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官窑霁红、郎红和豇豆红瓷品赏鉴
康熙时期的高温铜红釉瓷器主要有郎窑红釉、豇豆红釉、霁红釉三种,其中霁红釉系仿明代宣德红釉的品种,但红釉色泽多泛黑红,个别的较为浅淡鲜亮,色调都很均匀。此时的霁红器胎体坚硬细密,有的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有的因釉层较厚而呈垂流状,足边往往因垂流积釉而呈黑褐色。 霁红创烧于明早期,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霁红达到艺术高峰,被誉为千窑一宝。因作为皇帝御用,并用于礼敬天地日月的名贵红釉瓷,故又名“祭红”。其主要特点是釉中无龟裂纹理,不甚透明,不流釉,不脱口,不开片,热稳定性较好,尤其是其釉色鲜红却不刺目,宛若凝固的鸡血一般,有一种深沉安定、莹润均匀的高雅之感。 明代宣德以后一度衰退,直至康熙期间才恢复,但呈色多为黑红。雍正时亦釉色浓淡不匀,多有缺陷。至乾隆初期,还偶有精品,其后再度失传。 康熙朝晚期景德镇创烧的豇豆红釉属于高温铜红釉,它是各种铜红釉器物中最精妙的一种,因釉面酷似豇豆皮的颜色而得名。由于红釉的深浅及绿色斑点分布在不同的部位,所以还有“美人醉”、“桃花片”、“娃娃脸”等美称。 豇豆红釉瓷器常见有太白尊、石榴尊、菊瓣瓶、柳叶瓶、洗、印盒等小件器,主要是以文房用具为主,另见有盘,无大件器 郎窑红系以康熙时江西巡抚郎廷极的姓氏命名,实乃仿宣德红釉,但比宣红釉更鲜亮,具有一种强烈的玻璃质光泽,绚丽夺目,是我国名贵的铜红釉中呈色最鲜艳的一种。 郎窑红釉是在模仿明宣德宝石红釉基础上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因釉色浓艳,如初凝的牛血,故又称“牛血红”。因江西巡抚郎廷极督理御窑厂窑务时创烧而得名。 以地方官督理窑务是清初御窑厂的管理制度和特征之一,是对明代旧制的延袭。郎窑红釉在高温下流动性大,器物口沿处因釉薄而呈现自然白色,底部釉厚色浓甚至釉凝成堆。 由于施郎窑红釉的器物在底足处理上都有刀削外足跟的做法,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红釉釉层不会流至器足或与垫饼粘连,从而形成独特的风格,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说。 清康熙 霁红釉笔筒 高167cm,口径185cm,足径163cm 笔筒撇口,斜壁,足微外撇,台阶底,浅圈足。通体施霁红釉,口沿处釉薄透出白色胎骨。近足处凸起两道弦纹,微透白色胎骨。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 此件笔筒胎体坚硬细密,浓重的红釉与口、足部白色的胎骨相互衬托,避免了色彩的单一。笔筒形体上下均外撇,则不同于一般的直筒形笔筒。 清康熙 霁红釉梅瓶 高242cm,口径34cm,足径78cm 梅瓶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敛,玉璧形底。通体施霁红釉。玉璧形底心内施白釉,署青花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双行款,款外无边栏。造型规整,釉面匀净。标志着明代中期以来失传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在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得到了恢复。 康熙时期的霁红釉釉面均匀凝厚,色泽红艳、深沉,除用作祭器以外,也做文房用具、日用瓷等。 清康熙 郎窑红釉观音尊 高455cm,口径127cm,足径144cm 尊撇口,短颈,圆肩,长敛腹,近足处外撇,圈足。外施红釉,里口和底部施苹果绿釉。 此器风格朴实,造型端庄规整,釉色红艳光亮,是康熙时郎窑红釉瓷器的典型作品。 观音尊 因尊的造型似观音的形体而得名。创烧于清代康熙时期,此时期多见郎窑红釉制品。 清康熙 郎窑红釉凤尾尊 高455cm,口径127cm,足径144cm 尊口微敞,短颈,肩以下渐收,胫部外撇,圈足。无款。内壁施白釉,外壁通施郎窑红釉,底足内施白釉,微泛黄并开有细小纹片,俗称“米汤底”。 凤尾尊又称观音尊,是清康熙时期流行的瓷器式样。此尊形体端庄挺拔,釉色鲜红浓艳宛若初凝牛血,并具玻璃光泽,灿烂夺目。 清康熙 郎窑红釉琵琶尊 高366cm,口径126cm,足径136cm 尊撇口,束颈,垂腹,二层台式圈足。通体施郎窑红釉,釉层肥厚细润,釉面布满开片。口部因釉层垂流,釉层变薄透出白色胎体。底部红釉凝聚,釉色浓重。圈足内施白釉,无款识。造型挺拔俊秀,胎体厚重,釉面鲜红明亮。 清康熙 郎窑红釉穿带直口瓶 高208cm,口径61cm,足径91cm 瓶直口,长颈,垂腹,圈足外撇。足外墙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孔,可穿系绳带。在容器上系带是对无梁、无系、无扳手的器物进行提拿的传统方法,拆卸容易而又非常实用,也可以使器物在摆放位置上固定,不致被损坏。 明高廉《遵生八笺》中记载:“故官哥古瓶,下有二方眼者,为穿皮条,缚于几足,不令失损。” 该器通体施红釉,因釉质在高温烧造时垂流而使口部显露出白色胎体,底部红釉凝聚,釉色浓重。外底施白釉并镌刻乾隆御制诗:“晕如雨后霁霞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尽翻嗤画是空。数典宣窑斯最古,谁知皇祜德尤崇。乾隆乙未仲春月御题。” 清康熙 豇豆红釉莱菔尊 高199cm,口径32cm,足径39cm 尊撇口,细长颈,丰肩,长腹,窄圈足。外壁施豇豆红釉。口部红釉夹杂少许绿苔点。颈下部凸起弦纹3道,凸起处釉层较薄,透出白色胎骨。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 三行六字款。 此器造型轻灵秀美,修胎规整,釉质匀净光亮。 莱菔尊 又称萝卜尊,系清代瓷器流行器形之一,因其形状类似萝卜,故名。此造型另有天蓝釉、苹果青釉等品种。 清康熙 豇豆红釉洗 高39cm,口径82cm,足径75cm 洗敛口,圈足。里施白釉,外施豇豆红釉,有绿色苔点。足底施白釉,书青花“大清康熙年制”三行六字楷书款。 清康熙 豇豆红釉菊瓣瓶 高203cm,口径52cm,足径42cm 瓶撇口,细长颈,圆肩,肩下渐收,圈足。因近底处凸雕一周细长的菊瓣纹,故称菊瓣瓶。通体施豇豆红釉,釉色滋润淡雅,呈现出深浅变化的粉红色,其间夹杂少许绿色苔点。口沿露白色胎骨。底部施白釉,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 此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的上品。
中国红功夫茶具是高档茶具系列产品,中国红瓷茶具的珍贵之处:在于稀有、工艺难、材料贵、陶瓷好
难:工艺难
一、中国红瓷茶具烧制难度很高,工艺复杂,通常是四次进炉:一是素烧;二是釉烧;三是红烧;四是金烧。每一环节不可偏差。通常情况下,中国红瓷茶具在烧制多件中才能出一件成品,大型成品的合格率更低,所谓“十窑九不成”。近乎苛刻的制造工艺与极低的成品率,彰显中国红瓷稀缺性与珍贵性。
二、红瓷的形成难。铜红在800℃要分解,中国红瓷茶具在1450℃的高温下成瓷,难中之难。
贵:材料贵
红釉现在是用稀有金属钽烧制而成的,金属钽是比黄金还贵的稀有金属,且红瓷上的金色图案是用纯度在99%以上的纯金烤制而成,可以说中国红瓷是用黄金烧成的。中国红瓷从用材方面就体现了高贵艺术珍品的品味与内含的现实价值。
好:陶瓷好
中国红功夫茶具在1450度的高温下烧成,玉如凝脂,足显珍贵。
简约雅致、细致白润、胎薄如纸、击声如磬是其真实写照。自其诞生之日起,红瓷以其“薄如纸、透如镜、声如磬、白如玉”,瓷质细腻通透,器形美观典雅,彩面润泽光亮,花面多姿多彩的特点,成就了它洁白的质地和华贵的造型,兼有使用和艺术的双重价值,是收藏与赠友的珍品。
自古就没有大红色的陶瓷,因为红色釉料不耐高温,一般在800度就要分解,而陶瓷一般要在1200度以上烧成,所以自古就有“千窑难得一宝”之说,红瓷也成为世界陶瓷史上的千古难题,在古代曾经有宋代的钧红瓷,明清时期的祭红、郎红、胭脂红、珊瑚红等红色釉瓷。但这些红釉多是低温釉,色泽与枣红、橘红或棕
红色接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红色,因此红瓷往往得来不易,即便是宫廷亲自经营的官窑,不惜工本的烧制,也不知要出多少废品,才能得到一两件精品,而这些烧制出来的红瓷成品也只能由皇室宫廷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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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瓷器的保养方法: 1、瓷器都是易碎品,在保存时应注意防震、防挤压、防碰撞。鉴赏藏品时要注意不要碰撞、摔落,尽量不用汗手摸。
郎红与祭红的外观差别
1、郎红釉面玻璃光泽强烈,清澈透明;祭红的釉面凝厚莹润,浓郁呈失透状。
2、郎红釉流动性大,口沿下因此显露出白色胎体,此“脱口”为郎红典型特征,再则,底足有一环深褐色的积釉,称“垂釉”,但流釉一般不过足,故郎红瓷独具“脱口垂足郎不流”之风貌;祭红基本是色不脱口,釉不垂足(即使底足略微有积釉较薄、规整,亦明显有别于郎红),器口与足根处均有醒目而地道的“灯草边”。
3、郎红的釉色鲜红艳丽,由于流动性大,通体上下甚至前后釉色的变化活泼,灵动,釉色浓处好似牛血初凝,而红釉稍薄便会出现如鸡血一般鲜红,其近底足处又常因积釉过厚呈按红色或黑褐色;祭红则釉色通体匀净,少见变化,相对而言,典型永宣祭红釉呈鲜红色,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宽,在3-5毫米之间,清代红釉大多色泽凝厚深沉,口或底边的“灯草边”较窄,约1-2毫米。
4、永放大镜可见到郎红的釉内气泡分布介于两者之间,不太稠密,然而气泡个大,大的凭肉眼就能一目了然。
5、郎红的釉层内开大纹片,祭红无纹。
6、郎红的釉面光爽,釉面上的橘皮纹现象偶尔会有之;祭红大部分有橘釉现象,明代橘皮纹较清代大,而清雍正橘皮皱纹则较乾隆大。
7、郎红的底足与器内,或呈米**,或呈浅绿色,俗称“米汤釉”与“苹果青釉”,也有少数底为本色的红釉底;而祭红的器内器外均无此特征。
另外,郎红釉的器型以瓶和尊为主,祭红釉习见壶、碗、盘、洗、钵、瓶(梅瓶和玉壶春瓶),器型上的这一差异在甄别时亦不能不察。
>>郎窑红的产生
瓷器是土与火的艺术,而一些名贵品种的初来乍到往往非出“人算”,而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巧合及一些偶然因素造就,“郎窑红釉”便是这样诞生的。
不少专家认为,郎红釉的烧制难度在于得让窑内诸多不确定因素出现神奇的逆转。于是在300年前的康熙朝,人算的祭红(宝石红),阴差阳错地变成了郎红。“从配合、工艺、烧成等情况推测,当时并不是有意识地创造此种色釉,很有可能是仿明代祭红之宝石釉,只因釉料配合、釉层厚度及烧成温度控制不当,以致形成了另一种流动性甚大,具有大片裂纹、色调最为鲜艳的郎窑红釉,因它别具风格才不惜工本地大量制作,其中当有不少好的产品,因而更加获得了人们的赞赏,并称之为宝石红。”“种豆得瓜”,这就是郎窑红釉的由来。换言之,郎红是铜红釉中不可多得的一个变种。
>郎廷极的郎红釉是颜色釉瓷生产的一个里程碑,康熙晚期,由于郎窑红、豇豆红、胭脂红、珊瑚红等一批红釉新品种的诞生,从而使颜色釉瓷美不胜收。一时间,郎窑红、豇豆红、祭红、胭脂红、珊瑚红、祭蓝、天蓝、洒蓝、孔雀蓝、瓜皮绿、豆青、粉青、仿定白釉、乌金釉等各种色釉瓷争奇斗艳、交相辉映,开创了颜色釉瓷绚烂多彩的新天地。在中国陶瓷史上,以工匠或督陶官的姓氏命名瓷釉的,郎红釉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郎红的特征
郎红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成,是一种明亮鲜艳的深红色釉。它的外观特征非常明显,从实物上能清晰地看到如下几个特点:一、釉层清澈明快、透亮见地,局部处有雾气般的朦胧现象。二、釉色鲜红,犹如初凝的牛血,釉面上有强烈的玻璃光泽。由于釉的流动性大,口沿部位的釉汁向下垂流,致瓶口釉薄处色泽浅淡、隐露胎色(呈一环不规整的淡青转浅红色的露白),即所谓“脱口”。器底近足处囤积有一周不过足的垂釉,釉厚,呈黑褐色,故郎窑红又有“郎不流”之称。三、器身釉面开有纵向长、横向短的交错纹片,纹片细长若牛毛、且紧贴胎体,故侧视釉表,并不见有明显纹裂,说明纹片开在釉内。四、釉内气泡极其细小、疏朗,釉汁中有肉眼可见的小白点,有些小白点还拖有垂直的丝条状长尾。五、底足内所施白釉莹亮泛青,内墙角釉厚处泛青绿色,这便是俗称的“苹果青底”或施“淡苹果青釉”。六、器里白釉坚致,但色泽与康熙通常的透明釉有别,而是呈炒米黄,且开有蝉翼般的无色细碎纹,即所谓“米汤釉”。
>但是,这件价廉物美的郎红瓷仍有让人抱憾之处,其口端的“灯草边”早已荡然无存,并露出了胎骨。原因何在?原来,表面上看,“郎窑红的口与足,也有与明代宣德红釉相似的那种‘灯草边’;不过,宣德时为自然形成的白口,而康熙时则是人为涂施的一层厚而含有粉质的白釉或浆白釉。”这是郎红同祭红的重大差异之一。而且,郎窑红“器口的粉白釉,由于釉质疏松,常造成口沿处的漏釉与破泡,又由于干裂的破泡孔内易于藏垢,而形成器口的片片黄斑”。所以,康熙郎红的这层极易藏污纳垢的“灯草边”时至今日能保持原貌者甚少。而那些流落于民间的郎红由于保存环境通常较差,其“灯草边”大多已很不雅观,有的则被打磨掉。鉴于此,“灯草边”的形态及模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区分郎红与祭红的依据,是鉴定时不可疏忽的一个重要细节。
祭红概况
祭红又称霁红,元代景德镇窑创烧,系以铜为着色剂,经12201280℃左右高温,在还原气氛中烧制而成的高温红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行的红釉品种。为区别于明永、宣时期的红釉及康熙朝的郎窑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祭红或霁红。
祭红瓷的生产历来受到宫廷重视。永乐的红釉器多为盘或碗,在器内壁的釉下还往往模印有行龙,而器的内底则加刻云纹或者花卉纹。釉色多数艳丽而匀润,釉汁凝重,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
>康熙时期的祭红釉普遍泛浓红色,个别釉色较为浅淡,若桃花般粉红鲜丽,釉面平滑。有的祭红釉面有细小橘皮皱纹。
雍正时期祭红比康熙时更为成熟,釉色有深浅、浓淡之分,且色泽大多很均匀。釉面有平静和细橘皮皱纹两种,并以有橘皮皱纹现象的釉面为多见。
乾隆时期的祭红质量进一步稳定,釉面上之橘皮纹呈涟漪状小皱纹,釉色大多匀净。当时的生产量想必骤增,因为传世之祭红官窑器以乾隆瓷较多见,而进入拍卖市场的也数乾隆祭红最多。
此外,除御窑品,乾隆的民窑祭红瓷也开始多见了起来。说明祭红釉的制作民窑亦已掌握。乾隆时期的“陶户”中已出现不少精通“造霁红”的“专家”,有些祭红品的釉色和釉质可与官窑媲美。至于成品率,不管是官窑还是属民窑的“官古户”,估计都高不了。因为受技术条件制约,直到上世纪50年代,祭红的正品率依旧极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潘文锦于1985年发表的《浅谈名贵颜色釉的发展》一文,对于1954年至1955年间的景德镇中德(前东德)技术合作工作曾有过一番回顾。他讲道:“一年里,就把多种色釉的质量稳定提高了不少,如祭红的一级品率就由原来的05%提高到25%,其他品种的一级品率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特别是豆青、天青、钧红等的成品率已由5%10%提高到80%以上,另外并创制了蓝窑变、仿宋钧等新品种色釉。”从上文中的20世纪中叶祭红的05%一级品率,即每200件有1件为一级品,可推断18世纪祭红的一级品率(即官窑品)大抵不会太高,亦应是百十件里得一吧。
郎红瓷的烧造肯定比祭红更加艰难,康熙时的民谚“若要穷,烧郎红”便是证明。由此还可联想到,郎红瓷上的不落款实属不得已。否则,出窑一件砸一件,岂不是在诅咒皇上!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瓷器上可以大大咧咧地落上各式明代寄托款,却一律不准书写本朝年号款,内中奥妙大概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