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建筑的发展史

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的科学发掘，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近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铜铁器的发现，炊器、盛储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遗存的显露，极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古代文明的社会风情、生活长卷、起居变迁和文化风骨。 在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发掘之初，恐怕难以预料日后会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两种独特的文化——马桥文化和崧泽文化，这无疑是上海先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两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类型。在悠悠的考古史上，要以文化类型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马桥遗址位于今天的闵行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6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两次颇具文化创意的发掘，90年代前期又进行了第三次开挖。说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主要是与湖熟文化与良渚文化比较而言。主持过马桥遗址的前两次发掘工作、对上海考古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黄宣佩先生对马桥文化的文化个性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马桥中层文化，经过整理研究，发现它与南京湖熟文化显著不同。例如在文化特征中非常重要的烹饪器，在马桥是三实足的陶鼎，使用我国东部地区的传统炊器；而湖熟主要是三袋足的鬲，鬲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常见器。即使是蒸煮器，在马桥也为上甑下鼎，而湖熟是甑鬲的结合。再以两者共有的印纹陶器作分析，器形方面在马桥全是圜底内凹的器底，而湖熟则有较多的平底器；马桥成行的鸭形壶，在湖熟未见，而湖熟常见的一种梯格形的印纹，在马桥属偶见。至于一种类似青铜器的觚、觯、尊、豆等灰陶器，与拍印的各种变形云雷纹，在马桥是主要器形与纹饰之一，而在湖熟不多见。所以马桥中层是一处我国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存，而湖熟则是古越与中原商周文化结合的另一类文化。以这类文化与在它之前的良渚文化相比，面貌截然不同，如马桥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器表普遍拍印绳纹或叶脉纹、篮纹、方格纹和席纹等印纹，而良渚则盛行灰陶和黑衣灰陶。器表大部保持素面，或部分作刻划纹。马桥器形常见圆底内凹，在良渚这类器基本不见。在良渚已有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在马桥中则不见。马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的一段历史。当然，马桥文化同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流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交往和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崧泽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在文化类型上涉及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者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的向东扩展。然而崧泽文化却是具有文化命名意义的独立文化类型。在崧泽遗址上，共清理了135座崧泽文化墓葬。崧泽墓地延续时间长，随葬器物丰富，组合清晰，形式完整，地层学依据充分，崧泽文化各期的文化遗存完备，为崧泽文化的全面分期奠定了坚实的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基础。崧泽文化的石器多施精磨，穿孔用管钻法，形制有斧、锛、凿、犁等。崧泽文化的玉器用量增多，器形多见璜，还有少量环、镯和琀等。从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琀，有小饼形、鸡心形和环形几种，都置于人骨架的口部。玉琀既非生产工具，又非装饰用品，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用玉文化由此进入了意识领域的更深层次，并直接为后续良渚用玉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崧泽文化陶器已经使用慢轮修整，夹砂陶以灰褐色为主，形制以鼎为主，少见釜形器。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器形多豆、盆、罐、壶、瓶，还有澄滤器和匜。器表压划竹编勾连纹，镂孔为三角形与圆形的组合。崧泽遗址的勾连纹黑陶豆、猪首形匜等是崧泽文化陶器中的佼佼者。勾连纹黑陶豆，直口斜腹浅盘，瓦棱纹细高把，喇口足外撇，造型精巧，壁薄匀称，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神似竹编的优美造型。猪首形陶匜，是陶工充满想像力的又一工艺佳作，先民把猪的凸吻巧妙地设计在匜的流部，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崧泽文化从马家浜文化而来，又向良渚文化演变而去，是长江下游古文化发展序列中一个独立的文化环节。 2004年2月底，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又获辉煌成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因为遗址区内将建造遗址博物馆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月至4月底结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一是发现距今六千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祭坛。祭坛位于崧泽墓地东南的原生土上，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约230平方米。祭坛顶部地势平坦，有一片红烧土。由人工堆筑成土台作祭坛，并在祭坛上举行祭奠祖先或神灵等礼仪活动，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极其盛行。这次发现的马家浜时期祭坛将人工堆筑祭坛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房址。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形制完整的有1座，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门宽1米，朝西北方向，门外挑出门廓。房内有2个小柱洞，可安支撑屋顶的柱子。房内还有1个灰坑，坑内积淀着很多经过燃烧的草木灰灰烬。这处房址尽管面积不大，但结构比较完整。三是发现上海最早的先民墓葬。这次发现的7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以往未有该文化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墓葬都埋在祭坛之外的低地，6座为头向偏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式，1座俯身葬。俯身葬墓主人头骨保存得较好，经鉴定为一年龄在25-30岁的男性。四是出土一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这次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斧磨制，斧身上有一双面管钻的穿孔。管钻穿孔的技术以前一直认为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普遍应用。此件石斧的发现，将管钻穿孔技术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探索研究上海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骨器有狩猎用的骨镖，刮削用的獐牙刀。陶器除了生活用的器具釜、盆、豆等外，还发现了一只表面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从体态上看是一只已经被人类驯化、圈养、野性荡然无存的家猪。小陶猪的发现，为中国动物驯化史、家畜饲养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五是发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及一批文物。此次发现和清理了12座崧泽文化墓葬。自1960年以来，共发现崧泽时期墓葬148座，为我们了解、研究崧泽墓地的布局及遗址所处的假山墩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榜上有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福泉山遗址被数次发掘，其文化遗存涉及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吴越文化。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福泉山又名覆船山，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今名”。它是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古人堆筑的小土山，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有台阶。如今，土山上秀竹片片，小径迂回，依然弥漫着古朴气息，传递着来自古代文明的信息。福泉山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的高台墓地，内含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墓群。在山的四周农田下又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遗存。埋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随葬丰富的大墓都集中地埋葬于高土台上，随葬贫乏的墓葬则埋葬在遗址近旁的低洼地上，这对探讨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组成、埋葬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等均有直接的研究价值。随葬的玉石陶器丰富精致，美不胜收。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璜、坠，还有晶莹剔透的玉钺、组合复杂的项链、光滑圆润的玉珠和全国最早的玉带钩等。玉器形式骤增，工艺精湛，数量庞大，用途纷繁，代表着中国第一个用玉高峰的到来。石器增见了扁平穿孔平刃斧、有肩钺、有段锛、耘田器、多孔刀以及收割庄稼的专用工具——镰刀。不少经研磨抛光的钝锋石钺，毫无使用痕迹，明显地用作礼器。陶器盛行快轮工艺。夹沙陶摒弃了崧泽文化习用的蚌壳与谷壳屑，代之以云母与细砂，器形以缸形器、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最常见。墓葬中有些陶器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颠峰杰作，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而是与珍贵的玉石礼器相配伍的良渚人礼天祀地、敬神祭祖的重要器具。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 广富林遗存发现于1959年，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了试掘工作，但是，取得重大进展却是近年的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城西北6公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近年在广富林遗址进行全面勘探，从而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在超过10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有古代遗物的分布，初步确定了遗址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工堆土筑建的台形墓地和23座墓葬。在发掘范围内，良渚文化墓地分为两个墓区，墓区的边缘都以石块为界。各墓随葬品以陶容器为主，其中有件夹砂红陶三口带流壶，造型新颖别致，是良渚文化中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另有一件彩绘双鼻壶在黑衣上绘红彩绹索纹，比较少见。多数墓葬还随葬了石器，个别墓葬有纺轮随葬。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墓葬还随葬玉器，种类有玉环、玉锥形器和玉管。在有些墓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骨错位现象，如3号墓的头骨倒置，枕骨大孔朝上，头骨旁边放置了一堆脊椎骨，盆骨分离，肋骨散乱。人骨严重错位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发掘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以石块作为墓上标志。以石块作为墓葬标志物显然是为了标识墓葬所在位置，以免后埋的墓破坏了先埋的墓，更重要的是便于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祭祀活动。良渚文化墓地上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烧毁后已经成为红烧土的房屋体残块搬至墓地，放置在柴薪之上，然后燃火再烧。另一种祭祀形式就是烧火，墓地上留下了许多小片的黑灰。这两种形式都以烧火作为祭祀手段，即所谓“燎祭”。广富林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它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竖条纹和附加堆纹等，陶器种类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等，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新颖和特殊，堪称广富林文化遗存。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这一文化遗存来自于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4000年前族群的活动范围和迁徙、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遗存，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青铜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汉代是一处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聚落。另外还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广富林遗址年代上的空白。 在邮电建筑方面，上海邮政局大楼首屈一指，为英国古典式大型建筑，融汇了古罗马巨柱式建筑与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钟楼式建筑风格，几个主立面围以贯通3层的科林斯柱式列柱，东南转角处上方矗立一座塔楼，配有大时钟，钟楼顶部有一组“通讯之神”雕像，在楼宇设计上兼顾了宏观的蔚为壮观与微观的细腻精致。 在文化娱乐建筑方面，1933年6月落成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院、1930年3月开幕的被美国报纸誉为亚洲“洛克赛”(洛克赛为美国纽约设备最完美的影院)的南京大戏院，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国泰院以及天蟾舞台、共舞台都以外形过目不忘、内部高雅舒适而闻名。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游乐场居然成为沪上名胜之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淮海路国泰院 在饭店旅馆建筑方面，礼查饭店原为两层东印度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于20世纪初叶在原地重建5层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立面造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特征，成为当时最豪华的高级饭店。汇中饭店也受到青睐，新楼于1906年重建，高6层，主结构为砖木结构，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屋顶有花园，顶上有两座巴洛克风格的亭子，1912年毁于火灾，整幢建筑为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大厦之称，外饰面为褐色波纹面砖，底部墙面为黑色磨光花岗石，塔楼部分具有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沙逊大厦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装饰艺术派风格，内设中国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印度式等不同装饰风格的客房。外白渡桥边的百老汇大厦建于30年代，一展现代主义风格。 纵观上海建筑业所完成的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几条主要头绪。一是凸现了国际都市的最初建筑形态。百多年前和本世纪初叶上海反映现代建筑史的建筑的成群崛起，帮助上海凸现了作为国际都市的建筑形态特征。这一时期上海建造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几十幢，它们的外观建筑风格各异，层高气势空前，花岗岩、大理石、面砖、钢窗、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被大量采用，市民开始熟悉“石头房子”、“铁房子”、“大理石公寓”的建筑，结构演进，用材讲究，装饰精致，工业建筑也由单层转为多层，由砖木结构转向钢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充分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建筑的追求和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城市建筑的同步发展。这一史实证明，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会在现代化观念、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潮等无形层面上和城市空间等有形层面上展开，而城市建筑迈开现代化步伐是使整体城市空间问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然，其无形层面和有形层面是相互嵌镶、互为促进的。上海城市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固有的发展周期。有关专家学者说得好，上海城市建筑发展的起点与西方的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但其打破了西方的惯有程序和固有周期。上海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势头猛，水准并不低，在当时上海的新兴建筑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各种建筑流派与各个时期的建筑样式的影子，有的简直是复本，实为世界建筑史所罕见。这一时期，在上海城市建筑的风格上，英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法国式、俄国式、美国芝加哥学派式、日本式等竞相渗透，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建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却客观凸现了世界文明包括建筑文明的共识、互融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发展的较高的逻辑起点的定位和上海城市建筑发展打破常规、缩短周期，及时与世界先进潮流的接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积聚了后劲。三是磨砺了具有世纪特征的建筑专家和建筑队伍。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出现建筑师，有的受聘于外国建筑设计机构，有的从海外学成归国，他们在城市建筑大潮的实践中受到锻炼，迅速声名鹊起。其中，周惠南、庄俊、关颂声、范文照、赵深、董大酉、杨锡缪、李锦沛、童寯、陈植等都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学与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1948年的资料统计，在甲等营造厂的厂主或经理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83%，配备有主任技师的厂家占30%。建筑专家参与其间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对上海城市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学会创办《建筑月刊》，出版国内第一本《华英、英华合解建筑辞典》，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有助于申城建筑业的发展和城市图景的世纪性变换。大批建筑工程的客观需求和建筑专家的领衔，使建筑队伍迅速结集、壮大起来。据《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建筑施工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介绍，1934年，上海注册的营造厂已发展到2000多户，建筑工人达10万多人。合伙经营的甲级营造厂占278%，一些为建筑西式房屋而配置的专业施工队伍也开始形成，如国际饭店的吊装工程由擅长吊装的史惠记营造厂分包，江海关、百老汇大厦、中国银行等重大工程的打桩任务由沈生记、陈根记承揽。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等外墙石作工程由擅长于石作工程的陈林记营造厂承包。这一时期上海的建筑队伍还得到宏观吞吐，外地建筑队伍进入沪上进行加盟。据1946年的资料统计，在上海建筑业中，上海籍的营造厂占532%，仅为一半略强，浙江籍占252%，江苏籍占189%，其他各省籍占27%。上海建筑队伍也积极向外辐射，足迹遍及南京、武汊、重庆、昆明、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西安、香港、澳门和泰国等地。如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就由上海的姚新记、馥记、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建筑队伍的宏观吞吐使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 在19世纪与20世纪合拢之际，上海的百业进行了一次现代型的整合，都市社会正经历着开放性的跌宕，生活方式已出现现代化的萌动，各种文明轨迹互动与交合，东西方文明集散与互补，人文精神合乎逻辑地碰撞着、积淀着，都市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悄然而至。 行业发展尽管千姿百态，然而有规律可循。第一，行业百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同步。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的现代转型，世纪效应的链式反应，工业革命成果的深沉推动，商品经济大潮的新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定发展，使农业、家庭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外贸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公用事业和文化娱乐业作为新的行业形象出现，使申城旧业歇息，新业崛起，百业待兴，耳目一新。第二，行业百态与先进的科技相联系。近代科技的突破，蒸汽机、纺机、织机、马达、电报技术、照相机和摄影、、汽车的发明，与这一时期的上海城市行业的发展都有直接的联系。随着19世纪末叶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电报公司，电灯在申城大放异彩。随之而来的是电车、电扇、等电动机械、家用电器、电光电声娱乐设施。无疑，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转型又必然与社会百业的重新组合、演进联系在一起，或者直接地说，社会百业的多姿多彩具有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基础。第三，行业百态与国际都市的职业构成的新变化相一致。这种职工构成的新特点是冲破了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强化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劳动人口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同时，也向第三产业流动，使劳力结构重新配置，职工结构趋于现代，申城在充当全国工商中心、文化中心的同时，及时形成了服务中心，其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服务方式的整合已趋于同步，走向深层。 二是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上海在进行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开放性跌宕。租界作为蒙受耻辱的标志出现于申城，上海被迫打开门户。从此，移民高潮迭起，外国侨民把梦想抛进申城，把万国风情带入上海，把有序与无序、交织与排他、协调与冲突、安定与冒险、精华与糟粕、进步与邪恶一起挟裹进来。当然，历史地看，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对外开放及其开放性跌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转型。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都市现代理念的渗透。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外国侨民把现代都市的时空观念、节奏观念、城市布局观念、现代建筑理念、城市经济意识、城市管理思想和城市文化理念等揉合进申城岁月朝夕，融汇于沪上城市行为。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社会开放以后，都市的夜晚闪烁起霓虹，都市的清晨飘起了咖啡香，都市的商场装备了电梯，都市的游泳池、健身房里飞出欢声笑语，都市的日历里充斥进不同国度的节庆……申城的不同肤色的人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交叉整合，最终萌动起充满苦涩的现代化的生活。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各类人才的交流。开放的上海城吸引了不少科技人才、经营人才、金融人才、艺术人才、教学人才、新闻出版人才、医学人才和文化名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或侨居，或作短期访问、讲学，涉及各个领域。特定的时空使各类人才的各种学术思想、艺术见解、管理经验以至思维方式、科研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互碰撞、激励，去伪存真，互补互益。现代理念的渗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和各类人才的交流，有利于申城社会进一步进行现代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申城的开放性跌宕曾经使之付出沉痛的代价。这种开放性跌宕是畸型发展，具有双重属性，充满各种悖论。一为沪上租界的两重性。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和“罪恶的渊薮”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它历时近一个世纪，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城市管理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它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又是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