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是如何完成从陶到瓷的转变的

在习惯上，人们把福建地区生产的瓷器，都称之为建窑瓷。在建瓷中，最受重视的就是“建黑”和“建白”两种瓷器。前面说过，“建白”指的是明代德化窑的白釉瓷器;而“建黑”，就是指宋元建阳窑烧造的黑釉瓷器。建阳在宋时属建州管辖，故称建窑，或称建阳窑、乌泥窑。这是狭义的“建窑”概念。建阳窑始建于晚唐，至两宋达于顶盛，到元代就逐渐衰落。其实，所谓建窑黑釉瓷，建阳水吉镇一带是它的主要窑场，除此，在宋元时期，同在福建的崇安、松溪、光泽、泰宁、建宁等地也都在烧造。唯宋代时，建阳窑烧造的黑釉茶盏无论数量或质量，均位居第一，著称于世。建窑也因此而跻身于宋代的著名瓷窑之一。建窑除黑釉瓷外，也生产青釉、白釉、褐釉等其他瓷品。此文主要讲一下对宋代建窑黑釉茶盏的辨识要领。

在宋代时，饮用的白茶是通过半发酵的方法制成的膏饼。饮用时先把膏饼碾成粉末，再放入茶盏，沏入初沸的开水，水面即浮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宋人认为，泡沫越多，则茶叶就越好。文人好事，遂以斗茶来比试取乐。于是，斗茶之风骤起，后来从民间又传入皇室，皇室、官员也纷纷以此为乐。在这种情况下黑釉茶盏便应运而生。因白茶入黑盏最便于观色。建窑烧制的黑釉盏一度成为皇室斗茶的专用茶盏。其中的名贵品种如兔毫盏、油滴盏、窑变釉花盏等更是成为进贡皇室的贡品。这些贡品中，部分茶盏的底部刻有“供御”、“进琖(盏)”字样的，便是当年准备进贡的贡品的见证。据已故专家冯先铭先生生前考据认为：宋徽宗赵佶斗茶时使用的茶盏就是建窑的兔毫盏。

黑釉盏，在当时不是只有建窑一家在烧，比它创烧略晚的吉州窑也在烧。一般传统的看法认为在品种上，吉州窑要远比建窑丰富。建窑的主要产品是兔毫、油滴、曜变和鹧鸪斑釉花盏等几种，而吉州窑除了这几种以外，尚有玳瑁斑、木叶纹、玳皮釉、虎皮釉、彩绘纹、洒彩纹、剪纸贴花等多种。但是，据当地资深研究专家近期研究发现，建窑发展到南宋，已拥有两大系列的产品。一是自然窑变类。产品包括兔毫、油滴、曜变、柿色、乌金盏等多种;二是人工装饰类。从装饰材料看，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卖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等），详情可询：一八七，一五零八，七三一 一。杜经理有氧化铁装饰、乳白釉装饰、草木灰装饰、描金银装饰等四种;从装饰方法看，有点装饰、线装饰、图案装饰、文字装饰等四种。因此，说吉州窑品种要远比建窑多的说法，看来需要深入研究。那么，如何区别吉州窑和建窑瓷，我以为，主要还是要看它的胎色和胎质。建窑用的是乌泥胎，胎色黑灰或紫黑，胎质较紧密厚实，沉着无光;而吉州窑胎质较疏松，界于瓷陶之间。胎色主要是米黄和土红两种。

建窑的胎体都是厚重坚致。其底为浅玉环圈足，修胎草率有力，刀法自然，可见旋坯纹。建窑器物以碗盏居多。其造型口大足小，状如漏斗。有敞口和合口两种口形，以敞口为多。建窑施釉器体内外均施，以浸釉法为主，外部施釉不到底，下面露胎。这是为防止施釉过满，釉水垂流，造成粘连而产生废品。因釉厚垂挂，在黑釉盏的外面下方，常可看到因釉水流动而凝聚成的滴珠状的釉块。

下面主要以兔毫盏为例，说一下辨识宋代建窑黑釉茶盏的一些要领。

兔毫盏是建窑当时烧造的一个主要品类。真品典型的兔毫盏为翻边束口，底足无釉的。胎为乌泥色。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之尖。兔毫分黄、白、褐、蓝等几种窑变色，分别称为金毫、银毫、蓝毫等。也有叫玉毫、异毫、兔毛斑、兔褐金斑等名称的。

要鉴识真伪，先看造型。真品造型敦厚古朴，大小适宜，线条自然流畅，修胎随意大方。端在手上，散发出一种古意盎然的气息。仿品上手，感觉比宋盏要略大些。外观过于规整，胎釉比真品要显单薄，制作过于灵巧。总之，古韵嫌不足。多看真品，不难感受。

再观其胎体。真品上手较沉，有压手感。乌泥胎胎质坚致，修胎随意有力，虽粗糙却自然。圈足虽是玉环式，但较浅而近于平底。由于宋代施釉常用浸釉之法，工匠须手捏圈足，盏口朝下，浸入釉浆。这样，在圈足边缘的胎面上，有时会留下工匠以手抓捏的手指痕，这也是真品的一个特征。另，圈足内沿可常见少许浅的垫饼残迹，因高温烧造而粘附于上，不易脱落。这一点，也是真品的特征之一。胎底于放大镜下可见呈肥腻状，这是时间造成状态，所以无法做出。仿品在放大镜下是做不出肥腻的玉质感来的。常见的仿品胎土的加工过细，修胎过于整齐。胎壁稍嫌薄。圈足弧度过圆，底足常挖得稍深。由于配比掌握不好，胎色不够深，不似宋代真品的粗、紫、黑、坚，有一种沉重感。

很主要的一点是观其釉面。真品的黑釉盏，由于运用浸釉法施釉，盏放正之后，釉水会从上到下呈自然流淌状。高温烧造后，口沿釉水较薄，多呈黄褐色。从上到下釉水渐次变厚。兔毫流淌下垂，呈现出一种浓淡深浅，上浓下淡，曲弯而不规则的状态。纹理流畅而均匀。阳光下黑色釉面闪烁出金红色的光点，兔毫发出金、银藏品想送拍至国内一线拍卖行（北京保利，北京翰海，睿嘉四季等），详情可询：一八七，一五零八，七三一 一。杜经理，或蓝色的光芒。釉色肥厚，有玉质感。仿品因胎釉提炼不够，杂质偏多，因此，釉较难烧出应有的光芒和色彩。仿品黑釉窑变的效果勉强，兔毫的感觉不强。釉面显干燥，放大镜下感受不到肥腻的玉质感。窑变的兔毫条应是向下快速流动的痕迹。但仿品因胎釉配比和窑温控制不当，铁质过多(真品胎中铁质含量在9%以上，烧造窑温在1300度以上)，导致流淌受阻现象。真品垂流痕迹有如烛泪，厚而没有规则，参差不齐。仿品过于薄，过于整齐，不自然。

宋代黑釉盏一般都是出土器。经过千年土中腐蚀，釉面用手摸起来应有一种扎手感，放大镜下可见坑坑洼洼的麻子状和条状的侵蚀痕迹，严重的可见露胎之处。另，褐色兔毫比黑釉更易受浸，因此，用手摸之，可有凹凸不平之感。放大镜下可见兔毫凹陷于黑釉之下，这就是时间的烙印。仿品常釉面平滑、光亮，黑釉和兔毫在同一平面之上。也有用强酸腐蚀处理，使整个釉面受损，变得木死无光，没有温润之感。也有用金刚砂或砂纸打磨口沿做旧，仔细观察，可以识破其做假伎俩。

同样，鹧鸪斑油滴盏也可大致运用上述方法来鉴定。真品的油滴盏器身布满斑点。呈金色、银色、蓝色、黄褐色等，大小不一，排列有序，整齐而又富于变化。在盏的束口处放大镜下可见呈色干燥，有自然开片。釉面上的油滴处，在放大镜下可见玻璃质结晶状，也有开片。但黑釉底色上则没有开片，这也是建窑黑釉的一个特征。底足露胎，虽粗糙，却有肥腻感。仿品釉水垂淌常显无力，有火爆气，或经做旧后，木死无光。放大镜下常见不到开片，底足也没有肥腻感。油滴的色彩变化不多。而真品的色彩变化丰富多彩。这种窑变现象的不充分，说明仿制者还没有真正掌握古人的窑变技术。油滴盏仿制较难，因此，市场出现仿品，鉴定较之兔毫盏要容易一些。仔细辨别，不难分出真假来。

煌煌荆楚吟·赣东之旅·景德镇·千年瓷都风采繁茂

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在碧波荡漾的昌江河畔，山明水秀，景色绮丽。

瓷器是中国的发明，中国是“瓷器之国”，中国瓷器一向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景德镇瓷器“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更为名贵。千年瓷都景德镇是瓷器生产的重镇，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镇名由来

景德镇古为“番”地，属《禹贡》九州之扬州。春秋属吴楚，秦属九江郡之番县，汉名鄱阳，东晋设新平镇，唐天宝三年改浮梁县。因坐落在昌江之南又叫昌南镇，此镇历史悠久，曾经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与湖北汉口、广东佛山、河南朱仙镇齐名。

景德镇附近瓷土资源极其丰富，为瓷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基地。景德镇在汉代已有瓷器生产，东晋时，地方官赵慨得知新平镇“水土宜陶”，即弃官前来。当时陶窑出了故障，人们正忙着祭神，以为是“窑神不佑”，窑师急得要投河。赵慨研究土窑结构，发现是通风不良所致，于是拔剑通风，很快烧出纯青陶器。他就在此落户，由制造陶器发展到瓷器生产。人们把他尊为“佑陶神”，长祭不衰。到唐代，这里生产的瓷器精美，已畅销全国，远销国外。据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和《浮梁县志》记载：唐初老艺人陶玉，曾将他烧制的瓷器运到关中，进贡高祖李渊。他制的瓷器洁白如玉，晶莹温润，当时人称“假玉器”。

宋代景德镇窑场密布，集中了众多的能工巧匠，瓷业生产极为兴旺。著名产品影青瓷器胎质细腻，滋润清雅，造型优美，纹饰繁富，以瓷质精良而冠绝群窑。这时生产影青瓷的窑场多，产量高，其影响超出了长江流域，到达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景德元年(1004)，因宋真宗特别赏识这里的瓷器，于是朝廷在这里置镇，遣官监造瓷器充贡品，命瓷工在瓷器上都打上“景德年制”字样。人们特别喜爱这些“景德瓷”，渐渐地就把这里叫做景德镇了。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的“陶祖”加藤四郎曾在景德镇湖田窑学艺六年，回国后在濑户建窑烧瓷，为日本瓷器之祖。1867年濑户人民为他树立了“陶祖碑”。所以日本人民都把景德镇看成是日本瓷器的发源地。

天下窑器所聚

元代时在景德镇设置了全国唯一的管理制瓷的机构——浮梁瓷局，改监镇官为提领，驻镇征税，兼管奉命造瓷。当时官家有专烧御器的枢府窑，民窑也大量增加。明代为供御用，设大御窑厂，置官督造。

明代景德镇瓷器发生了巨大变化。先前以生产素瓷为主，明代开始，青花瓷大为发展，创造了完整的釉上五彩工艺。如铜红釉——霁红(又称鲜红、祭红、醉红)，比宝石还要美丽。成化弘治年间，艺人陈守贵所造“五彩串枝莲碗”，色彩明丽。程存功造青花白瓷缠枝番莲兽耳瓶，在口缘外边左侧有题字曰：“江西饶州府浮梁县里仁都程家巷信士弟子程彪，喜舍香炉花瓶三件共一付，送到北京顺天府，关王庙永远供养，专保合家清吉，卖买亨通。弘治九年(1496)五月初十吉日，信士弟子程存功造。”五百年前的明代已将瓷器作为艺术品精心制作，艺人题款留名，更加强了自觉的艺术创造意识。明代景德镇陶瓷生产蒸蒸日上，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

清代是景德镇瓷器业的鼎盛时期。在历代名瓷的基础之上，又新创了“古彩”、“粉彩”、“青花玲珑”和“天青”、“郎窑红”、“美人醉”等名贵彩釉，一些画家也参加了瓷器绘画。如山水画家吴麐麐曾为吴窑作画。安徽人程门，光绪中在景德镇作瓷画，工于山水、花卉，其作品极勾勒渲染之妙，为人珍藏。近代有雕瓷名家王炳荣善雕山水、人物，喜仿竹、木、象牙和漆器雕刻，精雕细刻，极其神似。景德镇瓷器出口到四十多个国家。造瓷技艺也传入朝鲜、日本等国。1986年荷兰探险家赫胥在南中国海发现一艘沉船，从中打捞出数万件乾隆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在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世界各地古玩商和收藏家纷纷前往。此批瓷器虽在海水中泡了二百多年，却仍光亮如新，被誉为人间奇迹。所以数万件清代准备运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很快便被一抢而空。虽价格高昂，一件青花茶壶即卖一万二千美元，且很难“抢”到。

水上水下陶瓷馆

今日景德镇，瓷器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除瓷厂外，还建成了陶土地质勘探、开采，陶瓷机械、化工和陶瓷科研、教育的完整体系。古代陶瓷遗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主要有黄泥头、白虎湾、柳家湾、南市街、高岭山和湖田等古瓷窑、矿洞遗址和遗迹堆集处。于此可见瓷器发展的历史。

景德镇市郊有许多古瓷窑遗址，延绵数十里，有的堆积高达十几米甚至数十米，唐、五代、宋、元、明、清诸代遗留的瓷片、窑具，堆积山野，遍地都是。这些瓷片虽历经千年风吹日晒，却依然晶莹如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向江中倾倒窑渣和废瓷，给昌江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瓷底。乘小舟沿昌江顺流而下，在水底可见许许多多青花瓷片，闪闪发光，上面的人物、花鸟清晰可见。昌江成了一座水下陶瓷博物院，真是世界奇观。

景德镇市的名胜古迹，除系统完整的古瓷遗址外，还有旧城的唐代六角七层红塔，及苏东坡、黄庭坚与佛印赋诗的莲花塘(佛印湖)。市中心的“珠山”，相传是秦时番君吴芮立马之处，原叫“立马山”。山南有规模宏大的御窑厂。此山地形似五龙戏珠，唐代改称珠山。山顶原有龙珠阁，是宫廷督瓷钦差“陶督使”的行辕所在，已经重建。市区昌江河畔的旸府山、旸府市，岳飞曾在此驻军，题对联曰：“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暇月在天。”景德镇周围风景优美，古人有诗云：“青绕烟岗绿绕川，新平堪谱画图传。倚山屋角皆栽竹，临水村边总系舟。”

1981年文物普查中，在景德镇城乡如三闾庙等地，发现了一百多所明清古旧世俗建筑，有闾门、祠堂、村镇、街道、住宅、古阁、古亭、古牌坊等，在国内是罕见的。市内的“景德镇陶瓷馆”，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规模宏大。1979年在昌河西岸四公里的蟠龙岗，又新建了一座露天的“陶瓷历史博览区”，有明清建筑群和宋元古瓷作坊，再现了古瓷生产的工艺过程，使瓷都更显光彩。

遗址处处

自汉代到清代经久不衰的陶瓷生产，为景德镇留下了许多古代窑址和大面积的古瓷片、古窑具堆积层。这些珍贵的陶瓷文化遗存犹如一部活档案，记录了我国古代陶瓷生产发展史。

湖田古瓷窑遗址。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是最大的一处古瓷窑遗址。在东郊三公里处，占地40万平方米，从五代至明万历年间，延续了七百多年。以此为中心，东有杨梅亭古瓷窑，西南有银坑坞古瓷窑遗址，形成了一个古窑区。五代遗物多堆集在村东，宋之遗物在村南。烧窑工具和瓷片堆集以刘家坞和琵琶山为最丰富，中心处厚达数十米，保存较好。五代白釉瓷器特精，宋代则以影青刻和印花瓷器为主，元代的黑、枢府瓷器为多，且已有青花瓷生产。在古窑址南侧，新建“湖田古瓷窑博物馆”，有展览大厅数百平米，展示了历代陶瓷遗物和有关文献。

湘湖街古瓷窑遗址。在市东12公里处，现存五代至宋瓷窑遗址及器物，可能比湖田窑还早。此地经济发达，宋代曾被称为湘湖市。以此为中心，与塘下、白虎湾、黄泥头古瓷窑址，形成一个古窑区。

白虎湾古窑区。离湘湖五里路，于公路北侧，窑址甚大，相传有五代、宋代瓷窑三十二座。村后红土山渠道附近为五代至宋初堆积物，村西为北宋遗物，村南则多南宋遗物。此地窑多质高，盛极一时，堆积物丰富，保存完好，是国内外陶瓷专家考察的重点地带。

塘下古瓷窑遗址。在市东9公里处，古代为塘下市，有古窑遗址九处，保存较好的有钟家坪“天灯下”遗址，下彭家“上窑墩”遗址和余家“玉床窟”遗址。据说宋代有个皇帝下令在此烧瓷建玉床，结果未烧成。此地为宋代早朝古窑，产品多碗类民间用瓷，但也有宋中期青白刻花瓷、划花瓷等。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泥头古瓷窑遗址。在市东75公里处，堆积物高达十数米，分东西两处。西堆以五代遗物为主，有灰胎、青釉器、碗盏以钉重合迭烧，壶为瓜梭式。东堆多北宋遗物，取一器一匣的仰烧法。遗物丰富集中，是景德镇早期最有代表性的古窑址。

瑶里古瓷窑遗址。位于市东55公里。元明两代窑业兴旺，堆积点达三十多处，占地26万平米，可分绕南、瑶里、长明、南泊等四区。此处瓷器造型单纯，只碗、盘、高足杯等，多绘青花云气纹、缠枝莲纹和桃点纹。

南市街古瓷窑遗址。距市区23公里，连结柳家湾、月山下等地为一古窑区。遗物上自五代，下至元初。堆积层丰富，分四片，占地数万平方米。产品精巧细滑，多刻划花纹或印泥，有青白瓷、影青瓷、青花瓷等，胎薄釉亮，白里透绿，雕刻精细，质量很高。装烧形式有支钉迭烧、匣钵仰烧和支圈复烧等多种。此遗址仅次于湖田。

高岭古矿址。在市东北50公里处，原名玉岭，是著名的高岭土的故乡。岭高300米，长3200米，宽约2200米。高岭土加瓷石配制瓷胎原料，可大大提高瓷胎的耐久度，使它不易变形，质量有极大提高。这种“二元配方”自元代应用以来，给陶瓷生产带来了一个大的变革。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陶埏》中介绍的“糯米土”的高梁山，即指高岭山。1712年法国神甫昂特雷柯尔向国外介绍过这里的瓷用原料，使高岭闻名于世。世人将制瓷粘土皆命名为“高岭土”，即因这里是景德镇瓷器的原料产地。

古矿遗址分布在高岭山、水口亭和东埠街三处：高岭山不但有大量土矿洞和淘洗坑，还有许多尾砂堆积物。水口亭上有“云岭王峰”四字，亭内有明万历、清雍正年间的石碑数方。东埠街有高岭土水运码头和清代碑碣，村内清代市街尚保存完好。现已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江西古瓷窑遗址除景德镇的之外，还有临川县白浒渡的“白浒窑”、吉安市永和镇的吉州窑、赣州市东七里镇的赣南唐窑、丰城曲江的罗湖窑、鹰潭市大塘村的角山商代窑等。另外，在清江县三前境内的吴城商代遗址和大姑山的筑卫城遗址及新干县刘堎“牛头城”遗址中，也都发现有原始瓷器。这一切表明，江西的瓷器生产源远流长。

今天要介绍的是瓷甲，出自我国一位民间艺术家冀宏龙，用一百多万，全国各地收集十三余年。总计10多万瓷片，制作官名合作盔甲，包括宋代建窑油滴宋代邢窑白瓷，黑定窑，白定窑，酱定窑，磁州窑，钧窑，官窑，汝窑，龙泉窑，柴窑，等
从小热爱艺术古董，幼年学素描再转行粉彩，后转行雕塑制作，可上天却偏偏不宠爱这个人，艺术生涯为止仅卖出三幅作品，只有曲曲数百块钱，庆幸的是家庭给了不少支持，渐渐地家庭也并不支持 ，开始变得冷谈，他便开始从商，并在不间断的创作。在此之前间他不断的收集瓷片，全国各地购买找专家鉴定瓷片，所有的收入家庭支持，拆迁钱都用来购买了瓷片，在我们看了他更像是一个疯子，一个一无所有，只有艺术和瓷片的疯子。
他设计的全身瓷恺甲，通过十万多瓷片中挑选几千适合并且有价值的瓷片，通过深厚的艺术功底设计图纸，之后通过多重的修改，知道他设计满意为止。再从几千瓷片历挑选瓷片，根据图纸造型，微调整不断改变，然后用不容易污染损坏瓷片的胶枪塑型，在之后进行切割钻孔，先用铜线再用银线，等等。时两年，共用600多片，数千孔，手工钻孔，为什么在机器的时代要用手工磨头钻孔呢？
冀宏龙称，钧窑汝窑釉面厚脆，高速转动的钻头容易导致釉面碎裂，艺术家表示曾经几十块瓷片因为这个原因碎裂，有需要从新手工切割打磨十分辛苦，每天灰头土脸，满头灰尘却热爱如此，可能这就是我们不懂得思想吧。
其头盔设计寓意:
官窑与民窑的结合代表着官名和谐团结，才能构成整体。
头盔前方一个汝窑两个钧窑三个定窑和四个定窑横瓷片代表脚踏实地，放弃幻想，莫急于求成，急功近利
顶部的天蓝釉钧窑风格设计代表权力的宝座必须有所放弃，时刻保持原话却不完整，围绕其周围的原型圆瓷片代表权力之前所有人都会去圆滑没有棱角的去附和献媚巴结，可一旦你的倒下便会做人鸟散，这可能是他多年来最大的感想吧，天蓝釉宝座人前气派，脚下万人支持背后，却时刻可能倾覆。
面部的棱角代表人生不是一帆风顺，从不平摊，即使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也要走到底。
官窑民窑的集合，代表人必须在这社会有所为止，可能并不合适，却要磨平棱角去适应，不适应便会被淘汰，正如他大学时代生活而言。
还有众多的寓意，每块瓷片都表达了他的心血，这位艺术家是世界第一次用钧窑柴窑等瓷片做艺术品的人，他想让世界知道中国不仅有青花瓷，更有钧窑汝窑定窑柴窑越窑等这些令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瓷种。
他的艺术终有一天会走向世界，中国古老瓷器终将走向世界。让我们为他加油。这是头条推荐里面看见的喜欢他才收藏的。没有照片，不过我希望他成功，采纳我哈

经陶瓷工作者的认真研究和对出土实物进行的科学测定证明，在我国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我们的祖先就用瓷土为原料，烧制出胎质灰白、器表无釉、火候较低的器皿，即所谓的灰陶。约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夏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艺水平的提高，人们又在瓷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长石、石英石等成份，烧制出了一种胎质呈白色、质地比较坚硬的器皿，就其烧结性能和坚硬程度而言，已不同于陶器，而接近原始青瓷。由于器表无釉，所以称之为“原始素烧瓷”。
在商周时代，又能普遍地制造一种青釉器物。这种青釉器，胎色灰白，结构坚密，火候高，硬度大，叩起来能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特别是器表施有一层青色或黄绿色的玻璃质高温釉，看起来它与一般陶器很不相同，而与瓷器颇多一致处。经化学分析，其胎质、釉料、烧成温度、吸水性能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数据都说明它已具备瓷器的标准条件，是瓷而不是陶。因此，这种青釉器就是我国最早的青瓷。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技术水平较低，原料的处理和坯泥的练制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淘洗、捏练、陈腐等工艺过程；而且胎料的可塑性较小，造型比较单调；同时胞料中的杂质尚多，胎体颇多裂纹，釉色也不稳定等等，与后期成熟的瓷器比较，便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所以称之为原始青瓷。
从战国到西汉，是从原始青瓷到成熟青瓷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青瓷，在烧结性能和器表施釉等各个方面，都比原始青瓷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与成熟的青瓷相比，仍有一定的差别。
经过原始青瓷和早期青瓷的漫长道路，到一千八百年前的东汉时期出现了青瓷器。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地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的中州路、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家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而尤以江西、浙江发现的更多。其中有东汉延熹七年（164年）纪年墓中所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熹平四年（175年）墓内出土的青瓷耳杯、五联罐、水井、熏炉和鬼灶，熹平五年（176年）墓中发现的青瓷罐，还有与朱书“初平元年”（190年）陶罐同墓出土的麻布纹四系青瓷罐。这些有确凿年代可考的青瓷器的发现，使我们确信，我国瓷器的发明不会迟于汉末，把它定为东汉晚期，不仅有大量的考古资料作为依据，也是比较确切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江南瓷业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东起东南沿海的江、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四川都相继设立瓷窑，分别烧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瓷器。其中以越窑发展最快，窑场分布最广，瓷器质量最高。
从西晋八王之乱到十六国混战的一百多年间，北方一带兵连祸结，经济凋敝，手工业极端衰落。因此，这一段时间，制瓷工艺一直独让南方专美。 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中国北部， 450～451年侵宋失败，从此确立了南北分立的局面。458年北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扶助依附农民立户分田，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使得农业得以恢复发展，从而也使手工业的复兴有了可能。
从河北、河南出土的青瓷来看，河北、河南一带，很有可能成为北朝青瓷的中心产区。白瓷最早出现于北朝的北齐。早期的白瓷，胎料细白，显然经过淘练，但未上护胎釉；釉色乳白，釉层薄而滋润；釉厚处呈青色，而且器表普遍泛青。白瓷的出现，为制瓷业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有了白瓷，才有影青、青花、釉里红，才有斗彩、五彩、粉彩……等等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彩瓷。所以白瓷的发明，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产地源于南方，东晋之后，北方开始了黑瓷的烧造。河北平山县北齐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标志着北齐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赞皇县东魏李希宗墓里，曾发现了一块黑釉瓷片，器型虽无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坚硬细薄，制作也规整。这块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东魏时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现，标志着北方制瓷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从而为唐宋北方名窑的普遍出现，奠定了基础。
隋以北朝为基础统一全国，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带有较浓重的北朝色彩。随着南北的政治统一，也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合流和交融，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代烧造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发现的有河北临城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都烧白瓷。其中邢窑白瓷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瓷业的特点。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瓷业与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虽是事实。但实际上，北方诸窑也兼烧青瓷、黄瓷、黑瓷、花瓷，也有专烧黑瓷与花瓷的瓷窑。北方诸窑中，很多瓷窑烧瓷的历史较短，没有陈规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种尝试和探索。釉色不厌弃青、白、黄、黑、绿、花，制胎可以两色重叠拉坯，形成纹理，不薄雅素，更喜富丽。这代表了一种新的自信和进取的时代风格。在南方的唐墓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白瓷，只是没有发现白瓷窑址，但这是一个白瓷向倾向于保守的青瓷进行冲击的迹象。
五代时期，白瓷的生产仍以北方地区为主。唐代的窑址，大多仍在继续烧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曲阳窑、鹤壁窑、耀州窑系的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曲阳涧磁村窑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盘、灯、碟、盒、罐、瓶、枕各种用具。每一器类的式样繁多，如碗的式样竟达八种，可见当时生产的发达。但也正因为在全国分裂、割据的形势下，各地瓷窑之间借鉴、仿制以至市场竞争不太可能，这种进步与发展又是有限度的，瓷业的新发展与繁荣还有待于北宋统一全国。
宋代是我国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瓷系与窑系的形成，是我国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学习，不断创新的结果；也是制瓷工艺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习俗的影响而产生的。瓷器在东汉早期浙江出现后，很快地在长江下游一带传播开来，井逐渐波及长江中游、上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一带。约在6世纪初叶的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自己的烧造瓷器。从此我国的制瓷业便形成了南北两大瓷系。
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造型比较秀气，胎色瓦灰，胎质颗粒较细，有的略呈红色或**；气孔细，孔隙度小，胎中黑点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学组成是：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钛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都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则较北方为高。
三、釉层青绿发翠，有的略带暗**，有羊木光。
四、瓷器烧成的温度较低，一般为1200℃左右，甚而还达不到这个温度就出现过烧现象。
北方瓷系产品的特点是：
一、器物造型新颖，粗犷雄伟；胎体比较厚重，胎色浅灰，颗粒结构粗糙，胎内有黑点和气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学组成接近于质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铝含量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达32％；二氧化钛含量超过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颜色灰中泛黄。
四、瓷器烧成温度较高。如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烧造温度下还是生烧。
景德镇青白瓷窑系属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称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有白，白中显青，因此称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来石结晶的发达，都达到了现代硬瓷的标准，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烧造水平。特别是采用覆烧方法之后，产量倍增，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极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个著名的青白瓷窑系。
景德镇烧青白瓷的窑址已发现有湖田、湘湖、胜梅亭、南市街、黄泥头、柳家湾等；江西南丰白舍窑、安徽繁昌柯家冲窑、福建闽清窑及湖北武昌金口窑等都烧造青白瓷。属于这个窑系的还有江西吉安吉州窑、广东湖安窑、福建德化窑、泉州碗窑乡窑、同安窑、南安窑等。
以上的瓷窑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与发展趋势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历史条件下瓷业市场竞争的结果。它们在历史渊源上和某些工艺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们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们的进步与发展不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还使得一代名窑如邢窑与越窑从此都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
宋代制瓷工艺在我国陶瓷史上的最大贡献是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灿如晚霞，变化如行云流水的窑变色釉；汝窑汁水莹润如堆脂的质感；景德镇青白瓷的色质如玉；龙泉青瓷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极致。还有哥窑满布断纹，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无可为力，但宋人烧出了油滴、兔毫、鹧鸠斑、玳瑁那样的结晶釉和乳浊釉。磁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则又是另一种境界，釉下黑花器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青釉釉下彩的传统，直接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现提供了榜样。定瓷图案工整严谨的印花，耀瓷犀利潇洒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窑白瓷与越窑千绿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见、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仪态和风范。
辽朝是10世纪初我国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权。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晋末始称契丹。南北朝以来，契丹在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游牧，与中原的关系逐渐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为我国北方民族中最强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辽朝，遂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随着契丹人由畜牧、渔猎生产为主转向以农业、畜牧业生产为主，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手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手工业中，制瓷业则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辽代的瓷窑，已知者共七处，其分布情况是：上京地区有林东辽上京窑，林东南山窑，林东白音戈勒窑；中京地区有赤峰缸瓦窑；东京地区有辽阳冮（gang刚）官屯窑；南京地区有北京龙泉务窑；西京地区大同市西郊青瓷窑村也发现了窑址，所烧器物为黑釉鸡腿坛等。由此看来，契丹人在其未立国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渔猪为业，瓷业是没有根基的。辽的瓷业成就主要是华北地区汉族烧瓷工人的贡献。辽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壶（因形如鸡冠，又称鸡冠壶）、鸡腿瓶的造型而闻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爱。辽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异，烧瓷品系与工艺也大体与华北白瓷系统诸民窑相同。
金朝是我国女真族于12世纪初，在东北、华北地区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金代陶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文献有关金代陶瓷的记载很少，实物资料又所见不多，所以对金代的陶瓷，过去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没有金瓷之说。人们即使见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视为宋元之物。
从1127年的“靖康之变”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迁都，在这近三十年间，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夺人口、财富、土地作为主要目标。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发展的陶瓷手工业，但长期的战争，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坏。后二十多年间，金代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和窑工的南逃，基本上处于荒废的状态，到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五载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间，据《金史·世宗纪》载：“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称‘小尧舜。’”金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会刺激陶瓷业生产。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窑系白釉黑花乌纹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许多定窑瓷器。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则相反，南宋立国水乡、海隅，交通发达。南宋朝廷为了充实财力又以发展海外贸易为国策，瓷业得到发展。
陶瓷为我国独有的商品，海外有广大市场。我国瓷器的外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对外国使者、元首的赏赐和馈赠输出的，二是通过贸易形式由陆路、海路运出的；三是由外商来我国收购、订购、订造等直接经营方式而销往国外的。
隋唐开始，我国的瓷器就已输出国外。当时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的瓷器，便已随着交通和贸易的发展，运往亚洲、非洲各个区域。东达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亚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兰卡，西至西亚、西北亚的伊朗、伊拉克，远抵非洲的苏丹和埃及，在这个广大的地区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迹。
唐代瓷器的输出路线，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这条“丝绸之路”外，还通过交州、广州、泉州、扬州四大港口由海路运往国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输出，主要是作为礼品赏赐来使和馈赠外国王室的。通过贸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别是五代时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当时蒙古族落后的生产方式，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度带来了逆转。但元初就提倡农业，诏修《农桑辑要》，主张推广种棉。育蚕缫丝也相当发达。农业原料的大量生产，必然会产生一批独立于原料生产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对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较重视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袭，这在客观上对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对峙的分裂局面，国内市场的统一，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这就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元政(蟹)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可见其外销之广。据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载，我国瓷器外销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诸岛、马来亚半岛、巴基斯但、菲律宾群岛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明朝建立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对工商业采取了降低商业税率等政策。改变了元代对手工业工人采取的工奴制度。明洪武时规定“凡工匠二等：曰‘轮班’，三岁一役，役不过三月，皆复其家；曰‘住坐’，月役一旬”（王鸿绪《明史稿》第五十四卷）。“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明史》第七十八卷）。这种“轮班”和“住坐”的封建性超经济的剥削制度，对于明朝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但和元代的工奴制相比，则轮班匠三四年中除了为官工业服役三个月外，可自由经营手工业，而住坐匠户若能每月交纳六钱罚班银后，也能从事自己的业务，这对于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朝初年，社会相对安定，洪武、永乐年间，除了原有的城市继续有所发展外，南北各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商业中心。明成祖朱棣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以后，疏浚会通河，修整自济宁至临清的一段运河，畅通潜运，使运河沿线的一些城市也繁荣起来。城市的繁荣，增加了对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到16世纪，明代的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重要手工业，如纺织、冶铁、采煤、印刷和瓷器制造业，都有一部分进入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时期。明代的瓷器生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清代前期和中期，从整个社会来说，是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时期，清初，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土地实行了再分配。清政(蟹)府为了有利于它的长期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兴修水利、临时性地蠲免一些赋税和对于部分手工业工人废除“匠籍”的束缚等等。在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艰辛劳动下，清代前期的瓷业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从小就努力学习汉文化，而且对西洋的科学、技术、医学和艺术都有爱好。当时用西洋进口的珐琅彩料绘制的瓷胎画珐琅器，对粉彩瓷器的创造有直接影响。雍正在位十三年，他也十分爱好瓷器，而且直接干预瓷器的生产，决定瓷器的造型和装饰。乾隆对各类艺术的爱好，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的君主地位，使他能独占全国最佳的能工巧匠，以及他们所制造的艺术珍品。这些因素对于瓷器生产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代前期，我国瓷器的外销，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清朝历代帝王虽然还对各国入觐的使节馈赠瓷器，但数量很少。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之后，便允许江南、浙江、福建、广东一带沿海地区，用五百石以上船只出洋贸易；随之而来的，便是瓷器的大规模外销。当时美洲、非洲和澳州各国都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瓷器；而东南亚、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以及马来亚等地，更是中国瓷器的外销重要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畅销。
由于欧洲对中国瓷器的需求日益增长，经过清廷的允许，18世纪初叶，英国、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都先后于广州设立了贸易机构。有些国家的船舶获得了直接到广州的通航许可，将中国瓷器直接运输到欧洲。有的还与清廷官商签订瓷器贸易协定。所有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瓷器的外销。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繁荣时期。中国瓷器的生产，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峰，进入了制瓷业的黄金时代。凡是明代的已有的工艺和品种，这时大多有所提高或创新。例如康熙青花的色彩鲜艳纯净，别具风格；康熙五彩因发明釉上蓝彩和黑彩，比明代的彩色更丰富，而且由于烧成温度较高，比明代更透彻明亮；斗彩的品种增多；单色釉中雍正青釉的烧制达到了历史上最成熟阶段；黄、蓝、绿、矾红等色釉也有很大的提高；明代中期一度衰落的铜红釉和釉里红，在康熙和雍正时期都已恢复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同时还创制了许多新的彩釉和品种，例如粉彩、珐琅彩、釉下三彩、墨彩、乌金釉、天蓝釉、珊瑚红、松绿釉以及采用黄金为着色剂的胭脂红等。乾隆时期发展了很多特种制瓷工艺，当时仿古、仿其它工艺和仿外国瓷的制品都极为精致。康熙五彩、雍正粉彩和珐琅彩的突出成就，是和当时白瓷胎、釉的高度精细分不开的。当时白瓷胎中的高岭土的用量比明代更高，而釉中的CaO的含量则进一步降低，原料的选择和加工比以前更加讲究，烧成温度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要求。此外在窑具和窑炉的改革、烧成和气氛的控制技术等方面也在明代的基础上益加精进。从技术角度看来，我国传统的制瓷工艺在清代达到了它的成熟期。清代高级白瓷的质量，无论在外观上或是在物理——机械性能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古老瓷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