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绘画意识从古到现代有何变化

陶瓷艺术不仅是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中国陶瓷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长期实践，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形式从唐、宋、元、明、清到现代可分二类：一类是写意绘画，另一类是工笔绘画。这两种绘画装饰形式都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时期特征在陶瓷产品上的呈现。唐代长沙窑出现釉下彩绘花鸟，正值唐代花鸟画艺术已有相当高水平时期，技法成熟、笔法流畅，一气呵成，自然生动，是唐代民间花鸟画的艺术风格。而宋代的陶瓷刻划花的精细都是反映了花鸟绘画风正转化为工细的工笔画的鼎盛时期。也为元青花、明清的陶瓷工笔古、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陶瓷艺术形式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画都是中国特有的绘画艺术装饰形式在陶瓷上的表现。 陶瓷艺术的传承和发展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瓷器是我国重要的文物，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中国闻名于世界，瓷器在其中起了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一词的英文china原意是瓷器。瓷器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代表着中国悠久的文明。从瓷器的造型和装饰来看，它比较完美地体现中国文化的面貌。

正确。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不属于中国传统绘画正确。新石器时期出现的彩陶是中国最为古老的绘画艺术，也是陶瓷与绘画最早的结合。中国画艺术和陶瓷绘画艺术都来源于生活，并在实践中相互交融发展。

收藏手记·瓷器铜器篇·瓷板画的增值空间与辨伪

广彩人物故事纹瓷板画（清中期）

瓷板画是一种直接在瓷板上绘画的艺术，有山水、人物、花鸟、草虫、瓜果、群仙博古图等。其形长方圆不一，可做插屏、挂屏、围屏以为观赏，亦可镶嵌在桌、椅、床等器具上当作装饰。瓷板画在清代和民国年间颇为时兴。清康熙时以青花、五彩为多，雍正、乾隆以青花、粉彩为常见。晚清浅绛彩独树一帜，民国新粉彩把瓷板画创作推向高峰，涌现了一大批极有建树的瓷板画名家高手。瓷板画作为我国陶瓷艺苑中一束独秀艳花，随着民间收藏的活跃和收藏门类的拓展，近年来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民国瓷板画，虽然只经历短暂的 40 年，却向世人展现了不同流派各具特色的艺术风采，其收藏价值和增值空间不言而喻。太平洋拍卖公司 2000 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珠山名家瓷器专场推出 100 多件瓷板画作品，每件标价都在 1 万元至数万元之间，有的达到了几十万元，其中民国汪野亭粉彩山水瓷板四条（725cm×19cm）标价达 150 万元至 200 万元。

然而，从总的情况看，瓷板画被人认可的范围还是比较小。同古陶瓷的其他品类相比，瓷板画兴盛时代较晚，人们对它辉煌成就的开掘和认识仍有一段过程。据一位收藏民国瓷的先生透露，1985 年夏，他从河北藁城一农户家中购得汪野亭《苏堤春晓》和《溪楼听雨》两幅山水瓷板画，开价 400 元，当时仅以 350 元加一小塑料桶汽油便成交；1994 年夏何许人雪景山水瓷板画是从山东青州购买书画时所搭；1998年春，从山西平遥购得王琦《二仙祝寿图》瓷板画，开价 20 万元，以 12 万元成交。目前亮相于拍卖会上的瓷板画也常出现名家作品却不为人所识的情况，某些精品的价位并不很高。在天津的一次大型拍卖会上，笔者目睹一套清代红木开光嵌花鸟纹瓷板画，高 183 厘米，宽145 厘米，为四屏式，每屏均开光镶嵌四幅花鸟瓷板画，每幅用粉彩绘花鸟竹石组成安居乐业图、大吉图、五伦图等丰富多彩的吉祥内容，笔法细腻，色彩饱满，花鸟传神，外框为红木。粉彩瓷画、红木、瘿木三者结合，美观大方，造型优美，卖价为 12 万元。行家认为，这种具有相当艺术品位且由 16 块瓷板画组合的高雅器物，其价位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之所以如此，道理十分简单，清代、民国年间的瓷板画精品与这一时间段的绘画精品，前者的价位远远低于后者，何况瓷板画还具有不褪色和保持色彩稳定的优点。这说明瓷板画的价格仍未到位，依然有增值空间。

民国瓷板画有落“乾隆年制”、“大清光绪年制”之类假托款的，还不能算是伪品，只能算是仿品。现今伪劣之作与此不同。这类瓷板画往往假冒王大凡、汪野亭等民国大家之名，或照原图复制，或对原构图略加改变，照猫画虎，也有按清代康乾瓷板画予以模仿，并配以作旧的木框加以伪装，以新充旧，以劣充好，像这样的东西就属于伪作了。

鉴定瓷板画的真伪首先要善于分辨时代特征。不同时间段的瓷板画在造型、装饰、画风、题材和烧造工艺上各不相同。如康、雍时代瓷板画大多不落款，并多饰图案边框。嘉、道、咸时代瓷板画华丽有余，生动不足，艺术水平逊于康、雍时代。晚清浅绛瓷板画是文人画家所绘瓷器。而“珠山八友”则是艺人模仿文人画家在瓷板上作中国画。掌握了这些特点，再从外观上分析它的新旧程度，就能对瓷板画的年代大体做出判断。

粉彩人物瓷板画 （清）

其次要善于分辨作者风格。假冒瓷板画大多在“珠山八友”上做文章，因此对“珠山八友”中每个人的画风都要心中有数。王琦画人物形态生动，色彩清新；王大凡画人物神形兼备，和谐自然；汪野亭画山水青绿浓郁，笔法纯熟；程意亭画花鸟淡雅细腻，充满田园野趣；邓碧珊画鱼藻活脱自如，神气十足；刘雨岑画花鸟草虫生动自然，意境美妙；徐仲南画松竹苍劲有致，画面充实；田鹤仙画梅花疏而不空，密而不乱；何许人画雪景，皑皑白雪与人物动静结合；毕伯涛画翎毛花卉明快凝练。藏家不但应把握每位作者总体风格取向，还要深入了解每个人的绘画技法和具体表现形式。并且对每个人的款题、书法、印章，包括字体、结构、用笔习惯等，都要做细致入微的观察，看其有无矛盾和破绽、是否与作者画风相符、是否与画面内容相符、是否与时间年代相符，以此来识破那些“貌合神离”的伪作。

三要善于分辨瓷板。分清瓷板画新旧真伪，辨别瓷板亦很重要。有关资料记载，民国瓷板的制作尺寸最大者可超于 1 米，小的仅几厘米。其厚度一种为 1 厘米左右，一种为 03 厘米到 05 厘米。中到大型瓷板，背面有等距凸起的胎骨筋迹，俗称“筋”。之所以有“筋”，为的是烧造时防止变形。小型瓷板，有的背面无“筋”，然在制坯时留有粗布纹，有的背面还有“砂底”。而伪品坯胎平整光滑，有的有“筋”，其实是人为加上去的，看上去很不协调。

粉彩花鸟瓷板画（清末——民国） 作者收藏

山水纹瓷板画（民国）作者收藏

彩瓷的出现催生了“瓷绘”这个行当。起初，只是饰以简单的花草图案，以给器物增添一些美感。但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提高，瓷绘艺人开始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和理念融入瓷绘，以瓷代纸，以料代墨，配合不同器形和瓷的质感，挥毫泼“墨”，承古传今。特别是瓷板画的出现，把原本仅仅为了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瓷，提升到纯粹给人以精神享受的观赏瓷，从杯盘碗碟，到屏风摆件，“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绘画和瓷器结缘始于青花瓷。这是一种在素坯上用含氧化钴的矿物颜料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后呈靛青色花纹的瓷绘技艺，始于唐宋，盛于元明，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唐青花盖罐图案多为草花纹(图1)。到宋代，品种渐多，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元代是青花瓷的成熟期，图案复杂，构图丰满，层次多而有序。绘画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结合勾、皴、点、染，无论描绘植物、动物还是历史故事等均能操控自若，显示出元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图2)。及至明清，青花技艺时有兴衰。明永乐、宣德年代以精工细作著称；清康熙的“五彩青花”更使人耳目一新。从明晚期开始，中国画技法逐步融入青花瓷绘，一件件青花器皿如同一幅幅水墨氤氲的中国画，或严谨，或洒脱，或精致，或粗放。工则纤毫毕现，写则酣畅淋漓。“笔墨”效果不输纸本绢帛，已发展到图画与器物相映成趣的地步。
康熙晚期，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瓷绘艺人创造出新的品种粉彩瓷，此后历朝流行不衰。在烧制技巧上，它与青花的釉下彩不同，是在烧好釉的素器上彩绘，故称釉上彩。因粉彩瓷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故能营造出柔和粉润、玲珑纤秀、淡雅宜人的效果。无论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画面层次分明，质感如斯，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瓷绘发展到此，已经达到与纸本或绢本画作相媲美的水平。
晚清至民初，又一种叫做“浅绛彩”的瓷绘技艺逐渐盛行，并开创了将文人画全面移植到制瓷业中的先河。瓷绘从业者由默默无闻的工匠逐渐升格到有名有款的艺术创作者，其意义不仅在于瓷绘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传统工匠式的瓷绘形态行将终结，现代创作型的瓷绘艺术从这里起步并逐渐走向繁荣。
“浅绛”一词源于元代画家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1269～1354年)的山水画，即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施皴擦，再用淡赭和青花渲染的绘画技巧。被移植到瓷绘上时，则用黑色釉上彩料在坯体上勾勒轮廓，经淡赭、青绿、淡蓝或绛紫点染后低温烧成。它一改以往由宫廷出稿，工匠“依样画葫芦”的被动状态，而是从图稿设计到瓷上勾画点染全由瓷绘艺人一气呵成。这种充分发挥瓷绘艺人主观思维和创作技巧的瓷绘作品，画面灵动，书香袭人，加之彩釉装点技巧和窑炉高温凝炼，比纸本绢本更增添了一层瓷艺的情趣，适高堂大雅之佳品，深受文人士大夫钟爱。(图3)。
同治和光绪两朝(1862～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绘手名家辈出，技艺空前发展。程门(又名增培，字松生，一号雪笠)、王少维(名廷佐，号画饼书生)、金品卿(名诰，字品卿，号寒峰山人、黟山樵子)、俞子明(字静山)、黄土陵(字牧甫、穆甫，号倦叟，别号黟山人)、吴徵(字待秋)等人的作品备受追捧，至今也属藏界热门。器形有瓶、帽筒、餐具及茶具等，当然不乏瓷板画。
虽然浅绛瓷具有不飘不浮的“谦和”特点，但抵挡不过外国进口洋瓷妍丽夺目的诱惑。民国初年，浅绛彩瓷终因色料单薄易损、色彩缺乏活力而逐渐衰颓，逐渐被新粉彩取而代之。
所谓新粉彩可以说是改良后的浅绛彩。它在不失清丽淡雅的前提下，又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因此更具时代性和艺术性。新粉彩瓷绘多由名家捉笔，画技严谨老到，出手不同凡响，文人气息浓厚，更适合不受器形约束的瓷板画，遂有“瓷上文人画”之美称。颇具代表性的新粉彩名家当数景德镇的“珠山八友”，虽传世作品多少不同，年代有别，但均以瓷板画见长。
1901年，年仅17岁的安徽人王琦(字碧珍，1884～1937年)挑着一副捏面人的担子从江西新建闯荡到景德镇，看到满街都是美不胜收的瓶壶碗碟，遂迷上了陶瓷艺术，自号“甸迷道人”。几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地拜在清末秀才邓碧珊(字辟寰，号铁肩子，1874～1930年)门下，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瓷绘人生。
碧珊先生自幼饱读诗书，习字临画，诗书画印无一不精。科举制度废止后，曾在饶州(今鄱阳县)陶业学堂任教，并涉足瓷绘。1913年迁居景德镇，初始以字画为业，也常替人代写瓷字。虽为前朝遗老，但思想并不僵化，对新生事物极其敏感。他大胆借鉴日本东洋画的光影技法，首创九宫格瓷板肖像画，所绘人物无不栩栩如生，成为景德镇一绝(图4)。物稀自然价贵，一块瓷板肖像收费高达200大洋，折合80担大米。订货者多为达官贵人，军阀大贾。他画瓷板条屏，格调高雅，个性鲜明，尤以粉彩鱼藻闻名，景德镇无人可及。
王琦先生刻苦好学，聪颖过人，绘画悟性极高。师从邓碧珊后，又潜心钻研海派画家钱慧安(字吉生，号清溪樵子、退一老人，1833～1911年)人物仕女，兼习山水花卉，终使技艺大进。他率先使用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绘制人物，以写意笔法处理衣纹，别有一番风韵(图5)。1916年浮梁县知事程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订单如雪片飞至，月入银元700以上，为当时大学名教授两倍月薪。最火时预定作品须先付定金，二三年后方能提货。王琦先生为人豪爽，且善交际，虽名利皆优，仍谦和待人。年方三十出头，却有江湖大哥风范，在圈内有一呼百应之号召力。1922年，他和瓷绘高手王大凡等人于景德镇莲花塘畔逸兴公园的景德阁成立“瓷业美术研究社”，两年间共吸纳社员200多人。通过出版刊物，举办画展，引进中国画理念等模式，培养社员的文人内涵，提高从业者艺术修养和瓷绘技艺，在景德镇营造出一股浓烈的学术氛围。
王大凡(名堃，号希平居士，1888～1961年)，儒商后裔。1901年随父母到景德镇投靠家姐的瓷绘作坊(红店)学艺，受同为该店画师、后成为自己恩师的著名洪宪瓷、浅绛彩画家、“瓷上文人画”代表人物汪晓棠(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1885～1924年)熏陶，逐渐头角崭露。
大凡先生早期仕女作品与汪晓棠一脉相承。中年学习吴道子(又名道玄，约680～759年)、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1598～1652年)、马镜江(名马涛，清末人)的绘画技法，受益多师，博采众长。人物的刻画、衣纹的组织、场景的搭配、画面的构成，无不显露作者的雅逸之气和收放自如的绘画功底。他在浅绛彩的基础上，独创了“落地粉彩”技法，摒弃玻璃白打底，简化了工艺，提升了绘画效果(图6)。1915年，经江西瓷业公司、景德镇商会推荐，王大凡与王琦等人的作品送巴拿马博览会参展。大凡先生以一幅《富贵寿考》粉彩瓷板画，夺得展会唯一一个金质奖章。
1928年元月，一位瓷商意欲收藏两套八条屏瓷板画，分别绘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并要求体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王琦和王大凡联络瓷艺家汪野亭(字平，号传芳居士，1884～1942年)、何许人(字德达，1882～1940年)、程意亭(字体孚，别号翥山樵子，1895～1948年)、毕伯涛(名达，别号黄山樵子，1886～1961年)、刘雨岑(别号澹湖渔、巧翁，1904～1969年)，连同自己恩师邓碧珊共八人，相聚景德镇珠山龙珠阁，依各人所长领命配画。是年夏再聚五龙庵，遂确定每月农历十五举行雅集，取名“月圆会”，雅称“珠山八友”。除王琦、王大凡善人物、邓碧珊善鱼藻外，其他如汪野亭的青绿山水，何许人的粉彩雪景，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的翎毛花卉、花鸟草虫、松鹤水禽等皆很出众(图7、图8、图9、图10、图11)。1930年、1937年邓碧珊、王琦先后辞世，又有曾为瓷业美术研究社成员的徐仲南(名陔，号竹里老人，1872～1952年)及其好友田鹤仙(名青，号荒园老梅，1894～1952年)等几位名家加入。虽然徐、田二位山水、人物、花鸟均不逊色，为适应客商的不同需求，徐仲南改画竹，而田鹤仙改画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王大凡先生在其所绘《珠山八友雅集图》中题诗云：“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正是这个“志图新”，最终把单纯以工艺装饰为主的传统瓷绘技术升华到更具文化品位，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的纯艺术形式，可谓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