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瓷器简单的辨别方法有哪些

嘉靖时期，瓷器的胎质不及前朝，器型多种多样，有方形、棱形的造型。琢器胎体厚重，接痕显露。圆器多有随底心下凹和塌陷。一般器物釉面粗糙不平，官窑及民窑小件器物则细润肥厚，往往见釉下的青花轮廓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的现象。

嘉靖青花用回青料，有时加入石青，其色调呈特殊的紫蓝、青金蓝色，同时也有发浅淡黑灰色。青花及白釉器物，常于口部涂刷酱黄釉，形成黄口之特征。纹饰线条虽纤细清丽，画风多写意却显得粗率，画面多见道教色彩及吉祥祈福内容。器底施釉，多为亮青釉。

嘉靖官窑年号款全为楷体，有4字双行和6字双行，以6字双行“大明嘉靖年制”为主。也有6字一横行、6字环行、4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识位置主要位于器底，也有写于器口沿下的，还有写于器物肩部。除写款外，也有刻款。

民窑器上的赞颂款、吉祥款较前朝兴盛，且开始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松柏草堂”、“郭仁堂”等。

五彩瓷器成熟于明代， 据《陶雅》上说：“康熙硬彩，雍正软彩。”五彩瓷 又据《饮流斋说瓷》中解释：“硬彩者彩色甚浓，釉付其上，微微凸起。软彩者又名粉彩，彩色稍淡，有粉匀之也。” 真正康熙时期的五彩瓷是相当珍贵的，瑰丽多彩，品种繁多，它的最大特征是： 1、胎釉和青花、斗彩相似； 2、色彩主要为红、黄、蓝、绿、紫、黑等，但以红彩为主； 3、其绘法先在白釉瓷面上，画人的颜面，不填颜色，用红色笔加勾； 4、多用小开片，裂纹向下而紧合。

五彩瓷器成熟于明代，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促成的必然结果。“天时”是指明代全国几大著名的瓷窑，均出现衰落的趋势，尽管还有不少地区在生产各类陶瓷，但无论从产品的质量还是数量以及产品的多样性方面，均无法和景德镇烧造的青花瓷、釉里红瓷及釉上彩绘瓷媲美。如浙江龙泉窑仍继续烧造青瓷，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人们所钟爱，但在陶瓷的胎釉和制作工艺方面却无法和景德镇的瓷器相抗衡。至明代中期，景德镇的瓷器几乎占据了当时全国的大多数市场。大量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景德镇陶瓷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规模的扩大。景德镇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繁荣的瓷器生产中心。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当时景德镇瓷窑遍地，一派生机。明万历时王世懋在《二酉委谭》中记录了景德镇当时的繁荣景象，“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

景德镇具有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这是形成瓷业中心的重要因素。景德镇四面环山，从祁门的大洪山向西贯穿江西的昌江流经景德镇。景德镇位于昌江中下游，距上游祁门140公里，距下游的波阳(曾名鄱阳)90公里。在景德镇附近有东河、南河与西河三条支流。东河源于浮梁东乡的东源山，仝长60公里，流经出产瓷原料和燃料的瑶里、界首、高砂、王港、鹅湖等地，于浮梁旧城注入昌江。南河发源于婺源西南山中，全长45公里，流经盛产瓷土原料和燃料的浮梁南乡之程村、东流、湘河、湖田等地。西河发源于安徽至德县，全长约50公里，经浮梁北乡的祁门、港口、大洲、三龙等瓷料和燃料产地。昌江各支流流经的地方，多为陶瓷原料和燃料产地，在历史上对景德镇的瓷业发展至关重要，是景德镇制瓷原料、燃料供给和陶瓷产品对外运输的重要通道。这可以说是“地利”。

所谓“人和”，是指由于明代全国许多名窑逐渐衰落和北方的战乱以及各种原因，各地身怀技艺的制瓷工匠汇集景德镇；外来人才和当地工匠的融合，迅速地推动了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新发展，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局面。如此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构筑了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基础。 明代洪武年间，朝廷在景德镇设置了御窑厂。御窑厂平时有饶州府的官吏管理，每逢大量烧造时，朝廷便派宦官至景德镇督陶。御窑厂烧造的陶瓷数量很大，不惜人力、物力，追求“至精至美之瓷”。 《明史》记载：“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御窑厂所用的工匠技艺熟练而高超，并且“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因此，御窑厂的制作均非常精致，不惜耗时费力，精美的五彩瓷由此产生便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明代五彩瓷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大阶段：洪武、永乐为初创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为成熟期。 ’

洪武至永乐时期

明早期釉上五彩瓷器传世品不多见，因为当时景德镇延续元代制瓷主流产品青花、釉里红的生产。然而从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洪武釉上红彩可以判定，洪武时期的红彩瓷器已为“五彩”瓷的蓬勃发展造声蓄势，可以说洪武釉上红彩已拉开了明代五彩瓷辉煌的序幕。 洪武时期的五彩瓷器很少见，主要原因是洪武朝御窑厂设置较晚，当时所造瓷器应为民窑所烧。1964年在南京明故宫遗址所发现的洪武时期釉上红彩龙纹残片(图2)，“盘壁表里各画五爪红龙两条及云彩两朵”。其构图动感十分强烈，笔意潇洒劲利，龙纹图案空间安排疏密得当，云朵画法也生动活泼，充满意味；胎壁匀称，轻且薄，对光透映，里外龙纹叠合为一，表现了明初高超精致的制作水准。器物虽小，但图案纹样布局合理，是明初釉上彩制作成就的展现。特别要指出的是，用红彩描绘精细的龙纹、云纹等图案，只是明初才出现于景德镇。 另外，明洪武《五彩束莲纹玉壶春瓶》，也具有鲜明的承上启下的印迹。它在造型上缺少明代中期的隽永秀美而显得比较粗犷，在尺度、比例上一些细节处不够严谨，装饰上还留有元代的多层装饰的遗韵，莲纹画得粗放活泼，但从整体看已和元代造型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永乐时的釉上彩瓷，过去未曾发现过釉上五彩，只有釉上红彩，如御窑厂遗址出土的明永乐《红彩龙凤纹墩式碗》、《红彩云龙直口碗》。1986年，冯先铭先生曾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永乐彩瓷，这批瓷中有白地釉上红彩、青花红彩、白地孔雀绿彩、白地刻填酱彩、白地刻填酱彩加绿彩、黄地绿彩等。冯先生认为，这些彩瓷品种的发现，说明了明后期的多数彩瓷在永乐时期已经开创。

宣德至正德时期

宣德窑生产的瓷器品种之多是空前的，单纯的釉上彩有釉上红彩和五彩。有文献记载：“彩瓷始自宣德。”但从近年考古发现，洪武时已有红彩出现。然而宣德时所烧红彩，较之洪武红彩更加鲜艳，并且色调有浓重和浅淡之分。“宣窑五彩深厚堆垛”，也许就是指这种色调浓重的红彩。河北安次县曾出土明宣德《红彩缠枝八吉祥三足炉》，其红彩色呈黑紫，深暗凝厚，表面无光，纹样线条粗犷。宣德时红彩是釉上红彩和五彩的开端，为后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宣德以后，明代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8年。这一时段，在陶瓷史上称为“空白期”，在传世作品和非景德镇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一件可以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瓷器。《明史》记载，英宗于宣德十年正月即位，曾一度减免征役、造作。御窑厂亦曾停烧。 《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三年，“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正统十二年，“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都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赀，丁男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景泰五年，“减饶州岁造瓷器三之一”。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从这些文献来看，正统时期对景德镇烧造瓷器有严格的限制，其他两朝也在减免瓷器的烧造。这些举措，对景德镇陶瓷在这三朝期间的发展必定产生影响。近年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不少学者加强了对明代这三朝的研究，推断这时期陶瓷发展大概有几种状况：其一，宣德末年留有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这一推断来自于成化早期官款器的胎、釉的情况及彩绘图案和宣德官窑并无太大区别。其二，政治的不安定，宫廷内乱以及社会经济的衰退，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其三，上层统治者在兴趣爱好方面的转向，也可能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景泰年间特别流行一种铜胎掐丝珐琅器，这种工艺历史已很久远，但在明景泰年间制作最精，最为著名，后世便以“景泰蓝”来称谓这种铜胎掐丝珐琅器。综其所述，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在官窑瓷器的烧造方面，的确存在停滞的现象，但从其他资料来看，民窑烧造的瓷器从未间断过。1988年，景德镇在明御窑厂遗址西侧，发现了明正统官窑堆积层。这一发现将随着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认识更多的问题。 明成化朝共23年历史，但在景德镇烧造的宫廷用瓷器的数量却很大。《明史·食货志》云：“成化间，遣中官之浮梁景德镇，烧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费不赀。”明人王士性《广志绎》记述：“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博物要览》记述：“成窑上品，无过五彩。”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成化时御用瓷器烧造数量很大，二是五彩瓷的质量愈加精美。但是成化窑瓷器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斗彩。关于斗彩将另篇叙述。为研究之方便，我们根据约定俗成，将以青花色作为一种颜色用于陶瓷装饰中的作品称为五彩瓷。 成化时的五彩，己相当成熟。英国达维德基金会所藏的明成化《五彩莲池禽戏纹盘》，内外两面都用红色的颜料画轮廓，没有用青花勾线，而盘面图案中的莲纹采用色泽明艳的进口青料。图案以鸳鸯莲纹为主，构图精巧活泼，彩绘技巧纯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画面中使用了不少黄彩，主要图案以黄彩打底，上面再以红色渲染，使色彩更显浓艳厚实。这件彩瓷证实了明代彩瓷所谓“黄上红”的彩绘技法，开创于成化，非始于嘉靖。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明弘治朝的彩瓷基本是成化风格的延续，其中最有特色的品种是刻花填彩。刻花填彩的制作方法是在胎上先刻出所需图案纹样，上透明釉时将刻好的图案留出，将其用高温烧成后再在白釉露胎的瓷器上施彩并用低温烧烤即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弘治款《五彩云龙纹盘》便是典型一例，龙纹在釉下胎上刻成，釉上用孔雀绿、矾红、黄等色彩绘，它标志着釉上五彩的制作已进入成熟时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另一件黄地绿彩器《娇黄地堆花绿彩赶珠龙高足碗》，侈口窄唇，深碗壁，高圈足；碗外壁堆饰双龙戏珠，间饰云纹；内壁光洁无饰，薄胎黄釉，花纹以绿彩填饰。碗心有“弘治年制”四字篆书款，加填绿彩。这些白地绿彩、黄地绿彩为弘治时最主要的品种。 明正德时烧造的彩瓷，其造型、装饰除继承前代传统外，还在创新中确立了正德朝独特的风格。正德五彩是在白釉器上直接另绘五彩纹饰，这种工艺，采用较广。正德白釉五彩器制作精细，使用较多的是红、绿、黄三彩，绿色多为翠绿和孔雀绿，绿色浅且闪黄。有些器物重用黄绿彩，红彩做点缀，或以套色来烘托纹饰，增加装饰画面生动活泼之感。 正德五彩瓷的装饰，除传统的花鸟和穿花龙、翼龙纹饰外，还以阿拉伯文或伊斯兰图案为纹样作装饰，成为正德五彩瓷又一鲜明特征。

嘉靖至万历时期

明代五彩瓷器经过数朝的发展，到嘉靖、万历时已是相当成熟，质量和数量蔚然可观，开创了五彩瓷制作的新局面，在陶瓷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嘉靖朝瓷器生产量在明朝最多，由于采用“官搭民烧”的做法，出现了官窑民窑竞烧的局面。同时瓷器的对外输出也极大地刺激和促进了陶瓷品种的创新。《景德镇陶录》记载：“制作益考，无物不有。”嘉靖釉上五彩以红、绿、黄、紫、孔雀蓝、黑彩描画图案，其中红、绿、黄为三主色，亦有金彩等多种色彩的五彩器。嘉靖《五彩云鹤纹罐》，造型圆浑饱满，纹饰粗犷豪放，通体以青花加红、绿、黄三色彩绘；黄鹤均先以红彩勾画轮廓线，再填以黄彩，杂宝及朵花点缀其间，主题纹饰上下分别绘变形莲瓣纹及蕉叶纹，整个画面热烈而不浮躁，非常典型地显示了嘉靖五彩的特点。 嘉靖五彩瓷器的装饰内容丰富，有以龙凤为主体并配以水波、祥云纹的图案，也有以花卉、禽鸟为主题的图案，还有以婴戏或人物故事为题材的图案。《五彩天马纹盖罐》造型端庄，胎坚釉润，主体纹饰绘四匹天马，形象夸张简练，极富动态，其他配衬纹饰有彩云、海水纹，整个画面不使用青花，属纯正釉上五彩作品。 在国内外许多博物馆中，嘉靖五彩瓷传世品很多，其中大器较多，如大罐、大缸、大盘等。嘉靖五彩器，多数有六字青花楷书款。 明代万历窑的五彩瓷仍以前代风格为主体，没有新的创造。万历时五彩的装饰改变了前代构图清新疏朗的风格，以图案纹样满密为胜，特别是采用镂空工艺。装饰的内容仍以龙凤花草为主，并有婴戏、八仙、百鹿等图案。也有用雕塑手法来表现的，并带有道教色彩。另有以吉祥内容为题材的，如福、禄、寿这些祝福的吉语用得较多，更显出了平民化、市俗化的意味。《博物要览》载；“漏空花纹，填以五彩，华若云锦。”以镂空工艺和五彩相结合的装饰方法，是五彩瓷在明代出现的新品种。万历款《五彩镂空云凤纹瓶》是典型的镂空五彩装饰。该器运用镂雕与彩绘相结合的装饰手法，纹样繁密，多而不乱，镂雕工艺与施彩搭配得巧妙无比，色彩热烈，红、黄、绿、青花等诸多色彩把整个器物烘托得艳丽华美。 嘉靖、万历五彩器的共同特点，即装饰繁密、色彩绚丽，制作工艺和造型大同小异，因此常被归于一类器物。但嘉靖五彩多用孔雀绿彩，而万历五彩则不然，这是两朝五彩瓷之间的重要区别。 明代的五彩瓷博取中国陶瓷艺术近千年的精华，从初创到发展以至成熟，从洪武、永乐到嘉靖、万历，无论是五彩瓷的颜料，还是彩绘工艺、烧成工艺都已达到历史上的高峰阶段，为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明代瓷器的款识形式一般以书写为主，极少有刻印的。前人总结的明代瓷器款识规律是：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

永乐瓷器的款识为“永乐年制”。这是陶瓷史上第一次烧制的帝王年号款，“永乐年制”四字为篆书，四字双竖行，印、刻写或书写于器里心。青花器为用青花书写；白釉器、青白釉器多为印款；红釉、青釉器多为刻款。永乐年号款无论刻、印、写，“永乐年制”四篆体字的字体均较小。

永乐年号款只有四字篆书一种形式。凡见楷书四字、篆书六字或楷书六字，皆为伪托款。四字篆书款后来也有仿的，但仿品款识的字体笔道多为生硬折角，无柔和圆润之感。

民窑器上的吉祥款仍较多，有福、禄、寿、辰等，字体由洪武时的草书为主，发展到隶、草、行三种写款皆有。另外，永乐朝也有少量的图把款。

宣德的款识不似永乐只在器里心，而是任何部位都在书写。在形式上，宣德款有楷书也有篆书，其中楷书占了绝大部分。字数上，有六字也有四字，以六字为主；有六字双竖行加双圈，也有六字一行（横竖均有）、四字一行横写或双竖行。款识有用毛笔书写的，也有刻写的。

宣德民窑器仍有一些草书或隶书的福、寿字，也是多写于器心。还有写“大明宣德年造”的，十分特别。

此外，从花纹、文字上看，伪制的花纹、文字一般都有不太周到的地方，花纹线条、文字笔划或者残缺，或者粗细不一样。有的赝品图纹甚至于显得僵硬呆滞，一望而知系临摹作品。

成化官窑器年号款以青花楷体六字双竖行“大明成化年制”为主，体式比较统一，款的位置也大多数在器物底部。除六字楷书双行款外，还有少量“大明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但无论官民窑产品，成化真品均无“成化年造”、“成化年制”四字款。

成化官窑器还有一种罐，款字只有一个“天”字，人称天字款罐。这种一个字的官窑器为成化独有，天字也极其有特色，字体极其肥胖。

弘治官窑瓷器款识大体同于成化，仍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弘治年制”为主，写于器底。有少量篆书四字双行写款“弘治年制”，多位于器里心。还有少量红彩楷书双行“弘治年制”款及刻款。

弘治民窑器的款也较多，但较简单，有“福”、“正”、“壬子年造”等楷款。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大明正德年制”和四字双行“正德年制”为主，其中以后者居多。款字的清花色泽有浓有淡，色淡者显得灰暗。另有红彩书写的楷书双行“正德年制”款，色泽深者黑红，浅者十分艳丽。此时的花盆、炉、洗等彩瓷，多为楷书四字一行刻款，位于器口沿下，也有刻于器底者。

民窑器上年号款为“正德年造”、“大明年造”及“天下太平”、“长命富贵”、“富贵佳器”等吉祥款。

嘉靖官窑年号款全为楷体，有四字双行和六字双行，以六字双行“大明嘉靖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横行、六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识位置主要位于器底，也有写于器口沿下边的，还有写于器物肩部的。除写款外，也有少量刻款。

民窑器上的赞颂款、吉祥款较前朝兴盛，且开始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松柏草堂”、“郭仁堂”等等。

万历款识以书写六字双行“大明万历年制”为主，也有六字一行或三行的，还有四字双行、四字环行、四字钱文十字排列的。款的书写位置也很不固定，多数在器底，也有在器里心凹处的、肩部的、口边的等。

万历各类民窑款大为增多，斋堂款如“玄阴堂”、“芝兰斋”等；吉祥款如“万福攸同”、“德化长春”、“福寿康宁”等；赞颂吉祥款如“玉堂佳器”、“天禄器”、“天禄佳器”、“上品佳器”等。

明末天启、崇侦年间，署本朝年号款的官窑器少，但署前朝年号款的却较多。不过，这些署前朝年号款的瓷器多为民窑粗制滥造，款识字体十分草率，排列杂乱。

嘉靖时期国力强盛，需用瓷器量很大，因此传世品很多。嘉靖朝的官窑青花小件瓷器的胎体紧致细密、较轻薄，大件瓷器坚致但较粗、胎体厚重；小件器的釉面肥润光亮，大器欠平整，釉色白中闪青或闪灰。嘉靖朝的青花瓷主要用西域地区的钴料回青及江西产的石子青配合使用。明嘉靖 青花庭院婴戏图盖罐，拍卖成交价格：3056万，六字楷书款，”大明嘉靖年制“。明嘉靖 青花”三羊开泰“图仰钟式碗 （一对），拍卖成交价格：2216万，底书”大明嘉靖年制“。明嘉靖 青花群仙祝寿大葫芦瓶，拍卖成交价格：2127万。明嘉靖 青花庭院十六子罐，拍卖成交价格：1186万。明嘉靖 青花缠枝花卉龙纹大盘，拍卖成交价格：954.5万。谢谢

嘉靖、隆庆时期瓷器的鉴定1、嘉靖胎质不及前朝，器型多种多样，有方形、棱形的造型。2、琢器胎体厚重，接痕显露。圆器多有随底心下凹和塌陷。3、一般器物釉面粗糙不平，官窑及民窑小件器物则细润肥厚。往往见釉下的青花轮廊线有模糊不清及晕散的现象。4、青花用回青料，有时加入石青，其色调呈特殊的紫兰，青金兰色，同时也有发浅淡黑灰色。5、青花及白釉器物，常于口部涂刷酱黄釉，形成黄口之特征。6、纹饰线条虽纤细清丽，画风多写意却显得粗率， 画面多见道教色彩及吉祥祈福内容。7、器底施釉，多为亮青釉。8、圆器圈足多向内收敛，甚至有的可用手指挂起来。玲珑薄胎器皿一般为滚圆矮浅窄小的圆足。9、款识字体，笔划较粗，均为楷书体。一般多于底足书写六字双行、带有双圈。“大”字的一抛一捺较平，“靖”字立部往上，“年”字一抛挨上点，“制”字衣横少越刀。10、隆庆时青花色调兰中泛紫，浓重艳丽。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青花中，以隆庆时青花呈色最佳。这点可作鉴定判别隆庆青花器的主要依据。11、款识多写“大明隆庆年造”，极少写“制”字。隆庆时器物传世不多。谢谢

嘉靖五彩器开创了一代彩瓷制作新局面，色调以红绿取胜，整体给人感觉古朴艳丽。为我国彩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白釉地上直接绘以五彩的器物，其中红彩艳丽如枣皮红色，有时以黄彩衬托，使红黄色重叠，呈现凝厚的橙红色调；黄彩似同蜜蜡；绿彩为大绿；蓝色则以青花代替，色调蓝中泛紫；由于当时烧造红釉器原料缺少和技术退步等原因，多用矾红彩施于白釉之上，来替代红釉。这种彩釉的特点是多数颜色较深而亮，颜色似枣皮的红色，可见用笔涂抹的痕迹；除青花、五彩、矾红彩外，嘉靖时期烧造的品种还有，白釉、黄釉、蓝釉、斗彩、三彩、金彩、孔雀蓝釉、白釉绿彩、白釉黄彩、黄釉绿彩、黄釉红彩、红釉绿彩、黄釉青花、青花红彩、蓝釉白花等，品种十分丰富。下面我们来说说明嘉靖瓷器鉴定方法。

方法一：辨胎釉

底足胎釉的交接处多有火石红

从明嘉靖起瓷器胎质已远不如明代早、中期的淘炼精细、致密洁白。嘉靖初期，胎质尚能与正德接近，之后便越见粗糙。虽官窑小件仍胎质较细密，但是，大件之物胎质已明显见差，胎色白中闪灰，胎质干涩、空隙较多。瓷釉方面，嘉靖朝初期与正德相似，一般施釉较细腻，中期显肥厚。白釉釉色前期较白，中后期闪灰，多数为亮青釉。有一点值得注意，嘉靖时期青花器物底釉均为亮青釉。嘉靖器底足的胎釉交接处多有一线橙黄之色，也称火石红，这是鉴定的一个依据。

方法二：辨纹饰

纹饰线条如硬笔所绘

嘉靖时期纹饰采用双线勾勒填色法，轮廓线条较硬，如用硬笔所绘，由于回青料晕散现象严重，青花填色往往溢出线外；这一时期器物纹饰画风稚拙，如孩童所绘一般；纹饰已趋繁缛，画面缺乏层次；人物、动物、植物常常比例失调，婴戏纹中的孩童头大如斗；麒麟瑞兽老态龙钟。

方法三：辨工艺

修胎不十分规整

嘉靖时期瓷器制作细致程度大不如前朝，除少量小件器物仍保持着前朝的精细程度以外，大件器物多制作粗糙，时有夹扁现象；嘉靖时期瓷器修胎不十分规整，琢器类器物（瓶罐类立件器物称为琢器），由于当时是分段拉坯成型，加上此时工艺较粗糙，腹部可见明显接胎痕；底足处理不规整，大件器物可见粘砂现象；圈足较浅，盘碗类器物底足足墙较窄，微向内收拢；露胎处常见橙色红色火石红现象。

方法四：辨款识

嘉靖款只有楷书款，不见篆书款

明代嘉靖年间官窑瓷器款，只有楷书款，不见篆书款。可分为青花款、矾红款、暗刻款及刻字涂金款等，但以青花款最为多见。以青花书写的纪念款，以“大明嘉靖年制”、“大明嘉靖年造”、“嘉靖年制”为主。其特点是字体瘦长，笔画较粗，刚劲中藏秀逸。款字中“靖”字的特点最鲜明，即其左边的“立”位置较高，有的已位于右边的“月”字之上。落款位置和排列方式较复杂。位置已发现的有外底、内底、口沿、颈、肩、腹等处，但以外底落款最为多见，六字或四字分双行排列于外底中心，外加双线圆圈或双方框，也有无边栏的。砂底器仅于写款处盖釉。四字款中亦有个别仿照钱文按“上下右左”顺序作十字形排列的；另见有在器物外底按顺时针排列的“大明嘉靖年造”无边栏六字款，属于罕见的年款。高足杯上的款识多为六字青花款，有的书于内底，做六字双行排列；有的书于足内沿，做顺时针环绕。大件器物中，大盘于口边自右向左横书六字年款，围以扁框；大缸则于外口沿自右向左横书六字年款，无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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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积重量每件物品的体积不得超过40×50×60厘米，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如体积重量超限，需额外加收费用。

温馨提示：《藏品甄选参考标准》

1、品相卖相

2、文化、历史意义

3、物品是否到代

4、稀有度

5、市场热度

6、材质价值

7、非法律明令禁止文物、奇珍等

因为嘉靖帝崇尚道教，所以瓷器上大量出现了云鹤、八卦等道教图案，纹饰纤细，人物修长，圆器足脊内敛，有的几乎能以手指勾起，器底出现了“松柏草堂’’、“赵府制用”等堂名款。

而隆庆青花瓷器用料精纯，色泽艳丽，纹饰多用奇数三编组，如器内心的三凤三螭与器外壁的三组垂枝花鸟等十分流行。

万历青花瓷纹饰较为粗率，盛行锦地开光图案，官、民窑器中常绘独特的硕果，釉面肥厚，呈乳白与青白两种色泽，器身常有漏釉和窑裂，口沿多有破泡。圆器底面有的向上拱起，呈凸心状撇口碗的口沿在向外延伸后又略微向内收拢，如同盖碗口沿。其青花色调浓重与浅淡者兼而有之。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法华又称珐华，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晋南一带盛行的具有特殊装饰效果与独特民族风格的日用器皿。法华器的胎与琉璃器完全一样，釉的配方也和琉璃器大体相同，只是助熔剂有差异：硫璃以铅作助熔剂，而法华所用的助熔剂是牙硝。《南窑笔记》说：“法蓝、法翠……本朝有陶司马驻昌南，传此二色，云出自山东琉璃窑也。其制用涩胎上色，复入窑烧成者。用石末、铜花、牙硝为法翠，加入青料为法蓝。”这里的法蓝、法翠很可能就是指法华的蓝色和孔雀绿色。在古代华和花是一个字。为什么在色彩上要加一个法字，它的最早记载见于何时，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法华的装饰方法，是“采用彩绘中的立粉技术，在陶胎表面上用特别带管的泥浆袋，勾勒成凸线的纹饰轮廓，然后分别以黄、绿、紫釉料，填出底子和花纹色彩，入窑烧成”（高寿田：《山西琉璃》，《文物》1962年4、5期）。山西所制的法华器，一般都是小件的花瓶、香炉、动物之类。景德镇在嘉靖前后也仿制法华器，但它和山西法华不同。首先是景德镇用瓷胎而山西法华用陶胎，因而烧成的温度就不一样。景德镇的器物有饰以花鸟、人物的瓶、罐、钵等。在器物的底色上，琉璃一般是黄、绿二色，但法华则以紫或孔雀绿为主，缀以黄、白、孔雀蓝的花纹，就更能突出艺术效果。

德化窑的白瓷在宋代已有生产，但成为全国制瓷业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品种，是在明代开始的。万历十四年（1612年）刊刻的《泉州府志》说：“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关于德化的古代窑址，福建省博物馆于1976年再次调查，据现有资料，明代的窑址计十八处：在浔中公社的有祖龙宫、屈斗宫、岭兜、后窑、西门头、大草铺、后所；在三班公社的有内坂、新乾寨、窑垅山、桐岭、旧窑、新窑、啤坝窑；在刈坑公社的有石坊、双溪口、苏田；在上涌公社的有许坑林等。

明代德化白瓷有其独特的风格，它不仅与唐宋时期其他地区的白瓷不同，而且与景德镇同时期的白瓷也不一样。它有如下的特点：

（一）瓷胎细密，透光度极其良好，为唐宋其它地区白瓷所不及。唐宋北方白瓷，是用氧化铝含量较高的粘土烧制的，粘土内含助熔物质少，故器胎不够致密，透光度较差。而德化白瓷则用氧化硅含量较高的瓷土制成，瓷土内氧化钾含量高达6％，烧成后玻璃相较多，因而它的瓷胎致密，透光度好。

（二）就釉面来看，德化釉为纯白色，而北方唐宋时期的白瓷釉则泛淡黄色，元明时期景德镇的白瓷却白里微微泛青，与德化白瓷有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仅与原料的化学组成，特别是氧化铁、氧化钛的含量有关，也与烧成气氛的性质有关。北方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TiO2、Al2O3含量比较高，胎中的Fe2O3含量亦较高，烧成时采用氧化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黄的色调；景德镇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Fe2O3、TiO2、 Al203含量均较适中，烧成时采用还原气氛，故瓷器呈现白里泛青的色调；德化白瓷的特点是胎釉中的Fe2O3含量特别低，K2O含量特别高（周仁、李家治：《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烧成时采用中性气氛，所以德化白瓷就比唐宋北方白瓷和景德镇同期生产的白瓷釉色更纯净，从外观上看，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白”、“象牙白”之称。流传欧洲后，法国人又称为“鹅绒白”、“中国白”等等。

明代德化白瓷的品种，宋应星《天工开物》说：“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德化的瓷雕和供器，如一些仿古的尊、鼎和香炉等明代制作确实较多，但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的，而且从屈斗宫窑址的调查来看，除了传世多见的梅花杯外，更发现了“杯身呈八角形，器身外壁棱面印有八仙的八仙杯，这种轻巧玲珑的小杯胎薄，特别是腹部，能映见指影。在灯光或日光下显出肉红色。这与文献记载的‘以白中闪红者为贵’是一致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德化屈斗宫窑址的调查发现》，《文物》1965年第2期）。此外，如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在《闽山记》中提到的：“德化瓷萧笛，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这种瓷制乐器，目前尚有实物传世。

明代德化的瓷雕是颇负盛名的，一般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达摩的庄严，观音的温柔，寿星、罗汉之类的诙谐。

（二）能充分运用对比的手法，装饰性很强，如雕像的衣服多取迎风飘举之势，一举一动，对比强烈；面部刻划细腻，衣纹则深而洗练，主次分明。

德化瓷质地优异，它的佛像大都追求单纯的雕塑美和原材料的质地美，摒弃彩饰，因而有独特的风韵。这些瓷雕背部往往有小小的“何朝宗”、“林朝景”、“张素山”等印记，其中以“何朝宗”最为著名。上海博物馆所藏带有“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青花题字的白釉铺道瓶，是明德化窑稀有的记年器。

明代外销瓷的生产主要在福建，广东也有着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就整个制瓷业来说，代表明代水平的是全国制瓷业中心江西景德镇。

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销路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从品种和质量来说，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瓷器生产的主流。明代釉上彩瓷的盛行，是我国陶工数千年实践的结果。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认识到某些天然矿物如铁矿石、赭石、瓷土等，可以作为赭红、黑、白等彩色，在陶器表面绘成各种图案花纹，这就是著名的彩陶。汉代盛行的铅釉，是以铜和铁为着色元素制成的低温釉。到唐代，又进一步利用某些含钴、铁、锰的矿物在铅釉中的着色作用，从而制成了具有蓝、黄、绿、白等多种色调的唐三彩。宋代，我国北方磁州窑，采用毛笔蘸彩料，在已烧成的瓷器釉面上描绘简单的花纹，然后置于800℃左右的炉子中加以烧制，使彩料烧结在釉面上，这种彩称“宋红绿彩”。上述这些工艺上的发明，大部分首创于北方，后来陆续传入景德镇。景德镇的工匠们吸收了这些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在明清两代，他们对釉上彩的配方作了重要的改革。釉上彩是在低温色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低温色釉的化学组成属于PbO—SiO2二元系统。而釉上彩的化学组成则属于PbO—SiO2—K2O三元系统。这是人们为了适应工艺上的需要，又在上述二元系统的组成中以硝的形式引入了K2O的缘故。此外人们还将釉上彩和当时已经比较成熟的釉下彩结合起来，创造成功了别具一格的斗彩。以成化斗彩为代表的彩瓷，是我国制瓷史上的空前杰作；永乐、宣德时期的铜红釉和其他单色釉的烧制成功，则表明了当时景德镇制瓷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明代景德镇成为瓷都，在元代已经打下了基础。元代青花、釉里红新品种的烧制成功，以钴为着色剂的霁蓝和铜红高温单色釉的出现，以及描金装饰手法的运用，都为明代彩瓷和单色釉的辉煌成就创造了技术条件。但是，景德镇在元代的全国制瓷业中，还不能居于盟主的地位，因为当时的龙泉。磁州和钧窑等各大窑场仍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入明以后，情况就有显著的变化。景德镇以外的各大窑场都日趋衰落。首先是钧窑系的各种产品全部停止生产。龙泉青釉瓷器虽在明初仍继续大量烧造，但它已无法和景德镇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以及多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相匹敌，所以在明中期以后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器虽然仍为民间所喜爱，但是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相比较，在胎、釉和制作工艺上都望尘莫及，最后亦归于没落。随着各大窑场的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自然会向瓷业发达的景德镇集中，形成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局面。

优越的自然条件，是使景德镇能成为瓷业中心的一个重要因素。景德镇位于昌江与其支流西河、东河的汇合处，四面环山。明代，浮梁县境内的麻仓山、湖田及附近的余干、婺源等地，都蕴藏着丰富的制瓷原料。浮梁和附近地区，怀玉山脉绵亘起伏其间，山区多产松柴，可经昌江及其支流航运到景德镇，为烧窑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当时的民窑很多设于昌江及其支流沿岸，河水不仅可供淘洗瓷土，而且可以设置水碓，利用水力粉碎瓷土。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熟的技术条件，在国内外市场需要的刺激下，明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元代的基础上突飞猛进，它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且还担负了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制作，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