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国华 王国喜福寿万代宫廷花鸟珐琅彩四条屏

陶器的出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加强了早期人类定居的稳定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制陶是一种专门技术，一般选用黏土，经过成型、入窑火烧而成。有资料考证中国最早的陶器资料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962年发现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圆底罐，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6875±240年（此符号为“±”即6875年加240年或减240年，断代测立所用的有机材质不一，可能有500年左右的宽容度。），系夹砂红陶，质地较粗糙，外表饰绳纹。公元前5500年~公元前4900年的裴李岗文化的陶器多为泥质或夹砂红陶，亦有少量灰陶，多用泥条盘筑法成型；器形有杯、碗、盘、钵、壶、罐等，其中以三足钵、双耳壶最有代表性；其纹饰有篦点纹、弧线纹、划纹、指甲纹、乳钉纹、绳纹等。磁山文化（公元前5400年~公元前5100年）的陶器除仍用泥条盘筑法外，还出现了捏塑法，陶质以夹砂为主，有红、灰、褐、灰褐等色陶器，同时出现了豆、盂、支架等新器形，部分器物表面饰有绳纹、篦纹、剔剌纹、划纹、乳丁纹等。发现于甘肃秦安县大地湾的大地湾文化（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800年）的陶器，以夹细砂红陶为主，器形有圈足碗、三足钵、三足罐等；较之上述陶器不同的是大地湾文化陶器中，部分器物有外红里黑，或两面红中间黑的现象，较为别致；其纹饰有网状交叉绳纹、锯齿纹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遗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汉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种类可分为彩陶、黑陶、白陶、印纹陶、彩绘陶器等。
彩陶 即彩色陶器，系利用赤铁矿粉和氧化锰作颜料，使用类似毛笔的工具，在陶坯表面上彩绘各种图案，入窑经900 ℃~1050 ℃火烧后，在橙红的底色上，呈现出黑、红、白等颜色的图案。自1912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后，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区均陆续出土，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
早期彩陶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
1953年首次发现于陕西西安市半坡村，因而得名。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和陕西关中地区。陶器以卷唇盆和圆底的盆、钵及小口细颈大腹壶、直口鼓腹尖底瓶为典型器物，造型比较单纯。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4800年~公元前4300年。其纹饰主要有：① 动物纹，以鱼、蛙、鹿及鸟为装饰对象，尤以人面鱼纹、鱼纹、鱼鸟结合纹，生动精彩，变化多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② 几何纹，多从抽象化的动物纹、植物纹、编织纹演变而来，有宽带纹、三角纹、曲折纹、斜线纹等。③ 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等。另外，在彩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纹上，饰有各种符号，可能代表着各种特殊的意义或某种特定的记号。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
1953年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其分布区域为甘肃、青海、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器形仍以盆、钵、瓶为主，另外还出现了瓮、罐等，造型多平底，大口、曲壁、小底，形体多呈倒三角形，给人以挺秀、饱满、轻盈而又稳定的感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3900年前后。其纹饰有：① 植物纹，多呈旋花纹、叶状纹；② 动物纹，较少见，有蛙、鸟等形象；③ 编织纹，有线纹、篮纹、绳纹；④ 几何纹，主要由圆点、钩叶、弧线三角和曲线等组成的带状花纹。
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
1924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村，其范围可达青海、宁夏、四川等省区。器形仍以盆、钵、罐、壶为主，尖底器已基本消失。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900年。其纹饰有：①人物纹，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绘有15人分3组手拉手跳舞的形象；② 动物纹，有蝌蚪纹、蛙形纹；最具有时代特征的为漩涡纹和波浪纹，纹饰旋转、起伏，给人以强烈的运动感。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
1924年发现于甘肃和政县（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半山地区，分布于甘肃及青海东北部。器形有短颈广肩鼓腹罐、单把壶、敛口钵、敞口平底小碗等，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公元前2650年~公元前2350年。
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
1924年秋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主要分布于青海、甘肃等省。器形基本沿袭半山类型的造型，较之半山显得高耸、秀美。出现了单耳筒形杯，耳、纽的造型富有变化。其年代，据放射性碳素断代，为公元前2350年~公元前2050年。纹饰有同心圆纹、菱形纹、人形蛙纹、平行线纹、回纹、钩连纹等。
另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中也出土有彩陶。但其数量、规模和艺术水平已与上述文化类型有一定的差距。
黑陶
在器物烧成的最后一个阶段，从窑顶徐徐加水，使木炭熄灭，产生浓烟，有意让烟炤熏黑，而形成的黑色陶器。它是继彩陶之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出现的又一个高峰。1928年，黑陶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县（原属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其文化遗存，考古学界称为“龙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这种典型的龙山文化，又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是继大汶口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其分布区域以山东和苏北地区为主。黑陶作为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制陶工艺中可以与彩陶相媲美的又一光辉创造。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
器形品种较之彩陶更加丰富，亦渐规整。主要有罐、盆、盉、鬲、甗、豆、、杯、鼎等。其造型较彩陶亦有所不同，更多从生活实用出发，设计新颖巧妙，讲求实效，且更具美感。如鬲是在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变鼎实心三足为空心三足，足底中空，在煮水和食物时扩大了与火的接触面积，缩短了炊煮时间；而鬲的造型也因3只丰满的袋足显得尤为稳定和匀称，并在稳定中透露出灵活的韵味。而由鬲演变来的不仅形体奇特，且更能给人以美的意趣。造型上它可能受鸟类的启示，很像一只伸着长喙的鸟，亦有3只丰满的袋足稳定而立，然在形体结构上与鬲有所不同，它一侧鸟喙式长流向上、向外伸展，显得非常活泼、灵巧，与曲线的鋬相呼应，形成新的平衡，使它既便于握持和提取，又便于倾倒器中之物，并富于形式美，成为黑陶工艺的杰出代表，体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发达水平和制陶匠师高超的设计能力。其他像杯、豆、甗、簋等器物的设计制作亦颇具匠心。器物各部附件较之彩陶亦丰富多样，如器盖的增加，一盖两用，以动物作盖等。
黑陶的制作，早期以手工制作，用泥条盘筑法，其器胎较厚重，表面亦少光亮。至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采用轮制，加之陶窑的改进和封窑技术的掌握，使工艺有了极大的提高。因而使所制黑陶，器形多呈正圆形，胎体极薄且匀，具有黑、薄、光等特点，故有“蛋壳陶”之誉。黑陶的装饰极简朴，除早期采用泥条盘筑法而留有编织纹、篮纹、绳纹及某些以镂空的手法雕镂出的花纹外，一般不重装饰，而是以器体造型的丰富多变和设计新颖巧妙取胜。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在轮制过程中，在器体上留下了许多意外的凹凸线条（亦有人称为轮纹或弦线），也具有一种韵律美。
其他文化类型黑陶 ① 早期龙山文化黑陶，器形有鼎、斝等，制作方法多取泥条盘筑法。器体色灰质粗，纹饰有篮纹、绳纹、划纹及堆贴装饰。主要分布于山西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关中等地。② 晚期龙山文化黑陶，以河南后岗二期文化和陕西客省庄二期文化为代表。这时器形增多，有甑、甗、、鬲、盉、罐、杯等，鼎、斝减少。典型蛋壳陶出现，纹饰以篮纹、绳纹为主，制作方法除泥条盘筑法外，亦有模制和轮制。③ 良渚文化黑陶，分布于浙江北部、江苏南部，良渚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与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其黑陶亦较发达，器形有豆、盘、盉、尊、鼎、簋、壶等，多以轮制，表面打磨，黑而有
白陶
用高岭土烧制，质地洁白细腻。它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因制作技术的提高，使原料的淘洗更加精细，烧制火候的掌握也恰到好处，因而使所烧器物愈加素净可爱。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罍、觯、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
白陶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使用的一种生活器皿，至西周已渐消失。
印纹陶
在做好的陶坯上，趁未干前用印模将所需花纹在所定部位捺印上去后进行烧制。依其烧制温度的低高，又分为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前者又有泥质与细砂质之分，多呈红褐、灰白、灰等色，多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以前；后者因烧制时温度较高，故胎质坚硬，呈灰色，系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其出现年代约在商代以后。印纹陶的器形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瓮、坛、罐、盂、钵、杯、盘、豆、簋、尊、罍等器皿。制作方式为手制、模制和轮制。其纹饰是用印模在作好的坯胎上捺印出来，最初只是出于防止器物变形，有加固陶坯的目的，故早期的印纹陶上多留有布纹、席纹和绳纹的痕迹，后随技术的提高和人们审美能力的发展，逐渐使纹样趋于丰富、精美。印纹陶的纹样均为几何形，主要有水波纹、米字纹、回纹、方格纹、编织纹、云雷纹。其纹饰多与器形相协调，如曲折纹、云雷纹、回纹等较粗犷的纹样，多用于瓮、坛及较大的罐等。而小件的盂、钵等多饰以米字纹、方格纹等细密、秀美的纹样，其中尤以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纹饰线划均匀，结构严谨，且富有韵律感。
印纹陶的装饰工序，寄寓于器物脱坯后的压印过程中，制作较为简单，且一旦制成模具，即使不会刻画的人，也能从事捺印。因此，简单易行，适合大量生产，故它在一定区域内获得极大发展，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一种制陶工艺。它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江西、安徽等省区，盛行于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暗纹陶器、彩绘陶器等的兴起和迅速发展而走向衰落，至汉代以后逐渐消失。
彩绘陶器
即陶器烧好后再描绘朱、黄、白、黑等彩色纹饰，色彩易脱落，兴于战国、盛于汉代。器形多为仿青铜器及陶瓷器皿，主要有杯、盘、碗、壶、盒、鼎、匜、炉、豆、敦、罐等。制作方法分轮制和模制两种，以轮制居多。胎色有灰、褐两色。灰胎多敷黑色陶衣，后再敷白粉一层，然后用黑线、红色及其他色彩彩绘。褐胎多敷白粉或黄粉，后多用红色彩绘，色彩鲜明，对比强烈。另外还有用金银绘线的。到了汉代，其色彩又有所增加，使用红、灰、褐、绿、蓝、黄、橙等色彩彩绘。纹饰有：① 几何纹，占比重最大，包括弦纹、菱形纹、锯齿纹、三角纹、方格纹、圆圈纹等；② 云纹；③ 花瓣纹，有梅花、柿蒂、卷草等纹样；④ 鸟兽纹，有龙、凤、铺首等纹样。其纹样组织多为二方连续，加之鲜明醒目、对比强烈的色彩，使彩绘陶器更为灿烂丰富。
彩绘陶器主要作为明器，用于陪葬。故在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尤为流行。它产生于中原，后扩展至全国大部分地区，以河南洛阳、辉县、陕县，湖南长沙、常德等地出土较多。
（节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
瓷器
以瓷土为原料，经配料、成型、施釉后，在1 200 ℃以上高温焙烧制成的器物，瓷胎烧结后，质地致密，不吸水，叩之发音清脆。
中国原始瓷器最初出现于商代中期，在郑州、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都有出土，但选料、制作不精，釉层易于脱落。东汉时期，烧成标准的青釉瓷器，并能烧造出黑釉瓷。
魏晋南北朝时，制瓷工艺有很大进步，以浙江越窑青瓷质量最高。唐代瓷器生产的特点是“南青北白”，烧造青瓷器的中心是南方的越窑，烧造白瓷器的中心是北方的邢窑。
宋元时期是中国瓷器的繁盛时期，著名的瓷窑在北方地区有代邢窑兴起的定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南的钧窑、河北的磁州窑。磁州窑为民窑的代表，以烧造白釉黑（褐）花瓷器为主。
南方地区有江西的景德镇窑、浙江的龙泉窑、福建的建窑、江西的吉州窑、福建的德化窑等。青瓷的生产主要是龙泉窑，景德镇窑为元、明、清时期中国瓷器生产的中心。
青花瓷器为明清时期瓷器生产的主流。彩绘瓷及多种色釉瓷器也达到很高成就。
青瓷
青瓷为中国传统颜色釉瓷器品种之一。因釉呈青色而得名。陶瓷釉的呈色除烧成温度外，还取决于釉中含有的金属成分和窑内的火焰性质。若釉中氧化铁的含量在3%左右，并以适当的还原焰烧成，就可得到青瓷。因釉中含铁的多寡、烧成温度的差异、对还原焰的不同把握，故青釉虽以绿色居多，但也有大批呈色偏黄、偏灰。
商周原始瓷器所施便为青釉。从瓷器出现东汉至唐，中国瓷器均以青釉为主。入宋，随着白釉、青白釉、黑釉的发展，青釉虽逐渐失去领袖地位，但到明前期，仍占很大比重。
五代以来的北方也有重要的青瓷窑场，如五代北宋的耀州窑、北宋的汝窑和官窑。但以浙江为代表的南方长期是青瓷的主要产地，浙江的重要窑场有汉唐时代的越窑、瓯窑、南宋官窑、宋元龙泉窑等，特别是宋代龙泉窑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将青瓷的幽雅之美发挥到极致。
汝窑
中国宋代瓷窑。窑址在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因宝丰在宋代属于汝州而名。临汝、宝丰一带本烧耀州窑系的刻花、印花青瓷，现在一般称为临汝窑。北宋晚期，宫廷以定窑器口部无釉，不便使用，而在宝丰烧制供御青瓷，此即古今所谓汝窑。
入贡的汝瓷以盘、碟、洗、奁、尊、瓶等小型器物居多，极少装饰，有些造型仿自古代青铜器，颇为典雅。装烧则常采用支烧法，以使釉尽可能地遮盖胎体。胎呈香灰色，颇细腻。釉色以天青为主，极匀净，显微镜下，可见釉层中有稀疏的气孔，故呈色柔和，而釉中的玛瑙结晶体则同宋人记述中的汝窑以玛瑙末为釉符合，釉面带有细碎的开片。
在陶瓷史上，汝窑地位突出，它将陶瓷之美荟萃于优雅的造型和如玉的釉质，对后世影响极大。
耀州窑
中国古代瓷窑。窑址在陕西省铜川市。因铜川在宋代属于耀州，故名耀州窑。
创烧于唐，唐代时期的产品以黑釉和白釉为主，也烧青釉、花釉和三彩等。晚唐之前，器物尚较粗陋。晚唐始，青瓷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到五代，青瓷已经占主导地位，器物质地细密，五代晚期，出现了淡青、粉青等釉色，还烧造裹足支烧的“官”款青瓷。北宋早期，装饰流行简率的刻花，大约同越窑相似，而被称为越器，但制作较粗，北宋中期，进入鼎盛，又增添了印花、镂空等装饰，刻画劲健洒脱，印花则繁满严谨，釉色青翠，造型极规整，产品入贡宫廷。入金，渐趋衰落，釉色姜黄，装饰多转为简陋。
耀州窑的影响十分广泛，同系的窑场多分布在河南，而远在广东、广西，也有瓷窑烧造与之面貌接近的青瓷。
宋官窑
中国宋代瓷窑。南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说，官窑有三处：即徽宗后期的汴京（今河南开封）官窑和南渡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修内司官窑与郊坛官窑，修内司窑“袭故京遗制”，“釉色莹彻”，“极其精致”，而稍后的郊坛窑则水平大为逊色。如今，在杭州的窑址已被发现。
同汝窑产品相近，产品通常无装饰，而以粹美的瓷釉和古雅的造型取胜。胎色多较深，常为黑色或黑灰色，釉较厚，其色多为粉青，也有青灰、青，极润泽，有如玉的质感，釉面普遍带有疏密不一的开片。较小的器物采用支烧，更多的器物采用垫烧。因胎色较深、施釉较厚，烧制中，器口釉垂流，隐现胎骨，为避免与垫饼粘连，底足则刮釉露胎，形成了紫口铁足的特色。有大量造型往往仿古的陈设器和祭器，所仿为上古青铜器及玉器，这既有宋人好古的原因，又有南宋祭器往往以瓷为之的背景。
钧窑
中国古代瓷窑。窑址在河南禹县，禹县金元时期属钧州，故名。创烧于北宋初，金代，烧造更盛，元代，在中原形成窑系，而后，渐趋衰落。
产品有印花青瓷、白地黑花瓷、黑瓷等，产量更高、更有特色的是蓝色的乳浊釉瓷，而最华贵的是蓝釉与紫红色错综掩映的窑变器物。蓝釉呈色或浓或淡，浓者为天青，淡者为月白。紫红色以氧化铜为呈色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也因色彩的差异而有玫瑰紫、海棠红等称谓。钧瓷的精品胎质细腻，器体厚重，造型规整古雅，常见考究的尊、洗、花盆等陈设瓷，器物不重装饰，而以窑变的美妙取胜，釉中则有在烧制中自然形成、形态变幻莫测的“蚯蚓走泥纹”。
定窑
中国古代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因曲阳古代属定州，故名。其瓷史可以上溯到晚唐，北宋极盛，入元，渐趋衰落。
晚唐五代时期白釉器受邢窑影响，多素面。宋代定窑以乳白釉著称，也兼烧黑釉、绿釉等，绛色釉数量虽少，但久负盛名。白瓷胎质细腻，釉色润泽，造型规整，常带装饰，早期多用刻划花，图案简洁，形象秀雅，北宋中期始，流行满密而清晰的印花，描金银则是高贵而少见的装饰。覆烧是定窑在北宋中期的发明，因它能节省窑炉空间，降低烧造成本，故为许多窑场仿效。覆烧引出的缺欠是口沿因无釉而毛涩，于是，又用金属片包镶口沿。
定窑影响很大，当时，在河北、山西已经形成了窑系，后世的景德镇窑等也常以它为楷模，高丽青瓷也往往“窃仿定器制度”。
景德镇窑
中国古代瓷窑。窑址在江西景德镇，因其地古代属饶州，故明以前，多称景德镇窑为饶州窑。为元、明、清以来的中国瓷器生产中心。
景德镇制瓷不早过中唐，唐五代主要烧青瓷。入宋，陶瓷业蓬勃发展，已有窑三百余座，政府设官监管生产和销售，产品则以青白瓷著称。元代，政府在当地设立了唯一的官府瓷器作坊，产品有卵白釉、青白釉、蓝釉、红釉、釉里红等，而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青花瓷的创造。明清的景德镇仍为御器厂所在地，产品以青花为主，同时也有斗彩、五彩、粉彩等彩绘瓷和各种颜色釉器物。不仅官窑昌盛，民间瓷窑也蓬勃发展，乾隆初期，当地有“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数十万”。
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原料和精湛高超的技术，元明清的景德镇陶瓷不仅在国内声誉最高，并且畅销海外，对世界陶瓷的发展影响极大。
青花
中国传统彩绘瓷器品种。做法是，以氧化钴在坯胎上绘画图案，施透明釉后，在约1300℃的温度中以还原焰烧成。效果多为白地蓝花，偶见蓝地白花。
青花瓷出现于唐代，产品受西亚白地蓝花陶器的启发，烧造在河南巩县。到宋，依然作品粗朴，数量稀少。元中后期，由于蒙古族色尚青、白，青花瓷迅速发展，成就辉煌，并从此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其产地虽不断增加，但元以来，景德镇始终以量大质优，作为生产的中心。入明清，青花不仅是御器厂烧造的主流，也是民窑生产的重要品种，前者制作考究，后者通常较粗放。元明青花的图案呈色往往受钴料产地的影响，通常，含铁较高的西域料发色浓艳，含锰较高的国产料发色灰暗。
中国青花不仅畅销国内，且大批销行海外，并对异域陶瓷影响深远，14世纪以后，在世界陶瓷生产中，白地蓝花的器物历来是产量最高的一种。
釉里红
中国传统彩绘瓷品种。做法为，以氧化铜为呈色剂，在坯上绘以纹饰，再罩以透明釉，以高温烧成，图案呈白地红花或红地白花效果。
元明清烧造于景德镇窑，已知最早的作品为一件带至元四年（1338年）铭文的谷仓。元末明初，釉里红瓷器数量较多，其器形、纹饰与同期青花大体相同，以后，很少烧制，这当与铜红难以烧成有关。明清时代，多为御器厂产品。至康熙（1622年~1722年），烧成青花釉里红。雍正（1723年~1735年）釉里红呈色纯正而鲜艳，水平很高。
郎窑红
中国清代景德镇窑红釉瓷。即江西巡抚郎廷极在景德镇监造瓷器时（1705年~1712年），创烧的一种红釉瓷器。
当时，景德镇御窑厂模仿明宣德、成化时期瓷器，能够乱真。郎窑红模仿明宣德宝石红釉特征。釉凝厚，玻璃感强，佳品呈鲜红色。传世品以瓶为多，常见的有观音瓶、棒棰瓶、直颈扁腹瓶；盘碗也为数不少，有通体呈菊瓣形的。器物口部多为白色，与宣德红釉器的灯草口相似，底部有白色、米、浅绿色。器底书写年款的有“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两种，但数量不多。
粉彩
中国清以来的彩绘瓷品种。创始于康熙朝，雍正乾隆时极盛，精美的清代作品多出自景德镇御器厂，属釉上彩。图案绘制采用渲染法，注重表现题材的阴阳向背，绘制前，在装饰部位以“玻璃白”（即在含铅的玻璃质中加入砷）打底，以使彩色图案呈色柔和。
康熙时，粉彩数量极少，色料较厚，花纹微微突起。到雍正，粉彩大得帝王及社会上层人士青睐，成为烧造数量最多的釉上彩品种，特别是官窑作品，图案题材丰富，绘制精细考究，最受推崇的是花卉和花鸟题材，柔婉多姿，清绮优雅，显示出很高的艺术造诣，而胎体的洁白细腻更烘托了器物的柔秀。乾隆粉彩虽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但装饰逐渐表现出繁缛琐细的趋向，造型也会妄求奇异。乾隆以后，产量虽然很高，但艺术逐渐衰落。
凤首壶
中国唐代瓷器造型。其釉色或青或白，为一种口盖闭合后形若凤首的执壶，造型奇崛挺拔，同西方执壶相似，唐人所谓胡瓶当指此类器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瓷螭柄凤首壶》为此类器物的代表。它高412cm，口径93cm，底径102cm，传河南省汲县出土。胎色灰白，胎体厚重，釉色青绿，釉内开片。装饰主要靠堆贴方法完成，辅以刻画，用联珠、莲瓣、卷叶、力士、宝相花等多种花纹组成装饰带，层层环绕器身。不仅造型类似西方执壶，繁多的装饰带也明显受西方影响。是初唐北方青瓷中的杰作，类似作品在河北沧州也曾出土

——略谈中国花鸟画的装饰美
中国绘画很重要的民族特征便是其绘画的装饰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如何保留、发展我们民族文化特征，了解研究中国花鸟发展演变过程中，关注人们对装饰美感的审美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绘画史上，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战国时期的帛画上，花鸟鱼虫的生动形象多以装饰纹样的形式出现。敦煌壁画、永乐宫壁画在线条、色彩的处理方面集中体现了绘画的装饰美感。宋元时期大批富有创作精神的花鸟画家，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将花鸟画推向艺术高峰，这个时期的精品在风格上都体现出强烈的装饰美感。宋人名作《出水芙蓉》作者把一朵满构图的荷花花瓣脉络细致有规律的描绘出来，在神形兼备的同时，注重了形式的装饰美感。近代绘画史上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是其艺术成熟期的代表作，作者用强烈的装饰变形手法将整幅长卷画在金碧辉煌的泥金纸上，画面形式与纸张色泽的统一构成了和谐的装饰美感。
中国花鸟画的装饰手法，是将自然形态，转化为艺术形态的提炼处理，尤其在工笔花鸟的创作上，没有装饰性就失去了艺术性。花鸟画大师于非an 先生所作的《白玉兰》，用石青作底，衬托出白玉兰的洁白高雅，画面上两只黄鹂鸟与大片石青兰对比，，映照出“玉树临风”精神内涵。于先生善用中国民族色彩规律，用朱砂画红叶，金粉钓边，石绿点苔，体现的也是民族化的装饰美感。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花鸟画家更新创作观念，将西方色彩学及材料技法，引进到中国花鸟画的创作中，为现代花鸟画创作开辟了更为广泛的创作空间，郭怡 宗先生的《赤道骄阳》《紫荆花》等作品用的都是装饰性色彩。尤其是《与海共舞》中的芦花，在用石绿、赭石分染后，用银色的马克笔点出阳光下的闪闪芦花，是近代花鸟画创作中装饰美的典范。
我过去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工作，对中国民间艺术品，包括年画、刺绣、陶瓷、漆器乃至古建筑，体现出的装饰品味，尤为关注。这几年在花鸟画的创作实践中，一直思考如何把中国传统的装饰美感融汇到现代重彩的创作理念中，感到只画出自然状态下的植物、花鸟形态的式样，画面缺乏张力，缺乏现代设计的理念。为此，在最近创作的重彩画系列时作了一点尝试，《艳阳天》中为了突出正午阳光下牡丹花饱满挺拨的姿态，画面采用了几何形的构图方式，用直线分割画面增加力度；《三月雪》用银箔贴出大片几何形图式的枝杆，布满画面；《漂逝的白云》则强调了方形瓦片肌理；三幅画都采用了无机形与有机形的对比，衬托出花朵的生命力。在对比关系中加强具有现代意味的装饰美感。
中央美院郭怡 宗花鸟画创作高研班一年的学习，时间很短，留给我们的研究课题却是很多，我们的探索研究实验，都是为了在保留中国花鸟画民族精神的同时，运用更为广泛多样的手段，使现在花鸟画的样式，更为饱满，更为丰富，更具时代感。

      花鸟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时间很早，在原始彩陶和青铜器上都可以发现花鸟的图案。早期的花鸟充满着神秘色彩，遗留这古老的图腾气息与早期人类对自然等崇拜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时期的花鸟具有复杂的社会意蕴，不能只简单的作为画作来解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先秦和秦汉的发展，花鸟画的装饰作用和神秘色彩逐渐褪去，审美效能逐渐增强，这一时期的花鸟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为后世花鸟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花鸟画的初步发展时期。到了唐代，稳定的政治和繁荣的经济史的文化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文学和绘画相互影响，使得花鸟画有了独立发展的哲学思想，在唐代成了一门独立的画科。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知名的花鸟画家，比如跨鹤的薛稷擅画竹石，飞禽走兽的刁光胤，以及擅画花鸟的边鸾等。这一时期的花鸟画已经不仅仅是对自然万物的客观描摹，更加入了画家的主观意志，传达出了人们对自然的哲学理解。唐代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逐渐使得诗书画印融为一体。题诗、印章逐渐加入画作之中，成为国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五代十国的书画文学和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花鸟画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黄筌、徐熙两大流派，黄筌继承唐代花鸟画流传，画风艳丽饱满，称为“皇家富贵”。徐熙重在落墨，称为“徐家野逸”。徐、黄两大流派的出现，为花鸟画的发展提供了两条途径。后世花鸟画，发展基本是建立在这两大传统技法之上。

      宋代花鸟画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古代花鸟画的顶峰。宋代及其后的花鸟画技法发展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即色彩绚丽绚丽为主的工笔画和以水墨变化为主的写意画。宋徽宗赵佶是北宋花鸟画的集大成者，主张形神并举，开创了既有工笔设色，又具有写意水墨形态，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宋徽宗作画常把题诗、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了元明以后绘画传统特征，为后世画家所学习和借鉴。

      在宋代，水墨，梅，竹等成了专门化科，以水墨画，梅兰竹菊，松石等将花木的自然特征，比如梅之傲寒、竹之韧挺、松之不凋等比喻为人的道德情操，将客观的自然植物与主观人文内涵相结合。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有苏轼，文同等。

      到了元代，文人水墨写意等逐渐掀起花鸟画主流，逐渐从工笔转向写意。

      明代明清时期的一批著名花鸟画家，如沈周，唐演，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等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花鸟画推向发展的新阶段，在立意、造型、布局上都达到了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使得花鸟画出现了一次小的高潮，在近代画坛出现了吴昌硕，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名家，创造了许多前无古人的风格和画法。

      总而言之，花鸟画的历史发展是中国人的审美需要。相一致的，以写生为基础，以写意为目标，无人的加入，使得花鸟画与文学哲学相融合，进一步提高了意蕴在花鸟画中的重要性。

北宋历代帝王都热衷于绘画，优待宫廷画家，建国初期便设置翰林图画院。宋太祖乾德年间（963—967年），黄筌之子，他秉承黄筌画风，用勾勒填彩的方法，使画面富丽堂皇。由于当时其在宋太宗的画院里主持评判画家技艺的优劣，一时间，全国画家纷纷迎合，使工笔重彩的“黄家富贵”成了画院花鸟创作的标准格式。其画风比其父设色更为精细富丽，更显雍容华贵。而徐熙之孙徐崇嗣沿袭轻淡野逸的祖风，依旧以在野画家的身份著称于画院外。由于当时院体画“黄家富贵”的影响，这种形态徐崇嗣不得不改变家传的“落墨法”，而去仿效“黄家富贵”的作风，不用笔墨，直接以彩色点染而成，创造了“没骨法”。由于黄体对花鸟画苑的垄断，所以在北宋前期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许多画家都以仿效黄体为能事，放弃了对活生生的现实的体验；放弃了自己的个性，结果造成花鸟画发展的停滞，作品越来越庸俗、刻板、缺乏生气。其后一些有个性的画家不满于黄体的束缚，坚持深入生活的写生之道，终于打破了黄体一花独放的局面，迎来了花鸟画的又一次繁荣。这方面的代表画家有赵昌、易元吉和崔白以及宋徽宗等。赵昌善于从所观察的对象中寻找表现技巧，其画“俱得形似”，自成一家，并自号“写生赵昌”。有些人则认为赵昌的画是“黄家”的傅色和徐熙的用笔相结合。苏东坡认为：“赵昌花传神”，并写诗赞道：“何须夸落墨（徐熙），独赏江南工”。这足以反映出赵昌在宋代画坛的影响。同时易元吉也是在绘画上注重写生的一个画家。
说到宋代绘画，无不提到宋徽宗，他政治上昏庸无能，任用奸臣。但酷爱艺术并极有造诣，特别是花鸟画。他在即位后曾自叹道：“朕万几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其利用权力，提倡宫廷画院，网罗并培养优秀的绘画人才。他对于绘画艺术的要求：一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二是追求诗意的含蓄性。他常常要求宫廷画家去写生体验，又以古人的诗句为题来考察画家的文学修养。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当时花鸟画创作形象真实、意境生动、成绩突出。
而在众多代表当中，崔白则是影响最大的一个，超出陈规、开创新风的他注重写生，精于勾勒填彩，线条劲利如铁丝；设色谈雅。在继承徐黄二体的基础上 另创出一种清雅秀丽的风格。他对画院花鸟画的兴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一自己独特新颖的画风画法，使画院中沿袭了近百年的只有“黄家”一派的格局成为历史。在崔白之后，以从事新体花鸟画而闻名的花鸟画家还有崔白弟、吴元瑜等。他们都为花鸟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赵昌、易元吉、崔白变革院体画作风的同时，在文人士大夫中间开始出现对徐熙的重新认识，开始了对“落墨”法的重新评价。这一现象的产生，是与当时历史背景相一致的。在院体画的影响下，当时不少文人在政治竞争中备受考验，仕途不得意，需要借助于绘画来调节不平衡的心理。受徐熙野逸画派的启发，一股新的绘画思潮——文人画思潮，首先在花鸟画领域蔚然兴起，后来又涉及到山水画领域。文人画的题材所包含的淡薄、坚贞、孤芳自赏等内涵与文人士大夫们的思想情操正相合拍。而在笔墨造型方面，又适合于用书法的形式加以抒写，而不像一般花鸟题材那样需要严格的造型功力。
在文人画日渐成熟的宋代，文同和苏轼以及扬无咎和赵孟坚则是当时代表性的文人画家，他们大多数是官场的失意或仕途不得志导致心理上的抑郁。从而借助笔墨抒写情怀寄托精神或品格，以画自娱。如文同以借助描画墨竹来寄托虚心、劲节、不慕荣华、凌寒不凋的精神和品格。苏轼以书入画，其所作竹石皆造型古怪扭曲，恰如其胸中矛盾郁结的闷气。而扬无咎，他以刚正不阿、情操自守的人格精神画水墨梅花，画风淡雅、高洁、疏朗，体现的是一种超尘拔俗的艺术境界。 到了元朝，一强大的武力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元朝统治者对汉族的文化持歧视的政策。这在汉族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了很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反映在绘画方面，就是文人画的鼎盛局面。就这样，使唐、五代、两宋数百年辉煌的工笔着色画派，有如：水流花谢；春事都休。在当时文人画思潮的带动下，披扶两宋院体富贵之义蕴，吸取宋人水墨写生之精英，进而结合了画家对生活的蒙养识受，“迁想妙得”、不断创新、墨花横溢、逸趣飞翔，使花鸟画的发展从此改弦易辙，走上了水墨的道路。由于上述原因元代文人画家对竹、石、梅、兰等题材情有独钟。受当时文人山水画的影响，他们大多放弃彩色的渲染，尽用水墨描绘，也许这样更能畅快淋漓地表现自己的淡泊情怀和清高品格，在墨色的浓淡和线条的刚柔中体味人生，这使得水墨写意画在元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代画家还常在画上题诗，它是画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之丰富和深化作品的内涵，最终形成独特的诗、书、画合一的艺术形式。
而明人，则是从元代的流风余韵上追宋人体制，但与元的关系更为亲密。明人广泛采用的勾花点叶法，是继承元人传统的典范。如明代的沈周，其风裁体貌就是从文人，特别是张中的规矩里升腾变化而来，由沈周又进一步影响了文徵明、唐寅、陆治、周之冕等，无不与元人联相接壤。可以说沈、文一系的明人写生一步衔变为白阳（陈淳）、青藤（徐渭）和八大的水墨大写。三人尽管笔墨有别意趣相殊，但都是通过异常简括的形象表达了异常强烈的个性识受，尤其是青藤、八大，以泪和墨，谱成点、线和水墨团块的交响乐章，荡气回肠、畅诉心曲。其后扬州八怪，又笔歌墨舞、大畅其源。虽有如恽南田、华新罗等不为笼罩，但终究不能与泛滥一世的写意派相抗衡。
综观我过古代花鸟画的发展，上下千载，渊源不息、时代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如果以一、承前启后；二、成就卓著；三、能够代表一个时期的画学主流这三条标准来衡量，其间大致经历了如下五次重大的变迁：中唐边鸾写生为一变；五代“徐黄异体”又一变；两宋崔白、吴元瑜、赵佶、李迪的画院花鸟又一变；元代赵子昻、钱选、王渊、张中的墨花墨禽又一变；明清白阳、青藤、八大、八怪的水墨大写又一变。
其中元人一变，有他的特殊意义。盖有宋以前的三变，都不出工笔写实的范畴，画花如笑，写鸟如生，丰富的题材，千姿百态，折射了对于自然景物单纯的抒情和挚爱。明清一变，成为阔笔写意的潮流，画家对客观对象的具体感受，则重于由物象生意所映照的人格精神，对于题材范围的适应性大大缩小了，笔墨成为唤起审美情感的主要内容。作为介于而者之间的元代墨花墨禽，不仅起到了从工笔到写意，从设色到水墨、从写境到造境、从画工画到文人画的桥梁过度作用，而且是在二者之间外独放异彩。论题材的丰富，他不及明清、两宋，但蕴含了更鲜明的主观情趣；论思想的容量，它不及明清，但显示了跟实在的客观现实性。它是写实中的写意，再现中的表现，无彩中的有彩。它同时追求笔墨的表现力和对于对象的适应性，追求艺术形象形、神、意三位一体的完整性，追求含蓄和内涵，从而开拓了花鸟画的发展更广阔的天地。

唐代，花鸟画业已独立成科，著录中计有花鸟画家80多人，已能注意到动物的体态结构，形式技法上也比较完善。花鸟画中的画法中有“工笔”、“写意”、“兼工带写”三种。画法工笔重彩，笔迹轻利，赋彩鲜明，形象生动逼真，中国花鸟画的传以及工草没色的技法，

以极端的形似逼真乃称为花传神，用笔挥洒浓丽清新的色彩，描写喜庆吉祥的题材，是色彩的渲染淡雅纤丽，精妙绝伦，是笔法的运用妩媚刚劲，婀娜遒逸。

扩展资料：

进入五代，以“黄徐异体”为旗帜，花鸟画一科臻于圆转成熟。当时西蜀的画坛，由习光胤，滕昌祐带去了唐代的传统技法，到了黄筌父子手里获得了进一步发扬光大，作风艳丽丰满，谚称黄家富贵。

南唐的画坛，则以徐熙为代表，以落墨为格等江湖汀花野竹，水鸟渊鱼，意境清淡隽秀，谚称“徐熙野逸”，后世花鸟画的发展，没有超出这两大基本的传统技法之外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花鸟画

宋代是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是花鸟画在贵族美术中占重要地位；社会上中山阶层的需求及工艺装饰,也促进了花鸟画的发展和活跃。涌现出大量技术高超的的名手,仅文献记载的就达一百多余人,如北宋之黄居寀赵昌、易元吉、崔白、吴元瑜,南宋之李安忠、林椿、李迪、毛松、毛益等在艺术上各有独诣专长。
花鸟画继五代之后,仍坚持身临自然深入观察花鸟情态,作为创作构思的基础,技巧上有很多方面的创作。宋人不仅把花鸟形象达到精微传神,而且从中表现对生活的热情与理想,把自然属性与道德品格相联系,创作出大量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
北宋时期, 五代十国名画家黄筌之子黄居寀,擅绘花竹禽鸟，精于勾勒，用笔劲挺工稳，填彩浓厚华丽，其园竹翎毛形象逼真，妙得自然；怪石山水超过乃父，与父同仕后蜀，为翰林待诏。他表现的宁静平和、细腻艳丽的“皇家富贵”之风,成为宫廷花鸟画的标准。例如黄居寀的《山鹧棘雀图》黄居寀画山鹧、山麻雀表现出他对观察与描写更为详细生动，且对动植物生态有较深入的研究。因为山麻雀并非一般之麻雀，外形上其脸颊无黑色斑点，习性上不像麻雀喜欢栖息在人类房舍附近，或开发区周边。故山鹧配以山麻雀，不但合乎其自然生态，也有远离尘嚣的寓意。山石、棘条、竹叶等皆工笔匀皴，然后著色，继承、发展了“黄家富贵”风格，有“画艺敏瞻，不让其父”之誉（见《益州名画录》）。
而北宋时期另外一个画家就突破这种成规,他就是宋中后期的崔白。崔白，字子西，工画竹翎毛,尤以表现野情野趣的败荷、凫雁、鹅驰誉画坛，另外，道释人物鬼神，也无不精绝。他作画时可放笔挥写而不用起稿，作界画亦可不借助绳尺，而如长弦挺刃，人称为绝技。崔白也擅长人物道释画，英宗治平年问，他在相国寺廊东壁画炽盛光佛及十一曜（应为修补高益之炽盛光佛降九曜壁画），“廊之西壁，有佛一铺，圆光透彻，笔势欲动，甚为时人称道。”
崔白善于表现在不同季节自然环境中花鸟的运动变化及互相关联,如《双喜图》中,在肃杀秋风中飞鸣的山鹊和被惊扰的野兔。崔白技术熟练,落笔可不用起稿,工而不苟,为宫廷花鸟画输入了新的血液,并将之推向新的水平。
宋徽宗赵佶于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任用佞臣。但徽宗酷爱和重视绘画，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他还大力扩充画院,兴办画学,搜罗、鉴定宫廷藏画,编《宣和画谱》。画院内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中古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
赵佶重视写实,主张构思要不落陈套。赵佶的腐朽享乐也使富贵气息浓厚的院中画某些作品带有萎靡柔媚的气息。
北宋时期的著名花鸟画的画家黄居寀、崔白和赵佶这三个人物的绘画艺术特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黄居寀表现的宁静平和、细腻艳丽的“皇家富贵”之风,而崔白却突破这种成规, 崔白“性疏阔度”,画风“体制清瞻”,形象自然而无雕琢痕迹,特别是画败荷、苇岸、寒塘、秋水、烟波中的野禽鹭鸶尤其创作。而赵佶善于独特性的物象意念安排, 独特性的写实技法和独特性的诗、书、画、印结合。
这三位画家都对花鸟画的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崔白的花鸟画在画坛影响巨大，追随者众多，其成就突出者有崔悫及吴元瑜等人。崔白等人的成功，取代了百年一贯、连皇帝也看厌了的黄派花鸟画。
南宋时期另一位画家林椿, 孝宗淳熙年间曾为画院待诏。绘画师法赵昌，工画花鸟、草虫、果品，设色轻淡，笔法精工，设色妍美，善于体现自然的形态，所绘小品为多，当时赞为“极写生之妙，莺飞欲起，宛然欲活”。林椿工笔花鸟, 傅色轻淡，深得写生之妙，极富生趣,所作花鸟直接以色彩分出物象之浓淡，层层晕染阴阳向背，尤小幅笔触工细，布色鲜明，静中寓动，生机盎然，为世人所宝。例如他的《葡萄草虫图》，原载《历代名笔集胜册》（见《虚斋名画录》）。画家以小幅的画面抒写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景致。昆虫以双勾填彩法绘制，用线刚柔相济，既准确地勾勒出秋虫或动或静的各种体态和神情，又将昆虫翅膀的轻
薄或外壳的坚硬等不同的质感表露无遗，显示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精于细节表现的绘画功底。在色彩上，敷色轻淡，深得造化之妙，葡萄藤的藤尖点染红色以示其新生初发之嫩，叶子的边缘略以褐色渲染，表明叶片饱经浓霜重露之貌。这种合乎自然规律的晕染与其求实写真的线条相得益彰，具有宋代院体工笔画的鲜明特色。
李安忠南宋时期的一位画家,工画花鸟、走兽，尤长于“捉勒”（鹰鹘之类），《画继补遗》谓其“工画捉勒，得其鸷攫及畏避之状。”南宋时期的《出水芙蓉》享誉一时,此图绘出水荷花一朵，淡红色晕染，花下亲以绿叶，叶下荷梗三枝。作者用俯视特写手法，描绘出荷花的雍容外貌和出污泥而不染的特质。全图笔法精工，设色艳丽，不见墨笔勾痕，是南宋院体画中的精品。画面无款印，传为吴炳作。图中红花绿叶占据整个画面，这种丰满的构图如肖像般使我们能直观地欣赏这娇嫩柔美的荷花。细腻的笔调把荷花的清纯高洁、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一朵盛开的粉红色荷花占据整个画面，在碧绿的荷叶映衬下抢眼而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