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陶瓷价格及历史文化特色
导语:景德镇瓷器作为我国传统瓷器的品牌之一,其美名远扬与世界各地,到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若不买一件景德镇陶瓷小工艺品或是陶瓷,则不算真正得来过中国,景德镇陶瓷蕴藏着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其文化价值是远远高于市场与欣赏价值的。
景德镇瓷器最低档次则为小工艺品,比如我们常见的纪念品,大多数为5-20元左右。稍微高档的则为陶瓷茶具,比如说青花白瓷、陶瓷托盘也就价值290元,还有陶瓷五福临门盖碗则价值180元。中高档的是陶瓷餐具,比如说陶瓷寿碗,根据陶瓷网的报价则为230元,还有方形鱼盘,56头骨瓷餐具套装则为560元,另外一款值得一提的是蓝色多瑙河青花系列则价值390元。最高档的则为精品瓷具,比如金边釉上彩、高档骨质瓷瓷具价值720元。
关于景德镇的文化可谓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景德镇的出现是在汉代的时候。但是五代十国战乱之时,南北文化开始呈现大融合的局面,所以景德镇烧制的白瓷名扬远播,从此也奠定了“南青北白”的垄断格局。之所以景德镇瓷器成为南方瓷器的代表,是因为它的品种繁多齐全,并且用途也十分广泛,做工十分精良,以其拥有较为古老成熟的经验,打造造型多变的陶瓷。故而在古代的生产于生活方方面面都有用及它。
另外景德镇也享有“瓷器之国”的美誉,在明清时期,它便成为了全国制瓷中心,已经完全垄断了全国的陶瓷行业。自古对景德镇陶瓷的赞誉就多不胜数,比如说它的瓷身洁白的像一块美玉一样,薄的像一纸张,明透如镜子一般。所以到了清代时候,特别是乾隆时期,乾隆喜爱景德镇的陶瓷,所以在官窑与民窑的分布更为广泛,并且这个时期制作的陶瓷在传统的工艺上开始有创新,著名的唐三彩就是清代的著名的陶瓷。
景德镇瓷器开始融入西方绘画特色,画笔层次分明、并且有的也有西油画的创作素材,所以景德镇开始通过丝绸之路等其他文化交流渠道传入西方。这一举动不仅传播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并且也大大促进了清代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景德镇瓷器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伟大的瑰宝,是我们应当引以为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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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瓷器 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距今1800多年,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距今1600多年。
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
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 。
考古发掘表明,景德镇自五代开始生产瓷器,宋、元两代迅速发展,至明、 清时在珠山设御厂,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景德镇瓷雕制作可以追溯到一千四百多年前,远在隋代就有“狮”、“象”、大兽的制作。
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装饰丰富,有高温色釉、釉下五彩、青花斗彩、新花粉彩等;艺术表现力强,有的庄重浑厚,有的典雅清新,有的富丽堂煌,鲜艳夺目。
景德镇瓷业习俗是景德镇制瓷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景德镇在宋代出现村村窑火,户户陶埏的景观,瓷业习俗已具雏形。
从民窑来说,最晚自宋末元初起,景德镇制瓷业烧、做两行便开始分立。
“陶食工,不受艺佣,帚赁窑主,以相附合”。
清代才出现兼营烧做两行的“烧囵窑户”。
同时,民窑业也具有完善的生产体系。
这个体系分为不同的行业,各行各业都有其行帮组织,他们既各自独立经营,又处在经常的互相联系中。
由于分工不同,工匠必须各自掌握一种专门技艺,并以此为终身职业。
这对工匠的工艺水平的提高和技艺的娴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也为新工艺的创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景德镇明清时期的制瓷工艺成就,是与景德镇瓷业生产分工细致的特点分不开的。
大量系生活用瓷和陈设用瓷,以白瓷为著,素有“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之称,品种齐全,曾达三干多种品名。
瓷质优良,造型轻巧,装饰多样。
在装饰方面有青花、釉里红、古彩、粉彩、斗彩、新彩、釉下五彩、青花玲珑等,其中尤以青花、粉彩产品为大宗,颜色釉为名产。
釉色品种很多,有青、蓝、红、黄、黑等类。
仅红釉系统,即有钧红、郎窑红、霁红和玫瑰紫等,均用还原焰烧成。
产品驰名世界。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
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
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
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
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景德镇瓷业发展到元代,工艺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
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继宋代创青白瓷之后,又创烧成功具有高铝氧成分的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结束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局面,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的新时代,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瓷器之特色。
从而把景德镇瓷业推向遥遥领先的地位。
元代景德镇窑在宋代青白釉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崛起,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创烧了成熟青花、釉里红及各种单色釉品种。
青花瑞兽纹盘便是其中上乘之作,其形大而规整,内底主是题纹样绘麒麟竹石瓜果花卉纹。
这种将传说中的瑞兽与寓意兴旺发达的竹石瓜果组合在一起的图案,主要流行于制作精细的大盘上。
纹样线条流畅,通体细色肥腴,青花鲜丽浓重。
明代是景德镇的鼎盛阶段的开始,陶瓷艺术集历代瓷艺之精华,取得了更高的发展。
凡前代已有的品种,此时应有尽有;大量新工艺、新的装饰手法,也先后涌现。
如清新优雅,气韵生动,足与水墨画并驾齐驱的永乐、宣德青花;鲜红莹亮,色若朝霞,灿如霁日宣德霁红 ;釉下、釉上,互相掩映,柔和精巧的成化斗彩;薄如纸、莹如玉、吹之欲飞的永乐薄胎甜白;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嘉靖、万历五彩;还有黄、绿、紫相间成趣的素三彩,色如翡翠的孔雀绿、深沉幽净的霁青,娇艳柔美的浅黄,呈色稳定的矾红等等,都创始于明代,如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尽态极妍。
明洪武二年,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
其时镇内官窑有58座,民窑达数百座,“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足见当时生产规模之宏大。
在全国十余省开设的四十多处瓷窑场中,除浙江龙泉窑仍以青瓷为著,其他窑场多因技艺停滞而萧条,或因战祸困扰而沉没,惟有景德镇为“天下窑器所聚”,抑人之短,扬己之长,形成全国的烧造中心。
明、清以后,珠山御厂的设立和市场的进一步扩大 了景德镇制瓷业的蓬勃发展,致使几乎所有散落在乡村的小窑作坊都集中到城区,形成众多的手工业工场,吸纳了大量从业人员,窑户与铺户当十之七八,土著十之二三。
景德镇由此成为五方杂处、有十八省码头之称的陶瓷大都会,为瓷业习俗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景德镇瓷业习俗的突出表现是客籍瓷商队伍的不断壮大及瓷行、瓷庄和瓷号的大量涌现。
各商帮都有自己的瓷行、瓷庄或瓷号,他们加强了景德镇与外地的联系,也操纵了景德镇瓷器的运销。
随之而来的各地风俗习惯给景德镇瓷业习俗增添了新的内涵。
洪武年间是明代釉里红烧制最兴盛时期,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大型器皿。
永乐白瓷颇负盛名,世称“甜白”。
据文献记载永乐皇帝对洁素莹然的白瓷甚为喜爱,这应是永乐白瓷风行的主要原因。
白釉暗花执壶和暗花双耳扁壶,以其变化多姿的造型、纤细古朴的手法、晶莹白润的釉色向世人展示了景德镇工匠高超的制瓷技艺。
宣德年间是明代青花烧造的黄金时期。
青花龙纹扁壶群冠众器之首,其形成高大俊美,胎细釉润,纹样用进口的苏麻离青绘画而成,色泽鲜丽浓重,传世实物屈指可数。
蓝地白花折枝花果纹盘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的传统产品,在各朝制品中尤以宣德器为精美。
斗彩创烧于成化期,这种在釉下用青花勾勒纹样的轮廓线,釉上用红、黄、绿、紫等色填彩的瓷器名闻遐迩,传世器多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私人能珍藏到成化斗彩器的实属凤毛麟角。
明代晚期是青花五彩烧制空前绝后的时代,其中尤以嘉靖万历的数量为多,但形制高大、技艺高超、盖与器身均保存完好的器皿则并不多见。
清代,中国瓷器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雍正产品,以其胎细釉润,纹样典雅精美而独树一帜。
粉彩鹌鹑图瓶便是其中的一件绝世佳品,这种在彩料中采用金红着色,并运用玻璃白打底渲染的新工艺,不仅能将图案的阴阳面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而且比传统的五彩色泽更柔和淡雅,特别是配上细白的胎壁后,更加精美,让人有爱不释手之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摧残,千载名窑也停滞而趋向衰落。
陶瓷生产水平继续下滑,生产规模也日趋萎缩,制造工艺上仍沿行旧法。
景德镇毕竟有悠久的制瓷传统,广大瓷工身怀绝技,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奋力发展以手工技艺为特色的仿古瓷、美术瓷生产,坚持与外国机器制造的日用瓷相抗争,保持了中国瓷器在国际上的美誉,于衰落中显示了振兴陶瓷的潜力。
现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继承了传统的技法,吸收和借鉴了国内外的精华,使陶瓷制作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度。
所以说,一部中国陶瓷史,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历史,一部形象的中国民族文化史。
改革开放以后,景德镇瓷器在工艺和技法上有了很大的突破,景德镇瓷器也经历了从国有十大瓷厂到民营企业的转变。
景德镇地区的瓷器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新的阶段,陶瓷企业越来越多并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形成了“术业有专攻”的态势,在烧成难度很大工艺如高温颜色釉、粉彩轧道工艺、各种瓷器的器型上都有很大的发展,比如餐具陶瓷上加如了很多新的款式,有欧式风格的也有韩式风格的餐具出现。
鱼纹 ,陶瓷装饰的传统纹饰之一,广义上可包含由鱼纹和其它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纯粹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鱼纹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即已出现,河南临汝出土有鹊鱼石斧图彩陶缸,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鱼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
一、明清时期鱼纹瓷器概述
1、明代鱼纹瓷
明代鱼纹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用鱼纹装饰的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绿釉刻鱼水纹小碗、宣德釉里红四鱼纹高足碗、宣德霁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宣德白釉鱼藻纹盘、成化五鱼纹高足碗、弘治矾红五鱼纹盘、正德红绿彩四鱼纹盘、正德红釉白鱼纹盘、正德釉里红鱼纹盘、正德孔雀绿釉刻花鱼莲纹大碗、正德青花矾红五鱼纹大碗(彩版一,1)、嘉靖青花鱼莲纹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鱼莲纹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鱼莲纹大碗、嘉靖青花鱼藻纹盘、嘉靖青花莲塘鱼藻牡丹纹花式洗、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彩版一,2),嘉靖青花加彩鱼莲纹罐、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万历青花鱼莲纹大盘、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仿定窑印花鱼莲纹碗、仿定窑印花鱼莲纹大碗等。明代鱼纹用在釉里红、青花、青花矾红、五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仿定窑白釉印花等种类的器物上,鱼纹成为明代各朝喜绘的纹样。嘉靖时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鲫鱼演变到画鲭、鲤、鲌、鲫四种鱼,鱼体肥大。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鱼,互相对称,空间衬以水草、莲花、浮萍。嘉靖鱼纹在纹饰内容上比元代丰富,艺术处理上比元代进步,能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水中的鱼儿、虾、蟹、蝌蚪、深水中的藻类,都通过画面大胆生动地呈现出来,画法细腻,纹饰繁密,用色浓艳,装饰性强,受晚明画风影响,商业性较强。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万历 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宣德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2、清代鱼纹瓷
清代制瓷业达到了鼎盛,装饰纹样不仅继承了前朝的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鱼纹瓷的品种、数量和鱼纹的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异常丰富,所见按年号和色釉列举如下:
康熙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90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龙变纹高足盘、青花鱼莲纹葵花式洗、青花鱼龙变纹板沿洗、青花鱼草纹小碗、青花海水鱼龙变纹折沿洗、青花鱼龙变纹盆、青花鱼龙变纹笔筒、青花四鱼纹缸、黄地青花鱼水纹水丞、青花加紫落花游鱼图碗、青花加紫鱼藻纹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鱼藻纹碗和青花红彩三鱼纹碗等。
清康熙 青花鱼藻纹缸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水巫、釉里红双鱼纹瓶、釉里红鱼龙变纹盘口瓶、釉里红海水鱼纹缸、釉里红鱼藻纹鱼缸、仿宣德款粉青釉里红四鱼纹水丞(彩版一,3)、矾红彩鱼纹折腰碗、郎窑红描金鱼藻纹盆和矾红彩五鱼纹盘等。
(3)五彩:五彩鱼龙变纹洗、五彩四鱼纹盘、五彩四鱼花卉纹折腰碗、五彩五鱼纹碗、五彩鱼藻纹缸、五彩开光游鱼斗鸡图银锭杯、五彩里龙外鱼纹盘、双鱼款五彩诗句花卉纹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大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小盘。
清康熙 五彩鱼藻纹棒槌瓶
(4)仿明鱼纹瓷:仿宣德款斗彩外海水五鱼里团花纹盘、仿宣德款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仿宣德款白釉凸鱼龙变图觚、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碗、仿成化款八鱼纹碗、仿成化黄地白鱼纹石榴尊和仿成化款洒蓝地釉里红鱼纹撇口碗。
(5)其它品种:洒蓝描金红鱼纹盘、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彩版一,4)、霁蓝地白鱼藻纹碗、黄釉鱼式笔山、白釉鱼藻纹钵缸、孔雀绿釉鱼式水注和素三彩鱼草纹碗等。
雍正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41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盘、青花鱼藻纹盆、青花加紫五鱼海水纹葫芦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鱼纹碗等。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碗、三鱼纹把碗、三鱼纹高足盘、三鱼纹盘、鲜红三鱼纹碗和红鱼藻纹观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斗彩:粉彩鱼藻纹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鱼纹盘、五彩鱼藻纹碗、五彩鱼草纹碗和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杯等。
(4)白釉:双鱼纹瓶(彩版一,5)
乾隆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36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碗、青花鱼藻纹盆、青花海水鱼龙变纹高足盘。
(2)釉里红:折枝花双鱼耳洗、五鱼纹盘、三鱼纹把碗、豆青地青花釉里红鱼藻盘。
(3)粉彩:鱼藻纹盆、山水鱼藻纹折沿盆、四系金鱼转心瓶(彩版一,6)、豆青地粉彩外鱼藻里红彩五蝠纹盘、黄地粉彩鱼纹瓶、木纹釉里米色地粉彩鱼龙纹卧足碗。
(4)其它:仿龙泉釉刻鱼纹高足盘、天蓝釉双鱼瓶、黑彩外山水里鱼藻纹方斗杯和仿黑纱鱼藻纹嵌时表葫芦壁瓶等。
二明清鱼纹瓷文化内涵
明清瓷器大量采用鱼纹的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追本溯源鱼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如新石器时代鱼纹彩陶盆、父系氏族社会出土的绿松石鱼坠、商代中期龟鱼纹盘、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双鱼瓶、春秋早期刻鱼纹铜盘、秦汉鸟衔鱼纹瓦当、晋代鸟啄鱼纹金饰品、唐宋官服上的鱼袋、鱼符、唐代发兵用的“鱼契”、宋代宫中“鱼钥”、宋代鱼藻图绘画作品、南宋鱼藻纹银杯、明代鱼纹织锦、清代鱼藻纹漆盒、清代象牙镂空雕鱼、清代鱼藻绘画作品、在民间有鱼灯,直至今日还流行“连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年画。其中尤以鱼纹陶瓷最为丰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鱼,作为水中最常见的动物,为什么能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一个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鱼为什么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鱼与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的渔猎经济生活中,原始社会的先民对鱼有了很深的了解,“鱼腹中多子”引发先人对生殖的联想,闻一多认为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敷衍直接相关。“鲤鱼摆子”一类繁殖事项,启发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们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鱼成为生殖崇拜对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县发现的叶蕃以前的岩画,展示了类似生殖崇拜观念,其中一幅,绘有日月,男女性器、鸟和鱼等。画面上,一条大鱼腹内孕有十条小鱼,下方有四个戴鸟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围有三条小鱼。画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鱼鸟均表示阴阳对应,对生殖崇拜观念做出了多层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鱼纹是寓人于鱼的写照。有人说它是图腾的象征,有人说是“寓鱼于人”,有人则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
根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认为双鱼的外形象征女阴,月经从女阴流出,他们把鱼血象征女性的经血,创造了鱼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经血,多多繁衍人口。远古人类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经,月经称作“信水”、“月水”、“经水”,由于女性有月经(信水),月经又与水相联,人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后,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观念下传,于是鱼血祭演化为祭鱼求雨的仪式。《帝土世纪》:“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时,用八条活鱼(“以生鱼八”)祭祀共工;在秋季求雨时,还用九条桐木鱼(“以桐术鱼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关于以鱼作祭祀的记载很多,《苟子·礼论》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轻重篇》:“主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
2、庄子的“鱼乐”思想
《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己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战国时代庄子把水中的游鱼视为可凝想,认同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子在观赏一群跳跃的游鱼时,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喜悦。他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领会鱼的感受。庄子不但可以化鱼,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国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领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国的万物有灵,物吾合一,情景交融的说法,历史悠久,意义深刻。庄子道家这种宇宙观,源自于易经的思想构架。庄子的“鱼乐”思想,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如鱼乐图、鱼藻图、游鱼图亦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绘画主题,是中国特有的。有关鱼乐的绘画作品《宣和画谱》和《盛京故宫书画记》有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春溪鱼藻图》、《群鱼戏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画家易元吉的“鱼藻图”,清代挥寿平的“紫藤游鱼”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类鱼藻图深受上述绘画作品的影响。艺术家以平淡的方式来描写游鱼活泼的姿态。它们有时漂浮徘徊于水藻间,有时突然穿梭于清流旋涡中,有时沉入荷塘,或跃出水面。画家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凑。而这种对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铭感于心,无法以语言沟通,物吾两忘的意境。
3、鱼纹的吉祥寓意
由于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攘灾避邪,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例如汉代铜洗上的“双鲤图”后面配有“长宜于孙”、“君宜子孙”一类吉语。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又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
祈求,进而,通过丰兆吉语再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图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连年有余”(鱼和缠枝莲)、“吉庆有余”(渔和戟、磬)、“富贵有余”(鱼和牡丹)、“富足有余”(游鱼)表明,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已转化为对物的丰收期望。流行于清代的鱼龙变,其意在于鱼可化龙,凡可入圣,这表明由鱼的生殖崇拜、对物的丰收企盼,转化为对时运、前途、机遇的吉祥祝颂了,鱼纹的意义随时代而升华。
正是由于鱼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才使中国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养鱼之风兴盛起来,从而推动鱼纹瓷的发展。
三明清鱼纹瓷产生的社会背景
1、明清赏鱼养鱼风尚
中国人赏鱼可能始于唐朝。韩愈诗曰:“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做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好方口钓鱼时。”“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形。”韩愈描述了自己埋盆、喂鱼、赏鱼的情景。到了宋代,赏鱼的风尚更盛,宋人蒋之奇有一首咏金鲫的诗全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是嗅饵者,固有是常鳞。”蒋之奇将金鲫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养鱼己相当普遍,一部养鱼、赏鱼、品鱼的专著一《朱砂鱼谱》此时问世,另外宫中也有“赛金鱼”活动。《明官吏》“饮食好尚”篇中记载,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内廷及达官贵人的庭院中,便有“赛金鱼”的活动,各家将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种,争相展出,以示富贵。清代养鱼赏鱼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故宫的御花园、文渊阁、延禧宫的水晶宫都曾养鱼,《国朝宫史续编》:“御花园七品首领一,执守待八品副首领一,待监、太监二十四,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等处香烛,陪浇花树、饲养池鱼……”①。延禧宫中的水晶宫也曾养鱼,据《清稗史》记述:“宫立中央,凡三层,层九问。又四角各有一亭,计三十九问,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②。为了满足宫廷赏鱼之风需求,为此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各式鱼缸,明代的鱼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夸耀财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宫中则多用景德镇瓷缸。据《朱砂鱼谱》记载:“缸以瓷州所烧白者为第一,杭州、宜兴所烧者亦可用,终是色泽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镇,宫窑所烧的青花白胎鱼缸,或彩绘的鼓式鱼缸,寇绝一时,深受养鱼人家所钟爱。《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鱼缸的烧制空前绝后,有很多珍贵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红鱼鱼缸、雍正斑竹釉鱼缸,雍正天蓝釉钵缸。明清景德镇烧造了大批鱼缸,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表明两朝养鱼、赏鱼风气的兴盛。
2、帝王对鱼纹瓷的追求
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达到了鼎盛,其生产力的发达,工艺的精进,皇室的强大支持,使得它能为宫廷生产繁多的鱼纹瓷器,充分满足了帝王的需求,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御供”记载:
“二十一年,青花白地满池娇蜻帕鲤纵水藻鱼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鲤里云鹤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里青穿花龙边空穿花龙凤外荷花鱼水藻瓯一万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见明嘉靖时期宫廷对鱼纹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瓷都景德镇仍然是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产品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清朝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经营,我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陶说》云:“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⑤,反映出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因此能够为宫廷生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鱼纹瓷,清政府还派督陶官,亲理窑务,烧造鱼纹瓷。
《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减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陶器则有缸、盆、盂、盘、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⑥。
至雍正六年,复奉督理烧造,政善工精,具详陶使沈阳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备载于左。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仿龙泉釉宝烧,本朝新制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⑦。
清代鱼纹瓷之精美还与宫廷画家的直接参与密切相关。清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画家、艺术家,如康熙朝的名画家刘源、高凤翰,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纹样之中。《清史稿》记载:“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时江西景德镇开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盛。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⑧。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师,擅长肖像花鸟、走兽。特点是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技法,重透视和明暗,刻划细致,晕染匀称,写实而止于形似。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捶瓶、康熙釉里红四鱼水巫、乾隆金鱼转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鱼纹瓷,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有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随着陶瓷工艺的发展而繁盛,进而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瓷器。
注释: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荣等撰:《满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济修凌沦锦纂《浮梁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解运”,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说》(六卷)。
⑥(清)乔桂修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补刻本。
⑦熊廖主编:《中国陶瓷占籍集成》注释本,第132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景德镇瓷器从汉朝开始烧制陶器,距今1800多年,从东晋开始烧制瓷器,距今1600多年。景德镇素有“瓷都”之称。景德镇瓷器造型优美、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风格独特。
考古发掘表明,景德镇自五代开始生产瓷器,宋、元两代迅速发展,至明、清时在珠山设御厂,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
从民窑来说,最晚自宋末元初起,景德镇制瓷业烧、做两行便开始分立。“陶食工,不受艺佣,帚赁窑主,以相附合”。清代才出现兼营烧做两行的“烧囵窑户”。景德镇明清时期的制瓷工艺成就,是与景德镇瓷业生产分工细致的特点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造瓷,在釉色方面,素有崇尚青色传统,以青为贵。以前的各朝所追求的色调,无非是浓淡不一,意境略异的青色瓷,而且,重色釉也不曾有过彩绘。
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仿效了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一种“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使青瓷艺术达到了高峰。这种青白瓷大部分在坯体上刻暗花纹,薄剔而成为透明飞凤等花纹,内外均可映见,釉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
这种影青瓷当时则著行海内,天下均称为景德镇瓷器,从而使景德镇在南北各大窑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扩展资料:
景德镇瓷雕制作可以追溯到一千四百多年前,远在隋代就有“狮”、“象”、大兽的制作。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装饰丰富,有高温色釉、釉下五彩、青花斗彩、新花粉彩等;艺术表现力强,有的庄重浑厚,有的典雅清新,有的富丽堂煌,鲜艳夺目。
景德镇瓷业习俗是景德镇制瓷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德镇在宋代出现"村村窑火,户户陶埏"的景观,瓷业习俗已具雏形。
景德镇瓷业发展到元代,工艺上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继宋代创青白瓷之后,又成功创烧具有高铝氧成分的白瓷、青花瓷、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结束了我国瓷器以单色釉为主的局面,把瓷器装饰推进到釉下彩的新时代,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瓷器之特色。从而把景德镇瓷业推向遥遥领先的地位。
明代是景德镇的鼎盛阶段的开始,陶瓷艺术集历代瓷艺之精华,取得了更高的发展。
清代,中国瓷器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雍正产品,以其胎细釉润,纹样典雅精美而独树一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严重摧残,千载名窑也停滞而趋向衰落。陶瓷生产水平继续下滑,生产规模也日趋萎缩,制造工艺上仍沿行旧法。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景德镇瓷器
清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
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入关,他是清入主中原后第一位皇帝,在位17年。他在位的这段时期,正是清朝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时期。
1651年,清室开始沿袭明代宫廷旧制,下令烧造黄龙碗等器。北京雍和宫藏有1651年江西监祭奉敕敬造款的官窑青花云龙纹香炉。
由此推断,顺治官窑瓷器制作年代大部分应晚于1651年,属顺治晚期的作品,且产量很少。
顺治官窑器品种有青花、五彩、茄皮紫釉、黄釉、蓝釉、酱釉、白釉等。而民窑器烧造有青花、五彩瓷等,其中品种和数量较多的是青花瓷。
顺治一朝时间较短,且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转变时期,故这一时期的无款瓷器常被笼统地称为“明末清初”瓷。
顺治时期瓷器造型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风貌,有些沿袭了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瓷器的遗风,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品种,如筒花觚、洗口兽耳瓶等。民窑器多造型古朴稚拙,胎体厚重,器足宽厚,多为砂底。釉质青白,多白中闪青,如鸭蛋壳色。
顺治民窑器多不署年款,但有的署干支纪年款。顺治时期民窑瓷器器形有筒瓶、橄榄瓶、蒜头瓶、洗口兽耳瓶、筒花觚、观音尊、将军罐、莲子罐、香炉、筒式香炉、笔筒、碗、盘、碟、杯等。
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康熙十七年,也就是1678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
康熙五彩釉瓷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
豇豆红釉因烧制困难,故基本无大件器物,主要有瓶、太白尊、小盂、洗等文房用具。此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
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和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
雍正时期是清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清宫珍藏的雍正粉彩镂空团寿盖盒,通高132厘米,口径217厘米,足径129厘米,盒呈扁圆形,上下子母口套合,盖面隆起,盖顶置宝珠形钮,圈足。盒内设9格,外壁以粉彩描绘缠枝花纹。
盖面先镂空缠枝莲纹,莲朵中心镂空团“寿”字,再以粉彩描绘。口沿涂金彩,近足处绘双重莲瓣纹,圈足外墙绘回纹。足内施孔雀绿釉,外底中心青花双圈内留白,以青花料篆书“雍正年制”双行4字款。此盒以镂空加彩绘技法进行装饰,而且镂空技法娴熟,彩绘笔触细腻,堪称雍正粉彩瓷器中殊为少见的作品。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1728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
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57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6字3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草率,喜用雍正朝官窑瓷器以造型端庄、做工精细著称。如雍正青花八宝勾云纹高足盅,高8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38厘米,盅撇口,弧腹,外撇高足。盅里光素,外绘青花纹饰,分别为云托八宝、缠枝花。足内边沿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楷书款。
此瓶造型秀丽,构图疏密得当,工艺精巧。青花画风仿明永乐、宣德风格,以点染的重笔模仿铁结晶斑点,于清秀中显露出古朴刚劲之风。图案中的祥云,在传统文化中均属于吉祥图案,寓意福寿吉祥,为雍正官窑青花瓷器的杰出之作。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怪诞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但产品的质量却不如前代。并且还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
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翎管是古代官帽上插花翎的用具,为中空的圆柱体,顶端有圆形小钮,可缝缀于帽顶。乾隆时生产出精美的粉彩勾莲纹翎管,高43至6厘米,口径13至18厘米。此件瓷翎管以白地粉彩为主,绘有勾莲、蝙蝠、如意、寿字等图案。
清宫御用瓷器乾隆粉彩三秋图笔筒,高15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87厘米。底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篆书款。
笔筒为六方形,口沿描金,外壁6个面上分别绘有粉彩石榴、山茶、菊花并题写行书《咏石榴》、隶书《咏山茶》、篆书《咏菊花》诗三首,均为皇帝亲笔御书。石榴、山茶、菊花均是秋季花实,合称“三秋”图。
珐琅彩瓷在乾隆年间极为盛行,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
如乾隆珐琅彩福寿双耳瓶,高17厘米,口径42厘米,足径44厘米,盘口、细颈、硕腹、颈部有双耳、颈部图案和腹部分开,以图案花面为主,腹部饰葫芦和蝙蝠为主,寓意福寿双全,底部蓝料款“乾隆年制”4字,外加双方框。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缺乏创新。
嘉庆青花的纹饰题材丰富,受乾隆青花的影响甚为明显。绘画技巧上,随形变化,笔法纤细流畅,构图由繁缛逐渐变为疏朗,工笔多于写意。
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道光时期,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形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3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同治黄地蓝寿字纹盘,是同治时期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订烧的瓷器之一,此盘高51厘米,口径173厘米,足径104厘米。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里饰黄釉地蓝彩篆书“寿”字纹,以盘心团“寿”字为中心,由里向外排列4周,每周字数不同,但书写疏密一致。外壁饰白釉地粉彩折枝花卉纹3组。足内施白釉书红彩“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是比较繁荣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
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
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
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姿多彩,也由于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于匠气。
扩展资料:
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的发展: 1、青花瓷: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成立了十大瓷厂,逐渐成为日用瓷生产重镇。其中,人民瓷厂生产的“青花梧桐餐具”套件多次获奖,并行销60多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