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从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在中国陶器的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悠久历史。
陶器是用泥巴（粘土）成型晾干后，用火烧出来的，是泥与火的结晶。我们的祖先对粘土的认识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原始社会的生活中，祖先们是处处离不开粘土，他们发现被水浸湿后的粘土有粘性和可塑性，晒干后变得坚硬起来。对于火的利用和认识历史也是非常远久的，大约在205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而且可以防水，于是陶器就随之而产生了。陶器的发明，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做斗争的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目前所知的考古材料来看，陶器中的精品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万多年的灰陶、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有7000多年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有6000多年的大汶口的“蛋壳黑陶”、有4000多年的商代白陶、有3000多年的西周硬陶，还有秦代的兵马俑、汉代的釉陶、唐代的唐三彩等。到了宋代，瓷器的生产迅猛发展，制陶业趋于没落，但是有些特殊的陶器品种仍然具有独特的魅力，如宋、辽三彩器和明、清至今的紫砂壶、琉璃、法花器及广东石湾的陶塑等，都是别具一格，倍受赞赏。
但是陶器始终是文明初级阶段的低级产品，它本身存在的缺陷注定了它逐渐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亨有盛誉的中华古瓷，已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里的明珠，也将越来越广泛地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并受到广大收藏家和陶瓷爱好者的珍重。
中国瓷器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原始青瓷，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这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330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的两大窑系。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
宋代是我国瓷器空前发展的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花争艳的局面，瓷窑遍及南北各地，名窑迭出，品类繁多，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产品为世所珍。还有耀州窑、湖田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等产品也是风格独特，各领风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好局面，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代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统理窑务，发明了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烧制出大型瓷器，并成功地烧制出典型的元青花和釉里红及枢府瓷等，尤其是元青花烧制成功，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金时战乱后遗留下来的南北各地的主要瓷窑仍然继续生产，其中龙泉窑比宋时更加扩大，其中梅子青瓷是元代龙泉窑的上乘之作。还有“金丝铁线”的元哥瓷，应是仿宋官窑器之产物，也是旷世希珍。
明代从洪武35年开始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200多年来烧制出许许多多的高、精、尖产品，如永宣的青花和铜红釉、成化的斗彩、万历五彩等都是希世珍品。御窑厂的存在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景德镇的青花、白瓷、彩瓷、单色釉等品种，繁花似锦，五彩缤纷，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还有福建的德化白瓷产品都十分精美。
清朝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景德镇瓷业盛况空前，保持中国瓷都的地位。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朝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翠硕、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郎窑还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的烧制技术，郎窑红、缸豆红独步一时。还有天兰、洒兰、豆青、娇黄、仿定、孔雀绿、紫金釉等都是成功之作，另外康熙时创烧的珐琅彩瓷也闻名于世。
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制瓷工艺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乾隆朝的单色釉、青花、釉里红、珐琅彩、粉彩等品种在继承前新的基础上，都有极其精致的产品和创新的品种。
　

中国古代瓷器是怎样外销的
中国瓷器的发明要比国外早1500年以上，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遗产之一。英语“china"一词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中国"，另一种解释就是“瓷器"。原因何在呢？我国是世界上发明瓷器的国家，瓷器发明以后，大约在公元7世纪的唐代就开始向外大量运输出到朝鲜、日本、菲律宾、泰国、印度、伊朗、埃及和东非等地：14世纪以后，中国瓷器已经运销到了全世界。近年来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精美而又新奇的中国瓷器，博得各国人民的钦佩和称赞，所以操英语的民族国家干脆“瓷器"、当作“中国"的同义词了，而中国也博得“瓷国"的称誉。
我国古代瓷器外销的途径，大致可分为陆路和水路，水路又可分为东南亚和西亚、东非两路。随着瓷器的外销，我国的制瓷技术也随着外传。我国古代瓷器是怎样外销的呢
首先介绍的是通过“丝绸之路"运送瓷器，伊朗(古名波斯)位于亚洲的西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和伊朗两国国人民早在两干多年前就开始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中国和伊朗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从公元7世纪起，中国陶瓷器也随同丝绸品一起沿着这条道路运往西方。据考古发掘，在伊朗的尼夏浦尔等地发现了唐代至清代的中国瓷器。尼夏浦尔位于伊朗东部，是古代呼罗珊的中心地，也是东西交通的要冲。这里的人民非常喜爱中国陶瓷，并视为珍品，公元1059年有个名叫拜哈奇的人在他的著作里写了一段有趣的|记载：“呼罗珊总督伊萨向哈里发的河仓·拉西德赠送了精美的中国官窑陶瓷二十件和一般陶瓷两千件。这是哈里发宫廷从未见过的东西。"近年来，从尼夏浦尔遗址发现了9世纪至13世纪的中国陶瓷，有越窑和长沙窑青瓷，青白瓷、白瓷等。
在印度莫卧儿帝国有这样一个传|说：莫卧尔皇帝贾汗吉尔收藏有一只喜欢的中国瓷盘，有一天管理者因不小心而打碎了，于是他暗中饭派人到中国去买一只同样的瓷盘。两年过去了，派出去的人还没回来而皇帝贾汗吉尔却想起了这只盘子。他听说盘子已被打碎，立刻大怒，将管理者毒打一顿并没收了他的财产。后来皇帝给他五千里拉钱，发还给他四分之一被设收的财产，要他出国去寻找类似的瓷盘，找不到就不准回国。这个人历经艰难，终于在波斯国王那里找到了类似的盘子，并且花了一笔巨款说服波斯国王将盘子卖给了他。他也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与家人团聚在一起。故事发生在1608～1611年，这位国王就是波斯沙法维王朝第五代皇帝阿巴斯大帝。这位皇帝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喜爱中国瓷器，只要是比较高级的中国瓷器，就非搞到手不可。他继位之后，波斯国势日益增强，和中国的贸易也不断扩大，于是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便落到他的手里。公元1611年他到阿尔德比勒去祭祖庙，同时还在那里建造了一座中国瓷器陈列管，把自己珍藏的1162件中国瓷器奉献出来，并每件瓷器的底部刻上用细点组成的阿拉伯文方块题记“高贵而神圣的奴隶阿巴斯奉献沙法维寺"，细点填朱，看上去好像盖上了一方图章似的。这批珍贵瓷器后来一直保存在阿尔德比勒，把阿巴斯大帝献给寺庙的珍贵图书劫往彼得堡(今列宁格勒)图书馆，有几件刻有上述题记的瓷器则劫到第比利斯博物馆。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为了使这批珍贵的瓷器免遭第三次浩劫，伊朗王室就将阿尔德经勒所藏的比较完整的瓷器移到德黑兰考古博物馆保管了。
中国瓷器的外销尤其体现在海上的“陶瓷之路"。我国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很早就有发达的海上交通，同世界各国产生了友好的交往关系。
唐代起，我同政府相继在广州、明州(即宁波)、泉州等地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明州是唐代起对日贸易往来的主要港口。唐代商人李瞵德在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冒风浪之险由明州启航驶往日本，这是我国民间对日本贸易的早记载。从那以后，年年增多，日本称做“唐商"或“宋客商"的中国商船，仅在9—12世纪间驶往日本北九州港口的就有百余次之多。到了五代，商人蒋承勋、蒋衮等人多次来往于中日两国之间。公元947年，吴越王委托商人蒋衮把一批包括越窑青瓷在内的土特产和信件带往日本送给有关官员。公元954年，钱弘俶委派商人蒋承勋代表吴越国，致书并馈赠礼物给日本政府。到了公元1105年（崇宁四年），由明州启航的泉州客人李充的商船，装载了“甆垸贰伯床，甆堞壹悟床'去日本这虽然是现存的瓷器贸易记载，但往来中日之间的商船部毫无例外地装载了瓷器。
中国瓷器是怎样运到欧洲去的昵？由于欧洲离我国较远，所以早出现在欧洲的瓷器并不是直接从我国运去的，而是通过波斯，埃及等国传运去，而且数量极少，因而瓷器在欧就更加觉得身价百倍了。唐、宋时，中国瓷器的贸易主要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
唐代，中国商船已可远航到阿曼、波斯、巴林沿海一带，上述各地商船也直接同中国广州、泉州等港口通航，中国船将货物运到西拉夫后，就换船通过红海再运到埃及。中国瓷器随着中外商船远涉重洋运到了贝非。在红海沿岸的科塞尔，尼罗河上游的底比斯，库夫特，开罗近郊的福斯塔特遗址，都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其中，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遗物特别丰富，有唐三彩、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元青花、长沙窑青瓷等，碎片共达一万余片。
宋代，中国瓷器更大量地运销到国外。到了南宋，由于疆土日蹙，朝廷财政困难，国外贸易已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因此，对外贸易更有了很大发展，当时来中国通商的大小数十国。但对外贸易愈大，中国钱币流出海外的也愈多。为了防止钱币流出海外和钱荒，南宋继唐代关于钱币输出禁令之后，在公元1219年又规定凡买外贸须以丝帛、棉绮、瓷器、器等为代价交换。这样一来，宋代瓷器就更多地输出海外了，而且还远销到了东非沿岸国家欧洲人很可能是通过地中海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贩运中国瓷器的，但阿拉伯商人卖给欧洲人的中国瓷器决不会很多。因此，传到欧洲去的中国瓷器都被看做是无价之宝珍藏起来，有的还用金、银等镶嵌。且前，有记录可查的早的这类瓷器是匈牙利路易大王（公元1342—1382年）珍藏过的，并于1381年镶嵌银子的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
公元1517年，葡萄牙商船首次驶入广州港，成为欧洲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的国家。自此，从前远只运到地中海和东非海岸的瓷器，已经绕过好望角沿着南海岸北上，到达欧洲了。不过。这时运到欧洲去的中国瓷器的数量还是不多的。
公元1610年，有一本叫做《葡萄牙王国记述》的书里就十分赞美中国瓷器说：“这种瓷瓶是人们所发明的美丽的东西，看起来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为可爱。"可是，瓷器在当时是贵重的奢侈品，它的价值同于黄金，一般人是无法问津的。
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瓷器在海外的市场活动。因此，我国各瓷场制造了相当一部分的专供出口用的瓷器。从明朝中期开始还出现了欧洲人定制的瓷器，他们要求用王室纹章或王公纹章作为瓷器的装饰。17世纪后期，法王路易十四曾派人到广州订制饰有法国纹章、甲胄的瓷器。中国除了接受订货之外，而日还烧制一些样品送往国外，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的瓷器贸易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唐宋以来，中国瓷器即运销伞世界。不少国家还仿制中国的瓷器。朝鲜是早学会制瓷方法的，他们于公元918年在唐津设窑，开始烧造瓷器。日本在奈良时代(公元8～9世纪)引进我国的烧窑技术，烧出了质量很高的“奈良三彩"釉陶。埃及人大约在法特米王朝(公兀969至1171年)开始仿造中国瓷器并取得成就。15世纪，阿拉伯人把制瓷方法传到意大利，为欧洲制瓷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总之，我国从发明瓷器以后的1000多年中，瓷器已大量运销到国外许多国家。

只因为陶瓷器是中国的国碎，有几干年历史，陶瓷英文的缩写就代表中国，陶瓷是天地人，水与泥与火和人文缎治的文化艺术结晶，而且件件不同，经人的加工探索改进精雕细琢，更精彩更引人眼球和喜爱，陶瓷器也是全世界人们最喜爱收藏的大品种大项目。不论国内拍卖世界拍卖陶瓷总走在潮流价格的前例，精珍美陶瓷品总创新高。这也是中国陶瓷的媚力风彩所在吸引力的能量。

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城市的制瓷工艺会有所区分，各有权重，中国落后的并非是制瓷技术，落后的只是自主的品牌影响力。我们是陶瓷大国，但却也是陶瓷弱国。一方面，陶瓷产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连年名列世界前茅。另一方面，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特别是由于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大部分产品只能以非常低的价格进入国外中低档市场，许多优质产品也只能打着国外的品牌才能进入高档市场。缺乏自主品牌已成为我国陶瓷业的一大软肋。

研发能力不强，设计缺乏内涵是造成品牌缺失的原因之一，设计创新能力是打造一个品牌的重要基础。我们许多企业在产品设计上往往只注重外观的设计而不注重产品的内涵，使得我们对陶瓷有着低质廉价、缺乏个性的印象，甚至让人深思，是否中国的制瓷技术是不是已经倒退了，落后于日韩、西方等一些国家？品牌缺失其实对于陶瓷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并且国内许多企业对流行趋势的预测比较弱，致使产品同质化明显。由于存在着以上所说的问题。尽管许多陶瓷企业推出了许多新品，也很难打入国外市场，只能通过价格战来占领市场。其实产品设计不仅仅是一个包装，是一个新面孔，更重要的是将传统制瓷和现代科技与生活美学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表达。

另一方面国内存在着技术侵权，模仿严重，普遍的“克隆”现象，在利润的驱使下，许多企业以国外品牌为标榜对象，不断地“模仿”他们的工艺和设计，而国外的品牌商则干脆让国内企业帮他们进行代加工、品牌推广，在国内外陶瓷市场中，我们所看到的诸多国外厂商的产品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由国内工厂代加工制作完成，中国制瓷工艺落后于西方国家吗？

我想未必。品牌意识淡薄，才是关键，许多企业规模不大，再加上企业创建自主品牌的意识普遍不强，一些企业尽管拥有较强的工艺支持，或是在市场上已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但在品牌宣传和推广方面则相对较弱，就导致拥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很少。对品牌的认知越低，对技术、工艺等方面的质疑也会随之递增。中国从来不缺乏精湛的制瓷工艺，德化、景德镇、潮州、醴陵等地均属陶瓷工业城市，拥有成熟的陶瓷产业链和生产实力。随着自主品牌意识的趋势导向，许多陶瓷企业也正在打造自己的企业IP，将企业品牌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有悠久而辉煌的陶艺史。中国陶瓷，曾长期影响世界陶瓷艺术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陶艺却落伍了。

中国的陶瓷落后于西方，其原因与陶瓷美术设计者的综合素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陶瓷要再度创造辉煌，我认为每一个设计者，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掌握多学科的知识，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

有一名学者曾经说过，设计要以人为本，她不是为了产品，也不是为了金钱，她只为了满足人们的种种需要。

从本质上看，陶瓷设计是为了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陶瓷美术设计不同于纯粹的艺术创作，可以从创作者的主观感受出发，不受任何约束地体现创作者的艺术观点和艺术思想感情。多数情况下，陶瓷设计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受到市场需求、生产者决策、技术工艺条件、生产成本、消费者喜好、大众审美标准等设计的先决条件所限制。在此基础上，才能体现设计者的设计观念、风格等个人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生产的规律深刻地影响着设计艺术的发展。一个有所造就的陶瓷设计师，必须重视市场需求，掌握经济学、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才能具备适应现代科技、现代文化、现代生活办法、现代审美观念的能力。设计出精美而能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二、对陶瓷装饰美学特征的充分认识

陶瓷无论从材料美感、图纹装饰或装饰题材上，都与其它的欣赏性美术和工艺美术不同。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对陶瓷材质带给人们美的感受的一种审美阐释。陶瓷装饰艺术中，色釉装饰就是运用各种材料，通过预置的烧成气氛和烧成温度，达到预置目标的色彩效果与肌理效果，形成陶瓷装饰艺术中妙不可言的风貌。不同的色釉特性各不相同。陶瓷通过火作用于材料，通过材料呈现出质感和视觉效果来体现材料的装饰属性，物化成各种形态和美学品格。完全不同于器物表面的人为的图形美。

陶瓷的图纹装饰是再来的一种装饰形式，大致可分为釉上彩和釉下彩两大类。釉上彩包括粉彩、新彩、古彩、珐琅彩等。釉下装饰包括青花、釉里红、釉下五彩、青花玲珑、影青雕刻等，各自的绘制技法、烧成都很复杂，特性各不相同。如古彩，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装饰方法，在用色和图纹组织上都有强烈的装饰性，色彩浓艳明快，富有浓郁的图案味和民间味；粉彩色彩淡雅柔丽，用色较程式化；新彩直接用颜料作画，制作自由；影青雕刻，是在坯胎上用刀具刻划图纹，施影青釉，高温一次烧成……陶瓷设计者只有熟练地掌握各种不同的装饰技法，才能把这些装饰形式自如地综合地加以运用。从而使工艺陶瓷美术设计者有更宽广的表现空间，更自由地表达语言，更有内涵的审美情愫。陶瓷艺术由于受到功用目的和消费市场的制约，在题材上需充分考虑，不能随心所欲。应表现积极向上，健康美好，吉祥如意、寓意深刻的内容。只有这样，作品才能让人感到愉悦，得以修心养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陶瓷设计者只有对陶瓷装饰的美学特征有充分的认识，同时通过复杂的陶瓷艺术设计的实践，赋予陶瓷以生命。才能使陶瓷艺术家与陶瓷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积累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历经了许多阶段，具有独特的视觉魅力，中国书法自秦汉以来，流派纷呈，风格多样，有篆、隶、草、行、楷等种类。同时，表现题材广泛，自成体系，地位不同凡响。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它的精神导向源于艺术家对大自然的生命感悟，是构成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原始社会的甲骨文开始，到行书的出现，书法艺术的内在表现形式也逐渐繁荣昌盛。在书法家的笔下，流露着艺术家对人生的思想感悟及对江河宇宙变化的独特审美观点。它的表现形式以墨色的枯、湿、浓、淡及千变万化的抽象笔墨组合，表现幽深的美学意境，以苍茫浓郁的文化审美积淀展现波澜壮阔的东方美学情趣。在载体的表现形式上。则以千变万化的笔墨线性元素组合为主体。在忘我的笔墨解构中，以充满张力的笔墨表现手法，着重笔墨情趣化的美感表现。展现了空间的笔墨审美情趣，传达给人们空灵、恬淡的联想空间。原始的笔墨线条，经过书法家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处理，是艺术家对生命本体的感悟并传达着蕴涵深远的境界。书法这种独特的魅力使现代人在共享古人的智慧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汉字中蕴藏的无限灵感。从而为现代工艺陶瓷提供源源不断的设计源泉。
人类艺术的起源与原始装饰有着某种不可割舍的关系。中国古代传统造型艺术在意境上追求大看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境界，注重事物质的表现，往往是意到为止，恰到好处。简洁而充满活力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案；凝重、神秘的商周青铜装饰图案；深厚、宏大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四神瓦当图案，气势流动的织绣图案；具有宗教色彩的南北朝石刻装饰、飞天图案；丰满、富丽、华贵的唐代宝相花、勃勃生机的卷草图案；内容丰富、装饰性强的团花图案；具有文人风格的宋瓷图案；寓意深刻的民间剪纸、刺绣，朴素的蓝印花布；造型生动、概括、质朴的贵州蜡染；童趣十足的泥玩具；以吉祥内容和戏剧故事构成画面的风格各异的木版画、年画等。这些有着强烈民族特色，地域文化特点的传统设计元素，完全可以在工艺陶瓷美术设计中，通过把客观形象和色彩以创意主观意识和市场需求用陶瓷的装饰手法进行必要的归纳、取舍、夸张，从而获得新的形象和意境。

音乐，是以声音作为表现手段的艺术。它不象美术设计那样通过视觉作用于感官，而是通过听觉直接作用于心灵，通过表达情感来引起人们对一定生活情景的联想，以声表情。作为视觉艺术的美术设计与听觉艺术的音乐，表面上似乎没有联系。然而由于美术与音乐在节奏韵律、意境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如通过节秦和韵律，《二泉映月》体现出一种哀怨的意境，《黄河大合唱》体现出一种雄伟的气魄，《雨打芭蕉》体现出一种热烈，跳跃的气氛等。陶瓷美术设计者，是可以从音乐中得到启发的。文学与陶瓷美术也有密切的联系。许多陶瓷美术作品，如希腊瓶饰，往往是根据文学原著提供的题材和情节创作出来的。而诗歌与陶瓷艺术，是一种更内在的联系办法。二者的一起点在于都追求通过意境的创造而抒发作者的情感，激发观众的想象和联想……
四、创新意识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元化基础知识结构，专业技术，文化艺术修养，市场意识等，都是现代陶瓷艺术设计不可缺少的因素。而创新思维，更是设计的关键。中国几千年辉煌的陶瓷史，曾经是陶瓷美术设计者的包袱。艺术设计是创造力发挥的广阔天地，但是如果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一味沉迷于传统的襁褓里，陶瓷设计产品就会停滞不前，从而丧失生命力。今天，世界陶瓷精品的货架上，难以发现中国的陶瓷。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的陶瓷设计者的创新意识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不是我们的技术不够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