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销瓷的宋元时期
福建发现的宋元明时期外销陶瓷窑址，福建泉州是宋元明时期的对外交通贸易大港，作为中国重要商品的陶瓷器，也从这里大量输往国外。北宋末南宋初，泉州逐渐代替了广州的地位，而南宋理宗宝庆年间（1226年左右）成书的《诸蕃志》，就是赵汝适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主要根据他在泉州一带所见所闻撰写的。同时，“宋末荷兰人由福建贩运瓷器至欧洲，价值每与黄金相等，且有供不应求之热衷”。这里所谓福建应指泉州而言。由此可以看出，宋代以来外销陶瓷的一大部分，是从泉州登舟发舶的。到了元代，泉州便扶遥直上，升为世界贸易大港，陶瓷由此外运，数额更大。《拔都游历中国记》就明确指出：“中国瓷器，仅产于刺桐（即泉州）、兴克兰（即广州）两城，得诸山上之土，燔烧而成者。……中国人将瓷器转运出口，至印度诸国，以达吾乡摩洛哥。此种陶器，真世界最佳者。”另一记载也提及马可波罗从泉州携带瓷器出国的事：“马可波罗（Marcopolo）当福建贸易兴隆时，曾到刺桐城，而马氏于其1292年之归途，且依旧俗，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瓷瓯数事，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明代泉州虽渐衰落，但它的对外陶瓷贸易，不可能突然中断，而且明末漳州（即月港）、厦门（即中左所）又代之而起，陶瓷仍然是一宗主要的出口商品（货物）。在福建沿海港口运出的陶瓷器中，外销东南亚的占居一定的比重。由泉州等港口输出的陶瓷器，除国内其他各窑所出，泉州附近的闽南地区瓷窑的产品，当占大部分。陶瓷容易破碎，陆路长途运输既不方便，运费和损耗也会影响利润的收入。在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下，泉州附近地区利用优越自然条件，就地取材烧造陶瓷，以供启运外销，这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所以，宋元明各个时期的有关文献记载中的外销东南亚陶瓷，无疑是包括闽南古代的瓷窑产品在内。郑振铎先生认为宋代泉州陶瓷就外销南洋等地：“在福建泉州的古窑遗址里发现了类似定窑的白瓷，类似龙泉窑的青瓷等等的瓷器残片。这就说明了在南洋，在印度，发现的中国宋代的白瓷、青瓷，原来乃是福建本地自己烧制的”。《真腊风土记》为元代闽满南瓷窑生产外销东南亚陶瓷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证据，在该书欲得唐货条下说：“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瓷器……”。文中所指“泉州青瓷器”，据陈万里的意见，就是泉州附近闽南地区窑品的泛称。他说：“元代的对外市场，泉州最为繁盛，为此凡在泉州附近外县所烧造的窑货，如同安、南安、以至德化、永春、仙游等地，很有可能集中在泉州出口，同样地也就有把来自各处所生产的窑货一概说成泉州青瓷器，……自然不仅在晋江所烧造的才称为泉州青瓷器了”。经解放后的历次调查，也在事实上发现了例如晋江、同安、德化等一些与外销有关的窑址。近些年来东南亚的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实物资料。下面将宋元明时期有关外销东南亚的闽南古代窑址进行扼要的介绍。一、泉州东门外碗窑乡宋代窑址《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记载五代留从效扩建泉州城并由此外运陶瓷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数门……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文中仁风即指东门，和现在发现的碗窑遗址，其方位正相吻合。由是说明这个瓷窑的产品外销，由来已久。碗窑乡，因其产品以碗类器为主，故名。它位于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东西北三面环山。是个小盆地。南面有一条小溪流经该乡，然后注入与后渚港相连的浔美港，会洛阳江出海。据说古代海潮可涨到这里，浔美港就是外运陶瓷的出发点。古窑址分布在该乡南北两个山坡上，分别称为南窑和北窑。北窑在后路村后山，露面碎瓷甚多，堆积层厚达2～3米；南窑在后路村前面的山坡上，堆积层厚约1～2米，瓷片暴露较少。当地居民因此处废瓷俯拾皆是，就以烧瓷匣钵堆砌墙基，可见该窑为满足外销需要，生产规模相当巨大。1956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此窑时，其产品为白釉、影青釉及青釉三种。据1963年、1964年，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调查考察，此窑釉色则以青釉居多，其中有带黄或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细小冰裂纹。装饰朴素，花纹主要有：莲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器形有碗、大盘、钵、罐、小杯、洗、炉、盒盖等。本窑瓷器胎厚，尤其大型碗、盘。其作风凝重浑厚。由本窑址出土的可确定为外销东南亚的陶瓷，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和吴文良所藏的水坛多件以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所得的一件青釉小罐。此件高81、口径26、底径24厘米。口小，边唇外折，颈矮，器身低矮，底平微凹，胎质细腻，作灰白色。施青釉，釉色浅，底无釉。二、晋江瓷灶镇宋窑址瓷灶至今仍在生产瓮、罐、壶、钵之属等粗货，这类产品，尤其用以装盛咸菜的菜瓮，并运销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一带。据《晋江县志》卷之一舆地志说：“瓷器出晋江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外销东南亚诸国）。”由此可知清代及其以前此窑所产，也以粗器为主，同时除供国内需要，也还运销东南亚诸国。沙善德：《福建－中国考古学之新富源》一文提供了有关的考古证据，他说：“在古代之陶瓷贸易中，自宋以还，皆以各式‘龙瓮’为主要，所谓‘龙瓮’者，盖瓶上绘有一龙绕于此瓮。此种‘龙瓮’为爪哇、渤泥及菲律宾的猎头部落所珍存，而且代代相传，尊之为神密之法宝。……余曾多年来致力研究此种‘龙瓮’之来源。……在德化途中，一日下午余入一泉州本地陶铺－泉州，余相信即为马可波罗之‘刺桐’古城，薄暮在该店之暗角中，余见绘有团龙之钵瓮与宋代一式。余几不能自制余之兴奋，该店中告余谓种□瓶系来自附近制陶乡村。翌日早晨，余等即可前往该村。余探究得知此地之陶业活动已有数百年之历史，其瓷堆及今日之制造，皆足证明此地纵非‘龙瓮’之‘唯一’来源；亦为来源之一。由该村瓷堆中所获之古瓮碎片，与菲律宾及南海诸岛所出者，及宋明时代出口之古瓷，均属相符。目下虽经千年之久，然该村之陶业仍以制造‘龙瓮’相传习”。其所谓向以生产“龙瓮”相传习的泉州附近的“制陶乡村”，无疑即指瓷灶。据此，《岛夷志略》所载元代外销东南亚大小埕、瓮、罐之类粗陶，瓷灶所产，必占其大部分。由是自宋以至于今，这里所出的粗器输往东南亚，历史是颇为悠久的了。瓷灶因以制瓷为传统职业，故得其名。它位于泉州西南20多公里处。梅溪横贯其北，蜿蜒曲折，自西向东，与晋江汇流，再注入泉州湾，古代的陶瓷外运，就是从这里出海的。瓷灶窑址分布在梅溪两岸，主要有蜘蛛山、虎尾庵、许山和宫仔山四处，特别是蜘蛛山最为丰富，后二遗址则经破坏，宫仔山更甚。遗址所在山上都有碎瓷堆积，厚达1～3米左右。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两次调查，此窑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而未施釉瓷器尤多。釉水一般薄而均匀，但黑釉器釉厚而有垂釉现象。绿釉、酱色釉器釉汗比较光亮，青釉器有细小的冰裂纹。器物施釉情况：碗、碟内外施釉，但碟有的不施釉，有的只近口沿处施釉。壶、罐器内无釉，有的器表及底部无釉。露胎面积大，露胎处呈灰色、、或淡。胎骨一般较厚重，质粗硬度高。作灰色、褐色、红褐色、或淡。其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堆花。花纹种类有缠枝花纹、牡丹花纹、龙纹、莲瓣纹、圆环纹、水波纹、叶脉纹等。出土物器形有：壶（绿釉长颈壶、军持、有柄小壶、酱色釉长颈壶、青釉壶、黑釉壶、褐色釉壶、未施釉四系长颈壶、军持、长颈壶和小壶），碗（青釉碗、黑釉碗、未施釉葵瓣式碗），瓶（未施釉缠枝花瓶、长颈瓶、弦纹瓶和连座小瓶），碟（青釉碟、小碟和黑釉小碟），罐（酱色釉罐和六系釉罐、青釉罐和四系罐、褐色釉小罐），钵、盒（均未施釉），炉（褐色釉三足炉），（未施釉器盖和盒盖）以及瓷雕塑（褐色釉狗等），等等。壶、瓶、碗特多。经初步鉴定，此窑曾经外销东南亚的品种有如下几种：（1）军持有绿釉和未施釉两种。绿釉军持1件，高12、口径6、底径55厘米。口稍外侈，边唇外折，颈短而粗，鼓腹，底近于平而微凹。流短，附于肩部。肩腹之间两边各印有一条龙，腹下部有一道弦纹，近底部印莲瓣纹。未施釉军持2件，形制与前相同。器表一作灰色，一作淡。这类器物在菲律宾曾有发现，可确定为瓷灶烧造的外销瓷无疑。（2）青釉碟7件，均已残破。Ⅰ式2件，高26，口径约11厘米，口沿内弇，器形低矮，圜底，底部宽大，宽达84厘米。底部印有缠枝花纹和菊花。Ⅱ式5件，一般高3、口径9、足径32厘米。器身低矮，口沿稍作外折，底平微凹。（3）长颈瓶1件，颇完整，高27、口径55厘米、底径83厘米。撇口，边唇外折，颈长而细，腹部肥大，底平微凹。未施釉，表面无任何纹饰，朴素大方。（4）长颈壶27件。有酱色釉，绿釉和未施釉三种。酱色釉壶：Ⅰ式高约165、口径5～6、底径21厘米。颈长，颈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附有流，流直而长，几与口部齐高。器身自颈部以下逐渐增广，至腹中部最广，形成一道圆圈凸棱，以下又逐渐收缩，底平微凹。Ⅱ式高178、口径6、底径62厘米。形制与Ⅰ式略同，唯器较矮，显得小型。流部较Ⅰ式为短。绿釉壶6件。高18、口径58、底径7厘米。口部分内外唇，内唇微敞，外唇稍外折。腹部并有1～2道弦纹。腹部突出，上下有两道凸棱，腹上部附一长流，底平。未施釉壶14件。形制与酱色釉、绿釉壶大抵相同。印花缠枝花瓶：Ⅰ式1件。通高238、口径57、底径7厘米。口稍外侈，宽沿微作外折，唇厚12厘米。颈长而粗，两边附有耳，作兽头形。腹部也有五道弦纹，肩部也有三道弦纹，肩颈间有装饰花纹。自肩部以下渐广，底部丰满，腹部印有缠枝牡丹花纹，底腹间印有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矮圈足，足高11厘米，轮制，器内外尚留有轮旋纹。Ⅱ式8件，通高185、口径45、底径67厘米。口稍外侈，颈长，肩部以下渐广。底部肥大。腹部印有繁复的缠枝花纹。底腹之间印有两层莲瓣纹。并有一道弦纹。圈足高13～14厘米。底部微内凹，轮制。德化宋元明窑址：德化窑的瓷器特别是白釉瓷器驰名世界。《中国美术》一书说：“其窑之特别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帝支那’（Blane de China即‘中国白’之谓），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与其他之东方各瓷，迥然不同。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若软瓷之面泽然”。其产品外销最早见于《马可波罗行纪》。该书说：“并知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Tinujuy，冯注为德化）。制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购价甚贱。”由此说明元时此窑瓷器，已经大量由泉州港销往国外。清乾嘉间德化郑兼才《窑工》诗有“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之句，是说清初该窑生产已颇仰赖外销了。明代德化瓷外销虽不见记载，但无疑也是相当繁盛。特别是何朝宗的瓷雕，当时“在‘东西洋’市场上都是热门货，各方高价争购，也有一部分由华侨携带出国。日本及东南亚佛教国家对它格外喜爱”。国外的考古发现也有力地证明了该窑产品的巨量输出。例如，印尼苏拉威西南就有德化白釉瓷器出土，据前述东南亚考古资料在所谓华南窑品中，可定为德化所产的，就有印尼雅加达博物院所藏的书阿拉伯文字白地青花大盘及白地青花中碗等多件。而据一些著作的图录，此窑产品甚至远销到非洲和欧洲。可见德化窑是福建的一处极重要的古外销窑址。古窑址在德化县东、南、北各地都有广泛的分布，县城附近更加集中。其遗址主要有：屈斗宫、祖龙宫、岑兜、后窑、后所窑、西门头、坂头、大坂碗洋坑、碗坪仓、孝坊山、宝寮格、洞岭窑、上寮窑、尾林窑、内坂窑、家春岭、碗窑、湖枫林窑、新窑、旧窑、新墘、寨窑、下仓尾窑、蒋山窑、洋条窑等一百八十多处。到目前为止，发现有古外销瓷产品的窑址就有二十八处之多。由此可见，德化自宋代以来所烧造的瓷器就销售外国。例如盖德碗坪仓窑址出土的军持，是该窑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器形属喇叭口，颈细而长，鼓腹，平底微凹，有流无把，腹部模印莲瓣纹（由仰覆莲瓣组成）或卷草纹、缠枝花纹等。釉色一般呈青灰色或青白色。这类军持与晋江磁灶所出军持（印有双龙纹，绿色釉）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同属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主要产品。再如屈斗宫等窑址，自1963年起，特别是最近一些年来，发现宋元明清时代瓷器不少，而以宋元明时代瓷器居多。该窑址的釉色有白而微带青、白釉和青花几种，而以白釉器为主。青白釉器，类似影青，晶莹润泽，釉色光亮。白釉瓷器，是白而微带青或带黄，有的为乳白或象牙白。胎骨坚硬细腻，且薄，器腹和圆底之间，在日光和灯光下，不仅映见指影，而且显出肉红色。装饰技法有印花、堆花和划花，花纹有莲花、牡丹花、梅花、竹花、缠枝花等，虽不太繁缛，但亦清秀别致。颇为雅观。器形有杯、高足杯、枕、盏、碟、洗、盘、罐、瓶、羹匙、灯座和雕塑品等。由该窑址获得的外销瓷标本不少，主要的产品有瓶、碟、壶、盒、洗、碗、杯、钵、罐等。瓶或称小花瓶、花瓶，这类标本出土不少，主要出自碗坪仓、内坂、家春岭和屈斗宫等窑址。形制一般是敞口、圆腹，圈足内凹器，表饰有线状纹。莲花瓣纹或卷草纹等，器形为分段模制，花纹也是模印的。这类器物的造型小巧玲珑，颇为别致。器内外上釉，釉色青白，晶莹明亮，透明感强，是一种新发现的产品。在菲律宾等地均有发现，确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产品无疑。此外，还有一种小口瓶，小口，丰肩，斜腹，底平微凹，素面无纹饰。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出土，同属德化窑外销瓷产品之一种。碟或称小碟，浅形碟。此类器物甚为普遍，在屈斗宫、家春岭等窑址均有出土，尤以屈斗宫窑址出土数量最多。芒口、浅腹，矮圈足，底平面微内凹，外底心稍突出，略呈乳头状。釉白而微带青黄，可能与火候低有关。有的没有上釉，质地松脆，表面呈淡。器物的外腹壁印有草叶纹、莲瓣纹或凤鸟纹。壶或称水壶、滴壶。出自屈斗宫窑址，数量还多，大都残破，但可复原的亦不少。器形小口，带盖，鼓腹，底平而微内凹，附有流和把。腹壁分别模印卷草纹和莲瓣纹。与瓶或碟一样同为模制。釉呈黄褐色，质松脆，这也可能是火候低的缘故。其用途当是装水的。为德化窑新发现的外销瓷品种之一。这种器物在菲律宾群岛也有发现。盒称粉盒或印泥盒。此类产品，在很多窑址均有发现，如屈斗宫、盖德、家春岭等，特别是前两处窑址出土最多，这种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皆子母口，底平深凹，盖顶模印各种不同形式的花纹，图案富于变化，有简单花纹，但更多的是繁复的缠枝花、花朵、花枝或凤鸟纹。周边一般印有直道纹。盖顶中心除印有花枢外，还常见印有吉祥文字。如“福”、“寿”、“金玉”、“福海寿山”、“金玉满堂”、“长寿新船”等等。印有“长寿新船”字样的盒，这与泛海外销有密切联系，寓意很深，耐人寻味。这种盒在国外出土很多，乃是德化窑早期烧造的外销瓷，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均有发现。洗或称为弦纹洗、枢府碗。这种器物发现于屈斗宫窑址，为数很多，也是这里的主要产品之一。形状是敞口，折腹，实足，平底微凹。外腹壁印有弦纹一道，故称为弦纹洗。与这种器物相仿佛的，在元代江西省景德镇枢府窑烧造的，印有“枢府”字样，故称为“枢府碗”。德化屈斗宫所出的弦纹洗，亦可称为“枢府式”碗或“枢府型”碗。碗或称凤碗、凤鸟碗。出自屈斗宫窑址和家春岭窑址。形制敞口，微内敛，弧腹，矮圈足，底微凹。外腹壁模印有凤鸟纹（外国称为不死鸟）故称为飞凤碗。这种器物在菲律宾亦有发现。杯即高足杯。为屈斗宫窑址发掘出土，数量亦不少，造型颇奇特，烧造也颇讲究。敞口、大腹、高足。足呈喇叭形。器表一般为素面，但也有模印线状纹和花纹，但不很多。这类产品在菲律宾也有发现，当为古外销瓷的一种。此外，还有一些同属宋元时期德化窑的外销瓷产品，例如钵类器和罐类器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一一赘述了。白釉梅花杯Ⅰ式2件，完整。1件高92、口径132、足长6、宽45厘米。口沿外侈，圈底，形如爵形杯。边唇厚03厘米。杯的外表堆上梅花枝，底周附上一笔架形的梅花树干，作为杯的承托足架；足架；足架与底周间有些缝隙。整个器身颇厚重，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色泽为牙白色。1件高43、口径64、足长32、宽21厘米。形状同上，比上一件小。Ⅱ式分大小两种。大的高53、口径83、边唇厚04厘米，口稍外侈，圜底。外腹壁堆上四朵梅花，承托的足架亦是附上的，与Ⅰ式不同的是足架较矮，而紧贴于杯的底部。小的1件，高43、口径67、足架长36、宽29厘米，口沿外侈，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Ⅲ式2件。1件高67厘米、口径58。口沿外侈，边唇03、底厚04厘米，颇厚重，外腹壁较薄，能映见指影。釉呈牙白色，表面不甚光滑，出现有小气孔。外腹壁亦堆上两朵梅花。1件高6、口径约48、足长39、宽3厘米。胎壁薄，边唇厚02、底周厚03厘米。口沿外侈，釉呈纯白色，光泽滋润。外腹壁堆上两朵梅花，足架亦同样紧贴于杯的底部。瓷狮子在屈斗宫窑址出土几件，有的为群众所收藏，我们仅得1件。狮子昂首雄峙，蹲伏在一带管状器的方形座上，小巧玲珑，栩栩如生，与《中国美术》一书所载以及传世品比较起来非常相似，可以确定为德化窑烧造的外销瓷无疑。上面提到的两类白釉瓷器，俱见波西尔《中国美术》一书采自外国博物院藏品的图录，东南亚一带在古代既为中国陶瓷贸易的中心，完全可能运销这些品类。在屈斗宫还采得圆形印盒1件，口径69、底径44厘米。盒分盖和底两部分，盖顶印有牡丹花一朵，边缘装饰有直道纹，底部边缘也有此种装饰。据陈万里先生说，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旧称西里伯）南部发现有白瓷盒，应是德化外销瓷的一种。此外，陶瓷产品可能外销，尚有同安宋代窑址三处。（1）汀溪水库窑址：在离县城15华里的上埔村，水库坝头西面四个相连的小山上，都掩盖着碎瓷片和匣钵，堆积丰富，面积甚大，出土物中有青釉、黄釉、灰白釉等几种，器形以碗为主，还有壶、炉、碟、臼等。（2）许坑窑址：在离县城17华里的许坑村，窑山高20米左右，中央有一条从山顶到山下的底宽5米的沟痕，瓷片和匣钵的堆积即分布在沟的周围。从已挖掘渠道的剖面看，东面堆积厚达2米，分布面积宽21、长37米以上；西面探掘处厚达3米，分布面积宽17、长47米以上。出土器物里有青绿及灰的划花（卷草、篾纹、篾点纹）瓷，器外有放射状直线划纹，还有浅灰釉瓷和浅灰玻璃釉瓷，也有釉里迸裂灰白瓷和白色亮光瓷等。器形以碗为主，还有杯、碟和豆形器等。（3）新民乡窑址：分布于距县城10华里大墩、桥头、寨仔内、山坪等四处。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大墩遗址，范围长39、宽18米。出土物釉色有灰黄、灰青、浅灰、灰兰和素胎无釉等。器形有碟、碗、杯等。这里窑址数量多，规模大，产品流传国内甚少，又都集中在交通较为便利的县城周围－五十多年前轮船可以来往及此（据说是由渡船载至港口），至今西安桥附近河床旁边还留下1904年前后书刻：“同安官渡六渡火轮界址”的碑石，现在的同安港距县城10华里，距厦门港74华里，距泉州港也不过130华里。由此可以看出，同安宋窑和当时的海外通商贸易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瓷
陶瓷 china,大写China,其意则为中国。
我们的祖先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埃及、印度、希腊、波斯、西南亚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陶器。陶器的制作也有近万年的历史，人类自从开始懂得制作陶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野蛮时代的最低级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中国人发明了瓷器。陶瓷器的发明不仅解决了人们生活问题，如生活用具、建筑材料等，还提供艺术的享受。
陶器的发明
古代人类大多依山傍水而居，他们需要寻找贮水、汲水、贮存和蒸煮食物的器具。从技术上来讲，很早就知道土壤加水就具有可塑性，加上用火的丰富经验这些都是制作陶器的准备条件。另一个条件就是要“定居”。因为陶器不易携带，既笨重又容易破损。当然，陶器的生产又促使定居生活逐渐巩固下来。
有人推测，古人为了使枝条编制的器皿耐火和密致无缝而涂上黏土，经过火烧之后，黏土部分很坚硬，进而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容器也可以烧制成器，这可能是最原始的陶器。也有人认为，古人是偶然发现用手捏成的器物经火烧之后变得结实了，而且不怕水，因此而发现了陶器。
我国已发现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经鉴定为10800~9700年的遗物。此外，在江西万年县、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英德县青塘等地也发现了距今10000~7000年的陶器碎片。
我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残陶片，质地粗糙，厚薄不等，掺杂有大小不等的石英粒，质松易碎。用以烧制这些陶器的原料都是就地取土。根据这些陶片中存在的矿物，以及测量少数陶片的烧成温度，可以确定这些陶器的烧成温度大致在700°C。在这些遗址中没有发现窑炉遗迹，可以推断是平地堆烧的。器型都是用盘筑或手工捏成型的罐、钵之类的小型陶器。虽然这些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大大地改进了原始人的生活质量。
距今5、6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当时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制陶业以比较发达，已发掘的陶窑遗址大部分在村落附近，表明为部落集体所有。烧制陶器的黏土是经选择具有一定塑性的黏土。陶器基本上是手制成型，也有部分小型器件采用模制。到了仰韶后期开始出现慢轮修整。普遍使用陶窑烧制陶器。在陶窑中陶器不再直接在火焰上烧烤，火力也比较均匀，减少了陶器的龟裂和变形。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最能反映当时制陶水平的是细泥彩陶。它表面呈红色，里表磨光，且造型独特，可见当时的制陶工艺已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此外这些陶器上还绘有生动逼真美丽的图案，这充分表现了绘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解原始社会先民生活和生产的可靠信息。
一万年前，原始窑烧制时，由于陶坯与大量空气接触烧成的陶器为红色，成为红陶
七千年前，在陶坯表面用红、白、黑等绘纹形图案，入窑烧制后花纹附着于器物表面，称彩陶。
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制陶工艺的珍品是黑陶这种陶器器壁薄如蛋壳而坚硬厚度仅1—3毫米，表面漆黑有光。烧制这种陶器的关键工艺是在烧成后期，用泥封窑顶，同时渗水入窑，烟熏渗碳。
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后期，在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一种印纹硬陶。由于原料中酸性氧化物相对增加，因此烧成温度达1100°C。到了商代印纹硬陶开始大量生产，它吸水率外型美观、坚硬耐用，成为深受欢迎的陶器品种。
陶器的应用
陶器作为一种器具首先用于生活之中，所以一开始陶器多制成罐、碗、盆、钵等用于烧煮、储藏、饮食方面的用具。在许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各类炊煮器、食用器、盛贮器，这些都是满足先民们生活需要的用品。这一用途一直保留至今。
此外，在许多文化遗址还发现了陶网坠、陶纺轮、陶子弹等生产工具，陶网坠用于捕捞，陶纺轮用于纺织，陶子弹用于打猎。这表明陶制品已从生活领域跨入生产领域。
商代以后，陶器的最大用途是用做建筑材料。商代早期已出现了陶水管，晚期又出现三通陶水管，这些都是用于地下排水系统。
西周初期，筒瓦和板瓦已经出现，随后瓦当也问世了。这就使屋面的建筑材料有了新的格局。此后几千年，屋面建筑大都是这一格局。到了战国时期又出现了砖块。陶制建筑材料，如砖瓦在秦、汉有了更大的发展，“秦砖汉瓦”成了建筑的基本材料。
陶器由于易于加工，人们在制造陶器时一开始就注意到美观的需求。最早的尝试就是在陶坯成型后，处于半干时用手和水将表面抹平，甚至在表面涂一层泥浆，即所谓陶衣。彩陶的出现，更增加了陶器的审美价值。陶塑作为一种艺术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如河母渡遗址出土的陶猪、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头像等。到了商代，陶塑得到更大的发展，种类增加，形象更加生动逼真。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是秦代制陶工人的杰作。原料就地取土，未加调配。使用如此一般的黏土烧制这样巨大的陶俑而不变型，历经2000余年不损坏，这说明当时制陶技术的精湛、高超。
唐代的三彩陶器以其特殊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形象驰名于世界。这种“唐三彩”陶器是用白色黏土做胎，施以含铅的低温釉，釉中使用铁、铜、锰、钴等多种金属作呈色剂，在750-850°C低温下焙烧而成。所谓“三彩”即多彩之意。在制作时还采用了类似“蜡染”的所谓“漏花”的技法，巧妙的制成五彩缤纷，鲜艳奇目的器物。
陶器的耐火特性以及它易成型的优点，使它成为冶炼青铜时的陶坩埚和铸造青铜和铁器的陶范。从商周开始直到今日一直是人们使用的耐火材料。
瓷器的发明
瓷器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是举世都公认的。瓷器的发明是在陶器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产生的。商代的白陶以是用瓷土（高岭土）作原料，烧成温度达1000°C以上，它是原始瓷器出现的基础。
白陶的烧制成功对由陶器过度到瓷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商代和西周遗址中发现的“青釉器”以明显的具有瓷器的基本特征。它们质地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烧结温度高达1100-1200°C，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面施有一层石灰釉。但是它们与瓷器还不完全相同。被人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
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历经了1600-1700年间的变化发展，由不成熟逐步到成熟。
东汉以来至魏晋时制作的瓷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多为青瓷。这些青瓷的加工精细，胎质坚硬，不吸水，表面施有一层青色玻璃质釉。这种高水平的制瓷技术，标志着中国瓷器生产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我国白釉瓷器萌发于南北朝，到了隋朝，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至唐代更有新的发展。瓷器烧成温度达到1200°C，瓷的白度也达到了70%以上，接近现代高级细瓷的标准。这一成就为釉下彩和釉上彩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宋代瓷器，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高，烧瓷技术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在工艺技术上，有了明确的分工，在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宋代闻名中外的名窑很多，耀州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建窑以及被称为宋代五大名窑的汝、官、哥、钧、定等产品都有它们自己独特的风格。耀州窑（陕西铜川）产品精美，胎骨很薄，釉层匀净；磁州窑（河北彭城）以磁石泥为坯，所以瓷器又称为磁器。磁州窑多生产白瓷黑花的瓷器；景德镇窑的产品质薄色润，光致精美，白度和透光度之高被推为宋瓷的代表作品之一；龙泉窑的产品多为粉青或翠青，釉色美丽光亮；越窑烧制的瓷器胎薄，下巧细致，光泽美观；建窑所生产的黑瓷是宋代名瓷之一，黑釉光亮如漆；汝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冠，瓷器釉色以淡青为主色，色清润；官窑是否存在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一般学者认为，官窑就是卞京官窑，窑设于卞京，为宫廷烧制瓷器；哥窑在何处烧造也一直是人们争议的问题。根据各方面资料的分析，哥窑烧造地点最大的可能是与北宋官窑一起生产；均窑烧造的彩色瓷器较多，以胭脂红最好葱绿及墨色的瓷器也不错；定窑生产的瓷器胎细，质薄而有光，瓷色滋润，白釉似粉，称粉定或白定。
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然后再由釉下彩到釉上彩，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绘的五彩，斗彩。
彩瓷一般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两大类，在胎坯上先画好图案，上釉后入窑烧炼的彩瓷叫釉下彩；上釉后入窑烧成的瓷器再彩绘，又经炉火烘烧而成的彩瓷，叫釉上彩。明代著名的青花瓷器就是釉下彩的一种。
明代精致白釉的烧制成功，以铜为呈色剂的单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使明代的瓷器丰富多彩。明代瓷器加釉方法的多样化，标志着中国制瓷技术的不断提高。成化年间创烧出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的“斗彩”，嘉靖、万历年间烧制成的不用青花勾边而直接用多种彩色描绘的五彩，都是著名的珍品。清代的瓷器，是在明代取得卓越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制瓷技术达到了辉煌的境界。康熙时的素三彩、五彩，雍正、乾隆时的粉彩、珐琅彩都是闻名中外的精品。
明代在釉下青花轮廓线内添加釉上彩而烧成的一种瓷器，由于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故名“斗彩”。
清代仿铜胎画珐琅效果的一种瓷器。珐琅彩又称“料彩”。
中国陶瓷业对世界的影响
我国初唐时期，瓷器便由海上和“丝绸之路”输入到西方去了。公元8世纪，我国瓷器已经传到阿拉伯、印度、波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各国。
五代时瓷器传到朝鲜。与此同时，制瓷技术也被引进。朝鲜工匠在学习中国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烧制成功了优美的“翠色”瓷器。唐代的陶瓷在日本出土的很多，南宋时期日本人加藤四郎、左卫门景正在福建学习制瓷，回国后建窑，烧制出黑釉等瓷器。
在南洋一带，如印度尼西亚曾出土晚唐、五代的青瓷和三彩陶器。文莱也发现过唐代黑釉、青釉瓷器。马来半岛也发现过唐代的瓷器。
11世纪，我国造瓷技术传到波斯喇吉斯，后来又传到阿拉伯、土耳其和埃及等地。15世纪后半叶，中国的造瓷技术才传到意大利的威尼斯。从此，欧洲的造瓷技术便得到迅速发展。
生物陶瓷
生物陶瓷指与生物体或生物化学有关的新型陶瓷。包括精细陶瓷、多孔陶瓷、某些玻璃和单晶。根据使用情况，生物陶瓷可分为与生物体相关的植入陶瓷和与生物化学相关的生物工艺学陶瓷。前者植入体内以恢复和增强生物体的机能，是直接与生物体接触使用的生物陶瓷。后者用于固定酶、分离细菌和病毒以及作为生物化学反应的催化剂，是使用时不直接与生物体接触的生物陶瓷。
植入陶瓷又称生物体陶瓷，主要有人造牙、人造骨、人造心脏瓣膜、人造血管和其他医用人造气管和穿皮接头等。
植入陶瓷要求其一要与生物体的亲和性好，即植入的陶瓷被侵蚀、分解的产物无毒，不使生物细胞发生变异、坏死，不会引起炎症、生长肉芽等。二要在体内有长期功能，且可靠性高，即在10年～20年的长期使用中，不会降低强度，不发生表面变质，对生物体无致癌作用等。三要易于在短期内成形加工。四要容易灭菌。陶瓷不同于金属，它具有强共价键性质，即使在生物体内苛刻的化学条件下，也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排异反应迟缓，具备长期使用的机械性质。与有机高分子材料相比，生物体陶瓷耐热性好，便于进行高压灭菌。
目前已经实用的植入陶瓷的品种如表所示。
植入陶瓷的品种、用途
氧化铝陶瓷和单晶氧化铝 表面为亲水性，与生物体组织有良好的亲合性人造骨、人造关节、接骨用螺钉
磷酸钙系陶瓷(磷灰石质陶瓷) 类似于人骨和天然牙的性质、结构，可依靠从体液中补充Ca2＋、PO 等形成新骨，可在骨骼接合界面产生分解、吸收和析出等反应，实现牢固结合人造骨、人造关节、人造鼻软骨、穿皮接头、人造血管、人造气管等
其他陶瓷(碳，CaO－P2O5－SiO2、Na2O系玻璃、微晶玻璃等) 具有生物稳定性的碳有很好的生物体亲和性 人造心脏瓣膜、人造骨、人造牙等
生物工艺学陶瓷主要应用的有多孔玻璃和多孔陶瓷。多孔玻璃用作固定酶的载体；多孔陶瓷可用于细菌、病毒、各种核酸、氨基酸等的分离和提纯，还可用于处理生活用水。
陶瓷人工关节
现在，人的关节万一损伤，可以换上人工关节。正像机器损坏了，换个零件那样。以前人工关节一般用不锈钢之类的金属材料制成。在气温变化时，特别是遇到阴雨天，装上这种金属关节的人，往往会感到酸痛。这是因为人体里的液体(称为体液)酸碱度会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并与金属关节相互作用，产生电解现象，使人体的局部生理状态紊乱，引起不适的感觉。
如果采用陶瓷材料来制造人工关节，就没有这种痛苦和烦恼了。陶瓷不怕酸碱腐蚀，也不导电，无论体液酸碱度如何变化，对陶瓷都不会起作用。
不是任何陶瓷都可以作为人工关节材料的。凡是生物医学材料，除应满足一定的理化性质要求外，还必须满足生物学性能的要求，即生物相容性要求。
凡是可作为生物医学材料的陶瓷，称为生物陶瓷，它们可用于制造体内修复器件和人工器官，在化学成分上，生物陶瓷通常由存在于生理环境中的离子(钙、磷、钾、镁、钠等)或对人体组织仅有极小毒性的离子(铝、钛等)所组成，因此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生物陶瓷的种类很多。例如，氧化铝生物陶瓷强度大、硬度高、摩擦系数小、耐磨性好，适合于制造人工关节头和臼等对耐磨性要求高的修复体、牙种植体、耳听骨修复体、骨螺丝等。氧化锆生物陶瓷不仅具有良好的耐磨性、抗生理腐蚀性和生物相容性，而且其断裂韧性和强度均优于氧化铝陶瓷，用其制作的髋关节头比氧化铝陶瓷的小20%左右，从而具有更好的耐磨性和更长的寿命，主要用于关节、牙等硬组织的修复和替换。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科学家还研制成功了等离子喷涂氧化铝、氧化锆人工骨与关节陶瓷涂层材料，并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制造陶瓷的国家，中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荣誉。英语里面的中国(CHINA)的含义就是“瓷器”。中国早已被认为是“瓷器之国”，这就展示了中国陶瓷文化(包括德化陶瓷文化)在世界文化和工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德化陶瓷文化首先是在国内陶瓷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德化地处福建中南部，离泉州港不远。当时大宗出口的浙江龙泉青瓷与江西景德镇的影青瓷都是经过泉州港出口的，因而它们对德化瓷器生产的影响很大。德化制瓷工艺最早是由闽北建瓯传入。德化瓷器在宋、元时代就已经名著于世。《安平志》曾称：“白瓷出德化，元时上供”。德化白瓷在明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是氧化焰烧成的，……而且釉的光泽度好，往往有呈现珍珠光彩的”， “中国白”(BLANC DE CHINE)是法国人对明代德化白瓷的赞誉，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瓷器之上品”。
此外，德化陶瓷工艺注意窑炉的改造，窑床结构的完善，通风设备的改进，温度的掌握，氧化物的含量，原料的化学组成，致使瓷胎密度高，透光度好，这是它工业发展、技术不断进步的显著特色，这就使德化陶瓷产品能占住世界极重要的地位的主要原因。
然而德化陶瓷的发展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是分不开的。泉州很早就是我国南方的大港，它使德化陶瓷从此走向世界。吴自牧在《梦梁录·江海船舰》中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泉州使可出洋。”因此，德化陶瓷大量传到国外后，立刻引起世界的轰动。尤其是白瓷器“从大约十六世纪起，介绍到欧洲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定货” 日本上田恭辅的《支那陶器时代的研究》一书中说：“德化窑在明朝时代的产品白釉瓷，确定是白瓷中的白眉，甚至胜于白玉。……德化白瓷的艺术性瓷塑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技巧。特别是观音塑像最为出色”。英国的波西尔在其所著的《中国艺术》一书中曾说：“福建德化窑……其窑之特品为白瓷，昔日法人呼之为：‘不兰克蒂支那’(中国之白也)，乃中国瓷器之上品也”。吴仁敬、辛安潮在《中国瓷器史》中亦称赞德化窑“以善制佛像著名……明季由宁波流入日本，日本富人，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足见其精美矣”。
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国大量发现北宋晚期到元代的德化窑产品，表明德化窑在对外贸易中是数量较大的输出品。 在菲律宾的遗址与墓葬中发现了数以千件较完整或能复原的德化窑瓷器。出土器物中有壶、罐、瓶、盖盒、碗、碟、高足杯，还有一种“军持”等，这些器物的造型与纹饰，均与德化窑基内的出土物的造型、纹饰基本相符。德化瓷器在印尼的西里伯斯和爪哇也出土过不少。在东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地方，也曾发现过大量的德化窑瓷器。 为德化陶瓷文化在世界提供了实物的例证和确凿的年代依据。
在海外瓷器交易中，部分虽以国际交往的礼品形式来体现的，但实质上是属于货物交换。明朝建立两年后，明太祖即派使团先后在九年中访问了占城(在越南南部)、爪哇(今属印尼)、三佛齐(今印尼的巨港)、渤泥(今文莱)等国。1383年(洪武十六年)各以瓷器一万九千件赠与占城及真腊(今柬埔寨)，以表示睦邻友好关系。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宣扬国威，装载大量的瓷器多是福建的产品，他们道经泉州，也带走不少泉州青瓷出国，泉州青瓷中，德化产品最为精美。 每到一处，都宣读明朝皇帝的书信招谕，赠送礼物中必然有大批德化瓷器，这是顺理成章之事，其目的是为了表示建立友好关系，招待各国使臣朝贡，扩大海外贸易，进行货物交换。客观上也加强了与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友好往来。 中国陶瓷(包括著名的德化陶瓷)未传到东南亚及非洲之前，当地人民多以植物的叶子作为食具来装饭、盛菜。自从中国陶瓷输入之后，他们盛饭可以用中国瓦盆，盛水可用瓦器，作羹饮酒可以用钵，陶器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富贵之家则用中国输入的瓷器。有些国家还把中国陶瓷当作馈赠品、装饰品、殉葬品、宴会上的接待品，菲律宾人甚至把家中拥有中国陶瓷器多少作为估量个人财富和声望的主要标准。阿拉伯一些国家，还用中国陶瓷器作为炫耀高雅和富有的装饰材料而装饰在屋子里。
1223年(宋嘉定十六年)，日本天皇派加藤四郎等到德化学习制瓷，回国后就在濑户地方烧制一种乌釉瓷，所以日本称瓷器为濑户物，而且奉加藤四郎为日本“陶祖”。
宋、元时代，伊拉克和波斯(今伊朗)也相继学习中国制瓷技术。宋代埃及人赛尔德仿造宋瓷，还传授了许多徒弟以后大批地制造起来。其造型和花纹都模仿中国式样，这从埃及开罗古城发掘出来的实物可以得到证实。 十一世纪时，中国造瓷技法传到了波斯，经过长期改进，技术逐渐提高。1221年以前的波斯瓷器就有了很多中国的凤凰图案。十六世纪初，中国陶瓷工人来到波斯，直接为他们烧造瓷器。中国的造瓷技术传到波斯以后又传到阿拉伯各国。 在十一、二世纪时，伊拉克的拉加地方的瓷器，还保留着极浓厚的中国风格。不久土耳其也学到了中国造瓷技法，他们的瓷也保持着中国的风格。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十六世纪的瓷器，如花鸟盘之类，也深受中国的影响。
欧洲人仿制中国瓷器的技术是由阿拉伯人传去的。阿拉伯人得到中国造瓷技法以后，于1470年传播到意大利。1627年皮萨工人造出了软瓷青花碗，使意大利人能比较容易地购到向往已久的青花瓷。意大利得到了中国瓷器技法后不久又传到荷兰的德尔夫，德尔夫陶窑学会了制造中国软瓷的方法，引起了德尔夫染色瓷器工场的各种试验仿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使之装饰艺术逐渐有了进步，但各种瓷器色彩，均以中国为模样，画着中国的锦绣花纹，迷人风景，各种神像和一些奇花怪鸟。这种青花装饰艺术一直影响着世界各国瓷器的装饰。 1708年法国开始仿制德化窑白釉瓷和孔雀绿釉瓷，但早期因火候不够，仍属软瓷。1725年尚第里和门尼西两个瓷厂成立，出品质量产量才有所提高。当时在仿造中国青花瓷的风格和式样的同时，也都热中于仿造德化象牙白的欧洲人瓷像及带有拱形柄的梅枝浮雕瓶和果子形的茶壶。可以看出我国陶瓷文化，深为世界人民所珍视。
古印度瓷器“军持”传入后，对中国产生影响。在德化屈斗宫陶瓷窑发掘中，出土了一种水瓶，叫做“军持”、“君持”，梵语叫做“据稚迦”，它的意思是“水瓶”。这种器物最初出于印度，为佛教僧侣随身携带用于饮水或洗手之物，我国晋代僧人法显由印度回国时，曾带有此物。它是先由古印度输入我国，再由我国仿制后外销。宋代开始至元代，大批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客商至泉州贸易，伊斯兰教伴随贸易传入了泉州，其教徒每天用水次数很多，“军持”正是他们旅行中储水器皿，德化仿制的青白花瓷军持正适合他们生活习惯上的需要，因此不断外销，这种“军持”，在东南亚各地都有发现，在我国陶瓷交流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国虽然是世界上发明陶瓷最早的国家，但陶瓷上有些造型和装饰，是源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如葡萄、石榴都是外来传入中国种植，五色的鹦鹉是唐太宗时从占城输入，狮子则来自菲律宾等，这些外来的动植物逐步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因此许多珍稀动植物也就一一成为陶瓷艺术上常用的装饰题材。福建一些地方出土的陶俑有阿拉伯人的形象，印花瓷碟上有十分惹人喜爱的鹦鹉图案。瓷器上常见的莲花、姿态各异的遨游太空的少女“飞天”、“兽面”、“蟠龙”，还有卷草、缠枝、云气以及宝相等都受佛教文化或外来文化的影响。
中国陶瓷工艺技术还不断借鉴外来陶瓷先进的工艺技术。中国金彩装饰工艺始于宋代，但金彩工艺，耗金量大，手续繁，后来德国人居恩发明了抹金水工艺，其优点是耗金量低，使用方便，外观又比金彩更显富丽堂皇。这项工艺经过我国陶瓷工艺家的努力，金色的附着力、描绘、涂刷性能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瓷器装饰中的贴花工艺，原由英国陶瓷工艺家汉科克第一次使用，通过瑞典传播到欧洲大陆，到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行全世界，中国陶瓷工艺家不久也掌握了此项工艺。青花釉下贴花研制成功，为发展中国青花传统装饰工艺闯出了一条新路。德化贴花、印花、堆花、刻花、透雕等生产技法，无不尽有。使各种杯、洗、炉、鼎等富有艺术性和时代特色的产品相继出现。 德化陶瓷艺术家还善于从借鉴外来文化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艺术表现力。
总之，德化陶瓷大量输出，不仅对世界人民的物质生活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世界陶瓷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外交流总是双向的，德化陶瓷文化一方面对世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德化陶瓷文化的民族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又与中国陶瓷艺术家，善于融汇外来文化中的有益营养是分不开的。 福建省德化县制瓷的历史与规模仅次于景德镇。它在国内的名声不够大是因为德化瓷宋元明清通过泉州港多销往海外，换句话说，德化当时属于外向型企业，所以中国人了解德化瓷还不如外国人普及。
德化最著名的瓷莫过于德化白瓷。德化白瓷在欧洲有中国白之称，可见其影响力。这种瓷化程度高、白度大的优质白瓷，曾让欧洲人叹为观止，赋予许多极富诗意的名字，如鹅绒白，象牙白，猪油白，葱心白，几百年前，当欧洲还不知烧瓷工艺时，中国人的白瓷堂而皇之在欧洲宫廷及贵族生活中露脸，博得他们的青睐。
我（马未都）早就想去德化看看，2010年才得机会成行。站在文物保护遗址屈斗宫德化窑址前，参观着长达50多米的龙窑，我缓步登上龙窑上端，想像着当年熊熊窑火，真不知如何表心情。我们聪慧的先人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陶瓷，并让远在大洋彼岸的国度了解了神秘的东方文明。
德化白瓷有极强的可塑性和良好的透光性，化柔软为坚硬，堪称一绝。德化白瓷造像无论宗教人物还是世俗人物都惟妙惟肖地展现了肌肤的细腻，衣褶的飘逸。让柔软可塑的瓷土在烈焰中逐渐坚硬起来，继而让坚硬再表现柔软，无人能出其右。
我在遗址旁边的农舍意外地发现嵌入土墙的瓷片，满墙密布，令人惊异。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其实也都是碎片，掺杂在土中任人重新涂抹，为我所用，关健是你是否能在碎片中找出规律，再去还原真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