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鉴定的基本方法
款识鉴别
根据款识来确定瓷器的新旧和真伪,是鉴别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
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
款识
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和特征。如明代款识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识别真伪古瓷时,首先应注意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等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仿制者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的地方。而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容易生动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
但仅注意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元代以前的古瓷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款”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明清两代虽有款识,但晚清所仿字体非常逼真,很难识别,必须详细比较其字体和位置,才不致于发生错误。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园器里部的中心。而仿品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书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宣德年间的款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普遍多在底足中心或园器里心和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诸如此类,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
明代字体多用楷书款,但永乐、宣德、弘治年间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乾隆时期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
宣德款
其次是款色有别。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其颜色多是深厚下沉。而道光以后的仿品有色多是散涣、浅浅上浮。宣德款式色样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多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却是后世很难仿制的特征。自明代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很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和刻、雕、印方法上也随之有很多增加,只有认真加以区别,并结合用料和技术的不同,才可能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水)。
在用字和字体结构方面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年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而成“德”字,后世仿世品往往忽视这一点。成化官窑款的“成”字最后一点,有的点在横线右上方,有的点与横线相平等,有的点在横线右下方,故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说法。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结构和款色等各方面,还应当知道同一时期的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还必须结合共它方法来辨别真伪。
器型鉴别
根据造型来鉴定瓷器,也是鉴定工作中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梅瓶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陶瓷器的形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随同时代的演近而渐趋繁复,而古代的形状是比过简朴的。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器形相当大。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的口径达42cm,青花和釉里红的口径也在45~58 cm左右。由于胎体厚,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缺陷,因而很多文献都有元瓷粗率之说。
明清瓷器
明代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特别平稳。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造型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如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高士杯、三秋杯等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品望尘莫及。明弘治传世作品不多,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扦屏、墩式碗等。嘉、万历之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正如《景德镇陶录》记载有“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说法。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宜、成化时期的作品来显得有些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和种类方面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以及明代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相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遂变为粗笨,失去了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却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执壶
除了了解元、明、清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须了解或掌握一些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许多同类型的器皿粗看外表极为相似,而仔细观察这三大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就不明显了。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较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其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壁多向外稍撇。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的盘、碗底部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的“跳刀”,而在官窑中则极少见。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胎釉原料和纹饰书法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粗看起来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但仔细加于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宜德碗腹微削。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之前与真器虽然相同,但经高温烧制后,其形与真器相比或多或少都有所差别。这可能是原料的来源,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所造成。
纹饰色彩
根据纹饰和色彩鉴定瓷器。
云龙纹
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
在这方面,元代是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创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进一步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器物年代。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料的特性,故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色的缺点。但在元代后期的大部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纹饰却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谐调,而且惯用多边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胎釉鉴别
底足胎
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
鉴别仿品
一、仿制
1 纹饰与器型
纹饰和器型的仿制相对容易。最基本的方法是以出土的破损瓷器作为蓝本,直接仿画原件上的纹饰;比较到位的仿制是采用细毛笔蘸墨汁在原件上勾勒出轮廓,然后用透明白纸印出轮廓,再将该纸贴在新的瓷胎上摹。为求得更高水平的仿制效果,利用电脑三维扫描纹饰可以做到与原件几乎丝毫不差。仿制器型也是如此。
2 胎土和釉色
对胎土和釉色的仿制较为困难,是因为两者对原料都很有讲究。胎土的仿制取决于原料的配方,最初景德镇瓷器的胎土以单一瓷石为原料,南宋之后,随着高岭土的发现,制瓷工艺迎来一大转折,“二元配方”的制胎法让景德镇瓷器自元代起扬名全国。而釉色的仿制则取决于釉料的产地和配方,每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差异。
3 出土原料与工艺结合
(1)老胎新绘:利用清中后期及民国的白胎,在上面绘上粉彩等釉上彩;
(2)老釉新胎:利用近年出土的老釉水装饰新胎;
(3)旧件新器:将足、流、底、口、颈等各残缺部分的出土物组装在新瓷器中;
(4)复火: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将残缺部位较少的旧器修补后放入窑中复烧;第二种是指将老瓷片碾碎成粉末,加上其他矿石原料,重新做坯烧胎。
二、做旧
做旧的手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阶段一: 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中后期,以仿出土器物的特征为主。常见的手法是用砂纸打磨新的釉面,或者用氢氟酸腐蚀釉面,然后涂刷泥水,泥水渗透到被破坏的釉面内,造成出土效果。然而由于容易被识别真伪以及收藏者对仿品品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做旧方法进入第二阶段。
阶段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做旧以仿传世品的特征为主。比如,高档次仿古瓷会采用中药浸泡的方式造老瓷效果,根据不同的对象,中药的配方也会略有差异,加少许酒精利于造出粉彩瓷蛤蜊光效果,而少许氢氟酸可以消除釉下彩瓷的亮光。
除了中药浸泡,其他的表面做旧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用茶水煮、用香火烟熏、涂细煤灰等等;至于器物内壁出现的鸡爪纹,在上釉瓷刚出窑时用小锤敲砸即可仿出。
据1987年版《尤溪县志》记载:“宋代时,常平乡和顺里的上仙和华口村开始生产陶器。明代中期,五十都的新桥(今新阳镇)开始生产瓷器。清代,五十都的林下、林尾,二十四都的清溪也开始生产陶瓷。民国时期,陶瓷业略有发展。新中国建立后,陶瓷业发展较快。”明嘉靖《尤溪县志》记载:尤溪陶瓷“粗而不精”。这些结论,均因历史上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古窑址调查缺失之故,难免失之偏颇。1993年,县博物馆文物干部林洪湘同志,在梅仙镇半山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范围的瓷器残片分布,后县博物馆又派陈长根、张文仁同志再次到该处复查,找到了窑址,证明我县于宋、元时期就具有较高水平的制瓷工艺。此项工作填补了全省古窑址普查尤溪县的空白。此后,我县文物工作者又在新阳镇瓷厂村、坂面乡的街面村等处发现了多处的古窑址,引起了省、市文物专家的广泛兴趣。现分述如下:
(一)梅仙镇半山瓷窑址
半山瓷窑址位于梅仙镇半山村西约1公里的前渡坂,该处为丘陵地带,距尤溪河边约50米。现存有三处窑床遗迹,均为龙窑。窑床长约45至50米,宽约15米。整个遗址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且有大面积窑瓷废品堆积。
1、窑址形制与年代:半山窑地表有明显的窑床遗址留存,并可发现窑室券顶砖。窑旁有一条长条形的废品堆,可以说明该窑应为券顶式龙窑。通过对瓷器标本的造型、釉色、装饰手法和窑址断面层分析,该窑制瓷时间跨度较长,持续生产时间大约从北宋中期到元代末为止。首先,采集器物标本酱釉罐,其釉色、器形、纹饰等,与尤溪城关北宋壁画墓出土的馆藏“酱釉编织纹盖罐”相一致,应为北宋时期的器物。因此,其上限应早于该墓葬。其次,从多件器物圈足分析,足壁厚,足径小,足端平削,足底有鸡心点圈足,部分器物底部施釉,足端无釉等,极富元代瓷器的特征,因而下限应为元代。
2、釉色特点:该窑虽以烧制青白釉、青黄釉为主,又兼烧酱、褐、黑、紫釉等,既突出本窑的特点,又多种工艺兼容。特别是珠光青瓷、茶叶沫釉、黑釉和仿哥釉产品等,做工考究,产量很大。其中该窑烧制的的黑釉盏,胎质深灰,含铁量较高,其主要目的是以胎来托釉,故釉色光亮如漆,玻璃质感强。
3、装烧工艺:半山窑的装烧方法多样。从窑具中分析,该窑的装烧工艺支、垫、套、叠、隔并用。常用的方法有:垫饼垫烧法、束腰支座支烧法、匣钵装烧法、砂圈覆烧叠置法、涩圈叠烧法等,可以说,这期间各地主要窑口的烧制方法,基本上都可在此窑找到。
4、装饰工艺:宋代我国各地陶瓷业发展很快,在装饰工艺上是以胎装饰和釉装饰并重,半山窑亦是如此。该窑胎装饰主要以压印纹饰为主,特别品种有压印编织纹,远远看去似珍珠地纹,煞是好看。还有压印菱形格纹,排列整齐,纹饰清晰。除外,亦见刻划花纹,纹饰较简单、抽象。特殊品种有青白釉碗和青黄釉碗。前者碗心刻划月华锦,后者器内则用篦状工具刻划精细图案。刀锋犀利,刚劲有力。其它技法尚未发现。釉装饰即以釉本身的变化来装饰器物,釉色大体有青白、青黄釉和酱、褐、黑、紫釉等,品种较丰富。其中除紫釉工艺较为粗糙、釉面无光泽外,余者釉色还算成熟。另外,还有仿哥窑“金丝铁线”(开大片)和“鱼子纹”(开小片)等开片釉。其中青黄釉开片中有大量细小气泡,晶莹剔透,恰似繁星,富有特色。
5、器物类型:该窑烧制的器物类型多为生活日用器具,主要以碗为主,罐、壶也多见,兼烧盘、盏、钵、盖罐等。
6、半山窑产品内外兼销,以内销为主。其根据:⑴本身窑场规模较大,其窑弃物分布范围广,产品数量多,当地销售不了。⑵当时青白釉、珠光青瓷的日常生活用具主要用于外销。据记载:当时日本及东南亚一带大量需要这种釉色器具。本省同安、厦门等地曾有该产品外销,半山窑有可能随大流而生产此类产品。(参见《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1993年)⑶该窑位于闽江支流之一的尤溪河畔仅50米左右,交通便捷,产品可通过水运直达福州、马尾等地外销。
(二)新桥瓷厂
新桥瓷厂又名新桥碗厂,始建于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新中国成立后,依行政区划改称南芹碗厂。1951年,改称公私合营南芹碗厂。1958年转新桥公社社办企业,更名新桥瓷厂。1972年起,该厂逐步更新设备,引进了新技术,改进了原料配制工艺,提高了产品质量。产品获“声如磬,白如玉,明如镜”的美称,成为福建省外贸部门和厦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定点厂。主要烧制产品有:金瓜杯、大中杯、汉汤碗、汤戈、盖碗、新芳花瓶、萱花瓶、圆口花盆、甲碗、啤酒杯、咖啡杯等,产品销往13个国家和地区,小部分销往国内各省市。原有窑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新窑所代替,无法考证。
(三)杨厝瓷窑遗址
杨厝窑遗址在尤溪一都(今新阳镇)。明代中期,五十都龙益等地的瓷匠来到南芹建窑制瓷。清代时,德化县三班、浔中和雷锋村的村民逃荒到尤溪一都杨厝自然村安家,利用当地高岭土资源建窑办厂,生产日用瓯、碗、杯、盘、匙、碟、灯马、香炉等。清代末期,杨厝相继又建有五房山、新窑仔、弯仔头瓷窑。民国38年(1949)杨厝又增设了垄仔头和溪仔边瓷窑。以上窑址尚未考察清楚,窑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地基本建设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已被毁坏。
此外,尤溪县境内清代末至民国初时期,还建有台溪乡的清溪瓷窑、东山村的北岭瓷窑、溪尾乡大宁村的文坑瓷窑等。由于工艺较粗,均未形成规模。
(四)坂面乡街面村窑址:
2003年夏天,因街面电站库区建设需要,三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文博副研究员李建军先生一行,在县博物馆陈长根副研究员、张文仁馆员、叶礼明助理馆员的陪同下,对库区进行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和复查,发现了宋、元至清代时期的古窑址多处,其中有发掘价值的有2处。因位于尤溪县、德化交界处,对于研究其与著名的德化窑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1、街面村窑址:窑址位于坂面乡街面村部后山,依山坡而建,建筑形制为龙窑。窑址遭受一定的破坏,但地上瓷片、窑具残块随处可见,尤其是瓷器废片比比皆是。从瓷器标本可以看出此窑专烧罐、钵等日常生活用具。窑址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分布范围广,生产规模大,延续时间长,从所采集的瓷器标本推断年代为南宋—清代时期。最可贵的是,在此窑址上发现了擂茶钵残片标本,它对研究本市擂茶发展,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2、乌暗坑窑址:窑址位于乌暗坑山坡的大片桔子园内,依缓坡而建。但在约2500平方米 的范围内,瓷器残片、烧瓷匣钵、窑具及窑炉红烧土等随处可见,周围有大面积的窑弃物分布,并还保留着龙窑窑床和作坊墙基。瓷器品种主要有碗、杯、罐、钵等日用器具,釉色有青白瓷、酱油和黑釉等。年代初步推断为宋元时期。
1、南外宗正司遗址
南外宗正司是迁居泉州的宋代皇族群体的管理机构。南外宗正司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政权对泉州海洋贸易的推动,体现了强有力的官方管理保障。遗址目前已考古发现两处建筑基址、一处水岸设施、一处沿岸道路,出土建筑构件、瓷片等文物。
2、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
这是宋元时期泉州城郊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反映了泉州以外贸手工业为显著特点的产业结构,其生产体系和生产规模展现了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3、德化窑址(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
这是宋元时期泉州内陆地区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其兴起受益于宋元泉州海洋贸易的繁荣,在发展过程中创烧出独特的白瓷产品,显示出海洋贸易推动下泉州本地制瓷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德化窑位于泉州城西北约70公里处的德化县,始于晚唐,在宋元海洋贸易发展的背景下获得重大发展,窑址遍布全县。
4、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这是宋元时期泉州冶铁手工业的珍贵见证,与泉州的陶瓷生产基地共同显示出宋元泉州强大的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遗址位于青阳村南部的山坡上,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包括一处冶炼遗址、分布于矿山上的一组古矿洞、一处冶铁生产者余氏家族的祖屋遗址、一段古道,以及为冶炼提供薪材的山地。
5、安平桥
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这是泉州与国家广阔的南部沿海地区的陆运节点,体现出海洋贸易推动下泉州水陆转运系统的发展。其建成是泉州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结果,既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多元社会结构对海洋贸易的贡献,又反映了海洋贸易给泉州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