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时期景德镇瓷厂画师代表人物?高分!
公元 1911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称为民国时期。是中国瓷业处于萧条衰落的黑暗时期。客观讲在这30多年里,也生产出不少精品瓷器。在这些精品瓷器中有传承,有融会,也有创新,倒给古老的制瓷业注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 </FONT></P>以郭葆昌为主导的传承派,制造了以 "居仁堂"为款名的瓷器,其胎质、釉面和彩绘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公元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规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为了效仿明、清历代皇帝的做法,在景德镇设御窑,烧制名贵瓷器,写上年号,供宫廷使用。传世的"居仁堂"、"居仁堂制"和景德镇御窑督陶官郭葆昌,后用自己的别号"觯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堪称名贵。题"洪宪"年号的瓷器均为托名之作。到了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洪宪年号随之取消。清末民初的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器也不例外。的确,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 "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其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民国初期出现了新粉彩。新粉彩瓷画与传统粉彩相比,无论在造型、线条、光泽、色彩等方面都吸收了近代画的营养,作品以工见长,色彩浓艳,更符合大众市民的欣赏水平。新粉彩瓷画的先行者汪晓棠和潘陶宇,他们的新粉彩瓷画影响了整个景德镇瓷画风格。到了 1928年在王琦倡导下,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刘雨岑画师成立了"月圆会",称为"珠山八友"。同时与珠山八友齐名的著名画师还有张志汤,方云峰,汪大沧,余翰青,张沛轩,汪小亭,程芸农等人。新粉彩作品以瓷板画居多,有方瓶、筒形瓶、印盒、水盂、扁壶等造型简单的器物。为了挽救我国传统的陶瓷工艺,民族工商业者,在中国瓷器手工业中进一步改革,创办了一批新式瓷厂。郭葆昌在景德镇监督烧制瓷器时,聘请绘画、填彩、浇釉、造型、烧窑等名家,采用官商合股开办了 "江西瓷业公司"。烧制的器物,胎骨轻薄,釉色洁白,彩质纯净鲜明,绘画精美。器物的底部落"公司"款。这些器物给陶瓷鉴定家们称为:"中国瓷业史中仅有的一朵复兴之花。" </FONT></P><P><FONT face=Verdana> 在近代制瓷的成就中,除景德镇外,湖南醴陵的釉下五彩独树一帜。 </FONT></P><P><FONT face=Verdana> 地处湘东的醴陵产优质瓷土,从清初至清末,制瓷业几度兴旺,但工艺落后,仅生产大众日用粗瓷。民国初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湖南人熊希岑,赴日考察瓷业,回国后在他家乡主持创办了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在景德镇艺人和日本瓷匠的帮助下,创造了釉下五彩。这种独具特色的釉下五彩,色彩丰富,晶莹润泽,清雅明快,独具风味。有红、橙、黄、绿、紫、黑、灰等各色。每种颜色又细分几种色调,达到了 "艳而不俗,淡而有神"的艺术境界。既古朴典雅,又鲜艳浓郁。当时的制瓷绘画高手有张晓耕、彭筱琴、傅道惠、游先理、吴寿祺等艺人。醴陵釉下五彩问世仅20多年(1909-1930年)先后四次在国内外大赛瓷会上获得金奖,曾风靡一时。目前传世作品稀少。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民国瓷器中最具文化特征的当属时装人物画瓷器。这种创新的时装人物画瓷器,展现了民国时期的新时尚。在瓷绘上采用了艳丽而丰富的新粉彩技艺,使中国瓷器人物画展现了划时代的新姿。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民国以前的瓷器上的画面,多绘山水,花鸟和吉祥图案,人物画大都是文人雅士,道释和戏曲故事。很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妇女。时装人物画瓷器多方面描绘家庭妇女生活的场景,有的对镜梳妆,有的弹琴,有的相互插花,有的戏童。这种在瓷器上描绘身著时装的摩登女性的家庭生活,在中国陶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为研究民国时期的风俗演变和妇女时装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第三章 中国古瓷对国外和东南来地区的影响</STRONG></FONT></P><P><FONT face=Verdana> 我国陶瓷在唐代已有相当数量销往国外。入宋以来瓷器对外输出有增无减,在亚洲的东部,南部、西部及非洲与海岸很多国家都发现了我国宋代瓷器。明、清时期,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的荷兰、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和地区。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有些瓷器在造型、纹饰完全按欧洲人喜爱的式样烧制,具有中西方风格融为一体的特点。如瓷器上的郁金花纹就是荷兰的国花。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表现在唐代陶瓷上绘画艺术风格,比法国现代画代表人物毕加索要早一千多年。 1708年,德国的伯特格尔(1682-1719年)烧制出白色而透明的欧洲硬质瓷。法国继德国之后烧制出相似中国的真正瓷器。英国的韦奇伍德(1730-1795年)首次采用蒸汽机和铅版转印的装饰技术,把陶瓷以低廉的价格推向大众市场。当18世纪末欧洲大规模生产瓷器后,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出口已是强弩之末了。 </FONT></P><P><FONT face=Verdana> 中国古瓷对朝鲜和日本瓷器的制作影响巨大。自汉唐以来,中朝日三国就有着频繁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的陶瓷就大量销往朝鲜和日本。特别是宋太祖和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瓷器销往朝鲜、日本后,备受各界人士的欢迎。朝鲜的高丽和李朝时期受中国的青花、五彩瓷器的影响,先后成功烧制出了具有中国制瓷工艺又有朝鲜特色的青花和五彩瓷。日本于 1616年也成功烧制出青花瓷器,1643年又烧制出与中国十分相似的五彩瓷器。至乾隆时代,日本已成为强大的陶瓷国。中国陶瓷不但失去了日本这个巨大的传统市场,而且还多了一个争夺欧洲和西亚出口市场的强劲对手。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一、高丽青瓷</STRONG> </FONT></P><P><FONT face=Verdana> 高丽青瓷。是指公元 918年至公元1392年高丽王朝统治的这470多年期间所生产的青瓷。高丽青瓷自出现之日起,就是为贵族和宫廷所使用。高丽青瓷深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当时高丽王朝与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瓷器的输入,对高丽青瓷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的高丽青瓷大都仿效宋瓷,其纹饰、造型忠实地沿袭了越窑、定窑、耀州窑和后来的汝窑、龙泉窑的风格。据宋代知名画家徐竞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记载:"陶器色之青色,丽人谓之翡色。"又说:"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这里,徐竞将高丽青瓷与宋汝瓷、越窑瓷相提并论。可见当时高丽青瓷的名贵。 </FONT></P><P><FONT face=Verdana> 高丽青瓷釉色比较接近于龙泉青瓷,以粉青和翡色为主调,釉面光泽,有细小纹片,并镶嵌黑、白纹饰。高丽青瓷流行青、黑二色和其民族所尚相关。据《高丽史》记载: "我国始于白头,终于智异,其势水根木干之地,以黑为父母,以青为身。若风俗顺土则昌,逆土则灾。风俗者,君臣百姓衣服,冠盖、乐调、礼器,仕用是也。今后,文武百官黑衣青笠……凡器用 铜瓦器,以顺土风。从之。"从此不难看出高丽青瓷流行青、黑二色的根本原因。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二、李朝瓷器</STRONG>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李朝瓷器是指公元 1392年至公元1883年所生产的瓷器。李朝瓷前期受我国元末明初白瓷影响,釉调较深,烧造的白瓷像雪一样纯白。李朝时代人们崇尚清正廉洁、儒家清白理念深入人心,所以白瓷贯穿李朝整个时代。李朝瓷器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从太祖元年到仁祖二十七年(1392-1649年)。中期从孝宗元年到英宗二十七年(1650-1751年)。后期从英宗二十八年到高宗二十年(1752-1883年)。本书介绍一件李朝官窑彩瓷的珍贵实物彩罐,高115cm,口径146cm,底径12cm,平唇、矮圈足。器里外及底部全部施白釉,呈象牙白,有细纹开片。釉层细致莹润,胎土洁白细腻,手感较重。底部有五角星状排列的六个突出圆点,为官窑产品标志。正面有三具飞龙在云中振翅飞翔,龙纹用黑色釉。灵芝型彩云用豆绿色和浅蓝色浓淡搭配涂盖。这种施彩方法类似中国的斗彩。器物外壁口沿处有两道豆绿色纹样。罐两侧浮雕狮子头,狮子两眼圆睁,目光炯炯,口衔圆环,威猛雄壮,气势磅礴,青花色泽青翠鲜艳,晶莹光润。背面从右至左书写"惠我无疆"黑漆色大字。充分体现了李朝晚期官窑水平,其工艺之精,堪称稀世珍品。李朝中期白瓷釉色略带青色,同时出现了白瓷染色,像釉里红,釉里褐等。这时青花瓷的花纹用笔幼稚,柔弱的流线可以简练到惜墨如金的程度,与我国明初景德镇民窑瓷相类似。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三、伊万里窑与吴祥瑞青花瓷及其它</STRONG>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明正德六年( 1511年)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大夫(伊藤五良辅)随日本使节来我国江西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改名为吴祥瑞,两年后回国,称"伊藤五郎大夫祥瑞",以示对中国的怀念,他在日本肥前的伊万里开窑,称伊万里窑,是日本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瓷窑之一。凭借该窑传播青花瓷器的制作技术,日本称青花瓷器为染付,为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作品上一般刻划或书写:"吴祥瑞"或"五郎大夫祥瑞",和"五良大甫吴祥瑞造"款识,称为祥瑞派。其器物的造型、纹饰、釉色都明显地受中国瓷器的影响。由于当时使用烧制青花的青料非常昂贵,当初伊万里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大多供日本天皇和皇室使用。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清代,伊万里窑继续烧造青花瓷器,并且烧制数量可观的外销瓷器,其中有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烧制的带有公司英文缩写 V·OC标志的器物。 </FONT></P><P><FONT face=Verdana> 中国制瓷工艺对日本的陶瓷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所烧制的青花和五彩釉瓷,不但汲取了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又具有日本制瓷的特色。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第四章 中国历代仿瓷及其它</STRONG>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收藏圈内的人们常常议论到的话题:仿品。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仿品历史是悠久的。先后出现了三次仿古高潮,从宋、明、清末民初。仿品按行话讲,可分为官仿和民仿。按仿品质量论,又可分为高仿和一般仿品。不具备鉴定价值的仿品,又称为赝品。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一、官 仿</STRONG> </FONT></P><P><FONT face=Verdana> 官仿,是指由于皇帝的爱好或出于某种传世器物稀少原因,由官窑仿制前朝的器物。从历史记载看,仿品最早出现的要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李世民喜得王羲之《兰亭序》爱不释手。就请书法名家,反复临摹,今日我们有幸看到的《兰亭序》,都是昔日的仿品。我们要感谢那些制造仿品的老先生。要不,谁能见到《兰亭序》。宋徽宗以及明代永乐、宣德皇帝,清代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对文物非常喜爱,都曾下令仿制了历代的名瓷。宋代六大名窑中有很多器形是仿汉代器物的,如三足尊、四足方鼎等。同时还仿制了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北京、台北两个故宫博物院都存有明代永乐、宣德仿前代的作品,如永乐仿龙泉窑尊、三系盖罐、宣德仿汝窑盘等。清代官窑大规模仿制了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器物。同时明、清两朝还出现了本朝仿本朝的产品,如嘉靖仿永乐、宣德的,万历仿嘉靖的。乾隆仿康熙的。先人们所仿制的器物大都遵循古人制瓷的规律,从胎土、拉坯、釉色、纹饰、造型和重量,都尽力效仿古瓷的风范和神韵。很少有掠古人之美,据为己有的嫌疑。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有三次由官方出面仿制瓷器。第一次是 1951年春夏之交。中央办公厅遵照毛指示,决定烧制"水浒故事瓷盘"作为国家高级礼品赠送斯大林,要求"高级、特制、美观"充分体现中国陶瓷的"民族特色"。 </FONT></P><P><FONT face=Verdana> 中央决定以景德镇的 "建国瓷业公司"为主,邀请国内瓷业精英,会集景德镇,共同策划,设计烧制"水浒故事盘",以《水浒传》一百零八将典型故事情节,分别手工绘画在108只瓷盘上,为体现毛泽东给斯大林赠送"水浒故事瓷盘"的深刻用意,决定加江西省委所撰七律序诗盘和墉生书的"潜天行道"楷书跋尾盘,共110只为一套。制瓷大师们竭尽全力,从瓷泥精选、制坯、造型、釉料等每一道工序都做到了精益求精。彩绘高手们精心设计画面,把握每个人物的个性特征,勇跃斯文、喜怒哀乐,场景的山石草木,居舍市井,笔触所至,一丝不苟。共烧制3套,堪称仿古瓷的精品。一套为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珍藏。其余两套现存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遗憾的是它的特殊意义和收藏价值,多年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FONT></P><P><FONT face=Verdana> 第二次是 1975年初,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江西省委,指示景德镇为毛主席研制一套瓷器餐具和文房用具,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等古代称颂的瓷器最高境界为标准,同时要能代表当代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造型上要做到既美观又大方,同时还要考虑到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图案和色彩要符合这位伟人的思想情趣。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景德镇为此抽调出 40多名技术骨干组成攻关小组负责具体实施。许多著名陶瓷艺术家当年都参加过这项工作。其中包括民国时期"珠山八友"的后代和传人,如王大凡的侄儿王锡良、汪野亭的女儿汪桂荣、刘雨岑的儿子刘平、徐仲南的孙女徐亚凤,以及戴荣华、康家忠、辛青山、彭兆贤、稽锡贵、张炳祥等艺人。为了不受外界干扰,此任务以"7501工程"为代号。 </FONT></P><P><FONT face=Verdana> 为了使产品质量达到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7501工程"瓷器的质量指标如白度、光泽度、表面硬度、透光度、化学稳定性能、热稳定性能、机械强度和尺寸精确度等都定得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并决定采用以江西抚州生产的一种非常稀有的优质高岭土作基础配料,制作出的半薄胎高釉瓷器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用手轻轻敲击,清脆悦耳,迎光侧视成半透明状。 </FONT></P><P><FONT face=Verdana> 经过 1400℃高温烧制的"7501工程"4200余件瓷器,是高科技成果和高水平的艺术成就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景德镇千年制瓷历史积累下来的精湛技术成就的再现。到今天都是无与伦比的,堪称国宝。 </FONT></P><P><FONT face=Verdana> 第三次是 20世纪80年代由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全国著名陶瓷艺人,历经三年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终于仿制出了五套古瓷。其仿品质量和艺术价值,堪称一代精品。为此,中国文物报进行了专题报道,刊出了"百万奖赏悬'克隆'"的擂台。可见仿品之精和仿制过程的难度。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二、民 仿 </STRONG></FONT></P><P><FONT face=Verdana> 民仿,是指民窑的仿品。物以稀为贵。民窑仿品大都以市场为导向,以牟利为目的。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民窑仿官窑的作品。官窑制作的器物,其制作工艺和釉料配方都是秘而不宣的。民窑只能通过传世的器物进行仿制,仿制器物达到乱真的地步,称高仿。仿制器物达不到鉴别价值的,称一般仿品或赝品。明、清和民国时期,都出现了相当一批高仿精品,官仿不论。就民窑的仿制器,如明代仿古瓷高手崔国懋所仿的宣、成窑器物,时称 "崔公窑瓷,四方争售",周丹泉所仿的宋代名窑瓷器,虽善于鉴别的博古家亦为所惑,文献中称他仿的定窑文王鼎是"逼真无双,千金争市"。吴为的"壶公窑"所仿的永、宣两窑瓷器和其他民窑所仿的本朝名窑与宋官、哥窑器物较多。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清代仿古之风更是盛行。由于中外爱好古陶瓷的收藏家日见其多,其仿品大量涌现,从唐代至明末几乎无所不仿。今日常见的有仿唐、五代越窑和宋定、汝、官、哥、钧、龙泉、磁州、吉州,以及仿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等窑的器物,其中精品达到乱真的地步。如魏善成、樊汇川所仿的康、乾官窑器物,均能惟妙惟肖。还有河南、山西、浙江、福建等地老艺人和磁县彭城镇刘锁子善仿宋、元、明白地黑花器。禹县神 镇卢光 卢光文弟兄善仿宋钧、珍珠地刻花;北京王佩璋善仿彩陶和唐三彩,孙鹤龄善仿宋磁州窑;常小如、殷维溪善仿宋钧窑加彩;梁耒助梅善仿宋茶 叶末釉钵;孙瀛洲善仿宣德青花和唐、五代越窑、龙泉窑;王柏泉善仿嘉靖、万历三彩和五彩瓷;杜茂群善仿黑陶和清花器等。还有古彩专家詹元广、詹元彬兄弟与吴仲英、詹兴祥、刘春风、洪家华、詹福利、何莽子、刘永清、岳虎臣等善用真坯加彩仿康熙五彩、三彩和雍正、乾隆的粉彩、珐琅彩。 </FONT></P><P><FONT face=Verdana> 进入 20世纪80年代,仿古之风又越刮越烈。现在仿品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仿制。有些仿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可谓高仿。如鸿运斋仿制的清化粉彩瓷等仿品接近或达到真品的水平。有些民窑仿品和一家一户小作坊仿品,质地劣次,不伦不类,缺乏古瓷的基本常识,特别是在器物的造型、纹饰和款铭上更是漏洞百出。有的造型随心所欲,千奇百怪。有的纹饰胡涂乱抹,不堪入目。有的款铭信手涂鸦,张冠李戴,缺乏历史常识。这类仿品充斥市场、泛滥成灾,没有任何的鉴定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可谓陶瓷垃圾。 </FONT></P><P><FONT face=Verdana> 对于仿品,我们一不能全盘否定,二不能一概肯定,要有客观公道的态度来认识它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收藏圈里,往往一提仿品,就嗤之一鼻,不屑一顾,这就扼杀了仿品的艺术生命力。我们不论宋、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仿品,就是新中国成立后 60年代的高仿品,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是不菲的。近年来,有些高仿品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也不可忽视。但有些一般性的仿品,那就另当别论,不可同日而语了。 </FONT></P><P><FONT face=Verdana><STRONG>三、鉴定与鉴赏</STRONG> </FONT></P><P><FONT face=Verdana> 谈到真品和仿品问题,就必须谈到鉴定和鉴赏问题了。 </FONT></P><P><FONT face=Verdana> 何谓鉴定?就是辨别并确定器物的真伪和艺术价值的高低。具体鉴定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三种:分类、比较、辨识。 </FONT></P><P><FONT face=Verdana> 分类。是指将混杂在一起的器物,按类别分开、以便保存和研究。 </FONT></P><P><FONT face=Verdana> 比较。是指在相同相类的古瓷中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予以归纳,如隋唐或宋代的单色釉,几大官窑器及其系列,元代青花器的三个产地,以及近代人们比较关注的 "玉溪窑"等。从这些不同年代的器物和几个窑口的产品,进行比较和鉴别,从中寻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特别明、清时期的器物种类繁多,款样和款铭复杂,分类比较难度更大,需要我们下苦功夫去探索。 </FONT></P><P><FONT face=Verdana> 辨识。是指对古瓷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辨识过程中必须在实践基础上,佐以目鉴和借助现代化的科学仪器进行检验。如鉴定一件古瓷,必须从器物的胎体、造型、釉色、纹饰、底足、款铭等方面进行鉴别,才能正确判断其真伪以及器物的年代、窑口和艺术价值。 </FONT></P><P><FONT face=Verdana> 何谓鉴赏。就是对器物的鉴定和欣赏,它是人的高级思维现象,是一种美的追求。是人们对器物的感情、想像、理解、欣赏、判断和藏家的个人情操等多种心理的综合。这种综合的过程是高雅的行为。这就是说鉴赏古瓷过程中自然会产生情感愉悦并升华到一种判断认识。人们通过鉴赏可储存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凝聚在器物上的文明和艺术之美,从而启迪人们的求知欲望。通过鉴赏可以从器物中发现和挖掘其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鉴赏器物的过程,即是认识判断真伪的过程,也是不断提高鉴赏家自身的鉴赏能力和欣赏水平的过程。 </FONT></P><P><FONT face=Verdana> 鉴赏并非收藏家个人行为,它是融会了历史知识、科学文化和美学艺术,其内涵是深厚的。有人在鉴赏中抱有偏爱倾向和心态定向而失之平衡,造成偏差和误断。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特别是蕴藏在古陶瓷中的文化内涵是博大精深的。最令现代人关注的是古陶瓷本身所凝聚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发现和挖掘这种价值的本身就是提高自身修养的过程。难怪古人认为欣赏艺术的本身就是艺术享受,就是延年益寿的最好的养生之道。据史料记载:清代大画家王时敏,喜得王的《溪山红树图》饱玩数日,从而治好了他的咳嗽病。综上所述,鉴赏是人们提高自身审美的高雅行为,这种实践是苦乐共存的,有能力鉴赏方为享受。否则,会无数次上当受骗和鉴定失误,使你痛苦不堪,难修正果。宋代米芾一针见血的道明,收藏家可分为两等,第一等的收藏家懂得鉴赏,精于鉴赏,可称得鉴定家。第二等的收藏家不懂鉴赏或疏于鉴赏,可称得好事家。米芾的观点,为古今收藏家所接受。 </FONT></P>
彩瓷的出现催生了“瓷绘”这个行当。起初,只是饰以简单的花草图案,以给器物增添一些美感。但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提高,瓷绘艺人开始把中国传统的绘画技巧和理念融入瓷绘,以瓷代纸,以料代墨,配合不同器形和瓷的质感,挥毫泼“墨”,承古传今。特别是瓷板画的出现,把原本仅仅为了满足生活需求的日用瓷,提升到纯粹给人以精神享受的观赏瓷,从杯盘碗碟,到屏风摆件,“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绘画和瓷器结缘始于青花瓷。这是一种在素坯上用含氧化钴的矿物颜料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后呈靛青色花纹的瓷绘技艺,始于唐宋,盛于元明,是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唐青花盖罐图案多为草花纹(图1)。到宋代,品种渐多,有菊花纹、圆圈纹、弦纹、线纹等。元代是青花瓷的成熟期,图案复杂,构图丰满,层次多而有序。绘画方法以单线平涂为主,结合勾、皴、点、染,无论描绘植物、动物还是历史故事等均能操控自若,显示出元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图2)。及至明清,青花技艺时有兴衰。明永乐、宣德年代以精工细作著称;清康熙的“五彩青花”更使人耳目一新。从明晚期开始,中国画技法逐步融入青花瓷绘,一件件青花器皿如同一幅幅水墨氤氲的中国画,或严谨,或洒脱,或精致,或粗放。工则纤毫毕现,写则酣畅淋漓。“笔墨”效果不输纸本绢帛,已发展到图画与器物相映成趣的地步。
康熙晚期,受珐琅彩制作工艺的影响,瓷绘艺人创造出新的品种粉彩瓷,此后历朝流行不衰。在烧制技巧上,它与青花的釉下彩不同,是在烧好釉的素器上彩绘,故称釉上彩。因粉彩瓷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故能营造出柔和粉润、玲珑纤秀、淡雅宜人的效果。无论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画面层次分明,质感如斯,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瓷绘发展到此,已经达到与纸本或绢本画作相媲美的水平。
晚清至民初,又一种叫做“浅绛彩”的瓷绘技艺逐渐盛行,并开创了将文人画全面移植到制瓷业中的先河。瓷绘从业者由默默无闻的工匠逐渐升格到有名有款的艺术创作者,其意义不仅在于瓷绘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传统工匠式的瓷绘形态行将终结,现代创作型的瓷绘艺术从这里起步并逐渐走向繁荣。
“浅绛”一词源于元代画家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1269~1354年)的山水画,即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施皴擦,再用淡赭和青花渲染的绘画技巧。被移植到瓷绘上时,则用黑色釉上彩料在坯体上勾勒轮廓,经淡赭、青绿、淡蓝或绛紫点染后低温烧成。它一改以往由宫廷出稿,工匠“依样画葫芦”的被动状态,而是从图稿设计到瓷上勾画点染全由瓷绘艺人一气呵成。这种充分发挥瓷绘艺人主观思维和创作技巧的瓷绘作品,画面灵动,书香袭人,加之彩釉装点技巧和窑炉高温凝炼,比纸本绢本更增添了一层瓷艺的情趣,适高堂大雅之佳品,深受文人士大夫钟爱。(图3)。
同治和光绪两朝(1862~1908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绘手名家辈出,技艺空前发展。程门(又名增培,字松生,一号雪笠)、王少维(名廷佐,号画饼书生)、金品卿(名诰,字品卿,号寒峰山人、黟山樵子)、俞子明(字静山)、黄土陵(字牧甫、穆甫,号倦叟,别号黟山人)、吴徵(字待秋)等人的作品备受追捧,至今也属藏界热门。器形有瓶、帽筒、餐具及茶具等,当然不乏瓷板画。
虽然浅绛瓷具有不飘不浮的“谦和”特点,但抵挡不过外国进口洋瓷妍丽夺目的诱惑。民国初年,浅绛彩瓷终因色料单薄易损、色彩缺乏活力而逐渐衰颓,逐渐被新粉彩取而代之。
所谓新粉彩可以说是改良后的浅绛彩。它在不失清丽淡雅的前提下,又增添了五彩缤纷的绚丽,因此更具时代性和艺术性。新粉彩瓷绘多由名家捉笔,画技严谨老到,出手不同凡响,文人气息浓厚,更适合不受器形约束的瓷板画,遂有“瓷上文人画”之美称。颇具代表性的新粉彩名家当数景德镇的“珠山八友”,虽传世作品多少不同,年代有别,但均以瓷板画见长。
1901年,年仅17岁的安徽人王琦(字碧珍,1884~1937年)挑着一副捏面人的担子从江西新建闯荡到景德镇,看到满街都是美不胜收的瓶壶碗碟,遂迷上了陶瓷艺术,自号“甸迷道人”。几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地拜在清末秀才邓碧珊(字辟寰,号铁肩子,1874~1930年)门下,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瓷绘人生。
碧珊先生自幼饱读诗书,习字临画,诗书画印无一不精。科举制度废止后,曾在饶州(今鄱阳县)陶业学堂任教,并涉足瓷绘。1913年迁居景德镇,初始以字画为业,也常替人代写瓷字。虽为前朝遗老,但思想并不僵化,对新生事物极其敏感。他大胆借鉴日本东洋画的光影技法,首创九宫格瓷板肖像画,所绘人物无不栩栩如生,成为景德镇一绝(图4)。物稀自然价贵,一块瓷板肖像收费高达200大洋,折合80担大米。订货者多为达官贵人,军阀大贾。他画瓷板条屏,格调高雅,个性鲜明,尤以粉彩鱼藻闻名,景德镇无人可及。
王琦先生刻苦好学,聪颖过人,绘画悟性极高。师从邓碧珊后,又潜心钻研海派画家钱慧安(字吉生,号清溪樵子、退一老人,1833~1911年)人物仕女,兼习山水花卉,终使技艺大进。他率先使用西洋画阴阳彩瓷技法绘制人物,以写意笔法处理衣纹,别有一番风韵(图5)。1916年浮梁县知事程安赠王琦“神乎技艺”一匾,从此声名鹊起,订单如雪片飞至,月入银元700以上,为当时大学名教授两倍月薪。最火时预定作品须先付定金,二三年后方能提货。王琦先生为人豪爽,且善交际,虽名利皆优,仍谦和待人。年方三十出头,却有江湖大哥风范,在圈内有一呼百应之号召力。1922年,他和瓷绘高手王大凡等人于景德镇莲花塘畔逸兴公园的景德阁成立“瓷业美术研究社”,两年间共吸纳社员200多人。通过出版刊物,举办画展,引进中国画理念等模式,培养社员的文人内涵,提高从业者艺术修养和瓷绘技艺,在景德镇营造出一股浓烈的学术氛围。
王大凡(名堃,号希平居士,1888~1961年),儒商后裔。1901年随父母到景德镇投靠家姐的瓷绘作坊(红店)学艺,受同为该店画师、后成为自己恩师的著名洪宪瓷、浅绛彩画家、“瓷上文人画”代表人物汪晓棠(又名汪隶、汪隶华,号龙山樵子,1885~1924年)熏陶,逐渐头角崭露。
大凡先生早期仕女作品与汪晓棠一脉相承。中年学习吴道子(又名道玄,约680~759年)、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1598~1652年)、马镜江(名马涛,清末人)的绘画技法,受益多师,博采众长。人物的刻画、衣纹的组织、场景的搭配、画面的构成,无不显露作者的雅逸之气和收放自如的绘画功底。他在浅绛彩的基础上,独创了“落地粉彩”技法,摒弃玻璃白打底,简化了工艺,提升了绘画效果(图6)。1915年,经江西瓷业公司、景德镇商会推荐,王大凡与王琦等人的作品送巴拿马博览会参展。大凡先生以一幅《富贵寿考》粉彩瓷板画,夺得展会唯一一个金质奖章。
1928年元月,一位瓷商意欲收藏两套八条屏瓷板画,分别绘山水、人物、翎毛、花卉,并要求体现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王琦和王大凡联络瓷艺家汪野亭(字平,号传芳居士,1884~1942年)、何许人(字德达,1882~1940年)、程意亭(字体孚,别号翥山樵子,1895~1948年)、毕伯涛(名达,别号黄山樵子,1886~1961年)、刘雨岑(别号澹湖渔、巧翁,1904~1969年),连同自己恩师邓碧珊共八人,相聚景德镇珠山龙珠阁,依各人所长领命配画。是年夏再聚五龙庵,遂确定每月农历十五举行雅集,取名“月圆会”,雅称“珠山八友”。除王琦、王大凡善人物、邓碧珊善鱼藻外,其他如汪野亭的青绿山水,何许人的粉彩雪景,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的翎毛花卉、花鸟草虫、松鹤水禽等皆很出众(图7、图8、图9、图10、图11)。1930年、1937年邓碧珊、王琦先后辞世,又有曾为瓷业美术研究社成员的徐仲南(名陔,号竹里老人,1872~1952年)及其好友田鹤仙(名青,号荒园老梅,1894~1952年)等几位名家加入。虽然徐、田二位山水、人物、花鸟均不逊色,为适应客商的不同需求,徐仲南改画竹,而田鹤仙改画梅。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王大凡先生在其所绘《珠山八友雅集图》中题诗云:“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正是这个“志图新”,最终把单纯以工艺装饰为主的传统瓷绘技术升华到更具文化品位,文化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的纯艺术形式,可谓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