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景德镇]最美的味道 寻找景德镇美食

在景德镇即将跨过千年门槛的时候，这个从小就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的地名却仿佛发生了误差，它不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景德镇，它还让每一个真正站在它土地上的人迷惑。景德镇到底藏在哪里？我们展开了一场寻找景德镇的偏执旅行。 2004年8月13日，当景德镇笼罩在台风带来的大雨中，城市持续很久的36度高温终于慢慢消退。这个在中国存在了整整10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波澜不惊地等待着自己一个半月之后的生日。几条主街道上精美的瓷柱和市中心休闲广场对面大楼上悬挂的念起来有些拗口的条幅――“没有买不到的瓷器，没有卖不了的瓷器”企图营造一些瓷都特有的氛围，却反而将来客的思绪拉得更远。景德镇人像过去的每一天一样，调慢自己的钟，陪着他们的城。 昌江寂寞 虽然现在的三闾庙已经并入了景德镇的市区，但正上初二的夏亮还是把一江之隔的市区叫做城里，把自己生活的古街当做乡下。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昌江游泳，比赛潜到水底捞某块瓷片，或者用岸上的瓷片比赛谁打的水漂远。明清时期景德镇依水而生的繁华商贸，三闾码头前商船云集的景象于他完全没有概念，只不过荒烟蔓草的三闾码头一直就是夏亮和他的小伴们游泳时的跳台。 被夏亮抱怨没什么可玩，只能跳水的跳台，其实是国内格致罕见的水运码头。青石砌成的三层平台，可以适应不同季节和水位的运输要求，承担景德镇主要的制瓷原料、燃料和城镇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运输。想当年，三闾庙古街因水而生，榨油行、粮店、豆腐行、瓷器行在街的两边排开；在乡下无法生存，渴望来景德镇里谋生的农民群聚集在此；法国传教士昂特科莱，恨不得日日跑到昌江两岸的制瓷人家中，拼命总结出哪怕一丁点的神奇制瓷经验……这些所有的往事，夏亮只听奶奶讲过。现在昌江上的桥代替了渡口的船，乡下正式成为城区，看起来却分外的寥落。 三闾古街的街坊四邻大多从乡下迁来，原来的住家反而大部分迁进城里，不再守着这个一天也没几条船停泊的渡头。但新迁来的住户偏偏神奇地沿袭了这条街的商贾之业，夏亮的父母以卖瓜子为生，旁边的还有卖木器的。对门的邻居见我们几个外地人和夏亮聊个不停，便支夏亮来问我们是否要买瓷器，说家里有留下来的某朝瓷器。等我们兴冲冲地去看了，才发现所谓的某朝瓷器其实就是这位芳邻从市里买来囤着专门给游客看的，非常普通。出了他的门，夏亮和他的小伴刘非急着问我们是否买了东西，听我们说没买就特别高兴。刘非腼腆地表示，他的姐姐学画陶瓷已经一年，教的师傅在附近非常有名，可以介绍给我们。刘非的姐姐只比他大两岁，上完了初中便开始学习一技之长谋生。“你姐姐喜欢陶瓷？” “她才不喜欢，没有钱，对眼睛也不好，还要被师傅管，可我妈非让她去学。”刘非和夏亮十二分地表示对陶瓷没兴趣，但他们也面临着初中毕业后工作的问题。“我们两个在班里是差生，老师也不管我们，其实我们才不稀罕呢。” “那你毕业干什么呢？”夏亮偷偷地告诉我，他要去当一个民工，“我要盖个大房子！” 移民之城 如果我们根据三闾庙古街曾经充当过景德镇接纳外地人的第一站，现在又成为景德镇周边农村搬迁户的新家，就把三闾庙当做一个小的景德镇的缩影，这显然是主观而臆断的。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他也很难说他的家族在三代以内不夹杂任何其他的景德镇之外的血缘。法国传教士昂特科莱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给朋友发出的信中，描述景德镇“拥有一万八千户人家，一部分是商人，他们拥有面积很大的住宅，雇佣的职工多得惊人，每日消耗一万多担米和一千多头猪”时，一幅生机勃勃的、十分繁忙的手工业城市的面貌立即被勾勒出来。当景德镇号称10万工匠，仅仅用瓷器这种产品来维系城市的发展之时，欧洲称得上成熟的瓷器烧造工艺才刚刚在今天德国迈森研制成功，1708年更被称为欧洲瓷器诞生之日。在如此大规模的制瓷背景之下，景德镇成为一个理想的谋生之地是理所当然的。 几乎不用我们刻意去寻找景德镇的移民，老陈和他三个来自都昌县的老兄弟就出现在我们面前。65岁的陈贵生是陶瓷历史博物馆请到坯房里做手工示范的四个坯房佬（当地话的制坯师傅）之一。“我11岁就坐船过来，和我师傅学了五六年，16岁才可以单独干活。”11岁的陈贵生从一个懵懂的少年，给师傅打杂忙活到54年后的今天，变成头上有了很多白发的老陈，每天的工作依然如故。只不过为了让游客了解景德镇传统的制瓷工艺，老陈他们使用了很多年的机械带动拉坯又重新被换成最原始的木棍加速拉坯。历史仿佛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从前，景德镇的制瓷工艺仍徘徊在半自动和半手工之间。眼看老陈不断用木棍加快轱辘车的转速，手上的瓷泥便慢慢地转成盘子或碗的模样。“老了，年轻时候我一个人就可以拉1米高的大缸，现在的后生还要两个人拉呢。”话虽如此，老陈赖以生存的本事只限于拉坯，其他与制瓷紧密相关的印坯（用固定模具定型）、利坯（打磨，控制坯的厚薄）和上釉等不同工序他都不会。他另外的三个老兄弟，刚好分别负责其他的工序，再加一个上色的女孩子，已经是一条基本完善的制瓷流水线。 四个在坯房中表演的工匠都来自都昌，没有一个是景德镇人的巧合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但陪同我们的杜先生却丝毫不以为异。要严格地说起来，景德镇的移民正是景德镇的建镇之本。早在北宋时期，这种移民大潮就已然拉开序幕，大规模的移民潮一共发生过三次。先是宋时战乱，皇室南迁，带来很多熟练的制瓷工匠和避难人流；到了元朝，浮梁（景德镇原属浮梁管辖）瓷局建立，朝廷从各地抽调优秀工匠，专门组织朝廷和官府用瓷的生产；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搞大三线，把一批工业迁到景德镇，如昌河、999、4321、740等，意图调整景德镇的单一产业结构，移民又再次涌入。到了今天，景德镇市区的50万人口，仍有8万原国有瓷厂的陶瓷工人，假如以每家3口计算，就有24万人的生计与陶瓷紧密相连。要再算上私营的小作坊，那这个城市的人都和陶瓷脱不开关系。景德镇考古所的李一平这样形容“景德镇的饭好吃啊，在乡下赚不到钱的人在景德镇都可以活下去。你比如像瞎子，种田肯定不行，刚好做瓷用的釉需要慢慢磨，他就可以来做这个事，耳朵聋的可以去揉泥”。到了现在，景德镇人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是仍然吸引无数的外来者。周边的都昌人和波阳人，肯学又肯吃苦，长期以来反而垄断了景德镇制瓷的主要行当，形成两大帮派，称都帮和波帮。真正的景德镇人，也就是浮梁人，从事制瓷的人很少。 以后的采访更加明显地显示了景德镇的移民性质。在归景德镇管辖、与安徽交界的瑶里，我们碰到了靠做釉为生、从安徽到绕南村定居的老齐。天气炎热，老齐只穿着一个蓝色的裤衩，早上四点开始干活，靠水碓事先粉碎釉果（一种做釉的天然矿物），经过浸泡、沉淀等等工序，每天做100块釉砖赚钱，而这些釉砖每块只卖2毛8分。 世家兴衰 在景德镇这样延续了10个世纪都不间断的手工业城市，一个家族始终从事制瓷业就成为可能。然而在一番城市规划后，大规模的陶瓷城、散落在大街小巷的陶瓷商店却先入为主地成为这个城市的表象，总令我们无法触摸它的内里。 当46岁的袁松柏光着膀子，抱着一小筐苦瓜啤酒，嫌我挡了他的道时，我正站在还没有完工的世纪大道上，难以置信地看着路两边高高堆起来的混着大量瓷片的废墟发呆。废墟之上，几栋被拆得七零八碎、看起来完全不能住人的地方实际上还住了3家人，包括袁松柏和他的妈妈。这个被拆了半边，只剩下半边还能住的房子本来是一个瓷器作坊，是袁松柏的祖产。对于祖产的即将拆除，袁松柏没有表示出哪怕一丝的怀念。“你们不知道，原来这里叫吊角楼，临着昌江，位置好，路两边的房子都是瓷器作坊和店铺。现在政府进行城市改造，补偿我300多平的新房子，我就等着年底搬家了。” “没什么可怀念的，我家起码搬了五次，这房子不过是我家以前最小的，等年底搬了家，我也好继续出去卖瓷器。” 袁松柏几乎是精神亢奋地为我们讲述他的家史。他的老外公叫刘世机，靠卖瓷器发家，有自己的三个窑和50多家店铺。“七、八十岁的景德镇人都知道，全景德镇姓刘的加起来，都不如我家的一只鸡（机的谐音），我老外公厉害得很哪！”说着，袁松柏捡起一块带些青花，底部画着像个万字的瓷片递给我，“这就是我家生产的瓷，国内国外都卖，这条路上的很多瓷片，都是我们家的。”等到了他的外公刘耀，仍然可以靠祖产做到衣食不愁。“这条路旁边红旗瓷厂的房子，也有一部分是我们家的，解放后公私合营，我祖父自己吊死了，我母亲不敢再做瓷器，就靠出租政府归还的一套房子过日子。”说到这，袁松柏中风瘫痪的母亲哑哑地在一边叫唤着，谁也不知道她想说什么。看到我们给房子拍照，便推着轮椅堵在门口，十分愤怒地比划着要我们别照她的房子，并且不准袁松柏继续和我们讲话。 与袁松柏目前的无名状态相比，王隆夫父子是作为目前景德镇政府承认的24个“陶瓷世家”的传人出现的。在所有世家中，只有王家的先祖当过督陶官。王隆夫的祖父王昌彬，曾担任过光绪、宣统年间的御窑厂总办（即总管御窑），有着极为深厚的家学渊源。辛亥革命之后，王昌彬与郭宝昌交好，被袁世凯相中，一北一南地负责烧制袁世凯的专用瓷器。可惜袁世凯的美梦太短，还没来得及看见自己的“御用”瓷器，就已经灰溜溜地下台。“我家原来留下的一些陶瓷，景德镇陶瓷馆都拿不出来，可惜被红卫兵全抄去了。”在这样一位御窑总办的监督下，王隆夫的父亲王廷芳得到了十分全面的教育。他先就读于景德镇窑业学校，后来又考入了上海美专。“刘海粟曾经是我父亲的老师”。王隆夫的儿子王安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如今也成为景德镇炙手可热的陶瓷艺术家。在读大学以前，他只在爷爷的教导下学过书法，陶瓷工艺则全部从大学获得。正在工作室里画瓷瓶的王安维，还不到41岁，就有了一大堆头衔，比如全国青联委员、政协江西省委员和景德镇市人大代表。他坚决认为画瓷器是一个修养的过程，“画陶瓷和画画一样，就是画修养，要是画不到深处，没有意境，那就是工匠。我现在画一个普通的瓶子，就可以卖到1万多。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就不会去迎合某个商人，商人提的要求不合我的意，我就不接他的活。”王安维并没有让他的小孩学习陶瓷，他始终认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孩，如果最后选择做陶瓷，往往容易比那些没受过高等教育、从小就做陶瓷的小孩更容易成为大家。不过，“景德镇过去也有从拉坯拉成大师的人！” 以假乱真 “做旧”通常的解释就是做假古董，主要指运用一些特别的技法对成品瓷器改造作旧。在景德镇辉煌的历史中，做旧一向与仿古一起，各朝各代都有发生。在景德镇的瓷器店里，看到一两个价值连城的元青花梅瓶，并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明万历年间景德镇有名匠周丹泉，做的瓷器以假乱真，名扬海内，被冠以“周窑”的美名；现代景德镇的仿古名家黄云鹏，仿古仿得在国际上出了名，各地的瓷器爱好者甚至不惜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向他学习怎么鉴别瓷器。景德镇出了名的人是因为瓷器，使劲按着不愿张扬的人也还是因为瓷器。 找到胡荣华的作坊颇花了我们一番力气。这个在外面的瓷器界混出了一点儿名气、懂得在网上售卖“文革瓷”的作坊主，先是怎么都不肯接受我们的采访，后来好说歹说，终于愿意以专门制作仿古瓷的身份接受我们的采访。“你们找不着我的作坊，路难走，我来接你们好了。”果然，胡荣华的作坊选得颇有些峰回路转的效果，要没有他带着我们，我们绝对绕不出景德镇的城乡结合部。汽车先穿过了据说在1999年达到鼎盛状态、几个月前还生意兴隆的老厂村附近。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老厂村的消失和它的出现一样突然，要没有人提醒，我们根本看不出这个除了一两个匣钵店还开着门、很多不知道从哪儿窜出的狗，冷清而凌乱的街原来就是号称“瓷器产业一条街”的地方。拐了几个弯，路过一个电厂卸煤的地方，胡荣华的作坊以一个半成品的外型出现――就是一个刚刚盖完房顶的两层小楼。“天气热，盖房子的师傅下午都休息。” 胡荣华解释道。这个半成品的作坊一点儿不影响作坊的运作，两层的小楼被分成两部分，上层是画坯和上彩，下层是做模子和做坯。 进了门，和作坊里的几个主要主人认识后我们才弄清楚：胡荣华不过是作坊的股东之一，主要的大股东其实是他的表哥和舅舅。那个穿着拖鞋、短裤，身上随便套了个汗兮兮的短袖的舅舅老金，和田里看到的任何老农并无二致，在作坊里却是绝对的中流砥柱，负责所有作坊生产的文革瓷的创作和设计，是他们的“创意总监”。 老金已经67岁，身子骨还硬朗。他学瓷器的过程就是他农转非的过程。“我大哥现在还在波阳老家种田哪，我要不学就跟他一样了。”说着老金带我们去看他的成品库，打开门，一尊和真人一样大的毛泽东雕塑、各族人民大团结、白毛女、样板戏栩栩如生，充满着文革特色的雕塑立刻把我们镇得不能动弹。即使在景德镇陶瓷馆和考古所看到的那些被珍藏在玻璃柜子中、有着恒温调节的瓷器珍品时，我们也没能像看到老金的家当这么震惊，这是完全的促不及防和不可思议。 老金虽然没读过书，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却相当准确。他并没告诉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把作坊的产品定为文革瓷，但他明确告诉我们“我这都是按件取活，有的东西客户定了才做，卖得不好的就不做，每年做两三样新东西（即新设计的产品）。”对自己的设计才能，老金非常得意。“我爷爷是金生盛，80多岁才死，擅长花鸟虫鱼，和景德镇擅长做人物瓷的曾龙升是齐名的。他以前做的鼻烟壶，在香港拍卖了十几万美元。我爹是没天分，又害怕别人害他，在老家种了一辈子的田，又没什么钱。我小时候就觉得做瓷器有前途，16岁进城，在我爷爷的作坊学。我学了一两年就可以自己做东西，做出来的东西比那些老师傅还好。六几年私人作坊不做了，我就进了厂（景德镇陶瓷雕塑厂）。前几年厂子倒了，就自己出来搞这个作坊。”老金作坊的效益显然不差，才几年的时间，他们就盖起了30多万元的房子，买了自己的车。老金说话间又掏出一本红皮的文革瓷鉴赏，得意洋洋地指着里面的潘冬子雕像，“这就是我做的！我还落了名在底座上。”为了让我们看他做的潘东子雕像，老金愿意带我们到他家里看看。老金的家又是一座三层的小楼，夹杂在原来各大陶瓷厂四四方方的宿舍中间，一点也不突出。在这里，老金他们的作品摆了满满一屋子，他儿子收的原来雕塑瓷厂专门为毛泽东做的7951系列瓷器，也夹杂其中，白底红花，素净得反而一点都不显眼。 离开的时候，我一再要求一张名片，胡荣华推托了半天，给我写了个网址。 现实生活 当我们完全抹去了脑子里那个梦中的景德镇，终于能够以平常的眼光审视我们面前这个仍然在生长的景德镇。 景德镇这个城市与瓷的关系，已发展到即使你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路人闲聊，最后都会发现他或她是某个瓷厂的职工，或者家里以前做过瓷器。景德镇陶瓷馆的副馆长曹淦元，为我们回忆他小时候晚归的心情：“我家很大，我从大门跑到自己的门前，要跑好几分钟，心里又急又怕，现在都忘不了。”然而对景德镇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陶瓷更是他们讨生活的工具。所以当42岁的江建华师傅，骑着他的摩托等在休闲广场上，说他以前在景德镇陶瓷厂的经历时，那情景不是不忧愁的。“我1958年考进厂，8年了，工资从十几块拿到371块，厂子说倒就倒了。现在家里两个人都没工作，又要养小孩，我只好晚上出来开摩的赚钱。白天有交通警，我想干活也出不来，等他们下班也要10点以后，我10点以后才有生意。”江师傅原来是满窑（即装窑）工人，别的都不会做，他的一帮的哥朋友工种都差不多。正如王安维所说，景德镇陶瓷分工太细，造成的结果就是大瓷厂倒闭后有一部分技术人员还能靠自己的手艺干得很好，另一部分包装、装窑的工人就活得很苦。像江师傅这样，一个月两夫妻加起来收入也就1000上下的工人不在少数。江师傅说起以前厂里生产的三角牌瓷砖，“我们是当时中国瓷砖出口的惟一免检产品，潮洲生产的瓷砖，都是低温瓷，质量哪赶得上我们高温瓷。可这厂子怎么就垮了呢？” 江师傅他们等客的地方，新开了个666茶舞城，老板也是两个从瓷厂出来的工人。35岁的刘建国和31岁的詹北平在1989年认识以前，分别在光明瓷厂和跃进瓷厂工作，谁都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靠开舞厅生活。刘建国认为他和詹北平的相遇，纯粹是缘分。“我自己喜欢唱歌，下岗以后去过汕头、厦门当歌手。1997年回来以后就开始在景德镇做歌厅经理和歌手。我和我哥们儿挺想自己做点事情，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把钱揣在包里塌实。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但你这钱它也得生钱才行。我们一琢磨，觉得景德镇现在闲人这么多，怎么也需要点娱乐吧，就把这茶舞城开起来了。我们的舞厅一张票才两块钱，里面的设备还算高档，大家找得到感觉，6月开了业就火了。”刘建国的眼睛在黑暗中兴奋地闪烁着，和他正对面舞厅中强烈的的士高音乐，一下一下地相和。舞厅里面，难以忍受的闷热让不少人都赤膊上阵，汗流浃背地踩着鼓点。刘建国虽然又一次做了舞厅的经理，但詹北平才是真正主事的人。“我这哥们能干又勤快，不像我，文化不高，才小学毕业，生活过得顺心就行。他本来就初中毕业，后来又自己读了大学，现在又这么相信我，我能帮他就帮他了。不过在景德镇这个地方，要赚钱还是得做陶瓷。”说话间，刘建国的手机响起，女朋友要过来接他下班。问起他们的恋爱史，刘建国也不隐晦：“她自己以前也是画陶瓷的，29岁，有个11岁的小孩，我自己有个14岁的小孩。我们都属于婚姻下岗，碰到了觉得还行，又重新组合上岗。现在养着她结不结婚都一样了。”不一会，刘建国的女朋友来到，穿着一袭黑衣，弯弯的眼睛，老忍不住捂着嘴笑，一点都看不出已经29岁。 未来变数 景德镇一直在变，20世纪80年代十大瓷厂兴旺，仰头望去都是烧窑的烟囱和烟；90年代烟囱歇火，大家又开始干作坊。景德镇考古所的所长刘新元已然70多岁，他为我们回忆1972年邓小平来景德镇的情景：他那时候刚刚放出来，领导没远见，谁也不去陪，就派我陪他去红星瓷厂。小平很沉默，我陪着他绕了一天的红星瓷厂，他也没怎么说话，快离开的时候他问我青花瓷怎么鉴别，釉上彩和釉下彩有什么区别，我们这才多说了几句话。小平最后还托我帮他挑了一点东西（瓷器）。刘新元显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歇了一会儿，又说，景德镇到现在，工艺上还是半手工半自动，远不如欧洲、日本那些大瓷厂，改革总是避免不了，但怎么改就是个问题。 毕竟，全世界只有一个景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