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和瓷发展过程中生产工艺和技术上有哪三个突破，分哪三个阶段和三次飞跃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 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在这一时期，对于陶瓷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
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案。体现在陶瓷器上，
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提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作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中国陶瓷的生产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大约在距今四千多年之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断进步，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原始氏族部落的社会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 夏、商、周三代的陶瓷品种，大致可分为灰陶、白陶、印纹陶、红陶、原始陶等。其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是灰陶，有素面，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或者彩绘各种复杂图案的；还有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留取肌理效果。这一时期的器体造型功能依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豆、鼎、釜、鬲、觚、 等等。白陶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现，这一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白陶所使用的原材料为瓷土，质地较细密，烧成温度也比其他陶器品种要高。其造型与装饰直接受到同时期青铜礼器的影响，艺术价值不在青铜器之下。 通过长期烧造白陶和印纹硬陶的实践，不断改进才原材料的选择与加工，至少于商代中期出现了原始瓷器，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兴盛起来。胎质烧结程度提高和器表施釉，使原始瓷器不吸水而且更加美观。原始瓷器一般都在施釉前在坯体上拍制几何图案，釉色多呈现青绿、青。 由陶到瓷 在中国的陶瓷发展史上，先有陶后有瓷，瓷器由陶器脱胎而来。我国古代的制陶业有辉煌、独特的成就。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陶器碎片。其中有许多已不仅仅是生活日用品，而具有明显的艺术倾向，成为陶制艺术品，如代表制陶业突出成就的彩陶和陶塑。随着制陶业的发展，制陶技术从泥条盘筑进步到轮盘拉坯，结构简单的横穴窑与竖穴窑已取代了落后的平地起烧，对窑的温度、气氛的控制已取得了一定经验，当时最高的烧成温度已经到达了1100℃，已接近陶与瓷的“临界”温度。自殷商时代早期，即已出现了以瓷土为胎料的白陶器和烧成温度达1200℃的印纹硬陶，开始了由陶向瓷的过渡。 由原始青瓷到青瓷 原始青瓷不同于陶之处，在于原始青瓷比陶器质地坚硬耐用，且器表施釉，敲击声清脆悦耳。但原始青瓷原料处理和坯泥炼制还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因为胎料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胎料中杂质较多，胎体会产生裂纹；釉色不稳，薄厚不均，且有露胎流釉现象。早期青瓷发展到东汉时期，成型采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在粘接器底而成，器型规整，器表光滑，釉层增厚，胎釉结合大为改进，脱釉现象很少发生。这些迹象表明，原始青瓷开始摆脱原始状态，而迈入成熟的青瓷阶段。 六大瓷系，五大名窑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汉唐之后的第三个繁荣时期，科技、文学、艺术和手工业高度发达，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可以概括为“六大窑系”和“五大名窑”。“六大窑系”是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袭、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两宋时期官窑制度基本确立，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瓷都景德镇在元朝时崛起，并以青花瓷、釉里红瓷和卵白釉枢府瓷驰名天下。 彩瓷 中国陶瓷艺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出灿烂辉煌的景象，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以青花瓷为代表的彩瓷兴盛起来：五彩、斗彩、素三彩、釉下三彩、珐琅彩、粉彩等等，明清彩瓷集陶瓷艺术之大成，极富艺术魅力。颜色釉瓷的烧造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单色釉品种不断创新：霁蓝釉、祭红釉、郎窑红釉、豇豆红釉、黄釉、孔雀绿釉等等。制瓷技术也有新的突破，陶车旋刀取代了竹刀旋坯，并开始运用吹釉技术，瓷器的质量与数量由此迅猛提高。明清时期的制瓷业，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顶峰，对今日中国瓷业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 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中国近代的陶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摧残，千载名窑也停滞而趋向衰落。陶瓷生产水平继续下滑，生产规模也日趋萎缩，制造工艺上仍沿行旧法。中国毕竟有悠久的制瓷传统，广大瓷工身怀绝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奋力发展以手工技艺为特色的仿古瓷、美术瓷生产，坚持与外国机器制造的日用瓷相抗争，保持了中国瓷器在国际上的美誉，于衰落中显示了振兴陶瓷的潜力。 现在，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正在快速发展，我们应该更加要学好我们的国粹，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中国人早在约公元前8000－2000年（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陶器。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硼化物和碳化物等。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材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除了在食器、装饰的使用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陶瓷原料是地球原有的大量资源黏土经过淬取而成。而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其用法之弹性，在今日文化科技中尚有各种创意的应用。 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1000℃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坯体不透明，有微孔，具有吸水性，叩之声音不清。陶器可区分为细陶和粗陶，白色或有色，无釉或有釉。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中国陶瓷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应了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不同艺术风格和不同技术特点。英文中的"china"既有中国的意思，又有陶瓷的意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就是"陶瓷的故乡"。 陶器工艺品是我国最古老的工艺美术品。远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风格粗犷、扑实的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商代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瓷器创制于东汉时期，唐代在制作技术和艺术创造上达到了高度成熟。宋代制瓷业蓬勃发展，名窑涌现。明清时代陶瓷从制坯、装饰、施釉到烧成，技术上又超过前代。中国陶瓷至今兴盛不衰，宜兴的紫砂壶、石湾的陶塑、界首的三彩釉陶、淄博的降色陶、铜官的绿釉陶、崇宁的雕镂釉陶，德化的瓷雕、景德镇的柳叶瓶、凤尾瓶等，均闻名于世。 瓷器脱胎于陶器，它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探索出来的。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和绢云母等矿物质的瓷石、瓷土或高岭土；二是烧成温度须在1200℃以上；三是在器表施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 中国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至宋代时，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时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被称为瓷都的江西景德镇在元代出产的青花瓷已成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质透明如水，胎体质薄轻巧，洁白的瓷体上敷以蓝色纹饰，素雅清新，充满生机。青花瓷一经出现便风靡一时，成为景德镇的传统名瓷之冠。与青花瓷共同并称四大名瓷的还有青花玲珑瓷、粉彩瓷和颜色釉瓷。另外，还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人们总是把瓷与陶相提并论而称之为“陶瓷”，这种提法反映了陶和瓷都是火与土的艺术。但陶与瓷无论就物理性能，还是就化学成分而言，都有本质的不同。 陶器和瓷器的主要区别表现在： （1）陶器的胎料是普通的粘土，瓷器的胎料则是瓷土，即高岭土（因最早发现于江西景德镇东乡高岭村而行名）； （2）陶胎含铁量一般在3%以上，瓷胎含铁量一般在3%以下； （3）陶器的烧成漫度一般在900℃左右,瓷器则需要1300℃的高温才能烧成; (4)陶器多不施釉或施低温釉,瓷器则多施釉； (5)陶器胎质粗疏，断面吸水率高。瓷器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坚固致密，断面基本不吸水，敲击时会发出铿锵的金属声响。 除以上所举，陶与瓷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先民的专门发明，它为人类所共有。只要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任何一个农业部落、人群都有可能制作出陶器。而瓷器则不同，它是我国独特的创造发明，尔后通过海路和陆路大量输出到海外，才使制瓷技术在世界范围得到遍及。因此，瓷器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

一、先秦南和越国时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南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
距今5000～3000年期间，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根据出土遗物以及结合古文献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相当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
二、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于汉武帝灭南越国之后。东汉（特别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大秦（罗马帝国）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乃以往输入品中所未见。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今桂林）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岭南与内地的水路和陆路交通也由此显得重要而得到修治。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孙吴政权黄武五年（226年）置广州（郡治今广州市），加强了南方海上贸易。
有史料可稽，东晋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对外贸易涉及达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大秦。经营方式一是中国政府派使团出访，一是外国政府遣使来中国朝贡。
丝绸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品有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银宝器、犀象、吉贝（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易的发展，致使对外贸易收入成为南朝各政权的财政依赖。
另一说：
“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
泉州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纬24°22’—25°56’，东经117°34’—119°05’。面积112205千方千米。辖鲤城、丰泽、洛江、泉港4区，石狮、晋江、南安3市，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5县。人口65462万（未含金门县）。通行闽南方言。泉州为著名侨乡、台湾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早在唐代，泉州刺桐港就是我国四大外贸港口之一，在宋元时期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誉，人文荟萃，文化昌盛，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流汇聚，造就了灿若繁星的文化名人，留存了以南戏、南音、南少林为代表的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大量世人罕见的中外历史文化瑰宝。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开元寺、老君岩、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等中世纪世界几大宗教的寺院；有洛阳桥、安平桥、崇武古城等传统建筑精品，又有九日山摩崖祈风石刻等见证着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商人友好交往的遗址，还有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著名的民间信仰宗庙天后宫、德化屈斗宫古窑址等1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有37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到处弥漫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古朴幽雅，
中世纪宫廷音乐“活化石”南音，被海外游子视为最亲切的乡音。德化瓷器、惠安石雕、鲤城木偶头、安溪乌龙茶、永春老醋等土特名产，闻名遐迩，是馈赠亲朋挚友的上乘礼品，远销海内外。
泉州是我国著名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目前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泉州籍华侨华人达600多万人，港澳同胞68万多人；在台湾汉族同胞中，有44．8%约900多万人祖籍泉州。长期以来，泉州的广大海外乡亲和台胞爱国乡，为我市的各项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景德镇陶瓷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辉煌的明珠。它有近两千年悠久而灿烂的历史，给后世留下了精湛绝伦的技艺，也造就了历代数不清的艺术匠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景德镇的技艺人员奋发努力、刻意求新，创作了许多好作品，使景德镇瓷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享誉世界。

据史书记载，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已有二千余年，当时已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随着时代的进展和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景德镇制瓷技术也有所提高，产品运销各地。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诏令这里的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石。不久，隋朝建立，隋炀帝又要景德镇的窑户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都说明，当时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

历史发展到宋代，南北名窑林立，突出的有汝、官、钧、定、哥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在唐末五代就有相当规模的青白瓷(又叫“影青瓷”)，这时景德镇已成为全国的代表产地。由于这里烧制瓷器“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皇帝赵恒派人到景德镇，要这里为皇家制造御用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由于其器光致茂美，当时名扬海内，于是天下都称“景德镇瓷器”，景德镇遂由此而得名。

景德镇制瓷艺术发展到元代，除在宋代基础上继续大量烧造青白瓷外，其最大成就就是成功创制了至今仍享有盛誉的青花瓷。元代以前，瓷器装饰比较单调，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因此青花的烧制成功，开创了白瓷彩绘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制瓷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一出现，便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使景瓷生产出现空前繁荣局面。从各博物馆现存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看，制瓷工艺相当成熟，质量已达到很高水平。

在元代的基础上，明代的景德镇瓷业就更加突飞猛进。这时的景德镇已成为全国制瓷行业中心，所产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好、品种多、销路也很广。仅就装饰而言，除了继续大量烧制青花瓷并进一步提高质量外，釉上彩瓷又开始面世。在景德镇制瓷史上一件不容忽略的大事是明代御器厂的建立。为了满足皇帝宫廷用瓷的需要，早在元代就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专门机构——浮梁瓷局。到了明朝的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宋、元两代皇室于景德镇监造选购皇家用瓷的基础上，钦命在景德镇设置御器厂，专门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

由于明末战乱，清初的景德镇瓷业生产曾一度受到影响，甚至停滞不前。到了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以后，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不仅恢复过来，而且有如旭日东升，在明代的基础上飞快发展。经过当时的广大瓷工和艺匠的艰苦钻研和不懈努力，景瓷生产突飞猛进，以其取得的光辉业绩，形成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瓷业生产的鼎盛时期，从而跃上了历史的巅峰。

清乾隆之后，由于各种社会原因，景瓷生产从巅峰走向下坡路。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在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遭受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整个瓷业生产陷入低谷。

在这个不景气的时代里，瓷业生产在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如出现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吹釉等较先进的方法。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显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家公司在设计上比较多元化，而且有不少创新，制作也十分精巧，同时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以煤代柴烧造等，有较大的促进力。民国期间，瓷业改革者杜重远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改革倾注了心血。他力主重振景瓷，成立陶业管理局，自任局长。他从外地招揽人才，培训瓷业工人，制订改革陶瓷工业的各项措施，促使景德镇瓷业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

陶器是指以粘土为胎，经过手捏、轮制、模塑等方法加工成型后，在800－900度左右的高温下焙烧而成的物品，品种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早在商代，就已出现釉陶和初具瓷器性质的硬釉陶。陶器的表现内容多种多样，动物、楼阁以及日常生活用器无不涉及。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的发展历程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西藏、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质量很高的原始青瓷，春秋时期这里好似今天的经济开发区：烟囱林立，作坊满地，窑场遍布，是当时手工业制陶和交易的中心，这为越国赢得巨大的利润，也为最终越人击败吴国，作好了财力上的准备。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青瓷，比以前规范，胎泥精选，釉料配制，拉坯由手工盘条改进为轮制，器型纹饰部分借鉴青铜工艺渐趋美化。这证明长江流域、南方地区在商代同样有发达的文明。
秦汉之际的原始青瓷技术从理论上讲应该不断前进，但事实却出现了大倒退。战国末年空前的征战，引发社会动乱，导致原始青瓷技术发展的停顿，甚至中断。秦汉的原始瓷好像完全是另起炉灶的，看不到直接的传承关系，故只能称之为“釉陶”。但是原始瓷在越国故地复兴，又似乎说明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完全断绝。秦汉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钟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等为主，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常用的S纹等装饰。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从墓葬出土来看，器物还是沿袭仿造青铜礼器随葬的旧俗。西汉晚期烧制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以盘、罐、碗、耳杯等为主，同时出现了屋、仓、猪栏、羊舍、牛羊鸡犬等明器和瓷塑。我们在浙江汉代龙窑遗址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原始瓷向瓷器演进的整个过程，青瓷终于随着社会进步从萌芽走向成熟，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陶瓷的建制时期（约公元2世纪—约公元6世纪）
凝聚着古越人智慧结晶的龙窑技术及其产品在浙江大地上日臻完善，在经历战国秦汉数百年的动荡与停滞以后，东汉晚期以上虞小仙坛窑址为代表的宁绍平原东部地区，终于率先烧制出成熟瓷器，瓷器完成了历史上的“隶变”，这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瓷器从此走进了建章立制的伟大新时代。中国是陶瓷的故乡，“China”迈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从上虞县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出土的青瓷，质地细密，透光性好，吸水率低，系用1260～1310℃高温烧成；器表通体施釉，胎釉结合得相当牢固；釉层透明，莹润光泽，清澈淡雅，秀丽美观。越人率先奏响了成熟瓷器诞生的前奏曲，并最终成就了青瓷的发明创造。这件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事件在浙江完成，是越人智慧、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造价低廉；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容易推广烧制。瓷器这一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以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华大地茁壮成长。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制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南方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等窑炉林立，争奇斗艳，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器型更趋完备，成为引领瓷器潮流的带头羊。
瓷器到了三国时，吴国统治者盛行以青瓷陪葬。对平民百姓来说，价廉物美的随葬器皿莫过于陶瓷制品。厚葬之风对制瓷业的刺激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更促使青瓷制作技艺提高。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瓷器生产跃进时期，晋代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字史上的“瓷”字，“晋瓷”不仅数量多，而且器型更加丰富多彩。青瓷制瓷区域也由南及北推进，特别是北方山东淄博窑在北齐时期已生产优质青瓷。我到淄博窑考察过，那里的青瓷无论是造型，还是釉色都是仿造南方越窑的。青瓷一统天下，烧制的地域进一步扩大，但此时也有少量的黑釉瓷和白釉瓷被发现。这个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民族的融合及佛教文化的传入，促使陶瓷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青瓷、白瓷、黑瓷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国瓷器建制已大功告成。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从出土文物看来，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瓷是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的白瓷。隋大业四年(608年)的李静训墓，也出土了一批白瓷器，胎质洁白，釉面光润，其中的龙柄双边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为最精。有了白瓷，才可能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可能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黑瓷的原产地在浙江德清，我前年在遗址考察时还拾得春秋时代的褐黑釉瓷片，可见黑釉瓷产生也有漫长的孕育发展过程。东晋之后，北方也开始烧制黑瓷。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这一切都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打下坚实基础，也是唐宋瓷业高峰时期到来的序曲。
中国陶瓷的高峰时期（公元618年—公元1270年）
唐宗宋祖，一代天骄。盛唐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一种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当时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非常相似。到了唐玄宗时李白那种豪迈气度，依旧跃然纸上，这就是大唐气象。陶瓷进入了唐代，才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跨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高峰时代。奔腾的骏马，“沙漠之舟”骆驼，肥硕的仕女俑，雄健的武士俑等，色彩艳丽的唐三彩成为唐代陶瓷工业繁荣的标志。唐代商贸极度繁荣，使得铜钱不敷应用，为了聚铜制钱，朝廷诏谕天下禁用铜器。瓷器使用越来越广泛，加上茶道盛行，茶具需求量大增，也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下诏“制器进御”，同时派官员前来管理烧制瓷品，销行全国。
盛唐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在南方专门烧制青瓷的越窑，聪明的工匠试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瓷器，瓷胎轻薄致密，釉层晶莹细润，在入窑前还要在匣钵上加以特殊处理，最终烧成了润泽如玉、清亮似水的“千峰翠色”秘色瓷！北方以“白如雪”为代表的邢窑生产的白瓷，瓷胎、瓷釉白度都很高，叩之发出金石之声。四川等地也烧制白瓷，唐代大诗人杜甫晚年生活在成都，他就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杜甫将距成都不远的大邑白瓷描绘得细致确切。黑、黄、花瓷及绞胎瓷器烧造成功，以长沙窑为代表的彩瓷、巩县青花瓷的出现，寿州窑黄釉瓷的烧制，打破了“南青北白”比较简单的抗衡。从唐末五代开始，中国瓷器史上出现了名窑林立的鼎盛局面。
公元960年，赵匡胤被部将拥戴为皇帝，建号宋，从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稳定，促进生产的恢复和社会进步，但盛唐时期那种雄健尚武的精神逐渐丧失。贵族出身的赵氏皇帝文化素养极高，喜欢素雅娴静的釉色，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色调。两宋时期官窑制度确立， “五大名窑”即官窑、汝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领风骚。官窑的瓷器形成了不同于民窑器物的艺术风格。这标志着中国瓷器制作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宋朝是中国科技、文学和艺术高度发达的时期，陶瓷业蓬勃发展，瓷窑遍布全国各地，地方风格浓郁。宋瓷的美学风格，近于沉静素雅，钧瓷虽灿如晚霞，但也不像唐三彩的热烈华丽。宋瓷所创造的新的美学境界，不仅重视釉色之美，而且更追求釉色质地之美。宋代统治者为从根本上摧毁吴越国的政治基础，将生产秘色瓷的上林湖窑工征调到北方，从而加强技术力量，使北方诸窑兴旺发达起来。秘色瓷曾经是中国陶瓷史上登峰造极的佼佼者，却伴随着唐王朝的衰落而沉寂了。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宫廷专职文物保管员吕大临编撰《考古图》，所收铜器210件，玉器13件。书中绘制器形图，还记录器物的尺寸、铭文等供人们研究。从此文物鉴定与学术研究融合一起，这在宋以前是没有的。这种著录在文物鉴定史上是一种创举，为后世文物研究开了先河，也为瓷器全面仿制先秦礼器奠定了基础。
宋代还出现了“六大窑系”即指北方的定窑系、钧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和南方的龙泉青瓷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窑系，此外还有著名的建窑、吉州窑、潮州窑、繁昌窑等。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应运而生的产物。同时因为竞争，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会导致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此时不同的窑口的瓷器有各自不同的独特风格，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南宋时为应付宫廷、官府的需要，开始生产一种富有诗意的名称叫梅子青、粉青釉的龙泉瓷器。龙泉窑迅速发展，除了龙泉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还因入金以后，北方瓷业衰落，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南宋政府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为防金银外流，“命有司止以绢布、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宋史·食货志》），这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和东南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很受欢迎的商品，这种情况到了元代仍有盛无衰。有海外市场的支持，终于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的庞大窑系。
同宋并列的辽金，是我国契丹族与女真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辽代的制瓷业主要是由战争中俘获来的汉人发展起来的。据《辽史》记载，从太祖至世宗多次对定州等地进行掠夺。定州是定窑所在地。离定州不远的邢窑一带60多年之中发生战祸28起，《资治通鉴》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辽金制瓷的工匠，大多是来源于中原的磁窑镇和定窑。辽金的瓷窑，已知的有赤峰缸瓦窑等7处之多，辽金的瓷业成就主要来自华北地区汉族工匠的创造。
唐代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晚唐五代时期才通过贸易渠道出口。唐代越窑、邢窑、长沙窑等瓷器的输出主要靠“丝绸之路”，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同时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的海路运往国外。宋代我国瓷器运销到外国，出口主要靠海路，如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港口。在地中海沿岸、东南亚和东亚等国出土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瓷器作品的仪态和风范高贵、典雅，为后世陶瓷业长期模仿，令人赞叹并为之倾倒。
中国陶瓷的“独秀”时期（公元1271—公元1911年）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对峙的分裂局面，它为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瓷器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国内市场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府重视对外贸易，至元廿一年（1284年）起，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禁民间私自贸易，但事实根本无法禁绝，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官方瓷业机构，专门负责官府用瓷及官办贸易所需瓷器。瓷局代表朝廷，集中了人才、技术、原材料等多种优势，这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进。明代初期，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制官府用瓷。为确保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官府把在战乱中失散的工匠又重新集中起来，景德镇制瓷规模空前庞大起来，“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反映了瓷业繁荣的景象。中国制瓷业由宋代“百花齐放”，进入了景德镇窑“一枝独秀”的“独秀”时代，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景德镇制瓷业在元代进入了一个创新时期。工匠们改进制胎原料，采用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变形。卵白釉瓷“枢府瓷”驰名天下，闻名遐迩的青花瓷出现后，很快占据了我国瓷器生产的主导地位，另有刚刚问世的釉里红，以及各种单色釉瓷，蓝地白花瓷等，从而结束了元代以前瓷器的单一影青釉和单一刻划花装饰的局面。元青花瓶，最近在国际拍卖市场拍出23亿人民币的天价。
青花瓷使中国绘画技巧与制瓷工艺的结合更趋成熟，强烈的中国气派与风格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的青花是指应用钴料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釉下彩瓷器。青花瓷的特点：一是青花发色鲜艳，色彩稳定；二是青花为釉下彩，纹饰永不褪脱；三是我国云南、浙江、江西都有青花的原料出产，也可从波斯进口，供应充沛；四是白地蓝花，明净素雅，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凸现出来；五是价廉、实用、美观。青花瓷的这些明显优点，以旺盛的生命力迅速发展起来，景德镇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明代瓷器生产几乎由景德镇一统天下，各类陶瓷艺术品璀璨生辉。景德镇不仅官窑兴旺，民窑也有很大发展，形成了“官民竞市”的局面，这种竞争促进了瓷业的发展。景德镇已成“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炎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永乐、宣德年间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釉上三彩、五彩、多彩等在工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研烧出了斗彩瓷。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它表明了当时制瓷业高超的技术水平。景德镇将我国瓷器装饰技术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清初，随着封建政权的相对稳定，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顺治二年手工业“匠籍”的废除，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的增加，使景德镇瓷业生产在清代前半期达到复元，代表了整个时代的水平。自康熙十九年御窑厂正式恢复到乾隆中叶，瓷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低温颜色釉“莹润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特别是康熙青花、五彩、三彩风格别致，雍正墨彩朴素清逸，釉里红发色纯正，鲜艳瑰丽，而乾隆瓷器以奇、巧、新、精取胜，玲珑和瓷雕等工艺瓷巧夺天工。造型精巧、装饰靡丽、瓷质莹润三者兼备，构成了康雍乾三朝瓷业的辉煌成就。此时，景德镇瓷业步入了黄金时代。
潮涨潮落，中国瓷器终于盛极而衰，景德镇瓷业到嘉庆至宣统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败了。特别是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的鸦片战争后，景德镇更是加剧萎缩。去年在纪念景德镇建镇千年时，我与我的老师汪庆正在“探索景德镇千年之功过”对话时，汪老指出：“我们要重振中国瓷业的雄风。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编《中国陶瓷史》一书时讲过，景德镇是中国的瓷都，但现在各地都在追赶，景德镇要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瓷器在世界排名第六、第七位上徘徊，世界各地大饭店根本不用中国瓷器，很多器物只能在国外地摊上卖：无论是工艺、原料都落后了。现在国外用动物骨头做原料，配上瓷土，既白又轻，图案新颖，细腻精美，好的一只盆子值我们一桌青花瓷的钱。我们不能老是吃老祖宗的遗产，老是搞仿古没有出路，总要走进死胡同的。我们必须在实用瓷的开发上下功夫，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夺回国际市场。”

说起陶瓷，相信大家和小编一样都为我国的陶瓷感到骄傲，陶瓷它就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它是我国一种非常美的工艺品。我国的陶瓷它风格差异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它有朴实的彩陶和黑陶，然后陶它是一种粘性较高，可塑性较强的粘土，它具有不透明，有细微气孔和微弱的吸水性等等一些化学品质，我们敲击它的时候会感觉到他的声音是浑浊的，而瓷器是以粘土、长石和石英制成的，它的化学性质是半透明，不吸水，抗腐蚀，当我们敲击它的时候，它的声音是脆的，我国的陶瓷工艺品流传了很多年，是我国历史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遗产，所以它具有非常高度的艺术价值，在世界上都非常的文明。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瓷器它在我国是如何发展的。

首先，中国的陶瓷发展历史是非常漫长的，应该说从最开始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原始的陶器，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技术和艺术都在不断的进步着，这些进步都是为了适应人们的生存和生活中的各种需求，然后我们从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时代的陶瓷，它都具有不一样的特点，也可以反映出当时每个朝代的一些风格，比如说秦汉时期的陶瓷非常的豪放，隋唐时候的雄阔，宋代时候的儒雅，明清时候的精致，所以陶瓷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闪烁着属于它自己的光芒。

其次，陶瓷它的样式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的变化，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他虽然只是一种生活用品，但是它里面所蕴含着的丰富的科学和艺术内涵是我们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宝贵历史文化，陶瓷它从生产到原材料，然后再到成品的转化过程，它也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是创造性的开发和逐步形成传统工艺的过程。

最后，以上内容仅代表小编个人观点，如有错误，敬请谅解。

自1978年入读陶院，至今41个年头了，中间也做过十年老师，与陶院有着不解之缘。自认为是一个陶瓷达人，与陶瓷打交道几十年——学陶瓷、教陶瓷、做陶瓷、藏陶瓷，一辈子只从事陶瓷事业，并以此为信仰。

景德镇，则是中国瓷器的代名词，陶瓷文化特别深厚，而我们为什么会对陶瓷有着特殊的情感呢？因为绕次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在12万年前，陶瓷，就已经诞生了。陶瓷是一个总称，分为陶器、瓷器、炻器，1000度以上为陶器，1000~1200度为炻器，1200度以上为瓷器。它标志着人类文明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不同于天然的草木制作，泥土与水火的交融产生着化学作用，亦可以称得上是史上第一个人造材料，取材自然，但与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陶瓷是一个产业链最短的产品，形成了金木水火土的闭环，贴切自然，回归自然，我们所说的归然，也是回归大自然，回归本源，陶瓷是最接近自然的东西，所以我们与之有着特别的亲切感。一万年前至今，我们仍然在使用陶瓷，一日三餐不离手，这也是我们做陶瓷的人热爱陶瓷最充分的理由。

进陶院之时，学校才三百人，那时候特别艰苦，但是现在已经壮大了，陶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和瓷校（江西陶瓷工艺美院）在为这个行业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在推动着陶瓷文化的向前发展。

中国，CHINA，是瓷之源。早在3500年前，在湖州德清发现了商代的原始青瓷；在1800年前，在浙江上虞发现东汉的越窑青瓷；约1600年前，在河南巩义出土了北魏时期的白瓷。但是当时同世纪的其他国家，是没有瓷器的，由此看出， 人类的发展是有共性的，但瓷器的发展是具有个性的。

景德镇，千年瓷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历史记载的古窑址从唐宋至今，经历了手工业时代到现在的工业化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在创新。跨时代的的传承、发扬，这都是瓷都的基因在发挥着作用。

基因之说，匠心之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用在景德镇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瓷。

一、水土宜陶：瓷质独特、全球最好

为何说景德镇的陶瓷“白如玉、声如磬、薄如纸、明如镜” ？这是因为：

1、绢云母质瓷：透感

2、高温烧成：润感

3、还原气氛：泛青+蓝色=青花

二、兼容并蓄、海纳百川

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这也是景德镇的特色。因为景德镇的盛名在外，很多能工巧匠纷至沓来，在这里扎根，学手艺、做手艺，成品瓷器流向五湖四海，甚至漂洋过海，畅销全球。

当代“景漂”常年有两万余人，他们在经营和延续着陶瓷文化。但是“景漂”与当地文化没有很好的融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最现代的瓷器，也可以挖掘出最传统的瓷器，这也可以看出景德镇的包容性很强。

陶瓷产业养育了这里一千年，再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城市了。这就是景德镇。

三、御窑文化、工匠精神

景德镇人，追求极致，不惜代价。从古代御窑到现在很多民间工作室，做陶瓷都是以完美主义为出发点。特别是御窑厂，做东西就要做到最好，皇帝参与设计、参与创作、参与使用，参与收藏，这也是御窑出产的瓷器能够流传到现在最重要的原因。

四、海外市场成就景德镇

景德镇瓷器的外销在明、清两代不同时期的海外市场重心有所不同，明前期和中期以西亚、非洲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东南亚和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为主；17世纪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明代后期至清代海外市场重心转向欧洲和后来的美洲。

景德镇是最早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城市，因海外市场而兴，但同时也因海外市场而衰。

时代变迁，匠心永恒

17世纪初的欧洲，开始研发瓷器。我曾经到英德法这些国家的制瓷中心去参观，即原来的皇家瓷厂，因为开始的时候陶瓷很贵，一般是”皇家垄断“，所以欧洲从此对中国瓷器开始禁运。18世纪末，日本的陶瓷产业也在兴起，远销欧洲市场，价格比中国瓷器还昂贵，从此景德镇的瓷器开始没落。

通过瓷器能感受到陶瓷的历史、中国时代和世界时代的变迁，这其中是存在着一定的规律，不能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很多时候个人也影响了整个时代。

现在，全球日用陶瓷消费环境发生了质变，原因有以下几点：

1）全球经济下滑，消费欲望下降

2）美式文化冲击，消费品味下降

3）欧洲皇家陶瓷厂博物馆化

4）高端品牌（麦森Meissen等）奢侈品化

我到欧洲跑了一大圈，调研、考察，收藏欧洲陶器进行研究。因为我在思考，欧洲的瓷器超越了中国，是哪些因素导致的呢？后来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时代变了。

这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我们在这里，不单纯讲景德镇、陶瓷，我们讲的是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史，讲时代对产业的影响，包括在座经营着各行各业的每一位。历史是有跨度的，从了解历史开始。有时候你会看的很多东西存在偶然性，但从历史长河中观察、历史的演化中来看，它们是必然的。所以，发展至今，日用陶瓷产业已陷入低谷。这是因为：

1）全球日用陶瓷行业正处在低迷状态

2）中国日用陶瓷主流企业不再主流

3）互联网+陶瓷——电商模式（劣币驱逐良币）

4）消费处于无品牌、无品质、无差别状态

不止中国，不止欧洲，日用陶瓷整个产业链开始断层，大量日用陶瓷大量退出市场。

群龙无首，一盘散沙

这八个字，是对景德镇陶瓷产业现状的高度总结。

诸多因素，造就了现今混乱的局面，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它们的发展，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渐行渐远。 由于企业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质变，所以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景德镇日用陶瓷走过了两个时代——手工化、工业化，现在，柔性定制与体验时代已经来临，进入30时代。

由于消费者的迭代，导致陶瓷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多，建筑用瓷如此，日用陶瓷亦如此。个性化的定制更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这对于企业又有着更高的要求——可连接互联网的数字化装备、可实现柔性化定制的解决方案、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

景德镇陶瓷经历了千年变迁，现今正朝着40时代摸黑前行，但我们可以用将匠心坚守，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

对话古物，匠心前行

元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我因景德镇与元青花结缘，从此生命展开了一条新的线索，收藏它、鉴赏它，已经成为了人生的一部分。元青花拓展了我生命的宽度，有了更多的底蕴。

品古物如做企业，从0到1，从无到有，从小白到熟手，用逻辑分辩真假，这都是因着背后积累的知识与匠心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千年瓷都能延续下去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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