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行当》之 游医皮行
在江湖门派里，游医属皮门，故又称皮行。 如果要考究中国游医的历史，追溯到商周时代，应该是可以的。那个时代，虽然还巫、医并行且这并行现象一直绵延不绝甚至眼下还有，但既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有游医存在应该是肯定的。至于稍后的扁鹊、更后些的华佗，已经被“皮行”奉为行当的“祖师”了。 俗话说，吃五谷杂粮，哪个保证自己不害病呢？害病了，一般头痛脑热的，冲碗姜糖水，喝将下去，躺到床上，用厚被褥捂它一捂，发一身酣畅大汗，或许也就好了。更多的穷窘人家，不仅想碗姜糖水都难，大白天里躺到床上，更是很奢侈的举动：家大口阔，上有病恹恹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娃儿，能够躺得心安？病得重了，用我们武汉话说就是病得“摊了铺”了，不诊保不住命了，或用偏方一两副，熬了灌下去，好了就是运气；或实在打熬不过去了，请医生，拿脉开方，折财吃药——这，就用得着游医了。 从本质上看，游医与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篾匠、箍匠之类手艺人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居无定所，都是到处游走，都是做了事拿了钱走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各自有各自赖以吃饭的货品或手艺——至于货品手艺是真是假，有几分真几分假，就又另当别论了。 就医疗机构发展的历史顺序看，最早出现的当是游医，其后才有药铺的坐堂医生和独立开诊所行医的中医师。 至于西医，别的城市什么时候有西医或者西医医院，不好妄加臆断。就我们武汉市乃至湖北地区，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了这种“新事物”：英国基督教循道会为着贯彻该教会向中国传教的意图，因担心中西方政治、语言、文化诸方面的隔阂，为便于接触中国的百姓起见，觉得以行医的面孔出现在中国比较有亲和力。出于这种考虑，1864年（清同治三年）5月17日，该教会的传教医生思维善（FPSmith），远渡重洋来到汉口。8天之后，这位思维善就在汉口彭家巷挂起“普爱医院”的牌子，开始对外应诊。这普爱医院不仅是武汉乃至湖北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也是当年华中地区最早的西医医院。而当年的那个思维善医师，虽然是从英伦三岛远道“游”来的，却不能算是我们本土的游医，而是在武汉最早工作的西医医生。其后，1866年9月，英国基督教伦敦教会在汉口后花楼办了个“仁济医院”，这医院于1928年迁至中山公园附近，改名协和医院。再稍后，亦即1875年1月，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昌办起一座医院，最早叫同仁医院，就是如今武汉市第三医院的前身。可以想象，偌大个武汉市，仅仅三家西医医院，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好在，当年武汉百姓人等对西医颇多疑忌，一般轻易不敢进这“洋医院”就医。再说，当时的西医院，医药种类也有限得很，最多的也就是碘酒、硫磺药膏、强蛋白银滴剂和金鸡纳霜这有数的几样药品，对一般皮肤病、眼睛红痒、疟疾、感冒发烧之类毛病，疗效甚显，至于其它疾病，大多无能为力，更遑论稀奇古怪的什么疑难杂症了。所以，即使就三家医院，对于偌大的城市来说，居然也不显得资源稀缺。 在漫长的过去岁月里，中国人大多还是崇尚中医。而游医所展示给病家的招数，亦是望闻问切那一套，所用方剂，亦是中药，因此之故，在漫长的过去的岁月里，游医总有他们活动的空间，有他们发挥作用的“市场”。 平心而论，在中国这幅员广阔的农耕社会，游医确有存在的土壤，而且，可以肯定，在游医存在的历史岁月里，一些游医还是有些医术医德的，在给人治病解救人间病痛上，应该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传说中的神农、扁鹊，医术神乎其技的华佗，被尊为药王的孙思邈，撰写《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等，都是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游医。只是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原因，由于中医中药这行当本身的特殊性，比如诸多指标评估的非确定性、某些理论概念诠释的模糊性，混同在中医中药这一大行业中的游医形象，更因难以管理和自律的缺失，而变得逐渐丑恶起来。由于我们的医疗条件尤其是农村医疗条件长期的不理想，医疗资源的长期紧缺，医药行业有着不菲的利润空间，受利润驱使，游医这行当代有传人，大量不良之徒掺乎其间，他们大多不学无术，急功近利，或偷工减料，或以假充真，每每乱使虎狼之药，戕害人命，不计后果，以致在人们眼里，游医这一本为治病救人的行当，在悬壶济世的幌子下，蜕变成江湖骗子的代名词之一。 顾名思义，游医游医，其特色就在一个“游”字上。背个褡裢，里头膏丹丸散，或许都装得有一点，针灸火罐，或许也备得有一套，走街串巷的，是为游之一义。更重要的是，被病家接进门后，如何让病家相信他的医术，如何肯买他的药，如何把病家的银子钞票弄到自己口袋里来，这需要口吐莲花游说的本事，这才是游医那个“游”的真意。 游医这行当，从“游走”方式上，可分为“摆四平”和“推包”两类。“摆四平”者，即在庙会或闹市街头设摊的游医，他们或当街当众用铁锉子锉药粉，名之曰“使捻子”；或在地摊上摆几样药瓶，名之曰“占谷”。他们招摇给人看病，名义上不收钱，以销售他们的“秘制方剂”牟利。这类游医，相当于我们武汉所谓之“挖地脑壳”亦即摆地摊者。大医院旁，道路边，尤其是车站码头附近，这类挖地脑壳的游医，眼下仍时有所见。而“推包”则是不摆摊的。他们擎一竹竿，竹竿上挂一长布，上书“祖传名医某某”或“妙手神医某某”之类，算是招牌；手摇一“虎撑”又名“推子”的“串铃”，游走四方。这类游医，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游”医，民间俗称为“走方郎中”。 走方郎中摇的那“虎撑”，颇有来历。据说，当年药王孙思邈在行医游走途中，见一老虎挡道，虎嘴张得老大。在专家孙思邈看来，老虎作如此形状，似乎不是要拿他当点心，而是向他展示痛苦且求救的意思。孙思邈掰着虎嘴看了看，确诊是根骨头梗在喉咙里了，就随手用根树棍子撑住虎嘴，为老虎作手术，取出了梗在虎喉咙里的骨头。解除了痛苦的老虎，见药王用两只脚板游方实在太辛苦，为感恩，就甘愿做了孙思邈的坐骑。在孙思邈被奉为皮行游医的祖师神祗后，就是骑着老虎、背着济世葫芦药包、手持后世名之曰“虎撑”的树棍的形象了。为表示“入行”，是皮行中人，是药王的“后裔”，后世“正规”的游医们游方时，那根虎撑是少不了的。只是，这虎撑已非彼虎撑，早已演变成中间放了几粒铁弹、直径四五寸的串铃了。 长期以来，游医一直是行医兼卖药的，就是后来有药铺了，有些大药铺设置了医生应诊，那称之为坐堂医生的，与庙会街头“摆四平”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可以这么说，不卖药，游医根本无利润可言。所以，从“专业”类别上看，用皮行的行话来表示，游医有这样几种： 一为“放边汉”，就是用铁条狠抽自己脊背胳膊腰肋的游医，其“业务”就是专卖跌打损伤膏药；二为“青子图”，是用锋利小刀在自己臂膀处割出伤口流出鲜血，以此招徕眼球的游医，目的是兜售刀伤膏药；三为“龙宫图”，专卖橡皮夹着纸张制作的刀伤膏药者；四为“香工”，这类游医多扮作寺庙、道观的义务劝善者，劝人给神祗捐香烛钱，“顺便奉送”所谓的秘方圣药；五为“收包”，是在走乡串村的戏班子中，趁戏场子人众时自称懂医理的艺人而行医卖药者——这类“收包”游医，又名“挑柳驼”。唱戏艺人这行当，属于江湖中的“调”门。调门中人，跑四乡搭野台子唱戏，除一两个主“角”之外，并无固定人员，加之调门中人很讲江湖义气，无论是谁，只要略懂调门规矩，进得班里，到后台供奉的祖师爷神位前叩几个响头，戏班子的人就视为同道，同吃同住毫不见外。“收包”“挑柳驼”的游医，利用的就是唱戏行当这一特点而混迹其间的。 当然，游医们用铁条狠抽自己，弄得伤筋动骨的，吃了自己的祖传秘方，立马筋骨复原；用刀子狠割自己，血呼啦呲的，敷上自己的秘制药膏，立马伤愈血止；凡此种种，如果卖的是真能治病的药，显的都是救人的真功夫，手段古怪些，形象血腥点，也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绝大多数游医，都是不懂医术，略知几味草药的作用，就给人治病，或者干脆靠几下变戏法的快手，设局骗人坑人—— 比如，上述“青子图”类游医，用刀子在自己手臂划上血道子，再贴上自己的膏药立马止血。其实，那功效不是膏药有什么奇效，而是事先在一般的膏药上搽抹点巴豆霜，利用的无非就是巴豆霜极强的收敛作用而已。如此割划治疗，对于游医自己，已经习惯，对于真正的刀枪伤者，如此这般地“治疗”，实在危险。 再如，吹嘘自己的膏药如何如何有活血化瘀奇效者，为令人信服，往往当场拿出一叠膏药，请现场围观者之一从中取出一张来，游医自己从放在案板上的铜钱堆里取一枚铜钱，或从案板上的破碗屑中取一片瓷片来，放在膏药中间合上，放在火上烘烤片刻，再把膏药摊开在案板上展示：包铜币的膏药，铜币碎裂了，包瓷片的膏药，瓷片碎裂了。围观者多以为这膏药真的有活血化瘀奇效：连铜板瓷片都化了，化起积痞淤血来还不是小菜一碟么！其实，那铜币，是似铜而非铜、俗称“自然铜”做的；那瓷片，是药铺里卖的海螵蛸，也就是俗称的墨鱼骨而已。自然铜、墨鱼骨，都是用手一捻就碎的玩意。游医在铜钱或瓷片中挑选了自然铜或墨鱼骨，摊膏药的时候，游医手上使了点暗劲，被火烘热的“铜币”或“瓷片”，自然就“和血化瘀”了。 还有更害人的：你说你不思饮食，游医说，你这是食积胃滞，用信石、巴豆、芫花，给你来个上吐下泻，说是行积！殊不知这信石即生砒霜为剧毒之品，巴豆行泻生猛，都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至于治疥疮用火硫磺粉、治疟疾用红信之类，虽然可以让疥疮暂时收口、让寒战者顿转平和，至于过后疥疮热毒走内而里头溃烂、疟疾不愈且脏腑中毒等等恶果绽露之时，荷包里装了病家银子钞票的游医，早就不晓得又游到何方去了…… 照说，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应该是不会有游医了。 可是，正如，尽管人已经可以乘航天器航天、可以乘飞船登月探险而仍然有宗教信仰一样，在医学科技发展到可以置换角膜、可以移植肾脏肝脏、可以变性换脸克隆器官的今天，游医仍然没有退出我们的视野，而且，眼下，他们的生意，似乎更火爆了。 自然，这与近年来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密不可分。 人生在世，如果收入薄，物质条件差，衣，可以不要时尚，挡寒、蔽体、遮羞足矣；食，可以不近珍馐佳肴，果腹足矣，且可以免了眼下一些诸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类的富贵病；住，方丈蜗居，遮风蔽雨，亦可称足；行，可以不要私家车，不要摩托不要自行车，甚至不去挤公交车，安步当车于精神于肉体似乎都无害处；最可怕的还是生病。相当流行的一句话通俗而深刻：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健康；有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能有病。可近来，对天价医疗费用、对公立医院摒弃医德盲目逐利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传媒频频曝光，闻之者以为骇人听闻，在游医看来，估计属于不可多得的喜讯：哇噻！我们仍然可以大行其道了咧！ 如今的游医，较之旧时代的皮行先辈们，各方面都绝对地与时俱进了。就形式而言，摆地摊类的“占谷”“摆四平”“使捻子”者虽然有，但见得少了；至于“推包”亦即擎招子拄虎撑游走四方者，基本绝迹了。眼下的游医，往往相个穷窘人口集中的居民片区，租间屋子，挂出“×××诊所”之类招牌出来，弄点假药水货药，病是治不好的，真要治死，也不是件蛮撩撇的事——毕竟，人的生命，有时还是很顽强的，特别是身处恶劣境况且已经习惯这境况的生命，尤其显得不晓得几“扎实”。挑选贫困民居地“开业”，当代游医看中的，就是麇集在一堆的这大大的“穷”字：人穷病多，马瘦毛长。穷人病了，往往不敢进正规医院，就是这游医性质的诊所，也是轻易不进去的，实在病得挺不住了，就在这“×××诊所”，花几个小钱，对付过去，也就罢了。正规医院，治个感冒咳嗽，没有千儿八百人民币，治不出个名堂来。可千儿八百这数字，是我们城市“混得不错”职工一个月的收入；对大量的失业下岗者、低保户，这数字足以让他们把舌头吐出来半天缩不回去！当然，这类当代游医的“业务”，由于是“无证照行医”，故他们往往用些诸如偷梁换柱、昼伏夜出之类战术来对付相关机构，尽管如此，终归还是有被查处的风险。于是，另一类更高明的游医就“应运而生”了：傍个公立大型医疗机构，或称为该机构的某某专科门诊部，或干脆将该医疗机构的某个甚至某几个专业诊疗科室承包下来，向该医院交纳若干年费，就堂而皇之地成为该公立医疗机构的一部分了！这类做派，眼下十分流行——粗略想来，这当代的游医们噢，比旧时代那种傍着“调门”戏班子行医卖药的皮行前辈们，真是不晓得要高明几多啊！
怎样鉴别瓷器是古董还是现代的仿造的
（一）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
仿制古陶瓷，往往得其形似而失其神采，能效其隽秀，未必能学其古拙。因为一件器物的创作，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都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陶瓷器在纹饰、胎釉等方面均能体现各时代的特色，但造型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若能善于识别其形状和神态，就可以在鉴定工作中掌握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
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概念。陶瓷器的形状，大体是古时简朴，随同时代的演进而渐趋繁复。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一般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常见有相当大的器形。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口径达42厘米，青花和釉里红大盘的口径也在45～58厘米左右。由于胎体厚重，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变形的缺陷，因而过去文献多有元瓷粗率之论，其实这是不够全面的。元瓷纹饰之丰富多采，固不侍言，即以大盘造型而言，十二瓣板沿花口的多是花口花底（口、底均为十二瓣花形），足见当时制作认真，虽底足之微也不轻易放过。此种作法到明代永、宣以后便不复见（永、宣只见有花口花足的把碗和中型碗、洗，而无花足盘）。
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格外平稳。特别是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永乐时期另有一种纯白脱胎带暗花的器皿，胎体非常轻薄，清代人形容它曾有所谓“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的诗句。这种“薄如卵幕”的瓷器，造型精美，都是盘、碗之类，后世虽有仿作，但在暗花纹饰的技巧上仍有所不及。宣德瓷器的造型种类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除乾隆时曾经仿制外，后世很少有此种仿品。目前传世品中常见的永、宣时期造型有：鸡心碗、花浇、僧帽壶、长圆腹执壶（流口为葫芦形）、天球瓶、扁腹绶带葫芦瓶、四季委角兽耳瓶和菱花式洗、菱花式把碗等。
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弘治传世瓷器虽不多，但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插屏、墩式碗、磨盘式香盒、七孔出戟圆腹高足瓶等。嘉、万以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文献上有所谓“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记载。只以文具一项来说，就有笔架、笔盒、笔洗、水丞、砚台、颜色碟、颜色仓（俗称温盂）、印盒等多种多样。更有大鱼缸、大罐、大瓶、大盘（嘉靖黄地青花大盘口径有达80厘米的）等，器形之巨尤胜过元代；其他如镂空瓶、壁瓶、捧盒、方斗杯、灯台、绣墩等不胜枚举。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宣、成时期的作品来未免粗制滥造。
清代无论在器形或种类方面均显著增多，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琢器中如琵琶尊、马蹄尊、象腿尊、凤尾尊、观音尊、太白尊、苹果尊、杏叶尊、棒棰瓶、布布橙、倒载、柳叶以及凸腹花觚等都是前代少有的器形。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如双陆尊、三羊尊、虬耳尊、鹿头尊、络子尊、牛头尊、蒜口绶带如意尊、撇口橄榄瓶、太白坛、菊瓣盘等。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及永、成瓷器不仅胎釉、纹饰维妙维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
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转带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书式金钟罩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象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见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蜕变为粗笨，已逐渐失去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
知道了元、明、清瓷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后，进而还需掌握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很多同类的器皿乍看外表极为相似，仔细观察这三个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多不明显。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稍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多是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墙向外稍撇，较外墙约矮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其他如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盘、碗底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跳刀”），而在官窑瓷器中则极为少见。至于康熙大盘有些是双圈底，民窑三彩平底器物下面多有“麻布纹”，也是当时造型上比较常见的特征。文物工作者在鉴别新旧真伪时每以这些作为一部分依据。
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纹饰画法和胎釉原料前后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而且乍看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然而如仔细加以对比，便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宣德碗腹微削。雍正时期所仿的成化青花撇口碗，也是在造型上存在着碗腹微削的缺点。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往往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前与真器原形尽同，但经过高温烧成后，其形与真器原形在某些地方就有差别。这可能是由于原料的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而经高温后纵横收缩膨胀的结果，为鉴别器形的关键）。至于有些仅凭传闻或只靠臆测而制成的仿品，如后世所仿的各式各样的所谓“永乐压手杯”之类，在造型上更是愈变愈奇（自嘉、万间开始越仿越大，甚至后来的已不成杯而变为大碗），只要见过真的实物，自然就不致妄断臆测。
（二）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
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由于绘瓷原料与技术的不断丰富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方面都有其不同时期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成为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
大体说来，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不外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例如元瓷上惯用的变形荷花瓣（俗称“八大码”）图案，就是在晋瓷纹饰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尤其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过去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更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过程，因此也可据以推断器物年代的远近。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因为尚未充分掌握原料的特性，所以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而且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或灰黑色甚至流散的缺点。
但大部分成熟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纹饰布局都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协调，而且惯用多层连续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至明代中期以后此种画法渐绝，虽间或采用，但为数不多。此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画法上也各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极不稳定，很不适于画人物，因而在元代纹饰中画人物的较少，也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至于成化斗彩，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却也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而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点，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着一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倘能加以注意，自然对于鉴别真伪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根据现在掌握的实物资料看，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不是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其他如粉彩的出现，现知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
至于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但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从而有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种瓷以乾隆中期以后的制品较多。其他如明代正德时期的官窑瓷器中多有用阿拉伯文字作装饰的。清代外销瓷器中也有画着西洋纹饰图案的，都是比较别致的一种装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如明代瓷器有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而用大篇诗、词、歌、赋以及表、颂等作装饰文字的则是康熙时期的创作。例如“赤壁赋”、“腾王阁叙”、“前后出师表”、“圣主得贤臣颂”等，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明确这一点，对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根据纹饰的笔法同样也可看出时代特征。例如康熙瓷器由于当时对绘瓷方法十分重视，因而官、民窑瓷器在这方面的成就都非常可观，而且瓷器上的图案纹饰多是模仿名画家的笔法。只以画树方法而论，康熙枝干喜用披麻皴，显得老笔粉披、奔放有力，而雍正彩所绘枝干只是描绘皴点，工力虽细，但笔力纤弱，索然乏味。若能仔细从它的起落转折等处看清笔法，自然会有助于我们的鉴定工作。至于明、清官窑纹饰多较为工整而板滞无力，民窑纹饰则气韵生动而粗放不羁，这些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特点。不过，在官窑中又有所谓“钦限、部限”之分，民窑瓷器中往往也有近似官窑的作品，这种以清代带私家堂款者居多。
提到官、民窑瓷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问题。这种封建社会的典型纹饰，一般说来固然也提供给我们一条判断真伪和区分窑口的线索，然而并非是绝对的。相反，在民窑瓷器中既有五爪龙的纹饰，而官窑瓷器画三爪、四爪龙的作品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及大量的“康熙官窑青花鱼龙变化折沿洗”等均画三爪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画四爪龙。而元代民窑青花纹器皿则三爪、四爪、五爪者均有，并且明、清民窑瓷器中也不乏此种例证。
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鸟、犬、草虫，因而这一类的画面也出现得较多。又如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举凡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所赐群臣的瓷器，照例是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并以海水纹饰绘瓶口者为多（此种赏瓶通身共有九层花纹）。使用这种纹饰的含义，据说是表示为官以清（青、清同音）白为重，莲是廉（莲、廉同音）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万年青）、二蟹（甲）传芦（胪）、三羊（阳）开泰、四十六子、五伦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莲登、百福、百寿、红蝠（洪福）齐天等，类似这些充满封建迷信色彩的纹饰，在明、清瓷器上出现的很多，如能进一步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于我们掌握其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