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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库区发现新石器至商周时期大规模遗存，并于近日完成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专家介绍，涪陵区古坟坝遗址位于长江右岸，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50米，埋葬面积约3000平方米。该院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66平方米，出土陶、瓷、铜、石等各类遗物及标本近千件，时代涵盖新石器、商周、汉、宋元和明清等多个时期。
考古专家说，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存以一座土圹石室瓮棺墓为代表。该墓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剖面呈筒形平底。墓室以砂岩石板砌筑，墓底平铺石板二块，左右壁各围石板二块，前后壁各围石板二块。葬具为口部相互套合的2件网格纹夹砂陶瓮，瓮内骸骨已经不存，葬式不明。
商周遗迹包括窑、灶等，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其中，陶器以夹砂陶居多，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器类有斧、锛、凿、铲以及石核和石片等。
考古专家指出，遗址堆积自新石器时代至商周，并延续至明清时期，为三峡地区聚落考古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
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
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
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
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
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
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
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
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
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
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
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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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墩堡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于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区的重庆市丰都县，出土标本 1万余件，其中石制品 1341件，以砾石为原料，主要采用锤击法打制而成，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这在中国南方旧石器一直中尚属首次发现。 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认识南北工业传统间的关系方面具有桥梁作用，对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的研究也提供了可供对比的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科学价值和科学意义。
2、妯娌遗址位于河南省孟津黄河岸边，自仰韶晚期延续到龙山早期，居住区居北，墓葬区居南，窖穴区和制石工场居西。墓葬多有生土二层台，发现有迄今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墓葬，出土文物丰富多样，有黄河中游最大的石壁及三件形制相同、大小依序的陶铙形器等。妯娌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对王湾二期文化石器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3、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指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 6 处古城，面积在 11 － 60 万平方米不等。其中郫县古城城址中部发现被若干中小环绕的面积达 550 平方米的大型房址， 其内筑有 5 个长方形卵石台。古城群属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前身，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当时的社会结构河宗教信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4、应国墓地主要是周代应国贵族的埋葬地，其中也包括应国灭亡后部分楚国贵族墓葬与两汉时期的一些平民墓，地属今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地区薛庄乡。应国墓地共发掘应国墓葬 42 座，排列有序，具有“族墓葬”特征。出土文物数千件，主要是青铜器和玉器。所出铜器铭文涉及大射礼、俯聘礼、帝王庙号、丧服制度，对古代礼仪制度与诸侯方国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排列有序的国君墓葬，为同时期墓葬断代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5、安丙墓 位于双河镇东 2 公里处，是南宋资政大学士、少师。鲁国公安丙夫妇及族属墓群。墓地及地面局附属物规模宏大。墓内结构反映了宋代古建筑的独特风格，尤其是浮雕、动植物、器乐等图案情态自然，形象逼真。工艺十分考究，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研和参观价值。该址的发现被列为 “96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 。 1996 年 2 月，安丙墓被当地村民挖墓坑时发现，后经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出墓葬 5 座及地面附属建筑遗址 4000 余 m2 。 安丙及其家族墓座东朝西 , 由北至东南方向排列。前为九层护坎，后枕山坡。墓葬均为顶券式石构建筑 , 由墓室及墓道两部分组成 , 并设有排水系统。主墓 (m2 、 m1) 为安丙及福国夫人之墓 , 风格、大小相同。 m3 、 m4 墓墓主不详，风格、大小一样。 m5 墓与主墓相似，但小于主墓，据考证为安丙孙女安宝孙之墓。 安丙墓规模宏大，墓室雕刻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对研究南宋时期四川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6、马楼三国吴简是1996年10月在长沙市中心的走马楼建设工地中一口古井中发掘出来的。这批埋藏了1700多年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简牍，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共计14万余枚，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这是中国上世纪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 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
7、北票喇嘛洞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西山坡上，因村中有一清代喇嘛庙，庙后有山洞而得名。山坡为大凌河的二级台地，坡下为大凌河的冲击平地。东北距北票市 20 公里。墓地南 1 公里即大凌河，由此溯大凌河而上约 30 公里即朝阳市。该墓地市 20 世纪 70 年代当地村民在取土时发现的。
8、出土文物 3100 余件（套），其中铁马鞍具、成套铜鎏金镂孔带具、酱釉陶羊尊首见于三燕文化墓葬，丰富了该文化内涵。 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是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的鲜卑族文化遗存，共发现墓葬 419 座，时代为 3 世纪末到 4 世纪初，出土了近 3000 件文化遗物。墓葬形式和很多随葬物等均为以往所不见，展示了鲜卑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色。头盔 铁甲 马具组成的甲骑具装，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实物。大量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共存，表明鲜卑族内部社会结构已由游牧向农耕转变。马具金器等还可以看初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同类器物的强烈影响。
9、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大批佛教造像，多数形体较大，包括北魏至北宋延续 500 年的石 、 玉、 陶、 铁、 木和泥造像 200 余尊，其中以北齐时期石像最多，有佛、 菩萨、 弟子、 罗汉 、 飞天、 供养人等多种题材。造像有浮雕 、 镂雕、 线刻、 贴金、 彩绘，造型生动，线条流畅，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为山东地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石佛造像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断代标本。以北魏、东魏、北齐造像为主的佛教窖藏，位于中国北部山东省的青州市。龙兴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一处延续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窖藏坑位于寺院遗址的最北部，南北长 87米、东西宽68米，坑内有规律地埋藏有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的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其中最大的高320厘米，最小的仅高20厘米。造像雕刻技巧高超，包括浮雕、镂雕、线刻、贴金、彩绘等多种技法。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的窖藏佛教造像群。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的发现，为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的实物资料。青州龙兴寺窖藏佛教造像的发掘是近年来中国境内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代表了自北魏至宋元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杰出成就，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及雕塑、绘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近年来，经过我馆业务人员日复一日地整理、拼接、粘对，这些曾惨遭破坏的艺术珍品以崭新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的佛像精品先后在美国、日本、德国、瑞士、英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精品展或大型专题展。当人们看到那些面带微笑的佛像、衣着雍容华贵的菩萨、呼之欲出的飞天、生动活泼的护法和多姿多彩的荷莲时，无不被其深深折服。
10、双乳山汉墓东北 15公里处的福禄山顶部椰油两座陵墓，封土高大，保存尚好，其形制、排列、规模等都和双乳山汉墓相似，所以我们推测也是西汉济北王陵，显然，这里应该是稀罕济北国的王陵区。福禄山汉墓的发现，也为证明双乳山汉墓为西汉济北王陵提供了佐证。墓葬凿山为陵，为呈甲字形的竖穴石扩木椁木，主要由封土、墓道河内外墓室几个部分组成，总长85米，总深22米，凿石量约8800立方米。墓主人二椁三棺殓葬，出土铜器、玉器、漆器、铁器、陶器、金饼、车马器具等2000余件，该墓未经盗扰，保存完整，增加了对汉代考古、历史的认识。
在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附近新发现的两座吐蕃古墓中，发掘出大量丝织品及绘在棺木上的色彩鲜艳、内容丰富的彩色木板画。

中国4大考古发现：
北京原人、殷墟甲骨、汉晋简牍、和敦煌藏经洞莫属。
北京人
1918年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发现（周口店）龙骨山出产动物骨骼化石。1927年步达生将周口店发现的三枚人的牙齿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这一年是周口店遗址正式发掘的开始。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随后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其率领下，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
"北京人"第一个头骨的发现，结束了上一世纪发现的爪哇猿人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确立了以北京和爪哇猿人为代表的猿人阶段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地位。这是探索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在古人类学的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殷墟甲骨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最为流行的说法，是清末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于1899年发现的，他在买来的药材“龙骨”上发现隐约的契刻符号，并联想到很可能是一种已经失传了的古文字。他去世后，刘鹗购买了其大部分甲骨，并于1903年，精选出1000多片，墨拓后编成《铁云藏龟》。之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工作使甲骨文的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并受到国际关注。
由于新的甲骨多发现于河南安阳，1928年董作宾等人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
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成熟的文字。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档案库”。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随着对殷墟的考古发掘不断深入，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珍贵的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宝石器、陶器、骨角牙器等文物，为研究殷商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在“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铁映说：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在甲骨文研究和甲骨学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殷墟科学发掘不仅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发展，还为今日考古学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学术界一批享誉世界的考古学家，就是在殷墟的磨炼中成长起来的……
甲骨文的发现为20世纪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提了一千年。这对以往学术界的“东周以上无史”论和某些外国学者主张“中国文明只能上溯至公元前7、8世纪”的错误看法，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汉晋简牍
1901年，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在城内获取除大批汉魏和罗马古钱币、建筑木雕、中原丝织品外，还有大量魏晋木简。此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内蒙古汉代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尤其以1930年发现1万枚居延汉简最为重要。
汉晋简牍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由于出土简牍保持着古人书写的原始状态，是未经后人辗转抄写改撰的第一手材料，因而至为宝贵。是研究中国秦汉、魏晋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藏经洞
1900年，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挖出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虽经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本国腐败官僚的盗窃掠夺，藏经洞文物大量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其学术价值也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
综上所述，北京人的发现奠定了直立人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提供了人类历史至少有50万年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商代的历史；西北汉晋屯戍简牍档案以及居延汉简的发现，提供了汉代开通西域和设立河西四郡的新史料；敦煌藏经洞写经和古文书的发现，使敦煌学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后三者还被王国维列入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其实我知道此题本意就是让叙述这四大发现，可是谁叫他非要问“考古”四大发现，不问“文献”四大发现呢）
另外，1920年开始，安特生等人对仰韶遗址的发掘，推翻了中国无新石器时代的一般认识；1909年起，科兹洛夫等在黑水城发掘，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这些都是该时期重要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