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历史上三位谏臣 就是忠言逆耳的那种

在装修的时候瓷砖瓷片是最不可能缺少的一样东西了，但是该怎么去选择好的瓷砖呢，看看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吧。

瓷砖瓷片分为全瓷釉（最昂贵的，釉质表面更光滑），上釉砖（普通搪瓷砖），瓷砖（通常是地砖，因为它是非常沉重，不吸水，如果瓷砖是在墙上，粘贴的过程应该用精细的粘贴），玻化砖（便宜，更容易过滤颜色）。瓷砖瓷片分为墙面瓷砖和瓷砖。通常，砖可以用在墙壁上，而墙砖不能放在地板上。瓷砖瓷片贴装方法有普通的粘合剂和薄粘合剂。普通的糊状物由水泥砂浆制成，薄的糊状物粘贴，并且当在地板上使用地砖时通常使用稀糊状物。

生产区的瓷砖瓷片分为广东砖，山东砖和河北砖。当然，广东是最好的瓷砖瓷片，80％的瓷砖瓷片来自福建和广东。因此，购买时，最好确认一下是广东的砖头还是其他地方的砖头。水泥浆的质量可直接影响瓷砖瓷片的效果。当您购买瓷砖瓷片时，去建筑材料的大城市购买Black＆Decker品牌的水泥浆，虽然它比平时贵得多，但最终效果确实很好。　

如何判断是否瓷砖瓷片是好还是坏，第一，不同的空间，对瓷砖瓷片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要注意瓷砖瓷片的选择在特殊领域。例如，在厨房和浴室地板地砖应玻璃窗以防油，防污，防滑和防污渍。适合起居室的起居室的氛围受温度和污染的影响较小。这是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瓷砖瓷片本身功能性的材料要求不是很高。唯一要记住的是它应该根据客厅的光线和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具体颜色，玻化砖是可选的。由于釉面砖表面光亮，美观，耐磨性高。然而，它具有单色，易脏，防滑且易于渗透到彩色液体中的缺点。

厨房墙壁通常明亮而明亮，因为厨房感觉干净，放松和愉快。颜色太暗看起来有点压抑。瓷砖更好地清洁污垢。如果考虑在厨房墙壁上使用磨砂瓷砖，最好使用平坦的表面。不要使用它们有崎岖的感觉，主要是为了方便擦洗。厨房，浴室，阳台等的瓷砖。由于耗水量高，这些区域很容易打滑。应使用哑光防滑瓷砖。在色彩方面，可以尝试使用深色瓷砖瓷片，因为在浴室的地板厨房经常有水，那就特别难看。

如果大家想要购买好的瓷砖瓷片就可以参照以上的这些小知识来找到合适的瓷砖，会让你家里焕然一新。

土巴兔在线免费为大家提供“各家装修报价、1-4家本地装修公司、3套装修设计方案”，还有装修避坑攻略！点击此链接：西汉的汲黯要幸运的多。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
汲黯为人威武不屈，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秉公事职，敢于犯颜直谏。一次武帝召集群儒说：“我欲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汲黯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呢？”武帝听了尖锐的批评，怒而罢朝。当时很多朝臣为他担心，纷纷劝他明哲保身，他慨然说：“天子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匤正错误难道是专作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
汲黯为官清正，廉洁奉公，死后家无余资，在封建官吏浊多清少的环境中他可谓一佼佼者。然而他多次直谏，廷争抗颜，又与权臣张汤不能相容，为此，张汤恨之入骨，常在武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武帝好大喜功，不分良莠，对汲黯先施之以疏，后继之以贬，终被出为源阳太守，卒于任中。
魏征
魏征（580－643），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谏臣，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属河北）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唐。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征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征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征“犯上”，所言多被采纳。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魏征死后，唐太宗非常悲痛惋惜，曾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今魏征猝逝，遂失一镜矣！”并亲书墓碑，下诏陪葬昭陵。
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唐代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字怀英。武则天时期宰相，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即后世四大公案之《狄公案》。
胡铨
胡铨(1102～1180),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邦衡，号澹□。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此科由高宗策士，胡铨答策万余言，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兵部尚书吕祉荐,赐对,升枢密院编修官；八年，上疏反对秦桧主和，乞斩王伦、秦桧、孙近，而且指责高宗。秦桧认为“狂妄凶悖”，于是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十二年被劾，又贬新州，十八年又被谪移吉阳军。直至秦桧死，才得徙移衡州。孝宗即位，复奉议郎。历官至权兵部侍郎。由于始终反对和议，与朝廷政见分歧，于是力求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卒谥忠简。
寇准
寇准(961～1023)北宋政治家。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发奋读书，十九岁登进士第，当了一个时期地方官后即被召入朝任职，以其政治才能深得宋太宗赵炅器重。三十一岁时任枢密副使。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斥出朝廷。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召寇准回朝，先后任权知开封府、三司使等职。景德元年(1004)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冬，辽承天皇太后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大军入侵宋境，直趋黄河沿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宋廷大臣王钦若等多主张迁都以避敌锋，唯寇准力排众议，极力促成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抗击，宋军士气为之一振，促使辽圣宗决意同宋议和，订立和约后撤兵（见澶渊之盟）。后因受王钦若的挑拨，寇准逐渐失去宋真宗的信任，于景德三年罢相，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天禧三年(1019),因顺应宋真宗意旨,奏言天书下降，再度被起用为宰相,不久罢为太子太傅,封于莱，故世称寇莱公。后遭副相丁谓诬陷，被一再贬逐，直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死于贬所。
包拯
包拯（999-1062）自希仁，芦洲合肥人（安徽合肥），北宋政治家。宋景佑四年（1037），任天长（安徽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调任知端州（广东肇庆）。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为惩治贪官，自庆历四年（1044）廿八月，他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认为清廉是人们的表率，而天赃则是“民贼”。包拯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揭露他“心同蛇蝎”，残害百姓。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皇佑二年（1050）至三年间，包拯知谏院，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审清妖人冷青冒充皇子的特大诈骗案，震动朝野。
包拯在历官三司户部判官及三司副使期间，先后出任京东，陜西，河北等路转运使，每至一地，都以减轻民间负担、改革弊政、发展生产为己任，提出了“宽民利国”的经济思想。多次为了国家大事，说了皇帝不爱听的话，论斥权幸大臣，请求罢去皇帝赐给亲信官僚们的恩宠，一切改由主管机构正常渠道进行。他将唐朝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时刻警惕，以国家大事为重。请求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而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如此等等，朝廷多采纳施行。
嘉佑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于次年三月正式上任，至三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把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敢于惩治权贵们的不法行为，坚决抑制开封府吏的骄横之势，并能够及时惩办诬赖刁民。
由于包拯在开封府执法严明，铁面无私，敢于碰硬，贵戚宦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感到害怕。儿童妇孺们都知道包拯之名，亲切称呼他为“包特制”。开封府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比喻包拯的铁面无私。
宋嘉佑六年（1061），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朝廷赠官吏部上书，有《奏仪》十五卷传于世。
海瑞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回族，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 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王恽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政治家，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好学善文。成为元世祖忽必烈、裕宗皇太子真金和成宗皇帝铁木真三代的谏臣。
王恽直言敢谏，主张礼下庶人，刑上大夫，强调治理混乱的财政。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元世祖建御史台，任王恽为监察御史。他上书《击邪》、《纳海》等论列一百五十余条。当时负责水利的中央级官员刘，利用治水导河之便，贪污宫粮四十多万石。王恽大胆地予以弹劾揭发。经过访查，他又将刘监修太庙从中偷工减料终饱私囊的罪恶加以上书。刘做贼心虚，竟惶惶不可终日，忧虑死去。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王恽任少中大夫、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时，当时沿海政局混乱，官吏缺额很多。他向皇上上疏要求选拔人才到沿海填补空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果断罢黜了四十多名贪官污吏，任用了一批文武精通，耿直清廉的人赴职，使这里平静安定下来；并在福建沿海首创建造营房，让戌兵居住，改变了以往兵寓民家的陋习，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王恽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在他任承直郎、平阳路总管府判官时，绛州太平县有一陈氏杀了自己的哥哥，因行贿官府，缓狱了决，株连三百多人受冤，长达五年不能结案。皇帝派王恽前往亲审此案，经过访查、审讯，释放了全部受冤遭株连的平民百姓。
王恽虽身居高位，却能够体察下情，同情人民疾苦。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燕南一带冬春遭旱，秋季庄稼又遭水灾，王恽察访民情回到大都(今北京)以后，右丞相史天泽在相府宴请百官，请他赴宴。入席后，他看到桌子上摆满了名酿佳肴、奇珍海味，如坐针毡，感到很不是滋味。他无法控制为民请命的感情，写了长篇免租谣，希词恳情切，皇上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
王恽的谏政，受到了元世祖的器重。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忽必烈专门将他传至京城召见。他又上万言书，提出“改旧制，黜赃吏，均赋役，擢才能”的建议，顺应了忽必烈“祖述变通”的建国思想，对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忽必烈亲授他为翰林学士。
王恽任职从政期间，时常忧国忧民，他把历代明君贤相勤劳思政、治国安邦的经验和事迹系统整理成章，用“顺谏”的方式，奏疏给尚未登基的皇太子参阅。裕宗真金非常赏识他的这种见解，除自己学习外，还将《承华事略》各篇发给皇孙们传读。裕宗真金早薨，他的儿子成宗铁木真即位。王恽给成宗皇帝敬献的供物不是玉帛、珠宝，而是他论述的《守成事鉴》十五篇，表现出忠心事主的一片赤诚。因此，成宗又加封他为通议大夫，知制诰。并委托他同赵孟頫等人纂修《元世祖实录》。
大德五年(公元1304年)六月，王恽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朝廷的钦差大臣在汲县看到他的故居依然是茅屋陋室，清贫如民。其儿孙们田园生涯，耕稼自给，便如实奏明圣上。皇上赐钞万贯，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号“文定”。子孙荫封受禄。家乡人民也把他少年勤奋读书的古子涧村誉为“秋涧书声”，被列为“汲县八景”之一。他的言论诗文刊行于世一百卷为后人所传读。他的墓圹位于汲县(今卫辉市)城郊乡八里屯村西南石人洼内，距县城十华里。墓地前沿有神道，两旁为石刻仪仗，对称排列，每当“清明”前后和春节期间，家乡父老纷纷前往祭扫凭吊，表达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据专家考证，中泰两国间的文化联系可以上溯到青铜器——铁器时代。发源于中国云南的湄公河沿岸，不光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岩画、各种新石器工具和陶器，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来自中国云南的青铜器。比如在泰国北部的清迈、清莱，甚至在泰国中、南部的一些地区就曾发现有铜鼓。日本学者杉木直冶郎认为，中世纪时在云南广泛使用的贝币，产自南海，是从泰国传人的。这种青铜文化自北向南和贝币文化从南向北的相互传播，说明中泰两国自古就有了陆上交通。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原来交通艰难．沿途政治情况复杂的中泰陆上通道便逐渐失去了作用。
泰国文化，除了自身的文化之外，主要是从印度的佛教文化与婆罗门文化和中国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印度文化对泰国人的宗教信仰影响很大，而中国文化传播并影响泰国的，除了衣、食、住、行，更表现在于支历法、语言文字、建筑艺术乃至医药、文学、戏曲等各个方面。
干支纪年法传入素可泰泰国开始用泰文记载历史，是在素可泰王坤腊马甘亨（Khum Rama Kham Heng）时代。公元1282年，素可泰王创造了古泰文，从公元1292年至公元1518年间所发现的20块素可泰碑铭来看，其中有7块是用中国的干支纪年和纪日的。这是素可泰王朝吸取中国纪年纪日历法的历史见证。泰文和历法的出现，标志着泰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素可泰人善于吸取外来文化，曾经使用5种方法（大历、小历、佛历、十、生肖、千支）纪年，使用3种方法（阴历白分黑分纪日法、七曜星期周、干支）纪日。素可泰人把干支纪年和干支纪日明确注明是泰式或泰日。所谓“泰式”或“泰日”，是指泰族人按自己的方式来称呼日子。碑铭上，同时还把十二生肖纪年和七曜（yào、月和火、水、木。金、土五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日曜日是星期天，月曜日是星期一，其余依次类推）星期周注明吉蔑式或吉蔑年、日，与泰式干支纪年、纪日相对应。据学者考证，泰国人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是从中国传人的，它与和泰国毗邻的中国广西壮侗语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dǎi）族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完全相同。据研究，素可泰人、兰那泰国的泰人，以及中国西双版纳的傣族人，都借用古汉语词来称呼干支。在十大干和十二地支的22个读音中，子寅（yín）卯辰巳（sì）未申戊（Wù）亥甲己庚（gēng）癸（guì）等13个字的读音显然来自古汉语。另外9个字的读音也与古汉语有关系。专家由此推断，西江（珠江干流，在广东省西部）流域和云南一带的壮侗语族先民，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干支历法；后来，他们陆续迁徙到近代所分布的区域，当然也带走了干支纪年、纪日的传统历法。至于14世纪素可泰石碑中称干支为泰族人的传统历法，那是因为中国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早已完全地融会在泰人的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之中。
语言文字中泰两个民族频繁接触的结果，出现了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的相互假借现象。从古泰文碑文可知，泰族的文字创立于13世纪的素可泰王朝时期，距今已有700年的历史。当时，统一了的王朝拥有一套复杂的行政机构，迫切需要文字来沟通这些机构。此前，原来泰人聚居区的那些首领，只是仿效邻近文明民族的文字即孟文、吉蔑文、梵文和巴利文在石上刻字，用以记述他们的功绩、重大历史事件、民族习俗和片断的经文。坤腊马甘亨王召集了一批文人，沿用孟·吉蔑的文明模式，在广泛收集和整理国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古泰文。古泰文的字形与古吉蔑文十分相近，但与后来经过改革的泰文差别却很大，以致今天懂得现行泰文的人也难以释读。
随着中泰之间友好交往的日益频繁，泰人便吸收中国语言中的词汇来丰富泰国的语文。明清之际，闽粤籍移民大批迁徙泰国，很自然地也就带去了闽粤的各种方言。于是广东人的客家话、潮州人的潮州话。海南人的海南话，便都成了泰语中的日常用语。如泰人称“牌”为“‘bai”，属海南音；称“字号”为“yìhào。”，称“税”为“sui”，属潮州音；称“鸡”为“kai“银”为“gbgun”、“金”为“kham”、“仔”为“chy”，发音与广东方言相同。其他如“行”（hang）、“茶”（cha）、“瓜”（gua）、“仓”（cang）等字的发音，与汉语普通话的发音相近。数词三、四、六、七、八、九、十的发音，都与中国语音相仿；二、五的读音也与中国语有关。泰语把“二”渎成“爽”，源于广东话“双”，至于“五”，泰语渎成“虾”，与广东音“五”也颇相似。此外，泰语中还杂有大量源于中国音的词汇，例如把“太阳”说成“日”，把“墨水”说成“蓝墨”等。一些名词如猫、马、男、帝、匠、路、声、脚、官、母、伯、铁、炭、药、桌、象牙、妇人，人称代词如我、你、他，动词如拭、斩、憎、拾、剥、指、拓、住、请、送、分、醒，形容词温、鲜、少、公、平、白、熟、闷、幼等的发音，也都与汉语相同或相似。更有趣的是，泰国人干脆借用潮州话“叔”的原音来尊称侨居泰国的“唐人”。泰语中大量汉语词汇的出现，构成了中泰两个民族问思想交流的纽带。
泰语中杂有这么多汉语词汇，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中，就已提到中国文字备受泰国举国上下重视的情形。为了学习汉语，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泰国就派出留学生人中国的国子监学习。清人谢清高18岁时就随外商海舶出洋，游历了许多国家，并习其语言，记其岛屿、城寨、风俗和物产等。谢清高航海14年返国，后双目失明，流寓澳门，其同乡杨炳南依据他的口述，录成《海录》一书。书中也谈到了他在阿瑜陀耶所见到的景象：“土人多力农，商贾多中国人。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延聘、搜罗）之，而供其饮食。”
由于中泰朝贡贸易的日益发展，中国对暹罗语文的学习也提到日程上来了。为了培养翻译人才，明朝廷在南京设四夷馆，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暹罗遣使来贡，当时四夷馆内尚无人懂暹罗文，于是阁臣徐溥建议，由广东布政司访取谙（ān，熟悉）通暹罗文字者赴京备用。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暹罗又来朝贡。四夷馆内仍无人翻译暹文，阁臣梁储便建议选留暹罗来使一二人为四夷馆教习。教习来馆先学汉语，然后教授暹语。学生学习期满后，教习回国。公元1577年，明延聘通事握文源和暹罗使者握闷辣、握文铁、握文贴来京教授暹文，并介绍暹罗的风土物产等国情。第二年，政治家张居正建议在四夷馆内增设暹罗馆，招收马应坤等学员12名，向握文源等学习暹文。《暹罗馆译语》是当时暹语教学的教材，它是中暹师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暹（泰）汉对照词典。暹罗馆建立后，培养了大批暹语翻译人才，其中有人还被派去暹罗宫廷工作。
广布于泰国的中国建筑艺术公元1767年，缅甸军队攻陷暹罗都城，历时417年的阿瑜陀耶王朝遂告灭亡。这时，暹罗各地的封建军阀乘机拥兵割据，国内一片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华裔郑信起兵抗缅，开展复国斗争。凭着他的崇高威望和杰出才能，很快便取得了胜利，公元1771年，郑信登基为暹罗王，建立吞武里王朝。
在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后，公元1781年（清乾隆46年），郑信亲拟国书，向清廷要求“换取建筑材料，以备兴造王宫之用”。在郑信执政的15年中，他实行对华侨的优惠政策，并公开招徐华人移居暹罗。许多闽粤移民就是在这个时期迁入暹罗的。曼谷王朝建立后，又有大批华人移居暹罗，并且形成了移民暹罗的一次高潮。中国的建筑艺术也随之传人暹罗。
据史书记载，曼谷王朝皇帝拉马一世的皇宫和城墙，都是由中国工匠负责建造的。围绕皇宫的是龙城，龙城之外还有城围，其所仿效的就是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建筑。值得注意的是拉马一世所建的“庵玛遴威尼彩”宫殿，采用的是泰国佛寺式样，而所有建材中的石料，又多是来自中国。宫殿周围有墙，共有四个宫门，门口各安置一对比人还高大的、由中国工匠雕刻而成的大石狮；门顶还镶嵌了潮州工匠用碎瓷片嵌成的龙飞凤舞瓷花案。与宫城同时建造的，还有位于湄南河畔柴珍的越坡佛寺和佛寺西面的一座佛足迹宝殿。这两处建筑也是潮州工匠的杰作，如今，虽然经历了200多年的风风雨雨，佛寺和宝殿的建筑与装饰，依然光彩照人，辉煌如初。
受中国建筑艺术影响最大的应是泰国大城府挽巴茵御苑。挽巴茵原是一个小岛，位于故都阿瑜陀耶城和首都曼谷之间。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它便已是皇家御苑，后来一度荒置达80年之久。拉马四世巡视大城后，特谕令将大城建成水中行宫，以纪念阿瑜陀耶王朝拍昭巴塞通皇帝。到拉马五世时，行宫扩建，特从中国聘请精于建筑艺术的工匠，完全按照中国宫殿式样进行建造。御苑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红墙绿瓦的中国式皇宫，屋脊上镶嵌有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以衬托琉璃瓦飞檐。宫门口建有一块雕刻着凤翔龙舞的大照壁。宫内的门窗、屏风、圆柱、画栋都显示出中国建筑的风貌。天明殿正殿内的厅室，悬挂着中国历代名家书写的中文木刻楹联，几案上置有中国名贵古瓷，墙上挂着蒙固王和朱拉隆功大帝头戴翎毛帽、身穿中国皇帝“龙袍”的巨幅画像。泰国皇帝亲笔临摹的中国字也保存在那里。
曼谷几所大型佛寺的建筑，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国建筑的影响。以拉马五世朱拉隆功1899年建造的云石寺为例，其建筑材料采用的是意大利大理石，而屋顶却与中国的佛寺建筑相类似。他真河出口处的重要口岸龙仔厝（lóng zǎicuò），原是华侨最初定居的城镇，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时，就建造了一座越艾宗巴塞古刹。这是一座中泰建筑艺术合壁的寺庙，以门窗雕刻精美、工艺超绝而闻名于整个泰国。
在泰国，人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中国石雕艺术品。一般认为，这些石雕品是泰国皇室从中国定购的，主要用于王宫和寺院的点缀。据记载，从拉马一世起，许多来自中国宁波的颇有价值的物品中，就有石狮和石雕人像。中国输入泰国的石雕品雕刻得十分精细，尤其是雕像的面部、服饰和姿态，细致人微，一丝不苟。这些石雕艺术品形象地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石雕人像的高度为普通人的两倍，与中国帝王将相陵墓前所设置的雕像相一致。庵玛威尼彩王宫大厅中间的武将像，身穿铠（hǎi）甲，手执兵器，形象威猛，便属此类。吞武里越阿浓兰佛寺中，列有常可在中国佛寺中看到的十八罗汉石像。越阿仑寺有素通玛诺拉故事中半人半鸟的金娜丽石像，身着泰国传统服装，留着泰国发式，但其面部却是中国美女容貌。这种艺术品显然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拉马三世统治末期，中国大帆船从远航贸易中退出，标志着中国石雕艺术品出口泰国的终止。
医药古代，随着华人的不断涌人，中医中药也逐渐传人了暹罗。早在阿瑜陀耶城创立之初，迁居于此地的华人就开始出售中国的药材药品了。当时，阿瑜陀耶城最受人尊敬的医师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人。泰国民间称中医师为“摩精”，称泰国医生为“摩耶泰”，两国医师在行医中取长补短。例如在泰国医生使用的药物中，中药占30％；同时，他们也采用中医望、闻、问、切（qiè，切脉、诊脉）的诊断方法。而中国医师同样采用泰医的草药，以丰富草药的品种。为了适应中医治疗的需要，泰国药材业蓬勃兴起。来自广东汀（tīng）海县东里乡的李松青，是“第一个代客煎药赠医施诊”的华侨。他在曼谷创办了李天顺堂药材店，生意兴隆。其后代继承他的事业，成了颇有名气的“药业世家”。
中国医药界人士推断，中医使用泰国药物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在两国长时间的朝贡贸易中，许许多多的泰国货物运进了中国，其中，除了香料之外，还有不少东西是当做药物加以使用的。例如降真香（即降香），它有理气、止血、行（疏通）瘀（yū，血液不流通）、镇痛的作用；胡椒（jiāo）有温中（温暖脾胃）。下气、祛（qú，祛除）痰、解毒的功效；玳瑁（dàimào，爬行动物，形状像电，甲壳是黄褐色）可以散热、解毒、镇惊；乳香可以活血、祛疾、镇痛；槟榔（binlāng）可以杀虫、破（破散）积（留滞）、下气、行水；龙涎（xián）香可以行气止血、散结止痛、利尿通淋；大枫子则可医治大风症（即麻风病）和皮肤病。中国明代杰出医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不但重视临床实践，也十分重视药物的研究，经过27年的艰苦劳动，终于著成《本草纲目》一书。该书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就有出自暹罗、爪哇（古国名）的乌爹泥和苏木。中国的针灸（jiǔ）术也流行于泰国，从事这种医业的绝大多数是华侨和华裔中的医务工作者。
文学、戏曲从18世纪末叶起，中暹两国经济文化往来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厦门、潮州等地开往泰国的商船多达50艘，随船到泰国经商的华人每年达数千人。在海上旅途中，华商们常以阅读和谈论《三国演义》来消磨时光。后来，三国故事也逐渐为泰国人所熟悉，所喜爱。公元1802年，遵照拉马一世的指示，在精通暹中两国文字的本隆大臣主持下，《三国演义》被译成了泰文（泰文音《萨姆柯克》，意即《三国》）。泰文本《三国》译笔流畅，行文优美，用语通俗，形象生动逼真，因而自成一种文体，即“三国文体”，在泰国文学史上颇有地位。小说经广泛传抄，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从拉马二世起，又先后有几十部中国古典小说被译成了泰文。如《西汉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东周列国志》、《东汉通俗演义》、《封神演义》、《西晋》、《东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唐演义》、《五代史评话》、《五虎平西前传》、《说岳全传》、《薛仁贵征东》、《英烈传》、《大红袍》、《小红袍》、《包龙公案》、《清史演义》、《元史演义》、《武则天外传》等。
早期，泰国尚无泰文印刷机。被译为泰文的中国古典小说，多以手抄本流传，未能印刷出版。公元1865年，西人在泰国创办冒叻莱（叻：lè）印刷公司，才第一次印刷《三国演义》95部，在上层社会传看。直到拉马六世（公元1910～1915年在位）时，泰文报纸、杂志大量发行，中国古典小说的译文才被各种报刊竞相登载而流传于整个泰国社会。
《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给予了泰国文学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泰国诗人顺吞蒲（公元1786～1855年）创作的长诗《帕阿派玛尼》约10万行，其主人公是个吹笛能手，虽是平民百姓，却以其精湛的艺术感染力最终制服了敌人。诗人大量采用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描写手法，如水战一节，尤其是叻威娘施计火烧帕阿派玛尼船只和帕阿派玛尼攻打新城两段，与《三国演义》中孔明和周瑜设计火烧赤壁的情节极其相似。诗中还有这样一段：“请来医生治伤痛，毒汁祛除用刀刮，止住伤痛用药敷，粘合伤口用针缝”，这与《三国演义》中“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故事如出一辙。除了文笔和内容，“三国文体”还表现在修辞方面，无论在泰国文学作品中，还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引用中国古典小说中某些成语的痕迹，例如“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吉人天相”、“火冒三丈”、“有眼无珠”、“百闻不如一见”等。
中国古典小说情节生动、人物鲜活、故事引人人胜。许多泰国作家于是便将其中的某些精彩内容编成舞剧或歌剧上演。舞剧始于拉马三世时代，是不用面具的泰国古典剧，分为宫内、宫外和民间三种。其中民间戏剧是舞剧中最早流行的形式，在泰南称为玛洛拉戏，由男演员表演，有对白、歌唱和舞蹈。泰国作家帕耶玛吉特叻塞和功帕叻差波窝维才都编过不少舞剧，除了取材于《三国演义》的一些故事外，有的还取材于《封神演义》、《说岳全传》和《新编五代史评话》等。
早在明代，中国福建一带的地方戏种就有很多，其表演也各具特色。艺人们常组织戏班越洋赴暹罗演出，受到当地居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演出的剧目丰富多彩，有喜剧。悲剧，还有木偶剧。婉转的唱腔、动听的音乐伴奏、优美的舞台动作，给观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公元1602年，随荷兰航船抵达泰国西南部港口城市北大年的英国人史密斯，曾目睹了由富商出钱请来的中国戏班在当地一个庆典上演出的情景：戏班“在街头建台，给公众表演古装剧……（演员）行头上的刺绣十分华丽，歌唱响遏（è，阻止）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