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鉴定瓷器
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它是我国历代文化的结晶。喜爱古陶瓷艺术品的人不少,但是懂得鉴定的人却为数不多。中国历代名窑精品层出不穷,且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还有很多仿制的作品。例如宋代的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在当时就有其它地方窑仿造,虽有精粗之分,但也能风行于世。至于元、明、清,仿制古瓷之风更是有增无减。可以说千百年来所制仿古瓷器几乎是到处可见。偶不经心就易出错。要鉴定一件陶瓷古董的真假,首先要对中国几千年各地陶瓷的生产有所了解,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鉴定古瓷器主要从款识、造型、纹饰和胎釉特征方面下手,下面分别叙述之。根据款识来确定瓷器的新旧和真伪,是鉴别工作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和特征。如明代款识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宜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我们在识别真伪古瓷时,首先应注意款识,注意款识的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等的特征。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仿制者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的地方。而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不容易生动自然。这种破绽,为鉴定瓷器提供了线索。但仅注意这一点是远不够的,元代以前的古瓷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款”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明清两代虽有款识,但晚清所仿字体非常逼真,很难识别,必须详细比较其字体和位置,才不致于发生错误。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园器里部的中心。而仿品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书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宣德年间的款有所谓“宣德年款遍器身”的说法,普遍多在底足中心或园器里心和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诸如此类,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大致说来,有如下几点:明代字体多用楷书款,但永乐、宣德、弘治年间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乾隆时期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趋势。其次是款色有别。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观察,可见其颜色多是深厚下沉。而道光以后的仿品有色多是散涣、浅浅上浮。宣德款式色样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多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却是后世很难仿制的特征。自明代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很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和刻、雕、印方法上也随之有很多增加,只有认真加以区别,并结合用料和技术的不同,才可能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水)。在用字和字体结构方面也有一定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年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制”,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而成“德”字,后世仿世品往往忽视这一点。成化官窑款的“成”字最后一点,有的点在横线右上方,有的点与横线相平等,有的点在横线右下方,故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说法。万历的“万”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结构和款色等各方面,还应当知道同一时期的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还必须结合共它方法来辨别真伪。根据造型来鉴定瓷器,也是鉴定工作中一种比较可靠的方法。观察器形首先要对历代造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陶瓷器的形状,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审美标准以及技术条件有密切关系,能较好地体现各时代的特色,随同时代的演近而渐趋繁复,而古代的形状是比过简朴的。以元、明、清三代造型而论,元代造型大多较为钝重稚拙,无论青、白瓷器都比宋、明瓷器显得突出。尤其是日常应用的坛、罐、瓶、壶及盘碗等一般器物,器形相当大。例如传世的元青花与釉里红大碗有的口径达42cm,青花和釉里红的口径也在45~58 cm左右。由于胎体厚,烧制不易,难免有翘棱,夹扁、凹心、凸底等缺陷,因而很多文献都有元瓷粗率之说。明清瓷器明代永乐时一般盘、碗的底心也多是外凸内凹,圈足较元代放大,显得特别平稳。胎土陶炼精细,造型轻重适宜,如青花缠枝莲纹“压手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造型更加繁多,无论盘、碗、杯、壶、罐、瓶等制作都非常精致,而且能独出心裁、锐意创新,如“无挡尊”可称是空前之作。至成化时期,在瓷质方面精益求精,造型唯重纤巧,而且也无大器,如最有名的五彩扁肚撇口把杯,高士杯、三秋杯等都是异常轻盈秀雅的代表作品,为仿品望尘莫及。明弘治传世作品不多,以黄釉双耳罐、碗著称于世。正德时期最突出的造型有笔架、扦屏、墩式碗等。嘉、万历之后造型渐趋复杂,在器形上有很多创新之作,正如《景德镇陶录》记载有“制作益考、无物不有”的说法。可以说在风格上厚重古拙与轻盈华丽兼而有之,只是比起永、宜、成化时期的作品来显得有些粗制滥造。清代无论在器形或和种类方面都有显著增加,并且制作精巧。其中以康熙时期创新之作独树一帜。雍正时期在器形的创作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所仿宋代名窑以及明代永、宣、成窑瓷器不仅胎釉,纹饰惟妙惟肖,而且在造型上更足以乱真,乾隆时期比较突出的造型有转颈瓶、转心瓶、花篮、扇子及书式印盒等。这一时期无论创新仿古都达到了高潮,所仿铜、石、漆、玉、竹、木器以及相生物品均十分相似。到了嘉庆、道光以后,则大多因袭旧制,很少有创新之作。造型从精美遂变为粗笨,失去了前期的优秀传统。例如玉壶春瓶的造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区别并不显著,以后却逐渐变得笨拙,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竟变成短颈丰腹的矮粗形式,造型远不及以前那样精美秀丽了。除了了解元、明、清瓷器造型的基本特点之外,还须了解或掌握一些观察造型的方法。一般首先要注意口、腹、底三部分。许多同类型的器皿粗看外表极为相似,而仔细观察这三大部分,便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明代中期瓶、壶、罐一类的琢器造型,多在腹部留有明显的接痕,而清代以后制品由于旋削细致,此种接痕就不明显了。如此所谓一线之差,往往在断代辨伪的工作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又如元代大盘盘身弧度较小而浅,明代永、宣大盘盘身弧度较大而微深,前者底小,后者底大。特别是永乐造型,无论大小盘、碗、其器心下凹,器底心凸起,而且足内壁多向外稍撇。明末清初许多民窑的盘、碗底部常有明显的轮状旋削痕,即所谓的“跳刀”,而在官窑中则极少见。有些时代接近或后世所仿前代的精品,由于胎釉原料和纹饰书法相似。常常很不容易区分。例如永、宣青花撇口碗多在碗里绘三层纹饰,碗外绘四层纹饰。粗看起来胎釉也大致相象,都是撇口圈足。但仔细加于观察,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碗腹下部收敛程度有所不同,即永乐碗腹较丰满,宜德碗腹微削。这些细微的差别,是根据实物仿制时,因成型、烧窑等技术条件所限,或偶然忽略而造成的破绽。仿品的器形与真品器形或多或少都有所区别。因仿制时虽按真品原器制造,在未烧之前与真器虽然相同,但经高温烧制后,其形与真器相比或多或少都有所差别。这可能是原料的来源,配制和提炼的精粗不一致所造成。根据纹饰和色彩鉴定瓷器从纹饰和色彩方面看,陶瓷器上的纹饰同造型一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随着绘瓷原料和技术的不断丰富改进,无论在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上都有其不同时代的水平和特点。因而也就成了划分时代、鉴别真伪的一条有力线索。瓷器纹饰的发展过程也是由简到繁,由划印贴刻到雕剔描绘,由单纯一色到绚丽多彩。在这方面,元代是个很明显的转折点。元代青花、釉里红等釉下彩的出现,开创了瓷器装饰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一色釉的单调局面。明、清以后各种色彩的发明进一步丰富了瓷器的装饰。而每一种装饰方法的出现都有其产生、成长、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器物年代。如早期的青花、釉里红,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原料的特性,故在元代制品中颜色美丽的较少,釉里红中常有色调灰暗或变为绛褐色的缺点。但在元代后期的大部分成熟的青花、釉里红纹饰却非常美观,图案不仅重视主次谐调,而且惯用多边的花边纹饰,无论山石、花卉多在外留有一圈空白边线不填满色,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另外由于原料成分的限制,在书法上也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如元末明初有些使用进口青料的瓷器,虽以颜色浓艳渲赫一时,但色调很不稳定,不适于画人物。因而有所谓“元代人少,永乐无人,宣德女多男少”的说法。成化斗彩也是一样受原料和技术的限制,虽然色泽鲜明、晶莹可爱,但有所谓“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的缺陷。而且画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四季均穿一件单衣,并无渲染的衣纹与异色的表里之分。类似这些就表现为纹饰上的时代特征,往往为后世仿品所忽略。我们在鉴别真伪时如能加以注意,是很有益的。此外,在施用的彩色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时代上的区别。如成化彩绘中没有黑彩,当时除用釉下钴画蓝线外,还用红,赭色描绘轮廓线。假如我们遇到一件釉上黑轮廓线的成化彩瓷器,就应该怀疑它是否真实可靠,因为黑轮廓线的应用最早不超过正德初期。粉彩不会早于康熙晚期,当然也很难令人相信施有粉彩的仿明瓷器不是赝品了。乾隆时期由于大量使用洋彩,并且吸取了西方纹饰图案的装饰方法,有些作品追求笔法线条精细与纹饰奇异,而使部分花样失掉了固有的民族风格。这也反映出某种时代的特征。在用文字作为瓷器装饰的特点上,明、清两代制品仍有所不同。明代瓷器多写梵文、经语、百福、百寿字的;清代瓷器则多用大篇幅诗、词、歌、赋等作装饰文字,例如“赤壁赋”、“前后出师表”、“滕王阁叙”。此种只有文字而无图画的器皿历朝很少仿制。了解这一点,在我们判断时代和辨别真伪的具体工作中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在官窑和民窑瓷器之间,有所谓“官窑龙五爪,民窑龙三爪或四爪”的说法。一般来说,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判别真伪的线索,但不能把它看成是绝对的。民窑瓷器中也有五爪龙的纹饰,官窑瓷器同样也有三爪、四爪龙的作品。如“宣德官窑青花海水龙纹天球瓶”就画的是三瓜龙,“康熙官窑绿地素三彩云龙纹文具盒”则是四爪龙的装饰。官窑瓷器上的纹饰往往还与当时皇帝的爱好和意愿分不开。如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于是多喜用八卦、八仙、云鹤一类的图案作装饰。清道光皇帝嗜爱鸽、犬、草虫,故这一类画面在该对期的瓷器中也出现较多。清代有赏赐瓷器之风,所赐群臣的瓷器,多以白地青花莲为主要纹饰,青花表示为官以清,白为重,莲是廉洁,海水是象征四海升平之意。其他如一桶(统)万年、三羊(阳)开泰、四妃十六子、五伦论图、六国封相、七珍、八宝、九连登、百福、百泰、红幅(洪福)齐天等。总之,各个时代都有一些独特的征状,如能掌握这些规律,在决疑辨伪中就能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要提出的是,下列时代特征必须了如指掌:元代瓷器的变形荷花瓣和山石花朵不填满色的画法;永、宣瓷的牵牛花与海水江牙;正德瓷的回文和行龙穿花;嘉、万瓷的花卉捧字和道教书;康熙瓷的双犄牡丹和月影梅花;雍正瓷的过枝花与皮球花;乾隆瓷的万花堆和锦上添花等纹饰,这些都表示了突出的时代特征。根据胎釉鉴别从胎釉方面看,由于时代和地区的不同,在胎釉成分和烧造方法上也或多或少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别,故在鉴别瓷器时应对此细致的观察。观察古瓷,要注意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以及气泡的大小、疏密等几方面的特征。如旧瓷多有所谓“莹光”或“酥光”的说法。这两种与一般新瓷釉上出现的所谓“浮光”相反,而蕴含着一种如玉如脂的光泽,前者的光由内发,后者光由外铄。这种深厚温润的釉光是由于年深日久而自然形成的。新瓷则多具有炯炯刺目的“火光”,也就是所谓的浮光。但有些仿品经过茶煮、浆沱、药浸、土埋处理后,也可以消除此种“火光”。相反,一向被妥善保藏的旧瓷,也会不失其崭新的釉光。如某些从未启封而保存至今的康、雍、乾三朝瓷器,一旦开箱其光泽依然烂灿如新。所以只凭“失亮”一点就作为历史年久的证据是不可靠的。在观察釉质时对于釉层的厚薄程度及缩釉、淌流状态也需要加以注意。如宋均窑瓷釉多有堆脂,定窑瓷釉多有泪痕,明、清脱胎瓷釉竟薄如卵幕或莹似玉石,这些固然都是可贵的特征。不过,后世仿品也能大体近似。所以我们还必须参照其它方面的特色,并注意器里和口边、底足等处。如康熙郎窑红釉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这种瓷釉以深红宝石釉为主,器物口边的釉色较浅谈,故称为“脱口”,器底釉色浓艳,釉多厚聚,称为“垂足”,釉虽垂流而不漫底,称为“郎不流”。这种技术特征正是郎窑红最不易仿效之处。鉴别胎质主要是观察底足。一般来说,元代瓷器底足多露胎而且胎质粗糙;明、清瓷器有款者底多挂釉,清朝中叶以后则露胎者渐少。但无论任何时代器皿,在圈足的边缘或口边露胎之处,大都可以看出火化的特征。如元代瓷胎多粗涩而泛火石红色,明、清瓷器则比较洁白细腻,很少含有杂质,看不见火石红色。这主要是原料本身质量改变的结果,以及制作方法和火候的不同所造成。从而也自然形成了早晚,真伪之间的一条分水岭。总之,辨别胎釉既要用眼来辨其色泽、厚薄、片纹、气泡,也要用手摩以别粗细,用指扣敲以察音响。必须耳、目,手三者并用。一般来说,从胎质、釉色可以看出其年代和窑口。例如,距今4000年前的商周时代的青釉瓷器,又称原始青瓷,是青瓷的低级阶段,其胎为灰白色和灰褐色,胎质坚硬,瓷化程度较高;其釉色青,釉层较薄,厚薄不均。这是因为当时采用沥釉方法进行施釉的缘故。五代时的釉色为天青色。据传说,五代后周柴世宗指雨过天晴的天空,对向他请示御用瓷釉色的官员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所以,五代的瓷釉便被钦定为天青色。这种釉釉色莹润,施釉较薄,青中闪着淡淡的蓝色。宋代龙泉窑的梅子青釉。这是宋代龙泉的最佳色,是青釉中的代表作。其色可与高级翡翠媲美。釉层较厚,釉面光亮,玻化程度高,釉面不开纹片,质莹如玉,其色近似梅树中生长着的“梅子”。明代永乐、宣德、清代康熙的江西瓷器的胎釉各具特色。永乐时期白釉最负盛名,釉质肥厚,润如堆脂,纯白似玉,釉面光净晶莹;胎色纯白,胎质细腻,并且有厚薄不均现象。如在强光下透视可以看到胎釉呈一种粉红、肉红或虾红色的倾向。这一特征,是其它瓷器中所没有的。明代宣德年间,与明永乐年间时间虽近,但瓷胎釉色却迥然不同。同一器皿,永乐胎厚,宣德胎薄。宣德时大件琢器底部多无釉,露胎处常有红色点,俗称“火石红斑”,还有铁锈斑点。清康熙、雍正时的仿宣德瓷器则无此特征。清代康熙时瓷器的胎釉,胎色细白,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与各朝代的同一器皿相比,它的胎体最重。此外,这一时期的同一件器,往往施两种白釉,器内、口缘、器外底施粉白釉,其釉较稀薄,往往见有小缩釉现象;底部还现有坯胎中旋纹痕迹。器身施亮青釉,其釉莹润光亮,胎釉结合极坚密。一件器皿施两种釉,是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瓷器的最大特点。掌握好各朝陶瓷瓷胎、色釉的主要特点,是我们鉴别古陶瓷的年代和窑口的可靠的依据。
“孩儿枕”是瓷枕的一种样式,以定窑、景德镇窑烧制的最为精美。
宋代盛行孩儿枕,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都有孩儿枕传世,但姿态各异。景德镇及耀州窑系孩儿枕的孩儿均作侧卧姿态,手持一荷叶,以荷叶为枕面,定窑孩儿枕作伏卧状,以孩儿背作枕面,孩儿双目炯炯有神,头部两侧有两绺孩儿髯,身穿丝织长袍,团花依稀可辨,下承以长圆形床榻,榻边饰以浮雕纹饰。孩儿雕工极佳,十分珍贵。
在民间流传着一个关于定窑孩儿枕的传奇故事。
北宋时期,定窑已成规模。有一对夫妻,同为烧窑能手,虽然结婚10余年,生活幸福美满,但眼看两人都已近而立之年,却无子嗣。
在中国古代,民间流行一种习俗叫“栓(拴)娃娃”,也叫“抱娃娃”。是说婚后不孕的妇女到当地的天后宫,拜求送子娘娘赐子,然后用红线拴上一个泥娃娃,抱回家,再供奉起来,就能顺利怀孕。于是,他们夫妻二人就请了一个泥娃娃。
但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夫妻二人仍然没有得子,妻子日日为此伤心,丈夫则一气之下将泥娃娃摔了个粉碎。但这一摔却将妻子的心摔了个粉碎,她觉得自己再也没有怀孕生孩子的可能,在哭泣中蒙眬地进入梦乡。睡梦中,她仿佛看见了一个小娃娃在草地上欢笑着奔跑,口中还不停的叫着娘。跑累了,小娃娃头倚靠在胳膊上,笑盈盈地躺在了地上。
一觉醒来,她的心情好了许多,睡梦中孩子的笑脸也一直留在了她的心里。思来想去,她画了一个样子,挑了一块上好的坯土,描摹出了一个小孩样的瓷枕头。丈夫见妻子如此这般,就将妻子所描绘的枕头精心烧制。这只孩儿枕,精巧秀丽、栩栩如生,特别惹人喜爱,妻子枕着它睡觉,仿佛便能在睡梦中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娃娃。没想到过了半年,竟然怀孕了。
夫妻二人喜出望外,认为孩儿枕起到了天后宫泥娃娃的作用。依照民间习俗,请回泥娃娃的妇女成功怀孕后,每餐要给泥娃娃安排碗筷,逢年过节还要摆上水果糕点,换上“百家衣”。于是,家里的孩儿枕便也有了同样的待遇。后来,他们的孩子顺利出生,孩儿枕就成了孩子的大哥,还要按照民间的习俗,叫这瓷枕为“娃娃大哥”。
宋代词人李清照在《醉花阴》一词中还有赞颂瓷枕的词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据说,乾隆皇帝就非常钟爱孩儿枕,有一次得到了一件孩儿枕后,诗兴大发,提了一首诗:“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
市民收集十几万块定窑老瓷片
马联合在博物馆内整理他收集的定窑瓷片
保定定州市刀枪街上的“定窑标本博物馆”内,马联合小心翼翼地整理着面前几块白色瓷片,试图把它们拼接起来。花费十年时间,投入全部积蓄,马联合用收集来的十几万块古老定窑瓷片,建起了这座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定窑标本博物馆”。
有些绝无仅有 专家赞叹不已
今年44岁的马联合是定州市人,他从小痴迷家乡的定瓷文化。2002年,他开始全身心地收集定窑瓷片。除了在建筑工地、土料场四处捡拾,马联合见到有价值的定窑瓷片,都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家里多年积蓄被他一点点换成了瓷片。十年来,马联合捡拾和购买的定窑瓷片已达十几万块,其中有些精品,让专家看过后都连呼开眼。
一个用多块瓷片拼起来的白瓷小碗,是马联合最得意的收获之一。“专家说最晚是南宋时期的,采用覆烧工艺烧造,最薄的地方和鸡蛋壳差不多。真正体现出‘定瓷薄如纸、声如磬’的赞誉,堪称那个时代定瓷的标本。”
另一件是一块只有巴掌大小,但有着十分罕见且精美牡丹纹的定窑瓷片,是马联合在一渣土堆放场发现的。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中华民族艺术珍品评审鉴定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陈文增,断定它是北宋时期——人物瓷枕的一部分,采用印花和剔花两种工艺制作。不仅其花纹样式相当罕见,且看上去立体感很强,用手摸却光滑如镜。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无法仿制出如此精美的瓷器来,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最美瓷片,极具研究价值。
建公益博物馆 公众免费参观
马联合收集的瓷片,经考证从唐晚期到金元都有,釉色、纹饰、技法的种类也很全面,很多人慕名前来鉴赏。看着家中十几万片定窑标本,和每日来来往往的观摩者,马联合产生了开办一家公益性质定窑标本博物馆的想法。今年春节过后,马联合瞒着妻子转让了家里一处房产,又在刀枪街上租下一处房子,一番紧张筹备后,“定窑标本博物馆”就这样静悄悄开张了,免费向公众开放。
陈文增、蔺占献、和焕等三位国家级定瓷大师获此消息,携弟子十数人前往参观,认为该馆中很多定窑标本非常珍贵,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了解到博物馆运转资金紧张后,陈文增当场赞助2万元。
定州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杨建民认为,马联合收集定窑瓷片并公益展出,将对定瓷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起到推动作用。
北宋白釉官款花式口托盏
北宋白釉“官”款花式口托盏。
盏,通常指用于喝茶的碗杯类茶具。盏托是指放置茶盏的托盘。盏托多呈圆形,中间有作为承托的凸起的托圈,即托口。瓷盏托始见于东晋,南北朝开始流行,唐以后随着饮茶之风盛行,盏托推陈出新,有的口沿卷曲作荷叶状,颇为精美。明代托口微鼓,也有船形盏托,称“茶舟”、“茶船”。清代盏托为圆形。
宋辽时期盏托几乎成了茶盏的固定附件,托口较高,中间呈空心盏状。定州博物馆就藏有一件北宋白釉“官”款花式口托盏。其高75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78厘米,于1969年在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盏、托一体,为高足盘接无底盏而成,盏圆口,口沿无釉,直壁,深腹;托盘弧形翘起,口呈五曲花瓣式,高足外撇;胎薄,质细白,釉色晶莹透明;盘底足刻划一行书“官”字。
此北宋定窑托盏,官器无疑,外撇的圈足,给人四平八稳的感觉。五曲带筋的荷叶托,满含质感和张力,生动形象。规整精美的茶盏牢牢固定于盏托之上,素雅、丰满,充满神韵。此器是佛教信徒施给地宫最完美的器物之一,也是佛门必须的器物。禅僧礼佛前必须先吃茶,而且学禅务于不寐,不餐食,唯许饮茶。如此修心悟性,以追求形而上的净化、对自然的感悟和回归,在静思默想中,达到真我的境界。禅的意境多少和茶的精神意趣相通。茶的清净淡泊、朴素自然、韵味隽永,恰是禅所要求的天真、自然的人性归宿。
禅宗之意在此器之上也有体现:浑然天成的荷叶底托,有筋脉的表现足矣;它像宽大的手掌,尽力地合拢,托着一颗价值连城的珍宝。盏壁光素无纹,反而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诠释了灿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至高境界;它是一颗放置于荷叶上的莲蓬,给人丰收的喜悦,立刻叫人信心百倍,因为它演绎着春华秋实的胜景;它是一颗倒置于手中的切工完美火彩十足的宝石,无论谁的手掌,都会摆出珍视的姿态,欣赏它、爱护它。透过历史的尘烟,我们有理由相信,用过此器品茗的人,亦应是当时的大彻大悟的得道之人。
定窑白瓷鉴定要点
定窑白瓷的驰名始于北宋,而定窑白瓷的烧造则始于唐代。定窑窑址位于河北曲阳涧磁村,唐代的定窑白瓷具有与邢窑白瓷相似的特征,器形有碗、盘、托盘、注壶、盆、三足炉和玩具等。造型与五代时期的作品相比,器沿均具有厚唇,丰肩,平底,底加圆饼状实足,有的为玉璧底。唐代定窑白瓷大多与当时邢窑白瓷相似,胎骨断面较细,胎色洁白,另有一类胎骨比较厚实,断面比较粗,但烧结较好。施釉一般用蘸釉法,器外壁的腹下至底部都不施釉。釉的质地随器物的不同而异。施在胎体较厚重器物上的釉比较粗,釉面凝厚,釉色一般是白里泛青,釉水凝聚处多呈青绿色,釉面有开片。胎质细腻者,胎色洁白,则施白釉,釉质很细,表面釉光莹润。胎色发黄者,为取得洁白的效果,在胎体上先施一层洁白的化妆土,再罩以透明的玻璃釉,这种方法与邢窑白瓷相同。
时至北宋,定窑瓷器脱颖而出,虽仍以烧造白瓷为主,但另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及白釉剔花器。刻花装饰方法被大量采用,按工艺细分,可列为刻花、划花和印花三种。北宋定窑的刻、划花技法与当时的其它窑口瓷器颇为不同,给人一种很“硬”的感觉,这种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可以打一个比方来形容,如用钢刀在松软的木料上刻花,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会随着刀具的刻压而下陷,此谓之“软”,而在坚硬的红木上刻花,受刀处周围的木料表面则不会下陷,使刻纹轮廓更为鲜明,此谓之“硬”。
刻划花的装饰手法流行于北宋,至金代则出现了印花的技法,定窑印花装饰看不出由简到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有可能受定州缂丝的影响,制瓷匠师采用缂丝纹样粉本刻模,因此一开始就显得比较成熟。从釉色来看,金代定窑的釉色与北宋时有所不同,不如北宋时滋润,而带有粉质感,亦显得较为稀薄,突出于器表的纹饰微露白色。
占定瓷大宗的北宋定窑白瓷,具有以下的特征:
1、泪痕
泪痕是指器表的流釉现象,定瓷流釉往往呈条状,宛如垂泪,故称泪痕。泪痕现象仅见于北宋定窑器,唐至五代定瓷并无此特征。唐代定瓷釉薄而洁白,胎釉结合十分紧密,无流釉现象;北宋则凝厚而泛黄,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形成泪痕。北宋早期,定窑采用正烧,流釉方向自口至底,北宋中期以后,定窑创造了覆烧的技法,流釉方向自底向口,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笔者曾见过一些定窑白瓷,泪痕方向为横向,十分奇怪,形成原因尚待研究。
2、竹丝刷痕
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3、底足
定窑器物的底足类型不多,主要分为平底与圈足两大类,而其圈足具有与其它窑口器物圈足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后覆烧成型的定窑器上,由于覆烧的发明,器物圈足得以裹釉,而将露胎处移至器上,然而裹上釉层的器足在外观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完美,足面(圈足与地面接触部分)总是显得不够平整,有些地方釉厚,有些地方釉薄,以手抚之,明显地感到凹凸不平,笔者所目见的北宋定窑圈足器无一例外。这种现象十分奇怪,但在鉴定中却非常有效,凡北宋定窑圈足器(采用覆烧法,圈足上釉者)均有此特征,此为鉴定之关键。
另外,定窑圈足器之圈足有大小两种类型,大圈足器之足底往往可见竹丝刷痕,刷痕呈同心圆,而小圈足器则无这种现象,但无论大小圈足,足均极浅,足墙均窄,小圈足器挖足不过肩,几乎无钩手。
4、变形
定窑器物,尤其是碗类器物,大都有些变形,若是完整器,将器物倒扣于桌面,便很容易发现这一特点。
就目前在市场上所见到的仿定白瓷而言,泪痕现象已可做到,竹丝刷痕亦不难实现,至于器物的变形非人力而可强为,而取决于烧造时的火候、窑位、气氛等等因素,若以人力做作,不免留下故意造作的,不自然的痕迹。现在只有一点还难以企及,就是足面的不平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完全出于自然,且在目前尚未引起仿造者足够的重视,仍可作为鉴定的一个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