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工艺花瓶的制作工艺和流程

赖如森，男，1941年9月生，江西省于都县人。号治囿老人。景德镇市陶瓷美术大师，轻工总会陶瓷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1963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擅长陶瓷美术设计，作品多次被选送国内外展览并被收藏。1989年为日本设计制作的青花园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第一、二届国际陶瓷节曾和中外陶瓷专家进行技艺表演和学术交流。1992年轻工业部陶研所和香港湖田艺术陶瓷公司在香港联合举办“景德镇陶瓷研修班”被派遣赴港讲学、授课。并在香港亚洲电视台作了现场绘瓷表演。1993年日本出版《景德镇10人精品展》辑入其“江南小景”“山川秀色”等5件作品并作了简介。作品“珍珠釉青花瓶”被大型画册《景德镇陶瓷艺术》一书辑入。
喜画山水、花鸟、梅、兰、竹、菊、民间青花、鱼藻。
八十年代设计制作的“青花山水瓷瓶”、“青花花鸟盘”被日本客商一眼看中，而后大批量的订货，试制的“珍珠釉花鸟瓶”还被辑入“景德镇陶瓷”大型画册，“珍珠釉山水瓶”更是入选日本恩巴美术馆，获得了各届好评。
九十年代参加小煤窑炼制釉里红，并拍成电视专题片。第一、二届陶瓷节应邀参加中外陶艺家学术交流和现场演示。
92年轻工业陶瓷研究所和香港湖田艺术陶瓷公司在香港举办“景德镇陶瓷研修班”，如森被派遣赴港讲学授课。
93年日本出版“景德镇10人精品展”，辑入如森“江南小景”、“山川秀色”等5件作品。
94年日本“景德镇精品展”，辑入“群峰竞秀”“秋韵”等作品。
95年日本客商专程远道而来请如森绘制一对夫妻瓶，以200万日元成交。
如森作品“竹报平安”“清风”“江南小景”“情趣”“菊花”、“兰花”、“红鲤鱼”等制成邮票、明信片、信封发行。
传略辑入“中国当代陶瓷美术家辞典”、“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等。

瓷器在中国拥有悠久历史，更在世界上负有盛名。传统的陶瓷工艺品也有了新的发展，注入了许多时尚的元素。以陶瓷制品装扮的家居，别有一番韵味。
陶与瓷不同，陶是用泥烧出来的。瓷是将瓷石打成粉末，搅拌成浆，倒入模具制作成的。同一温度烧出来的陶和瓷，瓷的硬度要强一些。
贴花陶瓷花瓶制造完后在外表喷漆，然后贴花，最终喷清漆维护花朵，使其不易失落。用来制造陶瓷用的是白云土，亮光的陶瓷是烧白胚，然后上釉，喷漆，整个进程需要烤两次。陶瓷花瓶外表无光的是喷哑光漆，有的是喷半光漆。
高温陶瓷花瓶是用陶烧制的，温度到达800度以上，有必然的硬度，声响洪亮。高温陶瓷花瓶上面的图案是在上釉前手工勾绘，颜色是填上去的。高温陶瓷花瓶与中、低温陶瓷花瓶最分明的区别是吸水率，高温陶瓷花瓶的吸水率低于02%，产物易于洁净不会吸附异味，不会发作釉面的龟裂和部分漏水景象。中、低温陶瓷花瓶的吸水率大大高于这个规范。

瓷器鉴赏要领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此外，如某些常用的瓷器纹饰在同时代的银器、漆器、铜器乃至织绣等方面得到有力旁证的事例也屡见不鲜。若能举一反三，互相印证，往往能发现时代特征，找出共同的规律，而对于历代瓷器纹饰中较为突出的时代特征尤其需要了如指掌。例如元瓷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芽，正德瓷的回文的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画，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以及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在决疑辨伪中有重要作用。
总之，观察瓷器纹饰既要考虑到它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色到多彩的发展过程，也要留意其题材内容、笔法结构以及时代风格和所用材料，并且多参考其他旁证，方可得出初步认识，当然还不能执此一端即轻下结论，因为后世利用所谓复窑提彩、旧胎刻填加彩、加暗花等种种手法制成的仿品，往往足以乱真。必须进而结合其他方面的特征，作全面的分析研究。
（三）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四）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
由于时代和地区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因此在鉴别一件陶瓷器时决不能离开这方面的细致观察。
观察古瓷的釉质，一般要注意其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一类的光泽，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但是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的方法加工处理后，也可以将此种“火光”去净（如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即能找见破绽和不自然的光泽）。相反地，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有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灿烂如新（如遇到此种崭新的旧瓷，须从器形、釉质、色彩、纹饰、款识等几方面详如考虑）。所以，如果只凭暗然无光即所谓“失亮”一点作为历年久远之证也是不可靠的，又如一般旧瓷常有所谓柳叶纹、牛毛纹、蟹爪纹、鱼子纹、鳝血纹、冰裂纹等大小不同的片纹，这些虽成为宋官窑、哥窑、汝窑等等瓷器上自然出现的特征，然而后世仿品同样能凭人力作出相似的片纹。尤其是雍、乾时期景德镇仿官、仿哥的制品最能乱真，稍不经心极易混淆。因此仍需进一步观察釉中所含气泡的大小疏密，方不致眩于假象。如官、哥窑釉泡之密似攒珠，汝窑釉之疏若晨星，以及宣德釉面有所谓的“棕眼”等，这些都是不易仿作的特征，可以当作划分时代的一条线索。
此外，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如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难能可贵的特点，可是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若不参照其他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则往往失于片面。例如元代琢器表里釉多不一致，而且常有窑裂、漏釉、缩釉、夹扁的缺陷；永乐白釉器皿的口、底、边角与釉薄处多闪白和闪，釉厚聚处则闪浅淡的豆青色，并且琢器的表里釉多均匀一致；康熙郎窑红釉则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以及“米汤底”“苹果青底”等特征。这些都是后世仿品难于仿效之处。
至于明代景德镇官窑的釉质多有肥厚之趣，清代初期官窑釉质则有紧密之感，不过是就一般而论，当然也有例外，而且后世的仿品在这方面更不乏乱真之作。所以说只凭釉质而断瓷器的新旧真伪仍嫌不足，必须进一步研究其胎质。
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大致说来，元代器皿底足多露胎而质粗，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但也有极少数底款有釉而周围无釉的），清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的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和器身缩釉之处，大都可以看出胎质火化的特色。例如元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胎多较洁白细腻而且很少含有杂质，火石红色也减少甚至不见。这些一方面标志着胎土淘炼方法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同时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试以明代永、宣的砂底器皿而论，因为选料和淘炼技术较元代粗细，虽亦不免含有微量杂质，形成黑褐色的星点，但已少有凹凸不平的缺点，用手抚摸多有温润细腻之感。而明末清初的砂底器皿及后世仿品的胎质则比较粗糙，又如成化的瓷质一向以纯洁细润著称于世，迎光透视多呈牙白或粉白色，并且具有一种如脂如乳的莹润光泽。而雍正官窑仿成化的瓷器尽管在造型、纹饰和色调方面都有相当成就，同时其釉质、胎质在表面上看来也十分逼真，但若迎光透高则呈纯白色或微闪青色。
上述这一点当然也关系到原料本身质量的改变，例如对于嘉靖瓷质不及前朝，一般多归咎于“麻仓土”渐次告竭。《博物要览》中曾有“夸饶土渐恶，较之往日大不相侔”的说法。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止采自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质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凭胎体本身的质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有些胎体过薄的器皿如脱胎瓷和永乐、成化瓷一类，因露胎处极为细小，较难辨别胎土的颜色。有些即使不是薄胎，但因裹足支烧而足不露胎，或受窑火影响而使露胎颜色发生变化，如所谓“紫口铁足”的器皿在宋、明、清瓷中均不乏其例。这些似已成为鉴别上的重要条件，然若剖视其断面，便可发现未直接受窑火煅烧的内部胎色并不如此。同时，一般传世品经过多年的污染，也很难辨清胎体的本来颜色。所以为了有助于胎质方面的鉴别，有时还需要兼用比重量、听声音的方法（如所谓瓷胎声音清脆，缸胎体重而坚硬，浆胎体轻而松软等）。至于带有支钉痕的器物，如能细审其钉痕的大小、形状及数目、颜色，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般说来，永、宣、成瓷胎均较元瓷为轻，而宣德器皿又比永乐为重，若由断面剖视元、明器皿，在口边处的厚薄区别并不很大，主要全在器身和器底相差悬殊。其他如后世新仿的宋吉州窑黑釉圆琢器皿，无论其外貌如何神似，总觉声音清脆（古瓷研究者术语中所谓声音发“冷”），而真者声音反觉沙哑，也是一个明显的实例。
由此可见，辨别胎釉的方法是，既要用眼光辨其色泽，度其厚薄，审其片纹，观其气泡，也要用手摩挲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可以说耳、目、手三者并用，方不致限于表面或拘于一格，而对于旧坯新彩、补釉提彩、旧彩失色重画，以及旧白釉器新作暗花、款识等各式种样的仿品。尤其应当慎重研究。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殊途同归，全面一致的效果。

这种瓷器最关键是老底新瓶，老底一般都是取得老瓷器的有印记款识的底子，这一般都是真的，关键是瓶身都是新的，要看有没有接胎的痕迹；新瓶做旧的痕迹；器型与胎底不成比例的现象；在一个就是整体瓶子的器型与底款的时期是否吻合，总之鉴别老底新胎是要具有丰富的经验才可以做到，尤其是仿制的高古瓷器是非常难的，所以购买这一类的瓷器一定要慎重，打眼的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谢谢

一、陶瓷花瓶如何鉴定（INK+IVY）
1、款识：款识及作品本身的落款识别，每个朝代款识的书写都不相同，官窑跟民窑的款识也是不相同。款识能帮助藏家比较准确地判断年代。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陶瓷花瓶，款识已经非常普及。款识之所以能作为断代的依据，是由于历代的窑场成千上万，而它们落款字体都不可能是统一的。
2、纹饰：每个朝代根据当时的民风，特别是当朝帝王的喜好，会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是器身纹饰的题材、内容、手法以及工艺技术等，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元代以前，陶瓷花瓶的装饰主要是印花、画花、刻花、贴花、镂刻等。纹饰方面主要是花卉、动物、婴戏。釉上、釉下的彩绘只有黑、褐、红、绿等几个颜色。
3、器型：每个朝代因为民风不同，在器型有也会有一定的区别，就如同我们常说的“明大粗”的说法，明代风格相对比较粗矿，在于器型上也是比较喜欢粗矿型的，旁边器型都会比其他年代来的大粗的感觉。
4、胎釉：古有“胎为骨，釉为衣”的说法。自从商周的上釉原始瓷和秦汉的单色釉发明以来，颜色釉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00多种。在鉴别胎质的时候，可从器物底物没有施釉的地方入手，分辨胎土淘炼的纯净度以及烧结的缜密程度。因为每个时代淘炼的方法有区别，明代以前的相比清代、民国时期，胎土中的金属含量以及杂质为较多。
二、陶瓷花瓶怎么保养
1、因为材料和工艺的原因，陶瓷花瓶是易碎物品，保养陶瓷，主要是防止外界破坏因素。所谓外界破坏因素，有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以及意外因素等。自然因素主要是指温度、光线、尘埃等，陶瓷花瓶不要放在高温强光的地方，尤其是薄胎陶瓷瓶。陶瓷花瓶上积有尘埃，要用软布轻拭，像对待婴儿幼嫩的肌肤一样小心。
2、放置时要妥当，防止倾倒。鉴赏时要脱掉手上的戒指等硬物，谨防划伤釉面或磕缺口沿。拿器物时，一手托底，另一手把牢器身，千万不能仅用一手抓住器物口沿拿起。
3、定期清洗，清洁花瓶外壁的污迹和内壁的水迹、沙土。避免使用钢丝擦等硬物，避免刮花花瓶表面。定期换水，防止长期污水浸泡染污花瓶内壁，而且花瓶里的水太久了会滋生许多微生物，有可能腐蚀花瓶。

柴窑瓷器判断标准：第一，符合柴窑特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薄如纸指釉层，青如天指青色系列如天蓝、天青、粉青、影青、月白、豆青诸色。第二，用排除法，判断此瓷器不是其他窑口。第三，瓷器来历,地下出土、宫廷藏品、世代家传。 柴窑窑口：柴窑在河南郑州之中牟柴窑村，新密柴窑村，管城东西大街。根据《中国台湾网》 (2006年05月08日)一文南水北调文物调查：东虢国和黄帝的诱惑 报道，柴窑遗址位于中牟境内，据记载为后周时所建，专为皇室烧造贡品。柴窑和钧窑关系极为密切。相传钧窑原为柴窑故有工匠所组成，而且钧窑与后周显德时在郑州设立的柴窑相距不远。位于中牟境内柴窑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柴窑的真相是个很好的机会。 新密发现大规模古遗址报道 ，新密市文物普查队在牛店镇月寨村柴窑自然村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大面积的古窑址，采集了一些瓷片，确认这是一处五代至宋代的瓷窑遗址，为探索我国历史上的柴窑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20世纪90年代在郑州管城东西大街的考古发现，发掘出大量窑炉、窑具、青瓷片、青瓷器，出土瓷器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储存，考古证实管城为柴窑遗址之一。郭葆昌《瓷器概说》对柴窑器介绍道："柴窑在今河南郑县。 一，国家馆藏,清宫内府曾有收藏的记载。据《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一书有四首咏柴窑器的：《咏柴窑碗》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土性承足在，铜非箝口为。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咏柴窑如意瓷枕》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从这几首咏柴窑器的诗文看，乾隆皇帝不但欣赏到柴窑器物，他还亲自睡过柴窑如意枕。否则，他老先生不会有"睡醒总如意"的感受。据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记载："柴窑传世极少，故宫中尚可见之。"传说蒋介石出逃台湾，把故宫内藏的柴窑器带走了。 二，根据清代《国学导航－ 香祖笔记》 ●卷五记载，一贵人买得柴窑碗一枚，其色正碧，流光四照，价馀百金。始忆陆鲁望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谓妙于形容。 三，上海博物馆和北京近来发现有两件柴窑器。上海博物馆有件产于五代的"白瓷镂雕殿宇人物枕"。此枕既非景德镇产品，又非定窑产品。而北京有件五代"白釉刻花碗"，北京专家对此碗认定为五代时产品，为北方瓷，既非定窑产品也非景德镇产品。 四，根据《传记文学》2007年8期记载， 觯斋藏瓷是先生为故宫抢救的又一批重要文物。郭宝昌，字世五，号觯斋，古玩铺学徒出身，后为袁世凯管总务，是著名的瓷器鉴定家和收藏家。1935年郭氏逝世后，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1945年9月在先生将离重庆前，马衡对先生提到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到北京后可与郭家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归公家收藏才好。到京后，先生找到郭昭俊与他协商。因郭瓷不是敌伪资产，除收购外，别无他法。郭昭俊同意由公家收购，唯收购经费无着。先生只好去拜谒前辈朱桂辛(启钤)先生请示杨铜、郭瓷两项如何办理。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忽接到桂老电话，命前往，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来桂老家，命先生赶快把办理杨铜、郭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宋看过“节略”后，表示马上由他去办。朱氏又请最熟悉郭家情况的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从中协调。1946年2月24日，觯斋藏瓷由宋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这批郭氏藏瓷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史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不但有很多精美的宋瓷，还有故宫藏品中罕见的乾隆粉彩仿古铜彩牺耳尊。瓷器共计四百二十二件，包括：后周柴窑瓶一件、唐昌南窑宫碗一件、唐邢窑三件、宋景德镇窑十件、宋钧窑九件、宋东窑八件、宋汝窑四件、宋官窑三件、南宋官窑四件、宋龙泉窑八件、宋哥窑六件、宋定窑十一件、宋建安窑三件、宋建阳窑五件、宋河南窑一件、宋磁州窑一件、南宋吉州窑九件、南宋广窑五件、金宿州窑三件、元临川窑二件、元枢府窑五件、元景德镇窑一件、元钧窑天青窑二件、元龙泉窑二件、明钧窑三件、明景德镇窑十一件、明处州窑一件、明德化窑五件、明洪武窑二件、明永乐窑九件、明宣德窑二十七件、明厂官窑八件、明成化窑二十九件、明弘治窑二件、明正德窑九件、明嘉靖窑五件、明隆庆窑一件、明万历窑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量瓷器。 五，根据《大河网—河南日报》一文网友呼吁拯救柴瓷报道，炎黄文化博物馆馆长张杨带到大河网视频直播间的两件五代青瓷。嘉宾张杨谈柴瓷：第一，一定要是五代的器形。五代虽然在唐和宋之间，但是五代的器形和唐宋有明显的区别，特别是碗类。第二，一定得是在郑州烧制的。第三，东西一定要精美。碗是菱口，有的是花口，有出筋，有瓜棱，有的碗底还有支钉。第四，一定是青色，或天青，或青绿。 嘉宾张杨认为：五代耀州一说有一定的参考性，因为五代之后，部分柴窑的工匠跑到了耀州，比照他们心目中的柴瓷来做青瓷。它完全是模仿柴窑，虽然器形上和柴窑有些相似，但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胎和釉，和柴窑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说影青，就更不对了。因为影青是从北宋才开始有，不是五代的东西。再说，它是南方瓷，不是郑州产。因此，它不可能是柴窑。 嘉宾葛天才谈到：我收集了200多片郑州出土的有柴瓷特征的碎片。在郑州紫荆山路西、东大街路北一带收集到一些窑具和没有烧透的瓷片。据当时发现者说，这个窑当时呈“8”字形，窑口朝向东南方。用研究者的说法，应该叫葫芦窑，多给官方烧制陶瓷用品。由此推断，柴窑应该是在郑州。 六，根据《焦点网谈》报道，郑州老收藏家展示的柴窑瓷，第一个叫“天青釉喇叭形斛”，和那件日本学者展示的“青百合花瓶”(见焦点网谈3月19日报道)很相像，只是瓶颈比日本那件短些。 最老收藏家得意的，是他收藏的两个觯。这两个觯一个底部刻着一个“周”字，一个刻着“宋”字。两觯大小、纹饰、釉色几乎一样，只是后者的顶端多一道玄纹，颜色更加鲜亮。老者介绍说，觯是古时帝王祭天时使用的礼器，只有帝王一人可以举觯洒酒祭天。底部刻有“周”字的当是后周郭威、柴荣两个皇帝先后用过的祭天器物；底部刻有行书“宋”字的当是北宋皇帝赵匡胤、赵光义等用过的祭天器物。这两个觯都是孤品。 七，根据《新华日报》报道，日本一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去年10月在北京称，日本发现了绝迹千年的中国古代名窑柴窑瓷器。 64岁的日本伊豆高原艺术馆馆长对中如云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保护座谈会”上，播放了他带来的《雨过青天觚——古窑至宝千年之旅》资料片，画面中的一件中国古代瓷器——青百合花瓶令在场的中国文物界人士大开眼界。 据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对中如云先生新著《至宝 千年之旅——发现绝迹千年的柴窑》介绍，9年前从日本一个茶具店发现的这件青百合花瓶是一件蓝色陶瓷器，高290毫米，呈喇叭状的开口直径167毫米，底座直径105毫米，瓷器釉面如油般光泽，瓶口留下了30多处修补过的痕迹。无论形状，还是大小，都像一只适合摆放在桌子上的花瓶。 30年前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物的对中如云说，青百合花瓶是出自“后周的官窑”。根据牛津大学“热发光法”测定的结果，青百合花瓶烧制的年代为700年至1100年之前。他认为，青百合花瓶具备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特征，且修补的痕迹可推断到四五百年前。“虽然不能肯定它就是柴窑，但也没有证据予以否定”。 八，据《大公网讯》报道，大连市民刘志国家中有一套曾在箱中尘封了七八十年的瓷壶，他认为这是五代时期柴窑的古瓷。如果确实如此，它将是现存的唯一一件柴窑瓷器，将填补中国青瓷史实物的空白。刘志国称，「有人曾出价1200万元买回去收藏，但我没有同意。」 据《新商报》报道，这套瓷壶分瓷壶和瓷碗两部分，瓷质光泽细腻，瓷壶为「小口长流」，壶体为六瓣瓜棱形，壶柄弯曲带式，壶盖直颈、盖顶上有一尊卧式坐狮；瓷碗为花口，造型酷似一株莲花包蕾，花瓣间刻画著蝶形如意纹饰，十分精美。另外，令人称奇的是，每片莲瓣，在灯光映照下，都象是一个虔诚打坐的佛家弟子。 刘志国介绍了这套瓷壶的来历：他小时候，家中仓库里有一个红木箱子，里面有不少瓷器。「当时，谁也没把那些瓷器当回事，我和小伙伴经常拿那些瓷器去过家家玩，因此，大部分瓷器稀里胡涂地损毁了，现在包括这套瓷壶在内，只剩下七八件了。」后来，刘志国的母亲说，那箱瓷器是他父亲从故人手里得到的赠物。 九，根据《海峡都市报》报道，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林仁贵以收藏唐宋五大宫窑瓷器著名，他手里拥有了几乎绝迹的唐青花、唐五代柴窑瓷器。除了沉香木龙床，他还收藏了7张清代海南黄花梨龙床。另外，在河南省开封（五代后周京都）和濮阳（五代后周柴荣的澶州节度使府）发现有柴窑瓷器。 北京、上海专家针对北京上海藏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两件器物同为五代时产品。二、两件器物均为五代时精美白瓷。三、同为豆绿色。四、同为黄土胎。五、釉汁很薄。六、声如磬，从白釉碗上可以听到。七、从瓷化程度看，同现代瓷没有差别，这在1000多年前非一般窑可以做到。 综合分析，上海博物馆的"白釉枕"其品质应在当时景德镇和定窑之上。加上北京"白釉碗"的佐证，可以断定：除柴窑外，不可能有别的窑口能烧出如此精美的器物。由此，可以断定"白釉镂雕殿宇人物枕"应为柴窑产品。从而解开中国柴窑史的千古之谜。

青花瓷器的鉴定方法和特征

青花瓷器的鉴定方法和特征

青花瓷器的鉴定方法和特征

元青花瓷器和明早期青花瓷器的青花发色，由于其釉料和烧制情况的特殊性，会留下不少特殊的现象，这些特殊的现象有助于帮助我们鉴别早期青花瓷器的真伪，本文从这些青花现象的实际出发，探讨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物理化学机理。

1、苏料青花的“晕散”特征

早期青花瓷器，因为都采用含钴的高铁低锰的苏麻离青料，所以，都会有苏麻离青料形成的基本特征，而“晕散”就是苏麻离青料在瓷器上形成的最基本特征，可以这样说，采用苏麻离青钴料，就一定有“晕散”现象。同时，苏料在青花瓷器上形成的其他特征，许多都和“晕散”的存在有关。所以，“晕散”现象，好比一把钥匙，是打开早期青花瓷器真伪鉴定大门的钥匙。

什么是“晕散”？它在瓷器上以什么基本的外观形象出现？

所谓“晕散”，就是凝聚的青花钴料烧制后在釉下产生的一种青色发散现象。

“晕散”的基本情况如图1-1所示，

    图1-1

这是一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元青花云龙纹梅瓶上的纹饰，其“晕散”现象清晰可见；类似的情况在明早期的瓷器上也经常出现，如图1-2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永乐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碗上的晕散现象。

图1-2

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晕散”就像一点蓝墨水滴在宣纸上所产生的蓝色逐渐化开的形状。

和晕散这种特征相关联的就是随之而来的点晕、黑斑、串珠状凝聚、铁斑和锡光等苏麻离青钴料所产生的一系列特殊现象。

“晕散”因其色块形状的不同而分成圆状晕散（图1-3伊朗元青花凤翅上的圆状晕散）、条状晕散（图1-4伊朗元青花凤鸟类翅上的条状晕散）和块状晕散（图1-5南京博物院永乐一束莲纹盘盘心花上的块状晕散）。当然，这些晕散的不同形状自身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并且，它们之间可能也存在相互关联和不同变化。

图1-3伊朗元青花凤翅上的晕散是运笔过重形成的圆状晕散

图1-4伊朗元青花凤鸟类翅上的晕散是运笔来回形成的条状晕散

图示1-5南京博物院永乐一束莲纹盘盘心花上的晕散是运笔重叠形成的块状晕散

产生“晕散”的表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和苏麻离青料的陶冶精度有关，二是和苏麻离青料青花纹饰的画意有关。

苏麻离青料在使用前，如果陶冶不精，其颗粒大小很不均匀，粗的粗，细的细，当画工用笔蘸着苏麻离青青花钴料在瓷器坯体上作画时，其中粗大的苏麻离青青花钴料，就会阻滞在纹饰内，形成点状、条状或块状凝聚，烧制后就形成“晕散”现象。

仔细观察上述三图中不同形状的晕散，还应该可以清楚地看出，“晕散”的形成，不仅和苏料的陶冶精度有关，也和苏料青花在纹饰中的画意有关。因为，画工用笔的轻重，会在青花色泽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当蘸着苏料的画笔在瓷坯上运笔行走时，凡发生用笔过重、用笔停顿、用笔来回和用笔重叠的现象，都会在这些地方留下重复的青花钴料，也就是出现青花色料的凝聚，这些凝聚的青花钴料在烧制过程中，也都会产生晕散现象。

图1-3伊朗元青花凤翅上的晕散是运笔过重形成的圆状晕散

图1-4伊朗元青花凤鸟类翅上的晕散是运笔来回形成的条状晕散

图示1-5南京博物院永乐一束莲纹盘盘心花上的晕散是运笔重叠形成的块状晕散。运笔方式虽然不同，但造成青花色料的凝聚却是相同的。

元和明早期不同时期的青花瓷器，其青花晕散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青花发色，“晕散”现象最为突出，不过，由于明代苏料的淘治程度大大好于元代，苏料的某些特征比如“串珠”现象就不如元青花那样显著。

英国的哈里·加纳先生在分析“大维德青花瓶制造之时和宣德帝掌权之前的百年间，青花瓷器之间绘画风格的变化”时说：“钴料较浓处青花呈一种淡黑色。淡黑料色透入釉骨，产生了一种‘晕散’的效果。有时，人们会发现在纹饰轮廓线凹下地方常常出现黑斑点。釉挂得很厚，呈浅蓝色，瓷器表面有轻微的凹凸不平，质地如同桔皮一般。”

这位英国作者把“晕散”在瓷器上出现的区域、晕散的颜色，以及晕散和黑斑、下凹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描述，这对我们理解“晕散”这个特征有所帮助。同时他还对晕散瓷器的大致年代作了一番描述，即元和明宣德间。

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后世仿品中的“晕散”现象作了分析，他认为：“早期的青花瓷器，特别是十五世纪的青花瓷器在十八世纪被大量仿造，那时甚至尝试摹仿诸如‘晕散’效果等本属于技术上的缺陷，青花的不同呈色以及纹样轮廓边缘上的斑点亦被摹仿。真有几件如此的标明万历时期的仿造品，但很少有赝品能骗人眼目。真正的‘晕散’效果甚难获得，斑点是故意地渲染，而并非象早期那样偶尔得之。”他的这段描述，对于理解晕散现象的真伪应该有所帮助。

总的来说，哈里·加纳先生对晕散的说法大致不错。不过，并不是所有这段时期的青花瓷器都有“晕散”，关键还是要看它使用的什么青花料。

我们再来看看我国的学者对“晕散”特征的描述。

耿宝昌先生认为，永乐瓷器“在线条的纹理中常有钴铁的结晶斑点，呈星状点滴晕散”。

马希桂先生认为：“青花色泽浓重艳丽，有晕散现象，釉面有铁锈斑式黑色斑点，浓处用手抚摸时，给人以高低不平之感，这就是使用苏泥渤青料所特有的呈色效果，形成了元青花瓷独特的风格。”

王莉英先生在论述洪武青花瓷器时认为：“用小笔饱蘸或浓或淡的‘苏麻离青’料水，线描搨染出纹样，深浅蓝色相间，匀挺的线条上时有黑蓝色晕散点，别有韵味。”

故宫博物院的冯小琦先生认为：“永乐时期青花瓷器大多使用进口青料‘苏麻离青’，青花呈色浓艳，釉面纹饰有自然形成的结晶斑点，并有锡光，所绘纹饰有晕散现象。”

我国学者对苏料青花钴料形成的晕散现象，大多到此为至，仅涉及晕散的表面呈色特征和晕散的点状现象，而没有更多的涉及形成机理的论述，这可能和这些学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结构有关。

但是，他们也都把晕散和苏料青花的其他特征和晕散放在一起讨论，比如，黑斑、铁锈和凹凸不平等，说明这些学者已经敏感地觉察到这些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了解了中外学者对“晕散”现象的基本描述后，我们再来观察元和明早期青花瓷器，从第一性的实物结合第二性的观点展开讨论。

元代的青花瓷器，有的“晕散”现象特别突出

如图1-6所示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有的“晕散”现象并不显著,如图1-7所示的江西省博物馆所藏的元青花龙纹玉壶春瓶。

如图1-6所示的伊朗国家博物馆所藏的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如图1-7所示的江西省博物馆所藏的元青花龙纹玉壶春瓶

这种不同的晕散现象，可能和苏料配比使用的情况有关，也就是说，元代陶工在用苏料配制青花钴料时，会视这种青花色料货源的情况而决定苏料加入的数量。不同量的苏料配制出的青花钴料，其烧制后的青花发色会有不同的“晕散”现象。

哈里·加纳先生断言，“早期的青花瓷器，青花稍带点黑色，蓝里有黑色斑点，线条有晕散现象，通常罩以很厚的浅青色釉。”从我们介绍的元青花瓷器看，并不都是如此，这可能和哈里·加纳先生收集资料有限有关。

明洪武时期的青花瓷器的发色如图1-8所示。

从图上可以看出，洪武青花瓷器的“晕散”介于元青花瓷器两种不同程度的“晕散”之间。有一部分元青花研究者认为，洪武时期，青花瓷器的发色和元代的青花瓷器截然不同，其实，这是误解。

只要读过耿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就可以知道，该书的第一章，讨论的就是明洪武瓷器对元瓷的继承问题；同时，只要到过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学者，也一定知道，出土的明洪武青花瓷器，无论从器型、纹饰和青花的发色上，都可以看出和元青花瓷器的承继关系。

永乐和宣德两朝的青花瓷器都有浓郁的晕散现象，过去常有永、宣不分的说法。图1-9明宣德青花花卉纹高足碗和图1-10永乐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碗，其青花的发色和晕散现象，的确十分相似，而这两件藏品对于认识苏料所产生的晕散现象，应该有很大的帮助。

图1-9明宣德青花花卉纹高足碗

图1-10永乐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碗

苏麻离青料产生这种青花晕散现象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从图1-1至图1-10可以看到，凡是有“晕散”现象的青花瓷器，其晕散处都是青料凝聚之处，也就是说，青花色泽的浓度取决于绘彩时色料聚集的程度，青花色料聚集越密，青花发色就越浓，这个表面现象的实质是呈色剂中集聚了较多三氧化二铁、氧化钴等强呈色材料。在这些呈色剂的综合作用下，青花烧制后的发色呈现从蓝、褐和黑的趋势排列，这个现象和呈色剂的含量成正比。

表面的物理现象告诉我们，只有在高聚集区的色料烧出的青花才会出现晕散现象。而青花色彩晕散的物化原因却是和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色料本身SiO2、Al2O3含量很低，甚至没有；二是由于釉是高钙釉，高温下粘度小，粘度随温度的变化大，釉本身容易流散，所也增加色彩晕散的效果；三是窑炉的烧制温度，过烧会因为色料在釉中的大量扩散形成晕散现象。

众所周知，陶瓷表面的釉为玻璃态物质，而玻璃态物质在相变时，即由固态转变为液态时，并没有固定的温度点，而是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进行的。因为没有临界点，所以，釉从开始熔化到完全熔融，再到发生流釉，到釉的流淌，是在一个温度不断升高的过程中进行的。

如果色料中SiO2、Al2O3含量高，则色料的熔融温度就高，在釉熔融和流淌时，色料还不呈液相，所以晕散现象就不会或很少发生，反之，则晕散现象就容易发生；釉中的CaO是熔化剂，因为元和明早期所用的青花器都是高钙釉，含较多的CaO，氧化钙不仅可以降低青花料的熔融温度，也能降低釉的粘度，使釉容易流散，从而增加色彩的晕散；而较高的烧窑温度，在色料和釉料组成相等的条件下，就能使釉的流淌更为便捷，从而带动色彩的扩散，形成晕散现象。由此可见，窑温太高而产生的过烧会使青花色料在釉中的大量扩散形成晕散现象，如果个别区域青花色料堆积过多，更会形成褐色或黑色斑点，即产生与晕散相关的苏来麻尼的其他特征：黑斑、铁斑等等。从以上所说的元青花瓷器产生的晕散现象的物化机理，读者也可以触类旁通地理解元青花瓷器的呈色机理。元代青花瓷的色彩有三种情况：多数是青翠沉着为正烧产品；二是靛青泛紫扬艳，为过烧所致；三是青蓝偏灰，多是欠烧而成； 在还原焰中在Fe 浓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使釉色着成绿色，如果局部聚集浓度高了则会变成褐色甚至呈黑色，即形成Fe （二价铁离子）的着色和 Fe（二价铁离子）、Fe（三价铁离子）的复合着色； 正烧时主要是CoO的着色一般翠青色，欠烧时由于钴料未在釉中散开和溶解在釉中的量少故呈现带灰的青蓝色；

从表面的物理现象，到形成晕散的物化机理，都说明，元和明早期青花瓷器的“晕散”特征，决定于色料和釉料的化学组成、集聚程度，决定于氧化钙熔剂的含量，决定于窑炉的烧制温度。

不过，升温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既然玻璃态物质的熔融和流淌不在一个固定的临界点上，那么，升温太快，熔融时还未使色料有足够的时间扩散，即还来不及发生晕散，烧窑温度就到达最高点而开始保温，将使晕散现象被中止；只有在合适的升温速度下，给熔融和流淌留有足够的时间，青花料才能充分扩散从而形成晕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