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陶瓷之都有哪些
中国三大瓷都介绍景德镇陶瓷介绍悠久的制瓷历史 中华向号瓷之国，景德镇历称瓷之都。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瓷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象征，而景德镇又是这个瓷器之国的代表。外国人的瓷器称中国之名，又是瓷器之称。 莹莹白玉瓷，漫漫瓷都路。作为被人武称为“瓷都”的景德镇，制瓷历史悠久。 史书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古代叫新平镇）。早在汉代，当时的这个地区就已可能在商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烧制出器表施有釉的“青瓷器”。这样，景德镇地区的制瓷历史已有两千年。 史书上的景瓷生产 据有关史料记载，汉代以后的景德镇地区，已有各种各样的瓷器生产。晋代时，有个叫赵慨的人，曾为当时景德镇地区瓷器质量的提高作出过巨大贡献，因而被后世人尊称为"师主"，历朝立庙祭祀。到了3公元583年，南朝的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下诏令要这里窑户烧造雕镂精巧的陶瓷柱 ，以供皇家使用。隋代，隋炀帝又要这里造"狮象大兽"两座献给皇宫。这说明当时的景德镇地区制瓷业已有相当的技艺水平，瓷器产品有了较大的影响。 强盛的唐帝国建立之后，高祖李渊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当时又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出了两 个出名的制瓷人物，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他们所造的瓷器"莹如玉""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送到京都出售，被称为"假玉器"，轰动市场，皇帝下令作贡品，"于是昌南瓷名天下"。 蜚声中外的德化瓷器 福建德化县是我国著名的陶瓷产区，也是外销瓷器的重要基地。 德化瓷业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瓷器质地洁白坚硬，工艺精良、造型雅致，色泽莹润。 远在宋、元时代就进入国际瓷坛，蜚声海内外。曾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中国“三 大瓷都”。 宋元时代，德化瓷器随着泉州港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畅销海外。现已发现了30 多处宋元时代瓷窑遗址，在东南亚、东非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发现不少当时德化瓷的遗物， 就是历史的见证。北宋时代德化以碗砰仑窑为代表的窑场，其制瓷工艺已采用轮制、模印 和胎接成型的技术。以龙窑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的各式碗、盘、杯、碟、瓶、 罐、壶、盒、洗、花瓶；少量烧制黑釉茶碗等。使用刻花、划花和印花等装饰手法， 于瓷器表面饰以莲瓣、牡丹、云水、蕉叶、缠枝花卉等花纹以及篾纹、菊瓣、葵纹、 麦穗、卷草等几十种饰纹。这些产品在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等地都有发现。到南宋时，瓷窑烧制技术又有新发展，烧制的白瓷，器型大，胎体薄， 釉色滋润，白度度，透光度强，已达到秀高的水平。宋末元初，德化瓷窑有很大的改进， 出现了一种介于龙窑和阶级窑(又称蛋式窑)之间，较易控制烧成火争的“鸡笼窑”。 开始改变宋初以来使用还原烧成的老技术进入采用氧化烧成新技术阶段。此时窑场的 生产规模亦有很大扩展，1976年考古发掘的屈斗宫宋代窑炉遗址，坡长达571米，共 有17间窑室，这样大型的古窑炉，实为全国所罕见。这一时期的瓷釉，已经出现白中 闪黄或泛红的新产品，瓷雕佛像已很流行。外销瓷仍占瓷器贸易的主要地位。 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记中，曾盛选德化“瓷市甚多”、 “制作精美”、“购价甚贱”，并把德化瓷器带回意大利。据英国首任驻大使艾惕 思到德化参观后证实，至今意大利博物馆还保留一件马氏当年带的德化家春岭窑的 小花插作品。 迨至明代，德化瓷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器物造型、烧制技术、产品质量、 生产品种、工艺水平，装饰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都远在宋元之上。以何朝 宗为代表的瓷塑闻名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和“天下共宝之”的珍品。独树 一帜的“象牙白”(建白瓷，釉色乳白，如脂如玉，色调素雅，被称中国白瓷的代 表，享有“中国白”和“国际瓷坛明珠”的美誉。特别是道释人物瓷雕，造型逼真， 格调高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德化窑古代工艺技术成就的高峰。在明代， 德化窑炉在砌建技术有新的创造，在全国首次出现了装烧容量大、既节省燃料， 又易于控制烧成火焰的半倒焰式的阶级窑。这种形式的窑炉流传到国外，对国际瓷 窑的设计产生了巨大影响。日本1970年出版的《窑炉》一书曾记载：“阶级窑在福 建德化最早出现，同时也最著名。日本的窑，是深受德化的影响而设计的，所以日 本把德化的窑估计为串窑的始祖。”时代中叶，釉制作技术有新创造，窑下青花日 渐进入了德化瓷的装饰领域。 清代，德化釉下青花瓷器争奇斗艳。全县已发现的青花瓷窑遗址达120多处。青花 瓷取代建白瓷跃居主要地位。青花的花式丰富，纹画内容取材很广，有历史故事、 人物仕女、生产活动、社会习俗、禽兽花果、山水景物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纹饰。 画面明净素雅，笔法朴实粗犷，构图简洁舒展，充满生活气息，显示了民窑色彩 或幽菁淡雅或浓艳丽的新风格，开创了德化窑彩的新纪元。它和清代新崛起的五 彩瓷日用器皿和陈设供器一样畅销国外。目前在英国、法国、日本、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越南、印度、叙利亚、坦尼亚等许多国家出土 的德化窑古瓷片或博物馆珍的德化古瓷器，就是研究德化古代瓷器发展史和中外 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物见证。 晚清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我国城乡遭受严重破坏，德化瓷业走向衰落。 但是，少数民间艺人如苏学金、许友义等在艰难岁月中，坚持制瓷事业，继承传统， 锐意创新，其作品仍获得很高的评价。1915年，苏学金首创捏塑瓷梅花，在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上获优等奖。之后许友义首创活动瓷练等工艺制作的《木兰从军》、 《关公》、《观音》等瓷雕作品，先后分别获得在英国、日本和南京举行的国际和 全国博览会的金奖。1930年，他为仙游龙纪寺特制的瓷塑《五百罗汉》，形态各异， 生动逼真，亦为中国瓷坛首创的珍品。民国时期，釉下青花逐渐被釉上彩所代替。 1934年，福建省建设厅在德化设改良瓷场，引进球磨、练泥、辘轳车等机械设备， 研制釉上彩绘颜料、电用瓷、瓷砖和钳锅、漏斗等化工用瓷。改用石膏模型注浆和 机压成型新工艺。但是，这一时期，就整个瓷业状况而言，基本还是沿袭传统手工操作工艺。 解放后，德化瓷业生产获得新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瓷业进入了新的发展 时期。1988年，经县工商管理部门记的瓷业厂家有229户，年末在册人员11615人， 占全县职工总数的1116%。陶瓷研究所、陶瓷学校、陶瓷机械厂、包装纸箱厂、花 纸车间等科研、生产配套机构相继建立，过去落后的手工操作逐步为先进生产所代 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88年全年瓷业产值5400多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0%， 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1982%。日用瓷器产量占全省瓷器总产量40%，出口瓷器量占 全省出口瓷器总量三分之二。产品畅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和世界五大洲八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为全省对外贸易的一项重要商品。在中国陶瓷工业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驰名中外的德化传统瓷雕，继承明代何朝宗的风格重放异彩。动用捏、雕、镂、刻相 结合的技法，把优质原料和精湛技艺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风格，现在德化生产的在历史传统题材的产品达390多种，各类姿式和规格的瓷观音有100多种，大型瓷雕《滴水观音》高达190米，气势端庄高雅；最小的《披坐观音》，高仅5厘米，清逸隽秀。这些神态各异的造象，继承和发展了“传神写意”的传统技法，使瓷雕人物形神兼备，色彩明净，蕴含着美好、健康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艺人们善于利用不同质料的泥釉，使瓷雕色泽极富变化。现代题材和各种动物、花鸟、盆景、花篮的瓷雕取材广泛，品种多种。这些瓷雕艺术品多次被选出国展出，深受国际友人的赞赏。明代被誉为“国际瓷坛的明珠”的象牙白瓷，建国后得到恢复发展，易名为“建白瓷”。复产成功的建白瓷。瓷质细腻滋润，色泽柔和洁白，微呈乳，宛若象牙。在历次出口商品交易会和出国展出中，都受到好评，荣获国有优质产品证书。德化高白度瓷，是建国后德化瓷科研的新成果之一，它以881度的高白度被全国陶瓷界评为白瓷之冠。高白度制作的茶具、酒具、餐具、花瓶、台灯等各种工艺品，色如凝霜，釉面晶洁，胎质坚薄，为人喜爱。高白度梅花酒具、水仙花插、蓓蕾酒具曾分别荣获1982年全国陶瓷美术设计一、二、三等奖。龙凤花瓶、孔雀双耳花瓶等产品在国外展览中被赞为瓷中珍品。目前，即将开工的德化瓷厂“建白”高级成套瓷生产线和德化第二瓷厂的白度高档成套瓷生产线投产后，将使德化瓷器这两杂金花开得更加鲜艳夺目。 随着近年来对外开放的形势及我国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德化瓷器将不断改进装饰艺术，增加花色品，提高产品质量，以适应国内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醴陵陶瓷 醴陵市位于湖南东部，罗宵山脉北段西沿，湘江支流渌水流域，紧邻长沙、株洲、湘潭“金三角”经济区，总面积2157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8千公顷。总人口近百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387万，城区人口169万。200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67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7年增长662%，年均递增107%；三次产业结构比由1997年的294∶472∶234调整为20∶517∶283；完成财政总收入35930万元（老口径为38500万元），年均递增1075%，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8891万元（老口径为21904万元），年均递增9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253元，比1997年增加724元，年均递增52%。 1985年撤县设市，因盛产陶瓷和烟花鞭炮，而享有“瓷城”和“花炮之乡”的美名。（右图为：湖南省醴陵市城区） 醴陵，山俊水曲，风物宜人，年平均气温176℃，雨水充沛，光热充足，无霜期达288天。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纪念地先农坛、东富寺、日本佛教的主要流派佛教禅宗曹洞宗的发源地云岩寺及醴泉映月、财源塔影、状元芳洲、红拂古墓、渌江书院等多处名胜古迹，点缀河山。这片英雄的土地，曾走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李立三、抗日名将左权及耿飚、宋时轮、蔡升熙、程潜、陈明仁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优秀将军和仁人志士。 “天下名瓷出醴陵”。早在清末，“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醴陵陶瓷闻名海内外，堪称醴陵一绝，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历经世纪沧桑，醴陵瓷器不仅走进了首都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而且飘洋过海，出口世界五大洲，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近年来兴起的炻瓷，更是风靡全球，成为全市出口创汇的一个拳头。全市已拥有陶瓷生产企业400余家，形成了以日用瓷、电瓷、艺术瓷、特种工业陶瓷为主的多元化产品体系，逐步发展成为门类齐全、专业配套的陶瓷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醴陵还是花炮祖师李畋的故乡，花炮生产，历史悠久，遍布城乡。醴陵花炮走出了一条由没落到辉煌的创业之路，实现了产品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由千百年的传统生产技术向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成果相结合转变，由内销为主向出口内销并举转变，花炮产值位居全国主要产区县（市）前茅，并销往80多个国家、地区和全国各地。在′99昆明世博会、′99中国普洱茶叶节、首都国庆50周年及澳门回归等重大焰火晚会上，醴陵烟花大放异彩，以迷人的魅力赢得了世人的由衷赞叹。在两大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服装、建筑、防水建材、印刷包装、化工等产业不断壮大，成为新兴产业群，服装、建材行业年产值分别超过4亿元和10亿元。(上图为：赠日本裕仁天皇瓷器) 改革开放以来，醴陵迈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建市以来，全市人民锐意进取，艰苦创业，经济工作和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1990年，醴陵成为长江流域第一个吨粮县（市）及湖南省首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之一。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粮食作物朝高产、优质化方向发展，经济作物朝区域、特色化方向迈进，建立了反季节茄子、早熟黄瓜、无籽西瓜、水藕、荸荠等一批特色基地。乡镇企业曾获全省总产值“五连冠”，撑起了全市经济的“大半河山”。全面实施了“开放带动战略”，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日臻完善，城乡面貌日新月异，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到18平方公里，城区人口达18万人，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建制镇环绕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卫生跃居全省先进行列，正向国家卫生城市迈进。全市相续出台了一系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来自美、荷、德、日等国及港、澳、台的客商来醴投资兴业，带动了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全市已有40多家企业直接进行对外贸易，年出口总额1亿美元以上。城乡市场不断繁荣，“三湘第一市”总投资达3亿元的陶瓷花炮大市场已建成。2002年，“川气入醴”工程将正式启动，标志着醴陵正式成为受惠于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输”工程的城市。（上图为：渌江书院） 2001年，醴陵市聘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编制了《城市发展战略概念规划》，对城市定位、空间布局及功能分区等重大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思路。新的城市定位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陶瓷花炮生产出口基地；以交通区位优势为依托的湘东赣西现代物流中心；以深厚文化底蕴和秀丽自然资源为依托的山水园林城市。城市空间布局为“一个中心，三个组团”：以城市中心为商业文化行政中心；以西北和南部组团为工业区，以东北组团为休闲居住区。预计到2010年，城市建成区由17平方公里拓展到3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由17万人发展到30万人。
上海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对其中的14处，进行了近30次的科学发掘，面积达11000多平方米。近半个世纪以来，按照年代顺序，马桥遗址、广富林遗址、崧泽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古遗址先后发掘，这对于城市文化血脉的寻觅和解密具有直接意义。古文化遗址的发掘，古墓葬的清理，古代陶瓷、铜铁器的发现，炊器、盛储器、食器和酒器等先民日常使用的器物的出土，古代建筑遗存的显露，极其恢弘地展示了上海古代文明的社会风情、生活长卷、起居变迁和文化风骨。
在马桥遗址和崧泽遗址的发掘之初，恐怕难以预料日后会被考古学界公认为两种独特的文化——马桥文化和崧泽文化，这无疑是上海先民对人类文明捧出的两种富有个性的文化类型。在悠悠的考古史上，要以文化类型占有一席之地谈何容易!马桥遗址位于今天的闵行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和60年代中期曾进行过两次颇具文化创意的发掘，90年代前期又进行了第三次开挖。说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主要是与湖熟文化与良渚文化比较而言。主持过马桥遗址的前两次发掘工作、对上海考古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黄宣佩先生对马桥文化的文化个性有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马桥中层文化，经过整理研究，发现它与南京湖熟文化显著不同。例如在文化特征中非常重要的烹饪器，在马桥是三实足的陶鼎，使用我国东部地区的传统炊器；而湖熟主要是三袋足的鬲，鬲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常见器。即使是蒸煮器，在马桥也为上甑下鼎，而湖熟是甑鬲的结合。再以两者共有的印纹陶器作分析，器形方面在马桥全是圜底内凹的器底，而湖熟则有较多的平底器；马桥成行的鸭形壶，在湖熟未见，而湖熟常见的一种梯格形的印纹，在马桥属偶见。至于一种类似青铜器的觚、觯、尊、豆等灰陶器，与拍印的各种变形云雷纹，在马桥是主要器形与纹饰之一，而在湖熟不多见。所以马桥中层是一处我国东南地区的古越文化遗存，而湖熟则是古越与中原商周文化结合的另一类文化。以这类文化与在它之前的良渚文化相比，面貌截然不同，如马桥文化陶器以红陶为主，器表普遍拍印绳纹或叶脉纹、篮纹、方格纹和席纹等印纹，而良渚则盛行灰陶和黑衣灰陶。器表大部保持素面，或部分作刻划纹。马桥器形常见圆底内凹，在良渚这类器基本不见。在良渚已有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在马桥中则不见。马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的一段历史。当然，马桥文化同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流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交往和联系。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崧泽遗址进行了数次发掘，在文化类型上涉及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后者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偏晚阶段，在文化面貌上反映了由今浙北、苏南地区较早阶段的马家浜文化的向东扩展。然而崧泽文化却是具有文化命名意义的独立文化类型。在崧泽遗址上，共清理了135座崧泽文化墓葬。崧泽墓地延续时间长，随葬器物丰富，组合清晰，形式完整，地层学依据充分，崧泽文化各期的文化遗存完备，为崧泽文化的全面分期奠定了坚实的史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基础。崧泽文化的石器多施精磨，穿孔用管钻法，形制有斧、锛、凿、犁等。崧泽文化的玉器用量增多，器形多见璜，还有少量环、镯和琀等。从崧泽遗址出土的玉琀，有小饼形、鸡心形和环形几种，都置于人骨架的口部。玉琀既非生产工具，又非装饰用品，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用玉文化由此进入了意识领域的更深层次，并直接为后续良渚用玉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崧泽文化陶器已经使用慢轮修整，夹砂陶以灰褐色为主，形制以鼎为主，少见釜形器。泥质陶以灰黑陶为主。器形多豆、盆、罐、壶、瓶，还有澄滤器和匜。器表压划竹编勾连纹，镂孔为三角形与圆形的组合。崧泽遗址的勾连纹黑陶豆、猪首形匜等是崧泽文化陶器中的佼佼者。勾连纹黑陶豆，直口斜腹浅盘，瓦棱纹细高把，喇口足外撇，造型精巧，壁薄匀称，呈现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神似竹编的优美造型。猪首形陶匜，是陶工充满想像力的又一工艺佳作，先民把猪的凸吻巧妙地设计在匜的流部，造型别致，巧夺天工。崧泽文化从马家浜文化而来，又向良渚文化演变而去，是长江下游古文化发展序列中一个独立的文化环节。
2004年2月底，崧泽遗址考古发掘又获辉煌成果。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因为遗址区内将建造遗址博物馆而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从2月至4月底结束，获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一是发现距今六千多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祭坛。祭坛位于崧泽墓地东南的原生土上，东西窄，南北宽，现存面积约230平方米。祭坛顶部地势平坦，有一片红烧土。由人工堆筑成土台作祭坛，并在祭坛上举行祭奠祖先或神灵等礼仪活动，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中极其盛行。这次发现的马家浜时期祭坛将人工堆筑祭坛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二是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房址。房址坐落在祭坛北面原生土上。形制完整的有1座，平面呈圆形，外圈柱洞15个。房内地面硬实，面积约55平方米，门宽1米，朝西北方向，门外挑出门廓。房内有2个小柱洞，可安支撑屋顶的柱子。房内还有1个灰坑，坑内积淀着很多经过燃烧的草木灰灰烬。这处房址尽管面积不大，但结构比较完整。三是发现上海最早的先民墓葬。这次发现的7座马家浜文化墓葬填补了上海地区以往未有该文化时期墓葬出土的空白。墓葬都埋在祭坛之外的低地，6座为头向偏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式，1座俯身葬。俯身葬墓主人头骨保存得较好，经鉴定为一年龄在25-30岁的男性。四是出土一批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重要文物。这次出土的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文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石斧磨制，斧身上有一双面管钻的穿孔。管钻穿孔的技术以前一直认为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时普遍应用。此件石斧的发现，将管钻穿孔技术提前了一千多年。这对于探索研究上海地区科学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骨器有狩猎用的骨镖，刮削用的獐牙刀。陶器除了生活用的器具釜、盆、豆等外，还发现了一只表面上有红彩的陶塑小猪，从体态上看是一只已经被人类驯化、圈养、野性荡然无存的家猪。小陶猪的发现，为中国动物驯化史、家畜饲养史提供了新的资料。五是发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时期墓葬及一批文物。此次发现和清理了12座崧泽文化墓葬。自1960年以来，共发现崧泽时期墓葬148座，为我们了解、研究崧泽墓地的布局及遗址所处的假山墩的形成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青浦区的福泉山遗址榜上有名。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福泉山遗址被数次发掘，其文化遗存涉及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吴越文化。福泉山遗址位于上海市西部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福泉山又名覆船山，据清光绪《青浦县志》记载，“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今名”。它是重固镇西侧农田中的一座古人堆筑的小土山，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东、南、西三面斜直，北部坡面有台阶。如今，土山上秀竹片片，小径迂回，依然弥漫着古朴气息，传递着来自古代文明的信息。福泉山是古代太湖地区在沼泽地带中的一种典型的高台墓地，内含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战国至宋代的墓群。在山的四周农田下又有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与战国时代的遗存。埋藏的古代遗迹和遗物极为丰富。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为考古学和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随葬丰富的大墓都集中地埋葬于高土台上，随葬贫乏的墓葬则埋葬在遗址近旁的低洼地上，这对探讨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组成、埋葬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化等均有直接的研究价值。随葬的玉石陶器丰富精致，美不胜收。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璜、坠，还有晶莹剔透的玉钺、组合复杂的项链、光滑圆润的玉珠和全国最早的玉带钩等。玉器形式骤增，工艺精湛，数量庞大，用途纷繁，代表着中国第一个用玉高峰的到来。石器增见了扁平穿孔平刃斧、有肩钺、有段锛、耘田器、多孔刀以及收割庄稼的专用工具——镰刀。不少经研磨抛光的钝锋石钺，毫无使用痕迹，明显地用作礼器。陶器盛行快轮工艺。夹沙陶摒弃了崧泽文化习用的蚌壳与谷壳屑，代之以云母与细砂，器形以缸形器、鱼鳍形和T字形足鼎最常见。墓葬中有些陶器堪称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颠峰杰作，已经不再是日常使用的器皿，而是与珍贵的玉石礼器相配伍的良渚人礼天祀地、敬神祭祖的重要器具。福泉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无疑是上海地区良渚文化研究中最重大的突破。
广富林遗存发现于1959年，早在60年代初，就进行了试掘工作，但是，取得重大进展却是近年的事。广富林遗址位于上海松江城西北6公里，上海博物馆考古部近年在广富林遗址进行全面勘探，从而对遗址的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发现在超过100，000平方米的范围内都有古代遗物的分布，初步确定了遗址区域。在勘探的基础上对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取得了新的成果。考古工作者首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人工堆土筑建的台形墓地和23座墓葬。在发掘范围内，良渚文化墓地分为两个墓区，墓区的边缘都以石块为界。各墓随葬品以陶容器为主，其中有件夹砂红陶三口带流壶，造型新颖别致，是良渚文化中首次发现的新器形。另有一件彩绘双鼻壶在黑衣上绘红彩绹索纹，比较少见。多数墓葬还随葬了石器，个别墓葬有纺轮随葬。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墓葬还随葬玉器，种类有玉环、玉锥形器和玉管。在有些墓葬中发现了明显的人骨错位现象，如3号墓的头骨倒置，枕骨大孔朝上，头骨旁边放置了一堆脊椎骨，盆骨分离，肋骨散乱。人骨严重错位表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殡葬方式。发掘中还发现了良渚文化以石块作为墓上标志。以石块作为墓葬标志物显然是为了标识墓葬所在位置，以免后埋的墓破坏了先埋的墓，更重要的是便于在先祖的墓前进行祭祀活动。良渚文化墓地上的祭祀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烧毁后已经成为红烧土的房屋体残块搬至墓地，放置在柴薪之上，然后燃火再烧。另一种祭祀形式就是烧火，墓地上留下了许多小片的黑灰。这两种形式都以烧火作为祭祀手段，即所谓“燎祭”。广富林遗址发掘的另一项重要收获是新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它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斜线纹、竖条纹和附加堆纹等，陶器种类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等，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非常新颖和特殊，堪称广富林文化遗存。通过比较可以认为这一文化遗存来自于主要分布在豫东地区的王油坊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探讨4000年前族群的活动范围和迁徙、环太湖地区的文化变迁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新材料。在广富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东周—汉代遗存，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材料和青铜生产工具，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汉代是一处非常重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聚落。另外还新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广富林遗址年代上的空白。
在邮电建筑方面，上海邮政局大楼首屈一指，为英国古典式大型建筑，融汇了古罗马巨柱式建筑与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钟楼式建筑风格，几个主立面围以贯通3层的科林斯柱式列柱，东南转角处上方矗立一座塔楼，配有大时钟，钟楼顶部有一组“通讯之神”雕像，在楼宇设计上兼顾了宏观的蔚为壮观与微观的细腻精致。
在文化娱乐建筑方面，1933年6月落成的“远东第一影院”大光明院、1930年3月开幕的被美国报纸誉为亚洲“洛克赛”(洛克赛为美国纽约设备最完美的影院)的南京大戏院，具有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国泰院以及天蟾舞台、共舞台都以外形过目不忘、内部高雅舒适而闻名。1917年建成的大世界游乐场居然成为沪上名胜之一，对游客的吸引力经久不衰。
淮海路国泰院
在饭店旅馆建筑方面，礼查饭店原为两层东印度风格砖木结构建筑，于20世纪初叶在原地重建5层钢筋混凝土和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立面造型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特征，成为当时最豪华的高级饭店。汇中饭店也受到青睐，新楼于1906年重建，高6层，主结构为砖木结构，部分采用钢筋混凝土，屋顶有花园，顶上有两座巴洛克风格的亭子，1912年毁于火灾，整幢建筑为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1934年落成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大厦之称，外饰面为褐色波纹面砖，底部墙面为黑色磨光花岗石，塔楼部分具有典型的装饰艺术派风格。沙逊大厦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装饰艺术派风格，内设中国式、英国式、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印度式等不同装饰风格的客房。外白渡桥边的百老汇大厦建于30年代，一展现代主义风格。
纵观上海建筑业所完成的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我们可以理出以下几条主要头绪。一是凸现了国际都市的最初建筑形态。百多年前和本世纪初叶上海反映现代建筑史的建筑的成群崛起，帮助上海凸现了作为国际都市的建筑形态特征。这一时期上海建造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有几十幢，它们的外观建筑风格各异，层高气势空前，花岗岩、大理石、面砖、钢窗、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被大量采用，市民开始熟悉“石头房子”、“铁房子”、“大理石公寓”的建筑，结构演进，用材讲究，装饰精致，工业建筑也由单层转为多层，由砖木结构转向钢架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充分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对于现代建筑的追求和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城市建筑的同步发展。这一史实证明，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会在现代化观念、人文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思潮等无形层面上和城市空间等有形层面上展开，而城市建筑迈开现代化步伐是使整体城市空间问鼎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然，其无形层面和有形层面是相互嵌镶、互为促进的。上海城市建筑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打破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固有的发展周期。有关专家学者说得好，上海城市建筑发展的起点与西方的不在一条起跑线上，但其打破了西方的惯有程序和固有周期。上海在这方面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势头猛，水准并不低，在当时上海的新兴建筑群中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各种建筑流派与各个时期的建筑样式的影子，有的简直是复本，实为世界建筑史所罕见。这一时期，在上海城市建筑的风格上，英国式、希腊式、西班牙式、法国式、俄国式、美国芝加哥学派式、日本式等竞相渗透，一方面反映了上海建筑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却客观凸现了世界文明包括建筑文明的共识、互融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发展的较高的逻辑起点的定位和上海城市建筑发展打破常规、缩短周期，及时与世界先进潮流的接轨，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基础，积聚了后劲。三是磨砺了具有世纪特征的建筑专家和建筑队伍。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出现建筑师，有的受聘于外国建筑设计机构，有的从海外学成归国，他们在城市建筑大潮的实践中受到锻炼，迅速声名鹊起。其中，周惠南、庄俊、关颂声、范文照、赵深、董大酉、杨锡缪、李锦沛、童寯、陈植等都把他们的智慧和才学与这个时期的上海建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1948年的资料统计，在甲等营造厂的厂主或经理中，具有大学学历者占83%，配备有主任技师的厂家占30%。建筑专家参与其间的上海市建筑学会对上海城市建设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学会创办《建筑月刊》，出版国内第一本《华英、英华合解建筑辞典》，举办讲座和研讨会，有助于申城建筑业的发展和城市图景的世纪性变换。大批建筑工程的客观需求和建筑专家的领衔，使建筑队伍迅速结集、壮大起来。据《上海建筑施工志》（《上海建筑施工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0月版）介绍，1934年，上海注册的营造厂已发展到2000多户，建筑工人达10万多人。合伙经营的甲级营造厂占278%，一些为建筑西式房屋而配置的专业施工队伍也开始形成，如国际饭店的吊装工程由擅长吊装的史惠记营造厂分包，江海关、百老汇大厦、中国银行等重大工程的打桩任务由沈生记、陈根记承揽。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等外墙石作工程由擅长于石作工程的陈林记营造厂承包。这一时期上海的建筑队伍还得到宏观吞吐，外地建筑队伍进入沪上进行加盟。据1946年的资料统计，在上海建筑业中，上海籍的营造厂占532%，仅为一半略强，浙江籍占252%，江苏籍占189%，其他各省籍占27%。上海建筑队伍也积极向外辐射，足迹遍及南京、武汊、重庆、昆明、北京、天津、广州、杭州、西安、香港、澳门和泰国等地。如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就由上海的姚新记、馥记、新金记康号营造厂承建。建筑队伍的宏观吞吐使凝固乐章的世纪性嵌镶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野。
在19世纪与20世纪合拢之际，上海的百业进行了一次现代型的整合，都市社会正经历着开放性的跌宕，生活方式已出现现代化的萌动，各种文明轨迹互动与交合，东西方文明集散与互补，人文精神合乎逻辑地碰撞着、积淀着，都市社会的现代转型已悄然而至。
行业发展尽管千姿百态，然而有规律可循。第一，行业百态与社会的现代转型相同步。牵一发而动全身，社会的现代转型，世纪效应的链式反应，工业革命成果的深沉推动，商品经济大潮的新的冲击，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一定发展，使农业、家庭手工业、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外贸业、金融业、商业、服务业、公用事业和文化娱乐业作为新的行业形象出现，使申城旧业歇息，新业崛起，百业待兴，耳目一新。第二，行业百态与先进的科技相联系。近代科技的突破，蒸汽机、纺机、织机、马达、电报技术、照相机和摄影、、汽车的发明，与这一时期的上海城市行业的发展都有直接的联系。随着19世纪末叶上海公共租界成立了电报公司，电灯在申城大放异彩。随之而来的是电车、电扇、等电动机械、家用电器、电光电声娱乐设施。无疑，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转型又必然与社会百业的重新组合、演进联系在一起，或者直接地说，社会百业的多姿多彩具有不可或缺的科学技术基础。第三，行业百态与国际都市的职业构成的新变化相一致。这种职工构成的新特点是冲破了单一狭窄的职业结构，强化了资本主义商业精神，劳动人口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的同时，也向第三产业流动，使劳力结构重新配置，职工结构趋于现代，申城在充当全国工商中心、文化中心的同时，及时形成了服务中心，其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服务方式的整合已趋于同步，走向深层。
二是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上海在进行社会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伴随着开放性跌宕。租界作为蒙受耻辱的标志出现于申城，上海被迫打开门户。从此，移民高潮迭起，外国侨民把梦想抛进申城，把万国风情带入上海，把有序与无序、交织与排他、协调与冲突、安定与冒险、精华与糟粕、进步与邪恶一起挟裹进来。当然，历史地看，上海作为国际都市的对外开放及其开放性跌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转型。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都市现代理念的渗透。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外国侨民把现代都市的时空观念、节奏观念、城市布局观念、现代建筑理念、城市经济意识、城市管理思想和城市文化理念等揉合进申城岁月朝夕，融汇于沪上城市行为。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社会开放以后，都市的夜晚闪烁起霓虹，都市的清晨飘起了咖啡香，都市的商场装备了电梯，都市的游泳池、健身房里飞出欢声笑语，都市的日历里充斥进不同国度的节庆……申城的不同肤色的人们以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表达方式交叉整合，最终萌动起充满苦涩的现代化的生活。都市社会的开放性跌宕，促进了各类人才的交流。开放的上海城吸引了不少科技人才、经营人才、金融人才、艺术人才、教学人才、新闻出版人才、医学人才和文化名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和地区，或侨居，或作短期访问、讲学，涉及各个领域。特定的时空使各类人才的各种学术思想、艺术见解、管理经验以至思维方式、科研方式和行为方式相互碰撞、激励，去伪存真，互补互益。现代理念的渗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萌动和各类人才的交流，有利于申城社会进一步进行现代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申城的开放性跌宕曾经使之付出沉痛的代价。这种开放性跌宕是畸型发展，具有双重属性，充满各种悖论。一为沪上租界的两重性。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称之为“冒险家的乐园”和“罪恶的渊薮”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它历时近一个世纪，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和城市管理也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它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又是世界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