锦枋线做墨线者为墨线小点金。遍涂丹地，旋花及线路一律采用墨线通加青绿晕色者为雄黄玉彩画。青绿相间地、墨线勾图，无金无晕者为雅伍墨彩画。 对小点金、雄黄玉及雅伍墨三种枋心画面的处理则无定律。一般常规多画以黑叶子花、夔龙、夔凤，切活、一字枋心或空枋心等多种做法。 以上旋子采画九种做法，综合起来可划为三个等级：琢墨彩画为上品，大点金彩画为中品，无金彩画雄黄玉及雅伍墨为下品。琢墨旋子彩画多绘于与皇帝有关的高等建筑上，如西郊万寿寺乾隆御碑亭。大点金彩画一般画在庙寺的主殿上，如妙应寺大雄宝殿彩画。小点金雅伍墨之类多画于配殿，配房及城角楼的建筑上，如德胜门城楼与东南城角楼等彩画。雄黄玉彩画多画于藏经楼与书房之类建筑上，如北海内阅古楼彩画。 “琢墨”，即琢色，《考工记·巾车职》中有“夏篆”， “夏幔”之说。夏篆、指篆引其纹而彩画之。夏幔，指彩画之而不篆。 (篆与琢字同)。琢字之意，指图案表现出凹凸的立体感效果，使线条凸起，如同木作雕刻起线之做法。 金琢墨彩画，花纹轮廓线沥粉起线贴金，与烟琢墨不沥粉(贴平线)而彩画之法就是来自《考工记》“夏篆”，“夏幔”之法。 碾玉彩画，来自古代玉工碾玉之法，唐代有碾玉饰弓之法。宋《营造法式》中有碾玉装，直接列为建筑彩画的一种做法。请《工程做法》彩画中有三退晕石碾玉记载。清中叶后直称石碾玉彩画。 伍墨彩画，明初时期在建筑或造船等行业多有伍墨匠，属于彩绘工匠之一。早在宋韩拙《山水纯全集》申谓之“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明莫芝龙《画旨》中说，“但有轮廓而无皱法谓之无笔，有皱法而无轻重向背明晦即谓之无墨。”清王原祁在《雨窗漫笔》中则直称五墨。所谓伍墨，从狭义上看是指墨，但在广义上讲完全可以说成五彩或伍色。 清代雅伍墨就是采用青、绿、丹、白、黑五色绘成，因不采用金饰，所以称“雅伍墨”。旋子彩画在大局上体现了整体图案规划布局的条理，色调浓艳浑厚。在用色技法上多以大面积的平涂，局部加以攒退叠晕及绘制五彩图案，配衬在整个建筑上，具有金碧辉煌，又有清淡素雅的民族建筑风格。这种彩画在明、清两代之所以盛行，主要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一)在图案规划上明确大方，科学合理，构图严谨，左右对称，上下贯串，配列均衡。 (二)布图伸缩比较灵活，根据大木梁枋的宽窄长短的不同，能够采用图案的加减伸缩之法进行妥善处理。如藻头旋花部位之广度达到一等格者画一路瓣，二等格者画两路，三至四等格者画勾丝咬，五至六等格者画喜相逢，七至八等格画一整两破，八等格以上，根据尺度大小按格式等份相加，以此类推。 在整体构件上还可以采用“三裹”图案进行连结，使整个梁枋的三面(两侧加底)形成一组完美图案。 (三)在用色上，以青绿相间为主色，使整个图案形成冷色调子，与建筑顶部的黑瓦面，下部的朱色檐柱、装修及基层的白石等诸色相配，色调分明，冷暖相间，具有强烈的对比感，使整体建筑更加绚丽灿烂。 明清建筑旋子彩画适应了当时的建筑装饰的需要，并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是明清五百多年来劳动人民在建筑艺术上的继承与发展的一项卓越的成果。

康熙时期珐琅彩瓷器
 
多为色地，有花无鸟。所谓“色地”，是在外壁没有上釉的素瓷，先进行外壁“满器”色地施彩后，再画珐琅。纹饰中以多种缠枝牡丹、折枝大朵花卉及团花中加“寿”字、开光花卉等为主。
 
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
 
先多为色地，后多为白地，纹饰多为山水、竹石、花鸟等景物，同时在绘画中配以相应的诗句，融诗、书、画于一体，别有风味，显得更加高雅。雍正时期还盛行单色作画，如用胭脂红、深兰、墨彩……任选一色成画，颇有中国画风格。这是独创，特别靓丽。
 
乾隆时期珐琅彩瓷器
 
多为白地，早期仍沿袭雍正时期的基础烧制;中期出现了色地开光图案和西洋人物故事画;中晚期出现结合其他彩料和色釉作装饰;晚期由于乾隆皇帝的兴趣偏转向景泰蓝，对珐琅彩瓷不再重视。

 
 
清乾隆 黄地洋彩轧道锦地折枝洋花玉壶春瓶
 
首先，瓷胎画珐琅是创烧的一种新瓷器品种，代表清宫瓷器之中最高档次的艺术水平和工艺水准，这件康熙珐琅彩瓷于紫禁城御作坊绘制，是清宫瓷器中最弥足珍贵、华艳妙丽的作品;其次，区别与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喜好画面上配以相呼应的题诗，康熙珐琅彩没有御题诗，因此市场上的康熙御制珐琅彩更是极其稀有的品种，而且从1999年算起，这十几年以来，拍卖市场上就再也没有出现一件完整无缺的珐琅彩瓷，这件作品器形完美，非常罕见，堪称一流的收藏品。

 
 
清乾隆御窑黄地洋彩开光“四时富贵”图碗
 
今天珐琅彩能成为价格巅峰上的器物，明天，后天它永远都会稳坐在中国陶瓷价格的巅峰上。因为它代表清宫中最高档次的瓷器工艺水准，不仅创作工艺繁复、数量稀少、烧制精美，而且具有最高的艺术性，表现出极强的创造力，对于任何一个有实力的收藏家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珍品。正是由于珐琅彩瓷的这种稀缺度，依据艺术品市场的经济规律来判断，珐琅彩瓷的市场前景一片光彩，不论其他瓷器品种行情如何，珐琅彩瓷今后依然会受到藏家的追捧，市场仍会非常稳定。举例来说：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中，一只“玫茵堂”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以18亿港币作为历来拍卖估价最高的瓷器流拍，但是在拍卖会后不到一小时就以私人洽购形式2亿港元售出。这件珐琅彩瓷瓶曾在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992万港元被“玫茵堂”主人拍得，从1997年到2011年，相隔14年，增值约20倍，由此可见珐琅彩瓷巨大的增值空间，也足见珐琅彩瓷作为御用珍品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清乾隆 黄地粉彩八吉祥纹贲巴瓶
 
乾隆时期瓷器主要特征：
 
1、造型规整，比例适宜，外观曲线虽不及雍正时的优美，但仍比嘉、道时期的隽秀，小件器物尤为精致。前期器型和雍正时一样恰到好处，后期则显呆滞。此后各朝的造型风格，除嘉庆初尚能恪守乾隆旧样夕长余者皆 为依次递减，每况愈下。
 
2、前期胎体细润，后期渐趋粗糙。
 
3、青花呈色虽有多种表现，但以稳定的纯正兰色居多。初期有黑褐、青灰、淡兰各色，色调均沉着，纹饰清晰。
 
4、炉钧釉到乾隆时与雍正时不同，其颜色由松石绿和深兰色组成。
 
5、珐琅彩也称“古月轩”或叫“瓷胎画珐琅”，一般都有“乾隆年制”四字楷书的兰料款。
 
6、古铜彩就是用粉彩及金彩，在瓷器上进行绘画，用来模仿古代青铜器的红、绿、兰各色锈斑，这是乾隆时期瓷器彩色的发明。
 
7、乾隆瓷器中，有流行在红、黄、兰、绿、等彩地进行可绘画，可称为彩地绘画。
 
8、有的彩地上开出圆光进行绘画，称作开光绘画。
 
9、由乾隆开始出现了彩地轧道，这种轧道，是用工具划出来的，像轧出来的一样，因而称为轧道。
 
10、出现了用粉彩绘画的百花不露地瓷器。
 
11、彩资釉面，常有似涟满的均匀小皱纹。
 
12、制作工艺水平极高、精巧、秀丽、无奇不有，为制瓷史上所罕见。
 
13、图案纹饰，时代特征鲜明，绘画工细、层次清晰， 画凤严谨而细腻。
 
14、器足较前朝宽厚、足脊滚圆，有的涂以或黑色釉。足器近釉处，多有刮削胎体留下一圈小锯齿痕。
 
15、官窑年款，多数是篆书体“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图章款，个别也有“乾隆年制”四字篆书图章款。楷书款比较少。民窑器物上的家藏款不大盛行。

 
 
清乾隆 五彩忍冬纹盘 （一对）
 
釉面色调多数为纯白。青花器釉有厚薄，为白色或青白色。常见闪青的白釉，在器底与足里折角处施釉较薄，尤有玻璃质感。彩器和仿成化青花的釉面，多为粉白细釉。康熙晚期那种如嫩竹一样的硬亮青釉，在雍正的彩器中也时有所见。白釉器釉面光细平润无皱纹，似永乐甜白釉面，但迎光透视胎体呈青白色。浆胎仿定釉粉白，凸釉不平，釉质疏松。

 
 
清乾隆唐英制青釉开光青花人物诗文双如意耳瓶
 
六、鉴定要点
 
         雍正瓷的造型特点是：隽秀尔雅，小巧玲珑。典型器物很多，以盘、碗、杯、碗和小件器物为主。器型比例协调，有所谓的“曲线美”。
 
2新颖的造型颇多，特别是一些相类的器物，外形稍加变化，适度增减，即成一种风姿娉婷的新式样，以仿古名窑器为最。
 
3胎薄体轻，大器规整而不显厚重。
 
4釉色品种繁多，历史文献所载有五十七种，与现有实物均能吻合。因此鉴定时，可将此类作品的时代定为雍正七年至十三年之间。
 
5釉面有桔皮纹是雍正器突出的特点。青花器釉面亦有干净光润的一类，色调为青白或粉白。器口仿照康熙时加涂一层白釉的器物，有粉青釉、蓝釉、天蓝釉、仿哥釉的橄榄瓶、双耳瓶、太白樽、砚、洗、炉等。
 
6、青花色调主要有黑蓝、浅蓝、青翠和晕散数种，用色都很深沉，无漂浮感；晕散的青花尤具仿宣德的效果，有意识地用笔重点是其独具的时代特征。
 
7、彩器的色彩柔和而不艳。粉彩、五彩、珐琅彩画面中所绘的人物景致，都明显缩小。粉彩纹饰细腻，色调淡雅，立体感强，在施彩的纹饰周围，侧视往往可见白釉地衬托处有一圈五光十色的“彩晕”。民窑中粉彩器粗细并存，大量制作，己取代清初以来五彩器的主导地位。
 
8．纹饰有工笔画的风格，人物面目清秀，花卉尤其细腻妩媚。
 
9烧制工艺有仰烧、覆烧、支钉烧、裹足烧多种。底部有涂酱釉、蓝釉、黑釉、褐釉等多种装饰。仿古色釉器，其足际与釉面衔接露胎处有黑色的一环线。
 
10器足规整，足边滚圆，露胎窄细。民窑器有的瓶、杯类，足部高深外撇，足里无釉，多有旋痕；马蹄折腰式盘、碗之类，不仅口面增大，器身较矮，而且足部也放宽大，端庄稳重，为一代之典型器物。仿宣德盘类的圈足多数为斜坡式，足脊外滚圆如“泥鳅背”状，修胎光滑洁净，偶有旋痕。瓶、盘类的砂底细腻光润。

 
 
清乾隆仿汝窑八方瓶
 
器物的秀美程度相比，除御制精品或珐琅彩器以外，一般确欠秀雅。此时，碗类中较独特的品种有仿木釉、仿皮漆、仿雕漆及各式什锦盘碗等。
 
仿木釉碗，器型同于西藏喇嘛教所用的木质碗，撇口，壁形足底。器里外施以仿木纹彩釉，民窑有的器里施粉彩花卉纹饰，釉色有深浅之分；有的碗内涂金釉或豆辨绿釉，用金彩勾描边线。
 
什锦碗、盘，在雍正珐琅彩影响下，乾隆官、民窑多用粉彩地轧道忍冬锦纹装饰。除精细的官窑器外，民窑中有瓶、樽、罐及文具类，尤以各色攒盘、盘、碗等餐具为多，其器型同于一般的碗、盘；通常一组什锦器色地可达十几种，有红、黄、绿、紫、蓝和花石釉、松石绿釉及各色釉描金，有的在轧道纹饰上饰以各种缠枝小花或开光山水、花卉等，因此俗称“什锦”。盘、碗、碟、杯大小不等，型制有别，为当时的时兴餐具。此类什锦餐具的制作，延续至咸丰时期，其中精细者与粗糙者相差甚远；精品款识清楚，如同官窑款；粗器款识不仅草率，且以半边字或半截字代替整字，影响深远，至咸丰时仍有此种写法。此外，还有冬青釉青花及冬青粉彩鹌菊、博古等画面的盘、碗等餐具，除书写规整的乾隆款识外，大多亦用半边字草款，甚至什锦地的攒盘亦是如此；其工细作品仍具有艺术价值。
 
瓷板——乾隆一朝镶瓷板得到广泛应用，烧造尤多，除同于康熙、雍正时嵌在床、几、桌、椅之上者外，更多镶于插屏，挂屏，多扇围屏和雕漆器上。形状有圆、方、长方等，规格各异。品种有青花、粉彩、斗彩、色釉描金、凸雕等。彩绘内容多为翎毛花卉，名山风景，人物故事等，其制作和绘画都不及雍正时细柔。以后各朝，瓷板更为风行。有别于后朝瓷板的特征为：瓷面平整，薄而坚致，修胎规矩，釉面白或稍显青白，纹饰及色彩清晰布柔和；突出的一点，是釉面有均匀的细小皱纹。另有粉彩地连座的“大吉”葫芦瓷板挂屏，亦有新颖。此外，尚有瓷制的行、楷隶书瓷字，用以镶嵌于插屏。挂屏和对联是，见有乾隆御笔和唐英、刘墉等人墨迹的瓷字和彩绘瓷挂屏等。其中“大吉”葫芦瓷板有民国时的伪作，但仿品胎厚釉松，不够坚致。

 
 
清乾隆松石绿地粉彩宝相花纹如意耳瓶
 
三设——供室内燃檀香之用，由小鼎炉、双耳（或无耳）瓶及盛香小盒三件组成，器型多样，我方、圆、多方、梅花、葵花等式。多写以红彩和金彩篆书款。一般附设有铜质小铲、钎等，用以铲放搅拌香料。品种有青花、古铜彩和色地粉彩器。
 
宗法器——不迎合当时社会需要而制作的祭器和法物，数量甚多；有些是专为蒙、藏民族所烧制；反映民清代盛世时期，内陆与各少数民族的融洽亲密的关系。清代乾隆时，宗法器内容更加丰富，多为粉彩器。见有藏草壶（旧签记为贲巴壶）、藏草瓶、甘露瓶及法轮、五供、五供餋、七珍、八宝等；
 
1 五供：佛前供器，由双耳鼎炉、一对筒觚及一对蜡阡绘成。官民皆有制作。型制或方或圆，以圆型多见，大小均有。施以青花、粉彩、红彩、胭脂彩等，多绘云龙和缠枝莲八宝纹饰。红彩款识多横写于器口边。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烧制最盛，道光时器型己显笨拙，清末及其后仿品则更甚。
 
2 五供餋：连高柱座的仰覆托盘，上置香水、杂花、烧香、食品、燃灯，组成五样佛前供品摆设。
 
3 七珍：佛前供器，由小型佛像、文官、武将、马宝、象宝、水珠、火珠七件组成，各置于莲花形座盘或承有花萼形柱的莲辨底座之上，多饰以粉彩。
 
4 八宝：法器，由圆框镂雕的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组成，饰以粉彩，下连以莲花式托座。以上各类，都为分段粘接而成。

 
 
清乾隆天蓝釉青花釉里红花卉双耳瓶
 
其它宗法器，多仿古代青铜礼器的型制，历朝相袭，有篷、铏、簋、镫、豆、毛血盘、爵、牺樽等。器上分别雕有兽面、雷纹、夔等图案。牺樽和爵杯多为光素器，或涂金饰。釉色有白、黄、霁蓝及黄釉地五彩云龙等多种，牺樽多施黄、白色釉。
 
《清档》有乾隆十八命烧“祭天神坛、地祗坛”祭器的记载。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各朝此类传世品实物，与文献所载相吻合。
 
瓷塑——有满饰金彩的释迦牟尼和裸肤涂金的无量长寿佛，一般规格较小。佛身与下面莲辨式底座可分离，有的座几绘有工细的粉彩荷莲或加饰珐琅彩，风格肃穆。另有窑变釉或哥釉的释迦牟尼、达摩、罗汉和粉彩观音大士，还有各色地粉彩的七级佛塔，层层叠摞，甚为精致，颇似金质佛宠。乾隆皇帝敕令烧造的白釉黑发观音座像，背刻篆书“唐英敬制”，造型与常见粉彩观音座像基本一致。
 
此外，还有马驮瓶、象驮瓶、人抱瓶或西洋人托盆之类新样，也有将婴戏等人物塑像附于瓶身之上的，如三子、五子瓶等。民国时多仿粉彩长寿佛、观音与瓷塔。动物塑像 制作小巧，造型生动，纯仅观赏品，见有雄鸡、卧鸭、狗、狮、异兽、太平象、凤凰、鹦鹉、青蛙及花鸟等。
 
随着中外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兴起，西方的绘画、雕塑等工艺技法也传入中国，出现了仿西洋的雕塑。《清档》中有许多奉命烧制带“洋”字瓷器的记载，说明当时统治者及社会推崇西方艺术的风尚。瓷器上，除常见的西方人物景致的绘画外，还有许多身着洋装的人物塑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室内陈设品，塑三个荷兰人肩扛木釉宝盆，形象诙谐而逼真，署有乾隆款。
对民窑器中日常多见的白釉、青花、豆青及粉彩等雕塑，如老翁、或坐或立的儶童仕女、各样小童、八仙、观音、以及塑成人物形象的壁瓶或水盛等，以住有两种看法或认为是雍正、乾隆之器，或认为是嘉庆、道光之物。
清乾隆官窑青花龙凤纹折沿大盘
 三、图案纹饰特征
 
乾隆时期纹饰内容丰富多彩，除传统的题材外，尤多封建伦理和福禄寿寓意画面。如石榴百子（多子多福）、百子图、五蝠捧寿、福寿三多、五子夺魁、五子登科、三羊开泰、八吉祥、八仙庆寿、月月见喜等。这些祈福求祥的内容，成为以后各朝司空见惯的装饰，广泛流行至清末。另外，赞颂和粉饰太平的纹饰，也有较多的表现，台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人寿年丰、进宝图等。
 
百花地图案及色地轧道（锦上添花、锦地开光御题诗画等，亦为乾隆彩器习用装饰。其中一些花卉画面，逐渐演变为规矩图案或几何多方连续式，绘工虽精细，却显拘谨。彩色及图案的繁琐堆砌，呈现出乾隆时典型的奢靡和绮艳风气。从图案纹饰的风格上比较，雍正时幽淡，乾隆时则激越张扬。
乾隆时期，文化艺术得到长足发发展，前朝及当时名辈画家对瓷绘有一定影响。据《中国的瓷器》一书考证，此时山水绘画多之崇董浩、张宗苍，婴戏多本金廷标，花鸟多据蒋廷锡、邹一桂等人的画风。在艺术技巧上，也有与其他工艺品相通之处。因而，乾隆特种瓷的制作，尤能摹仿玉石、金铜、雕漆、牙木、藤编、料器等工艺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清乾隆御窑青花双龙纹盖碗尊
常见图案纹饰：
 
云龙、海水云龙、二龙戏珠、九龙、穿花龙、龙凤、云蝠、四灵、五蝠、十鹿、百鹿、松鹰、松鹤、三秋、三叶、五福字、八吉祥、月月见喜、喜鹊梅花、丹凤朝阳、折枝牡丹、牡丹、九桃、缠枝莲、缠枝莲梵文、洋莲宝相花、四季花、花卉虫碟、百花、松竹梅、两写两画开光、山水人物、仕女、洋人、婴戏、百子图、十六子、八仙、八宝、暗八仙、三星人、三羊开泰、福寿三多、万寿无疆、山高水长、歌舞升平、进宝图、丰登、佛日常明、松鹿、梅、重阳菊花、丹桂飘香、万花献瑞等。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